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上下五千年 得民心者得天下读书笔记
得民心者得天下，无可厚非。
但是历史上，得天下者未必得民心。
封建王朝并非都得到了民心。
先说近的，如果“得天 下者必得民心”，那清军人关，建立清朝时又得到 了什么民心?相反，由于不得民心，所以才“留头不 留发，留发不留头”，所以才“扬州十日、嘉定三 屠”。
你可以说当时明朝太腐朽，把天下让给满族 建立的王朝至少好一点，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不 在本文讨论的范围。
至少清朝在得到天下之际， 是毫无民心可言的。
当时的老百姓对这个关外的 民族并非很了解，只知道是那种比较荒蛮的游牧 人，对一个还不是太了解的民族，而且还带着“骑 马民族’，这一“恶劣”形象，当然不存在民心所向。
真就民心而言，老百姓宁愿生活在腐朽的汉族王 朝的天下，也不愿被文明程度很低的，而且因为陌 生而难以揣测、预料的异族所统治。
同样，元朝得到天下、金朝得到北方都是谈不 上什么民心所向的。
如果说明朝太腐朽，失去天 下是活该的话，那么北南两宋相对而言就很冤枉 了。
两宋时代是中国经济、科技、文化极度发达的 时代，普通人只知道唐代繁荣，其实在经济、科技 上，许多学者往往认为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的顶 峰。
据统计，北宋一年的国库收人就相当于十八 世纪整个欧洲的生产总值。
而且北宋每年的收人 有几成要进贡辽国，但它依然经济繁荣，国富民 丰;金兵南下，宋室南渡后，仅用了二三十年时间 就使得南方经济达到了北宋的规模，后来南方的 繁荣与南宋的开发是分不开的。
如果有人居然认 为女真、蒙古之所以胜利，是因为他们取得了广 大汉族百姓的民心，那就是在痴人说梦，缺乏历 史常识，所以，仅仅靠民心，是得不来天下的。
其 实民心如水，水虽有狂暴之时，但不遇大风大力， 大多时候是木然沉静的，谁又能确定民心怎样 呢
得民心者得天下 得天下者得民心 这两句话之间 哪句更有道理些
论“得民心者得天下” 来源: 南方日报 作者：银寿 改革开放以后选举制度得以恢复，选举工作逐步走入正轨，这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合乎时代要求的实现形式 “得民心者得天下”，说明取得国家最高权力的正当性。
“得民心”与“得天下”的关系，以及如何“得民心”，孟子的一段话说得非常清楚:“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
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
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孟子．离娄上》)意思是说，要想取得最高统治权，在于获得民众的拥护；要想获得民众的拥护，在于获得民众的认同；获得民众认同的方法是:民众所喜欢的，就为他们聚积起来；民众所厌恶的，就不要加在他们头上。
用现在的话说，“得民心”，就是看民众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高兴的事就多做，不高兴的事就不要做。
那么，古往今来，中国取得最高权力有哪些途径，这些途径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得民心”呢
第一种途径谓之禅让，指帝王自动地把权力交给别人。
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尧在帝位，年纪大了要选接班人，咨询各部落首领，大家推举舜作继承人。
舜经过各种考验后，代行天子职责，尧死后正式即位。
舜在选接班人时，也照样咨询众人，选出禹来代行天子职责，舜死禹继位。
禹在位时，众人推举皋陶作继位人，皋陶死，又推举他的儿子伯益作继位人。
关于尧、舜、禹禅让的故事，先秦典籍多有记载，也为当时人所普遍推崇，特别是儒家，视之为最高权力转移的理想模式。
实际上这是原始社会产生部落联盟首领的方式，体现了原始民主。
