蔺相如,杨时,诸葛亮,王之涣,林海音
蔺相如 战国诸葛亮 三国王之涣 唐杨时 宋林海音 现在
罗氏宗祠落成功德颂
龟山受学；鸟梦征奇。
江左之秀；湖海散人。
诗耽郑女；曲感赵王。
清推忠节；明著文庄。
龟山受学；鸟梦征奇。
典指北宋南剑人罗从彦，字仲素，在萧山跟从杨时（人称龟山先生）学习。
建炎年间曾官博罗县主簿，任职期满后，入罗浮山隐居，不再做官。
朱熹曾说：龟山在东南讲学倡道，弟子很多，但能深思力行、得其旨趣者，只有仲素一个人。
学者称“豫章先生”。
著有《遵尧录》、《春秋毛诗语解》、《中庸说》、《豫章集》等。
下联典指东晋耒阳人罗含，字君章，相传梦中吞下五色鸟，从此文思大进。
历官州主簿、廷尉、长沙相。
大司马桓温很看重他的才华，称他为江左之秀。
江左之秀；湖海散人。
典指晋代州主簿罗含，字君章，耒阳人。
擅文章，桓温极重其才，誉 之为“江左之秀”。
累官廷尉、长沙相。
下联典指元末明初小说宾罗贯中（约1330-约1400），名本，号湖海散人。
太原（今山西太原西南）人，（又有庐陵、钱塘、东原等说）。
撰有长篇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隋唐志》、《残唐五代史演义》等，还有杂剧剧本《风云会》等。
诗耽郑女；曲感赵王。
典指唐代文学家罗隐，字昭谏，杭州新城人，本名横，因为十次考进士不中而改名。
在咸通、乾符年间，与罗邺、罗虬合称“三罗”。
曾官节度判官、给事中等。
所作散文小品，笔锋犀利；诗有讽剌现实之作，多用口语。
著有《甲乙集》、《谗书》等。
据说宰相郑畋的女儿爱读他的诗。
“耽”，谓非常爱。
下联典指战国时赵国邯郸女子罗敷，赵王家令王仁的妻子，曾出城在陌上采桑，赵王登台看见了她，很喜欢，要强娶她。
她不从，作《陌上桑》诗自我表白，赵王只得作罢。
清推忠节；明著文庄。
典指清末湘军将领罗泽南，字仲岳，号罗山，湖南省湘乡人，诸生出身。
咸丰年间与曾国藩办团练，扩编为湘军，后因进攻太平军有功，升道员，相继加按察使、布政使衔。
曾与曾国藩标榜程朱理学。
死后谥忠节。
下联典指明代学者罗洪先，字达夫，号念庵，吉水人。
嘉靖年间状元，曾官翰林院修撰、春坊左赞善，因上疏得罪世宗，被削官为民。
从此，甘于淡泊，潜心治学，曾精研舆地，用十几年时间撰《广舆图》。
著作有《念庵集》。
死后谥文庄。
朱熹在历史上有什么影响朱熹这小子以前干
朱熹是先秦以来儒家系统中的著名代表人物之一，也是我国后期封建社会在文 化思想领域中影响较大的一位思想家。
从学术成就上看，他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 也是宋明理学最突出的代表。
从他的历史地位和社会影响上看，朱熹在中国古代学 者之中，可算是屈指可数的几位伟人之一。
一、自幼勤奋好学 立志要做圣人 朱熹字元晦，又字仲晦，别号晦庵，60岁以后自称晦翁。
祖籍徽州婺源（今属 江西婺源县），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年）出生于福建南剑（今福建南坪）龙溪县， 卒于宋宁宗庆元六年（1200年）。
卒后葬于建阳塘石里之大林谷。
从朱熹的家世来看，其祖辈世代做官，为“婺源著姓，以儒传家”，其家族在 地方上很有名望。
据江永编著的《近思录集注·考订朱子世家》记载：“唐末，有 朱古寮者，世为婺源镇将，因家焉。
”自朱古寮传至朱森为第七代，是朱熹之祖父， “以子赠承事郎，森生松，为朱熹之父。
朱松字乔年，号韦斋，官吏部”，不到20 岁就中进士，授建州政和尉，后来“因召对，称善，改左宣教郎，除秘书省校书郎”。
嗣后在吏部做官，他曾上疏极力反对秦桧与金人议和，最后受任出知饶州（今江西 波阳）。
未赴任，“得主管台州崇道观。
”喜欢研究历史，“取经子史传，考其兴 衰治乱，应时合变”。
他也是一位理学家，是罗从彦的学生，学习过杨龟山（时） 所传的河洛之学，其著作有《韦斋集》12卷，外集10卷。
但朱松在朱熹出生的那年 就失去官职，只好以教学为生，家境比较困难，更为不幸的是，当朱熹14岁时，其 父就去世了。
年少的朱熹，只好遵照遗嘱的安排，依靠父亲生前好友刘子羽过日子。
从朱熹的生平事迹来看，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从事读书、讲学和注释儒家 经籍。
因此，他在学术上的成就比其他方面更为卓著。
虽然多次担任地方官职，但 每次的时间都不长。
他自24岁开始做官，到71岁去世，共被授官20余次，而由于权 臣当道，多次遭受排挤，或辞而不就，真正在地方上做官总计不过10年，在朝做官 40天。
可见，其仕途坎坷，很不顺意。
朱熹出身于儒学世家，他的父亲朱松对朱熹的教育十分认真。
《宋史》本传说： “熹幼颖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嘉问曰：‘天上何物’
”这个 传说，说明朱熹自幼就是一个具有强烈求知欲望的人。
由于朱松是在二程理学思想 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儒生，他对儿子的要求自然是按照儒家学做圣贤的目标去实行。
据《朱子年谱》中记载，朱熹在10岁时就“厉志圣贤之学”，每天如痴如迷地攻读 《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他自己回忆说：“某十岁时，读《孟 子》，至圣人与我同类者，喜不可言”。
从此，便立志要做圣人。
以后他又教育学 生说：“凡人须以圣人为己任”。
朱熹在学习上的勤奋用功，可以从《年谱》的记载中得知一二。
据记载，当他 十五六岁时，读《中庸》“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一章，“悚然警厉自发”，决心 “以铢累寸积而得之”。
