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作品读后感
[赵树理作品读后感]知道赵树理是因为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老师要我们写一些读书的读后感，赵树理作品读后感。
期中之一就是推荐些赵树理的作品读后感。
通过阅读他的个人简历和作品知道赵树理是一个生于农民之家，长于农村，是中国最熟悉农民，终生写农民，写东西给农民看的作家。
他为了给农民看，他的小说坚持用通俗的生活语言；他为了给农民看，一次次将小说改短；他为了给农民看，将小说送给小出版社，以求售价低廉（可自己的稿费因此而减少）的一个好作家。
读他的第一篇文章是《小二黑结婚》。
《小二黑结婚》作于1943年春，是赵树理的成名之作，也是体现他的在实际工作中发现问题，形成主题的创作思想的代表作品。
小二黑是一个出生在一个典型的封建主义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个学道算卦，整天看着黄历过上日子的人。
小二黑和小芹自由恋爱了，但小二黑的父亲说他俩八字不合，命相不对所以极力反对他俩的婚事。
而小芹的母亲则是一个一生风骚的老女人，整天穿的花里胡哨的。
借着跳大神来以不投姻缘大力反对他们的婚事。
不仅如此，村里的恶霸金旺和兴旺两兄弟由于看上了小芹的美貌，借着手里有点权力，竟然把两个处于热恋的年轻人捆到了村公所去。
到此开始了故事的高潮。
村公所里的区长也于法于理的给小二黑的爹上了一堂婚姻自由课。
而且小芹的娘由于穿着遭到城里人的另类眼光而改变了初衷。
当然最大快人心的就是金旺和兴旺两兄弟遭到了村里人的揭发而被罢官。
最后小二黑和小芹接着自由恋爱之风最后顺利结婚，故事完美结局
好的文章重在能有真，善，美的表达。
整篇文章中的人物各有特色，正如现实生活中那个年代的人们的一个个缩影，使文章有了一个新的高度。
读完这篇文章，知道了那个年代的封建体制还是对人们有很大的影响，人们的思想还是没有得到解放，所以才会有婚姻自古有父母决定之说。
才会有小二黑和小琴的一开始的挣扎。
正是有着像赵树理这样的一个个作家的文章才会使得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能想开以前想不开的事。
我觉得赵树理，鲁迅等许多作家的初衷都是一样的：那就是通过他们的笔杆子来解放人们的旧思想。
正是有了他们的努力，才会有向小二黑这样的人的幸福生活。
才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向他们一样去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
他们的文章正是有了那个年代的背景才会得到那么多人的认可，才会有那么多人去读它们的文章。
如果是现在也许他们的文章不会有那么出名，读后感《赵树理作品读后感》。
正是那个年代造就了他们，他们也造就了那个年代。
读的第二篇文章是《李家庄的变迁》。
主人公铁索是一个外来户，一开始备受村里老牌地主恶霸的压迫，乃至于自己加建的厕所不但被别人霸占走还赔上了自己的大半个家业以致破产，流落太原，又受到军阀欺凌。
在共产党员小常的帮助下，他提高了觉悟，团结群众，与地主展开正面斗争，并在斗争中逐渐成长，后来参加了八路军，走向了武装斗争的道路。
村里的大多数人在他的带领下也走向了与地主恶霸斗争的道路。
虽然他们几次惨遭地主恶霸的反扑乃至于有家不能回，但他们还是坚持了下来最后建立了一个夜不闭户，人人有发言权的李家庄，在这个新的李家庄里，每个人都是它的主人，每个人都为这个李家庄付出了巨大的汗水，血水
在这个新的李家庄里没有了恶霸，没有了不和谐的事情发生，没有了地主土豪的生活环境，他们会相当不适应这里的生活。
虽然最后文章说有传言那些以前的恶霸有可能再次卷土重来但他们每个人都相信，他们会用自己的最后一滴血与那些人作战到底，让他们知道自己不再是以前那个只知道被压迫而不知道反抗的“老实人”。
这篇文章也许就是赵树理老先生的生活的一个缩影，那个年代的大多数人都会遭到地主土豪的迫害，但真正知道反抗的优势极其少的一部分，但正是这极其少的一部分人的带动才会有了大多数人的觉醒，正是有了像他们这样子的人的出现才会有一个又一个地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
也许赵树理一个人的力量并不大，但正是像他们这样子的人的一篇篇文章的出现，在那个特殊的背景下才会有了质的变化。
读赵树理的文章我们也许不会有太大的感觉，升值甚至会问一句那些文章是不是有点太幼稚，但是那个年代的人却大量的阅读他们的文章，当然，大多数人还是农民，赵树理是一个生于农民之家，长于农村，是中国最熟悉农民，终生写农民，写东西给农民看的作家。
但那时却不是农民能当家的年代，那是地主资本主义人民当家的年代，所以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好作家，这样一个处处为占中国80～90%人口的农民着想，以身作则的好作家，在“文革”中被打断两根肋骨、摔断髋骨。
断裂的肋骨刺破了内脏，致使卧床不起。
可就是这样，还是惨遭被捕入狱。
在狱中，断骨和破损的内脏引发炎症，高烧不退，大、小便不能自理。
即便如此，仍旧抬着他去批斗，勒令他趴在桌子（他已不能站立）上接受批判，最终他栽倒在批斗台上。
六天后，一个伟大的农民作家就这样走完了他的人生最后之路。
文革，那个年代的错误，我们已经无法挽回的错了一次，但也就是这些人的牺牲，才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去想着如何改变它，才会有最后的文革失败。
他们一篇篇惊醒人民的作品就在那个年代诞生。