儒家所推崇的“禅让”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禅让的对象是有德之人，表现为作风俭朴，爱民做好事，而且做的是一般人做不了的大好事，如大禹治水。
二是和平交替，并经过推举——试用——继位三阶段。
三是“天下为公”，有别于后世的“天下为家”。
当然，这里面含有许多美化和理想化的成分，但类似的原始民主制在世界各地各民族早期大致是存在的。
这时国家还没有产生，如果笼而统之算有“天下”的话，禅让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得民心者得天下”。
儒家据此鼓吹和提倡“内圣外王”的圣贤政治观，认为只有圣人成为君主，才能实行“王道”之治，建设“大同”社会。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哲学王”的理想与此异曲同工。
第二种途径是用武力夺取政权。
如“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周易．彖传》)，说的是商王汤、周武王以天的名义征伐暴虐无道的夏王桀、商王纣，并取而代之做了天下的君主。
这是进入“天下为家”的阶段社会后，儒家提出的关于最高权力转移的政治主张，认为世袭君王如果暴虐无道，就必须以“革命”方式加以推翻。
古代的“革命”与现代的“革命”意义有很大的不同，但在以武力推翻原来的政权这一点上是一致的。
中国古代自禹之子启杀掉伯益，又出兵打败反对他废弃禅让制的部落而袭位之后，每一次改朝换代都是以武力的方式实现，取得最高权力之后都视天下为王或皇帝私有，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
后世也有以“禅让”名义实现最高权力转移的，但受禅者不是已经大权在握，如西汉末年王莽建立新朝，三国时曹丕受汉禅建立魏；就是以武力威逼为背景，如司马炎受魏禅建立晋，赵匡胤受周禅建立宋，等等。
以武力夺取政权，古代叫做“以马上得天下”，现代则叫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这种方式“得天下”，是否就“得民心”呢
一般而论，经过农民大起义而建立的王朝，往往是比较“得民心”的。
典型的如刘邦在陈胜、吴广等农民大起义后建立西汉，刘秀在绿林、赤眉等农民大起义后建立东汉、李渊李世民父子在瓦岗军等农民大起义后建立唐朝、朱元璋在红巾军等农民大起义后建立明朝，等等。
这个时候，“民心”的体现多如史书上描述的“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作为回报，新的王朝建立初期会出现一个“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时期。
当然，这类“得民心”是程度有限的，体现的多是地方士绅的意愿，正如禅让制一样，体现的也多是各部落首领的意愿。
至于那些纯属军阀性质的武夫之间，经过武力争夺走马灯似地建立的政权，往往是与民心无关的，也往往是不得民心的。
如南朝的宋、齐、梁、陈四朝交替，前后170个年头；最有代表性的是五代的梁、唐、晋、汉、周五个小朝廷，先后不过54个年头，而且政权争夺纯凭武力，充满血腥，对社会经济文化破坏极大，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第三种途径是世袭。
封建帝王，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靠的是血缘关系。
这个时候如果讲“民心”的话，只涉及那些朝廷亲贵大臣和地方的封疆大吏，与一般官吏没有多少关系，与广大老百姓更是没有什么关系。
虽然兄弟子侄之间为抢班夺权难免一争，骨肉相残的事不绝于史书，但限于皇帝家族内部，本质上不同于武力争夺。
这种权力交替方式确定性很强，总体上是和平的，这是其价值所在。
其弊端在于任人唯亲，选择的范围狭窄，且偶然性强，不能保证接班人的质量。
历史上通过这种途径产生了许多暴君、昏君、庸君，著名的如秦二世胡亥、隋炀帝杨广、宋徽宗赵佶等。
