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学生常用的德育原则有哪些
德育原则是教师对学生进行德育必须遵循的基本要求，它反映了德育过程的规律性，是对德育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
可分为如下几个方面。
中小学的德育原则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原则进行德育要把思想政治观念和道德规范的教育与参加社会生活的实际锻炼结合起来，把提高学生的思想认识与培养道德行为习惯结合起来，是他们言行一致。
疏导原则进行德育要循循善诱、以理服人，从提高学生认识入手，调动学生的主动性，使他们积极向上。
发扬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原则进行德育要调动学生自我教育的积极性，依靠和发扬他们自身的积极因素去克服他们品德上的消极因素，实现品德发展内部矛盾的转化。
折叠严格要求和尊重学生相结合原则进行德育要把学生的思想和行为的严格要求与对他们个人的尊重和信赖结合起来，使教育者对学生的影响与要求易于转化为学生的品德。
因材施教原则进行德育要从学生的思想认识和品德发展的实际出发，根据他们的年龄特征和个性差异进行不同的教育，使每个学生的品德都能得到最好的发展。
在集体中教育原则进行德育要注意依靠学生集体，通过集体进行教育，以便充分发挥学生集体在教育中的巨大作用。
教育影响一致性和连续性原则进行德育应当有目的、有计划地把来自各方面对学生的教育影响加以组织、调节，使其互相配合、协调一致、前后连贯的进行，以保障学生的品德能按教育目的的要求发展。
中西各国的德育原则德育原则是人们在长期教育实践中形成的。
在中外教育史上，许多教育家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代表一定的阶级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德育原则。
中国古代教育家孔丘很重视循循然善诱人 (《论语·子罕》);对人不仅听其言，更重视观其行(《论语·公冶长》);而且采取因材施教、以身作则等原则。
孟轲特别强调意志的锻炼和培养，主张一个人要有作为,须经历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孟子·告子下》)的刻苦磨炼。
荀况重视环境和教育的作用,提出居必择乡,游必就士,以防邪僻而近中正(《荀子·劝学》)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是中国古代德育的重要原则，《学记》早就指出禁于未发之谓豫。
后来(见程颢、程颐)也说以预为先朱熹主张知先行重,认为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朱熹语类辑略》)王守仁在儿童教育方面，要求教育要顺应儿童的性情，像时雨春风之于花木一样，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
明清之际的王夫之、颜元、戴震等反对宋明理学，都强调实行、实用等实践原则。
在西方，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很重视道德和道德教育，他针对当时诡辩派的言行不一，崇尚空谈，提出了应该热心地致力于照道德行事，主张心口一致，表里如一的原则。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认为知识就是美德，但他反对教给学生现成的道德知识，主张通过师生问答、争辨,启发学生自己从问答中得出结论,作为德性涵养的原则。
17世纪英国教育家J.洛克提出自然后果原则，强调受教育者在自己的行为后果中自动对行为加以调节，反对教育的外力干涉。
这条原则，后来被法国思想家J.-J.卢梭、英国教育家 H.斯宾塞和意大利教育家M.蒙台梭利所采用。
18~19世纪，瑞士教育家J.H.裴斯泰洛齐倡导爱的教育，他在《林哈德和葛笃德》(1781~1787)里描述葛笃德本着慈母之心教育孩子，使儿童受到感动。
德国教育家J.F.赫尔巴特提出寓教育于教学之中,称为教学的教育性原则。
他说:教学如果没有进行道德教育,只是一种没有目的的手段,道德教育(或品格教育)如果没有教学，就是一种失去了手段的目的。
20世纪，美国教育家J.杜威强调从学校的社会化活动中进行道德教育的原则，反对设置道德课程进行直接道德教学，主张德育中批判的、探讨研究的精神，强调在教学中发现什么是正确的，而不是习惯于一套已知的道德原则。
杜威的这个思想，对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校中的德育仍产生着影响。
苏联教育家克鲁普斯卡娅.马卡连柯提出的在集体中通过集体进行教育，尊重学生与严格要求相结合，以及结合生产劳动进行教育等都是社会主义社会学校进行德育需要遵循的重要原则。
中国现在学校德育的原则，是根据社会主义社会德育的性质、任务，在总结教育实践经验(包括教育史上有益的经验)基础上提出来的。
它力求反映学校共产主义思想品德教育过程的客观规律性。
现在教育界比较公认的德育原则有:共产主义方向原则,知行统一原则,严格要求与尊重学生相结合原则，疏导原则，集体教育原则，因材施教原则，教育影响连贯性和一致性原则，以身作则原则等。
德育原则是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贯穿于整个思想品德教育的始终。
德育原则不是凝固不变的，它将随着人们对德育过程规律认识的加深和教育实践的发展而日益丰富和发展。
学校的德育原则共产主义方向性原则这一原则是指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要把无产阶级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对学生的德育要同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联系起来。
这一原则体现了我国德育的社会主义性质，是区别于一切剥削阶级德育原则的根本标志。
共产主义方向性原则是学校德育工作的根本原则，它集中地反映了社会主义思想品德教育的阶级性质和培养年轻一代的根本要求，是学校进行德育的政治方向和根本保证。
青少年学生是祖国的未来，他们能否沿着共产主义方向前进，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因此，这一原则要求德育工作必须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学生，提高学生的社会主义觉悟，培养学生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
贯彻这一原则的要求是:首先，教师在德育工作中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
其次，教师在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时必须具有科学性。
一方面，教师要以科学理论武装学生的头脑;另一方面，教师的教育方法要具有科学性。
再次，教师对学生进行德育时必须结合时代的特征和社会发展的趋势。
最后，要把对学生进行共产主义方向的教育与学生日常实际生活结合起来，引导学生立足现实，放眼未来，从现在做起，从小事做起。
知行统一原则这一原则是指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既要重视对学生进行系统的理论知识教育，又要重视对学生进行实际锻炼，把提高学生的思想认识和培养学生的道德行为结合起来，使他们成为言行一致的人。
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知行统一是这一原理在德育中的具体应用。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人们的正确认识是在实践中形成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在思想品德构成的要素中，知和行是最基本的要素，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没有正确的认识，行动往往是盲目的，甚至会出席错误的行为，而正确的认识如不能在行动中体现出来也就是言行不一。
只有知行合一，言行一致，才是社会所需要的人。
贯彻这一原则的要求是:首先，要组织学生系统地学习社会主义理论和道德规范。
使学生能对社会、对人生、对道德有一个正确的看法。
