马克思哲学原理心得体会
上了几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课，在老师深入浅出、绘声绘色的讲解下，马克思主义这个既神圣又有些抽象的名词渐渐在我的脑海里清晰起来，对马克思主义也有了更深一层的体会。
纵观历史，横看世界，不论有多少纷纭繁杂的学说理论，马克思主义无疑是迄今为止最科学、最严整、最有生命力的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使人类真正从蒙昧中睁开眼睛，推动人类意识实现了大觉醒，引导人类社会发生了大变革。
马克思的名字始终和工人阶级的事业紧紧相连，马克思主义始终是共产党人的伟大旗帜。
马克思主义的晨曦照在古老的东方，给黑暗的中国带来光明，使中国工人阶级由自在走向自为，中国人民的精神从被动转为主动。
它一经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便诞生了中国共产党。
日出东方，开天辟地，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
马克思主义的耀眼光辉和巨大威力，使越来越多的人崇敬马克思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
由此也就产生了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主要有两种态度：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是教条主义的。
态度不同，结果大不同。
马克思是怎样对待自己创立的理论的呢
他在自己理论活动的初期就申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
”他十分厌恶对他的理论的“奴隶式的盲目崇拜”和“简单模仿”。
他终生站在工人阶级争取解放的最前线，但从不对自己不熟悉的斗争指手划脚。
在巴黎公社存在的日子里，尽管他对公社的事业十分关注，倾注了最大的热情，但他始终认为，身居伦敦，对巴黎事件的直接参加者发号施令是根本不行的。
他终生注视着世界历史发展的新情况，根据科学和实践的发展不断补充和完善自己的理论。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马克思最先树起了反对教条主义的旗帜。
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位创立者恩格斯，同样是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典范。
他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
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 《共产党宣言》发表24年后，马克思、恩格斯在为《宣言》德文版序言中说：由于时代的变迁和实践的发展，《宣言》中的一些观点、一些论述“是不完全的”，有的“已经过时了”；如果可以重写，“许多方面都会有不同写法”。
恩格斯撰写的《反社林论》——这部被马克思誉为他和恩格斯理论的“百科全书”——发表八年后，恩格斯在新版序言中说，本书有许多地方是应该修改的，例如“关于理论自然科学的那部分，这里叙述得极其笨拙，有些地方现在本来可以表达得更清楚些。
更明确些。
……我理应在这里作自我批评。
” 恩格斯满怀信心寄希望于未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很可能我们还差不多处在人类历史的开端，而将来去纠正我们的错误的后代，大概比我们有可能经常以十分轻蔑的态度纠正其认识错误的前代要多得多。
” 列宁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也许可以用列宁的两句话做出概括：“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
从这种态度出发，列宁提出了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发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同时在几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的理论已经不适合“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新的历史条件，从而得出社会主义革命在单独一个国家内可能首先取得胜利的结论，并成功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从这种态度出发，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府实现了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的关键性转变，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
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人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
的理论和实践活动，表明了我们党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一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二是必须把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
正是同志领导全党同曾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进行了坚决斗争，在危难中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
正是以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成功地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并在我们这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成功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在这种坚持和结合中形成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中，蕴含着极其生动、极其丰富的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宝贵精神财富。
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新道路的同志，为全党树立了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榜样。
同志反复强调，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空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
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
如果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他以马克思主义的非凡勇气和政治胆略，领导和支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冲破了个人崇拜和“两个凡是”的束缚，拨乱反正，全面改革。
使我们党和国家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
他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不懈探索，深入思考，将全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水平，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马克思主义引导时代前进又随着时代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历史。
从这部历史中，我们可以获得这样的认识：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始终严格的以客观事实为依据。
而社会生活总是在不断的变动中，这种变动的剧烈程度近一百多年来，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
因此，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
孤立地、静止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生动的现实生活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就没有出路。
马克思主义是客观真理，它为认识和发展真理开辟了正确的道路，提供了科学的方法。
它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它是一座思想高峰，同时又是我们向新的高峰攀登的阶梯。
马克思主义具有较强的实践性。
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源泉是实践，发展的根据是实践，检验的标准也是实践。