有的简直是糊涂虫、白痴，如蜀汉后主刘禅、西晋惠帝司马衷等。
还有不少幼稚的孩童，据统计，我国历史上的娃娃帝(10岁以下)有29个之多。
这就造成了一个矛盾，皇帝所拥有的权力与其所具备行使这种权力的能力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成为导致封建专制王朝政治腐败和政治衰朽的重要根源。
但老百姓对此局面无能为力，在专制主义的长期宰制之下，反变得麻木不仁，对所造成的后果也是逆来顺受，实在活不下去了才揭竿而起，“民心”只是在这个时候以“民怨”爆发的形式表现出来。
纵观夏朝建立以后的中国社会，获取最高权力的途径无外乎武力夺取与世袭两途。
这两种途径的局限性在于:不能实现权力和平转移，不能保证选贤任能，不能体现人民权利。
武力夺取政权破坏性太大，导致社会生产力难以持续积累和发展；昏庸之君太多，带来政治腐败和政治衰朽；“家天下”的格局，使大多数人处于附从和被奴役的状态。
怎么克服这些弊端，不能说先贤们没有关注过、思考过。
比照前述儒家关于禅让制的特点，可以看出他们清楚地表达了很有针对性的愿望和理想，但没有探索出有效的途径。
中国最后在世界上落伍，与此有极为密切的关系。
西方国家则率先开辟了新的政治道路，由此成就了自身的近代化和现代化，成就了数百年来主宰世界的霸业。
新的政治道路集中体现在比较好地解决了美国开国者提出的问题:“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组织。
”(《联邦党人文集》第一篇)解决的办法就是创造了民主政治制度，包括民主选举制度，即通过公民投票方式，来选择国家领导人。
在民主选举制度下，“得民心者得天下”是通过赢得选民或选举人的有效多数票来实现的。
民主选举制度对解决传统选任制度的弊端有极强的针对性；有一套公开、公平的竞赛规则和程序，任何一个有被选举权的人都可以按照这套规则和程序去追逐政治权力，不需要也不允许使用暴力方式和其他非法方式；选举方式具有开放性、竞争性，选择的范围比较大，因而能够选贤任能；由于实行普遍选举和定期选举，政治领导人既要顺应民心才可能上台，也要顺应民心做事才可能谋求连任(连任也是有限制的)，这样就能够防止国家权力成为个人或少数人谋取私利的工具。
当然，西方的这一套选举制度在实际生活中的运用，由于受资本属性的限制，其效果远不是完美的。
至于应用到其他国家和地方，“水土不服”的例子比比皆是。
但相对于传统选任制度，确有其科学性、合理性和正当性。
对于中国来说，民主选举制度是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方式。
这就决定了这一制度的确立及其实施，必定是一个十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
事实正是如此。
辛亥革命结束封建帝制，引进西方的民主制度，开始了通过选举产生最高领导人的尝试。
民国时期，在实则由新旧军阀以武力论短长的条件下，民主制度包括选举制度在中国完全变形走样。
比如1923年直系军阀曹锟不惜以巨款贿赂国会议员，收买选票，并在选举当日派军警包围会场，强迫议员选他当大总统。
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曾在抗日根据地组织群众直接选举参议员，创造了“识字的人用票选法，识字不多的人用画圈法，不识字的人用投豆法”等实现普选的方法。
但建国后选举制度一度被当作“资产阶级民主”加以批判和否定，选举法形同废纸。
改革开放以后选举制度得以恢复，选举工作逐步走入正轨，包括国家最高领导人在内的重要政治职位都需要经过选举产生。
这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合乎时代要求的实现形式，是中国走上政治文明大道的重要标志之一。
但如何在具体形式和内容上使“民心”(选民意志)得以更充分的表达，还须对选举制度不断完善。
比如选举人大代表，要进一步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直至向全面实行直接选举过渡。
曾经指出:“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
