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淖记事读书笔记，不是读后感。
《大淖记事》写的是一个爱情故事。
但它不是一般的爱情悲剧，没有一把泪，一滴血；也不是一般的爱情喜剧，三分幽默，七分笑料。
它不落俗套，立意新奇。
故事不能说不悲惨，但使人没有重压之感；描写的风俗决不是美玉无瑕，读了却让人神清气爽。
故事的主线是巧云与十一子的奇特遭遇。
它是悲剧，又不是悲剧。
我们同情人物的命运，也憎恶那些邪恶势力。
但我们不能说同情，你要的“纯洁”、“贞操”与他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不可同日而语。
从表象上看，大淖也真有几分“风气不好”，但骨子里却充溢着美和力。
真象莲花，虽身出污泥，却神骨不染。
爱，钱买不到，强力抢不到。
爱是心心相印，是灵魂的吸引。
她们说不出这番道理，却真正领悟了人生爱情的真谛。
那些流氓、强盗，那些仗势欺人的恶棍，当然该杀该剐。
他们对女性的侮辱，是十足的野兽行为。
巧云被人强行破了身，她痛恨那些恶棍，失悔“没有把自己交给了十一子
”但过去的不能挽回，未来的全靠自己。
有什么理由要悲不欲生，要跳水，要自杀，要为那些恶棍殉身
执着地追求生，追求爱，追求自己的权利，这才合理。
巧云就看破了人生的这一层老壳。
她不要救世主，也不要人来怜悯，她自己救自己。
在巧云的行为面前，封建主义的贞操观，岂不黯然失色
作者的情感倾注在人物的命运里。
他没有为她们流悲天悯人的泪。
他知道这反倒会亵渎了她们。
向着未来执着的追求，使作品神骨健美。
它没有抽象的道德说教，却把你的灵魂吸引了过去。
在这充满带有几分野性的生命活力的美面前，你得到了从那些听厌了的道德说教里，从那些哀哀戚戚的悲歌里永远得不到的精神和道德的熏陶。
是作者说服了你
是作品中人物的品格说服了你
这都有。
《大淖记事》给人的教益，主要不在它的题材本身。
作者不是诱惑读者去猎取特异的世态风俗，也不只是让人陶醉于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
透过题材的表皮，我们获得了一种启示：应该如何面对现实生活中的矛盾。
它触及到一个虽不是永恒，却决不是一个短时期就消逝的问题。
《大淖记事》里的故事早成过去了。
它所涉及的问题却仍在困扰着现代人的心。
作者从一种特殊的生活形态里，看到了某种闪亮的东西，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这看法对不对
许多人会这样发问。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这个问题也许得不到统一的结论。
但我敢说，《大淖记事》对生活矛盾的回答，不是悲泣，不是绝望，它具有一种向上的自信，一种健康的力。
这种对生活的态度，也许逾越了题材本身的范围，散射到生活的各个领域，适用于面对现实世界的一切矛盾。
汪曾祺<大淖记事>的故事梗概
汪曾祺写的《记事》是我喜欢的一篇关于爱情的短篇小故事讲述的是一个主巧云和锡匠十一子的生死恋。
故事的开始没有一来就把两个人弄出来，而是花了很大的篇幅描画了苏北水乡的风土人情画，画中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苏北风情。
作者曾经在《（大淖记事）是怎样写出来的》一文中提到：“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抒情诗”。
文章写了很多有关于锡匠的背景，以及他们的生活，也写了有关于挑夫的背景和生活。
巧云是一个长的比花还美的姑娘，这点从文章中生动的描写可以知道，作品写到巧云去看戏，总有人给她找个好座位，“台上的戏唱得正热闹，但是没有多少人叫好。
因为好些人不是在看戏，是看她。
”但苦于生活的压迫，不得不出卖自己的肉体来养活自己和父亲。
十一子是一个人见人爱的英俊小伙子。
两人在“热情”的来往中渐渐的产生了爱慕之情。
巧云不幸落水，幸得十一子的搭救，才免于一劫。
美好的爱情总会有什么不识趣的东西来阻挠，一个生性粗暴的刘号长便是这对鸳鸯的强烈反对者。
他反对的原因，不是为了爱，是为了面子。
面子无论在什么时代都是相当重要的一件东西，对于如今这个社会来说是一种取得胜利的武器。
刘号长把可怜巴巴的十一子打的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奄奄一息。
幸得大伙的及时医救才侥幸离开阎罗王，重返人间。
但是，岁月总是喜欢磨练人，巧云为了养三个不能干活的人就去“挑担挣‘活钱’”，正如文章末尾所说的巧云从“一个姑娘变成了一个很能干的小媳妇”。