掌握明辨是非的标准，以指导和评价自己的行为。
其次，组织学生参加各种社会实践活动，训练道德行为，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其中包括学习实践、生产劳动、社会公益活动、文体活动、科技活动等。
使学生在这些实践活动中，深化认识，增加情感体验，磨练意志，养成社会所需要的道德行为习惯。
最后，教师要以身作则，言行一致。
教师言传身教的榜样作用对学生影响非常大，教师以身作则，并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去影响教育学生，能比言教发挥更大的作用。
教师的言行一致，对学生知行统一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
正面教育原则这一原则是指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要以说服教育为主，积极疏导，启发自觉，指明方向，从提高认识入手，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
这一德育原则体现了社会主义教育的目的要求。
我国的教育目的是培养社会的主人，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开拓性人才，而不是驯服的奴仆。
同时，这条原则也符合对中小学生教育的特点，在促使学生思想内部矛盾转化时，不能靠压服，更不能讽刺、挖苦、体罚学生，而要耐心细致地正面说理，要更多地采取积极引导的方法。
当然，在对学生进行说理教育的同时，也要给予必要的纪律约束。
贯彻这一原则的要求是:首先，坚持正面启发，积极疏导。
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循循善诱，提高学生的思想认识。
其次，要以正面的榜样和事例教育学生。
以表扬、激励为主，批评、惩罚为辅。
最后，要建立合理的规章制度。
处于发展中的学生，他们的可塑性非常大，为了使学生养成良好的行为和习惯，必须建立合理的规章制度，把耐心说服和合理的规章制度结合起来，发挥思想品德教育的效力。
折叠尊重、信任与严格要求学生相结合原则这一原则是指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要把尊重、信任学生与逐步对学生提出的严格要求结合起来，使教育者的要求易于转化为学生的思想品德。
尊重学生就是尊重他们的人格，信任他们的力量和能力，相信他们能够自力自理;严格要求，就是对学生进行严格的管理和教育。
人都具有自尊心，只有受到尊重和信任，他们的主动性、积极性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学生从教师的尊重和信任中增强了自信，从而成为思想转化的内部动因和催化剂。
如果对他们不尊重、不信任，而是歧视、侮辱、压制，那么就会造成学生视学舍如囹圄而不肯入，视师长如寇仇而不欲见。
因此，尊重、信任学生是教育学生的前提，也是教师的教育态度问题。
教师只有热爱、尊重和信任学生，才能使学生亲其师，信其道，教育的作用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但尊重、信任学生必须与严格要求结合起来，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热爱、尊重学生，必然对他们提出严格要求，爱中有严，否则就会变成娇宠护短，放任自流;严格要求，必须以尊重、热爱为前提，严源于爱，否则会变成无理、无度。
因此，严格要求与热爱、尊重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辅相成的。
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说:我的基本原则永远是尽量多地要求一个人，也要尽可能地尊重一个人。
对我们所不尊重的人，不可能提出更多的要求，当我们对一个人提出很多要求的时候，在这种要求里也包含着我们对这个人的尊重。
贯彻这一原则的要求是:首先，教师要热情关怀每个学生，尊重学生的人格和自尊心。
因为尊重、信任是教育学生的基础。
尤其是后进生，更需要教师用爱心来医治他们心灵的创伤，教师只有热爱、尊重、信任他们，才能激起他们的自信心，自尊心和上进心，使他们不断进步。
其次，教师对学生提出的要求应合理正确、明确具体和适当。
要求合理正确，是指要求要合乎道理，符合学生的年龄特征，切合实际令人信服;要求明确，是指德育要求易于被学生掌握，便于记住和履行;要求适当，是指要求严得合理，是学生可以做到的。
如果教师不顾学生的实际情况，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或是无理要求，都会达不到应有的教育效果。
最后，教师对学生提出的要求，必须坚持贯彻到底。
在贯彻执行对学生的各项要求时，要督促学生完成，不能迁就、姑息、朝令夕改和放任自流，否则各种要求就会失去教育力量，教师也会失去教育威信。
集体教育原则这一原则是指进行德育要依靠学生集体，通过集体进行教育，充分发挥学生集体在教育中的巨大作用。
学生集体不仅是教育的对象，也是教育的主体，良好的学生集体具有巨大的教育力量。
社会主义教育的目的是要把青少年学生培养成为共产主义接班人，共产主义的道德核心是集体主义，培养学生的集体主义思想，必须依靠集体，通过集体来实现，集体是学生思想品德形成和发展的最佳环境。
因此，教师要特别注意集体教育原则在学生思想品德形成中的教育作用。
贯彻这一原则的要求是:首先，要努力培养和形成良好的班集体。
教师要确立集体的奋斗目标，引导学生关心、热爱集体，积极指导学生开展集体活动，以形成健全的班集体。
其次，要充分发挥集体的教育作用。
教师要把集体当作教育的主体，先向集体提出要求，然后通过集体教育学生个体，其中最重要的是发挥学生干部的作用，并通过学生干部，把教师的教育意图转变成集体的要求。
同时，要让每个学生参与集体的活动与管理，增强集体的荣誉感和责任感，形成集体的凝聚力，充分发挥集体的教育力量。
最后，要处理好学生集体与个人的关系。
教师要把集体教育与个别教育结合起来，要在集体教育的基础上，抓紧对个别学生的教育。
在集团中，既有集体的活动与交往，又有个人的独立思考和个别活动，使集体教育与个别教育相互促进，相互影响。
发扬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原则这一原则是指在德育中，要依靠和发扬学生品德中的积极因素，限制和克服消极因素，长善救失，因势利导，使学生思想品德不断进步。
学生思想品德发展的动力在于他们思想内部的矛盾运动，即积极的战胜消极的，正确的战胜错误的。
当然，这两方面在一定条件下会相互转化。
学生思想品德的发展，就是一个不断以自身的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的过程，教师要善于运用矛盾的转化，促使学生发扬优点，克服缺点，使缺点、落后的因素转化为优点、进步的因素。
贯彻这一原则的要求是:首先，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待学生。
全面了解和评价学生是正确教育学生的前提。
对学生既要看到他积极的一面，也要看到他消极的一面，无论对优秀学生还是后进学生，都要保持客观公正的态度和评价。
只有这样，才能使每个学生发扬长处和克服不足，使他们健康地发展。
其次，长善救失，因势利导。
教师要引导学生自觉地巩固发扬自身的优点来抑制和克服自身的缺点。
教师的责任就是积极地创造使学生向优点方面转化的条件，使优秀学生更先进，后进学生不断努力进取。
特别对后进学生，更要注意发现他们身上的闪光点，给予及时鼓励和表扬，促使他们向积极的方面转化。
最后，要引导学生进行自我教育，提高修养水平。
学生的进步离不开教师的帮助教育，但主要靠他们的自我教育、自觉努力。
所以，教师要帮助学生善于虚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善于自觉进行反思与反省，严于解剖自己，开展必要的思想斗争，自觉进行道德自律和道德修养。
教育影响一致性与连贯性原则这一原则是指在德育中，教师应对各方面的教育影响加以组织、调节，使其相互配合，步调一致，并且有计划、有步骤、系统连贯地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
贯彻这一原则的要求是:首先，要统一学习内部的教育力量。
按照德育任务，向学生提出统一要求，相互配合，共同做好学生的教育工作。
其次，要统一学校、家庭和社会各方面的教育力量。
学校要发挥主导作用，主动与各方面加强联系，共同讨论研究教育学生的问题并取得教育要求上的一致性。
最后，要保持德育工作的经常化和制度化。
力行而近乎仁 是德育的什么原则?
