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佛教的繁荣期艺术作品的特点有哪些
敦煌佛教的繁荣期艺术作品气势盛大。
下面略述十大特色。
（一）石窟建筑的中国特色 佛教石窟始兴自印度，辗转传到西域。
每传一地形制都有所变化，原来印度的毗诃罗（僧房）和支提（塔庙）都出现了新形式。
传到敦煌，则离印度更远。
敦煌最早的禅窟，其窄小的甬道与印度的廊柱大殿不能相比；两侧仅容一人结跏趺坐的小禅室，亦与印度起居室式大禅房相异，并完全模仿了库车苏巴什的禅窟形制，而且规模更小。
北魏的中心柱窟与廊柱佛塔式大厅更不一样，它是阿富汗巴米扬大佛隧道窟在西域克孜尔逐渐演化而成的，北魏晚期发展成为中国多层楼阁式塔，绕塔观像的作用与支提略同，但后室有平綦顶、前厅是人字形、硬山顶，南北壁有汉式阙形龛。
早期的石窟形制上便已增添了中国木结构建筑的特色。
隋唐以后的倒斗顶殿堂，正壁开龛，顶悬华盖（藻井），有的窟中设佛坛，前有踏步，后有背屏，四面围栏，佛坛四面画壶门及伎乐、动物装饰，四壁画联屏。
佛窟在世俗化过程中进一步模仿宫殿形式，中国特色更为浓厚。
（二）从印度飞天到中国飞仙 世界各文明古国都有自己的飞神形象，希腊有安琪儿——臂长翅膀的儿童或少女；中国有羽人，臂长羽毛，奔腾于空，世称飞仙；印度有头顶圆光、身托云彩的飞天，也有双翼天使。
敦煌飞天来自印度。
当其进入龟兹石窟后变为圆脸、秀眼、身体短壮、姿态笨拙的形象，加上印度裸俗、波斯大巾、不乘云彩，形成了西域特殊风格。
进入敦煌后，遂渐与羽人相结合，五世纪末转化为飞仙，条丰脸型、长眉细眼、头顶圆髻、上身半裸、肩披大巾、头无圆光、风姿潇洒、云气流动，这就是敦煌式中国飞天。
隋代帝王宠爱飞天，暗造机关令木制飞天上下飞舞为帝王卷帘启户，天上的仙人下降凡间。
①因而隋代飞天发展到了顶峰，千姿百态，成群结队，形成了自由自在的飞天群。
特别是天宫，阁中的伎乐天也腾空而起，化为绕窟一周的伎乐飞天。
唐代飞天，不长翅膀，不依托云彩，就靠一条长巾，展卷飞舞，便轻盈飘渺地翱翔太空。
正象我国诗人李白咏飞仙诗所说：“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霓裳曳广带，飘浮升天行。
”②这就是中国飞仙（即飞天）典型的艺术形象。
（三）菩萨的女性化 石窟艺术源于印度，在印度石窟中人体比例、姿态动作、面部表情都比较写实而又合于理想；在男女性别上，特征分明，圣众中男女生理特征非常明显。
男者面相丰圆、唇有胡须、肩宽腰壮、强健有力；女者脸圆、眼尖、眉长、唇厚、丰乳、细腰、大臀、跣足，有的男根女阴都毫不掩饰地表现出来。
龟兹石窟继承了这一传统，但裸体像已大为减少。
进入高昌地区，菩萨圣众性别大多不明，佛陀身后的天龙八部也多为同一形象，没有男女长幼之分，裸体形象已不存在。
敦煌早期洞窟多半如此。
一方面符合佛经的说法：佛国世界的圣众“非男非女”，同时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认为赤身裸体有伤风化，不文明不道德，故有意不表现男女生理特征。
隋代以后，明显地出现了女性菩萨，面相丰润而妩媚，唇上虽然有绿须，胸前亦无乳房，但温静娴雅、姿态婀娜。
故唐初高僧道宣说，造菩萨象：“宋齐间皆唇厚鼻隆目长颐丰，挺然丈夫之像。
自唐以来，笔工皆端严柔弱似伎女之貌，故今人夸宫娃如菩萨也。
”③画家赵公佑形容菩萨像“妍柔姣好，奇衣宝眼，一如妇人”④，感叹失掉了造菩萨像的目的。
敦煌画师与中原一样，为了“取悦于众目”，菩萨像也女性化，世俗化了。
（四）供养人画像是中国特有的肖像画 在印度佛教石窟艺术中，还没有发现有纪年题记的供养人画像。
在西域的龟兹石窟中出现了为数不多的供养人画像行列，但少有题铭。
敦煌则不然，在最早的一组十六国晚期洞窟里便出现有供养人画像群或通壁画像行列，并有榜题，这与儒家的祖先崇拜有关。
汉代已有为祖先画像之风，佛教功德主画像便与此结合成为最初的施主列像。
西魏已形成一家一族的画像，唐代则发展为家庙，如贞观十六年的220窟，题名“翟家窟”，从道公翟思远到九世孙五代翟奉达“检家谱”⑤共连续了280多年，翟奉达又画了他一家三代之像，十几代人一脉相承，岂非家庙
五代98窟为曹议金功德窟，共画供养人169身，从曹氏家族内亲张议潮、索勋、外戚女婿于阗国王李圣天、回鹘公主等，还有节度使衙门大小官员及曹氏姻亲、曹氏家族祖宗三代、儿女、子婿等，按辈份依次排列，而且有一批等身大像，超身巨像，比佛、菩萨画更为显赫，而且依次排列绕窟一周，画像场面宏伟，似乎不是在供佛，而是供人，供奉曹氏家族，充分表现了佛教石窟中中国封建宗法社会的特点。
（五）大乘经变的王国 大乘教在中国普遍流行，并形成了许多宗派。
因而如《法华经》、《华严经》、《维摩诘经》、《阿弥陀经》、《弥勒经》等大乘主要经典都有经变。
这里的经变是指一部经绘一幅画，本生故事，则一个故事一幅画，也可叫经变，但一幅大型经变却包含许多故事。
这种经变，在佛教国家隋唐以前的佛教遗址中尚未发现过，中亚也没有，这是中国画师以佛经为依据独创的。
据现存的画迹来看，北魏晚期在麦积山石窟里已出现巨型中国式西方净土变和维摩变。
从敦煌说，一般晚于中原，始于隋，盛于唐，在敦煌石窟中保存的《西方净土变》、《东方药师变》、《弥勒变》、《维摩变》、《报恩经变》、《密严经变》……等二十几种，计1102幅，如加上本生故事，约有1350幅，堪称当今世界大乘经变之王国。