结尾是中国人相当喜欢的大团圆。
十一子是一个忠贞于爱情的小伙子，这点可以从十一子宁死也不答应刘号长“吩咐”的事件中看出。
古人说的好“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后面两句我就不写了，在这里没什么用处。
在他处于昏迷状态时是巧云的呼唤使他从昏迷中清醒过来。
十一子对爱情的忠贞确实难能可贵。
汪曾祺短篇小说的特色是散文化，诗意化，生活化，在这篇当中都完美的体现出来了。
作者喜欢“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伤感主义”，这也是他喜欢将小说散文化和诗意话的原因。
因为作者正是意图从中体现出人性美和爱情美，进而来控诉过去的反人性和非人性的观点。
爱情是这篇小说的主线。
故事没能使读者泪如泉涌，纯洁的爱情没有让读者的心加速跳动，而是让读者的心在平静中去体会那种难以言传的意境美和爱情美。
接近末尾的那几句简洁的对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吧。
……巧云问他：“他们打你，你只要说不再进我家的门，就不打你了，你就不会吃这样大的苦了。
你为什么不说
”“你要我说么
”“不要。
”“我知道你不要。
”“你值么。
”“我值。
”“十一子，你真好
我喜欢你
你快点好。
”“你亲我一下，我就好得快。
”“好，亲你
”……
汪曾祺的散文大淖记事是怎样写出来的
《大事》是怎样写出来的 一品写出来了，作者要说的话都。
为什么要写这个作品，这个作品是怎么写出来的，都在里面。
再说，也无非是重复，或者说些题外之言。
但是有些读者愿意看作者谈自己的作品的文章，——回想一下，我年轻时也喜欢读这样的文章，为比读评论更有意思，也更实惠，因此，我还是来写一点。
大淖是有那么一个地方的。
不过，我敢说，这个地方是由我给它正了名的，去年我回到阔别了四十余年的家乡，见到一位初中时期教过我国文的张老师，他还问我：“你这个淖字是怎样考证出来的
”我们小时做作文、记日记，常常要提到这个地方，而苦于不知道该怎样写。
一般都写作“大脑”，我怀疑之久矣。
这地方跟人的大脑有什么关系呢
后来到了张家口坝上，才恍然大悟：这个字原来应该这样写
坝上把大大小小的一片水都叫做“淖儿”。
这是蒙古话。
坝上蒙古人多，很多地名都是蒙古话。
后来到内蒙走过不少叫做“淖儿”的地方，越发证实了我的发现。
我的家乡话没有儿化字，所以径称之为淖。
至于“大”，是状语。
“大淖”是一半汉语，一半蒙语，两结合。
我为什么念念不忘地要去考证这个字；为什么在知道淖字应该怎么写的时候，心里觉得很高兴呢
是因为我很久以前就想写写大淖这地方的事。
如果写成“大脑”，在感情是很不舒服的。
——三十多年前我写的一篇小说里提到大淖这个地方，为了躲开这个“脑”字，只好另外改变了一个说法。
我去年回乡，当然要到大淖去看看。
我一个人去走了几次。
大淖已经几乎完全变样了。
一个造纸厂把废水排到这里，淖里是一片铁锈颜色的浊流。
我的家人告诉我，我写的那个沙洲现在是一个种鸭场。
我对着一片红砖的建筑(我的家乡过去不用红砖，都是青砖)，看了一会。
不过我走过一些依河而筑的不整齐的矮小房屋，一些才可通人的曲巷，觉得还能看到一些当年的痕迹。
甚至某一家门前的空气特别清凉，这感觉，和我四十年前走过时也还是一样。
我的一些写旧日家乡的小说发表后，我的乡人问过我的弟弟：“你大哥是不是从小带一个本本，到处记
——要不他为什么能记得那么清楚呢
”我当然没有一个小本本。
我那时才十几岁，根本没有想到过我日后会写小说。
便是现在，我也没有记笔记的习惯。
我的笔记本上除了随手抄录一些所看杂书的片断材料外，只偶尔记下一两句只有我自己看得懂的话，——一点印象，有时只有一个单独的词。
小时候记得的事是不容易忘记的。
我从小喜欢到处走，东看看，西看看(这一点和我的老师沈从文有点象)。
放学回来，一路上有很多东西可看。
路过银匠店，我走进去看老银匠在模子上敲打半天，敲出一个用来钉在小孩的虎头帽上的小罗汉。
路过画匠店，我歪着脑袋看他们画“家神菩萨”或玻璃油画福禄寿三星。
路过竹厂，看竹匠把竹子一头劈成几杈，在火上烤弯，做成一张一张草筢子……多少年来，我还记得从我的家到小学的一路每家店铺、人家的样子。
去年回乡，一个亲戚请我喝酒，我还能清清楚楚把他家原来的布店的店堂里的格局描绘出来，背得出白色的屏门上用蓝漆写的一付对子。
这使他大为惊奇，连说：“是的是的”。
也许是这种东看看西看看的习惯，使我后来成了一个“作家”。
我经常去“看”的地方之一，是大淖。
大淖的景物，大体就是象我所写的那样。
居住在大淖附近的人，看了我的小说，都说“写得很象”。