力行而近乎仁是德育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原则。
知道做人的道理，然后努力去践行，就能够接近仁义的境界。
德育既要有理论教育，也要重视组织学生参加实践锻炼。
是教师对学生进行德育必须遵循的基本要求，它反映了德育过程的规律性，是对德育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
进行德育要把思想政治观念和道德规范的教育与参加社会生活的实际锻炼结合起来，把提高学生的思想认识与培养道德行为习惯结合起来，是他们言行一致。
是人们在长期教育实践中形成的。
在中外教育史上，许多教育家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代表一定的阶级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提出了各种各样的。
中国古代教育家孔丘很重视循循然善诱人” ()；对人不仅“听其言”，更重视“观其行”（）；而且采取因材施教、以身作则等原则。
孟轲特别强调意志的锻炼和培养，主张一个人要有作为,须经历“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的刻苦磨炼。
荀况重视环境和教育的作用,提出“居必择乡,游必就士”,以“防邪僻而近中正”()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是中国古代德育的重要原则，早就指出“禁于未发之谓豫”。
后来（见、）也说“以预为先”朱熹主张知先行重,认为“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在儿童教育方面，要求教育要顺应儿童的性情，像时雨春风之于花木一样，“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
明清之际的王夫之、颜元、戴震等反对宋明理学，都强调实行、实用等实践原则。
如何做好施工现场安全管理工作
施工现场有两部分工作，一是安全管理资料编制，二是安全管理现场督查。
资料编制就不说了，按要求编制就行了。
施工现场安全管理主要的工作是安全巡查，依据安全管理规范的要求，多走动、多观察，多劝阻、多取证、多记录、多宣传。
如何防止人为差错
、人为差错造成的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 主观因素：粗心大意、理解能力、判断能力、记忆能力、急躁情绪、侥幸心理、虚荣心理、不良作风、安全意识、技术水平、操作能力、身体素质及心理素质等。
客观因素：无章可循、资料不全、资料错误、工具设备、器材供应、管理不善、培训不足、思想教育、习惯努力、工作交接、信息交流、工作环境、工作时间、疲劳作业、企业安全文化等等。
二、应对措施 1、 工作者是人而不是神，人就有犯错的可能，但不能使错误发展成为灾难性错误。
人为差错是可以减少的、避免和消除的，但是单靠一个人是不行的。
需要群体力量，依靠系统管理。
在优化人与人的关系中，要特别强调团队精神，建立员工之间相互联系和合作的关系。
人人齐心协力就能减少人为差错的发生，并将差错的影响减到最低程度。
强调飞行机组的协调配合，改变人的行为方式，减少飞行中人为因素所造成的失误。
批量令复诵。
标准喊话、交叉检查等等是行之有效的措施。
2、 要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和标准操作程序，充分利用工作程序和检查工作等控制手段，防止人为差错的发生，并在实践中狠抓落实，使每一个员工有所遵循，在一个规范有序的安全环境下工作。
3、 强化人员培训，提高章法意识，提高操作技能，提高预测风险的能力，是防止人为差错的有效措施。
培训的重点是上岗资格（取得各种上岗证和执照）和“应知、应会”，围绕安全秤和经营活动而获取“上岗证书”和“实实在在的应知、应会”。
管理者要充分应用典型安全分析、典型安全教学，开展抗击人为差错风险的能力。
4、 在规章允许的范围内采取必要的防差错措施。
根据墨菲定理，凡是容易发生差错的地方就一定会出差错。
统计表明，在运行实践中确有一些程序、部位、场地、设备、管路、线路、操纵电门等是容易诱发人为差错的地方，在日常工作中可以采取以下措施：程序设计尽量避免交叉作业内容 生产流程尽量考虑执行时间的先后 标准喊话、复诵以及交叉检查等；工作中强调“自检、互检、专职检验”等控制手段；设备、管路、线路、电门、手柄、操纵按钮等有形物资的安装位置、存放位置应从空间上加以隔离，或从外开、着色、标识加以区分。
5、 对任何人为差错都应重视。
依据“海恩法则”事件差错事故征候，按宝塔形分布，事故往往是由许多差错累积形成。
千万不要忽略小的差错。
这会对以后的工作留下无穷的隐患。
有两种货币必须注意，一是发生了差错但未酿成后果或后果小而不以为然。
热衷于“摆平”、“搞定”。
而不认真吸取教训，这是十分有害的两种倾向。
当发生了重大事故再来重视，为时已晚，且其代价也实在太昂贵了。
6、 提倡无惩罚主动报告制度。
如果当事人报告所面临的是处罚时，就很难从当事人那里得到真实的情况，因而也就很难发现差错的苗头。
我们了解和调查的根本目的是防止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
为此，必须学会掌握人的心理动态，善于识别人为差错的根源、苗头及表现形式提倡无惩罚报告制度，就是从人为差错苗头查找问题根源，查找人心灵深处的想法，从而采取针对措施，就能有效地防止人为差错。
中国货币发行机制究竟是什么
我国从2005年开始汇率制度改革，人民币逐步升值，采取的方式是我们最擅长的“小步快走”策略。
但是，我认为汇率问题并不是关键，是次要的问题，核心问题是：抛开了盯住美元的政策之后，我国的货币发行机制到底是什么
逐渐和美元脱钩，但是基本仍然是和美元保持同方向、不同幅度的变化。
拿到一美元，就可以发行相应的人民币，这个制度本身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2004年2月1日颁布的，其实就是中国的央行法，从法律来讲，人民银行的一条重要职责是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而不是汇率稳定。
但是在实际执行货币政策时只保持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稳定，而没有保持人民币币值的稳定，人民币兑欧元、英镑、日元、加元甚至、巴西货币都在贬值。
但是央行在汇改之前的季度货币报告里面总有那么一句话，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保持在8.2725：1，人民币汇率继续保持稳定。
提出要保持币值的稳定，央行实际执行的是保持对美元汇率的稳定，而这两者有显著的差别。
如果美元本身币值稳定，这两者是一致的，但这两年多来美元币值一路在缩水。
笔者希望，立即回到所规定的条款上面来。