“人一己百，人十己千”是《中庸》第二十章中的话。
其 原文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
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 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 弗措也。
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 强”。
这段话是指导人们做学问的重要途径和方法。
所谓“博学之”就是要广泛地 汲取各种知识；所谓“审问之”就是学习过程中须详审察问，把不明白的问题弄清 楚；所谓“慎思之”就是指思考问题须在慎字上下功夫；所谓“笃行之”，就是要 把所学的东西认真付诸实行。
《中庸》是儒家经典之一，它讲的学、问、思、辨、 行本来是学习和实行圣贤们的学说和道德规范。
但作为一般的为学方法来看，上述 要求对我们是具有借鉴作用的。
朱蕉在学术上之所以能够取得那么巨大的成就，就 是因为他能够按照这个途径和方法去实行。
他后来深有体会地说：“某自十六七时， 下功夫读书，彼时四旁皆无津涯，只自凭地硬著力去做，自今虽不足道，但当时也 是吮了多少年苦读书。
”（《年谱》卷1）、由于学习上进步很快，他在18岁时就考 上建州乡贡，19岁又考中进士。
取得进士资格以后，朱熹继续勤奋读书。
24岁时， 朱熹竞徒步数百里，求学于当时著名理学家、他父亲的同学李侗。
公元1160年，正 式拜李侗为师。
李侗是程颐再传弟子罗从彦的高足弟子，而罗从彦则是二程著名弟子杨时的学 生。
朱熹受学于李侗之后，便潜心于理学的研读，很快就成为李侗的得意门生。
李 侗曾赞扬他：“颖悟绝人，力行可畏，其所诧难，体人切至，自是从游累年，精思 实体，而学之所造亦深矣”。
并说朱熹“进学甚力，乐善畏义，吾党罕有。
”（ 《年谱》卷1）这样，朱熹终于全面继承了二程理学，并且进而集理学之大成，成了 宋明理学家中的最高代表。
朱熹年轻时，读书的范围十分广博，除四书、五经外，对先儒的书乃至诸子百 家、禅、道《楚辞》、兵书、史书无不涉猎，并且还吸取了许多自然科学知识。
他 是一位知识非常广博的大学问家。
二、仕途生涯多艰 做官清正有为 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朱熹 22岁，官授左边功郎，被派往泉州同安县 为主簿。
他在任职期间，主要是认真为封建国家催收赋税，按照儒家礼教整饬民风。
他纠正了当地贫民因“贫不能聘”而行的“引伴为妻”的陋习。
他还积极搜集藏书， 在同安建立了“经史阁”和“学宫”，招收生徒进行讲学，并以《周礼》、《仪礼》 和唐、宋礼制为蓝本，绘制了礼仪、器用、衣眼等图，教授学生习用。
此外，也协 助当局镇压过一次饥民暴动。
朱熹为官正直，能体察民情。
公元1167年秋天，福建崇安发生大水灾，朝廷派 他前往视察灾情，他曾遍访于崇安各山谷之间。
在视察中，朱熹发现“肉食者漠然 无意于民，直难与图事”（《文集》卷10）。
他说：“若此学不明，天下事决无可 为之理”（同上）。
由于灾情严重，粮食无收，地方官不认真救济，到次年青黄不 接之时，就在崇安发生了饥民暴动。
这时，朱熹与知县诸葛廷瑞共同发起，要求地 方豪富，用藏粟赈救饥民，他又请求朝廷以“六百斛赈济”，这才平息了饥民的暴 动。
由此，朱熹便想出了建立“社仓”的办法，并建议朝廷广为推行，作为解决农 民在青黄不接之时的口粮问题的机构。
他规定“社仓”的任务，是在青黄不接之时 贷谷给农民，一般取息20％，这就可以不向豪民高利贷粮，若发生小饥，息利可以 减半，若发生大饥、则可免除利息。
当然设立社仓的最大好处可以防止农民暴动。
为此，朱熹于公元1171年在其家乡首创“五夫社仓”，作为试点，并上疏朝廷，建 议按其办法在全国范围推行。
由于此法对官僚地主和高利贷者不利，因而未能广为 推行，只有极少地方，如福建建阳和浙江金华等地实行了这个措施。
朱蕉在做官期间，由于能够体察民情，对于民间疾苦有所了解，他的任务虽然 是维护封建剥削制度，但又竭力反对那种“竭泽而渔”的政策。
公元1178年，他知 南康军（治所在今江西星子县），就在上任的那年，南康发生灾荒，朱熹发布了 《劝谕救荒文》，劝导富裕之家要同情和救济他们的佃客，“务令民食”，应将余 粮以公平的价格和足够的斤两开卖给农民，不使有“流移饥饿之患”。
同时要求农 民“各依本分，凡事循理”，不要离乡流亡。
若有不轨，“定当追捉”。
他又竭诚 上奏，恳求朝廷免征星子县的税钱，并要求上级拨支钱粮修复该地长江沿岸堤防， 用以工救饥的办法缓解口粮问题。
自此以后，朱熹得出经验，认为要安抚百姓，使 他们不犯上作乱，就必须恤民。
公元1180年，他又上《封事》，请朝廷“恤民”， “省赋”。
公元1181年8月，浙东发生饥荒，朱熹受命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
到浙东 后，他不带随从人员，单车微服，去四方察访民情，“所至人不及知，郡县官吏惮 其风采”（《宋史》本传）。
经过察访，朱熹亲眼看到许多农民因受残酷剥削和灾 荒而挣扎于死亡线上的凄惨现象，同时得知一些地方官的贪赃枉法行为。
为此，他 大胆奏劾了绍兴府一个官员偷盗赈救饥民官米4160石的犯罪事实，又弹劾了衢州守 臣李峰隐瞒灾情和谎报政绩的事实。
更值得一提的是，当朱熹发现当朝宰相王淮的 亲戚，吏部尚书郑丙和和侍御史张大经的密友台州太守唐仲友“违法扰民，贪污淫 虐，蓄养亡命，偷盗钱粮，伪造官会”等诸种罪行之时，能够不顾自身安危，连续 六次上疏弹劾，终于逼迫王淮撤去了唐仲友的官职。
与此同时，他又雷厉风行地下 令惩办了一些贪官污吏，还惩罚了一些暴虐乡民的恶棍土豪。
在浙东任上，朱熹也 上疏要求孝宗“尽出内库之钱，以供大礼之费为收粢之本”，诏谕户部减免欠税， 撤去那些不负责任的官吏，“遴选贤能，责以荒政。