当然，我多少把它美化了一点。
比如大淖的东边有许多粪缸(巧云家的门外就有一口很大的粪缸)，我写它干什么呢
我这样美化一下，我的家乡人是同意的。
我并没有有闻必录，是有所选择的。
大淖岸上有一块比通常的碾盘还要大得多的扁圆石头，人们说是“星”——陨石，以与故事无关，我也割爱了(去年回乡，这个“星”已经不知搬到哪里去了)。
如果写这个星，就必然要生出好些文章。
因为它目标很大，引人注目，结果又与人事毫不相干，岂非“冤”了读者一下
小锡匠那回事是有的。
象我这个年龄的人都还记得。
我那时还在上小学，听说一个小锡匠因为和一个保安队的兵的“人”要好，被保安队打死了，后来用尿碱救过来了。
我跑到出事地点去看，只看见几只尿桶。
这地方是平常日子也总有几只尿桶放在那里的，为了集尿，也为了方便行人。
我去看了那个“巧云”(我不知道她的真名叫什么)，门半掩着，里面很黑，床上坐着一个年轻女人，我没有看清她的模样，只是无端地觉得她很美。
过了两天，就看见锡匠们在大街上游行。
这些，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使我很向往。
我当时还很小，但我的向往是真实的。
我当时还不懂高尚的品质、优美的情操这一套，我有的只是一点向往。
这点向往是朦胧的，但也是强烈的。
这点向往在我的心里存留了四十多年，终于促使我写了这篇小说。
大淖的东头不大象我所写的一样。
真实生活里的巧云的父亲也不是挑夫。
挑夫聚居的地方不在大淖而在越塘。
越塘就在我家的巷子的尽头。
我上小学、初中时每天早晨、傍晚都要经过那里。
星期天，去钓鱼。
暑假时，挟了一个画夹子去写生。
这地方我非常熟。
挑夫的生活就象我所写的那样。
街里的人对挑夫是看不起的，称之为“挑箩把担”的。
便是现在，也还有这个说法。
但是我真的从小没有对他们轻视过。
越塘边有一个姓戴的轿夫，得了血丝虫病，——象腿病。
抬轿子的得了这种最不该得的病，就算完了，往后的日子还怎么过呢
他的老婆，我每天都看见，原来是个有点邋遢的女人，头发黄黄的，很少梳得整齐的时候，她大概身体不太好，总不大有精神。
丈夫得了这种病，她怎么办呢
有一天我看见她，真是焕然一新
她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头发梳着光光的，衣服很整齐，显得很挺拔，很精神。
尤其使我惊奇的，是她原来还挺好看。
她当了挑夫了
一百五十斤的担子挑起来嚓嚓地走，和别的男女挑夫走在一列，比谁也不弱。
这个女人使我很惊奇。
经过四十多年，神使鬼差，终于使我把她的品行性格移到我原来所知甚少的巧云身上(挑夫们因此也就搬了家)。
这样，原来比较模糊的巧云的形象就比较充实，比较丰满了。
这样，一篇小说就酝酿成熟了。
我的向往和惊奇也就有了着落。
至于这篇小说是怎样写出来的，那真是说不清，只能说是神差鬼使，象鲁迅所说“思想中有了鬼似的”。
我只是坐在沙发里东想想，西想想，想了几天，一切就比较明确起来了，所需用的语言、节奏也就自然形成了。
一篇小说已经有在那里，我只要把它抄出来就行了。
但是写出来的契因，还是那点向往和那点惊奇。
我以为没有那么一点东西是不行的。
各人的写作习惯不一样。
有人是一边写一边想，几经改削，然后成篇。
我是想得相当成熟了，一气写成。
当然在写的过程中对原来所想的还会有所取舍，如刘彦和所说：“殆乎篇成，半折心始”。
也还会写到那里，涌出一些原来没有想到的细节，所谓“神来之笔”，比如我写到：“十一子微微听见一点声音，他睁了睁眼。
巧云把一碗尿碱汤灌进了十一子的喉咙”之后，忽然写了一句： “不知道为什么，她自己也尝了一口”。
这是我原来没有想到的。
只是写到那里，出于感情的需要，我迫切地要写出这一句(写这一句时，我流了眼泪)。
我的老师教我们写作，常说“要贴到人物来写”，很多人不懂他这句话。
我的这一个细节也许可以给沈先生的话作一注脚。
在写作过程要随时紧紧贴着人物，用自己的心，自己的全部感情。
什么时候自己的感情贴不住人物，大概人物也就会“走”了，飘了，不具体了。
几个评论家都说我是一个风俗画作家。
我自己原来没有想过。
我是很爱看风俗画。
十六、七世纪的荷兰画派的画，日本的浮世绘，中国的货郎图、踏歌图……我都爱看。
讲风俗的书，《荆楚岁时记》、《东京梦华录》、《一岁货声》……我都爱看。
我也爱读竹枝词。
我以为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抒情诗。
我的小说里有些风俗画成分，是很自然的。
但是不能为写风俗而写风俗。
作为小说，写风俗是为了写人。
有些风俗，与人的关系不大，尽管它本身很美，也不宜多写。
比如大淖这地方放过荷灯，那是很美的。