回过头来还讲这部法律，人民银行的职责是负责制订货币政策和人民币的发行。
在2005年7月21日即之前，人民币的货币发行机制实际上是很明确的，是市场很了解很透明的机制。
这个发行机制市场是知道的，投资人对未来都是可预见的。
汇改后，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央行有一本关于中国货币发行的白皮书，就像任何国家有外交白皮书、国防白皮书，货币发行应该也有白皮书。
这本白皮书应该详细讲货币发行机制是什么，什么情况下向市场投放货币，数量是怎么确定的等等。
也许我孤陋寡闻，身在市场却不知道。
我们要么效仿欧洲央行来解决这个问题，要么学美国用资本市场来发行货币。
总之，我感到迫切需要解决的是中国货币发行机制是什么
这是一个重大难题。
一定要有一套人民币发行的货币投放机制，这本白皮书也一定要有。
里面只规定了“人民银行负责人民币的货币发行”，至于怎么发、按什么原则发、发多少、什么时候发，似乎没有法律文件的明确规定。
而如果一切成为黑匣子，这是更可怕的事。
如果我们有了自己的货币发行机制，并且市场也都认同了，大家都按这套新的装置运行，那就水到渠成、顺理成章了，无论贬到什么程度或者升到什么程度都是稳定的，市场两套机器在切换之间可能有一些切换成本，但是那是一次性的，新规则对我们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是绝对的保证。
有谁知道目前中国确切的货币发行制度
问题补充：若把当今世界上主要国家的货币政策分分类，欧盟、美国和日本的货币政策基础完全不同，加息政策的效果自然也大不同。
欧盟以共同条约的形式规定了货币投放的方法和标准，比较著名的就是“”理论。
如果经济增长率、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这三个指标在预先设定的范围之内，就向市场提供流动性，如果高于预先设定的范围，就实行紧缩政策，减少货币投放量；如果低于预先设定的范围，就实行扩张政策，增加货币投放量。
二级及以上后可以上传图片抛开了盯住美元的政策之后，不解决货币发行机制这个最紧要的问题，货币政策几乎是无效的。
拿到一美元，就可以发行相应的人民币，这个制度本身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中国的货币政策，不能是唯美元主义，而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有了我们自己的货币发行机制，人民币汇率改革就水到渠成、顺理成章了，对经济长期健康发展是绝对的保证。
让经济的总体思路，我相信是落实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必然选择。
针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波动，有学者提出可以通过提前实施相应的货币政策来熨平经济周期，防患于未然。
这样的想法如果真能落实，那当然再好不过，可惜，货币政策并非总如那么如教科书中的图形那样有效。
当学者们所建议的货币政策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时，他们总是提出货币政策的实施还需要加大力度，再观察一段时间；等到实在没有办法交代了，学者们又会说这是由于市场非理性因素造成的。
暂且把我与经济学家们的分歧搁置起来。
我想起祖父周谷城曾经对我说过，如果你的老师上课讲的内容让你听不懂，那只能说明他自己对讲课的内容没有理解透彻。
我觉得祖父说得对，我听那些得过的老教授们上课时，觉得金融学无比清晰，甚至是无比快乐的。
他们讲着新奇好玩的故事，渐渐引导着学生进入新的思维方式，眼前豁然开朗，仿佛进入了自由王国。
据此，我揣测国内有些经济学家可能自己并不真的明白他们说了些什么，他们只是凭着书本造就的感觉在预测未来。
但货币政策既不是占星术，也不是某些学者的读后感，应该是围绕着本国经济运行的实践操作。
若把当今世界上主要国家的货币政策分分类，欧盟、美国和日本的货币政策基础完全不同，加息政策的效果自然也大不同。
欧盟以共同条约的形式规定了货币投放的方法和标准，比较著名的就是“”理论。
如果经济增长率、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这三个指标在预先设定的范围之内，就向市场提供流动性，如果高于预先设定的范围，就实行紧缩政策，减少货币投放量；如果低于预先设定的范围，就实行扩张政策，增加货币投放量。
美国的情况比较特殊，我倒是认为美联储其实并不是货币发行机构，美国的货币发行权在资本市场。
如果有公司股价大幅上升，美国就相应地投放了虚拟的美元以表现这部分增加的价值。
因此，美国资本市场越发达，其货币发行规模也越大。
他们的理念似乎也有一定道理。
比如：新发现了个油田，储量惊人地达到了1000亿桶，公司股价立马上升，市值相应增加了500亿美元，相当于投资人的财富增加了500亿美元，如果有人要兑现利润，只要市场上的投资人普遍认同美孚公司的新估值，就会有人愿意向该投资人提供充足的流动性使其兑现。
在这个过程中，美联储并没有投放货币，美国财政部也没有印更多的美元。
所以，如果美国资本市场对某项资产的定价出了错，那么，经济就会遭重挫。
2001年，纳斯达克对科技股定价错误就导致了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如今的次级债也是相同的问题，市场对于借款人的还款能力和房地产价值的错误估值，导致市场原先发行的货币都错误地表现了不存在的价值。
再有就是以日本为代表的用汇率来发行货币的机制。
日本基本上实施的是在一段时间一定范围内盯住美元的货币政策，每收到一个美元，就发行一百日元。
这个政策的效果短期很稳定，而长期则导致国内积累巨大的外汇储备。
中国和日本的货币发行机制有些类似。
我国曾经实施了将近10年的汇率稳定政策，无论美元如何涨跌，中国人民银行每买入一美元，就发行8.2765元人民币。
各国在发展过程中，选择符合自身历史情况、现实需要的货币政策，其实都是正确的。
我的观点是：先要有个货币发行机制，然后才有货币政策，这才有机会谈汇率水平。
当然，对于日本和中国香港这样的货币机制，其货币发行机制就是汇率机制，两者是统一的。
我国从2005年开始汇率制度改革，人民币逐步升值，采取的方式是我们最擅长的“小步快走”策略。
但是，我认为汇率问题并不是关键，人民币汇率改革是次要的问题，核心问题是：抛开了盯住美元的政策之后，我国的货币发行机制到底是什么
逐渐和美元脱钩，但是基本仍然是和美元保持同方向、不同幅度的变化。
拿到一美元，就可以发行相应的人民币，这个制度本身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2004年2月1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银行法》，其实就是中国的央行法，从法律来讲，人民银行的一条重要职责是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而不是汇率稳定。