在我看来鲁迅，赵树理等一系列作家做的都是同一件事：用他们的笔杆子警醒世人，我们可以用自己的努力来换回自己的幸福生活，绝大多数的中国穷苦人民都会为了这个而奋斗，只是他们不知该如何做，所以就要有像他们这样子的人的出现来改变人们的认知能力，我们不是天生下来就是要受罪的，我们要过一个人人平等的生活，所以他们的文章就是最好的良药，用来警醒世人。
所以他们的牺牲得到了现在大多数人的肯定，现在也许不会有太多人去关注他们的作品，因为时代的不同，他们的作品肯定不会有太多的二十一世纪的人去关注，但他们的影响是无法磨灭的，那个年代的人，尤其是那个年代的农民会永远记住他们，永远记住他们的作品。
每个新时代的产生都会有无数人的牺牲，但他们都是自始至终的无怨无悔的付出，因为他们坚信他们的付出会有回报。
而正是这少数的先进人士的努力才会有新时代的诞生。
我们现在的社会还是会有许多不和谐的事情发生，但我们正在努力来改变这一切，所以无论哪个时代都需要有像赵树理这样子的人的出现来让我们更清楚的认识这个社会，让我们知道如何努力去正确改变这个社会来更好的让我们的后代去生存。
赵树理这样子的人会是每个时代的标志，正是他们的出现才会有进步，才会让大多数人看清这个社会的本质，所以他们能成为那个时代的标志性人物，也会成为每个时代的标志，图腾。
我们一个人的努力也许不会得到什么改变，但只要努力的人多了，总会有改变，如果每个人都安于现状那么社会不会进步，时代不会改变。
所以，每个人都要去努力我们的社会才会有希望，我们才能不断进步
过上更好的生活。
〔赵树理作品读后感〕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
评论赵树理的小说《传家宝》
对于赵树理等的创作，是否可以看作一个小说流派，人们的观点并不一致。
不过，在50年代，文学界确有催成山西小说作家形成创作流派的努力。
1956年7月，周扬到了山西，明确提出有意识地发展有特色的文学流派。
当年10月，山西的文学刊物《火花》创刊，对赵树理等的创作经验的总结是该刊的经常性主题。
1958年5月，《文艺报》和《火花》在山西召开座谈会总结山西作家的创作特色。
不久，《文艺报》还以“山西文艺特辑”的专栏(注：《文艺报》1958年第11期。
)，介绍、高度评价山西作家的创作成绩。
建立“流派”的努力，由于种种原因后来没有继续得到强调，但他们的创作仍形成了某些有迹可寻的共同性。
这包括：一、地域的特征。
赵树理、马烽等长期生活、工作在山西，作品也多取材于晋西北、太行山和太岳山盆地及汾水流域。
山西乡村的民情风俗参与了他们小说素质的构成。
二、写作与农村“实际工作”的关系。
小说的艺术自足性受到怀疑；“不作旁观者”的文学主张，不仅是叙事意义上，而且更是小说“社会功能”上的。
赵树理的“问题小说”的观念，他们关于写小说是为了“劝人”，能“产生指导现实的意义”(注：赵树理《也算经验》，1949年6月26日《人民日报》。
)的预期，是写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三、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来写。
但又认为，“本来面貌”，是以一个有先进思想的农民的眼睛的所见、所闻、所感。
四、重视故事叙述的完整和语言的通俗，以便能让识字不多的乡村读者接受。
关于这个“流派”，评论界使用的称谓有“山西作家群”、“山西派”、“《火花》派”、“山药蛋派”等。
这个“流派”的作家，除赵树理外，还有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等。
马烽(1922-)，山西孝义县人。
小学没有毕业时，参加了八路军。
战争期间，从事晋绥边区报纸、出版社编辑工作。
1945年，与西戎合著长篇章回体小说《吕梁英雄传》。
50年代初到北京工作一段时间后，1956年回到山西。
马烽五六十年代的创作，除《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电影文学剧本，和在刊物上连载的传记文学《刘胡兰传》外，大都是短篇小说。
主要作品有《结婚》、《饲养员赵大叔》、《三年早知道》、《太阳刚刚出山》、《我的第一个上级》、《老社员》等。
西戎(1922-)抗日战争期间在晋绥边区工作时开始小说创作。
50年代初，在四川任《川西日报》、《四川文艺》编委、主编。
1954年回到山西。
出版有短篇小说集《姑娘的秘密》、《丰产记》，后一个集子的作品(《灯芯绒》、《赖大嫂》、《丰产记》等)，写于1961年以后，风格转而向朴实趋近。
其中，《赖大嫂》用揶揄的笔调，写一个“无利不早起”的自私、爱撒泼的农村妇女，在生活中的处处碰壁和受到的教育。
在60年代，这个短篇既为倡导“现实主义深化”的批评家援引来阐述其论点，也为后来批判“现实主义深化”和“写‘中间人物’论”所重点抨击的“标本”。
(注：参见邵荃麟《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邵荃麟评论集》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文艺报》编辑部《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材料》(《文艺报》1964年8、9期合刊)，紫兮《“写中间人物”的一个标本》(《文艺报》1964年11、12期合刊)等。
) 赵树理(1906-1970)，山西沁水县人。
40年代，以《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作品，在“解放区”和“国统区”的左翼文学界，获得很高声誉。