纸制的荷花，当中安一段浸了桐油的纸捻，点着了，七月十五的夜晚，放到水里，慢慢地漂着，经久不熄，又凄凉又热闹，看的人疑似离开真实生活而进入一种飘渺的梦境。
但是我没有把它写入《记事》，——除非我换一个写法，把巧云和十一子的悲喜和放荷灯结合起来，成为故事不可缺少的部分，象沈先生在《边城》里所写的划龙船一样。
这本是不待言的事，但我看了一些青年作家写风俗的小说，往往与人物关系不大，所以在这里说一句。
对这篇小说的结构，有两种不同的意见。
一种以为前面(不是直接写人物的部分)写得太多，有比例失重之感。
另一种意见，以为这篇小说的特点正在其结构，前面写了三节，都是记风土人情，第四节才出现人物。
我于此有说焉。
我这样写，自己是意识到的。
所以一开头着重写环境，是因为“这里的一切和街里不一样”，“这里的人也不一样。
他们的生活，他们的风俗，他们的是非标准，伦理道德观念和街里的穿长衣念过‘子曰’的人完全不同”。
只有在这样的环境里，才有可能出现这样的人和事。
有个青年作家说：“题目是《大淖记事》，不是《巧云和十一子的故事》，可以这样写。
”我倾向同意她的意见。
我的小说的结构并不都是这样的。
比如《岁寒三友》，开门见山，上来就写人。
我以为短篇小说的结构可以是各式各样的。
如果结构都差不多，那也就不成其为结构了。
一九八二年五月二十六日 (《大淖记事》载于《北京文学》一九八一年第四期) 著译者言 汪曾祺
汪曾祺散文读后感
参考一下吧陆建华《汪曾祺的春夏秋冬》读后感作者：园园熊 来源：9swing.com我曾错过一次见到汪曾祺先生的机会，至今都很遗憾。
十多年前求学北大，我和几个同学负责张罗学术讲座，曾经邀请过汪老为我们做“文学漫谈”。
当时他住城东南的蒲黄榆，距离北大相当之远，我本来该与另一位同学一起去接请汪老。
但已记不清是什么缘故，我却未能去成，当晚的讲座也未听成。
后来我请同学向我描绘汪老的形象，他只是说了这么一句——“一个老头子，眼睛特别亮
”就是这样简单的描绘，却让我对汪老愈加神往并想象至今，其憾其悔，也每见其深。
但是，陆建华著《汪曾祺的春夏秋冬》（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对于汪曾祺创作历程和人生道路的书写及对其形象真切生动的刻画，却让我在另外的意义上走近了汪老。
更为重要的是，阅读陆著，我还更加深入地领略了汪曾祺的精神世界，特别是作为其精神世界之核心的“生的执著与热情”。
对于汪曾祺来说，沈从文应该是其最为重要的人生导师。
陆著用了很多篇幅记述了汪曾祺和沈从文的交往，读来令人动容。
1948年春，当汪曾祺在北平因为谋职无着而悲观苦闷的时候，沈从文曾经对他有过这样的劝慰：“曾祺，不要这样，千万不要这样
重要的是对生活的‘执著’，要对生活充满热情。
即使是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也不要觉得‘世事一无可取，也一无可为’。
一个人总该用自己的创作，使这个世界美好一些，给这个世界增加一点好的东西。
在任何逆境之下，也不能丧失对生活带有抒情意味的情趣，不能丧失对于生活的爱。
”1958年，在汪曾祺被打成“右派”下放劳动期间，沈从文又常写信，抚慰和鼓励他说：“时代大，个人渺小如浮沤，应当好好的活，适应习惯各种不同的生活，才像是个现代人……热忱的、素朴的去生活中接受一切，会使生命真正充实坚强起来的。
”因此，对于生的执著与热情，一直是汪曾祺对待生活的基本态度，也是其抵抗时生乖蹇的人生命运的精神资源。
在西南联大的艰苦岁月里，汪曾祺博览群书，潜心阅读，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创作；流寓上海任教中学期间，他独处陋室（铁皮小棚），也能自得其乐，读书写作；即使是在身为“右派”的四年中，“也不丧失对生活带有抒情意味的情趣，和对人生、对生活的挚爱之情”，满怀热情地去劳动，去接触中国的土地与农民，甚至是“坐对一丛花，眸子炯如虎”地完成了一部《中国马铃薯图谱》，而这样的精神，与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写作，又是何其相似
身处逆境时况且如此，在较为顺遂的“新时期”以后，他的人生与创作，更是焕发出别样的光彩。
一般以为，汪曾祺最为“复杂”的经历，便是他在“文革”时期曾经担任《沙家浜》的主要编剧并且受到江青的“赏识”。
陆著不为尊者讳，在很忠实地记述汪曾祺“文革”经历的同时，又很详细和令人信服地揭示出，特殊处境中的汪曾祺并没有发生精神的畸变，他只是以相当平常的心态来看待自己的“知遇”。
他“对江青既心存感激，又诚惶诚恐，有时还流露出知识分子的一点傲气和几分自得，但绝不奴颜婢膝，更不阿谀奉承”。
