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烦忧 戴望舒 赏析
寻梦者 戴望舒 梦会开出花来的, 梦会开出娇妍的花来的: 去求无价的珍宝吧。
在青色的大海里, 在青色的大海的底里, 深藏着金色的贝一枚。
你去攀九年的冰山吧, 你去航九年的旱海吧, 然后你逢到那金色的贝。
它有天上的云雨声, 它有海上的风涛声, 它会使你的心沉醉。
把它在海水里养九年, 把它在天水里养九年, 然后,它在一个暗夜里开绽了。
当你鬓发斑斑了的时候， 当你眼睛朦胧了的时候, 金色的贝吐出桃色的珠。
把桃色的珠放在你怀里, 把桃色的珠放在你枕边, 于是一个梦静静地升上来了. 你的梦开出花来了, 你的梦开出娇妍的花来了, 在你已衰老了的时候。
这首诗歌将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梦想抒写到了极致。
起始句写到：“梦会开出花来的，梦会开出娇艳的花来的。
”“开出花来”，已经写出梦的美丽了，紧接着相似的一句中添加了“娇艳”一词，就更显出梦的绚丽，让人产生无限的遐想，充满向往之情了。
然后又总结梦的特点是“无价”、“珍宝”，这两个词让读者更体会到梦的可贵性、重要性。
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寻找它。
“在青色的大海里，在青色的大海的底里”这两句话意思上是递进的，“大海里”已是难寻的了，而且又是“大海的底里”，那就更难寻了，又加上“深藏”一词，可见要寻找一个梦是多么困难啊
所以寻找梦要付出巨大的艰辛：“攀九年的冰山”、“航九年的瀚海”，“九”这个数字并非实指，只言岁月之久长；“冰山”“瀚海”又指道路之艰难了。
即使找到了美梦又怎样呢
要真正实现这个梦，还得付出更大的努力，要精心爱护它：“在海水里养九年”，“在天水里养九年”，这样才能在“一个暗夜里开绽了”。
在“暗夜里”，可见梦的来临又是不可预知的，但是只要付出心血，梦终究会来到渴望它的人的面前。
当我们用一生去追寻、守候一个梦时，梦啊，它又带给我们多少的欣慰和满足。
“鬓发斑斑”、“眼睛朦胧”又如何
“桃色”是一种非常艳丽与神秘的色彩，“桃色的梦”让人的心灵迷离荡漾，为之丢弃生命也在所不惜啊
如果在我们衰老时，如果有一个“开了花的梦”，有一个“开出娇妍的花的梦”，那么我们的人生已是最幸福的、最无憾的了。
再让我们看看诗人是怎样写这个美丽的梦的。
开篇写梦的美丽、珍贵，用了“开出花来，开出娇妍的花来”这样的句子；结尾又用了这样的句子，写梦实现时的绚丽多姿。
美丽的句子回环往复，久久萦绕在人的心里，成为人们心中一个五彩斑斓的结，很难遗忘了。
递进的句子又很有层次地渲染了作者要表达的意思。
“开出花来，开出妖妍的花来”，像画家在画一幅妍丽的画，泼洒色彩时一层层的涂上去，色彩便一层层的浓丽起来。
“在青色的大海里，在青色的大海的底里”这句话中，又给人一种纵深感，一层层地潜下去，越来越深。
这样简洁、反复的句子造成了波浪状的美感，让人赞叹。
色彩的运用使诗美不胜收。
“青色的大海”使人想起波涛翻滚，波浪声声；“桃色的珠”让人产生无限的遐想；“金色的贝”，绚丽夺目，令人珍爱；“鬓发斑斑”使人叹息。
“金色的贝”从“青色的大海”里涌起，非常富有神话色彩；“桃色的珠”映着“鬓发斑斑”，使人叹息，同时有一种无限的幸福感升起。
诗人如此用心的运用色彩，想见对美的追寻是非常刻意的。
用字的精练，产生丰厚的内涵。
全诗两百余字，却叙述了一个寻梦的过程。
梦的美，寻梦的艰难，找到梦后的幸福感，已经非常完整、充分地表达出来了。
四个“九”字的运用，淋漓尽致地渲染了寻梦的艰难。
“它有天上的云雨声”，“云雨声”一词写出了梦的飘渺、多彩。
“放在你的怀里，放在你的枕边”，“放”是有声音的，是轻轻的、柔柔的，好象生怕弄破了、弄疼了梦。
细细推敲一个一个的美词，深厚的意味就浓浓地涌上来了。