”（《宋史》本传》）以期达 到“下结民心，消其乘时作乱之意”的目的。
公元1189年，朱熹出知福建漳州。
到任以后，便“奏除属县无名之赋七百万， 减轻总制钱四百万”（同上），在漳州任期内，他又提出了“行经界”的主张，要 求核实田亩，绘图造册，为什么要行经界
这是因为一些贫苦农民的田产早被官僚 地主兼并，造成了“产去税存”的不合理现象。
田产被人夺走，税额仍在失去土地 的农民头上，使“贫者无业而有税”，“富者有业而无税，则公家有隐瞒失陷，税 计不足之患”（《文集》卷21，（经界申请司状》）。
这种情况，不仅贫苦农民深 受其害，而且给国家造成坐失常赋，出现“岁计不足”的财政困难。
故朱熹认为， 若能“正板籍”，核实业户田亩，实行“随亩均产”，则既可减少佃民的痛苦，又 可增加政府的收入。
然而，由于这种办法有损于豪民利益，因而遭到了大官僚地主 的反对，未能实行。
上述事迹，说明朱熹在各地作官期间，表现了他的卓识远见，能够不畏强暴， 以一定的魄力去反对邪恶势力，也提出了一些补救时弊的正确主张，同时还做了一 些救民于水火的好事。
这虽然是为了从根本利益上巩固赵家王朝的统治，但比起那 些昏庸腐败的官员来说，却显示了朱熹的正直和远见卓识。
但也应指出，朱熹作为 一个笃行道学的封建卫道者和统治阶级的上层分子，其根本立场，还是与农民相对 立的，因为他最恨人民“犯上作乱”，所以每当“饥民”或“流民”聚众闹争时， 他就毫不犹豫地进行镇压。
三、力主推行理学 竟遭落职罢祠 朱熹一生从事理学研究，又竭力主张以理学治国，但却不被当道者所理解，加 之他在政治道路上举步艰难，所以其结局十分不妙。
然而他为了实现自己的学说， 却表现了孔子那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
公元1162年，他向孝宗上封事说： “帝王之举，必先格物、致知，以及夫事物之变，使义理所存，纤细必照，则自然 诚意、正心，而后可以应天下之务”。
劝说孝宗以身作则，遵照儒家经典中的义理 办事，“任贤使能，立纲纪，正风俗”，以期达到国官兵强，抗金雪耻的目的。
至 次年，朱熹又乘孝宗召见之机，重申前议说：“大学之道，在于格物以致其知。
陛 下未尝随事以观理，即理以应事，平治之效，所以未著”。
上述建议的基本内容是 要求用“三纲领”（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和“八条目”（即格物、、致知、 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指导。
先从皇帝本身做起，再施行于 臣民。
这些意见虽受到孝宗的赞许，但因阻力太大，未能得以施行。
在知南康军任上，朱熹又应诏上疏说：“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本， 在人君正心术以立纪纲。
”（《年谱》卷2）在这次上疏中，由于他力陈时弊，指斥 朝中谏官失职，使皇帝言路闭塞，“所与亲密谋议，不过一二近习之臣。
上以蛊惑 陛下之心者，使陛下不信先王之道，而悦于功利之卑说，不乐庄士之谠言，而安于 私督之鄙态。
下则招集天下之士大夫之嗜利无耻者，文武汇分，各入其门。
交通贿 赂，所盗者皆陛下之财；命卿置将，所窃者皆陛下之柄。
”（同上）这次上疏，虽 是耿直之言，但却触怒了皇帝，幸好有人帮他说情，这才免于治罪。
此后不久，朱 熹便感到其理想难于实行而辞去官职，专心研究经学，讲论义理。
不过，他并未就 此罢休，还是继续向孝宗进言国事。
有人劝他：“正心诚意之论，上所厌闻，戒勿 以为言。
”朱熹讲：“吾平生所学，惟此四字，岂可隐默以欺吾君乎
”（《宋史》 本传）公元1188年，朱熹又借孝宗召他入对之机，大讲“正心诚意”，共上《奏札》 5篇，其中以《戊申封事》著称于时。
《封事》说：“今天下大势，如人有病，内自 心腹，外达四肢，无一毛一发不受病者，且以天下之大本与今日之急务为陛下言之。
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务则辅翼太子，选任大臣，振纲纪，变化风俗，爱养民力， 修明军政六者是也。
……今日官省之间，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 顾乃得以窟穴盘踞于其间。
是以纲纪不正于上，风俗颓弊于下。
”此《封事》达于 宫中，孝宗已就寝，又立即起床，秉烛披阅，并于次日下诏，授朱熹主管太一宫， 兼崇政殿说书。
朱熹虽力辞未就，但说明这次上奏得到了重视。
宁宗即位之后，朱熹得到提倡理学的宰相赵汝愚推荐，官拜焕章阁侍制兼侍讲。
这是朱熹一生唯一的一次在朝中作官，他抓住为皇帝讲书的机会，多次向宁宗大谈 “正心诚意”的意义，要求皇帝身体力行。
他在进言中，指出朝廷不应在京畿百姓 遭灾之年大兴上木，“以慰斯民饥饿流离之难”；二是要求宁宗“下诏自责，减省 舆卫”；三是要求整肃纪纲，以维护朝廷的尊严，令“近习不得干预朝权，大臣不 得专任己私”。
（《文集》卷14，《经筵留身而陈四事札）这些言论，引起了宁宗 的反感，而朱熹仍多次进言，“斥言左右窃柄之失”（《宋史》本传）。
这更使宁 宗对他产生了厌恶之心，仅在朝40日，就被撤去职务。
此后，他只好回到家乡，专 心从事讲学著书。
不久，赵汝愚也受到实权人物韩囗胄等人的排挤而失去相位。
接 踵而来，便发生了一场反理学的斗争。
公元1195年，由监察御史沈继祖出面。
指控 朱熹犯有十大罪，又说他是一个伪君子。
甚至有人上书请斩杀朱熹，使他终于受到 “落职罢祠”（取消做官资格）的处分。
公元1196年，又“更道学为伪学”，列 《六经》、《语》、《孟》、《中庸》、《大学》为禁书。
公元1198年再下诏，令 道学伪邪之徒“改视回听”，若“进非不悔”，则“必罚无赦”。