”(《文选》第三卷)这是个大方向。
是得民心者得天下还是得天下者得民心
古代,帝王得天下,总要说上膺天命,下餍民心,而非智竞力争而来.天命如何,人不知鬼不觉,你说什么便是什么好了；至于民心,似乎是有些准儿的事,所以不但帝王借此来合成王朝的合法性,老百姓也跟腔学调,拿它来增加自己的幸福感：瞧啊,我就是天视天听的民!我就是载舟覆舟的水!还有格言：“得民心者得天下”——很动听,然而可惜,是句谎言.一天,朱元璋微服出行,走到三山街,在一个老太太门口歇脚.听说老太太是苏州人,便问张士诚在苏州如何.老太太说,张士诚不战而降,苏州人不受兵戈之苦,很感念他的恩德.第二天朱元璋在朝中发牢骚：京师十万人,怎么没有一个人能像这个老太太,背地里说我的好?张士诚为人宽厚,比朱元璋更得人心,但得天下的不是他.朱元璋起兵后行“寨粮”、“检括”,与剽掠无异,却能得天下.他高兴地说：“大明日出照天下,五湖四海温暖融融.”这位弥赛亚,对民心很可能别有自己的见解.比如,他或许已觉察到民心和民意是两回事.曾有十三人因为说“朝廷法度厉害”,全家成年男子都被处死,妇女流放；他的一条有名的榜令,是禁止人“不思朝廷凡事自有公论,但不满所欲,便生议论,捏写匿名文书,贴在街巷墙壁”,违者全家处死——管不了你的心,还管不了你的嘴呀?未得表露的民心,总没什么大用.史书里总有许多材料,证明开国皇帝得民心以得天下,亡国皇帝反之.那些都是剪裁涂饰过的.朱元璋自己认为元朝之亡,在于纲纪废弛.“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他治道的中心是使民战栗,而对民心,则是半信半疑.明确提出“得民心者得天下”命题的是孟子.朱元璋下令把《孟子》中不顺耳的话都删掉,其中便包括所有对“民心”的讨论.若全信民心论,他不敢删《孟子》；若全不信,他不必删《孟子》.流传有许多朱元璋治吏的故事,身受吏治之苦的平民听着很满足.不妨再看看他的治民—— 朱元璋畏惧无业游民.《大诰》里明明白白地写着“逸夫处死”.榜文则说,百姓都要就业,外出要知道本人下落,到哪里去,去做什么；人们互相监督,若有人远行不知下落,或日久不回,里甲邻居不告发的,一律充军.另一条是规定看病的,算卦的,都只能在本地行业,不许远游.按他的榜令,对说谎的人、通奸者和骗子小偷的处罚都是死刑（曾有人偷卖草束,被凌迟处死）.自以为道德无瑕的人,说不定会为此欢呼呢.但你一旦认可了这种任意处置的权力,就不要再抱怨这种权力干涉到你的生活.比如,同姓结婚的,处死；私改名姓的,处死.违反官定的服式,穿“半截靴”的,处死；违反官定的发型,孩子剃“一搭头”的,阉割.你要喝酒吗?有“乡饮酒礼”,犯者打五十,甚至充军.你要听戏吗?只许演“义夫节妇,孝子贤孙,劝人为善,及欢乐太平者”,别的不但不能演,连戏本子也不能看,“敢有收藏者,全家杀了”.还有呢.民间的医生,只能称医士、医者,不能称大夫、郎中.梳头人只许称“梳篦人”,或称“整容”,不许称待诏.万一叫错了呢?“治以重罪”.又军人子弟只许演习弓马,否则便是不务正业,学唱的,割舌；下棋的,断手；踢球的,卸脚；做买卖的,充军.要是吹箫呢?“连上唇连鼻尖割了”,看你拿什么吹.除非明朝人是很特别的一种人民,否则无法想象,这样一位皇帝,这样一种统治,会得什么“民心”.但在民间,朱皇帝的口碑竟还不错,尤其是与他的为人相比.这已不是“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所能解释的了.王朝自马背上得来,得民心不如得士心,得士心不如得军心.“都很狡猾”的士人,一开始或要闹点别扭,迟早要加入新朝以自保.士是民的精神领袖,还是其传记作者.士心一旦收揽,民心也就粗定了.在底层,个体的人心与整体的民心已有很大的区别,而且,提出民心论的先贤,假设的是处于理想状态中的民人.这种状态,自秦汉以后,怎么可能接近呢?百姓在精神上早被征服,这时再谈什么民心向背,不过是拿幻象来自我娱悦罢了.朱元璋得到了民心.明朝也得到了,而且靠着士人的越俎代庖,享祚近三百年.看来,“得民心者得天下”虽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但有比它更有道理,也更合实情的一句话,便是“得天下者得民心”.
