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政治思潮的内容简介
管它什么主义，拿来主义最好了。
西方的政治思潮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思想，和他们的枪炮一样带有侵略性。
和一般思想一样，他有好有坏，不一样的是，他会不论好坏，强加给你。
我们不要强加的送来主义，我们要自己分清好歹的拿来主义。
学习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感想
中国当代文艺思潮与人学精神问题，固然可以从精神传承的历史角度加以考察，但是，正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以反问的口吻所肯定的那样：“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还证明了什么呢?”在他们看来，物质生产、人们的社会存在，是决定一切精神生产和精神过程的根本基础和前提。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根本观点，同样适用于对中国当代文艺思潮与人学精神问题的分析。
作为中国当代文艺思潮的思想资源和动力类型，西方近代以来的人学精神是不可忽视的。
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对中国现当代文艺的影响深远而巨大。
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第一次把人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作为现实的具体的人来加以考察，提出了人的个性全面和谐发展和人的解放的思想。
马克思主义人学是近现代社会矛盾运动的产物，在资本主义扩张过程中，它与社会主义运动相结合，日益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实践力量，对20世纪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产生了重要的塑造作用。
不理解马克思主义人学，便不能够理解整个现代世界的精神实质和思想版图。
马克思主义人学与西方古典人学、近现代资产阶级人学一道，构成了中国当代文艺思潮的人学资源。
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亦不容忽视。
中国古代人学在悠远的绵延中形成了内敛和自洽式的自循环结构与机制。
中国古代人学的根基是以血缘宗法关系为核心的家国同构的集体主义、首重人伦日用的经验主义、内圣外王的伦理主义、当下直觉的审美主义。
通过儒道互补的方式，中国古代人学在把握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形成了独特的风格与智慧。
中国古代人学精神中的“人”可谓“大写的人”，这个“人”并不缺少温情脉脉的人际关系，缺失的是对个人的肯认，这种肯认在西方的传统中则得到充分的发展，并在近现代资本主义运动中达到极致。
中国当代文艺思潮与人学精神问题，是当代中国社会现实与过程的能动反映。
建国初近30年文艺思潮，其人学精神实质上是现实主义和集体主义的。
这种现实主义和集体主义与当时的社会生活相适应，是时代精神的反映。
这种现实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强调的是阶级的人，人的阶级性是文艺致力于表现的对象。
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歌颂叱咤风云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是这一时期文艺的主要诉求。
从1976年到80年代末期，是各种人文思潮风起云涌的年代。
从文艺政治学角度来看，这一时期的文艺再次充当了政治和思想运动的先锋，成为意识形态聚焦的核心。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的文艺思潮价值取向是为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服务的，尽管各具体文艺思潮的形态和诉求有别，但其总的思想旨趣则表现出某种一致性，反思、启蒙和解放成为文学的共同主题。
80年代文艺思想领域的启蒙与解放运动无疑是深刻的，它拓展并深化了人们的思维，推动了思想界文化界对当代政治现代性、经济现代性、文化现代性问题的探索，尽管这种探索暴露了很大局限性，但是，它的意义不能低估。
从1992年到新世纪开端，中国当代文艺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文艺思潮的人学主题前所未有地多元化，呈现出复杂色彩。