正因为深深植根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实践，马克思主义才枝繁叶茂、大树参天。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但必须与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只有结合，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巨大威力才能得以发挥；只有结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才能真正坚持和巩固。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具体结论，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我们着重学习的是基本原理和方法，不是终极结论；掌握的是完整体系，不是只言片语；运用的是立场、观点、方法，不是个别观点。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着的理论，是一个开放的体系。
它总是把握客观情况的变化，总结人民群众的新鲜经验，吸取当代科学文化的最新成果，不断丰富自己，发展自己。
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这是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的真正内涵。
一句话，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
用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核心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引导社会前进的强大动力，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一种思想方法，是一条认识路线，是一个历史过程，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内涵。
只要实践在发展，只要社会在进步，只要人类的历史还没有结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永无止境。
当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是要在党的基本理论的指导下，一切从实际出发，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用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根本一条就是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
不能用本本去支配实践，而要用实践去发展本本。
用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尊重广大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面向和服务于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是成就科学理论的根本道路。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一定要尊重广大民群众的首创精神，着眼于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马克思主义是最讲科学精神、创新精神的，坚持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创新精神。
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实践中的不断创新。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每一次重大突破，社会主义实践的每一次历史性飞跃，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进行理论创新的结果。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先进性，不仅表现在其时代性上，而且表现在其人民性上。
马克思指出：“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
与有史以来的任何哲学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把改变社会和人民的解放作为自己的任务和目的。
忘掉或者抽掉人民、人民的利益，就会抛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
人民的利益不是一个标签，不是一个抽象的问题，而是最现实、最生动、最感性的东西。
只有真正地忠实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才能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共产党是如何总结历史经验，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
通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学习，我从中学到了很多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潜移默化地扩大了视野，加深了思想的深度。
在老师的教导下，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处理生活实践中的问题，给我带来了深远意义。
在看待各种现象和问题时，学着去理性思考，并通过现象看到本质，让我了解到事物客观真实的一面。
因此，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观这些原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是我应该遵循的原则。
我觉得上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后，收获挺大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课让我更深刻了解了马克思主义是如何形成的，而且更进一步体会到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我个人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对我们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方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课让我受益匪浅。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在与时俱进的今天为大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有着重要的作用。
同时，马克思主义还教会我们思考问题，思考生活的方式，在大学生的发展过程中也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
[i]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思想渗透在生活的每一件事上。
理解马克思主义，不仅有利于我们用科学的方法认识事物，认清事实本质，更可以提高我们的逻辑能力、分析能力以及思辩能力。
且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是我们学好其他学科知识，认清当今形势和理解各项政策制定的基础。
2 老师们在教授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时，深入浅出，语言幽默，并联系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加以阐述，这种讲课方式使我们能够更加透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精神，并学会了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现实进行分析。
虽然从初中政治就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了，但却一直认为它只是一门离现实比较遥远的科目，而且认为很少能在实际生活中得以运用。
但是在大学中系统学习了这门课后，发现生活中的很多现象都能体现出其中的原理。
感谢老师的认真讲解。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对与大学生确立人生理想，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矛盾的观点，联系的、发展的理论以及实事求是的相关方法论在现实学习、生活中给予指导，有助于实践活动的开展。
大学生作为社会未来建设者要具备较高的综合素质，把德育放在重要的位置。
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助于增强思想道德水平及理论水平，从而更好的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3通过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我们更清楚地认识了社会主义本质，更加坚定了为社会主义奋斗的信念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思想的科学体系。