得民心者，得天下，其特征是
1644年农历三月十九日，北京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团团包围，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检仓皇从内宫出逃，在宦官王承恩的陪同下，吊死于煤山。
这标志着明王朝在中国近三百年的统治正式结束。
因这一年为旧历的“甲申”年，所以每到这一年，人们总会有许多值得回味的感慨。
第五个“甲申”年，也就是公元1944年，文人郭沫若写下了他的著名雄文《甲申三百年祭》，重申了“得民心者得天下”，贪贿必然亡国的道理；同时也劝谕新兴的工农政党，切莫骄傲自满，以免重蹈李自成“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的悲剧。
平心而论，《甲申三百年祭》今天看来仍然以其充溢的历史关怀和对农民起义“同情的理解”，不失为一篇好文章。
而在第六个“甲申”轮回里，随着历史潮流的沉浮变换，对李自成的评价也经历了一个“天上人间”式的飞跃：在尚“左”的年代里，李自成几乎就是救苦救难的“圣人”；而自20世纪九十年代以降，李自成又重新沦为“贼”“寇”，成为“暴力”的代名词。
其实就李本人的身世和作为而论，他当然不是推动历史进步的“英雄”，但也不是天生的暴徒。
与张角、方腊、白莲教、青莲教以及其后的太平天国相比，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其实是最少宗教色彩的。
他的起义完全是因饥馑所逼。
一 李自成出生于陕北米脂县。
在明代，米脂县属延安府绥德州。
这里地处苦寒的黄土高原，土地贫瘠，降雨稀少，而明末的税收和“加派”是按亩征收，不考虑实际产出，这对地广人稀的陕北来说，就显得极不合理。
而最令当地百姓不能忍受的是，陕北本来地处内陆，居民靠种地为生，基本没有什么工商业，但官府的各种“加派”只收银子，不要粮食，这就等于额外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再加上无休止的徭役和名目繁多的搜刮使得农民大量外逃，而官府为了“完粮”，规定一户逃则其余九户补足，九户逃则其余一户补足，于是，对不想坐着等死的农民来说，剩下的就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整村整村的逃亡。
崇祯二年，延安人马懋才在《备陈大饥疏》里，详细地记录了当时干旱无雨，百姓流离失所，哀鸿遍野的惨状： 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
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
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
食之，仅可延以不死。
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
诸树惟榆树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
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山中石块而食。
其石名青叶，味腥而腻，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
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为盗……间有获者亦恬不知畏，且曰：死于饥与死于盗等耳
与其坐而饥死，何若为盗而死，犹得为饱鬼也。
① 这个古代官吏摧人心肝的奏折今天读来仍然使人神摇。
三百年前饥民的话直接、痛快，比后世一打学者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的文章更接近真理。
因为根据“血酬定律”，既然“饥死”和“为盗”所承担的“风险系数”是相同的，那么根据“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当然应当选择“为盗”，因为“为盗”至少可以吃饱了去死。
这个有良知的官员在他的奏疏里继续写道： 最可悯者，如安塞城西有翼城之处，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
有号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
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子者矣。
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影。