80年代引领人学思潮的人文知识分子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与纯洁高雅的知识力量相比，基于世俗的民间的大众的力量对文艺的牵引力显得更为直接、更加有力。
不仅如此，自90年代中期前后，人文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分化的趋势日益加剧。
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看，中国当今文艺人学精神与思潮仍然是中国日益纳入全球化进程和实现现代化的反映，文艺上的波澜折射出来的是现实中的矛盾与冲突。
当今的西方国家主流的政治思想有哪些
其实很简单，在接受的同时不忘中式文化，吸收新的，不忘老的，西方有些确实该学。
运用西方政治思潮自由和平等的思想，谈谈我国的效率公平的问题
调触中西思想，复以之为基础创发其思想理论体系，从而在真正意义上开启了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历史闸门。
《孟子微》就是他这方面的代表作之一，其思想史意义并不次于其《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和《大同书》。
正是在这书中，康有为通过重新诠释孟子，将儒家传统的“民本”论转化成为了近代民主政治思想，并将近代西方的平等观念引入中国政治思想范畴。
值得关注的是康有为是在中华民族日趋深重的时代背景下撰著这部“表其微言大义”、光大“孟子大道之全，孔学之要”的《孟子微》的。
康氏撰著此书时，已因戊戌变法失败而之命国外13年，遍历11国，而此时之中国则因八国联军入侵、辛丑条约的签订成为了一个“次殖民地”，已经完全沦落到“人为鱼肉，我为刀俎”的危亡境地。
这种危急存存亡之秋的时代背景使得康氏此书绝不会是宋明儒所做的那种袖手空淡心性之作，而必然会成为其在危机时代中契会先秦儒学原典精神而以血泪铸成之作品，故其书中处处充满了强烈的经世乃至救世的思想。
如痛惜清政失修曰：“顷者万国交逼，而我犹修海军、铁路之费以筑颐和园，则台湾、旅顺先失矣。
日本之小，改纪其政，则大国畏之。
有天命而不力配之，有多福而不求之，驯至分危。
是自作孳，不可活也。
某于十年之前，上书言及，今变法为未雨绸缪，仅可为之，过是不及，卒至大祸。
每读是篇，不能不掩面流涕也。
夫桓、灵早戒，何至有黄巾之乱
徽、钦早备，何至有金人之祸
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
念我邦族，哀我种人，何为不可活若是乎
”又为中国国力羸弱而痛致慨叹：“如今万国争于自存，德、俄且穷国力为之，举国为兵，刻日可备；而我闻警，乃募老弱乞丐充之，岂能幸胜
徒丧师失地，自戮其民而已。
此所谓殃民者乎
”（4）他还时时作中西现状之比较以加强国人对时代危机的认识，如在说明《孟子》中所见贡法时列举欧、美诸国的贡法以与中国比较，指出惟中国之税极薄，“不足以立国、养兵、兴学、劝业、修道、卫生、恤贫”（5）。
如此等等，难以尽举。
深重的时代危机决定了康有为基本上站在政治、社会、经济的立场而非侧重于道德论角度诠释孟子。
先秦儒学本有“内圣”与“外王”两面；就孟子而言，他所关怀的基本问题虽发端于道德自我之建立，但其终极关怀却落实于现实的文化世界与政治世界之中，这就使他的理想世界包括内、外两面：内而根于仁心，外而发为仁政，“仁义礼智根于心”（6），故其所谓性一贯是指性善而言，主政者基于本善之性，推此仁心于天下，乃为仁政。
因此，“仁心”、“仁政”并不是截然不相联属之抗体，而实为一物之两面。
如果说“仁心”是孟子理想世界之本根，那末，“仁政”就是孟子理想世界的枝叶。
本根不存则枝叶无所附丽，而枝叶繁茂正所以显其本根之固。
可见，孟子是很善言“内圣外王”精义的。
惜乎历代思想家或注疏家在疏通孟学时，或侧重于“外王”一面，多就孟子政治、经济思想予以发挥，以彰显其时代意义，如汉之赵歧、唐之林慎思、宋之王安石等均是如此；或侧重于“内圣”一面，多就孟子知论论、心性论予以发挥，以彰显其内在超越性，如宋之朱熹、明之王阳明、清初之黄宗羲等均是如此。
康有为撰著《孟子微》亦未能从全体大用处发挥孟学，他重视孟学思想体系的“外在领域”远超过其“内在领域”。
所以如此，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时代对他的刺激。
《孟子微》成书于中国危机日深之时，“南海圣人”心意尽系于经世济民，冥思玄想非其所重。
在国势蹇迫之际，康有为要通过这书来阐扬孟学的现代意义，达到其拯生民于既溺之中的目的，他自然要特重孟学的外在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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