它的内容涵盖了社会性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历史和人类社会性发展中国家与自然界的关系等诸多领域和各个方面，是极深刻和丰富的。
马克思主义留给我们的大量文献典籍，它涉及的众多学科门类所形成的知识海洋，不公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即使在今天也无愧地称得上是博大精深。
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学说的体系。
当作为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是从广义上理解马克思主义。
它既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也包括经列宁对基继承和发展中国家，推进到新的阶段，并由，，江泽民等为主要代表和中国共产党将其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中国家了的马克思主义，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任何一种科学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
同样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中国家也有其深刻的经济社会根源，思想渊源和实践基础。
1，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的产物；2，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实践和对人类文明成果的继承与创新；3，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不断发展。
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就要从平常中努力做到以下几点，才能更好的理解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 一、在理论与实际结合中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 学习马克思主义必须坚持正确的学习原则和方法，理论联系实际，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也是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
第一，理论联系实际要求我们要认真读书，切实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立场、观点和方法，这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必要前提。
第二，坚持和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
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要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
理论联系实际要求我们要联系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去认识、分析和解决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所面临的许许多多的问题。
第三，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
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
教条主义从本本出发，把个别的观点和结论当作万古不变的教条。
实用主义的方法，从自己的主观需要出发，把严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分割成互不相关的只言片语，然后根据主观需要决定取舍，生搬硬套地强加到实际上面去，这样既违背了科学理论，也歪曲了客观实际。
这两种态度和方法，都背离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是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必须防止和反对的。
总之，在理论联系实际的过程中，逐步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和解决问题本领。
4 二、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的指南 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则，学习的目地全在于运用。
所以，我们大学生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的指南。
第一，在思想上要自觉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树立和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理想是人生观不断进取的精神支柱和动力。
历史上的胜利与成功。
永远属于具有崇高理想、坚定信念的人们。
中国青年运动80多年和生动实践告诉我们，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中国青年，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人民紧密结合，为祖国奉献青春期，才能有大作为。
现在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当代中国的大学生也应该以此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和神圣的职责，这是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具体体现。
第二，不断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自觉地辨明和抵制各种不良思想文化的影响。
实际上，客观地正视思想文化、价值趋向多样化的现实情况，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书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马克思主义作为青年学生装的行动指南，坚持提倡先进文化、先进思想道德的必要性和很需要性。
因为只有统一的代表团先进事迹文化教育前进方向盘的思想感情来凝聚人心，才能使人明荣知耻，民挥其“导向”作用。
胡锦涛指出，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性里，要引导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
“八荣八耻”——这看起来简单朴实的字眼，却是马克思主义旗帜鲜明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体现，是优秀民族文化精髓的凝练。
第三，不断增强服务社会的本领，自觉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
马克思主义的我们认识世界的理论武器，更是我们改造客观世界观和主观世界观的行动指南。
大学生要自觉的将个人的成长与社会性发展中国家融个起来，增强为祖国统一和为人民服务台的责任感，努力学习班，提高警惕本领 。
早在1939年，就说过，我们队伍 里边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
本领恐慌实际上是一种忧患意识、使命精神和内驱动力。
改革开放前后的变化
首先，理论是在、思想僵化的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在高举解放思想，实事求事的大旗，在党内恢复和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情况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没有和思想僵化斗争的胜利，理论就不可能形成和发展 第二，理论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每一个问题的论述，都是解放思想、实事求事思想路线的鲜明体现。
诸如我国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问题、改革开放问题、社会主义本质问题、问题、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问题、“一国两制”实现祖国和平统一问题等等，无一不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伟大成果和光辉体现。
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些问题就不可能提出和解决。
第三，理论是从实践中来，总结我国和其他建设实践经验，又回到实践中去，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的理论。