但是中国人民银行在实际执行货币政策时只保持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稳定，而没有保持人民币币值的稳定，人民币兑欧元、英镑、日元、加元甚至俄罗斯卢布、巴西货币都在贬值。
但是央行在汇改之前的季度货币报告里面总有那么一句话，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保持在8.2725：1，人民币汇率继续保持稳定。
《人民银行法》提出要保持币值的稳定，央行实际执行的是保持对美元汇率的稳定，而这两者有显著的差别。
如果美元本身币值稳定，这两者是一致的，但这两年多来美元币值一路在缩水。
笔者希望，中国人民银行立即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银行法》所规定的条款上面来。
回过头来还讲这部法律，人民银行的职责是负责制订货币政策和人民币的发行。
在2005年7月21日即人民币汇率改革之前，人民币的货币发行机制实际上是很明确的，是市场很了解很透明的机制。
这个发行机制市场是知道的，投资人对未来都是可预见的。
汇改后，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央行有一本关于中国货币发行的白皮书，就像任何国家有外交白皮书、国防白皮书，货币发行应该也有白皮书。
这本白皮书应该详细讲货币发行机制是什么，什么情况下向市场投放货币，数量是怎么确定的等等。
也许我孤陋寡闻，身在市场却不知道。
我们要么效仿欧洲央行来解决这个问题，要么学美国用资本市场来发行货币。
总之，我感到迫切需要解决的是中国货币发行机制是什么
这是一个重大难题。
一定要有一套人民币发行的货币投放机制，这本白皮书也一定要有。
《人民银行法》里面只规定了“人民银行负责人民币的货币发行”，至于怎么发、按什么原则发、发多少、什么时候发，似乎没有法律文件的明确规定。
而如果一切成为黑匣子，这是更可怕的事。
如果我们有了自己的货币发行机制，并且市场也都认同了，大家都按这套新的装置运行，那人民币汇率改革就水到渠成、顺理成章了，无论贬到什么程度或者升到什么程度都是稳定的，市场两套机器在切换之间可能有一些切换成本，但是那是一次性的，新规则对我们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是绝对的保证。
现在回想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讲，欧盟和美国现在采纳的货币发行机制是符合唯物主义思想的。
过去，这些国家普遍实施金本位制度，作为货币发行机制，这个制度在没有技术进步，只有靠掠夺发展海外贸易的年代里，或许是正确的。
而工业化之后，财富大量创造，黄金储量却不能相应增加，最终货币发行制度和实体经济脱节，各项产品的价格都要暴跌，来重新使得货币发行符合黄金储备的要求。
因此，废黜金本位也是正确的选择。
现在，欧盟按照经济发展的增量来直接投放货币，美国依靠资本市场对企业新增价值的认同来间接投放货币，其实都是以实际生产部门的价值创造来确定自身的货币发行量，因此，这些制度从客观价值变动出发，或多或少地体现了以事实为依据的唯物主义思想。
而日本或者我国香港实施的货币政策，则或多或少地抛开本国本地区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而更多地体现了唯美元主义的思想。
我国在建立自己的货币发行机制时，尤其应该考虑货币唯物主义的观点。
货币发行机制不解决，货币政策几乎是无效的。
2004年10月，央行第一次加息，我当时就提出加息将推高房价。
我现在已经做好了准备，如果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升值超过2005年7月汇改前水平的话，我准备再写一篇《减息压低房价》的文章交给《上海证券报》发表。
我得出这个结论时，和当年预言加息推高房价时拥有同样的自信。
中国的货币政策，不能是唯美元主义，而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金本位忽略了人类经济活动的价值创造，用抽象的教条的黄金作为货币，因此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
欧盟的货币发行机制虽然使“欧元之父”罗伯特·A·蒙代尔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那套机制仍然依赖于欧洲央行对经济运行的主观判断，只不过这种判断以三个客观指标为依据。
美国依靠资本市场发行货币，看似完全符合实际，其实资本市场的估值不仅有客观价值基础，还有赖于投资人的信心和对未来的预期，因此，美国货币发行机制也有主观主义成分。
这两种制度都有缺陷，肯定都还需要改进和发展。
探讨各国货币政策的优劣，其实就是看哪国的货币发行机制更符合该国经济运行的客观现状，更符合唯物主义的要求。
抛开唯物主义基础去讨论什么利率和汇率政策
孝庄是康熙的什么人
康熙与祖母孝庄文皇后 康熙帝玄烨的皇室大家庭里，与玄烨感情最深，对他一生影响最大，他至死都难以忘怀的，不是他的生身父母顺治帝与孝康章皇后，也不是哪位后宫佳丽，或儿女皇孙，而是他的祖母孝庄文皇后。
玄烨与祖母之间的深情，在中国历代封建帝王之家的祖孙关系中，绝无仅有。
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玄烨登极时，中国大陆已接近统一，但社会经济亟待恢复，国库空虚，民不聊生，清朝面临的局势仍十分严峻。
刚刚建立的帝国大厦已初具规模，而统治基础尚不稳固，各种制度还不完备，需要后继者去添砖加瓦，培土扩建，继承发展。
将这副担子放在年仅8岁的少年皇帝肩上，确实是太重了。
为使玄烨完成这一艰巨使命，已是太皇太后的孝庄，责无旁贷地担负起抚育、保护与培养孙儿的重任。
一、培育幼孙 如果以一位教育家的标准衡量，孝庄对于孙儿玄烨的教育，显然要比她对儿子福临的培养更为成功。
虽然儿孙都是亲骨肉，但孙子玄烨对她的依恋，她对孙子的爱，要超过她与福临之间的母子情。
清代史书对此讳莫如深，但这却是事实。
玄烨成年后多次讲道：“忆自弱龄，早失怙恃，趋承祖母膝下三十余年，鞠养教诲，以至有成，设无祖母太皇太后，断不能致有今日成立。
罔极之恩，毕生难报。
”“朕自幼蒙太皇太后教育之恩，至为深厚”，“仰报难尽”。
这些都是他的肺腑之言。
玄烨幼时曾长期避痘紫禁城外，“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欢”。
来自祖母的爱，很大程度上填补了他幼小心灵上的感情空白，使他从懂事时起，就将祖母也视为最亲之人。
这种情感无法以尺度来计量，但玄烨愈为年长，体会愈加深刻，对之愈加珍视。
孝庄对孙儿的爱有着丰富的内涵。
她不仅给了玄烨本应从其父母那里得到的关怀和爱护，更重要的，是通过严格的教育、训练，培养他的良好品质、习惯与作风。
需要指出，玄烨继承皇位前，孝庄就已经对他进行教育、培养了。