特别是吐蕃时期以后，集各宗各派经变系于一窟，同时并存，各展风彩。
这些经变是抽象佛经的具像化，在具像化过程中又出现了中国式楼台亭阁、金碧辉煌的皇家宫苑和色调幽远的自然景色，在经变的艺术境界中，还蕴含着多层次的意境：宗教境界、政治境界、伦理道德境界等，充分体现了释、道、儒三家思想融合在一起的中国特色。
（六）敦煌壁画是一座音乐舞蹈宝库 敦煌壁画中反映的舞与乐是联在一起的整体，舞是乐之形，乐是舞之声，它融合了各民族和各国舞乐的因素，它的多元性是很明显的。
主要可分为三类：中原汉民族的舞乐，如清商乐、燕乐等；西域兄弟民族的舞乐，如龟兹乐、疏勒乐、高昌乐等；外国舞乐，如天竺乐及中亚波斯等国的舞乐。
在河西走廊主要流行以龟兹乐与中原舞乐结合的《西凉乐》，其中包括敦煌乐。
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和佛教艺术在敦煌的发展，天竺乐在西域和敦煌舞乐中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敦煌壁画中的舞乐，分为两大类：即仙乐与俗乐。
所谓仙乐即以佛国世界天人形象出现的舞乐，如早期洞窟里绕窟一周的天宫伎乐；唐代金碧辉煌的极乐世界里的大型舞乐场面，如220窟的胡旋舞、胡腾舞，217窟的柘技舞等。
俗舞是现实生活中的乐舞，如张议潮出行图中的营伎；宋国夫人图中的清商伎和百戏；嫁娶图中的六公舞等。
仙乐中天人、菩萨的手式和姿态，都蕴含着印度舞蹈的流风余韵。
但这一切都纳入唐代吸收融合、不断创新的民族精神中，形成了中国舞乐的庞大体系和优秀传统。
（七）敦煌石窟艺术与信仰思想 敦煌石窟艺术直接接受了西域佛教艺术的内容、技法和风格，主要颂扬佛陀生平事迹和前生善行，宣传累世修行积累功德，因而萨王子饲虎、尸毗王割肉喂鹰、月光王施头千遍、须堵提割肉奉亲等悲剧性题材大为流行，宣扬舍己为众生的牺牲精神，最后才能成佛。
隋唐时代，全国统一，政治经济大发展，大乘经变一时蔚然兴起，《弥勒净土变》、《东方药师净土变》、《阿弥陀净土变》、《法华经变》等一反早期悲惨气氛，而呈现出楼台亭阁、金碧辉煌、歌舞升平的欢乐景象。
当世死后即能成佛、念佛七日即可往生净土的思想代潜了漫长的累世修行才能成佛的旧观念，善男信女对佛的信仰思想发生了变化。
大体有三种：一、超度亡灵。
希望先亡父母、三世父母、七世父母神游净土永离三途；二、为活着的人祝愿。
如“现在居誊位太安吉”、“见在老母合家子孙，无诸灾降”、“府主大王曹公保安”等。
三、愿成佛者多笼统祝愿。
“愿亡者神生净土”、“法界众生，同登正觉”、“一切众生，一时成佛”，特别是对现存者的祝愿。
法华经普门品，观音经变及千手千眼观音变中，大量表现了口念观音名号，立刻解脱现实苦难的画面，而不是死后成佛。
因而极乐世界图往往是人们作为对佛陀的供养，以求得解脱现实苦难的目的，进入极乐世界，成佛的希望是有的，但三等九级的等级制是很严格的，得之不易。
千年佛教信仰思想的变化，是受到儒家入世思想和现实思想影响的，是儒、佛思想结合的产物。
（八）中印壁画技法上的交流 敦煌壁画表现技法有两个来源：一是中国传统的壁画技法，敦煌汉晋墓画便是基础；一是西域传来的表现技法。
壁画制作方法大体相同，造型、线描、构图、赋彩、传神等表现技法，各具民族特色，这里不多谈，主要谈谈完全不同的两种立体感表现法。
从西域传来的天竺凹凸法，即以明暗晕染表现主体感。
这种方法从阿旃陀传到敦煌，已经有许多变化，但以肉红色涂肉体，以赭红晕染眼眶、鼻翼和面部四周，使明暗分明，最后以白粉涂鼻梁和眼球，表现高明部分。
年久色变，肌肉变为灰黑，而白鼻梁，小字脸更为突出，这种晕染法在敦煌石窟流行了250多年。
中国传统的色晕法，方法简单，与印度凹凸相反，只在面部两颊及上眼睑渲染一团红色，既表现红润色泽，又有一定的立体感。
这种方法起自战国，西汉已很成熟。
五世纪末进入敦煌壁画，与西域明暗法并存近百年，至六世纪末的隋代，才融合中西为一体，以色晕为主，又有明暗渲染，至七世纪初的唐代才形成崭新的中国立体感表现法。
（九）释道儒三家思想大融合 敦煌艺术的开始时期，主要表现佛陀说法、释迦生平事迹——佛传故事、佛陀前生舍己救众生的善行——本生故事、佛陀渡化众生的事迹——因缘故事、还有静坐参禅的千佛。
主要表现修持六度以成佛道的悲剧性静穆境界。
北魏晚期，壁画中出现了东王公、西王母、伏羲、女娲、方士、朱雀、玄武、青龙、白虎、羽人、乌获等道家神仙的形象，出现了云气天花流动旋转，出现了动的境界，还出现了传自南朝的“秀骨清像”的菩萨以及身着大袍、脚登高头履的士大夫形象，这正是佛教传入中国后与道家神仙思想相结合的反映。
隋唐以后，出现了许多伪经，实际上是中国人自撰的佛经，《报父母恩重经》是根据《孝经》杜撰的。
唐代洞窟里有此经变，中部为佛陀与圣众，四周描写十月怀胎、分娩成长、长大成人、忤逆、不孝等情节。
这不是宣传佛教，而是宣扬儒家孝道思想。
在许多净土变的深层境界中，多蕴含着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和政治境界。
南北朝时一位学者说得好：“释迦生中国，立教如周孔；周孔生西方，立教如释迦。
”一语揭示了文化交流中的规律。
（十）中西石窟艺术交流的交汇点 公元前三世纪中，阿育王弘宣佛教，佛教艺术自印度兴起。