改革开放的思想，最初从农民群众的实践经验中总结出来，在农村中推广，并在农村改革实践中丰富和发展。
然后，推广到城市，在城市改革实践中检验和发展而逐步完善起来，并且还要在今后的实践中不断发展。
第四，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内涵作了精辟地、完整的阐述和概括，他说：“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
总之，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所取得的理论和实践的重大成果。
都离不开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思想路线的坚持。
离开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的新局面的出现，也就不可能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其实改革开放说起来应该很简单，如果当初按既定的方向和道路走得好好的，我们为什么偏要改弦易辙，“摸着石头过河”
必定是认清了“此路不通”，才痛下决心，另谋出路。
事实也正是这样。
对于当时的普通老百姓来说，他们吃不饱、穿不暖，连肥皂、火柴、灯油都要凭票限量供应，所谓“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不是丑化和恫吓，而是一种无日无之的生存体验和沉重压力；而对于具有国际视野的等中央领导人，更有与周边国家发展速度相比较而产生的紧迫感。
正是这种种内外因素，促成了，达成了“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的基本共识，最终促使我们在实现现代化的路径上选择了市场取向。
《论十大关系》或者《论联合政府》的读书笔记、读后感 三千字以上 最好是原创的 不要那些网上 全一样的
1956年mzd发表了著名论十大关系》的讲话。
在讲，mzd联的经验为鉴戒，总结了的经验，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提出要调动国内外一切直接和间接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
以此为起点，开始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最初有益的探索。
《论十大关系》涉及我国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等各方面，本文主要从mzd探索有别于苏联的经济模式这一方面谈一点心得体会。
众所周知，建国初期，因为国内国外、主观客观等一系列因素，我们学习和模仿苏联的经济模式来搞我国建设。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学习与模仿带有一定的必然性，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唯一的选择。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是二、三十年代苏联实行“一五”“二五”计划中逐步形成的，是在国际形势日益恶化，新的世界大战日益逼近，严重威胁社会主义苏联的生存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是斯大林在十月革命后有限的实践经验和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主要来自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关设想的基础上形成的。
它的主要特点是： 1、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实行了以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存为前提，以重工业包括国防工业优先发展为核心的高速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 2、在经济制度上，消灭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并实行与之相适应的单一的按劳分配制度； 3、在经济管理体制上，实行由国家行政手段调节的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并在运行机制上排斥商品生产和市场机制。
这一模式在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和二战中曾显示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在1940年初步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用10年左右时间，跑完了欧美先进工业国家100年的工业化路程，并在50年代初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工业强国。
这更增强了对我国的吸引力。
因而我国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化三改”过程中引进了苏联的经济模式。
1956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我国的经济体制也基本形成了，它明显带有苏联经济模式的影响。
社会主义改造实现的目标与苏联相同即建立高度集中统一的以行政调节为主的计划经济体制。
主要体现在：国民经济只剩下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分为全民和集体所有制两个层次；取消市场，实行粮棉等重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以行政手段干预经济生活；分配领域中实行低消费，高积累并趋于平均主义。
但是mzd从来就不是个教条主义者，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他始终认为苏联的建设是先例可循，但不能照搬苏联经验，应该从中国实际出发。
证实mzd这种态度的最好实例，就是中国走了条和平的而有别于苏联的镇压和剥夺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突破苏联经济模式的思想就愈来愈明显。
《论十大关系》就是这一思考的重要成果。
mzd曾说过：“建国后，前8年照抄外国经验，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应中国的路线，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
他还说“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作比较。
除了苏联办法以外，是否可以找到别的办法比苏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
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总结批判充分暴露了苏联模式的弊端。
mzd“以苏为鉴”的思想更加明确了，如何避免苏联走过的弯路和如何突破苏联模式的问题便提上了议程。
在《论十大关系》中mzd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们还想走
”提醒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中要引以为戒。
促使我国必须突破苏联模式更强烈的动因，则是仿效苏联给自己带来的诸多问题。
我国采用苏联经济模式在“一五”计划期间对有效地集中财力、物力和人力进行重点项目建设，对发展国民经济实行计划管理，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保证市场稳定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曾起到积极的作用。
但是“一五”后期，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和经济建设规模的迅速扩大，这种模式的弊端就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
体现在：1、所有制结构过于单一，难以适应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多层次状况，在一定程度上拖了生产力发展的后腿；2、在经济管理工作中，中央集中过多，国家统的过死，压抑和限制了地方企业的积极性和机动性；3、在经济运行中忽视商品生产和市场的调节作用，既影响了流通又影响了生产；4、在分配上存在着重积累轻消费的现象，影响了劳动者的积极性。
这些都影响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
说明苏联模式已不能适应包括苏联自身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于是在《论十大关系》中，mzd从中国实际出发，深入调查研究，提出了有别于苏联的具有自己特点的中国经济模式。
主要有： 1、在工业化道路上，不是以重工业挤轻工业和农业，而是农、轻、重协调发展。
苏联工业化道路是以重压轻，以重挤轻，用剥夺农民的办法，通过工业品和农副产品的剪刀差实现高积累来发展农业，结果造成重工业的片面发展和农业、轻工业的落后。
中国“一五”计划直接受苏联影响，对农业和轻工业重视不足。
mzd对这种情况深为忧虑，及时纠正了这种错误认识，指出必须用多发展些农业、轻工业的办法来促进重工业的发展。
