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惜时间的名人有
(至少三个)
第四章 国民革命时期这时候已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还不是一个共产党员，这是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共产党的组织。
早在一九一九年，陈独秀就同共产国际建立了联系。
一九二〇年，第三国际的精力充沛、富有口才的代表马林前来上海，安排同中国党联系。
不久之后陈独秀就在上海召集了一次会议，几乎同一个时候，在巴黎的一批中国学生也开了会，打算在那里成立一个共产党组织。
如果我们想到中国共产党还不过是个十六岁的少年，那么它的成就实在不能算少了。
除了俄国以外，它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共产党，也是除了俄国以外，唯一能够自称有一支自己的强大军队的共产党。
又是一个晚上，毛继续他的叙述：“一九二一年五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
在这个大会的组织上，起领导作用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两人都是中国最有才华的知识界领袖。
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陈独秀对于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是很有帮助的。
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
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在上海这次有历史竟义的会议上，除了我以外，只有一个湖南人。
其他出席会议的人有张国焘、包惠僧和周佛海。
我们一共有十二个人。
那年十月，共产党的第一个省支部在湖南组织起来了。
我是委员之一。
接着其他省市也建立了党组织。
在上海，党中央委员会包括陈独秀，张国焘[现在四方面军]，陈公博[现为国民党官员]，施存统[现为南京官员]，沈玄庐，李汉俊[一九二七年在武汉被害]，李达和李森[后被害]。
在湖北的党员有董必武[现任保安共产党党校校长]，许白昊和施洋。
在陕西的党员有高崇裕和一些有名的学生领袖。
在北京是李大钊[后被害]、邓中夏、张国焘[现红军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罗章龙、刘仁静[现为托洛茨基派]和其他一些人。
在广州是林伯渠[现任苏维埃政府财政人民委员]、彭湃[一九二七年被害]。
王尽美和邓患铭是山东支部的创始人。
同时，在法国，许多勤工俭学的人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几乎是同国内的组织同时建立起来的。
那里的党的创始人之中有周恩来。
李立三和向警予。
向警予是蔡和森的妻子，唯一的一个女创始人。
罗迈和蔡和森也是法国支部的创始人。
在德国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只是时间稍后一些；党员有高语罕，朱德[现任红军总司令]和张申府[现任清华大学教授]。
在莫斯科，支部的创始人有翟秋白等人。
在日本是周佛海。
到一九二二年五月，湖南党——我那时是书记——已经在矿工、铁路工人、市政职员、印刷工人和政府造币厂工人中组织了二十多个工会。
那年冬天，展开了蓬蓬勃勃的劳工运动。
那时共产党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学生和工人身上，在农民中间工作做得非常少。
大部分大矿的工人都组织起来了，学生几乎全数组织了起来。
在学生战线和工人战线上，进行了多次的斗争。
一九二二年冬天，湖南省长赵恒惕下令处决两个湖南工人——黄爱和庞人铨，这引起了广泛的反对赵恒惕的宣传运动。
被杀死的两个工人之一黄爱，是右派工人运动的一个领袖，以工业学校学生为基础，是反对我们的。
可是在这次事件以及其他许多斗争中，我们都是支持他们的。
无政府主义者在工会当中也很有势力，这些工会那时候已经组织成为湖南全省劳工会。
但是我们同无政府主义者达成妥协，并且通过协商，防止了他们许多轻率和无益的行动。
我被派到上海去帮助组织反对赵恒惕的运动。
那年[一九二二年]冬天，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拽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有能出席。
我回到湖南，大力推动工会的工作。
第二年春天，湖南发生多次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和承认工会。
大部分罢工都是成功的。
五月一日湖南举行了总罢工，这标志着中国工人运动的力量已经达到空前的地步。
一九二三年，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作出了有历史意义的决定：参加国民党，和它合作，建立反对北洋军阀的统一战线。
我到上海去，在党中央委员会中工作。
第二年[一九二四年]春天，我前往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三月，我回到上海，在共产党执行局工作的同时，兼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委员。
其他执行委员，有[后任南京政府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和胡汉民。