50年代以后的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登记》、《求雨》、《金字》(根据记忆重写)、《“锻炼锻炼”》、《老定额》、《套不住的手》、《杨老太爷》、《张来兴》、《互作鉴定》、《卖烟叶》，长篇《三里湾》，电影故事《表明态度》，长篇评书《灵泉洞》(上部)、特写(或传记)《实干家潘永福》。
另外，还写有鼓词《石不烂赶车》，小调《王家坡》，泽州秧歌《开渠》，上党梆子《十里店》和改编的上党梆子《三关排宴》。
他的有些作品，被改编为各种文艺样式。
如《登记》便以《罗汉钱》的名字，分别改编为秦腔、豫剧、粤剧、评剧、沪剧等剧种演出。
赵树理的这些小说，大多仍取材于晋东南他的家乡。
他与这个地区的人、事仍保持着密切而持久的联系，因而，故事和人物也依然具有来自“生活底层”的那种淳朴、诚实的特色。
他继续着打通“新文学”与“农村读者”的隔阂的试验。
(注：赵树理把他1963年出版的小说集定名《下乡集》(作家出版社)，说它是专为“农村的读者同志们”印的。
但对“农村读者”的概念，他没有做进一步的说明。
另外，他不像过去那么自信，而有些疑惑地说，“尽管我主观上是为你们写的东西，实际上能发到农村多少份、你们哪些地方的人们愿意读、读过以后觉得怎么样，我就知道得不多了”(《随〈下乡集〉寄给农村读者》)。
)在小说观念上，也坚持小说写作与农村“实际工作”同一的理解。
不过，后来他似乎不再特别坚持把小说当作农村工作指南的那种看法，而更突出了从传统戏曲等相承的“教诲”的功能观。
“俗话说，‘说书唱戏是劝人哩
’这话是对的。
我们写小说和说书唱戏一样(说评书就是讲小说)，都是劝人的。
“写小说便是要动摇那些习以为常、但不合理的“旧的文化、制度、风俗、习惯给人们头脑中造成的旧影响”(注：赵树理把他1963年出版的小说集定名《下乡集》(作家出版社)，说它是专为“农村的读者同志们”印的。
但对“农村读者”的概念，他没有做进一步的说明。
另外，他不像过去那么自信，而有些疑惑地说，“尽管我主观上是为你们写的东西，实际上能发到农村多少份、你们哪些地方的人们愿意读、读过以后觉得怎么样，我就知道得不多了”(《随〈下乡集〉寄给农村读者》)。
)。
因而，在《登记》、《三里湾》、《“锻炼锻炼”》等作品中，虽说农村开展的“运动”仍构成它们的骨架，但他在日常生活中所展开的关于社会风习、伦理的变革在农民心理、家庭关系、公私关系上留下的波痕和冲突，是留给读者印象最深的部分。
比起40年代来，赵树理这个时期的小说，确是“迟缓了，拘束了，严密了，慎重了”，“多少失去了当年青春泼辣的力量”(注：孙犁《谈赵树理》，1979年1月4日《天津日报》。
)。
这是因为他离“当年”的“青春”渐远。
如果从作家所处的环境而言，那么，在战争年代，政治意识形态对写作的规范，仍存在着较大的“空间”，来有限度地容纳作家的创造，容纳他的感性的、民俗文化的艺术想像；而赵树理那时对农村传统习俗和观念所期望的更新，也与革命政治在农村所推动的变革，有许多重合之处。
到了50年代，不仅文学写作的规范更加严密，而且激进的经济、社会变革进程对农村传统生活的全面冲击，使“社会发展”与“传统”的冲突，引发作家尖锐的内心忧虑。
他的那种建立在对民俗、民间文化的体认基础上的艺术想像，受到抑制而不能得到充分施展。
正是忧虑于当代激进的经济、政治变革对农村传统生活和道德的过度破坏，对建立在劳动之上的传统美德的维护和发掘，成为后期创作的主题。
与《小二黑结婚》、《传家宝》、《登记》、《三里湾》等表现“小字辈”挣脱老一辈的障碍而走向新生活不同，在《套不住的手》、《互作鉴定》、《实干家潘永福》中，老一辈农民身上的品格，被叙述为年轻一代最重要的精神传统。
赵树理五六十年代的小说艺术，总体面貌与以前并无重大变化。
然而，如评论者所说，这些“渊源于宋人话本及后来的拟话本”的作品，由于作者对某一形式的“越来越执著”，导致“故事进行缓慢”，有“铺摊琐碎”、“刻而不深的感觉”(注：孙犁《谈赵树理》，1979年1月4日《天津日报》。
)。
三 赵树理的“评价史” 对赵树理小说和他的文学观的评价，一直是众说纷纭，有的看法且相距甚远。
即使是左翼文学界之中，评价也并不一律，且时有变化。
在40年代，最早、而且系统地对赵树理的小说给予很高评价的，是周扬发表于1946年的《论赵树理的创作》(注：1946年8月26日《解放日报》(延安)。
)。
在这篇文章里，赵树理被誉为“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经相当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李有才板话》是“非常真实地，非常生动地描写农民斗争的作品，简直可以说是一个杰作”；赵树理的小说是“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一个胜利”。
作为这种评价的延伸，次年8月，在晋察鲁豫边区文艺座谈会上，与会者“同意提出赵树理方向”，将之“作为我们的旗帜”(注：陈荒煤《向赵树理方向迈进》，1947年8月10日《人民日报》。
)。
在此前后，“解放区”的出版社，编印了多种赵树理创作的评论集(注：如冀鲁豫书店1947年7月初版的《论赵树理的创作》，华北新华书店1947年9月编辑印行的《论赵树理的创作》，华北新华书店1949年5月初版、中南新华书店1950年4月重印的《论赵树理的创作》，苏南1949年6月初版的《论赵树理创作》等。
)，收入周扬、茅盾、郭沫若、邵荃麟、林默涵、荒煤、力群、冯牧等的文章。
第一次文代会前后出版的两套大型丛书中，赵树理被做了颇为特殊的处理。
他的创作理所当然地入选展示“解放区”文学实绩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中，但他又和郭沫若、茅盾、巴金等一起，作为“1942年以前就已有重要作品出世的作家”，而在《新文学选集》(茅盾主编)中设有他的专辑。
事实上，赵的成名作《小二黑结婚》出版于1943年。
这种安排，反映了将之“经典化”的急迫。