公元一世纪时，希腊式佛教艺术出现于犍陀罗，并向各国传播。
二世纪时从阿富汗传入新疆于阗，在南路的民丰汉墓中发现有汉代希腊式菩萨像和中国的龙图案，诺羌的寺院遗址中发现有须大本生故事画，与此同时在以龟兹为中心的北路，克孜尔石窟里出现了巴米扬石窟一派艺术，当它与龟兹风土人情相结合后，就形成了龟兹特有的菱格故事画。
但龟兹艺术中仍然包含着印度艺术成分、阿富汗特色和波斯影响，而更重要的是汉画因素，因而形成了多元型的西域风格。
高昌自晋以来一直是汉人政权，汉文化根深蒂固，西方传来的裸体艺术受到儒家思想的抵制，裸体人物、菩萨的性别特征被冲淡了，佛陀和圣众多变成了无性天人。
绘画形式与中原汉画有更多关系，因而真正中西艺术交流的第一站是在这里。
传入敦煌后，一开始就赋予了更多的汉文化因素，如阙形龛、人字形窟顶、组画形式、笔意豪放等，但基本上仍然保持西域风格。
北魏时期，人物形象汉化，连环画形式发展，虽然在风格上仍然保持着印度、波斯成分，但由于中原佛教艺术，特别是南朝艺术的西传，从题材内容、人物造型、线描、赋彩、立体晕染到意境创造，都出现了明显的中原风格，把敦煌石窟艺术中国化的进程推向高潮。
同时形成了西域风格、中原风格交汇敦煌、同时并存的新局面。
太和以后，中原风格的画幅还随着宋云、惠生传入西域，反馈于中亚和印度。
事实证明敦煌石窟是中印、中西文化交流的交汇点。
敦煌壁画的色彩特点
敦煌石窟包括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共有石窟552个，有历代壁画五万多平方米，是我国也是世界壁画最多的石窟群，内容非常丰富。
敦煌壁画是敦煌艺术的主要组成部分，规模巨大，内容丰富，技艺精湛。
五万多平方米的壁画大体可分为下列几类： 一、佛像画。
作为宗教艺术来说，它是壁画的主要部分，其中包括 各种佛像------三世佛、七世佛、释迦、多宝佛、贤劫千佛等； 各种菩萨------文殊、普贤、观音、势至等； 天龙八部------天王、龙王、夜叉、飞天、阿修罗、迦楼罗(金翅鸟王)、紧那罗(乐天)、大蟒神等等。
这些佛像大都画在说法图中。
仅莫高窟壁画中的说法图就有933幅，各种神态各异的佛像12208身。
二、经变画 利用绘画、文学等艺术形式，通俗易懂地表现深奥的佛教经典称之为经变。
用绘画的手法表现经典内容者叫变相，即经变画；用文字、讲唱手法表现者叫变文。
三、民族传统神话题材。
在北魏晚期的洞窟里，出现了具有道家思想的神话题材。
西魏249窟顶部，除中心画莲花藻井外，东西两面画阿修罗与摩尼珠，南北两面画东王公、西王母驾龙车、凤车出行。
车上重盖高悬，车后旌旗飘扬，前有持节扬幡的方士开路，后有人首龙身的开明神兽随行。
朱雀、玄武、青龙、白虎分布各壁。
飞廉振翅而风动，雷公挥臂转连鼓，霹电以铁钻砸石闪光，雨师喷雾而致雨。
四、供养人画像 供养人，就是信仰佛教出资建造石窟的人。
他们为了表示虔诚信佛，留名后世，在开窟造像时，在窟内画上自己和家族、亲眷和奴婢等人的肖像，这些肖像，称之为供养人画像。
五、装饰图案画 丰富多彩的装饰图案画主要是用于石窟建筑装饰，也有桌围、冠服和器物装饰等。
装饰花纹随时代而异，千变万化，具有高超的绘画技巧和丰富的想象力。
图案画主要有藻井图案、椽间图案、边饰图案等。
六、故事画 为了广泛吸引群众，大力宣传佛经佛法，必须把抽象、深奥的佛教经典史迹用通俗的简洁的、形象的形式灌输给群众，感召他们，使之笃信朝拜。
于是，在洞窟内绘制了大量的故事画，让群众在看的过程中，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
故事画内容丰富，情节动人，生活气息浓郁，具有诱人的魅力。
1．佛传故事 主要宣扬释迦牟尼的生平事迹。
其中许多是古印度的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佛教徒经过若干世纪的加工修饰，附会在释迦身上。
一般画“乘象人胎”、“夜半逾城”的场面较多。
第290窟（北周）的佛传故事 作横卷式六条并列，用顺序式结构绘制，共87个画面，描绘了释迦牟尼从出生到出家之间的全部情节。
这样的长篇巨制连环画，在我国佛教故事画中是罕见的。
2．本生故事画 是指描绘释迦牟尼生前的各种善行，宣传“因果报应”“苦修行善”的生动故事。
也是敦煌早期壁画中广泛流行的题材，如“萨捶那舍身饲虎”、“尸毗王割肉救鸽”、“九色鹿舍己救人”、“须阁提割肉奉亲”等。
虽然都打上了宗教的烙印，但仍保持着神话、童话、民间故事的本色。
3．因缘故事画 这是佛门弟子、善男信女和释迦牟尼度化众生的故事。
与本生故事的区别是：本生只讲释迦牟尼生前故事；而因缘则讲佛门弟子、善男信女前世或今世之事。
壁画中主要故事有“五百强盗成佛”、“沙弥守戒自杀”、“善友太子入海取宝”等。
故事内容离奇，情节曲折，颇有戏剧性。
4、佛教史迹故事画 是指根据史籍记载画成的故事，包括佛教圣迹、感应故事、高僧事迹、瑞像图、戒律画等。
包含着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是形象的佛教史资料。
这类画多绘于洞窟龛内四披、甬道顶部和角落处次要地方。
但有的也绘于正面墙壁，如第323窟的“张骞出使西域图”、“佛图澄”和第72窟的“刘萨诃”等。