我和他们共事，协调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行动。
那年夏天，黄埔军官学校成立了。
加伦担任该校顾问，其他苏联顾问也从俄国来到。
国共合作开始具有全国革命运动的规模。
那年冬天我回到湖南休养——我在上海生了病。
但在湖南期间，我组织了该省伟大的农民运动的核心。
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中间的阶级斗争的程度，但是，在[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以后，以及在继之而起的政治活动的巨浪中，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
我离开了我在休养的家，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
在几个月之内，我们就组织了二十多个农会，这引起了地主的仇恨，他们要求把我抓起来。
赵恒惕派军队追捕我，于是我逃到广州。
我到达那里的时候，正逢黄埔学生打败云南军阀杨希闵和广西军阀刘震寰。
广州市和国民党内部弥漫着一片乐观气氛。
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之后，蒋介石被任命为第一军总司令，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主席。
我在广州担任《政治周报》的主编，这是国民党宣传部出版的一个刊物。
后来它在抨击和揭露以戴季陶为首的国民党右派时，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我还负责训练农民运动组织人员，为此目的，开办了一个讲习所，参加学习的来自二十一个不同省份的代表，包括从内蒙来的学生。
我到广州不久便任国民党宣传部长和中央候补委员。
林祖涵那时是国民党农民部长，另一个共产党员谭平山是工人部长。
我那时文章写得越来越多，在共产党内，我特别负责农民工作。
根据我的研究和我组织湖南农民的经验，我写了两本小册子，一本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另一本是《赵恒惕的阶级基础和我们当前的任务》。
陈独秀反对第一本小册子里表示的意见，这本小册子主张在共产党顿导下实行激进的土地政策和大力组织农民。
陈独秀拒绝在党中央机关报刊上发表它。
后来它在广州《农民月刊》和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刊出了。
第二篇论文在湖南出了小册子。
大致在这个时候，我开始不同意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
我们逐渐地分道扬镳了，虽然我们之间的斗争直到一九二七年才达到高潮。
我继续在广州国民党内工作，大概一直到一九二六年三月蒋介石在那里发动他的第一次政变的时候。
在国民党左右两派达成和解，国共团结得到重申以后，我于一九二六年春天前往上海。
同年五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蒋介石主持下召开。
我在上海指导共产党农民部的工作，接着被派到湖南去担任农民运动的视察员。
同时，在国共两党结成统一战线的情况下，一九二六年秋天开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北伐。
在湖南我视察了长沙、醴陵、湘潭、衡山、湘乡五个县的农民组织和政治情况，并向中央委员合作了报告，主张在农民运动中采取新的路线。
第二年初春，我到达武汉的时候，各省农民联席会议正在举行。
我出席会议并讨论了我的文章中提出的建议——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
出席会议的还有彭湃、方志敏等人和约克、沃伦两个俄国共产党员，会议通过了决议，采纳我的主张并提交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考虑。
但是，中央委员会把它否决了。
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七年五月在武汉召开的时候，党仍然在陈独秀支配之下。
尽管蒋介石已经发动反革命政变，在上海、南京开始袭击共产党，陈独秀却依旧主张对武汉的国民党妥协退让。
他不顾一切反对，执行小资产阶级右倾机会主义政策。
对于当时党的政策，特别是对农民运动的政策，我非常不满意。
我今天认为，如果当时比较彻底地把农民运动组织起来，把农民武装起来，开展反对地主的阶级斗争，那么，苏维埃就会在全国范围早一些并且有力得多地发展起来。
但是，陈独秀强烈反对。
他不懂得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大大低估了当时农民可能发挥的作用。
结果，在大革命危机前夜举行的第五次代表大会，没有能通过一个适当的土地政纲。
我要求迅速加强农民斗争的主张，甚至没有加以讨论。
因为中央委员会也在陈独秀支配之下，拒绝把我的意见提交大会考虑。
大会给地主下了个定义，说‘有五百亩以上土地的农民’为地主，就没有再讨论土地问题。
以这个定义为基础来开展阶级斗争，是完全不够和不切实际的，它根本投有考虑到中国农村经济的特殊性。
然而，大会以后，还是组织了全国农民协会，我是第一任会长。
到一九二七年春天，尽管共产党对农民运动采取冷淡的态度，而国民党也肯定感到惊慌，湖北、江西、福建，特别是湖南的农民运动已经有了一种惊人的战斗精神。
高级官员和军事将领开始要求镇压农运，他们把农会称作‘痞子会’，认为农会的行动和要求都过火了。
陈独秀把我调出了湖南，认为那里发生的一些情况是我造成的，激烈地反对我的意见。