到了1956年的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扩大会议上，周扬的报告中，赵树理与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一并被称为“语言艺术大师”。
不过，进入50年代以后，文学界对于赵树理的评价也有些犹豫不定。
在继续把他作为一种“榜样”来推崇的同时，他的小说的“缺点”也在不断发现。
这种发现，是“根据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来进行分析研究”的结果。
因而，批评家提出了赵树理“善于表现落后的一面，不善于表现前进的一面”的问题，并暗示他对创造新的英雄形象还缺乏自觉的意识。
(注：竹可羽《评〈邪不压正〉和〈传家宝〉》(1950年1月15日《人民日报》)、《再谈谈〈关于《邪不压正》〉》(2月25日《人民日报》)。
)长篇《三里湾》发表后，在受到肯定的同时，“典型化”程度不够的问题被着重地提了出来：对于农村的“无比复杂和尖锐的两条路线斗争”的展示，“并没有达到应有的深度”；作者对于农民的革命性的力量“看得比较少”，“没有能够把这个方面充分地真实地表现出来”，而对于农村的斗争，农民内部和他们内心的矛盾，也不是表现得很严重，很尖锐，矛盾解决得都比较容易。
(注：参见俞林《〈三里湾〉读后》(《人民文学》1955年第7期)，周扬《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文艺报》1956年第5、6期合刊。
)在50年代后期，这种评价上的犹豫和矛盾，再一次突出。
1959年，《文艺报》就“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为题，组织了对《“锻炼锻炼”》的讨论。
虽然刊发了认为这个短篇是“歪曲了我国社会主义农村的现实”、“诬蔑农村劳动妇女和社干部”的否定性的文章，但编辑部却是支持赵树理的，它以王西彦对赵树理“按照生活实际去刻画有个性的活人”的肯定的文章(注：《〈锻炼锻炼〉和反映人民内部矛盾》，《文艺报》1959年第10期。
)，作为结论性意见。
《文艺报》的这种辩护性的讨论，可以看作是为了抵御当时激进文学思潮。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因为赵树理对1957年以后中共的农村政策提出全面的质疑，而在“反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中受到“内部”批判。
而在这个期间，文学界在农村题材小说中，作为“方向性”加以凸出的，是李准、王汶石和柳青的更“典型”、更富“理想性”的作品。
到了1962年，在政治、经济的“浪漫主义”的退潮中，文学界也有了“现实主义深化”的提出。
这时，赵树理的“价值”又被“现实主义深化”的提倡者所发掘和重新阐释。
在大连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茅盾、邵荃麟等认为，“前几年”对赵树理的创作估计不足，“评价低了，这次要给以翻案”；“因为他写了长期性、艰苦性”，“这是现实主义的胜利”。
这些观点，在随后康濯的文章中得到阐发：“赵树理在我们老一辈的作家群里，应该说是近二十年来最杰出也最扎实的一位短篇大师。
但批评界对他这几年的成就却使人感到有点评价不足似的，……事实上他的作品在我们文学中应该说是现实主义最为牢固，深厚的生活基础真如铁打的一般”，“赵树理的魅力，至少在我所接触到的农村里面，实在是首屈一指，当代其它作家都难于匹敌”(注：康濯《试论近年间的短篇小说》，《文学评论》1962年第5期。
)。
既然赵树理是最能体现“现实主义深化”的作家，那么，“文革”前夕对这种理论的批判，赵树理又必定首当其冲。
文学界对赵的评价发生了大转变：“近几年来，赵树理同志的作品，没有能够用饱满的革命热情描画出革命农民的精神面貌”，大连会议“不但没有正确指出”他的“这个缺点”，“反而把这种缺点当做应当提倡的创作方向加以鼓吹”(注：《文艺报》编辑部《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材料》，《文艺报》1954年第8、9期合刊。
)。
此后“文革”中对赵的激烈攻击，从“文学观”的角度而言，并没有超越这一批评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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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理小说艺术特点
1、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是赵树理小说创作的一贯特色；2、典型表现了社会的变动和历史的变迁。
他的艺术特色最主要的是通俗化,大众化。
《锻炼锻炼》赵树理小说民间性
它真实地反映了农村人民内部矛盾的复杂性，相当生动地描绘了农村中象“吃不饱”“小腿疼”这一类农村妇女与基层干部的形象。
但是，在反“右倾”的政治背景下也发表了一些偏颇意见，认为《“锻炼锻炼”》不但不是农村生活的真实写照，而且说成丑化农民和歪曲了现实。
到了“文革”前夕的反对“修正主义”时，将这篇作品以及赵树理的《套不住的手》、《实干家潘永福》等表现“实干”、讲究“实利”的几篇小说，诬称为“中间人物论”的代表作。
在十年浩动中，赵树理这位与人民保持血肉联系的作家竟被打成“黑作家”，“叛徒”，“写中间人物的祖师爷”，关押批斗，含冤而死。
其实，在浮夸风、共产风一阵紧似一阵的时候，赵树理以其冷静和严肃态度创作了《“锻炼锻炼”》等面对现实敢于揭露问题的小说，这正标志了赵树理是一位有良知、有勇气、有使命感的作家，为当代文学历史留下了不可泯灭的篇章。