5、比喻故事画 这是释迦牟尼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地给佛门弟子、善男信女讲解佛教教义所列举的故事。
这些故事大都是古印度和东南亚地区的寓言、童话，被佛教徒收集记录在佛经里，保存至今。
敦煌壁画中的比喻故事有“象护与金象”，“金毛狮子”等。
七、山水画 敦煌壁画中的山水画遍布石窟，内容丰富，形式多种多样。
大多与经变画、故事画融为一体，起陪衬作用。
有的是按照佛典中的山水，参照现实景物加上高超的想象力，描绘出“极乐世界”青山绿水、鸟语花香的美丽自然风光；有的是以山水为主体的独立画幅，如第61窟的，“五台山图”。
壁画内容除以上七类外，还有建筑画、器物画、花鸟画、动物画等。
敦煌壁画的艺术价值弥足珍贵，在结构布局、人物造型、线描勾勒、赋彩设色等方面系统地反映了各个时期的艺术风格及其传承演变、中西艺术交流融汇的历史面貌。
上述七类壁画，除装饰图案而外，一般有情节的壁画，特别是经变画和故事画，都反映了大量的现实社会生活，如：统治阶级的出行、宴会、审讯、游猎、剃度、礼佛等；劳动人民的农耕、狩猎、捕鱼、制陶、冶铁、屠宰、炊事、营建、行乞等；还有嫁娶、上学、练武、歌舞百戏、商旅往来、少数民族、外国使者等等各种社会活动。
因此，敦煌石窟，不仅是艺术，也是历史。
敦煌壁画的内容丰富多彩，它和另的宗教艺术一样，是描写神的形象、神的活动、神与神的关系、神与人的关系以寄托人们善良的愿望，安抚人们心灵的艺术。
因此，壁画的风格，具有与世俗绘画不同的特征。
但是，任何艺术都源于现实生活，任何艺术都有它的民族传统；因而它们的形式多出于共同的艺术语言和表现技巧，具有共同的民族风格 壁画之谜 是谁绘成了堪称世界艺术瑰宝的敦煌壁画
研究人员一直期 待从莫高窟北区找到关于壁画作者的千古谜底，他们认为，莫高 窟北区的243个洞窟是敦煌画师的住所。
而最近来自北区洞窟 的考古报告表明，这些洞窟是僧人居住修行或印制佛经的地方， 这使关于壁画作者的千古之谜更加扑朔迷离。
敦煌莫高窟有735个洞窟，其中近500窟绘着巨幅壁画 ，总面积达45000多平方米，绘画时间长逾千年，被誉为世 界最大的画廊。
敦煌研究院研究员马德说，根据对壁画题记和敦 煌文献的研究，大约只有公元10世纪左右的壁画画工有零星资料 ，而在4世纪到9世纪的壁画中，找不到关于作者的任何资料。
他说，浩繁的敦煌文献和大量壁画题记中，有关壁画作者的题记 和文献记载，总共只有40多条，有名有姓的壁画作者仅有平咄 子等12人。
在开凿于元代的第3窟南北两壁，画着极其精美的千手千眼 观音像。
这两幅千手千眼观音像以线写形，以色显容，用遒劲有 力的线条勾勒人物轮廓，轮廓内再淡施晕染，有些不施色彩却见 肌肤，人们公认这是敦煌壁画的极品。
壁画的落款为甘州史小 玉笔，专家认为史小玉应是今甘肃张掖人，史小玉很可能是艺 名而非真名，至于其生平更无从考证。
无法确定绝大部分敦煌壁画作者的另一个困难是，宋代以前 的画师们一般没有落款。
在壁画的所有题记中，也很难见到有关 画师的记载。
研究人员认为，敦煌画师的来源主要有4种：首先是来自西 域的民间画师，这是因为敦煌壁画的早期作品风格和新疆同期的 很多佛教石窟壁画风格非常接近；第二是中央政府的高级官吏获 罪流放敦煌时携带的私人画师；第三是高薪聘请的中原绘画高手 ；第四是来自五代时期官办敦煌画院的画师。
在敦煌文献中，所有的画师都被称为画匠或画工，可见画师 们主要来自民间，社会地位并不高，他们创作壁画时很可能就住 在阴暗潮湿的洞窟里。
壁画中大量的田间劳动场景，活生生地再 现了当时的经济状态和科技水平；唐代壁画中的婴儿车等生活用 具，更是为神秘的佛教壁画增添了世俗社会色彩，给今天的参观 者提供了极为珍贵的中国千年民间风俗画卷。
也许，正因为画师 们熟知劳动人民的真实生活，才使他们巧妙地把佛国的空灵与人 间的真实融为一体。
敦煌画师们绘成了精美绝伦的壁画，而关于他们的记载又几 乎是空白，所以，他们的生平总能激起现代艺术家的无穷想象。
从《丝路花雨》到《大梦敦煌》，两部关于敦煌的著名舞剧，讲 述的都是平民画师历经磨难、献身敦煌艺术的悲壮故事。
也许敦煌壁画画工之谜永远无法解开，但辉煌的壁画已经为 这些无名艺术家在中国美术史上留下赫赫声名
关于敦煌莫高窟壁画的问题
专家揭开敦煌壁画颜料之谜 敦煌壁画为何能保持千年不脱色
颜料从何处来
用什么工艺、矿物制成
多年来众说纷纭。
敦煌研究院研究人员王进玉通过对敦煌壁画所使用的三十多种颜料进行科学分析后近日提出，中国在一千六百多年前就具备了很高的颜料发明制作技能和化学工艺技术，敦煌壁画颜料主要来自进口宝石、天然矿石和人工制造的化合物。
敦煌石窟不仅是世界上著名的艺术宝库，还是一座丰富多彩的颜料标本博物馆。
它保存了北朝至元代等十余个朝代千百年间的大量彩绘艺术颜料样品，是研究中国乃至世界古代颜料化学发展史的重要资料。
敦煌研究院研究人员王进玉采用科学方法，将现代仪器分析结果与古代文献记载结合起来，以敦煌壁画常见的红、黄、绿、蓝、白、黑、褐等三十多种颜色为样品进行科学分析后提出上述观点。
据新华社今日报道，王进玉说，借助敦煌石窟的不同年代研究壁画颜料，不仅可以证实中国是最早将青金石、铜绿、密陀僧、绛矾、云母粉作为颜料应用于绘画中的国家之一，而且表明中国古代的化学工艺技术和颜料制备技能在当时居世界领先水平。