他从中国是个农业大国的国情出发，强调“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并把这提高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高度来认识。
mzd指出：“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
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
但是同时必须充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
”mzd提出的这种与苏联不同的实现工业化的道路的具体途径，使50年代中期我国在农轻重比例关系上处理得比较好。
2、在分配上，提出必须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
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一条中，mzd指出：“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人和工厂，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
”在国家和职工的关系上，他指出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既要不断地保证增加国家的积累，满足扩大再生产的需要，又要使劳动者的收入每年有所提高。
在国家和农民的关系上，他鉴于苏联推行义务交售制把农民挖得很苦，严重挫伤农民积极性的做法，主张要“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在工农业产品交换中，要“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在合作社的收入中，国家拿多少，合作社拿多少，农民拿多少以及怎样拿法，都要规定适当。
”这对于纠正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重积累轻消费的倾向，改善人民生活特别是农民生活具有重大意义。
3、在经济管理体制上，反对中央集权过多，主张给地方和企业以适当的权力。
苏联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
mzd对此是不赞成的，他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指出“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
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
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
”但mzd认为既要反对片面强调高度集中统一的倾向，又要反对那种不服从统一指挥而搞绝对独立的无政府主义倾向。
值得一提的是，mzd还认识到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管理方面的有益经验可供借鉴，“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很注意的。
它们的制度和我们的制度根本不同，但是它们发展的经验，还是值得我们研究。
”这里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注意解决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过程中，mzd已敏锐地察觉到不应该把企业看作国家机关的附属物，应适当扩大企业的权力。
掌握一定的自主性。
在《论十大关系》讲话后不久，他就提出允许企业成为“公开合法的半独立王国”。
这里mzd实际上已经提出了经营权和所有权相分离的重要思想，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此外，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的论述中，还朦胧地认识到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过于单一，计划经济的统购包销政策的一些负面效应，影响了生产力的充分发挥，而且给人民生活带来许多不便，开始对我国的所有制结构与经济运行机制有了一些反思。
不久，mzd就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经济占优势的情况下，从当时我国生产力水平低，经济比较落后这个客观事实出发，利用个体经济和某些资本主义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补充，搞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以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必要性，并称之为“新经济政策”。
这是他企图突破苏联单一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固定模式的一次可贵尝试。
在同年召开的党的八大会议上，cy等同志还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即国有经营为主体，个体经营为补充；计划生产为主体，个体生产为补充；国家市场为主体，自由市场为补充。
对市场的作用有进一步认识。
在《论十大关系》中，mzd还指出要鼓励沿海工业的发展以促进内地工业的发展，加速经济建设以支持国防建设。
以上这些思想尽管总体上还未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认识上也有局限性，但它们实际上已经明确或模糊地提出了中国自己的经济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已开始突破苏联经济模式，显露了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一束可贵的思想火花。
令人遗憾的是，mzd在实践中没有把这些有益的探索和突破贯彻下去和进一步深入，在“大跃进”及“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重新陷入过去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并且日益僵化。
mzd探索有别于苏联的经济模式是在50年代初中期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当时对建设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认识不可能象今天这样充分和深刻，因而这种探索难免带有很大的局限性，也难免有失误。
我们不应过分苛求一位探索者，因为探索真理终究比占有真理更可贵。
无论如何，mzd毕竟迈出了探索的第一步，不论是经验还是教训，都已成为一笔宝贵的思想财富，为今天新时期的经济体制改革作了一定的准备。
可以说，我们今天经济建设的成就是站在mzd这个历史巨人的肩膀上所取得的。
我们不能忘记mzd的艰辛探索，我们不能割断历史。
请高人指点历史 历史
《历史草案》的三--十三个问题都是分析九一八事变后至遵义会议前这一时期的路线错误。
在这里，毛主席列举了反映这一时期路线错误的30多个中央文件和中央负责人的文章、讲话，包括前述他所专门批判过的那9个文件。
关于这条路线的主要负责人原来只写了博古同志，后来修改时加上了王明的名字，改为王明同志与博古同志。
毛主席认为，王明同志与博古同志领导的这条路线是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各方面都犯了严重原则错误的，集各方面错误之大成，它是形态最完备的一条错误路线。
这些都发挥了他在9月会议上的讲话和《驳第三次左倾路线》长文中的观点。
在作了这个总的评论之后，毛主席便逐一地对这条错误路线的具体内容、表现特点和形成根源进行了阐述。
（一）在思想形态方面，毛主席认为左倾路线犯了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的错误，按其性质来说，它在认识论上是主观主义的，在方法论上是形式主义的。
说王明、博古路线的认识是主观主义的，毛主席认为，就在于他们不懂得唯物论，只从主观愿望出发，不从不断变化的客观实际出发，完全不作科学的调查研究工作，提倡教条主义或本本主义，把马、恩、列、斯的话一字一句的装进党的指导文件里去，不知道马克思主义只能是研究客观实际的向导与行动的指南，绝对不应该断章取义的乱搬与硬嵌；他们还机械地搬运苏联的经验，而不知道对于苏联及任何外国的经验只应该活用它，而绝对不应该死用它；他们还否认中国苏区有马克思主义存在，说山上没有马克思主义，那里的革命运动只是一群狭隘经验论者所干的盲目的活动。
他们的主观主义达到了极点。
说王明、博古路线的方法是形式主义的，毛主席指出；片面的、孤立的看问题，把客观现实的一片面加以主观的夸张，迷惑于事务的表面现象而抛弃其本质，割断历史，这就是他们的方法论。
这表现在观察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观察各个帝国主义国家及国内各个地主资本阶层与中国革命人民之间的关系、观察国民党的情况、观察党与红军的力量和观察干部等等时，所采取的方法都是反辩证法的，反历史主义的，片面的，表面的，形式的，绝对的，独断的。
他们的形式主义方法发展到了极点。
毛主席还指出，王明、博古路线把反唯物论的主观主义与反辩证法的形式主义相结合，不是客观地全面地看问题，而是主观地片面地看问题，根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唯物论，这就是他们思想领导的全部。