四月间，反革命运动已经在南京和上海开始，在蒋介石指使下对有组织的工人的大屠杀已经发生。
在广州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
五月二十一日，湖南发生了许克祥的叛乱，许多农民和工人被反动派杀害。
不久以后，在武汉的国民党‘左’派，取消了它和共产党的协议，把共产党员从国民党和政府中‘开除’出去，而这个政府本身很快也就不存在了。
许多共产党领导人这时得到党的命令，要他们离开中国，到俄国去或者到上海和其他安全的地方去。
我奉命前往四川，但我说服陈独秀改派我到湖南去担任省委书记，十天以后，他又命令我立刻回去，指责我组织暴动反对当时在武汉当权的唐生智。
这时，党内情况处于混乱状态。
几乎人人反对陈独秀的领导和他的机会主义路线。
不久之后，武汉的国共合作瓦解，陈独秀也就垮台了。
”
春》选自《朱自清全集》。
朱自清（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
山朗润起来了，水长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
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
园子里，田野里，瞧去，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
坐着，躺着，打两个滚，踢几脚球，赛几趟跑，捉几回迷藏。
风轻悄悄的，草绵软软的。
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趟儿。
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
花里带着甜味，闭了眼，树上仿佛已经满是桃儿、杏儿、梨儿
花下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地闹着，大小的蝴蝶飞来飞去。
野花遍地是：杂样儿，有名字的，没名字的，散在草丛里，像眼睛，像星星，还眨呀眨的。
“吹面不寒杨柳风”，不错的，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你。
风里带来些新翻的泥土的气息，混着青草味，还有各种花的香，都在微微润湿的空气里酝酿。
鸟儿将窠巢安在繁花嫩叶当中，高兴起来了，呼朋引伴地卖弄清脆的喉咙，唱出宛转的曲子，与轻风流水应和着。
牛背上牧童的短笛，这时候也成天在嘹亮地响。
雨是最寻常的，一下就是三两天。
可别恼，看，像牛毛，像花针，像细丝，密密地斜织着，人家屋顶上全笼着一层薄烟。
树叶子却绿得发亮，小草也青得逼你的眼。
傍晚时候，上灯了，一点点黄晕的光，烘托出一片安静而和平的夜。
乡下去，小路上，石桥边，撑起伞慢慢走着的人；还有地里工作的农夫，披着蓑，戴着笠的。
他们的草屋，稀稀疏疏的在雨里静默着。
天上风筝渐渐多了，地上孩子也多了。
城里乡下，家家户户，老老小小，他们也赶趟儿似的，一个个都出来了。
舒活舒活筋骨，抖擞抖擞精神，各做各的一份事去。
“一年之计在于春”；刚起头儿，有的是工夫，有的是希望。
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
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着，走着。
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他领着我们上前去。
我们老师要我们弄一篇关于政治书籍的读后感、 是老师要交的。
字数5000、 拜托大家了
中国社会的改造只有通过“根本解决”的途径才能实现，这是李大钊在形成马克思主义信仰后对中国社会革命的基本看法。
在那场著名的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中，马克思主义与实验主义发生了第一次冲突。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来看，“问题与主义”之争表达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所持的科学态度，包含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意识，这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李大钊明确提出“主义”与“问题”有不能分离的关系，强调了“主义”所具有的“工具”性质，在思想方法上尽量避免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
李大钊认为“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个方面，“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
李大钊坚信，“主义”与实际的社会运动相结合，可以使理想成为现实。
在这样的思想意识中，任何理论都具有“工具”性质，其目的在于造成社会的实际运动，实现社会的改造。
因此，他认为：“我们惟有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为实际的运动；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使社会上多数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
在这里，李大钊所关注的重心在于实现社会的改造，因此，只有将“主义”引向实际的社会运动才能达到目的。
李大钊这种务求实际的思想，在1922年他与邓中夏等人向“少年中国学会”的一个提案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和突出。