所以他在《沙家浜》的“智斗”一场中不顾江青“江湖口太多”的指责，瞒天过海地保留了阿庆嫂“垒起七星灶”那一段后来被广泛传唱的著名唱词。
1970年5月，当他获得登上天安门的“政治殊荣”时，“也没有激动得‘热血沸腾’”，而是“看着铺在桌子上的一大摊改了又改的文章草稿，居然向军代表建议：‘能不能另换老杨去
’”这些记述都使我们认识到，汪曾祺所执著与热爱的，无疑是一种健康、纯洁与明净的人生。
这样的人生，有着自己的尊严与底线。
汪曾祺的精神人格，没有丝毫的心机与杂质，更是没有令人不齿的政治趋附。
实际上，汪曾祺被陆著以“祸福相倚”所精当概括的“文革”经历，也在另外的意义上透露和诠释了他的“生的执著与热情”所具有的丰富内涵，提供了“拷炼”汪曾祺的精神与人格的“宝贵”机缘。
这样一来，陆建华的著述，倒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每一个个体生命如何对待载浮载沉的自身命运。
在运交华盖的时候，能够保持“生的执著与热情”自属不易，而在被权力“恩宠”和“有幸选中”的时候，能够不骄矜、不忘形，从而保持清醒，坚守底线，执著于一种健康、明净和葆有尊严的“生”，则更加困难。
我想这样的启示对于思考知识分子的当前命运，应该具有突出的意义。
对于汪曾祺包括《受戒》《异秉》《大淖记事》和《岁寒三友》甚至其早期小说《老鲁》和《羊舍一夕》等在内的几乎大部分重要作品，陆建华都很细致地叙述了它们的“生产过程”，诸如作品的生活来源、人物原型、创作缘起、写作历程和发表的经过，我们都能从中得到全面的了解。
而作者对于作品的研究和阐发，则更使我们认识到，“生的执著与热情”，同样也是汪曾祺的小说创作最为根本的精神特征。
对于这点，还是陆建华的概括最为精当。
他说，汪曾祺“在表现旧社会生活时，总是让一种内在的欢乐情绪始终弥漫在作品之中。
这就使他的作品始终保持着一种健康的基调，引人向上，增加人们对于生活的信心”。
阅读陆著，正是对于“汪曾祺的世界”的深深沉醉。
“一个老头子，眼睛特别亮”
我正是以这样的方式走近了汪老，弥补了自己十多年前的遗憾——感谢陆建华
汪曾祺与沈从文的关系
师生关系 著家汪曾祺在回顾自身长经，曾不无自豪地说：“沈先生很欣，我不但是他的入室弟子，可以说是得意高足。
”而一代小说大家沈从文在向文艺界推荐这位学生的作品时，也总是说：“他的小说写得比我好。
” ================================== 汪曾祺与沈从文的师生情 著名作家汪曾祺在回顾自身的成长经历时，曾不无自豪地说：“沈先生很欣赏我，我不但是他的入室弟子，可以说是得意高足。
”而一代小说大家沈从文在向文艺界推荐这位学生的作品时，也总是说：“他的小说写得比我好。
”那么，在我国现当代文坛上相映生辉的这两颗双子星，究竟有着怎样的师生情谊呢? 西南联大拜沈从文为师 1939年夏，年仅19岁的汪曾祺怀揣着已读了多遍的《沈从文小说选》等书籍，告别了故乡高邮，千里迢迢辗转来到昆明，顺利考入心仪已久的西南联大中文系。
关于个中缘由，他后来曾不止一次地说过：“我好像命中注定要当沈从文先生的学生……我到昆明考大学，报了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就是因为这个大学中文系有闻一多先生、朱自清先生，还有沈从文先生。
” 实际上，自从汪曾祺深深地喜爱上沈从文小说的那一天起，他心中就深深埋下了一个沈从文情结。
进校伊始，他就渴望着尽快拜见这位作家老师。
初次在校园内见到沈老师时，他好像有些面熟，但又想不起在哪儿见过。
当旁人告诉他，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小说家沈从文时，他才恍然大悟。
他多么想走上去恭恭敬敬地鞠一躬，问一声好，因为羞怯而稍一犹豫，沈从文已经走了过去。
后来，他多次在校园中见到沈老师迎面走来，总是谦恭地与同学们一道礼貌地退立一旁让老师先过，他含笑点头。
直至大学二年级，由于选修了沈从文开设的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汪曾祺才得以正式拜谒这位老师。
首次听沈从文讲课，汪曾祺激动万分。
如此近距离地端详着刚踏进教室的这位老师，他觉得与想象中的沈从文实在不同：那瘦小的身躯上罩着一件半新不旧的蓝布长衫，眉清目秀貌若女子，略显苍白的面庞上，却辉映着一双亮而有神的眼睛。
在紧张中沉默了几分钟之后，沈从文终于在同学们的笑声中操着浓重的湘西口音开讲了。
加之他讲课时不用手势，缺乏舞台道白式的腔调，且声音又低，因此有不少同学对沈从文的课热情日减，惟独汪曾祺越听越有味，并深有体会地告诉同学：“听沈先生的课，要像孔子的学生听孔子讲课一样，‘举一隅而以三隅反’”。