敦煌壁画的艺术特点 敦煌石窟艺术是我国的国宝，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它的规模之大、历时之长、内容之丰富、技术之精湛、保存之完好都是举世罕见的。
由于它产生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国际通道——丝绸之路中段的关键地区敦煌，因而具有特殊的地理文化性质。
这个地区曾经居住过乌孙、月氏、匈奴等民族，汉武帝建立河西四郡之后，在境内设立了阳关和玉门关，为中西使者、商贾、僧侣东来西去必经之地，因而敦煌自古便是“华戎所交”的都会，也是一个多种文化交融的地区，石窟艺术传自印度，途经中亚、西域，从内容到形式，必然具有多种因素和风格的特点。
但所有特色都包融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艺术体系之中而呈现出新的风彩。
下面略述十大特色。
（一）石窟建筑的中国特色 佛教石窟始兴自印度，辗转传到西域。
每传一地形制都有所变化，原来印度的毗诃罗（僧房）和支提（塔庙）都出现了新形式。
传到敦煌，则离印度更远。
敦煌最早的禅窟，其窄小的甬道与印度的廊柱大殿不能相比；两侧仅容一人结跏趺坐的小禅室，亦与印度起居室式大禅房相异，并完全模仿了库车苏巴什的禅窟形制，而且规模更小。
北魏的中心柱窟与廊柱佛塔式大厅更不一样，它是阿富汗巴米扬大佛隧道窟在西域克孜尔逐渐演化而成的，北魏晚期发展成为中国多层楼阁式塔，绕塔观像的作用与支提略同，但后室有平綦顶、前厅是人字形、硬山顶，南北壁有汉式阙形龛。
早期的石窟形制上便已增添了中国木结构建筑的特色。
隋唐以后的倒斗顶殿堂，正壁开龛，顶悬华盖（藻井），有的窟中设佛坛，前有踏步，后有背屏，四面围栏，佛坛四面画壶门及伎乐、动物装饰，四壁画联屏。
佛窟在世俗化过程中进一步模仿宫殿形式，中国特色更为浓厚。
（二）从印度飞天到中国飞仙 世界各文明古国都有自己的飞神形象，希腊有安琪儿——臂长翅膀的儿童或少女；中国有羽人，臂长羽毛，奔腾于空，世称飞仙；印度有头顶圆光、身托云彩的飞天，也有双翼天使。
敦煌飞天来自印度。
当其进入龟兹石窟后变为圆脸、秀眼、身体短壮、姿态笨拙的形象，加上印度裸俗、波斯大巾、不乘云彩，形成了西域特殊风格。
进入敦煌后，遂渐与羽人相结合，五世纪末转化为飞仙，条丰脸型、长眉细眼、头顶圆髻、上身半裸、肩披大巾、头无圆光、风姿潇洒、云气流动，这就是敦煌式中国飞天。
隋代帝王宠爱飞天，暗造机关令木制飞天上下飞舞为帝王卷帘启户，天上的仙人下降凡间。
〔（1）A〕因而隋代飞天发展到了顶峰，千姿百态，成群结队，形成了自由自在的飞天群。
特别是天宫，阁中的伎乐天也腾空而起，化为绕窟一周的伎乐飞天。
唐代飞天，不长翅膀，不依托云彩，就靠一条长巾，展卷飞舞，便轻盈飘渺地翱翔太空。
正象我国诗人李白咏飞仙诗所说：“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霓裳曳广带，飘浮升天行。
”〔（2）A〕这就是中国飞仙（即飞天）典型的艺术形象。
（三）菩萨的女性化 石窟艺术源于印度，在印度石窟中人体比例、姿态动作、面部表情都比较写实而又合于理想；在男女性别上，特征分明，圣众中男女生理特征非常明显。
男者面相丰圆、唇有胡须、肩宽腰壮、强健有力；女者脸圆、眼尖、眉长、唇厚、丰乳、细腰、大臀、跣足，有的男根女阴都毫不掩饰地表现出来。
龟兹石窟继承了这一传统，但裸体像已大为减少。
进入高昌地区，菩萨圣众性别大多不明，佛陀身后的天龙八部也多为同一形象，没有男女长幼之分，裸体形象已不存在。
敦煌早期洞窟多半如此。
一方面符合佛经的说法：佛国世界的圣众“非男非女”，同时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认为赤身裸体有伤风化，不文明不道德，故有意不表现男女生理特征。
隋代以后，明显地出现了女性菩萨，面相丰润而妩媚，唇上虽然有绿须，胸前亦无乳房，但温静娴雅、姿态婀娜。
故唐初高僧道宣说，造菩萨象：“宋齐间皆唇厚鼻隆目长颐丰，挺然丈夫之像。
自唐以来，笔工皆端严柔弱似伎女之貌，故今人夸宫娃如菩萨也。
”〔（3）A〕画家赵公佑形容菩萨像“妍柔姣好，奇衣宝眼，一如妇人”〔（4）A〕，感叹失掉了造菩萨像的目的。
敦煌画师与中原一样，为了“取悦于众目”，菩萨像也女性化，世俗化了。
（四）供养人画像是中国特有的肖像画 在印度佛教石窟艺术中，还没有发现有纪年题记的供养人画像。
在西域的龟兹石窟中出现了为数不多的供养人画像行列，但少有题铭。
敦煌则不然，在最早的一组十六国晚期洞窟里便出现有供养人画像群或通壁画像行列，并有榜题，这与儒家的祖先崇拜有关。
汉代已有为祖先画像之风，佛教功德主画像便与此结合成为最初的施主列像。
西魏已形成一家一族的画像，唐代则发展为家庙，如贞观十六年的220窟，题名“翟家窟”，从道公翟思远到九世孙五代翟奉达“检家谱”〔（5）A〕共连续了280多年，翟奉达又画了他一家三代之像，十几代人一脉相承，岂非家庙
五代98窟为曹议金功德窟，共画供养人169身，从曹氏家族内亲张议潮、索勋、外戚女婿于阗国王李圣天、回鹘公主等，还有节度使衙门大小官员及曹氏姻亲、曹氏家族祖宗三代、儿女、子婿等，按辈份依次排列，而且有一批等身大像，超身巨像，比佛、菩萨画更为显赫，而且依次排列绕窟一周，画像场面宏伟，似乎不是在供佛，而是供人，供奉曹氏家族，充分表现了佛教石窟中中国封建宗法社会的特点。