他表示：“为革命的民主主义，我们全体动员了。
我们不要躲在战线后，空谈高深的主义与真理，我们要加入前线，与军阀及军阀所代表的黑暗势力搏战”。
李大钊一生思想的发展和变化，都是和中国社会改造和革命的实际进程相关联的。
这样的思想意识使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采取了科学的理性态度，即不把它当作教条，而是当作行动的指南，这就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二，李大钊初步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
他指出，社会主义者“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寻找到把“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
当他还是一个民主主义者的时候，就提出了认识中国国情的重要性，中国的国情要靠中国人来研究、中国的问题要靠中国解决的思想。
他认为，考虑中国的问题是不能“置吾国情于不顾”的。
这里的“国情”既包括“近今之国情”，也包括“往昔之国情”，而且“近今之国情，较往昔之国情为尤要”。
在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重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条件下的实际运用。
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我们接受某一学者的学说时，“不要忘了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境”。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
李大钊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有着与西方先进国家根本不同的历史任务。
他指出：“在别的资本主义盛行的国家，他们可以用社会主义作工具去打倒资本阶级。
在我们这不事生产的官僚强盗横行的国家，我们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驱除这一班不劳而生的官僚强盗”。
1923年10月，李大钊对日本记者谈道：“由于俄国与中国的国情完全不同，不管外国怎样宣传，我国的改造惟有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来完成”。
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来运用马克思主义，走中国自己的解放之路，虽然这只是对中国革命特殊性的初步认识，但对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奠基的意义： 首先，李大钊思想中的灵活性原则，其核心是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认识与实践相结合的辩证法，没有这一原则，也就不会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何理论成果与实践成就。
在李大钊的“根本解决”思想之中，他特别强调了“阶级斗争”的地位和作用，他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竞争”理论视为达到“根本解决”目标的重要手段或“工具”。
实际上他是把阶级之间的对立与共存视为达到社会进步和改造的重要政治手段。
在一定意义上说，他对“阶级竞争”的理解更具有哲学意味和客观性，这样的认识使他在革命与改良之间保持了必要的张力。
如前所述，在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之时，已经与他自身的政治改良主义立场相脱离，但他在选择“阶级竞争”为“根本解决”的政治手段时，又对社会上诸种政治改良思潮表达了一定程度的理解，改良只是达到推翻旧制度这个大目标的某种方法，并非目标本身，最终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
这也是李大钊与胡适在“问题与主义”论争中的深刻分歧所在。
李大钊认为：“我们应该承认：遇着时机，因着情形，或须取一个根本解决的方法，而在根本解决以前，还须有相当的准备活动才是。
”李大钊的“根本解决”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也是充满了五四时代智慧的。
他以社会革命论容纳了社会进化说的不少合理的地方，他并不认为“根本解决”之前，就不需要以新的理想尺度研究具体的社会问题，就可以随意嘲笑真诚的“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人们的徒劳无功；他的“交互为用，并行不悖”的说法，以其丰富而深刻的内涵，表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如何在中国特殊国情条件下运用的理解。
正是在这一点上，先后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李大钊比陈独秀在理论上更加深刻和成熟。
其次，李大钊保持了理论上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即用自己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并尽量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吸收其他理论的合理成份，不固守成见，保持了理论思维的开放性。