因此，1980年工人出版社与山西大学联合编辑出版了《赵树理文集》，周扬在序言中以“卓见和勇敢”称赞赵树理的为人与为文。
《“锻炼锻炼”》产生于“问题小说”贬值，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受到严峻考验的时候。
作者仍坚持用“自己的眼睛”观察和反映农村生活，不讳饰小农意识的顽固，成功地塑造了两个落后妇女——“小腿疼”、“吃不饱”的艺术形象。
“小腿疼”的偷奸耍滑、好逸恶劳、撒泼闹事，“吃不饱”的贪吃懒做、拨弄是非、背后撺掇，典型地概括了一部分农民消极落后的思想性格，揭示了教育农民的艰巨性和清除小农意识的长期性。
小说还从更深的意义上揭示农民群众中消极落后意识得不到清除的原因，在于党的某些干部对其采取了姑息纵容的错误态度。
它并不孤立地描写“小腿疼”、“吃不饱”损公肥私、自私利己的言谈举止，而是同时描写社主任王聚海对其不讲原则、只求了事的“和稀泥”的思想作风，从而真实地反映了农村中人民内部矛盾的复杂性及解决矛盾的症结所在。
而正是王聚海的“和事不表理”的工作作风，使“争先社”里解决矛盾的重任落到了年轻的副主任杨小四等人身上，并使杨小四等人采取了与王聚海截然相反的做法。
小说由表现农民内部的思想意识斗争进而表现干部队伍中思想作风的矛盾，既明确又巧妙地揭示了“想批评中农干部中的和事佬的思想问题”的小说主旨，显露了批判矛头所向，从而体现了赵树理小说的现实主义深度。
“山药蛋派”的开创者赵树理，以其巨大的文学成就被称为现代小说的“铁笔”、“圣手”，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重要地位。
他取得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植根于晋东南这片家乡的土壤，熟悉农村，热爱人民，大量描写了晋东南独特的区域民俗事象，或作为作品深厚的民俗文化背景，或作为塑造人物形象，揭示人物心理，推进人物性格发展的手段，表现出了鲜明的民族特色。
赵树理小说的可贵之处就在于：通过自己的审美加工，把混沌稚朴的民俗变成活生生的文学创作题村，具体深刻地反映了30年代到60年代太行地区的农村生活，为我们展出了一轴生动的农村风俗画卷。
赵树理小说几乎涉及了晋东南民俗的各个方面，举凡生产劳动、饮食居住、婚丧嫁娶、宗教信仰、民间文艺都有描写，最突出的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家庭、家族和乡里社会的民俗。
在《三里湾》第二节里，介绍了王宝全、王金生的居住环境，按东西南北的顺序介绍了窑洞房子及使用习俗。
例如西边四孔窑洞的分工是这样的：金生、玉生兄弟俩已娶妻成家，各住一孔。
王宝全老两口住一孔。
女儿玉梅住一孔，但却是套窑，与父母住的那孔窑相通，有窗无门，进进出出必须经过父母的门。
这表明，一方面闺女大了，需和父母分开居住；另一方面又因她未出嫁，要谨防越轨乱礼，和父母的窑洞串在一起，一举一动都可受到父母的监督、约束。
在这里，窑洞已不是简单的物质客体，而是寄寓了传统的民俗心理，成为一种综合的文化现象。
《三里湾》还描写两个旧式大家庭的劳动分工、经济分配、生活管理以及家庭内部成员之间复杂的关系，揭示了家长权威和旧伦理观念对旧式家庭的影响。
《李家庄的变迁》里“吃烙饼”这一晋东南乡里民俗的描写，更富有深刻的社会内涵。
“吃烙饼”的民俗特点是，村里发生了纠纷，由双方当事人请村落的头人、族长或地方上有影响的人物，在吃烙饼的过程中评理，地点设在村子的庙堂里。
等评理人作出裁决后，输了的一方要承担责任并付给吃烙饼的费用。
小说中写农民张铁锁与村长李如珍的侄儿发生纠纷，村长武断地评张铁锁输理，霸占了张铁锁的土地，并让他付出吃烙饼的费用。
张铁锁回家后气愤之下说了几句过头话，被村长的人听到，就把他们夫妇锒铛入狱，最后赔了土地与房产，才了结此难。
作品深刻揭露了集神权、政权于一身的封建势力代理人，依靠军阀统治者支持，对劳动人民残酷的压迫。
二、恋爱婚姻习俗。
赵树理小说中有大量恋爱婚姻习俗描写，借以反映农民生活思想面貌和时代精神。
《小二黑结婚》里的三仙姑，30年代嫁给于福时，刚刚15岁，是前后庄第一个俊俏的媳妇。
但是在落后愚昧的迷信思想影响下，渐渐成了一个装神弄鬼、争艳卖俏的女人。
她“虽然已四十五岁，却偏爱当个老来俏，小鞋上仍要绣花，裤褪上仍要镶边”，每天都要涂脂抹粉，乔装打扮一番。
作者活画出了一个病态心理和被扭曲了性格的女性形象，揭露了封建买卖婚姻带来的恶果。
《登记》里的小飞蛾本来已有个相好的叫保安，可是父母却把她嫁给了张木匠。
她虽然极不情愿，可还得按照传统婚俗顶着红头盖，吹吹打打被抬到婆家，任青年小伙子闹新房，照惯例在大年初一由两个妇女搀着到各家磕头、拜年，带丈夫“回娘家”。
后来因和保安交换了爱情信物，而被张木匠毒打，婆婆和邻里也认为她“名声不正”。
小飞蛾的婚姻悲剧，也是由封建礼教造成的。
《邪不压正》则表现了妇女对以势压人的不合理婚姻的反抗，反映了当时错综复杂的阶级矛盾和时代的变迁。
《登记》中的“罗汉钱”，是小飞蛾和艾艾母女两代人都曾用过的爱情信物，也是晋东南特有的习俗，有着深刻的象征意义。
三、民间文艺表现手法的运用。
赵树理成功地借鉴民间文艺里“讲故事”的手法，以故事套故事，巧设环扣，引人入胜，使情节既一气贯通，又起伏多变。
语言运用上，大量提炼晋东南地区的群众口语，通俗浅近而又极富表现力，使小说表现出一种“本色美”。
赵树理《锻炼锻炼》的内容概括
创作完成于 1950 年 6 月 5 日，发表于 1950 年 6 月， 是为配合我国第一部婚姻法的出台创作的 一部 评书体 短篇小说， 后被改编为搬上银幕和各种戏剧戏曲舞台，可以看作是的姊妹篇。
小说主要以张家庄张木匠的老婆蛾为主线，描写了她与婆婆和女儿艾艾三代女性的婚恋故事。