——梦想是什么
梦想是人心底最深处的一种渴望，它与生俱来，永不熄灭。
有梦想的人是幸福的，它是方向，是一支火炬，指引着人前进。
努力追寻它，追寻的过程也是一种幸福。
就像看到自己心爱的人在前方，追到他之前，必定有剧烈的心跳，这种甜蜜的感觉，一生难忘。
追到梦想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因为他是一个幸运者，有多少的人一生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心灵中留下永久的伤痛；他又是一个努力者，在努力耕耘的时候，充实的生活使他的心灵充满欢悦，整个人产生了一种美感。
而能写出《寻梦者》这样诗歌的诗人，是能深深体会到梦的魅力的。
对于他来说，捕捉、感受到人类心灵最深处的闪光点，又何尝不是一种幸福? 资料来源: 《寻梦者》 读本诗要抓住诗人的艺术构思：将现代人的寻梦思绪寄寓在一个寻找金色的贝的民间故事里，一虚一实，巧妙交织为一体。
--细读全诗，体会诗人怎样把他这一艺术构思转化为外在的形式特点：将类似民歌的夸饰、复沓与意象朦胧的现代象征手法，不露痕迹地结合一体；用亲切的日常口语说话的调子，将复杂化、精微化的现代人的感受含蓄地表达出来。
然后，反复吟诵全诗，体味流动其间的诗情与诗绪：既是明朗的（表现了追求理想的执著），又是迷惘、感伤的（表现追求中的疲倦与苍老）。
<<寻梦者>> 大时代里个人命运的忧伤，奋斗者心灵的历史，“华美而有法度”。
【参考书（篇）目】 孙玉石：《去寻找无价之宝吧--读戴望舒的〈寻梦者〉》，收《中国现代诗导读（1917-1938）》，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作者介绍 戴望舒（吴子敏） 戴望舒（1905—1950），浙江杭县人。
现代诗人。
出身于职员家庭。
在杭州宗文中学求学时即喜爱文学，与杜衡、施蛰存一起切磋诗歌艺术、办文艺刊物等。
1923年入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1925年入上海震旦大学，学习法文，并于翌年就读于该校法科。
此时戴望舒在文学爱好上接近法国象征派诗歌，如魏尔伦等人的作品，这对于以后他的诗歌创作起了重大影响。
1926年春，开始在与施蛰存合编的《璎璐》旬刊上发表诗歌。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曾因参与革命宣传工作被上海法租界当局拘捕。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避离上海，至江苏松江。
后到北京，结识冯雪峰、李霁野等人，并在《莽原》上发表诗作。
1928年回上海，此后全力从事文学创作和编译工作，开创了他诗歌创作的重要里程。
诗集《我的记忆》（包括《旧锦囊》《雨巷》《我的记忆》三辑）于1929年出版。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兴起时，曾翻译、介绍苏联的作品和论著。
其中《唯物史观的文学论》一书，为鲁迅、冯雪峰合编的《科学的艺术论丛书》之一。
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时，即为成员。
但后来对某些文艺问题的看法与左翼作家有分歧。
1932年《现代》月刊创刊，他在上面发表许多著、译作。
同年11月，赴法国，曾在巴黎大学、里昂中法大学肄业、旁听，并继续从事著、译活动。
此时编定诗集《望舒草》（收《我的记忆》集内部分诗作及此后所发表的新作，并附《诗论零札》一文），于1933年8月出版。
1934年曾去西班牙旅行，1935年从法国回国。
1937年1月，诗创作合集《望舒诗稿》出版。