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
而食人之人，亦不数日后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
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
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骸。
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矣。
② 马懋才用“最可悯者”、“更可异者”来备陈当时白骨纵横，相率食人的惨状，而这惨剧的发生地“安塞”，正是早期农民领袖高迎祥的祖居地。
同时我们也看到，饥荒固然是由干旱引起的，但只要愿意救济，也不是全无办法。
“相聚为盗”恰好说明有可盗之处，否则“相聚”有什么用
官府如能“损有余补不足”，本可以将天灾造成的损害降低到最低。
但他们做什么呢
……有司悚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
如一户只有一二人，势必令此一二人赔一户之钱粮；一甲只有一二户，势必令此一二户而赔一甲之钱粮。
等而上之，一里一县无不皆然。
则现在之民只有抱恨而逃，漂流异地。
此处逃之于彼，彼处复逃之于此。
转相逃则转相为盗，此盗之所以遍秦中矣。
③ 即使百姓相率为食，“有司”还在“严为催科”
这说明世界上根本没有纯粹的天灾，无论水旱蝗害，事实上都和专制政府的黑暗和贪婪分不开。
延安府的李自成和张献忠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起来造反的。
尤其是在崇祯十三年九月，李自成的农民军被官军打得大败，当他率众从巴西鱼腹诸山中逃出，进入陕南的时候，身边的部众不足数百。
可当十一月间，他突然率部进入河南以后，很快聚众达数十万。
这和当时河南的灾荒有关，但灾荒不可能年年有到处有，只要措置得当，也不至于遍地柴薪。
而当时的朝廷和官府就像后来的独裁者一样，一有“人祸”便诿过于天，不但不想法救济，反而加征三饷（辽饷、剿饷、练饷）不断，明征之外有“私派”，“私派”之外还有“火耗”，弄得民困财尽，千里榛莽。
这时李自成的“三年免征”、“平买平卖”、开仓赈灾就大获中原人心。
时人郑廉在《豫变纪略》里详细记录了李自成当时大赈饥民的盛况：“向之朽贯红粟，贼乃藉之，以出示开仓而赈饥民。
远近饥民荷锄而往，应之者如流水，日夜不绝，一呼百万，而其势燎原不可扑。
”你也许可以说这是“收买人心”，是“作秀”，但崇祯和他的官府为什么不“收买人心”
为什么不“作”这样的“秀”
因而，就本质而言，与其把农民军称作“农民革命军”、“义兵”或“贼”、“寇”、“匪”、“盗”，还不如直接把他们称作“饥民”更接近事实些。
“饥民”当然不是骄傲的资本，但也不是天生的耻辱；抢粮（农民军自己称“打粮”）肯定不是一种荣耀，但当各种通过诚实劳动糊口的途径被一一堵死之后，抢粮吃几乎就是一件无可非议的壮举，至少不比那些将别人碗里的饭夺走的人更无耻。
也就是说“造反”的目的不是效忠某个个人或某种“主义”，而是效忠自己的肠胃。
简单地讲，就是为了请客吃饭。
明末的农民起义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即几乎所有的起义军首领都有过招安、投降的经历。
桀骜如张献忠者竟然也在崇祯十一年正式受抚，接受了熊文灿给他的副将头衔。
当一个叫林铭球的巡按御史来到谷城时，张按照官场礼仪，立即向他行跪拜礼。
史家在处理这一档史实时，或者假装不知道——实在绕不过去，就说这是一种“策略”；或者说这是“农民阶级的二重性”。
实际上，这恰好说明这些起义的农民领袖，包括李自成在内，都不是真心造反，至少在起事之初，他们谁也没有想过要“取而代之”。
这样，当官军剿抚并用，答应给他们牛犁耕种，并让他们的妻小吃饱时，手下将士便人心离散，渴望过正常人的生活。
因此，革命（本文指用群体性的暴力活动来颠覆、破坏现存秩序、制度的行为）虽然有多种，但就它的发生动机来看，大致有两类：一类是在一种新的制度、理念的引导下，通过有共同理想的队伍，来达到实现社会正义的目的，一类是在饥饿、困顿、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被迫起来寻找出路的。
一类是由良知和头脑引导的，一类是由肚皮和肠胃引导的；因而，一类可以叫“良知革命”，一类可以叫“肚皮革命”；“良知革命”的背后是一套新的政治理念，往往能通过一个国家的试验给整个人类提供一种新的制度模式，“肚皮革命”因为缺乏新的制度想象力，所以完成的基本上是一个简单的“改朝换代”，即“屁股变了，龙椅没变”；前一类像英国1688年的“光荣革命”、美国独立战争以及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而后一类则几乎可以囊括中国历史上大大小小所有的农民起义，李自成领导的当然也不例外。