娥婚前在娘家有自己的相好，这在封建思想浓厚的农村被视作“名声不正”，在受过同样苦的婆婆教唆下，被丈夫张木匠用锯暴打了一顿，便麻木地安于包办的婚姻生活。
女儿艾艾与同村的小晚自由恋爱，也受到同样“名声不正”的非议，但是生长在新时代，在《 的保护下，这对年青人最终冲破重重束缚 ，。
小说共分 4 节：一、罗汉钱，二、眼力，三、不准登记，四、谁该检讨。
这里节选前 3 节的部分内容。
的成名作和建国后的第一篇小说都是描写农村的作品，这两部姊妹篇都曾给文坛带来很大的震动。
虽然前者声誉更高、影响更广，但从文学艺术的角度考察，我以为后者比前者的描写更内在和细腻，人物塑造更丰满和成功。
《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三篇小说在 20 世纪 40 年代被视作描写阶级斗争之作而倍受赞誉，而《登记》并未描写什么鲜明的阶级斗争，也没有表现善恶分明的水火矛盾。
《登记》虽是赵树理为配合宣传刚颁布的“婚姻法”，在较短的时间里完成的，但由于赵树理十分熟悉山西的风俗民情，了解农民的思想和心理，同时注重遵循艺术的创作规律，真实地揭示了中国农民尤其是农村女性心灵演变的艰难轨迹，因而不同于一般的“应景之作“，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准，在平静之中写出了波澜，平淡之中透出了深意。
比较而言，从结构上来看，《小二黑结婚》注重的是故事的动作性和完整性，采用的是单线推进情节发展，一个有头有尾的大故事中间套着小故事，封闭而连贯；《登记》注重的是人物的丰满与故事的跌宕，采用双线结构，主线实写艾艾、燕燕的自主恋爱，副线回忆小飞蛾的包办婚姻，双线交织演绎了老中青三代女性的婚恋故事，给人以更内在和圆整的感觉。
从人物塑造来看，两位母亲三仙姑与小飞蛾相比，作者的描写一个疏于外在，一个趋于内在；一个更多刻薄与苛责，一个更多理解与宽容；同样是饱受封建婚姻之苦的农村妇女，一个畸形变态，一个委曲求全；两个受害者虽然怀有不同目的开始都反对女儿的自由恋爱，后来又都有所觉悟同意了孩子的婚事，但对这一痛苦转变，作者对三仙姑的解释却过于简单和漫画化，让三仙姑在众人面前丢丑、受辱而后被迫自新；相比之下，小飞蛾的转变更真切自然，有其内在的动力，由命运的屈从者转而成为女儿婚姻的推动者，其积极意义远远超过三仙姑；但是小飞蛾并没有被作者描述成“正面形象”，她身上仍有许多值得人们反思和批判的劣性，如其灵魂深处的惰性与被动等。
显然两个人物一个是不符合农民道德规范和审美规范的落后农民形象，扁平而单一；一个是符合传统价值和伦理道德而性格瑕瑜互现的中间人物形象，细腻而丰满。
新人形象小二黑、小芹与艾艾、燕燕相比，亦是《登记》的塑造更富于立体可感性。
同样是为了取得父母的支持，小二黑、小芹倔强、决断，非常富有斗争精神；艾艾、燕燕则和风细雨得多，既有抗争性又有人情味。
评论赵树理的小说《传家宝》
对于赵树理等的创作，是否可以看作一个小说流派，人们的观点并不一致。
不过，在50年代，文学界确有催成山西小说作家形成创作流派的努力。
1956年7月，周扬到了山西，明确提出有意识地发展有特色的文学流派。
当年10月，山西的文学刊物《火花》创刊，对赵树理等的创作经验的总结是该刊的经常性主题。
1958年5月，《文艺报》和《火花》在山西召开座谈会总结山西作家的创作特色。
不久，《文艺报》还以“山西文艺特辑”的专栏(注：《文艺报》1958年第11期。
)，介绍、高度评价山西作家的创作成绩。
建立“流派”的努力，由于种种原因后来没有继续得到强调，但他们的创作仍形成了某些有迹可寻的共同性。
这包括：一、地域的特征。
赵树理、马烽等长期生活、工作在山西，作品也多取材于晋西北、太行山和太岳山盆地及汾水流域。
山西乡村的民情风俗参与了他们小说素质的构成。
二、写作与农村“实际工作”的关系。
小说的艺术自足性受到怀疑；“不作旁观者”的文学主张，不仅是叙事意义上，而且更是小说“社会功能”上的。
赵树理的“问题小说”的观念，他们关于写小说是为了“劝人”，能“产生指导现实的意义”(注：赵树理《也算经验》，1949年6月26日《人民日报》。
)的预期，是写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三、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来写。
但又认为，“本来面貌”，是以一个有先进思想的农民的眼睛的所见、所闻、所感。
四、重视故事叙述的完整和语言的通俗，以便能让识字不多的乡村读者接受。
关于这个“流派”，评论界使用的称谓有“山西作家群”、“山西派”、“《火花》派”、“山药蛋派”等。
这个“流派”的作家，除赵树理外，还有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等。
马烽(1922-)，山西孝义县人。
小学没有毕业时，参加了八路军。
战争期间，从事晋绥边区报纸、出版社编辑工作。
1945年，与西戎合著长篇章回体小说《吕梁英雄传》。
50年代初到北京工作一段时间后，1956年回到山西。
马烽五六十年代的创作，除《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电影文学剧本，和在刊物上连载的传记文学《刘胡兰传》外，大都是短篇小说。
主要作品有《结婚》、《饲养员赵大叔》、《三年早知道》、《太阳刚刚出山》、《我的第一个上级》、《老社员》等。
西戎(1922-)抗日战争期间在晋绥边区工作时开始小说创作。
50年代初，在四川任《川西日报》、《四川文艺》编委、主编。
1954年回到山西。
出版有短篇小说集《姑娘的秘密》、《丰产记》，后一个集子的作品(《灯芯绒》、《赖大嫂》、《丰产记》等)，写于1961年以后，风格转而向朴实趋近。
其中，《赖大嫂》用揶揄的笔调，写一个“无利不早起”的自私、爱撒泼的农村妇女，在生活中的处处碰壁和受到的教育。