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在上海“孤岛”继续著、译，后于1938年5月赴香港。
与许地山等人组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任理事，后并在文协举办的文学讲习所讲课。
在香港期间主编《星岛日报》副刊《星座》和英文刊物《中国作家》等。
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为日军占领。
他未及撤退，以抗日罪名被捕，陷狱中数月，健康受很大损害。
他在抗战爆发后所作诗歌后收入《灾难的岁月》（1948）。
抗战胜利后，回上海，在上海师范专科学校任教，并进行著、译、研究等工作。
1948年，因参加民主运动受国民党政府通缉，再次去香港。
1949年辗转到达北平，参加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工作。
1950年2月8日因病逝世。
他被称为是“一个决心为人民服务的有才能的抒情诗人”（胡乔木《悼望舒》，1950年3月1日《人民日报》）。
戴望舒的创作发展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的创作主要收在《我的记忆》集的《旧锦囊》《雨巷》两辑内，这时诗作在艺术上保留着中国古典诗歌传统及欧洲浪漫主义诗歌的痕迹，并明显具有法国象征派诗人魏尔伦等的影响。
《雨巷》为此时期的代表作，诗作在对江南雨中小巷的抒情中，反映出大革命失败后部分青年的压抑心情，受到人们注意。
当它在《小说月报》上发表时，叶圣陶赞许作者“替新诗的音节开了一个新的纪元”，并由此获得“雨巷诗人”的称号。
第二阶段的创作包括《我的记忆》集内《我的记忆》一辑、《望舒草》的全部以及《灾难的岁月》集的前几首。
此时较多接受法国后期象征派诗人耶麦、保尔·福尔等人的影响，经过创作实践，也对诗歌艺术建立了自己的见地。
诗集《望舒草》中的《诗论零札》反映了他此时对诗歌的理解。
如认为“诗不能借重音乐，它应该去了音乐的成分”，即不同于他第一阶段的创作，不同于魏尔兰，而接近后期象征派诗人的观念；又如对待韵律和形式，他反对“削足适履”或“选择鞋子”，而主张“自己制最合自己的脚的鞋子”，即强调独创。
总之，这一阶段诗歌数量较多，艺术上也较成熟，在他创作中最具代表意义，使他成为中国新诗发展中“现代派”（指主要以《现代》月刊为中心进行创作活动并形成了相近的艺术倾向的一部分诗人）的代表，较早就在中国出现的象征派诗歌创作从神秘难懂到此时的为人理解或欣赏，有他的重要劳绩。
但这两个阶段的诗歌所表现的生活内容、思想情绪等都还有较明显的局限。
一些论者，包括他的友人，曾指出其作品中“消极”“狭窄”“幻灭”“陶醉”等因素。
这既反映了在当时社会中一些有才智的青年的个人不幸、徘徊和忧郁，也显现了法国象征派诗歌的影响。
第三阶段的创作，指《灾难的岁月》集里的大部分。
抗战开始后，他的诗歌从生活、情绪到艺术风格，都转向积极明朗。
1939年《元旦祝福》一诗祝福祖国和人民，渴望自由解放。
1941年在日寇监狱中所作《狱中题壁》和稍后的《我用残损的手掌》，表现了民族和个人的坚贞气节，对祖国的解放区怀着深情。
现在见到的最后一首诗《偶成》，对生活寄予美好的希望，呼唤着“生命的春天重到”“像花一样重开”。
这三个阶段创作的发展，正反映了一个正直的、有高度文化教养的知识分子的真实而艰辛的生活道路。
作为一位有成就的诗人，戴望舒文艺实践的领域是宽阔的。
不仅创作诗歌，而且写散文、论文等，研究、论述的范围不仅有大量外国文学，而且包括中国古典小说、戏曲等。
同时，还作了大量的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工作。