李大钊的“根本解决”这一思想包含了这样几个成分：有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的把握，有对“互助论”主张的吸收，有对人道主义的认同及倡导人类的“物心两面改造”。
在中国进行社会革命必须以阶级斗争为政治手段，这一点在李大钊那里是十分明确的，但他又不把阶级斗争视为目的。
在这里，他对“互助论”的理解具有重要的启发性。
我们应该看到，在对“阶级竞争”的理解上，他与马克思主义并无冲突，但在人类生存的未来和本质上，他强调“互助”的意义，使他把手段与目的严格区分开来。
他认为“人类应该相爱互助，可能依互助而生存，而进化；不可依战争而生存，不能依战争而进化。
这是我们确信不移的道理。
依人类最高的努力，从物心两方面改造世界、改造人类，必能创造出来一个互助生存的世界”。
他的结论是：以阶级竞争为手段改造社会组织，以互助原理为信条改造人类精神，实行“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
李大钊的这一主张具有双重含义：它与中国传统的道德主义思想相区别，强调对社会组织进行改造的重要意义；它包含有对偏重物质进步而忽视人类伦理进步意义思想的批判和匡正。
这是一个唯物史观的命题，并非是一种二元论的主张，而且从现实性来看，它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指导意义。
我们看到，在李大钊的整个理论构架中，既规定了中国社会改造的最终目标，即实现“经济问题的解决”，同时也看到了达到这一目标的长期性与艰巨性。
他不仅寄希望于通过“阶级竞争”来实现社会组织的改造，而且也肯定了人类精神进步的巨大作用。
中国社会改造任务呈现出层次性和阶段性，这样的认识使他保持了策略上的灵活性、理论上的开放性，也使他对知识分子在社会改造中所担负的角色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和肯定，他强调指出：“知识阶级的意义，就是一部分忠于民众作民众运动的先驱者”。
正如马克思所言：社会进步这个概念决不能在通常的抽象意义上去理解，而李大钊恰恰是根据中国的特殊环境赋予了它丰富的内涵。
他并没有恩格斯晚年所批评的把经济因素当做历史进程中唯一决定性因素的机械论的倾向，虽然在理论上，李大钊并没有达到恩格斯提出的历史发展“合力论”思想的高度去认识问题，但在实践中、在心态上，李大钊却与历史发展的“合力论”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共鸣。
跪求一篇游岳麓书院后感想的文章!!
6月12日不是个大晴天，丝丝小雨后的越发显得富有浓重的文化气息，我们一行人和着清新的空气，走进湖南长沙的。
位于岳麓山的清风峡口，从前门入口，一块“”的匾便映入眼帘，许多的学生穿着学位服饰在拍照。
可能是出于渴望知识、羡慕学子的初衷吧，我们几个也不放过这个好机会，借带学士帽留影，且算作一种熏陶吧。
为什么岳麓书院有“”之称呢
随着不断深入地参观，了解到，岳麓书院从潭州（现在的长沙）太守朱洞创建于开宝九年，也就是公元976年，距今已经有1027年的历史了，所以有之称。
这块匾是1986年岳麓书院举行1010周年庆典时，长沙校友会赠送给岳麓书院的，这四个字是根据唐代大书法家的字镌刻而成的。
经过一千多年历史的发展，沉积在岳麓书院各种建筑之上的浓厚的文化气息，使得今天的岳麓书院更加充满了文化的魅力，我们一行认真参观岳麓书院的建筑、碑文、纪念馆、陈列室、大讲坛，这些都是岳麓书院之所以被称之为“千年学府”的见证
一路走来、一路看来、一路想来…… 其实对知识的需求与渴望并非古人所专有，随着当今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我们更渴望获取知识，丰富才智，陶冶情操，而读书是最直接的获取知识的途径。
在举行2009年进修班暨专题研讨班开学典礼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校长出席开学典礼并讲话。
他指出，书籍是人类知识的载体，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并指出一是要爱读书，二是要读好书，三是要善读书。
是的，不加强读书学习，知识就会老化，思想就会僵化，能力就会退化。
爱学习、勤读书，通过读书学习来增长知识、增加智慧、增强本领，才是现代人的理念。
读书可以丰富我们的知识量。
多读一些好书,能让我们了解许多科学知识； 读书可以让我们增长阅历，“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多读一些书，能通古今，通四方，先知先觉。
读书可以让我们励志，读一些有关历史的书籍,可以使我们了解历史，激起我们的爱国热情。
读书可以让我们了解更多的专业知识，更胜任本职工作，提升工作能力与素质。
读书的好处还有很多。
读书养性，读书可以陶冶自己的性情，使自己温文尔雅，具有书卷气；“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多读书可以提高，写文章就；“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读书可以提高理解能力，只要熟读深思，你就可以知道其中的道理了；读书可以使自己的知识得到积累…… 读书的益处大家都了然于心，但是坚持长期阅读的人却并不多，我们总以工作忙、没时间作为放弃读书的念头，实际上每天抽出一小时或半小时完全可以做到，但读书肯定没有看冗长的电视剧更有热情，于是崭新的总是书籍。
也许我们缺乏的是获取知识的紧迫感。
现代人才学中有一个理论叫做“理论”，认为人的一生只充一次电的时代已经过去，只有成为一块高效，进行不间断的、持续的充电，才能不间断地、持续地释放能量。