玄烨曾对皇子们回忆说：“朕自幼龄学步能言时，即奉圣祖母慈训，凡饮食、动履、言语皆有矩度，虽平居独处，亦教以罔敢越轶，少不然即加督过，赖是以克有成。
”祖母的督教对他的成长乃至一生，起有至关重要作用。
在“独嗜图史”的孝庄影响下，玄烨从小对读书学习产生了浓厚兴趣，这一嗜好伴其终身。
他“矢志读书”，“早夜诵读，无间寒暑，至忘寝食”，无论任何时候，只要一捧起书本，几乎忘掉一切。
保姆朴氏担心他年龄太小，读书过多而有伤身体，不止一次将书藏起，希望能使他休息一下。
但他一经发现，便立刻索回，继续津津有味地读起来。
对于孙儿的勤奋苦学，孝庄既感欣慰，又十分心疼，她曾忧喜掺半，不无责备地对孙儿说：哪有像你这样的人，“贵为天子”，却像书生赶考一样苦读呢?! 由于祖母的教导，玄烨自幼养成一丝不苟的学习态度，读书时“间有一字未明，必加寻绎，务至明惬于心而后已”。
孔子所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他学习的座右铭。
他从小认识到“人心虚则所学进，盈则所学退”的道理，虚心好问，除去读书外，“每见高年人，必问其已往经历之事而切记于心，决不自以为知而不访于人也。
”即使是太监、奴仆等“粗鄙之夫”，如果“亦有中理之言”，“决不遗弃，必搜其源而切记之，并不以为自知自能而弃人之善也。
” 孝庄培养玄烨时不仅从大处着眼，幼孙身上一些尚在萌芽的习性，或生活中某些细微处，都引起她的重视，并因以施教。
如玄烨儿时受保姆的影响，一度染上吸烟习惯。
吸烟不仅有害于身体，还极易引发火灾，可谓有百弊而无一利。
经祖母教诲，玄烨坚决戒了烟，并在即位后“时时禁止”吸烟，反复劝说有此嗜好的臣工们。
在祖母的言传身教下，玄烨自幼“不喜饮酒”，并深知酗酒的严重危害，认为“嗜酒而心志为其所乱而昏昧，或致病疾，实非有益于人之物。
”他继位后，始终有意识地要求自己“能饮而不饮’：，“平日膳后或过年节筵宴之日，止小杯一杯”。
孝庄对幼孙的培养是全面的，就连玄烨的言行举止，也有十分严格的要求。
后来，玄烨常常以自己的切身体会训导儿孙们：“朕自幼年登极以至于今日，与诸臣议论政事，或与文臣讲论书史，即与尔等家庭闲暇谈笑，率皆俨然端坐，此乃朕自幼习成，素日涵养之所致。
”可见幼时养成的这些良好习惯，一直保持到他的晚年。
曾在康熙朝中期与玄烨有过较多接触的法国传教士白晋，在给法王路易十四的信中，对玄烨的仪表、风度、气质和修养大为赞赏，说他“生来就带有世界上最好的天性”，“所有他的爱好都是高尚的，也是一个皇帝应该具备的。
”等等。
其描述固然有溢美之词，但也从侧面表明，玄烨的作风与言行，确实不失一位泱泱大国君主所应具有的气度和风采，而这一切，无不来自孝庄的精心教诲。
少儿玄烨在学业、品行、志趣、作风诸方面都打下坚实基础的同时，还逐步树立起继承父业，以天下为己任的远大抱负。
前述顺治十六年(1659)玄烨(与福全、常宁一道)向皇父请安时所言：我长大了愿“效法皇父”，勤勉尽力，其志向之高，想必是在福临意料之外。
这样的话语竟出自一个六龄孩童之口，是否可信另当别论，但毕竟说明，孝庄早已在对玄烨进行特殊培养了。
玄烨即位后，孝庄继续抓紧对他的教育，并根据需要增添了新的内容。
当时，代表朝中保守势力的辅臣为防止玄烨过早接触汉族文臣，受其影响，也走上福临“好华语，慕华制”的道路，因而对汉宫们在玄烨登极不久就一再提出的建议，如为皇帝“及时举行经筵”，慎选品学皆优的满汉官员侍奉皇帝，分班进讲经史等等，概未考虑。
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史料说孝庄也很抵触汉族文化，“甚厌汉语，或有儿孙习汉俗者，则以为汉俗盛而胡运衰，辄加禁抑云矣。
”这一评价具有一定片面性，至少与玄烨继位后的有关情况不相符合。
玄烨曾回忆说：“朕八岁登极，即知黾勉学问，彼时教我句读者，有张、林二内侍，俱系明时多读书人，其教书惟以经书为要，至于诗文，则在所后。
”“朕七八岁所读之经书，至今五六十年，犹不遗忘”。
由此可见，玄烨继位前后，已开始学习儒家典籍，而这只能是孝庄的决定。
上述事实还表明，孝庄虽然反对福临过分推崇汉文化，“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但她也清醒地认识到学习儒家学说，对于一位满族皇帝统治以汉人占大多数的国家所具有的特殊意义。
为使爱孙胜任天子之职，她有意识地让玄烨尽早学习儒家经典，以便掌握治国安民之道，更有效地进行统治。
玄烨习读经史时，依然保持了在祖母教育下养成的习惯，认认真真，善思好问，“辄以学庸训诂询之左右，求得大意而后愉快。
日所读者必使字字成诵，从来不肯自欺。
”他“四子之书既以通惯，乃读尚书，于典谟训诰之中，体会古帝王孜孜求治之意，期见之实。
行。
”除对儒家著作“反复探索，必心与理会”外，玄烨还广泛阅读其它典籍，“史、汉以及诸子百家、内典、道书”，“莫不涉猎”。
由于他方法得当，对所学能够融汇贯通，乃至十余年后，“触事犹能记忆。
” 玄烨自少儿开始学习儒家经典，其后一直坚持不辍。
他得以系统地了解、掌握儒家思想，对其出色完成长达六十二年的统治，大有裨益。
玄烨继位初期，有一天，当着众臣之面，孝庄问孙儿身为天下之主，有何打算，玄烨答道：“臣无他欲，惟愿天下义安，生民乐业，共享太平之福而已。
”少年皇帝决意做贤明之君，富国裕民的强烈愿望，显示出孝庄多年培育的初步成效。
二、政治导师与保护者 (一)清除鳌拜集团 玄烨继位后，四辅臣直接处理军国大事，虽然“裁决庶务，人白太后”，但孝庄对他们深为信任，放手使用，所以辅臣权力很大，加之没有监督、约束的相应机构，从而为个别人结党营私、擅权乱政提供了可能。
由于历史的原因及某些政见不同，辅臣中两黄旗的索尼(正黄旗)、遏必隆、鳌拜(镶黄旗)，与正白旗苏克萨哈的关系日渐紧张。
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鳌拜居功自傲，权力欲逐步滋长，他联合遏必隆，扩展镶黄旗实力，擅杀朝中与自己存有积怨的满臣，专横跋扈的作风愈来愈显著。
四辅臣于辅政期间做了不少有益的事，然而对处理满汉关系，却采取保守、倒退方针，在恢复祖制、首崇满洲的旗号下，歧视汉宫，使后者的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
当时，反清复明的战火尚未完全平息，经济凋敝，百废待兴。
因满臣还缺乏治理经验，又不能与汉宫密切合作，以致大大妨碍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而一些投机分子逐步取得辅臣信任，为非作歹，更加重了问题的严重性。
玄烨亲政前夕，已是“学校废弛而文教日衰”，“风俗僭越而礼制日废”，地方、朝中弊端丛生。
玄烨年龄还小，对此自然难以应付，但政治经验丰富的孝庄，却不露声色地密切注视事态发展，在继续任用辅臣的同时，采取了一些防患于未然的措施。
康熙四年(1665年)九月初八日，禀照祖母慈谕，12岁的玄烨举行大婚典礼，索尼的儿子内大臣噶布喇之女赫舍里氏正位中宫，遏必隆之女落选，成为皇妃。
在为孙儿择立皇后时，孝庄舍去遏必隆之女，选中赫舍里氏，旨在防范鳌拜借镶黄旗之女成为皇后之机，进一步扩大实力，同时也是针对主幼臣骄的情况，对清朝元老索尼及其家族予以荣宠的笼络措施。