（选自《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
读了小夜莺的故事你有什么感悟20字
读完《夜莺》，感想很深。
在皇帝弥留之际，夜莺再次来到皇帝的身边为他歌唱，阎王使者潸然泪下后飘然离去，皇帝的生命得到了延续。
通过读这篇文章 我明白了一些道理：第一做事不要光想自己，也要考虑别人;第二看美要看心里，不能只看外表;第三要有一颗爱心，宽容的心;第四自由最可贵。
作者笔名大全
戴望舒的《赠克木》，由悟到宇宙的无限和人类的渺小而主张采取一种静观的态度，表现了对他失望与怀疑的超越，又与原来的孤独、怀疑、幻灭心态相暗合。
此时的戴望舒尚未形成自成体系的形而上学的哲学世界观。
因此，他的这首诗最终呈现给我们的依然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思想流向的精神世界。
戴望舒诗的风格
戴望舒一生的诗歌创作主要集中在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诗作数量不满百首，但却在中国新诗史上占据了一个重要地位，这一方面是因为戴望舒诗歌本身的质量决定了他的地位，另一方面是因为戴望舒的诗歌风格多变，基本上代表了那一段时期中国诗坛的演变史，具有相当的典型性。
诗人生前出的诗集有《我底记忆》《望舒草》《望舒诗稿》《灾难的岁月》，其诗歌按照诗风的变化，可分为三个较明显的阶段：早期（1924年－1929年）、中期（1929 年－1937年）、晚期（1939 年－1945年）。
《我底记忆》为第一期，包括戴望舒早期诗作二十六首，分为《旧锦囊》《雨巷》《我底记忆》三辑。
这三辑中也体现出在同一时期内戴望舒诗歌趋向的微妙变化。
《旧锦囊》有着旧体诗词，特别是晚唐诗、宋词的哀艳感伤缠绵华丽的特色，也显现出英国颓废派和法国消极浪漫派的影响。
《雨巷》辑则体现了诗人“对诗的音乐美，诗的形象的流动性和主题的朦胧性的追求；法国早期象征派诗人魏尔伦的意象‘模糊和精密紧密结合’、把强烈的情绪寓于朦胧的意象的主张，对他的影响甚为明显”[1]，而《我底记忆》辑中的诗作则追求诗的口语化和淳朴自然，受到法国后期象征派果尔蒙、耶麦等人的影响。
施蛰存曾说： “戴望舒的译外国诗，和他的创作新诗，几乎是同时开始”， “译道生、魏尔伦诗的时候，正是写《雨巷》的时候；译果尔蒙、耶麦的时候，正是他放弃韵律，转向自由诗的时候。
后来，在四十年代译《恶之花》的时候，他的创作诗也用起韵脚来了”[2]。
可以看出戴望舒诗歌每次诗风的转向都与西方诗歌的影响有关。
戴望舒二十年代中期开始写诗，当时诗坛的状况一方面正流行以坦白奔放为标榜的新诗，另一方面闻一多、徐志摩等人又正在进行新诗的格律化实验。
戴望舒的诗作是对前一种取向的反叛，而对新月派等人的成果却有所借鉴。
《旧锦囊》辑尚未脱去旧诗的痕迹，除了诗的外在形式是新诗而外，辞藻华丽雕饰、色彩浓艳，其意象古典化、题材意境也接近古诗，诗歌的情绪情感则显豁明白，悲哀伤感。
从其用词中，我们可略窥一斑，如其景物词汇多为晚云、溪水、古树、远山、落叶、寒风、残花、蝴蝶、香泪等，抽象词汇则大多是忧愁、寂寞、伤感、孤苦、凄凉等，更像是古诗今译。
不过在形式上还是有多方面的尝试，除对旧诗词的模仿外，也有注重口语化的《静夜》以及十四行诗的拟作。
戴望舒很快转向了《雨巷》阶段，着重表现在对新诗音韵的追求上，虽然此辑中的诗仍还有浓重的古诗意味，但已化用得很自然了。
戴望舒虽非新月派诗人，但他《雨巷》一诗对新诗音乐化的贡献，却使得叶圣陶称赞他替新诗的音节开了一个新纪元。
《雨巷》以三顿诗行为主，间以二顿诗行，皆以双音节收尾，交错押韵，每节诗末一行以相同的脚韵呼应。
间用句中韵，首尾二节重复一遍，特别是用了连续意义音节的跨行法，使音节的停顿若断若续，使诗义的连绵与音节的回环相应相合，同时又采用了几组排比句，更增加了诗的音乐感。