在60年代，这个短篇既为倡导“现实主义深化”的批评家援引来阐述其论点，也为后来批判“现实主义深化”和“写‘中间人物’论”所重点抨击的“标本”。
(注：参见邵荃麟《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邵荃麟评论集》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文艺报》编辑部《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材料》(《文艺报》1964年8、9期合刊)，紫兮《“写中间人物”的一个标本》(《文艺报》1964年11、12期合刊)等。
) 赵树理(1906-1970)，山西沁水县人。
40年代，以《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作品，在“解放区”和“国统区”的左翼文学界，获得很高声誉。
50年代以后的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登记》、《求雨》、《金字》(根据记忆重写)、《“锻炼锻炼”》、《老定额》、《套不住的手》、《杨老太爷》、《张来兴》、《互作鉴定》、《卖烟叶》，长篇《三里湾》，电影故事《表明态度》，长篇评书《灵泉洞》(上部)、特写(或传记)《实干家潘永福》。
另外，还写有鼓词《石不烂赶车》，小调《王家坡》，泽州秧歌《开渠》，上党梆子《十里店》和改编的上党梆子《三关排宴》。
他的有些作品，被改编为各种文艺样式。
如《登记》便以《罗汉钱》的名字，分别改编为秦腔、豫剧、粤剧、评剧、沪剧等剧种演出。
赵树理的这些小说，大多仍取材于晋东南他的家乡。
他与这个地区的人、事仍保持着密切而持久的联系，因而，故事和人物也依然具有来自“生活底层”的那种淳朴、诚实的特色。
他继续着打通“新文学”与“农村读者”的隔阂的试验。
(注：赵树理把他1963年出版的小说集定名《下乡集》(作家出版社)，说它是专为“农村的读者同志们”印的。
但对“农村读者”的概念，他没有做进一步的说明。
另外，他不像过去那么自信，而有些疑惑地说，“尽管我主观上是为你们写的东西，实际上能发到农村多少份、你们哪些地方的人们愿意读、读过以后觉得怎么样，我就知道得不多了”(《随〈下乡集〉寄给农村读者》)。
)在小说观念上，也坚持小说写作与农村“实际工作”同一的理解。
不过，后来他似乎不再特别坚持把小说当作农村工作指南的那种看法，而更突出了从传统戏曲等相承的“教诲”的功能观。
“俗话说，‘说书唱戏是劝人哩
’这话是对的。
我们写小说和说书唱戏一样(说评书就是讲小说)，都是劝人的。
“写小说便是要动摇那些习以为常、但不合理的“旧的文化、制度、风俗、习惯给人们头脑中造成的旧影响”(注：赵树理把他1963年出版的小说集定名《下乡集》(作家出版社)，说它是专为“农村的读者同志们”印的。
但对“农村读者”的概念，他没有做进一步的说明。
另外，他不像过去那么自信，而有些疑惑地说，“尽管我主观上是为你们写的东西，实际上能发到农村多少份、你们哪些地方的人们愿意读、读过以后觉得怎么样，我就知道得不多了”(《随〈下乡集〉寄给农村读者》)。
)。
因而，在《登记》、《三里湾》、《“锻炼锻炼”》等作品中，虽说农村开展的“运动”仍构成它们的骨架，但他在日常生活中所展开的关于社会风习、伦理的变革在农民心理、家庭关系、公私关系上留下的波痕和冲突，是留给读者印象最深的部分。
比起40年代来，赵树理这个时期的小说，确是“迟缓了，拘束了，严密了，慎重了”，“多少失去了当年青春泼辣的力量”(注：孙犁《谈赵树理》，1979年1月4日《天津日报》。
)。
这是因为他离“当年”的“青春”渐远。
如果从作家所处的环境而言，那么，在战争年代，政治意识形态对写作的规范，仍存在着较大的“空间”，来有限度地容纳作家的创造，容纳他的感性的、民俗文化的艺术想像；而赵树理那时对农村传统习俗和观念所期望的更新，也与革命政治在农村所推动的变革，有许多重合之处。
到了50年代，不仅文学写作的规范更加严密，而且激进的经济、社会变革进程对农村传统生活的全面冲击，使“社会发展”与“传统”的冲突，引发作家尖锐的内心忧虑。
他的那种建立在对民俗、民间文化的体认基础上的艺术想像，受到抑制而不能得到充分施展。
正是忧虑于当代激进的经济、政治变革对农村传统生活和道德的过度破坏，对建立在劳动之上的传统美德的维护和发掘，成为后期创作的主题。
与《小二黑结婚》、《传家宝》、《登记》、《三里湾》等表现“小字辈”挣脱老一辈的障碍而走向新生活不同，在《套不住的手》、《互作鉴定》、《实干家潘永福》中，老一辈农民身上的品格，被叙述为年轻一代最重要的精神传统。
赵树理五六十年代的小说艺术，总体面貌与以前并无重大变化。
然而，如评论者所说，这些“渊源于宋人话本及后来的拟话本”的作品，由于作者对某一形式的“越来越执著”，导致“故事进行缓慢”，有“铺摊琐碎”、“刻而不深的感觉”(注：孙犁《谈赵树理》，1979年1月4日《天津日报》。
)。
三 赵树理的“评价史” 对赵树理小说和他的文学观的评价，一直是众说纷纭，有的看法且相距甚远。
即使是左翼文学界之中，评价也并不一律，且时有变化。
在40年代，最早、而且系统地对赵树理的小说给予很高评价的，是周扬发表于1946年的《论赵树理的创作》(注：1946年8月26日《解放日报》(延安)。
)。
在这篇文章里，赵树理被誉为“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经相当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李有才板话》是“非常真实地，非常生动地描写农民斗争的作品，简直可以说是一个杰作”；赵树理的小说是“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一个胜利”。