同时又制定了 《伪学逆党籍》，列为“道党”者共59人，其中包括宰执4人，待制以上13人，其他 官员31人，武臣3人，士8人。
这是一次重大的政治事件。
在这次事件中，朱熹受到 了沉重打击，以至门人故交常过其门而不敢入。
但朱熹却能镇静自若，照常“讲学 不休”，直至老死。
四、朱陆鹅湖论学 理学殊途同归 在南宋的理学家之中，陆九渊也是名气很大的人物。
陆九渊与朱熹同时，小于 朱熹9岁。
二人在治学目标上基本一致，而其思想方法和认识途径却大不相同。
朱熹 的理一元论把自然界和封建社会中的一切社会关系以及一切思想、行为准则都归结 为“理”的体现。
在治学方法上，他主张通过多读书，“泛观博览”去达到对“理” 的认识。
由于这种方法十分复杂繁难，必须下最大功夫才能达到目的，因此陆九渊 觉得它大支离烦琐，按照他的“心即理”观点，他主张求理不必向外用功，只须 “自存本心”，“保吾心之良”，就可以达到对“理”的把握。
从哲学观点上讲，朱、陆两家是南宋时期唯心主义理学内部的两个不同学派， 由于观点不同，两家在学术问题上进行了长期的争辩。
朱陆二人的辩论方式，主要 是通过书信的往来进行交锋，然而鹅湖之会却是一次例外。
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为了调和朱陆之分歧，由另一位著名学者吕祖谦 发起，邀请了朱熹和陆九渊、陆九龄兄弟共四五人在信州鹅湖寺（今江西铅山县境 内）集会，讨论的主要问题是“为学之方”。
这便是我国学术史上有名的“鹅湖之 会”。
会议开始，陆九龄首先发难，作诗表明观点： 孩提知爱长知亲，古圣相传只是心。
大抵有基方筑室，未闻无址忽成岑。
留情传注翻蓁塞，著意精微转陆沉。
珍重朋友相切琢，须知至乐在于今。
朱熹听了一半，就对吕祖谦说：“子寿（陆九龄字）早已上子静（陆九渊字） 船了也。
”辩论开始，陆九渊再用一诗和陆九龄以表白自己的观点： 墟墓兴衰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
涓流滴到沧溟水，拳石崇成大华岑。
易简功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沉浮。
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辩只今。
陆氏兄弟把他们的为学之方标榜为“易简功夫”，而讥笑朱熹的治学之道是 “支离事业”。
陆学是从“心即理”的宗旨出发，认为朱熹的“泛观博览”和“即 物穷理”的认识途径是支离烦琐，不切实用，因而主张“切已自反”，“发明本心”， 这就是他们的“易简功夫”。
实际是一种直觉主义认识方法。
朱熹听了陆氏兄弟的诗，很不高兴。
会议进行了三天，双方各持己见，最后只 好不欢而散。
事后，朱熹批评陆九渊说：“子静之学，只管说一个心……若认得一 个心了，方法流出，更都无许多事……所以不怕天，不怕地，一向胡叫胡喊……便 是‘天上地下，唯我独尊’。
”（《语类》）这个批评对陆学来说，真是击中要害 了。
鹅湖之会虽然只辩论“为学之方”，但也涉及两派在心物、心理关系上的分歧。
朱熹认为“理”在心外，所以要通过“泛观博览”和“格物致知”而达到对理的认 识；陆九渊则认为“理”在心中，“心即理也”，所以主张通过向内用功“发明本 心”去达到对“理”的体认。
鹅湖之会以后，两派继续进行辩论。
主要是对无极太极和形上形下等问题的分 歧。
朱熹讲“无极而太极”，强调“无形而有理”，其目的在于说明“理”是形而 上的，贯通万物的根本。
陆九渊不同意朱熹的说法，他认为，没有必要去区分形上 形下。
在陆九渊看来，太极就在心中，心就是理，就是宇宙万物之根本，不承认心 外有道。
因此，陆九渊指责朱熹在“太极”之上加“无极”是“叠床上之床”、 “架屋下之屋”，全是多余。
通过无极太极和形上形下的辩论，充分表明：在本体 论上，朱熹属于客观唯心论者，陆九渊是主观唯心论者。
从哲学基本问题上讲，他 们都是唯心主义者；从治学目标上看，他们都是为封建主义的统治制度制造理论依 据。
对这一点，后来黄宗羲做了正确结论，他说：“二先生同植纲常，同扶名教， 同宗孔孟，即使意见不合，亦不过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所谓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 原无有背于圣人。
”（《宋元学案·家山学案》）总之，朱、陆在学术上的分歧， 不属于世界观上的根本分歧，而是殊途同归。
鹅湖之会5年过后（1180年），陆九渊来到白鹿洞书院拜访朱熹，请为其兄陆九 龄撰写墓志铭，二人一见如故，十分友善，并且表现了互相仰慕之情。
朱熹不仅接 受了陆的请求，同时还邀请陆九渊为书院师生讲学，陆也欣然同意，他的题目是讲 解《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章，听者深受感动，给师生们留下了良好 印象。
这件事说明朱、陆的观点虽有分歧，但他们在学术交往和待人处事的态度上 都具有宽豁大度的君子之风。
五、倡办文化教育 重建书院学规 朱熹既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又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
他一生热心于教 育事业，孜孜不倦地授徒讲学，无论在教育思想或教育实践上，都取得了重大的成 就。
他倡办文化教育的目的，虽然是为了宣扬维护封建制度的政治伦理思想，传播 儒家的道德文化，但也做出了许多有益于后世的贡献，起到了弘扬民族文化，推进 学术发展的作用。
朱熹在世之时，曾经整顿了一些县学、州学，又亲手创办了同安 县学、武夷精含、考亭书院。