当然，说他们反对辩证唯物论，不是说在字面上、口头上，而是说在实质上、在工作上，他们是和辩证唯物论的观点背道而驰的。
毛主席说：他们的唯一本领是引证马、恩、列、斯，作得出夸夸其谈的长篇大论，写得出成堆的决议指示，其实连半点马、恩、列、斯也没有嗅到。
这种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的思想形态，是比较陈独秀、李立三两个错误时期还要更加发展的，其流毒也最广泛，甚至现在在党内也没有肃清。
毛主席还对产生这种错误思想的社会根源、政治根源、国际根源和代表人物的主观根源进行了分析。
《历史草案》指出：左倾错误的社会根源，主要的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反映。
中国极其广大的生活痛苦的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存在，是我们党内右的，而特别是'左'的错误思想的来源。
左倾错误的政治根源，一是大革命失败后党内外群众不甘心失败与痛恨反革命的激愤情绪所使然；二是党内理论水平的异常薄弱，使得打着反对立三路线和拥护国际路线两面旗帜的欺人者得售其奸。
左倾错误的国际根源，是把理论与实践互相脱节的教条主义或本本主义的德波林学派的唯心论，在中国谬种流传，至今还未铲除干净。
就左倾错误的代表人物而言，则在于他们自以为是、自命不凡、个人突出的个人英雄主义，不能正确处理个人与党、与阶级、与其他干部的关系。
毛主席指出认清这些根源，对于我党肃清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的残余，对于克服机会主义与宗派主义的错误，是必要的与重要的条件。
（二）在政治形态方面，毛主席认为，从九一八事变至遵义会议这一时期的中央领导犯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
这表现在对形势的估计上，否认日本军队的入侵对于中国社会各阶级政治态度会产生影响，继续强调一切地主资本阶层及其各党派一概是反革命的，同时又夸大工人与农民已经革命化，不满10万的红军比较一切帝国主义在华武装力量及200万以上的国民党军队民团的总数还占优势等等；主张在上海进行中国的十月革命与建立上海苏维埃，否认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配合，打倒一切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派别，强调红军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决战；在对中国的许多根本问题解决上，混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否认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与长期性，以及对于革命转变问题和革命战争与革命根据地的错误了解等等。
所有这些，不但是立三路线的复活，而且发展了它。
三）在军事形态方面，毛主席认为，王明、博古路线否认红军的游击性，不适当地提倡所谓红军的正规化，在1931年至1933年是打大城市的军事冒险主义，到1934年第一次反围剿转到军事保守主义，实行短促突击的军事防御路线和拼命主义，在1934年秋以后的长征中则转到完全的逃跑主义。
（四）在组织形态方面，毛主席认为左倾路线表现了极端恶劣的宗派主义。
这首先表现在1931年5月间由未经任何法定机关选举，而仅依两个政治局委员指派临时中央的领导人，在临时中央人选的委任上，故意地压抑刘少奇同志（他是很好的与很老的群众领袖，又是政治局委员），而提拔了两个新党员（博古、洛甫），来掌握全党最高实权的怪事；在1933年2月临时中央迁往苏区后，打击了在白区和苏区的差不多一切的上层、中层老干部，以及多少提出了不同意见的其他干部，彻底执行了钦差大臣制度；实行肃反中的逼供信政策，把许多苏区的党与非党的好同志诬陷为反革命加以逮捕或杀害；在长征前夜，故意与恶意地拒绝与丢弃瞿秋白、何叔衡、毛泽覃等同志；至于把中央领导变为三人团，变为外国顾问一人专政，剥夺政治局委员与闻军国大计的权利，甚至根本停止政治局的工作，则是宗派主义在最高领导机关中发展到了极点的时候。
达到这样恶劣的组织政策与干部政策，是任何过去犯路线错误的时期所没有见过的。
毛主席在论列了王明、博古路线的具体表现之后，还分析了这条路线的主要特点。
在毛主席看来，这条左倾路线的第一个特点是形态完备。
在思想形态上，在政治形态上，在军事形态上，在组织形态上，色色具备，无奇不有，超过陈独秀与李立三。
第二个特点是时间长久，延长了三年四个月之久，而陈独秀与李立三犯路线错误的时间则各只有半年；第三个特点是后果严重，白区党的组织力量（除了北方与文化界还保存一点极小的力量外），差不多损失了十分之十，在苏区与红军方面则损失了十分之九的力量，仅剩下陕北一个苏区和到达陕北的3万多红军及南方几个据点的几百名游击队员。
据此，毛主席指出，所以我们说，'左'倾路线是比之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与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形态更完备，时间更长久，结果更严重的一条机会主义的路线。
遵义会议后，博古积极支持洛甫、周恩来与的领导，在与张国焘的军阀主义与分裂主义作斗争中的表现尤为突出与具体，曾引起称赞：“博古是一位很有原则很有组织观念的人
”此后，关于长征的路线、作战，与到陕北扩大与建设根据地，博古与其他3位常委在主要问题上的意见都是一致的。
长征到达陕北以后，博古历任中华苏维埃西北办事处主任、中央粮食部部长、中央组织部部长等职，这是我听博古说的。
我说这些工作的性质各不相同，怎么做呢
他笑着说，做着学着吧。
在与周恩来率部参加直罗镇战役时，洛甫与博古率领中央机关驻在保安县，立即成立了以董必武为首的由张云逸、李维汉、郭洪涛、王首道组成的5人小组。
小组在博古领导下，经过甄别审查，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马文瑞等100多位领导干部解放，安定了西北党与军队的局势。
这是博古在团结革命力量，发挥积极因素，创建革命业绩方面的又一贡献。
博古经历了苏区肃反扩大化，对肃反是谨慎的。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与杨虎城将军在西安扣留蒋介石，进行兵谏，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反对日本侵略。
国民党亲日派国防部长何应钦调动大军围攻西安，国内大内战的危机燃到眉睫。
应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邀请，党中央先派周恩来为代表，后派博古与叶剑英组成中共代表团，博古为团长，赴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与民主人士商量，与蒋介石、宋子文、宋美龄等人谈判，要蒋介石停止“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主张。
在达成谈判协议后是博古向中央作总汇报的，张学良不与共产党代表商量，陪蒋介石回南京，被蒋介石扣留。
现在有些文章只写周恩来与叶剑英赴西安谈判，而不提博古，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我去西安参观张学良故居，见到有博古与张学良谈事的房间，有博古住过的房间的展览，历史不容抹杀。
到达陕北后，博古的政治思想是成熟了，建树多了，没犯大错，经常与中央保持一致，只在讨论是否援助西路军的问题上，他与和周恩来的意见不一致，他为维护的威信与团结，没有坚持支援。
而在张学良家居住最久的是搞情报与电台的刘鼎。
1937年2月，博古与扩大了的中共代表团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等同国民党领导人在西安、杭州、庐山等地举行了多次会谈。
周恩来赴山西与阎锡山会谈。
1937年8月下旬党的洛川会议之后，博古受党中央派出任中共中央驻南京代表，任务繁重。
首先，博古与叶剑英多次与蒋介石、康泽等人谈判。
最后，蒋介石不得不同意国共正式合作。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正式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又发表了蒋介石在庐山《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
至此，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形成，于是，博古代表中共在国共谈判达成的共同纲领上签字。
博古在南京期间，同时负责另一项重要工作是营救在国民党监狱中的革命同志，这期间被关押的陶铸、王鹤寿、钱瑛等大约1000多人，被营救出狱。
博古在南京的第三项重要工作，是重建与恢复被国民党反动派破坏的各地党的组织，如南京、上海、北京、湖南、湖北、江苏、四川、贵州、安徽、广东、广西、云南、浙江、江西、福建等十几个省市的党组织。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发展新党员近七万人。
博古在南京第四项重要工作是迅速向其他革命根据地与游击队传达国共合作的新形势，指示他们向适当地方集中，并正确与国民党有关方面进行谈判，力避被国民党吞并或削弱。
博古刚到南京，接到中央湘鄂赣省委与国民党武汉行营谈判的信件，报告经过谈判达成协议，湘鄂赣红军游击支队，以傅秋涛为司令，武汉行营派罗世忠来任副司令，另派副官主任1人，副官2人，军需主任1人。
这情况对革命是不利的，博古立即写信给湘鄂赣省委表示不同意，说我们的部队不准国民党派人参加，请他们在谈判中提高警惕。