沈从文教创作课主要是让学生“自由写”，他鼓励学生们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即便有时在课堂上出两个题目，也非常具体，像“我们的小庭院有什么”、“记一间屋里的空气”等，意在让学生像初进厂的青年工人那样，先学会车零件，然后才能学会组装。
对于学生的习作，他除了仔细点评，写出很长的读后感而外，还将一些与这篇作文写法相近似的中外名家作品介绍给学生阅读，使其在对比中找到差距，得到提高。
沈从文教的这些创作方法，让汪曾祺受益终生。
汪曾祺写过一篇名为《灯下》的短篇小说习作，沈从文读后，却从其稚嫩的文笔中欣喜地发现了汪长于白描，有能够抓住一个个富于特征性的细节，铺展开来罗织成一幅幅几乎和生活本身完全一样的图画的本领。
他遂特意到图书馆找来几篇类似于《灯下》写法的作品，其中包括他自己写的《腐烂》，让汪曾祺认真品读、揣摩。
在老师的精心指导下，经汪曾祺反复修改，将《灯下》改为《异秉》，由沈从文推荐发表在1948年3月《文学杂志》第2卷第10期上；汪曾祺的另一篇小说《小学校的钟声》，好几年找不到地方发表，也是沈亲手帮助寄给上海的郑振铎、李健吾，在他们主办的《文艺复兴》杂志上发表的。
由于沈从文很欣赏汪曾祺的文学才气，故而曾把他二年级的作业拿给四年级学生去看，还曾给他的一篇课堂习作打了120分。
这些对于初踏文学路的汪曾祺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鼓励。
沈从文在创作课上曾有一句口头禅——“要贴到人物来写”，对此一些同学要么不在意，要么领会不深，汪曾祺听了却如同醍醐灌顶、豁然开朗。
这天，沈老师有意让他对同学们谈谈自己对这句话的理解，汪即侃侃而谈：“我以为这是小说学的精髓。
据我的理解，沈先生这句极其简略的话包含这样几层意思：小说里，人物是主要的、主导的；其余部分都是派生的、次要的。
环境描写、作者的主观抒情、议论，都只能附着于人物，不能和人物游离，作者要和人物同呼吸、共哀乐。
作者的心要随时紧‘贴’着人物。
什么时候作者的心‘贴’不住人物，笔下就会浮、泛、飘、滑，花里胡哨，故弄玄虚，失去了诚意。
而且，作者的叙述语言要和人物相协调。
写农民，叙述语言要接近农民，写市民，叙述语言要近似市民。
小说要避免‘学生腔’。
”如此透彻的理解，不仅让同学们听得入了神，更使沈从文欣喜不已。
沈从文除了在课堂上认真讲，在课外热情辅导学生而外，还以其刻苦的创作精神、严谨的创作态度为学生们树立了好榜样。
有一个时期，他每月都要发表几篇小说，每年总要出几本书，被誉为“多产作家”。
由于他常常夜以继日地写作，以致辛劳过度，落下个爱流鼻血的毛病。
汪曾祺曾多次亲眼见过沈老师染有鼻血的手稿，引起他内心极大的震动，从而使他懂得了创作不仅仅需要才能，更需要老师的这种锲而不舍、持之以恒的“耐烦”精神。
在西南联大就读的后期，汪曾祺与沈从文往还密切，情同父子。
有一天，正患牙痛的汪曾祺去看望老师。
前来开门的沈从文一见汪的腮帮子肿得老高，便默默地出去买了几个橘子抱回来，看着汪吃下两个，又将剩余的塞到他怀中，叮嘱他多吃以便清火。
在老师扶掖下终有所成 1943年，汪曾祺因两门功课考试不及格而从西南联大肄业。
此后，他先是在昆明市郊的一所名叫中国建设中学的私立学校当了两年教员，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社会与人生；后毅然离开云南，辗转来到上海，原想通过熟人或朋友找一份职业，不料却连碰钉子，手头仅有的一点钱也快花光了，即将落魄街头，以致他情绪异常低落，甚至想到自杀。
当他把这里的遭遇写信告诉沈从文之后，老师很快回信责骂他说：“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里有一枝笔，怕什么!”信中还举了沈从文当年在举目无亲的情况下闯荡北京，战胜厄运发奋创作的例子，使汪曾祺既感动又惭愧。
沈从文还致信上海的李健吾，请其对汪多加关照，并让夫人张兆和从苏州写了一封长信来安慰汪曾祺。
此前，从沈从文的多次推荐中，李健吾已了解了汪曾祺，并也很欣赏其才气。
现在汪曾祺找上门来，他便热情地给予鼓励，并举荐汪到一所私立致远中学任教，使汪在此度过了一年多相对稳定的生活，且有幸结识了著名作家巴金。
由于沈从文分别于1942年、1947年和1948年三次遭到文艺界有关人士的围攻，甚至被斥骂为“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致使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曾一度陷入严重的精神危机，并忍痛放弃了文学创作，转而从事文物考古研究工作。