（五）大乘经变的王国 大乘教在中国普遍流行，并形成了许多宗派。
因而如《法华经》、《华严经》、《维摩诘经》、《阿弥陀经》、《弥勒经》等大乘主要经典都有经变。
这里的经变是指一部经绘一幅画，本生故事，则一个故事一幅画，也可叫经变，但一幅大型经变却包含许多故事。
这种经变，在佛教国家隋唐以前的佛教遗址中尚未发现过，中亚也没有，这是中国画师以佛经为依据独创的。
据现存的画迹来看，北魏晚期在麦积山石窟里已出现巨型中国式西方净土变和维摩变。
从敦煌说，一般晚于中原，始于隋，盛于唐，在敦煌石窟中保存的《西方净土变》、《东方药师变》、《弥勒变》、《维摩变》、《报恩经变》、《密严经变》……等二十几种，计1102幅，如加上本生故事，约有1350幅，堪称当今世界大乘经变之王国。
特别是吐蕃时期以后，集各宗各派经变系于一窟，同时并存，各展风彩。
这些经变是抽象佛经的具像化，在具像化过程中又出现了中国式楼台亭阁、金碧辉煌的皇家宫苑和色调幽远的自然景色，在经变的艺术境界中，还蕴含着多层次的意境：宗教境界、政治境界、伦理道德境界等，充分体现了释、道、儒三家思想融合在一起的中国特色。
（六）敦煌壁画是一座音乐舞蹈宝库 敦煌壁画中反映的舞与乐是联在一起的整体，舞是乐之形，乐是舞之声，它融合了各民族和各国舞乐的因素，它的多元性是很明显的。
主要可分为三类：中原汉民族的舞乐，如清商乐、燕乐等；西域兄弟民族的舞乐，如龟兹乐、疏勒乐、高昌乐等；外国舞乐，如天竺乐及中亚波斯等国的舞乐。
在河西走廊主要流行以龟兹乐与中原舞乐结合的《西凉乐》，其中包括敦煌乐。
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和佛教艺术在敦煌的发展，天竺乐在西域和敦煌舞乐中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敦煌壁画中的舞乐，分为两大类：即仙乐与俗乐。
所谓仙乐即以佛国世界天人形象出现的舞乐，如早期洞窟里绕窟一周的天宫伎乐；唐代金碧辉煌的极乐世界里的大型舞乐场面，如220窟的胡旋舞、胡腾舞，217窟的柘技舞等。
俗舞是现实生活中的乐舞，如张议潮出行图中的营伎；宋国夫人图中的清商伎和百戏；嫁娶图中的六公舞等。
仙乐中天人、菩萨的手式和姿态，都蕴含着印度舞蹈的流风余韵。
但这一切都纳入唐代吸收融合、不断创新的民族精神中，形成了中国舞乐的庞大体系和优秀传统。
（七）敦煌石窟艺术与信仰思想 敦煌石窟艺术直接接受了西域佛教艺术的内容、技法和风格，主要颂扬佛陀生平事迹和前生善行，宣传累世修行积累功德，因而萨王子饲虎、尸毗王割肉喂鹰、月光王施头千遍、须堵提割肉奉亲等悲剧性题材大为流行，宣扬舍己为众生的牺牲精神，最后才能成佛。
隋唐时代，全国统一，政治经济大发展，大乘经变一时蔚然兴起，《弥勒净土变》、《东方药师净土变》、《阿弥陀净土变》、《法华经变》等一反早期悲惨气氛，而呈现出楼台亭阁、金碧辉煌、歌舞升平的欢乐景象。
当世死后即能成佛、念佛七日即可往生净土的思想代潜了漫长的累世修行才能成佛的旧观念，善男信女对佛的信仰思想发生了变化。
大体有三种：一、超度亡灵。
希望先亡父母、三世父母、七世父母神游净土永离三途；二、为活着的人祝愿。
如“现在居誊位太安吉”、“见在老母合家子孙，无诸灾降”、“府主大王曹公保安”等。
三、愿成佛者多笼统祝愿。
“愿亡者神生净土”、“法界众生，同登正觉”、“一切众生，一时成佛”，特别是对现存者的祝愿。
法华经普门品，观音经变及千手千眼观音变中，大量表现了口念观音名号，立刻解脱现实苦难的画面，而不是死后成佛。
因而极乐世界图往往是人们作为对佛陀的供养，以求得解脱现实苦难的目的，进入极乐世界，成佛的希望是有的，但三等九级的等级制是很严格的，得之不易。
千年佛教信仰思想的变化，是受到儒家入世思想和现实思想影响的，是儒、佛思想结合的产物。
（八）中印壁画技法上的交流 敦煌壁画表现技法有两个来源：一是中国传统的壁画技法，敦煌汉晋墓画便是基础；一是西域传来的表现技法。
壁画制作方法大体相同，造型、线描、构图、赋彩、传神等表现技法，各具民族特色，这里不多谈，主要谈谈完全不同的两种立体感表现法。
从西域传来的天竺凹凸法，即以明暗晕染表现主体感。
这种方法从阿旃陀传到敦煌，已经有许多变化，但以肉红色涂肉体，以赭红晕染眼眶、鼻翼和面部四周，使明暗分明，最后以白粉涂鼻梁和眼球，表现高明部分。
年久色变，肌肉变为灰黑，而白鼻梁，小字脸更为突出，这种晕染法在敦煌石窟流行了250多年。
中国传统的色晕法，方法简单，与印度凹凸相反，只在面部两颊及上眼睑渲染一团红色，既表现红润色泽，又有一定的立体感。
这种方法起自战国，西汉已很成熟。
五世纪末进入敦煌壁画，与西域明暗法并存近百年，至六世纪末的隋代，才融合中西为一体，以色晕为主，又有明暗渲染，至七世纪初的唐代才形成崭新的中国立体感表现法。
（九）释道儒三家思想大融合 敦煌艺术的开始时期，主要表现佛陀说法、释迦生平事迹——佛传故事、佛陀前生舍己救众生的善行——本生故事、佛陀渡化众生的事迹——因缘故事、还有静坐参禅的千佛。
主要表现修持六度以成佛道的悲剧性静穆境界。