博古并特别交待在原江西革命根据地坚持游击战的中央常委项英，我们与国民党谈判，负责人下山谈判，部队决不能下山，要靠山驻扎，占取有利地形，如有来犯者，坚决击退，不可犹豫；在谈判过程中，要努力扩大部队，筹集给养；谈判成功，部队给养得到政府供给以后，扩大部队的工作仍应继续。
这样，十几个根据地的党组织与红军和国民党当局谈判，没有受到损失。
1938年又组建了新四军。
在新四军组成之前，博古又向根据地提出没有我的亲笔信，不要下山，不要随便调动，避免国民党军突然袭击。
这样的事曾经发生过，好在损失不大。
至于陕甘宁边区问题的谈判，9月22日，洛甫、致电博古、叶剑英，指出我党《宣言》发表之后，谈判主要是发布共同纲领、解决边区问题和《解放》报在全国发行三事。
电报强调了边区问题谈判以林伯渠为边区行政长官、张国焘为副长官，不要国民党派人来任职；边区机构设厅不设处；区域须包括鄜县、洛川、淳化、枸邑、正宁、宁县、西峰、镇原、预旺、安边、清涧、河口、瓦窑堡、宜川在内；经费每月15万，另遣散费60万；边区还要设保安队，编制8500人；国民党不得干涉边区内部事务等。
据此，博古、叶剑英与国民党有关当局进行了多次谈判。
10月中旬，国民党虽然仍坚持任命反共首领丁惟汾为行政长官，林伯渠为副行政长官，但由于我方代表坚决反对，改为丁惟汾未到任前，由林伯渠代理；关于所辖区域、经费和保安队编制等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后，丁惟汾并未到任，林伯渠任边区政府主席。
博古在南京工作极端繁忙，废寝忘食，南京离他的故乡无锡约200公里，他不仅没有回家探望老母与长女，甚至根本没有与他们联系。
1937年11月29日，王明与康生等自苏联回来，事情就麻烦了。
王明飞抵延安的当晚，在欢迎会上，他开门见山地说：“我们是共产国际派回来的，是斯大林派回来的，目的是加强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
”接着，王明提出为与国民党谈判，要成立中共代表团赴武汉。
提出王明任团长，成员由王明挑选。
王明提出周恩来、博古、叶剑英。
提出成立长江局，领导长江流域与南方各省党的工作，周恩来为书记，委员有博古、项英、董必武。
12月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书记处由洛甫、、王明、陈云、康生组成，博古退出书记处，仍为政治局委员，另成立党的七次代表大会准备委员会，为主席，王明任书记。
王明在会上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的报告，具体提出“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军事上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打击日寇，包括游击战、伏击战、运动战、阵地战和配合国民党军队一起消灭日本侵略军”。
王明的讲话，得到许多人特别是军人的掌声，原因是王明是共产国际派来的。
这时115师在平型关伏击日寇，歼灭敌人1000多人，120师与129师各打过一个大胜仗，配合国民党军打忻口战役反映很好，军人打仗的劲大。
可是，认为八路军25000人，再这样拼下去，很快要消耗光，该上山发动群众，占领地盘，扩大军队。
会后，告诉周恩来，要他转告博古、洛甫等人，对王明的讲话，不要形成决议，在党内就不起必须执行的作用。
在这个重要关头，周恩来、洛甫、博古与是站在一起的。
12月21日晚，中共代表团与蒋介石举行一次正式谈判，蒋介石希望代表团常驻武汉。
回到住处，王明立即提出代表团与长江局合并，对外叫代表团，对内为长江局，王明任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
大家听后惊异不已，博古清醒地说：这样大的组织变动，应当向中央请示吧。
王明让周恩来写报告，并说“事出紧急，就这么定了，以后中央责备，由我承担。
”报告向中央发出了，但中央始终无批示。
王明在武汉做了许多右倾投降的事，擅自用党中央与的名义发布文件与稿件，违反中央指示，要周恩来、博古与他发表《保卫大武汉》，主张打阵地战，与敌人死拼，而不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
延安整风时说武汉的工作是轰轰烈烈又冷冷清清。
轰轰烈烈是指武汉的宣传鼓动工作，街头天天演戏、唱歌、演讲招收一万多青年去延安学习；冷冷清清是指武汉沦陷后，没有游击队打击敌人。
博古在1943年9月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曾检讨“前后两个时期路线是错误的”，后一个时期指的是武汉。
在武汉，王明犯路线错误，周恩来与博古受些影响，但在许多问题的处理上与王明的意见不一致。
在“七大”前与“七大”时不提高到路线高度不能过关。
“七大”时说博古犯的是教条主义路线错误，周恩来是经验主义路线错误，经验主义被教条主义俘虏，一起犯“左倾”路线错误。
“七大”选举中央委员44名，博古与周恩来认错好、改正好，仍当选，周恩来排名第23名，博古排第44名，“七大”中央委员名次的排列，是按得票数排的，党的领导人没有不犯错误的，但是认错、从部分认错到彻底认错与彻底改正的是少见的，博古因此特别被人尊重。
1938年9月-11月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长江局被撤销，王明调回延安任中央统战部部长。
1938年11月成立南方局，周恩来任书记。
1939年7月周恩来骑马过延河时右肘骨折，让中央医院院长、留法的肺科博士何穆作手术，效果不好，赴苏联治疗。
南方局书记由博古代理约一年，这期间许多省、市的党组织新建、扩大与整顿，成绩卓著。
1941年是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国民党反动派趁机于年初在皖南阴谋围歼新四军军部与华中局领导机关，又不准共产党在重庆的《新华日报》发表真实消息，周恩来只能题写“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16个毛笔大字在报上表示抗议。
而各抗日根据地又有违反党的政策与中央指示的言论，如另立中央等公开广播，舆论导向混乱。
王明甚至提出我党与日本侵略军妥协，先打国民党反动军，再打日本侵略军，像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
为此，博古提出延安需要有一份日报与一个强有力的通讯社。
经中央同意，停办中央的机关刊物《解放》，陆续停办中直机关的工人、青年、妇女等刊物，集中人力物力出版党报。
5月15日，为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关于出版〈解放日报〉和改进新华社工作的通知》发出，说：“五月十六日起，将延安《新中华报》与《今日新闻》合并，出版《解放日报》。
”《新中华报》与《今日新闻》14日停刊，《解放日报》仓促上马，15日试刊，16日党中央的日报破天荒正式出刊。
创刊号头题登载博古写的《苏援华态度坚定不变》。
《发刊词》由执笔，说：“本报之使命为何
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一语足以尽之”，“这是中国共产党的路线，也就是本报的使命。
”再次宣告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路线。
5月28日《解放日报》头版头题发表八路军在华北全线出击配合国民党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消息；中间加花边框刊登执笔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这个通知本是题为《揭破远东墨尼黑的阴谋》的党内通知；社论是博古执笔的《谣言与烟幕》，揭露日本造谣八路军不配合国民党军作战，与国民党传播日本的谣言，说：“造谣者为诱降，传谣者为投降，都想在共产党身上做文章，共产党竟成了他们传诗的红叶。
”“德国的海通社、美国的合众社、英国的路透社，为着各自的不同目的，将双方的情诗到处传播。
”“‘你们赶快结婚吧———好去发动太平洋战争’———这是德国的目的。
‘你们赶快结婚吧———好造成反共反苏反德的东方墨尼黑’———这就是英美的目的。
” 6月23日头题报道德国法西斯大举进犯苏联，博古撰写社论《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立即指出：“这种自掘坟墓的疯狂举动将永远埋葬掉法西斯制度。
”25日发表博古根据为党内起草的《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的决定》撰写的社论《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最早向世界提出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号召。
创刊伊始，博古即与密切合作，在使用党报上表现出高度政治水平与新闻艺术才能。
这种合作，是贯彻始终的。
1942年10月10日博古在新华社拿到被围在斯大林格勒的苏联红军突破德国法西斯侵略军的包围的消息，立即送参阅。
11日撰写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的评论送给博古：“请看看可否作社论用
”这是10月12日《解放日报》的社论。
这是全世界最早指出二次大战转折点的评论。
《解放日报》关于二次大战的宣传始终走在世界舆论的前面。
主管的、博古领导的《解放日报》从诞生起就受到广大干部与群众的热烈欢迎，并为大后方和国外所称赞、关注与惊奇，因为它的言论正确、领先，表达精彩。
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进行增强党性的改版，社论《致读者》是博古执笔的。
说：“要贯彻党的路线，反映群众情况，加强思想斗争，帮助全党工作的改进。
”版面改为：一版是边区与要闻；二版是国内；三版是国际；四版是副刊与专刊。
从此，报纸开始了反映人民大众的新时代新天地。
报纸对农业劳动模范吴满有、工业劳动模范赵占魁、359旅在南泥湾屯田及各行各业的模范人物都作了充分的报道。