朱湘曾赞美《雨巷》兼采有西诗行断意不断的长处，在音节上比起唐人的长短句来，实在毫不逊色。
另一首《不要这样盈盈地相看》则很注意音韵的回旋往复，全诗共五段，一、三、五段的前三句重复同样的内容，只有末一句稍有变化，形成反复咏叹的效果。
-戴望舒并未在追求音韵上停留太长时间，不久之后，他写出了《我底记忆》，从对外在韵律的注重，上升到追寻诗的内在情绪的节奏和旋律。
中国最初的白话新诗追求自然音节，近乎散文而失去诗的韵味，后来新格律诗派矫枉过正，对诗的音乐化作出了贡献。
戴望舒在经历了新诗的格律化后，另辟新路，他吸取两种方式的优长，使不讲传统音律的新诗，在散文化的外表之下，也具有了内在的音乐美。
《我底记忆》句式长短不齐，而且没有固定的韵脚，诗句舒缓自然，为其后期的《我用残损的手掌》等诗作开了先声。
《独自的时候》以两组对立的意象相互映衬，一边是笑声、梦、音乐、白云等流逝把握不定的东西，一边是稳固不变的物象木器、烟斗等，形成诗歌的张力，写出了“人在满积着的梦的灰尘中抽烟”这样具有表现力的句子。
《秋天》中“我对它没有爱也没有恨，我知道它所带来的东西的重量”等自由的语句，有着娓娓道来的平实亲切。
二 戴望舒中期诗作包括《望舒草》和《望舒诗稿》，他这一时期的诗作受法国象征派诗歌影响。
象征派诗反对客观描述，强调表现自我内心，而这种对于内心的表达又不是用理智解释得明白的情绪，而是一种朦胧、复杂、幽微、深潜的感觉和情境。
象征派主张这种情境应该通过对与之对应的大自然等外在景象的暗示描写才能捕捉到，因此在写诗时多采用象征、暗示等手法。
象征派的这些特点又与中国传统诗词讲究含蓄、比兴的特点相契合。
因此，新诗人们将其用来矫正新诗平白浅露的弊病，形成现代诗派。
戴望舒就以其《望舒草》成为现代派的代表诗人。
《望舒草》带有很明显的象征派诗歌特点，摒弃了《雨巷》时期对音乐性的追求，以口语入诗，注重感觉和情绪的微妙对应，也注重通过暗示、通感等手法来表达内在不确定的情感。
正如诗人在三十年代初写的《诗论零札》所提倡的一样： “新的诗应该有新的情绪和表现这情绪的形式”[3]，诗人应该选择适合自己的诗歌形式就像选择适合自己的鞋子。
这一时期的诗作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成就。
《夜行者》《寻梦者》《乐园鸟》等诗都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每首诗中都有一个整体的象征笼罩。
《夜行者》中是一个寂寞的夜行人，行走在黑夜中，像夜一样静，而围绕这个主体意象，则有冷清的街、黑茫茫的雾。
全篇没有直接抒写诗人及同时代人的苦闷，但却借助这些自然物象恰切微妙的传达出了诗人的情绪，与前期诗作充满眼泪和哀叹的直抒胸臆相比，更含蓄也更有艺术的回味。
戴望舒在诗体的实验演变中，实际上内心是矛盾的，在不同时期仍会重回到诗歌的音律性上，诗人并未完全按照自己的诗歌理论去写诗，但此时的音乐性已不将诗囿于格律之内，而是注重新的自由诗的音律。
《寻梦者》胜在作者对情感的准确把握和表现上，诗歌音乐感仍很强，但不曾像《雨巷》那样刻意追求音律。
音韵运用自然，流畅的音韵排比的句式，便于作者抒发久藏于心的激情、沉郁与梦想。
《寻梦者》如依据象征诗派的原则也许是不太标准的，但仍是一首好诗，因为诗歌的激情弥补了它不够含蓄的缺点。
“你的梦开出花来了／ 你的梦开出娇妍的花来了／ 在你已衰老了的时候”，当人们读到这种句子的时候，会被它深深打动，而忘记它的技巧。
余光中在批评戴望舒的诗论“诗最重要的是诗情上的nuance，而不是字句上的nuance ”时曾说： “诗情原藉字句以传，本无所谓谁更重要，真正重要的还是诗情所至，字句能否密切配合，正如颇普所云‘音之于义应如回声’..就诗而言，最重要的该是有话要说，而不是在镜花水月暗香疏影之间顾盼斟酌，味其妙变。
”[4]虽是批评之辞，我却觉得倒正好可以用来说明这首诗的成功之所在。