孝庄此举还改变了皇太极和福临时期，皇后莫不出自蒙古博尔济吉特氏的惯例。
这并不意味着忽视满蒙贵族联姻政策，而是从巩固皇权、安定政局的现实需要出发，反映出这位杰出政治家的战略眼光与灵活态度。
玄烨大婚标志少年皇帝正在步人青年，其亲理政事已为期不远。
换言之，孝庄是以此为孙儿早日亲政制造舆论，打下基础。
当鳌拜得知玄烨选后的结果时，因希冀落空，“心怀妒忌”，气恼万分，竟与遏必隆一起人宫“奏阻”这恰恰证明孝庄这步棋的巧妙：既分化了四辅臣，使索尼同鳌拜之间出现芥蒂，又促使索尼更为效忠皇室，增加了皇室的力量。
不过，从其后情况看，孝庄这时对鳌拜还未完全失去信任，仍希望他在辅臣任内善始善终，能有一好的结局。
康熙五年(1666年)，发生圈换土地事件。
鳌拜在索尼、遏必隆支持下，将清朝人关初期圈占土地时分配给镶黄旗与正白旗的土地，强行互换，并再次圈占大量土地，致使广大农民流离失所，加剧了满汉民族矛盾。
三辅臣还不顾玄烨的反对，矫诏将反对此举的大学士管户部事务苏纳海(正白旗)等3名大臣处死，造成一大冤案。
这一事件说明，鳌拜并未领会孝庄的包容苦心，在擅权乱政路上已愈走愈远。
因此，孝庄也相应采取了进一步措施。
康熙六年(1667年)七月初七日，玄烨“躬亲大政”，但辅臣们“仍行佐理”。
孝庄特为孙儿收权安排一过渡阶段，以使他在实践中逐步提高；同时也让辅臣有个适应过程，将他们因交权而产生的失落感，减少到最低限度，从而保证此次权力交接稳妥进行。
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
康熙六年六月索尼去世，鳌拜实际上成为首席辅臣，遏必隆对他亦步亦趋，苏克萨哈更加孤立。
玄烨亲政后，苏克萨哈立即请求“往守先帝陵寝”，以期迫使鳌拜、遏必隆也辞去辅政。
鳌拜为清除异己，独掌辅政大权，竟罗织苏克萨哈的“罪状”，企图将他置于死地。
尽管玄烨坚决反对，但鳌拜等不肯罢休，一连七日强奏，竟将苏克萨哈及子孙全部处死，并籍没家产。
苏克萨哈被除去后，鳌拜的权势进一步扩大，更为飞扬跋扈，“欺君擅权”，“文武各官尽出门下”，甚至在“御前呵叱部院大臣，拦截章奏”。
玄烨去海子(南苑)狩猎时，让随行的鳌拜奏闻祖母，鳌拜“乃不遵旨，反云皇上自奏”，全然不把玄烨放在眼中。
他的种种僭越行径，已构成对皇权的严重威胁。
至此，孝庄终于作出决断，支持并指点孙儿拟定清除鳌拜集团的全盘计划。
此前，玄烨已开始广泛求言，制造舆论，通过各种举措，纠正辅臣政治上的失误与弊端，这使朝中人心振奋，玄烨威望日增，鳌拜逐渐走向孤立。
与之同时，玄烨在身边聚集起一批年轻的满族贵族成员，他们朝气勃勃，锐意向上，索额图即是其中的突出代表。
索额图为索尼之子，孝庄选中他的侄女赫舍里氏做皇后，加深了索尼家族与清皇室的关系，也加强了正黄旗对皇室的向心力，并影响到镶黄旗。
索额图对玄烨十分忠诚，在清除鳌拜集团的过程中，成为玄烨最得力的助手。
鳌拜集团附者甚众，盘根错节，已控制中央机构各要害部门。
为最大限度地减少动荡和不必要损失，孝庄帮助玄烨制定了“擒贼先擒王”，迅速打击主要党羽，震慑其他成员，稳妥解决问题的基本策略。
据此，玄烨命索额图秘密组织起一支善于扑击的少年卫队，又于行动前，有意将鳌拜的部分党羽遣往外地，以分散其力量。
可以肯定，玄烨还采取了其它一些周密部署。
康熙八年(1669年)五月十六日，鳌拜奉召进宫，旋即被卫队擒拿，其主要党羽也先后被逮捕归案。
考虑到鳌拜以往为清朝所作贡献，玄烨对他予以宽大处理，免死，籍没家产，终身监禁；对其众多追随者，也只处死最主要的数人，其余一律宽免；就连遏必隆也被免罪，仅革去太师，后又给还公爵，值宿内廷，恢复对他的信任，从而团结了镶黄旗。
清除鳌拜集团，排除了威胁皇权的潜在危险，踢开清朝向前发展的绊脚石后，玄烨真正掌握了清朝大权。
他在“首祟满洲”的原则下，努力改善满汉关系，祟儒重道，发挥汉族官员积极性，发展生产，恢复经济。
在短短几年内，政局进一步稳定，得到汉族地主阶级更广泛的拥护，经济也有起色，为其后平定三藩之乱，打下重要基础。
铲除鳌拜集团这场惊心动魄的政治较量，是玄烨君临天下后，祖母对他的一次关键性指导与帮助。
当时，玄烨年仅16岁，还缺乏足够的智谋与经验。
若无祖母的指教、授计，他很难在亲政后第三年，便一举粉碎这一把持朝政多年、势力颇大的宗派集团，稳妥、彻底，不留后患。
显然，鳌拜集团存在时间愈长，对清朝的危害愈大，势必积重难返；如果玄烨的治国方针受到阻挠，三藩之乱将更加旷日持久，康乾盛世的出现也会大大推迟了。
对鳌拜集团的斗争过程中，孝庄、玄烨祖孙相互加深了解，感情更为深厚。
其间，玄烨表现出他那一年龄少有的胆略和杰出组织才能，使孝庄满意而欣慰；另一方面，玄烨也从祖母身上学到很多东西，除去缜密的思想方法，坚决、果敢的作风外，对他印象最深的，是祖母对人处事宽厚豁达的态度。
正是在祖母的影响下，他处置鳌拜及其党羽时，运用宽严相济，打击面小，安抚、团结绝大多数朝臣的策略，收到人心安定、朝政稳固的效果。
孝庄的言传身教，使玄烨逐步具备了一代名君所应有的宽阔心胸与气度，这不仅在此次斗争中显示出来，在他其后的漫长统治岁月里，无论是平息党派之争，处理二废太子事件，或采取其它重要举措，这种方针、策略依然被保留下来。
足见孝庄的智慧、品德与作风，已经体现在孙儿身上，由他继承并发扬光大了。
还需指出，孝庄指导玄烨宽大处理鳌拜集团，也是对当年两黄旗大臣同心合力，拥立幼主(福临)的回报，表明她为保护幼孙，并从清朝的长远统治计，而不得不清除对她效忠多年的老臣时，仍旧手下留情。
作为一位政治家，孝庄的这种做法难能可贵。
(二)奉祖母初谒孝陵 清除鳌拜集团后，清廷进入一个短暂的相对平静阶段，这对于已“费尽移山心力”的孝庄祖孙来讲，无疑是一难得的休息调整时期，同时也为他们总结、回顾以往，提供了充分时间，于是有了遵化之行。
康熙九年(1670)八月，玄烨奉祖母太皇太后、嫡母皇太后前往遵化昌瑞山，祭谒顺治帝陵寝，皇后赫舍里氏随行。
是月二十七日，祖、媳、孙三代四人行抵孝陵。
清帝与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一起谒陵，清朝仅此一次。
玄烨恭谒祖陵之念由来已久，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如愿。
这次，他原想独自前往，“先诣太祖、太宗山陵，再诣世祖山陵”。
但孝庄“以世祖升遐十年，未得一诣陵寝”，说服孙子先去孝陵展谒，并执意带上皇太后博尔济吉特氏和皇后赫舍里氏。
孝庄此举，意味深长。
尽管史书未曾记载，但可以想象，当她坐在儿子的祭台旁，看着正在拜祭的儿媳、孙子和孙媳，必定思绪万千，百感交集。
她对儿子是内疚的。
儿子死后十年的历史，已使她愈来愈认识到，儿子在满汉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看法，比她更有远见，更为明智，更有利于清朝的巩固。
在孙儿亲政前后，她已开始鼓励、支持孙儿采取一些与辅臣保守行径相对立的举措，而彻底清除鳌拜集团，进一步表明她对保守方针的否定。
此次谒陵，标志孝庄与儿子的彻底和解，尽管后者已长眠十年。
孝庄所以选择此时来为儿子祭灵，是因为她已可告慰儿子：四辅臣的问题业已解决，保守路线已被纠正；…如儿子生前期望，满汉关系得到改善，皇朝统治正在日益坚固；更重要的是，孙儿玄烨在她亲手抚育下成长起来，发展全面，颇有作为。