作为这种评价的延伸，次年8月，在晋察鲁豫边区文艺座谈会上，与会者“同意提出赵树理方向”，将之“作为我们的旗帜”(注：陈荒煤《向赵树理方向迈进》，1947年8月10日《人民日报》。
)。
在此前后，“解放区”的出版社，编印了多种赵树理创作的评论集(注：如冀鲁豫书店1947年7月初版的《论赵树理的创作》，华北新华书店1947年9月编辑印行的《论赵树理的创作》，华北新华书店1949年5月初版、中南新华书店1950年4月重印的《论赵树理的创作》，苏南1949年6月初版的《论赵树理创作》等。
)，收入周扬、茅盾、郭沫若、邵荃麟、林默涵、荒煤、力群、冯牧等的文章。
第一次文代会前后出版的两套大型丛书中，赵树理被做了颇为特殊的处理。
他的创作理所当然地入选展示“解放区”文学实绩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中，但他又和郭沫若、茅盾、巴金等一起，作为“1942年以前就已有重要作品出世的作家”，而在《新文学选集》(茅盾主编)中设有他的专辑。
事实上，赵的成名作《小二黑结婚》出版于1943年。
这种安排，反映了将之“经典化”的急迫。
到了1956年的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扩大会议上，周扬的报告中，赵树理与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一并被称为“语言艺术大师”。
不过，进入50年代以后，文学界对于赵树理的评价也有些犹豫不定。
在继续把他作为一种“榜样”来推崇的同时，他的小说的“缺点”也在不断发现。
这种发现，是“根据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来进行分析研究”的结果。
因而，批评家提出了赵树理“善于表现落后的一面，不善于表现前进的一面”的问题，并暗示他对创造新的英雄形象还缺乏自觉的意识。
(注：竹可羽《评〈邪不压正〉和〈传家宝〉》(1950年1月15日《人民日报》)、《再谈谈〈关于《邪不压正》〉》(2月25日《人民日报》)。
)长篇《三里湾》发表后，在受到肯定的同时，“典型化”程度不够的问题被着重地提了出来：对于农村的“无比复杂和尖锐的两条路线斗争”的展示，“并没有达到应有的深度”；作者对于农民的革命性的力量“看得比较少”，“没有能够把这个方面充分地真实地表现出来”，而对于农村的斗争，农民内部和他们内心的矛盾，也不是表现得很严重，很尖锐，矛盾解决得都比较容易。
(注：参见俞林《〈三里湾〉读后》(《人民文学》1955年第7期)，周扬《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文艺报》1956年第5、6期合刊。
)在50年代后期，这种评价上的犹豫和矛盾，再一次突出。
1959年，《文艺报》就“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为题，组织了对《“锻炼锻炼”》的讨论。
虽然刊发了认为这个短篇是“歪曲了我国社会主义农村的现实”、“诬蔑农村劳动妇女和社干部”的否定性的文章，但编辑部却是支持赵树理的，它以王西彦对赵树理“按照生活实际去刻画有个性的活人”的肯定的文章(注：《〈锻炼锻炼〉和反映人民内部矛盾》，《文艺报》1959年第10期。
)，作为结论性意见。
《文艺报》的这种辩护性的讨论，可以看作是为了抵御当时激进文学思潮。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因为赵树理对1957年以后中共的农村政策提出全面的质疑，而在“反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中受到“内部”批判。
而在这个期间，文学界在农村题材小说中，作为“方向性”加以凸出的，是李准、王汶石和柳青的更“典型”、更富“理想性”的作品。
到了1962年，在政治、经济的“浪漫主义”的退潮中，文学界也有了“现实主义深化”的提出。
这时，赵树理的“价值”又被“现实主义深化”的提倡者所发掘和重新阐释。
在大连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茅盾、邵荃麟等认为，“前几年”对赵树理的创作估计不足，“评价低了，这次要给以翻案”；“因为他写了长期性、艰苦性”，“这是现实主义的胜利”。
这些观点，在随后康濯的文章中得到阐发：“赵树理在我们老一辈的作家群里，应该说是近二十年来最杰出也最扎实的一位短篇大师。
但批评界对他这几年的成就却使人感到有点评价不足似的，……事实上他的作品在我们文学中应该说是现实主义最为牢固，深厚的生活基础真如铁打的一般”，“赵树理的魅力，至少在我所接触到的农村里面，实在是首屈一指，当代其它作家都难于匹敌”(注：康濯《试论近年间的短篇小说》，《文学评论》1962年第5期。
)。
既然赵树理是最能体现“现实主义深化”的作家，那么，“文革”前夕对这种理论的批判，赵树理又必定首当其冲。
文学界对赵的评价发生了大转变：“近几年来，赵树理同志的作品，没有能够用饱满的革命热情描画出革命农民的精神面貌”，大连会议“不但没有正确指出”他的“这个缺点”，“反而把这种缺点当做应当提倡的创作方向加以鼓吹”(注：《文艺报》编辑部《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材料》，《文艺报》1954年第8、9期合刊。
)。
此后“文革”中对赵的激烈攻击，从“文学观”的角度而言，并没有超越这一批评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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