党报的版面如此安排，也为解放区其他党报甚至建国后党报版面的安排，树立了榜样。
9月15日，给何凯丰（作者注：何凯丰为中宣部代部长）的信中说：“今天与博古谈了半天，报馆工作有进步，可以希望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
” 1942年9月，中央决定《解放日报》同时又是西北局的机关报以后，博古撰写社论《党与党报》，首次提出党报是“党的喉舌”。
1943年夏，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调动20多万大军阴谋进攻边区。
在准备反击的同时，中央决定先进行宣传反击战，7月8日头版用4号字全版发表朱德总司令致蒋介石、胡宗南等电，揭露国民党军调动情况，呼吁团结，反对内战。
报纸接连10多天，报道延安3万余军民集会反对内战，报道各根据地反对内战，准备反击的活动。
接连写了《中央“七·七”宣言在重庆被扣》、《质问国民党》、《中国政治黑暗、抗战不力，英美盟邦大不满意》的评论、社论与消息。
博古写了专论《在的旗帜下，为保卫中国共产党而战》与延安3万余军民集会的头题新闻。
报纸迅速、猛烈、密集的宣传弹，打得国民党反动派晕头转向，匆忙宣称“误会”、“别误会”，下令撤退进攻部队。
提“旗帜”博古是第一人。
1944年2月16日，博古执笔的社论《本报创刊一千期》说：“我们的重要经验，一言以蔽之，就是‘全党办报’四个字。
”并说：“办报是全党一件大事，是人民大众的一件大事，是治国的本领之一。
”从此，《解放日报》被认为是一份完全的党报了。
《解放日报》的成长走过弯路，这主要是由于没有经验，但改进的步子扎实，而且迅速。
10月11日，博古又写了《党报记者要注意些什么问题》的社论，提出“党报的记者是党的耳目喉舌”，为此“要用党的立场党的观点去分析问题”，“不仅反映现实，要指导现实”，“还要有记者的品质”，等等。
这些话在延安是黄莺第一声，现在重读也极耐人寻味。
1945年12月23日，博古又写了社论《从五个W说起》，这是讲解新闻写作的五个要素的经典著作。
博古在领导新华通讯社时，也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
对各根据地的分社进行了整顿，统一了全国各抗日根据地的新闻电讯广播，将具有全国性质的新闻发稿权集中于总社，统一全党对外宣传的口径。
在各大战略区相继建立了总分社，并加强了对分社的领导。
在通讯工作方面，特别抓住了通讯领导中薄弱的军队通讯网的建设。
同时要求各地党委加强对分社的领导，要求各分社来稿必须坚持新闻的真实性，防止虚假现象的产生。
1942年5月29日提出了建立英文广播部的意见，1944年8月8日正式开通了新华社英文广播，广播新闻、评论，还广播李季的长诗《王贵与李香香》，在国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1941年创刊到1945年组建总分社9个，分社40余个。
在博古领导下，党的新闻出版大军学马列、勤读书、钻研业务的好风尚在他以身作则的带动下逐步形成。
报社与新华社的干部，在建国后都在中央与省、市、区担任宣传与新闻战线与文艺战线的领导工作，穆青、吴冷西、李锐、郁文、赵守一、丁玲、舒群、陈学昭、林默涵、刘祖春、张谔、白朗、高阳文、黄操良、王揖、陈铁耕、廖盖隆等都是《解放日报》的记者与编辑。
博古是之外的又一个党的新闻事业的奠基人。
博古博学多才，精通俄文，擅长翻译，每天在繁重的工作之余，都挤出时间来做翻译工作。
他的重要译著有《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基本问题》（4册）、《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卡尔·马克思》（列宁著）、《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普列汉诺夫著）等。
他还改译与校对过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为配合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赶译列宁的《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
他对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有很深的研究，这些译著为传播马列主义，提高干部和群众的理论水平作出了很大贡献。
博古是党的大理论家、大秀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
至此，中国人民八年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宣告胜利结束。
此后，中国面临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斗争。
1月10日，在重庆召开了中国各党派政治协商会议，由于国民党蒋介石政府不愿意放弃独裁统治，因而不能接受政治协商会议所作出的各项决议，一场维护政协决议与反对政协决议的斗争，从政协会议闭幕后就激烈展开，中央决定博古担任政协宪草小组委员会中共委员。
1946年2月13日博古等人到达重庆。
因宪草审议小组讨论中存在一些重大原则性的分歧，王若飞、博古于4月8日乘飞机回延安向中央请示，在黑茶山遇难。
4月12日《解放日报》头版头题报道王若飞、博古、邓发、叶挺（次序排列根据中央唁电）等人遇难的消息，以后每天头版都有相关的报道。
14日中共中央向死难者家属发了唁电。
19日延安各界隆重举行追悼会，公祭博古等“四八”烈士，主祭人朱德、刘少奇，陪祭人林伯渠、贺龙、张云逸、蔡畅等，康生读祭文。
12时5分，套裹着红色毡呢的灵柩开始移出灵堂，一个拐脚的哑巴农民，突然在灵柩前伏倒，放声嚎哭，用手在地上写着：“我要纪念，共产党使我们翻了身
”这位农民叫张发义，是从二三十里外自动赶来的。
这是党中央在延安10年举行的第二个3万人的大会，这3万人有半数是从
为什么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在总结我们党执政55的历史经验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这是我们党几十年来探求救国救民之路和强国富民之路得出的必然结论，是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的科学真理，也是我们党在领导人民夺取政权、代表人民执掌政权过程中树立的坚定信念. 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的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代表着人类历史前进的方向。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也经历了一个逐渐中国化的过程。
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是一个完整的概念，又代表着两个相互联系又有所不同的发展阶段。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主要是说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唯一一条能救国救民的道路；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主要是说从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之前社会主义在中国所经历的曲折发展，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在中国所焕发的巨大活力充分表明，社会主义只有融入国情，不断改革完善，才能充满生机活力，中国才能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实现强国富民的百年梦想。
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加深认识。
第一，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是中国近代史上无可争议的历史事实。
以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经过几十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在1949年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使以社会主义救中国的愿望变为现实。
第二，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是新中国55年发展中取得的最宝贵的经验之一。
“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同志在社会主义曲折发展20多年后提出的。
同志领导全党坚决拨乱反正，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创造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完整理论体系，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在短短3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中国人民所掌握，在世界上创造出了中国式的发展奇迹。
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实践已经并将继续证明，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