北魏晚期，壁画中出现了东王公、西王母、伏羲、女娲、方士、朱雀、玄武、青龙、白虎、羽人、乌获等道家神仙的形象，出现了云气天花流动旋转，出现了动的境界，还出现了传自南朝的“秀骨清像”的菩萨以及身着大袍、脚登高头履的士大夫形象，这正是佛教传入中国后与道家神仙思想相结合的反映。
隋唐以后，出现了许多伪经，实际上是中国人自撰的佛经，《报父母恩重经》是根据《孝经》杜撰的。
唐代洞窟里有此经变，中部为佛陀与圣众，四周描写十月怀胎、分娩成长、长大成人、忤逆、不孝等情节。
这不是宣传佛教，而是宣扬儒家孝道思想。
在许多净土变的深层境界中，多蕴含着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和政治境界。
南北朝时一位学者说得好：“释迦生中国，立教如周孔；周孔生西方，立教如释迦。
”一语揭示了文化交流中的规律。
（十）中西石窟艺术交流的交汇点 公元前三世纪中，阿育王弘宣佛教，佛教艺术自印度兴起。
公元一世纪时，希腊式佛教艺术出现于犍陀罗，并向各国传播。
二世纪时从阿富汗传入新疆于阗，在南路的民丰汉墓中发现有汉代希腊式菩萨像和中国的龙图案，诺羌的寺院遗址中发现有须大本生故事画，与此同时在以龟兹为中心的北路，克孜尔石窟里出现了巴米扬石窟一派艺术，当它与龟兹风土人情相结合后，就形成了龟兹特有的菱格故事画。
但龟兹艺术中仍然包含着印度艺术成分、阿富汗特色和波斯影响，而更重要的是汉画因素，因而形成了多元型的西域风格。
高昌自晋以来一直是汉人政权，汉文化根深蒂固，西方传来的裸体艺术受到儒家思想的抵制，裸体人物、菩萨的性别特征被冲淡了，佛陀和圣众多变成了无性天人。
绘画形式与中原汉画有更多关系，因而真正中西艺术交流的第一站是在这里。
传入敦煌后，一开始就赋予了更多的汉文化因素，如阙形龛、人字形窟顶、组画形式、笔意豪放等，但基本上仍然保持西域风格。
北魏时期，人物形象汉化，连环画形式发展，虽然在风格上仍然保持着印度、波斯成分，但由于中原佛教艺术，特别是南朝艺术的西传，从题材内容、人物造型、线描、赋彩、立体晕染到意境创造，都出现了明显的中原风格，把敦煌石窟艺术中国化的进程推向高潮。
同时形成了西域风格、中原风格交汇敦煌、同时并存的新局面。
太和以后，中原风格的画幅还随着宋云、惠生传入西域，反馈于中亚和印度。
事实证明敦煌石窟是中印、中西文化交流的交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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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千手观音》有感 “只要你心地善良，只要你心中有爱，就会有一千只手来帮助你；只要你心地善良，只要你心中有爱，你就会伸出一千只手去帮助别人。
”这是观看《千手观音》时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一句话，这也是《千手观音》21位演员的真实写照。
在今年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春晚节目中，《千手观音》——一个由21位聋哑演员表演的舞蹈，是整台晚会中的一颗亮眼的星星。
如果失去了它，整台晚会将黯然失色。
在网络上最喜爱的春节晚会节目评选中，《千手观音》同样遥遥领先，结果以绝对的优势获得了两项大奖。
可是，在美轮美奂的舞蹈背后，却是一段段令人怜悯、令人敬畏的故事。
聋哑，对于我们这些健全的人来说，是多么难以体会、难以理解的，《千手观音》的21位演员却要天天靠打手势来与别人交流，他们生活在无声的世界里，但是这些困难并未影响他们对音乐的追求、对音乐的执著，他们通过自己自身的努力，用辛勤的汗水和无尽的泪水换来了一阵阵掌声，这些掌声并非代表着同情，而是人们发自内心，为他们出色的表演而深深震撼所给与的最令他们欣慰的“声音”，通过观众的鼓掌，他们知道了，他们的演出成功了，他们的付出得到了应有的回报，这怎能不令他们兴奋不已呢
《艺术人生》将21位演员请上了舞台，这是《艺术人生》播出以来最为特殊的一次，面对那些聋哑孩子，我真的有些流泪的冲动，听着他们纯朴、真切的心声，我，作为一个健全人的自豪，在那时彻底消失了。
著名的聋人手语主持姜馨田，用手势向观众们解读了他们的心声：我们生活在一个无声的世界，但我们的心声与你们的心声相连，我们身处无语的天地，但我们的手语与你们言语相通，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
其实，在这个社会中，有许许多多的残疾人，可他们的内心是健康的；而我们呢，连他们都不如吗，他们能做到的事我们做不到吗
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勇敢、坚强、不屈、自信的化身。
在21位演员中，最引人注目的应当就是领舞的邰丽华了。
记得曾经听到有位朋友这样说：“可惜，这是一个没有听力的舞者，可是，她舞出了自己的灵动的人生。
”可能就是因为缺憾造就了她的美，机遇造就了她的事业。
她是一个乐观主义者，面对自己悲惨的命运，他仍然举步艰辛地在奋斗，在拼搏。
不错，上帝赋予了我们每个人不同的命运，但对我们始终是公平的，只是我们很多人都没有珍惜它给我们的财富。
月总有阴晴圆缺，人也有悲欢离合，这些都是我们无法改变的，我们只能够凭借着一种快乐感恩的心态去笑对生活中的挫折，这样，你会发现，其实生活中到处充满阳光。