诚然，革命，尤其是“肚皮革命”，打断了社会的正常积累，浪费了既有的物质资源，破坏了既定的文化创造秩序，不说别的，单是革命要死人这一点就足以使我们认定，改良比革命好，这不需要讨论，需要讨论的是，李自成怎么“改”崇祯的“良”
是通过立法
选举
还是弹劾
罢免
如果这些都不可能，而且也不能造反——因为造反是一种暴力行为，那么，对李自成来说，剩下的恐怕就只有一条路，那就是等死，如果等死也算一条路的话。
实际上，朝廷和官府正是这么看待这些起义军的。
兵部尚书杨嗣昌为了捉拿张献忠，曾张榜通衢，上附一首他自作的《西江月》，劈头两句就是“不作安安饿殍，效尤奋臂螳螂”。
不说他残酷镇压农民军，单凭这两句，我觉得他最后自缢身死，就是死得其所。
张献忠固然不是善类，但杨嗣昌说的就更不是人话。
一个兵部尚书，朝廷重臣，历来以“父母官”自居，竟然要“子民”“作安安饿殍”
中国要想走出“以暴易暴”、“治乱循环”的怪圈，就必须抛弃几千年来“只换屁股，不换龙椅”的革命方式，必须寻求一种和平渐进的方式来切入世界文明进步的潮流，这没有错。
问题是我们在抛弃传统思维模式，寻求外部资源的过程中，是否一定要将几百年前这些走投无路被迫铤而走险的祖先妖魔化
我们是否能在否定他们解决问题的方式的同时，能对他们在反抗压迫与暴政角逐的过程中所彰显的人格力量、生命意志给予适当的尊敬
一句话，我们在品评这些逝去的英雄时，能否多一点理解，少一点苛责
多一点设身处地的悲悯，少一点站着说话不腰疼的高谈阔论
圣经上讲，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当提倡“非暴力”的人分不清施暴者和反抗施暴者，一例嘲笑挖苦以自高时，我觉得这对后者本身就是一种“暴力”，一种“语言暴力”。
在这儿，一些“非暴力”的提倡者混淆了两种伦理关系，即针对自己的暴力和针对别人的暴力。
一个人可以放弃“针对自己的暴力”的暴力反抗权，采取他认为合适的方式，包括投降、顺从、谈判甚至“认贼作父”等一切“非暴力”的方式解决问题，但当这种暴力针对的是第三者，任何人都无权要求受害者——即“他者”——“放下武器”。
具体到李自成的问题上，就是一个人可以当饥饿和公开的抢掠袭来时选择“逆来顺受”，但无权要求别人“坐以待毙”。
不管他用多么好听的理论来劝阻别人“告别革命”，在我听来，都像新版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狄马:明亡三百六十年祭 《领导干部大讲堂·史鉴卷》唐晋主编69.80国家行政学院2008.7
《大学》读后感，200到400字就行了，不用太多。
多谢
读后感 我这个人不喜欢看书，特别是那种很厚的书，看几页就不想看了。
可是，现在在大学就靠自己给自己充电，所以，只能强逼着自己看。
最近老师要求我们看一些古代蒙学的教材，我看了，我觉得看过之后我整个人都变得有知识的气质了。
真是应了那句话“”，这些书不仅对古代的学者影响深远，而且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也有很高的价值。
、本是中的二篇，今单独抽出印行，说明它们有独特的价值。
《大学》中提出的“，在明明德”的命题就深受的作者的称赞；“格物”、“致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方法，强调的重要性；其中“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的论述，反映了作者先进的经济思想，这些都值得我们很好地体会。
所以命名为《大学》者，正如所说，“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
下面就介绍我读《大学》的感想《大学》原是中的一篇文章，作于春秋末年，写定于秦统一全国以后不久。
它是我国儒家经典的组成部分，指有关政治、哲理的高深而广博的学问。
《大学》依据孔子、孟子“仁政”的思想，阐明了新生的地主阶级“治国平天下”的理论。
文中提出三条基本原则（三纲）和八个方法步骤（八目）。
“三纲”是“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
《大学》认为，人生来就是具有高尚的“明德”，入世以后，“明德”被掩，需要经过“大学之道”的教育，重新发扬明德，各心民心，达到道德完美尽善的境界。
具体说来，就是要做到“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八目中，“修身”是根本，也是关键。
前四目是“修身”的方法；后四目是“修身”的目的。