戴望舒的创作虽属于现代派，但并不像现代主知派一样，以不使人动情而使人深思为特点，避免感情的发泄而追求智慧的凝聚，他诗歌的重心还是放在对情绪和情感的表达上，其方式正如他自己所言的是在隐藏和表达之间。
《乐园鸟》对理想的寻觅和求索是与《寻梦者》一样的，只是其中充满了更多的怀疑和绝望，再不像《寻梦者》那样怀抱着希望，诗人问着“华羽的乐园鸟／自从亚当，夏娃被逐后，那天上的花园已荒芜到怎样了”，乐园鸟是诗人的自况，表现出诗人的彷徨与抑郁。
《乐园鸟》在诗歌节奏上实现了诗人的主张，即强调诗歌情绪的内在起伏，诗句长短搭配， “飞着、飞着，春、夏、秋、冬，／昼，夜，没有休止”用短促的顿来表现乐园鸟飞翔的情景。
这两首诗可以看作诗人中期的代表作，是诗人人生困境和精神困境经过审美抽象凝结同时又通过贴切的意象和诗情形象化了的象征体。
此期戴望舒也有其他诗体风格的尝试， 《印象》《秋天的梦》如轻轻的铃声的音乐美， 《烦忧》整齐匀称的回文形式美， 《村姑》富有戏剧色彩的白描， 《妾薄命》对古诗的仿拟， 《旅思》中现代白话与古典意韵的完美结合以及《秋蝇》对日本俳句的化用。
说明戴望舒中期诗作虽深受象征派的影响，但也未放弃多种样式的探索。
三 戴望舒晚期的诗作主要集中在《灾难的岁月》中。
当抗战的烽烟燃遍神州，惯于歌咏内心的诗人也不满足于一己的小悲欢，在大时代的震荡和巨变中，诗人改变了自己的诗学观念和诗歌风格，二十五首诗中有十六首写于抗战中，其诗风的转变也主要体现在这些诗中。
诗人的这种转变并非很轻易，内心也并非毫不矛盾，他自己就曾批评过国防诗歌： “诗中是可能有国防的意识情绪的存在的，一首有国防意识的诗可能是好诗，唯一的条件是它本身是诗。
但是反观现在的所谓‘国防诗歌’呢，只是一篇分了行、加了勉强的脚韵的浅薄而庸俗的演说辞而已。
”[5]他在给艾青的信中说对自己抗战以来的诗很少满意，抗战初他还处于将诗艺探索和时代精神完美结合的尝试中。
不过，这种苦闷并未持续多久，从一九三九年戴望舒写出《元日祝福》开始，他后期诗风逐渐成型，主题和题材都有了新的拓展，在诗歌艺术上也出现了与此前截然不同的转折。
“祝福
我们的土地& 血染的土地，焦裂的土地& 更坚强的土地将从而滋长”。
这样的诗句中再也找不到那个伤感徘徊的“雨巷诗人”的任何影子。
在香港沦陷后，诗人被日本特务逮捕，写了《狱中题壁》，出狱之后则有《我用残损的手掌》《等待》《等待·二》《口号》等。
诗作中有了亮色和力度，对民族国家命运的关注，使得其诗较以前的作品视野更开阔，并充满了勃勃生气。
这些诗篇大多都没有使用政治口号，但却准确地把握了时代脉搏，尤为可贵的是他克服了“国防诗歌”之弊，诗歌传达了民族情爱国心以及处于沦陷区的苦痛，但却未流于空洞和愤怒，激情充沛语言平易练达。
正如孙玉石指出的那样： “望舒的诗的特征，是思想性的提高，非但没有妨碍他的艺术手法，反而使他的艺术手法更美好，更深刻地助成了思想性的提高。
”[6] 戴望舒这些诗作增加了生活的实感，并突出地运用了白描手法，更注重表现由激情而产生的内在节奏。
如果说《口号》太直白，宣传味太浓， 《等待·二》则沉郁有力，诗用叙述的语调简洁的短句抒写了诗人苦痛的心境。
《狱中题壁》《我用残损的手掌》是此期的代表作，特别是后者，诗歌很有张力，节奏随着诗情起伏，想象驰骋的空间也很大，长短句错落有致，达到了既为自由诗同时又具有音乐美的较完美的境界。
戴望舒的后期诗作也还存在着另一种倾向，仍然创作了一些表达内心低徊情绪的诗作，如《白蝴蝶》《寂寞》《致萤火》《过旧居》等，不管他的诗风如何演变，这些悲哀的感喟似乎从未离开过他。
他的《萧红墓畔口占》则赢得了余光中、臧棣等诗人的一致称赞，这是一首繁华落尽见真淳的好诗，余光中评其像唐人绝句的意境“初读似无文采，再读始见真情”#，戴望舒的多种风格的实验在这首小诗中达到了一个圆融的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