特别应当提出的，是他重建了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 并且还亲自制定了学规，编撰了“小学”和“大学”的教材。
为封建国家培养了一 大批知识分子，其中包括不少著名的学者，形成了自己的学派。
下面主要介绍一下 朱熹重建江西白鹿洞书院和湖南岳麓书院的事迹，以窥见其教育活动和教育思想的 一斑。
公元1179年，朱熹知南康军的时候，重建了著名的白鹿洞书院，白鹿洞书院是 宋代四大著名书院之一。
原址在江西星子县境内庐山五老峰东南。
此处曾经是唐代 名士李渤隐居讲学之处，当年李渤喜养白鹿，因此得名。
南唐开始在此建立学舍， 号为庐山国学，宋时又在此建立书院。
淳熙六年（1179年）十月，朱熹知南康军时， 派人访查白鹿洞旧址，并拨款重建了书院，又遍搜江西诸郡书籍文字以充实藏书， 购置日产以供办学之用。
书院得到朝廷的认可，教学活动由朱熹亲自主持。
他特为 书院订立了学规，又经常为学生解答疑难问题，对他们诲诱不倦。
从朱熹的学规（名为《白鹿洞书院揭示》）的基本精神上看，主要是按照圣贤 的教导要求学生。
第一条：以“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 有信”为“五教之目”；第二条：以《中庸》所提出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 明辨之，笃行之”为“为学之序”；第三条：以“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 善改过”为“修身之要”；第四条：以“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为 “处事之要”；第五条：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为“接 物之要”。
这些学规的内容，完全在于实行封建的纲常伦理，它总结了孔孟以来儒 家的礼教体系，体现了其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人际关系准则。
因此，这个学规就成 了后来各书院订立学规的标准。
公元1194年，朱熹在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抚使任内，又在长沙重建了岳麓书院。
岳麓书院旧址在长沙岳麓山，原为北宋初期潭州太守朱洞所创建，也是宋代四大著 名书院之一。
然而这个书院在朱熹来潭州以前，已是名存实亡。
那时潭州已是“师 道凌夷，讲论废息，士气不振”（《文集》卷100）。
朱熹来此之后，虽然政务烦忙， 仍积极抽出时间着力恢复书院，又亲自参加讲学。
他还在湖南各地延聘了一些教师， 并广招生徒，来此就学者曾达到千人。
据《朱子年谱》记载：“先生穷日之力，治 郡事甚劳，夜则与诸生讲论，随问而答，略无倦色，多训以切己务实，毋厌卑近而 慕高远，恳恻至到，闻者感动。
”这说明朱熹在岳麓书院讲学期间，对书院的建设 付出了很大的力气，同时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这所书院直到明清时代仍然是一处 著名的高等学府。
六、阐义理之奥秘 集理学之大成 理学又称道学，是中国后期封建社会居于统治地位的社会意识体系，它是以研 究儒家经典的义理为宗旨的学说，即所谓义理之学。
从研究方法上说，理学不同于 过去以注释儒家经典为主的“汉学”。
故人们又称宋代开始的义理之学为“宋学”。
从世界观的理论体系来看，理学是在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 种新的哲学思潮。
在这一思潮的代表人物中，有以“气”为最高范畴的哲学家，如 张载、罗钦顺、戴震等人，也有以“理”为最高范畴的哲学家，如二程、朱熹、陆 九渊和王守仁等人。
人们一般所说的“理学”，主要是指程朱和陆王之学，因为无 论程朱或陆王，都把“理”作为自己哲学体系的最高范畴。
这是宋明理学的主流。
理学思潮的兴起，从政治上说，是为适应赵宋王朝加强封建中央集权的需要。
鉴于唐宋藩镇割据，“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三纲五常之道绝”（《五代 史》卷16）的历史教训，为防止再度发生“臣弑其君”和“以下犯上”的事件，经 过北宋建国以来几十年的艰苦营造，才建构了理学这样一种学术思潮，它萌发于晚 唐的韩愈“道统”说和李翱的“复性论”，奠基于周敦颐、邵雍、张载，初创于程 颢、程颐兄弟，朱熹则是理学的集大成者。
”其基本思想大致如此。
（一）健全理本体论，阐发义理之奥 朱熹深化和完善了理本体论思想，他在二程初创的唯心主义理学基础上，总结 了北宋以来唯心主义理学加唯物主义理学斗争的经验教训，建立了一个精致的、富 于理性思辨的唯心主义理学体系，使之达到了唯心主义理学的最高水平。
后人在习 惯上把朱熹和二程的学说称为“程朱理学”。
朱熹和二程一样，把“理”作为最高的哲学范畴。
他说：“宇宙之间，一理而 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其张 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以此理流行，无所适而不在”。
（《朱文公文集》 卷70。
下引此书简称《文集》）宇宙间的一切都充斥着一个普遍流行和无所适而不 在的“理”，理生天地，成万物之性，展现为“三纲五常”。
无论自然、社会和伦 理道德领域，都体现了“理”的流行。
理无所不在，这是对二程理一无论的继承和 概括。
在此基础上，朱熹又提出了“太极”这个概念，认为“太极”是“理”的总体。
他说：“总天下之理，便是太极”（《朱子语类》。
下引此书，简称《语类》。
）
从历史和现实两个角度谈谈你对宋明理学的评价?