书中我最认同的一句话是“经文”章里的“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大意是：通过探索了解道理，丰富知识，处事的意念诚实，对待事物的态度就客观了，人的心志就端正了，品行也就好了，家族也就可以整肃好，就能治理好国家，天下平了。
如果我们都这样做，那该多好，天下能太平，是世界人民共同的心愿。
书中我们都应该做到的是：“孝子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衰，祭则致其严”。
大意是：孝敬侍奉父母时，应当尊敬他们，使父母高兴，父母生病时，应当表现出焦虑，他们死后，应当十分悲痛，祭拜父母时要严肃，这样才算孝敬。
如果人人都能做到这两句话，那么人人都有丰富的知识、高尚的品德、端正的态度，那家族就会兴旺起来，国家就会强大起来，那国家之间将很友好，天下就太平了，这是多么美好，希望我们的明天更美好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这是古典诗文《大学》第一章里的句子。
意思是《大学》的原理，在于使人们的美德得以显明，在于使天下的人革旧更新，在于使人们达到最好的理想境界。
读书自然不是为了统治国家或者从政，说亲民可能扯得过远，古代的大学指君子之学，为人君，至于人，恐怕现在人或者学生早已忘了何为仁，当然我也承认，我从没有认真考虑过仁是什么含义；我读了《大学》这本书之后，并没有从其中悟得太多哲理，只是学会了一种处世心态。
亲民、至善——大学之道，强调的不仅是人们的道德实践，它还要求把个人的道德修养应用于社会政治实践，是一个推已及人的过程。
亲民，说到底，就是将自己的道德修养普遍地施及于天下百姓，并使天下百姓都能提认到自己心灵中所具有的诚明性德。
“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共同创造出一个和谐社会，这样就能做到大学之道所谓的“止于至善”了。
《大学》总结了人一生实现远大理想抱负的模式，这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意思是所强调说的：如要提高自身的品德修养，关键在于须先要端正自己的心思（思想）。
“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意思是所讲的要治好家族，关键就在于必先修养自身之品德。
“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意思是所说的要治理好国家，关键须先治理好家族。
“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意思是所说的是要使天下太平，根本在于先要治理好国家。
因此，把“修身”放在第一位，作为人生的第一大学问。
“修身” 就是我们所讲的“做人”。
一个人只有先学会了做人，然后才能管理好自己的家庭，进而才有能力去治理一个国家，达到天下太平，人民安居乐业。
如果一个人没有学会做人，连自己的事、自己家庭的事都管不好，那么，他就没有资格去做官、去治理国家，否则，将会给他人、给社会造成损害。
所以说，一个人如果不知道怎样做人，不管他学富五车，有亿万财富，他的人生最终都是失败的人生。
正如古人所说的：“官品即人品，做官先做人”。
反过来讲，那些懂得做人，具有高尚的人格魅力的人，则永远被怀念、被学习。
所以，古人说：“才智，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师也”。
《大学》教导我们做人的道理，做人要以身作则，待人处事要心平气和。
《大学》的宗旨在于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在于使人弃旧图新，在于使人达到最完整的境界。
上至国家元首，下至平民百姓，人人都要以修养品性为根本，若这个根本被扰乱了，家庭、家族、国家、天下要治理好是不可能的。
而且做事要分轻重缓急，否则本末倒置就糟糕了……大学短短的两千来字，就深刻阐明了人生和社会的大学问，以及做学问的最高境界。
学问不在于某一具体的技术，不拘泥于世俗的琐事。
学问在于明辨世间的大是大非，在于促进社会进步，为天下人树立榜样。
“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
为什么说得民心者得天下
因为先有民才有国家，国家是由人民组成的，所以说得 民心者得天下。
为什么这句话那么有分量，是因为要想得做的事情都深入民心是多么的不容易，而得天下后维护统治更是不容易，执政者对人民来说是一种责任，是一种奉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