她还要告诉儿子，她的嫡重孙承祜已出生，列祖列宗之业，有了未来的继承者......。
站在皇考的祭台前，玄烨的心情自然也不能平静。
基于祖母的教诲，他一向对晚辈如何尽孝，有着很实际的认识。
后来，他曾以自己的体会告诫儿孙们：“凡人尽孝道，欲得父母之欢心者，不在衣食之奉养也，惟持善心，行合道路，以慰父母，而得其欢心，斯可谓真孝者矣。
”玄烨虽然与皇考接触不多，无从在皇考生前尽一份孝心，但他相信十年来自己所做的一切，并未辜负皇考的希望，，皇考有知，将由衷地感到欣慰。
他从皇考又想到祖母，忆及十年间在祖母提携、指教下经过的风风雨雨。
冥冥之中，皇考与祖母似乎渐渐地变为一个人，向他投以信任、期待的目光。
他暗下决心要更加勤于国政，励精图治，以使长辈们放心；同时，他还要像过去一样，将自己未能对生身父母所尽的孝心，全部回报给可亲可敬的祖母……。
(三)八年艰难岁月 康熙十二年(1673年)底，爆发了以明朝降将吴三桂等人为首的三藩之乱。
是年十一月，吴三桂在云南“以所部兵反”；十二月二十一日，冒充“朱三太子”的杨起隆在京举事；翌年三月，耿精忠据福建反；十五年尚之信据广东反。
与此同时，一些地方原已降清的’明朝官员纷纷响应。
叛军气势凶猛，很快控制了南方广大地区，并延伸至陕西、甘肃等地。
此前，吴三桂等反叛之心已露端倪，政治嗅觉敏锐的孝庄有所预感。
康熙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她提醒孙儿在天下太平之际，应不忘武备，居安思危；随后，又通过其它措施，如令儒臣翻译<大学衍义》，颁赐诸臣等，帮助孙儿加强统治，进一步搞好君臣关系。
因此，当三藩之乱突然发生，清朝统治面临巨大威胁的时刻，祖孙二人都表现得异常镇静。
吴三桂叛音甫至，康熙十三年(1674年)元旦来临。
清廷仍同以往，举行盛大朝贺与筵宴，以此向臣民显示最高决策层无所畏惧的气概，和与叛军决战决胜的坚定信念，起到安定朝野，鼓舞士气的作用。
在祖母的鼓励下，玄烨“料理军务日昃不遑，持心坚定。
”康熙十三年(1674年)九月，他恢复了一度因“几务殷繁”而中断的“每日进讲”，坚持学习儒家经典。
为了对外“示以暇豫”，他甚至每日出游景山骑射，对于“投贴于景山路旁”的谣言诽谤，一概“置若罔闻”。
多年后，玄烨回忆道：“当时朕若稍有疑惧之心，则人心摇动，或致意外，未可知也。
” 康熙十四年(1675年)三月，蒙古察哈尔部布尔尼乘清廷集中力量对付三藩，无暇它顾之机，发动叛乱。
因京城八旗精锐部分出征，部分肩负拱卫之责，前往平叛已无兵可调。
正当玄烨苦思筹集兵源，及派谁充任领兵之人时，孝庄向他建议：“(大学土)图海才略出众，可当其责”。
玄烨“立召公，授以将印”。
图海果然不负重托，率领数万名八旗家奴，迅即平定了布尔尼叛乱。
这一事例表明，孝庄平时对文武重臣了如指掌，因而能在紧要关头，及时指点玄烨，帮助他渡过难关。
平叛期间，每逢玄烨遇到棘手之事，孝庄便为之出谋划策，并凭借自己在朝中的崇高地位和威信，给予孙儿有力支持。
举朝官员对此无不知之，一致认为：“吴三桂叛乱以来，太皇太后心甚忧劳。
”玄烨为表示对祖母的感激与爱戴，康熙十六年(1677年)四月，“亲撰太皇太后大德景福颂，书锦屏恭进”；同年十二月，恭进太皇太后锦衣，亲撰表文中将祖母比之为“宫中尧舜”；十八年(1679年)二月，孝庄67岁生日，玄烨再次亲撰表文诗篇，书万寿无疆匾额恭进，诗中写道：“喜得万方同孝养，千秋福德并苍穹”，“宫中尧舜兼文母，恭捧南山万寿觞。
” 因玄烨指挥得当，加之采取剿抚并用，重用汉官，孤立分化对方等一系列正确策略，平叛战争以清廷获取全胜而告结束。
康熙二十年“681年)十一月十四日，玄烨亲至太皇太后、皇太后宫报捷。
整整八年，孝庄与孙儿一起，分担了无尽的焦虑与辛劳，当终于大功告成，普天同庆之时，他俩的内心感受，只有彼此最能理解，别人是难以真正体会到的。
孝庄在平定三藩之乱过程中起的作用，旁者无以替代，举朝尽知。
可是，当玄烨和大臣们请求按照朝中惯例，为她加上尊号时，她却表现了十分谦逊的作风，再三予以拒绝，并对奏请前来的大学士们说，八年以来，“皇帝焦心劳思，运奇制胜，故得寇盗削平，海宇宁谧。
皇帝应受尊号，以答臣民之望。
予处深宫之中，不与外事，受此尊号，于心未惬。
”孝庄全力扶持孙儿，想让孙儿的威望通过平定三藩更加扩大，为此，她尽量掩去自己的作用，将功劳一并归于爱孙。
继平定三藩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廷又统一台湾。
清朝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康乾盛世的前期。
从孝庄作为玄烨政治导师和保护人的角度审视，随着玄烨不断成熟与孝庄的日渐衰迈，康熙二十年前后，他们的关系逐步过渡到一个新的时期。
自此直至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孝庄去世，尽管玄烨早已对各项政务应付自如，不再需要祖母的点拨，但还是将祖母视为顾问，“朝廷有黜陟，上多告而后行”；而孝庄虽然精力不济，但也仍同以往，时刻关怀孙儿，处处予以支持。
三、祖孙深情
孩子任性表现在哪方面
一、共孩子非常任对抗大人，不听劝告定让您感觉很生无助吧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应该如何来面对。
二、具体化：您可以举例说明下孩子任性的具体表现吗
三、探讨问题的成因，并具体分析：a 孩子渴望被更多关注：可能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父母缺少必要的关注，孩子希望通过任性的行为，制造麻烦，从而让家长能够关心自己的状态。
解决：增加陪伴孩子的时间，和孩一起游戏或者娱乐，并多关注孩子的生活和学习的细节，满足孩子合理的关注需求。
b 孩子渴望得到肯定和鼓励：会不会是父母平时对孩子肯定、赞美的太少，批评指责的过多
孩子希望自我价值得到父母的认可和欣赏，这时非常正常、合理的心理需求。
如果长时间得不到，就会用叛逆、对抗、执拗的行为，来维护自己的价值感和自尊。
解决：细心观察孩子的行为、发现他的优点和优良表现，并及时的给予肯定和鼓励。
如“你这次考试进步了不少，我注意到这是因为你近期的努力和认真
”“你现在做作业很专心，效率越来越高
”c 孩子渴望必要的权利和自由：有没有可能父母忽略了孩子自己做决定的需要，而事事都要求孩子服从大人的安排
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也需要不断的练习自己做选择和决定。
如果没有合理的选择空间和自由，孩子往往就会表现出任性、对抗的行为。
解决：在合理的、在可以承受后果的范围内，逐步放手，尝试让孩子去自己做判断、选择、做决定，并承担自然的后果。
这时对孩子真正成长非常重要的过程。
当一些小的决策放手让孩子去做，孩子的权利、自由需求得到合理的满足以后，遇到比较重大的决策时，孩子就不会轻易任性，造成严重后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