程朱理学是北宋理学家程颢、和南宋理学家朱熹思想的合称。
二程曾同学于北宋理学开山大敦颐，著作被后人合编为 《河南程氏遗书》。
他们把“理”或“天理”视作哲学的最高范畴，认为理无所不在，不生不灭，不仅是世界的本原，也是社会生活的最高准则。
在穷理方法上，程颢“主静”，强调“正心诚意”；程颐“主敬”，强调“格物致知”。
在人性论上，二程主张“去人欲，存天理”，并深入阐释这一观点使之更加系统化。
二程学说的出现，标志着宋代理学思想体系的正式形成。
南宋时，朱熹继承和发展了二程思想，建立了一个完整而精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
他认为，太极是宇宙的根本和本体，太极本身包含了理与气，理在先，气在后。
太极之理是一切理的综合，它至善至美，超越时空，是“万善”的道德标准。
在人性论上，朱熹认为人有“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前者源于太极之理，是绝对的善；后者则有清浊之分，善恶之别。
人们应该通过“居敬”、“穷理”来变化气质。
朱熹还把理推及人类社会历史，认为“三纲五常”都是理的“流行”，人们应当“去人欲，存天理”，自觉遵守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规范。
朱熹学说的出现，标志着理学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
宋元明清时期，历代统治者多将二程和朱熹的理学思想扶为官方统治思想，程朱理学也因此成为人们日常言行的是非标准和识理践履的主要内容。
在南宋以后6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程朱理学在促进人们的理论思维、教育人们知书识理、陶冶人们的情操、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历史进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同时，它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历史和文化发展，也有巨大的负面影响。
不少人把程朱理学视为猎取功名的敲门砖，他们死抱一字一义的说教，致使理学发展越来越脱离实际，成为于世无补的空言，成为束缚人们手脚的教条，成为“以理杀人”的工具，从而反映出它的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
程朱理学亦称程朱道学，是宋明理学的主要派别之一，也是理学各派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学派之一。
其由北宋二程（程颢、程颐）兄弟开始创立，其间经过弟子杨时，再传罗从彦，三传李侗的传承，到南宋朱熹完成。
从广义上说，它也包括由朱熹所摄入的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和二程）的学说，并延伸到朱熹的弟子、后学及整个程朱的信奉者的思想。
由于朱熹是这一派的最大代表，故又简称为朱子学。
程朱理学在南宋后期开始为统治阶级所接受和推崇，经元到明清正式成为国家的统治思想。
故如对宋明理学的概念不做特别规定的话，在通常的意义上便是指程朱一派的理学。
二十世纪中国大陆程朱理学的研究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1900年至1949年。
在这五十年间，研究程朱理学的论文多以人物个案为主。
最早研究二程的论文有两不的《程伊川之宇宙观》（1921年），最早研究朱熹的论文有程南园的《与友人论朱陆书第四》（1915年）此时也有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的著作问世，其中都有关于北宋“五子”、朱熹及其后学思想的论述，但人物个案研究的专著很少。
最早的中国哲学史的专著为1915年出版的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
该书以简洁的笔法对道学（理学）的渊源作了追溯，并分述了周濂溪、邵康节、张横渠、程明道、程伊川、程门诸子、朱晦庵、朱子门人之学。
吕思勉的《理学纲要》（1931年）可以说是较早的一本断代哲学史论著。
在该书中，吕思勉同谢无量一样认为“宋学长河，当推安定（胡瑗）、泰山（孙复）、徂徕（石介）”，但宋儒言哲学之首出者则为周濂溪。
吕思勉对明道伊川之学，有独到见解，认为洛学中之明道伊川，性质本有区别，学于其门者，亦因性之所近，所得各有不同。
对晦庵之学，吕思勉的论述亦较恳切，认为其哲学思想则未有出于周、张、二程之外者，不过研究更为入细，发挥更为透辟，因此，朱子非宋学之创造家，而是宋学之集大成者。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中亦对程朱一派道学作了详述。
陈寅恪先生在审查此书时所作的《审查报告》对此书的评价颇中肯，认为此书于朱子之学多有发明。
此时，中国哲学史方面的著作还有范寿康的《中国哲学史通论》（1936年）。
虽然此间对程朱理学的研究业已基本展开，但大多只是从总体上阐述，并且对诸多问题的解析还不够明确，故把这一时期的程朱理学研究称为开创期。
第二个时期：从1950年至1965年。
此间研究程朱理学的文章著作基本上都采用唯心主义唯物主义划分的方法，普遍认为程朱代表了客观唯心主义学说。
这段时间出版的有关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的著作大致有杨荣国的《简明中国思想史》（1952年）、侯外庐等人的《中国思想通史》（1959年）、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1964年）等，其中都有专门章节分述程朱之学。
此间研究程朱理学的论文亦有一些，其中专门研究二程的论文有两篇，研究朱熹的大致有十四篇。
这些论著中的绝大多数对程朱理学持否定态度，认为他们的哲学思想和他们的政治立场相应，是极端反动的。
朱熹的哲学在历史上的作用只是对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起了一种刺激的作用，但如果对朱熹哲学没有批判、没有认识，就不能起到刺激唯物主义发展的作用，反而会起破坏作用。
当然，亦有学者对程朱理学有肯定的一面，认为程朱的哲学思想中包含有辩证法的因素，认为这是二程哲学体系中的合理思想。
但从总体上认定二程的思想是唯心主义的，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
从总体上说，此间对程朱理学的研究多集中在北宋“五子”及朱熹等几个主要人物上，对程门及朱门后学则研究较少。
虽然此时是以唯物唯心的方法进行研究读到，但相对于第一个时期，对问题的研究已相对深入了些。
因为方法论上的偏差，故这一时期只能称作探索期 第三个时期：从1966年至1976年。
这一时期正值“文化大革命”，深受“唯心主义等于反动保守”之公式的影响，故对程朱理学的批判不断升温。