老师的这种激流勇退，着实让汪曾祺感到惋惜，他担心老师能否在文物研究上搞出什么名堂来。
但没过几年，当读到沈从文那些既有见地又不乏文采的文物考古文章时，他就放心了。
许多年后，在为庆贺沈从文的80寿辰而写的祝辞里，汪曾祺还不无由衷地赞美道：“玩物从来非丧志，著书老去为抒情。
” 反“右”运动中，时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民间文学》编辑的汪曾祺因文获罪，在1958年夏被打为“右派”，撤了职务，工资待遇连降3级，并被下放到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改造。
在这里，他不仅与农业工人一道起猪圈、刨冻粪、扛麻袋等，还热心参加并指导所里群众性的文化娱乐活动。
孤寂苦闷的时候，他就给家人、给老师沈从文、给老朋友写信，从那一封封充满亲情和友情的回信中，他得到了莫大的精神抚慰。
1960年年底，汪曾祺被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宣布结束劳动改造，因原单位不接收，他遂暂留在农科所协助工作。
当时身患高血压病住在阜外医院治疗的沈从文从来信中得悉此情后，不禁欣喜万分，立即给汪曾祺复信。
因等不及家人为他找来信笺，他就从练习本上撕下几张纸急匆匆地写起来。
他全然不听夫人的劝阻，不怕因激动而使血压升高，洋洋洒洒，一气呵成长达12页、近6000字的回信。
在信中，沈从文对于汪曾祺下放劳动后的收获，感到由衷的高兴；而对于其在信中流露出的因一时回不了北京所产生的苦闷，则给予了语重心长的抚慰与鼓励：“得到你1月15日的信，应当想像得出我高兴的心情。
能保持健康，担背得起百多斤洋山芋，消息好得很!时代大，个人渺小如浮沤，应当好好的活，适应习惯各种不同的生活，才像是个现代人!一个人生命的成熟，是要靠不同风晴雨雪照顾的……你应当始终保持用笔的愿望和信心!好好把有用生命，使用到能够延续生命扩大生命有效工作方面去……你应当在任何情形下永远不失去工作信心。
你懂得如何用笔写人写事。
你不仅是有这种才能，而且有这种理解。
在许多问题上，理解有时其实还比才能重要!” 不久，沈从文出院回家后，还曾将此信用毛笔在竹纸上重写了一次，寄给远在沙岭子的汪曾祺。
从老师的这些谆谆教诲之中，汪曾祺获得了直面现实生活、战胜艰难困苦的极大勇气。
后经过长期坚持不懈的刻苦努力，至20世纪80年代上半叶，汪曾祺终于以短篇小说《受戒》和《大淖记事》等而名扬中外，由此确立了他在我国当代文坛上的著名小说家的地位。
================================== 汪曾祺和沈从文的渊源 -----从<<边城>>和<<受戒>>的艺术特色看二人的契合 转载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与汪曾祺可谓两位重要的作家，同时他们也是一对情深意重的师生。
汪曾祺是沈从文的大弟子，也是以废名、沈从文、凌叔华、萧乾等为代表的“京派”文学的最后传人。
沈从文是“京派”文学成就最大的作家。
不管是从师生情谊还是文学风格与流派的传承、发扬上，汪曾祺都成为沈从文的继承和发扬的不二人选。
汪曾祺当仁不让地写出《沈从文和他的〈边城〉》、《又读沈从文》等多篇“沈从文”论。
汪曾祺当年随同祖父和父亲避战乱而由家乡高邮，经香港，到越南，再到昆明，最终报考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时随身带着的那本《沈从文小说选》，而在他拜读过《边城》之后，更加敬重沈从文，始终对沈从文执弟子之礼甚恭。
多年之后，汪曾祺的一篇《受戒》更是宣告了他对老师的继承和作为最后一名“京派”文学传人的身份。
因此，从〈〈边城〉〉和〈〈受戒〉〉的比较可以看出沈从文和汪曾祺的渊源。
对美的抒写的继承。
《边城》是沈从文最负盛名的作品，代表了他重要的风学风格。
文中对美的抒写更是犹如一首抒情诗。
对人美的描写在于人性之善，纯净质朴，超功利而又不沾染任何世俗气。
在人与人的交往过程中，总是抱有善良的愿望在交往。
老船公和翠翠相依为命，一拉船为生，却不收坐船人的钱，生活得自由自在，心灵也不受任何羁畔。
甚至，老船公死后，乡亲们都帮助翠翠，杨马兵如父亲一般照顾翠翠。
汪曾祺也说“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
美，人性，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