所以长期坚持读好书才能给我们供给高效能量。
当前在全党正在开展的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提高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不仅要认真学习相关的书目，真正领会名家名篇的内涵，还要在此基础上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联系实际，知行合一，这才不虚此行。
历史电影《开天辟地》观后感1000字
昨夕影片现南湖，遐思顿赴南湖处。
寒冬腊月人犹有，初夏时节人岂无
闲步不离在左近，神游哪顾是远途
人说图画胜实物，我慕南湖胜画图。
安稳生活才几年，又闻小丑欲翻天。
往昔早恨折腾苦，今日更嫌动乱烦。
力竭声嘶道民主，真心实意欲夺权。
民众眼睛早雪亮，岂容小鬼再猖狂
时光弹指一挥间，党诞倏经七十年。
历经万劫知百味，驱散乌云见青天。
群魔化灰拆旧宇，众志成城建乐园。
幸福生活得岂易
好自珍惜万代传。
开天辟地史无前，志士神州竟争先。
马列西来陈、李传，火种东播百姓欢。
救国保民拼腔血，御侮图强抗敌顽。
千古谁成济世业
一枝独秀党擎天 在我家里的影碟柜里，有专门的一隔，这一隔内的影碟，全是过去的老电影、老电视剧。
——欢欢喜欢重温它们，因为，它们和我的童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可以说它们曾经影响过我的人生观、价值观，曾经见证过我的成长。
今天，我又从其中随手抽了一张影碟出来放，一看，是电影《开天辟地》。
哈哈，这正和7月党的生日相关联。
《开天辟地》所讲述的，正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这段时期的历史事件。
通过这部影片，我们认识了李大钊、陈独秀这两位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前期领导者，领略了、周恩来、邓颖超、邓中夏等一大批青年共产党人的风采，更加深刻地了解了上个世纪初叶的中国是怎样处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了解了当时的爱国志士们是怎样苦苦探求救国救民的途径，以及中国共产党建立在那个特殊年代的光辉意义。
朋友们，这是一部非常值得一看的电影，看懂了它，你们就已经基本掌握了中国现代史第一阶段的知识了。
我在这里给大家一些提示： 看《开天辟地》需要掌握的历史知识——“五四运动”的背景、过程、结果；“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的状况和面临的形势、中国思想界的救国观点之争；中国共产党建立的过程。
看《开天辟地》需要思索的问题——我们应该从革命先辈身上学习怎样的精神
怎样的人生才更有价值
看了这部电影，朋友们还可以写一写观后感。
——梁启超曾说过：“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进步则国进步。
”朋友们，让我们向《开天辟地》中的革命先辈们学习、致敬吧，让我们在新的世纪，用自己的行动，为民族的振兴贡献力量
中共八七会议的历史功绩
1927年8月7日，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和党内同志的要求，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李维汉、翟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顾顺章、蔡和森、、陆定一、王一飞等21人。
参加会议的还有中共中央秘书处处长。
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和纽曼也出席会议。
会议主席李维汉，实际主持人瞿秋白。
会议第一项议程，由在会上批评陈独秀右倾错误：第一、在国民党问题上，党中央在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中始终没有当“主人”的思想；第二、在农民问题上，党中央不支持农民革命；第三、在军事问题上，“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
强调“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党“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会议通过了《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
瞿秋白代表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作报告。
强调党今后的任务是“要以我们的军队来发展土地革命”。
实现这一斗争策略的具体方针是：第一、要更加注意与资产阶级争领导权：第二、要由下而上地注意争取群众；第三、要在暴动中组织共产党人占多数的、工农民权独裁的临时革命政府。
接着，会议通过了《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
《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
大会选举临时中央政治局。
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顾顺章、彭湃、任弼时等9人当选为正式委员，邓中夏、周恩来、、张太雷、张同焘、李立三等7人当选为候补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