这段时间研究二程的著作有批判文集一本，二程言论选批一本，分别为《程颢程颐及其思想批判》（1974年）、《程颢程颐言论选批》（1975年）。
研究朱熹的论文大致有54篇。
“文革”期间，对程朱理学批判的主要内容是把程朱放在儒法斗争史上，作为法家对立面的反动儒家人物而加以批判。
另外还批判程颐要寡妇守节而带来的“贞节杀人不见血”的后果。
总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程朱理学甚至整个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的研究可谓百花凋残、野草满径，所以这一时期只能称为挫折期。
第四个时期：从1977年至20世纪末。
此间程朱理学研究真正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其中不仅与程朱理学相关的宋明理学断代哲学史的研究愈加深入，而且人物个案研究也得到了发展，大量的论文及专著问世，真可谓“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杨时和游酢担任的最高官职
陆九渊承认王安石英才盖世，不合流俗，但认为王安石学术上没有触及根本， 陆九渊像[1]不苟同其政治改革。
对“靖康之变”胸怀复仇雪耻之大义，故访求智勇之士，共谋恢复失地。
任地方官时，政绩颇著，而不忘教育，常授徒讲学。
去官归里后，他在学宫内设讲席，贵贱老少都赶来听讲，据《象山年谱》称，“从游之盛﹐未见有此”。
出生简介 陆九渊出生时，其父因儿子多，打算让乡人收养，长兄陆九思的妻子刚好生有儿子（焕之），陆九思即令妻乳九渊，而将自己的儿子给别人奶喂。
陆九渊后事兄嫂如事父母。
陆九渊自幼聪颖好学，喜究问根底，提出自己的见解。
三四岁时，问其父“天地何所穷际”，父笑而不答，他就日夜苦思冥想。
长大后读古书至“宇宙”二字解说时，终于弄明白了其中奥妙。
他初读《论语[2]》，即指出其讹误之处。
任职简介 乾道八年（1172）中进士，初任隆兴府靖安（今江西靖安）县主簿，后调建宁府崇安（今福建崇安）县主簿，迁国子正、敕令所删定官等职。
淳熙十三年（1186），在朝中提出：任贤、使能、赏功、罚罪是医国“四君子汤”，得到孝宗赞许。
绍熙二年（1191），出知荆门军（辖今湖北荆门、当阳两县），政绩显著，社会风气大变。
丞相周必大称赞说：荆门之政是陆九渊事事躬行的结果。
他慨叹于靖康间北宋被灭的惨痛事件，和四方志士交结，并曾上书陈五论：一论仇耻未复，愿博求天下之俊杰，相与举论道经邦之职；二论愿致尊德乐道之诚；三论知人之难；四论事当驯致而不可骤；五论人主不当亲细事。
除将作监丞，因给事中王信反对，落职还乡。
九渊当时名望已高，每开讲席，学者群集，“户外履满，耆老扶杖观听”。
他自号“象山翁”，学者尊为“象山先生”。
光宗即位，他被起用知荆门军。
当时荆门是南宋边地，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但是实际防务极差，连城墙也没有。
他“乃请于朝而城之”。
经过一年左右的认真治理，“政行令修，民俗为变”。
绍熙三年腊月，病逝于荆门任上，归葬于金溪青田。
嘉定十年（1217），赐谥“文安”。
明正德十六年（1521），在金溪县城衙门前为陆九渊建有“百世大儒”坊，两侧镌刻“学苟知本六经皆注脚，事属分内千经有同心”对联。
学术简介 陆九渊一生的辉煌在于创立学派，从事传道授业活动，受到他教育的学生多达数千人。
陆九渊官位不算显要，学术上也无师承，但他融合孟子“万物皆备于我”和“良知”、“良能”的观点以及佛教禅宗“心生”、“心灭”等论点，提出“心即理”的哲学命题，形成一个新的学派——“心学”。
断言天理、人理、物理只在吾心中，心是唯一实在：“宇宙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认为心即理是永恒不变的：“千万世之前，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万世之后，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往古来今，概莫能外。
这就把心和理、心和封建伦理纲常等同起来。
企图由此证明所谓“天理”即封建等级秩序、封建道德教条，都是人心所固有，是恒久不变的。
他认为治学的方法，主要是“发明本心”，不必多读书外求，“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
淳熙二年（1175），应吕祖谦之邀，陆九渊在铅山鹅湖寺与朱熹展开了有关“心” 与“理”的大辩论，进一步阐发了他“尊德性”和“发明本心”的“心即理”的先验论。
朱熹持客观唯心主义观点，主张通过博览群书和对外物的观察来启发内心的知识；陆九渊持主观唯心主义观点，认为应“先发明人之本心然后使之博览”，所谓“心即是理”，毋须在读书穷理方面过多地费功夫。
双方赋诗论辩。
陆指责朱“支离”，朱讥讽陆“禅学”，两派学术见解争持不下。
这就是史学家所说的“鹅湖之会”、“鹅湖大辩论”。
但他们友谊极厚，书信往来，论辩不已。
九渊曾在朱熹主持的白鹿洞书院讲君子小人喻义利一章，听者泣下。
“熹以为切中学者隐微深痼之病。
” 他的学说，经其弟子傅子云、傅梦泉、邓约礼、杨简等人的发挥，元代赵偕、祝蕃、李存等的继承和明代陈献年、湛若水的发展，经王守仁集大成，成为宋明理学的一个重要派别，影响极大。
明代王阳明发展其学说，成为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陆王学派”，对近代中国理学产生深远影响。
陆九渊的思想经后人充实、发挥，成为明清以来的主要哲学思潮，一直影响到近现代中国的思想界。
著名学者郭沫若、马一浮都认为深受陆九渊思想的影响。
讲学授徒 陆九渊还热心于讲学授徒，大力发展教育事业。
“每开讲席，学者辐辏，户外履满，耆老扶杖观听”，弟子遍布于江西、浙江两地。
他在长期的讲学实践中，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教育思想理论。
他认为教育对人的发展具有存心、养心、求放心和去蒙蔽、明天理的作用。
他主张学以致用，其目的是培养出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人才，以挽救南宋王朝衰败的命运。
在教育内容上，他把封建伦理纲常和一般知识技能技巧，归纳为道、艺两大部分，主张以道为主，以艺为辅，认为只有通过对道的深入体会，才能达到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的目的。
因此，要求人们在“心”上做功夫，以发现人心中的良知良能，体认封建伦理纲常。
陆象山的学生，最著名的是杨简、袁燮、舒璘、傅子云等，其中杨简进一步发挥了其主观唯心主义的世界观。
象山学派流传不广、至明代陈献章、玉守仁起，始重行得到提倡。
在近代有一部分复古主义者还曾经根据陆王唯心主义的教义，企图反对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今南昌城内的象湖相传为陆九渊当年在南昌开坛讲学之处，“象湖”一名由其号（象山先生）而来。