“残疾不是真正的缺陷，那是人类多元化的特点。
真正的残疾不是身体上的残疾，而是心灵上的残疾。
残疾不是不幸，只是不便。
残缺也可以创造出一种特殊的美丽。
残疾人也有生命的价值。
残疾人不仅仅渴望‘平等、参与、分享’；我们正在以自己的智慧和意志，和全人类一起，共创美好明天
”邰丽华的心愿希望我们这些平凡的人能为她实现。
在接受残疾人给我们的祝福时，我也祝愿他们能在他们特殊的人生道路上一路平安，灿烂的微笑可以永远伴随着他们
平闇天花出现在哪个朝代
约十六国时期。
天花亦称顶棚。
建筑物内用以遮蔽梁以上部分的构件，一般可分为硬天花、软天花。
硬天花以木条纵横相交成若干格，也称为井口开花，每格上覆盖木板，称天花板，天花板圆光中心常绘龙、龙凤、吉祥花卉等图案。
软天花又称海漫天花，以木格蓖为骨架，满糊麻布和纸，上绘彩画或用编织物，为等级较低的天花。
天花中又分为平綦、平闇、海墁。
在宋代，平綦和平闇分别指两种不同的天花形式。
简以言之，共同点在于在室内望去底面都是木柽划分的方格。
汉代称天花为“平机”或“承尘”。
汉代有 “覆斗式”和“斗四”两种藻井。
平闇形式较古，存在于辽宋及以前的建筑中，如观音阁上层，整体如一覆盆。
平綦在清演进为吊天花的构造，木柽成为贴面的装饰，再无结构意义。
另一种无木柽的平板天花就是海墁。
平綦俗称天花板，以掩盖屋顶内空间的结构部分，以使室内各个界面(墙面、地面和顶面)整齐划一，整体感好。
南北朝石窟顶面多刻作平某，其形是以支条分格．有分成方格者，亦有分成长方格者，形似棋盘，已成规范。
南北朝后长方格的平綦已不见存在，至清代均为方格平綦。
在木构架上，平綦做法为先由梁枋下加木条纵横组成井字形框架，再于每个框架内钉板，板上和框条上还要彩饰。
平綦方格内的图案构成一般都为圆形．方与圆的对比作用，给视觉以丰富感。
明清平綦上的龙纹、凤纹均用于主要宫殿。
花卉图案和写生花等一般用于次要建筑。
一般情况下平某的方格形早期较小，至明、清时较大。
明、清的框条也较为宽大，因此在接点处还画上四朵向心如意藻头．使各个方框内的图案不显孤立。
天花上除使用平綦装修外，还有叫做“海墁天花”的，其做法是以木条贴于梁坊下做骨架．再于其表贴纸或钉薄板成为平整的天花。
另一种是用秸杆或竹子等轻质材料扎架，再于其表糊纸或平铺苇席，俗称吊棚．这些天花都用于经济状况不同的民居中。
天花是室内梁架之下设置的部件，它即可遮挡梁架，又可施各种彩绘，所以是室内重要的装饰部件。
同时，还可以界定室内空间高度，保温，隔热及防尘。
汉代已使用天花。
宋代天花分为平闇、平綦、海墁天花三类。
平顺县城东北苤兰岩乡虹霓村有座海会寺，寺里有座建于唐乾符四年的明惠大师塔，顺着塔座往上再看塔身，其高1.8米，南面开方形门，门两侧雕金刚各一，金刚披甲戴盔，手持利剑和金刚杵，肌肉丰满，刚劲有力，脚下踏祥云，勇猛威严，雕工细腻，形象栩栩如生，四边线刻缠枝花边，美观大方。
门窗之上装饰有垂幔，四角柱上线刻卷草纹、宝相花、龙串富贵、化生童子等图案，精致流畅。
塔内中空，设方形小室，四壁无雕饰，顶雕方格平綦，中央刻置一仰莲状覆盆式基座，可能是放置死者遗像或遗骨之基托。
室顶刻有平阁天花，图案清晰，规范考究。
门上为半圆形券面，雕伎乐天三躯，两者奏乐，一者舞蹈，活泼俊逸，婀娜多姿，飘飘欲飞。
塔檐下部隆起，线刻方格中交叉雕龟背锦纹，再上雕刻额枋、椽飞，四翼微向上翘，檐上雕刻瓦垅、戗脊。
塔刹高耸，雕成山花蕉叶和仰覆莲、半开莲形状。
由下而上由四层雕刻组成，逐层收缩，每层均由束腰、山花蕉叶和覆钵构成。
顶端以锥形宝珠收刹，雕工精细，完好无损。
塔身背面嵌镌刻的《海会院明惠大师铭记碑》，记载了石塔雕造的年代和源起。
佛教石窟始兴自印度，辗转传到西域。
每传一地形制都有所变化，原来印度的毗诃罗（僧房）和支提（塔庙）都出现了新形式。
传到敦煌，则离印度更远。
敦煌最早的禅窟，其窄小的甬道与印度的廊柱大殿不能相比；两侧仅容一人结跏趺坐的小禅室，亦与印度起居室式大禅房相异，并完全模仿了库车苏巴什的禅窟形制，而且规模更小。
北魏的中心柱窟与廊柱佛塔式大厅更不一样，它是阿富汗巴米扬大佛隧道窟在西域克孜尔逐渐演化而成的，北魏晚期发展成为中国多层楼阁式塔，绕塔观像的作用与支提略同，但后室有平綦顶、前厅是人字形、硬山顶，南北壁有汉式阙形龛。
早期的石窟形制上便已增添了中国木结构建筑的特色。
隋唐以后的倒斗顶殿堂，正壁开龛，顶悬华盖（藻井），有的窟中设佛坛，前有踏步，后有背屏，四面围栏，佛坛四面画壶门及伎乐、动物装饰，四壁画联屏。
佛窟在世俗化过程中进一步模仿宫殿形式，中国特色更为浓厚。
1、平闇天花：在梁架下面用天花枋（宋称平綦枋）组成一个个木框，木框内又隔置成许多密而且小的木方格，方格顶面满铺木板，这种类型的天花叫做平闇天花。
2、平綦天花：在天花梁枋和天花枝条组成的木框之间不再隔置小方格，而是直接满铺较大的天花板。
板底面可施彩绘，画出龙、凤、鹤等图案，或贴上带有彩色图案的纸。
这种类型的天花叫平綦天花，使用相当普遍。
3、海墁天花：一般建筑中使用海墁天花。
这种天花是用木吊挂将一个个的木顶隔吊挂在梁架或檩子上。
木吊挂由边框、抹头组成框子，中间用棂子隔成一个个方格，木顶隔底面糊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