学术成就 陆九渊能诗。
《陆九渊集》中录存诗作一卷二十三首。
《鹅湖和教授兄 陆九渊题跋像[3]韵》云：“墟墓兴衰宗庙饮，斯人千古不磨心。
涓流积至沧溟水，拳石崇成泰华岑。
易简功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
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辨只今”。
诗有一定的学究气。
其论诗尚允当。
如“若乃后世之诗，则亦有当代之英，气禀识趣，不同凡流。
……今若但以古诗为师，一意于道，则后之作者又当左次矣。
”同江西诗派末流的泥古倾向是不同的。
有《象山先生全集》三十六卷。
陆九渊一生不注重著书立说，其语录和少量诗文由其子陆持之于开禧元年（1205）汇编成《象山先生集》，共计36卷，并由其学生于嘉定五年（1212）刊行。
1980年1月中华书局整理为《陆九渊集》出版发行。
为纪念陆九渊，省会南昌有一条街命名为“象山路”。
金溪陆坊青田院山的陆九渊墓经过整修，列为省重点保护文物。
先后有2000余海内外学者、游人前来拜谒。
1993年8月，日本九州大学石浦和夫等4位教授虔诚至墓前以表敬意。
1996年4月，金溪成立“陆象山研究会”，北京大学教授张岱年、张世英，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立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黄宜民等任研究会顾问；杭州大学教授束景南、武汉大学教授宫哲兵等任特约研究员。
日本九州大学教授福田殖等国外学者也纷纷寄赠研究论文和专著。
1999年4月10日金溪县举办“纪念陆象山先生诞辰860周年学术研究会”，众多国内知名学者、教授应邀参加活动。
陆九渊与朱熹同时﹐两人都是理学家﹐但朱属于客观唯心主义﹐而陆属于主观唯心主义。
陆学直接于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的“心学”﹐认为“人心至灵﹐此理至明﹔人皆具有心﹐心皆具是理”﹔“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宇宙内事是己分内事﹐己分内事是宇宙内事”。
他认为人们的心和理都是天赋的﹐永恒不变的﹐仁义礼智信等封建道德也是人的天性所固有的﹐不是外铄的。
学的目的 朱陆之辩就在于穷此理﹐尽此心。
人难免受物欲的蒙蔽﹐受了蒙蔽﹐心就不灵﹐理就不明﹐必须通过师友讲学﹐切磋琢磨﹐鞭策自己﹐以恢复心的本然。
修养功夫在于求诸内﹐存心养心。
具体方法是切己体察﹐求其放心﹐明义利之辨。
自称这种方法为“简易功夫”﹐是“立乎其大者”﹐是“知本”﹐是“明本心”。
至于读书﹐则最重视 《大学》﹑《中庸》﹑《论语》 和《孟子》﹐要求联系日用事物讽咏自得﹐反对习注疏章句之学﹐场屋之文﹐以谋求利禄。
他和朱熹常相辩难。
他们二人有两次会讲颇具影响﹐第一次是在淳熙二年(1175)“鹅湖之会”(鹅湖书院旧地﹐在今江西铅山县)﹐朱主张先博览而后归之于约﹐以陆的教法太简易﹐陆主张先发明人的本心而后使之博览﹐以朱的教法为支离。
第二次是在淳熙八年(1181)﹐朱请陆登白鹿洞书院讲堂﹐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朱则认为切中学者隐微深固之疾﹐当共守勿忘。
朱熹晚年曾劝学者兼取两家之长﹐并对陆表示敬意。
有人曾劝陆九渊著书﹐他说:“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又说“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陆学为明代王守仁(阳明)所发展﹐世称“陆王学派”﹐著有《象山全集》行世。
心学缘起 陆象山是宋明两代主观唯心主义“心学”的开山祖。
陆九渊之学，学者一般认为是家传。
而家学其实只是创造了这一学说形成的氛围和条件。
对于陆氏心学，陆九渊曾自称是“因读《孟子》而自得之”（《语录》下），以为孔子之后其学“自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乃得其传者”（卷一《与李省干》）。
陆九渊对于伊洛渊源，也不否认自己思想与他们的联系，他曾说：“韩退之言：‘轲死不得其传。
’固不敢诬后世无贤者，然直是至伊洛诸公，得千载不传之学。
但草创未为光明，到今日若不大段光明，更干当甚事
”（《语录》下）他以为“伊洛”虽得儒家正统，但二程子之学只是理学的草创阶段，有待于“我”来进一步发明。
陆九渊的这些说法自然包含着理学的道统观念及自诩为承担道统的意识，却也说明了一个事实，即陆氏心学与孟子思想及伊洛渊源的关系。
陆九渊思想是自得于孟子，但他是受孟子思想的启发，用孟子“先立乎其大”、“心之官则思”，以及“求放心”等命题，来阐发二程理学中“心性”的层面，使理学的本体论更偏于主观，而与道德践履的思想趋于逻辑上的统一的。
这也就是他在理学中的理论贡献。
除此之外，《宋元学案》中还有一种说法，认为陆九渊思想是继程门谢良佐之后，经由王苹、张九成、林季仲发展而来。
此一说根据大体有三： 其一，《宋元学案·象山学案》表在陆九渊名下有王梓材注：“庸斋、梭山、复斋弟。
艾轩讲友，上蔡、震泽、横浦、林竹轩续传。
”以为陆九渊之学，除得自家传，尚可由林季仲（竹轩）、张九成、王苹、谢良佐溯源至程颢。
其二，《宋元学案·震泽学案》全祖望案语说：“洛学之……入吴也以王信伯。
信伯极为龟山所许，而晦翁最贬之，其后阳明又最称之。
予读信伯集，颇启象山之萌芽。
其贬之者以此，其称之者亦以此。
象山之学，本无所承，东发以为遥出于上蔡，予以为兼出于信伯。
盖程门已有此一种矣。
”象山之学黄震以为“遥出于上蔡”，全氏以为“兼出于信伯”，综合两方面，全氏肯定“程门已有此一种”。
其实正点出陆九渊心学与程氏学说的内在联系。
其三，全氏于《艾轩学案》又曰：“愚读艾轩之书，似兼有得于王信伯……且艾轩宗旨，本于和靖者反少，而本于信伯者反多，实先槐堂之三陆而起。
”此条又补充了林光朝（艾轩）与陆九渊的关系。
陆九渊之学出于家传是确切的，而与谢、张、林等并无师承关系。
就思想上看却不无相通之处。
从陆九渊对二程的态度来说，亦确有褒贬之不同。
如《语录》中说：“二程见周茂叔后，吟风弄月而归，有‘吾与点也’之意。
后来明道此意却存，伊川已失此意。
” （《陆九渊集》卷三十四）此段为傅子云所录。
又《语录》同卷严松所录曰：“元晦似伊川，钦夫似明道。
伊川蔽锢深，明道却通疏。
”这都说明陆氏思想与程颢更为接近。
宋代理学自二程之后，程颐之学由杨时、罗从彦、李侗而传朱熹；程颢之学则由谢良佐、王苹、张九成、林季仲传至陆九渊，由此分成两大支流。
此说法中，朱熹一支尚有师承关系可考，而陆九渊一支学者认为多出于推断或臆测。
其实内中亦包含着学术思想发展的某种必然因素。
因此全祖望在《象山学案》序录中对于陆九渊学系做了这样的结论： 程门自谢上蔡以后，王信伯、林竹轩、张无垢至于林艾轩，皆其前茅，及象山而大成，而其宗传亦最广。
这个结论当是可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