”〈〈受戒〉〉的主人公是饽荠庵里的小和尚，和尚们的世俗生活以及逾越“门禁”的杀猪，吃肉，打牌，搓麻将的描写，打破了人与宗教的隔膜，展示了人性最本真的自由，有一种反扑归真的美。
人之美还在于人情之美，人情之美在于爱情之美，亲情之美，乡情之美。
〈〈边城〉〉里的翠翠与傩送的爱情，少女之恋清新，纯净而又青涩。
而〈〈受戒〉〉用抒情的笔调描写了了一个小和尚和村姑的恋爱故事。
“字里行间，只觉得景美，情美，文美，宛如清澈的小溪漫过心头。
又如多年老酿，回味无穷。
”〈〈边城〉〉里翠翠与老船公的祖孙情以及老船公与女儿的父女情流露在“门外高崖上月光下”，“翠翠抱膝坐在月光下，傍着祖父身边”，听祖父时而讲着母亲的乖巧时而又吁一口气，“可是却无从把那东西挪开。
”天保和傩送都爱翠翠，但兄弟间的亲情超越了爱情，哥哥天保死后，傩送无法面对翠翠，兄弟情深深地压着他，以致淡淡的悲伤。
〈〈受戒〉〉里小和尚明海因为舅舅的关系得以到饽荠庵当和尚，也是一种出路。
小英子照顾姐姐赶嫁妆，田里的零碎生活小英子全包了。
最深刻的是乡情，忙活重活的时候，“几家顾一家，轮流转，不收工钱，但是吃好的。
”要是有“嫁闺女，陪嫁妆，磁坛子，锡罐子”，赵大娘“都要用梅红纸剪出吉祥的花样，贴在上面”，甚至“二三十里的人家都来请她”。
而〈〈边城〉〉里老船公死后，帮忙的人都来了，“家中人出出进进”，船总顺顺来了，带来了一口袋米，一坛酒，一腿猪肉，杨马兵为大家唱丧堂歌。
不可忽略的另一种美则是景美。
纯净的溪水，绿绿的翠竹，屋后的白塔上飘着“桃红色的薄云”，温柔，美丽，平静的黄昏，到“月光如银子，无处不可照及。
”〈〈边城〉〉的自然，纯净之美，正是犹如圆润的珠玉。
而汪曾祺展现给读者的也是一幅幅亲信隽永，没有任何浸染的纯然的宁静的境界。
文章结尾出更是把景美写到极致，“芦花才吐新穗。
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
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
青浮萍，紫浮萍。
长脚蚊子，水蜘蛛。
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
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飞远了……” 汪沈二人与水都有不解之缘。
他们的小说是水孕育出来了，水孕育出了他们优美的水乡小说。
〈〈边城〉〉是沈从文以家乡小城凤凰为背景描写的湘西边境靠近川东的小城茶峒。
故事以水城为背景，“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人家。
”祖孙两人就住在溪边的屋子里。
汪曾祺与沈从文相似，〈〈受戒〉〉是以汪曾祺的家乡高邮为背景的。
他的家乡是一个水乡，他从小生长在水边，“耳木之所接无非是水。
”文中饽荠庵门前是一条河，明海做了一只船才到达。
因此，他们师徒的缘分是“水”，他们描写的故乡的小说被称为“水乡小说”，他们的小说似水，“水性”构成了他们二人水乡小说的共同底色。
“水影响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作品的风格。
”汪曾祺曾说。
他们的小说的语言如流水一般自由，有一种流动美，充满了水的随意性和散漫性。
表现出语言的散文化和诗化的特征，采取了白描了手法，并没有非常激烈的情节设置，犹如小溪一般宁静自然。
〈〈边城〉〉里的语言清新，自然。
“静静的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
”这种散漫性的语言风格使得翠翠母亲的故事，妓女的故事得以自然地插入，形成统一的整体，文章柔美而连贯。
〈〈受戒〉〉里的语言简洁而有干净，节制而又有弹性，对景物的随意铺写，呈现出自然与随和，表面杂乱无章，繁杂无矩，却有一种内在的联系，构成整体的水乡画面。
如对饽荠庵的描写，“过穿堂，是一个不小的天井，种着两棵白果树。
天井两边各有三间厢房。
走过天井，便是大殿，供着三世佛。
佛像连盒才四尺来高。
大殿东边是方丈，西边是库房。
大殿东侧，偶一个小小的六角门，百门绿字，刻着一副对联……” 从选裁方面看，汪沈二人都写的是水边普通人的平凡事，以水为联系，构成全文。
《边城》里的老船公一拉船为生，水手和妓女的爱情，翠翠母亲白喝冷水而死，天保溺水而死，他们的命运与水相关联。
《受戒》里的明海与小英子第一次相遇因为坐船过河，常常坐小英子家的船“给庵里买香烛，买油盐。
”小英子送明海去“受戒”，又在“散戒”之后接明海回庵。
最后，在船尾，小英子表达了对明海的爱。
他们的爱情与船密切相关，又怎能与水无关
沈从文一温爱的笔调描写了水边普通人的真实的生活状态，而汪曾祺同样以温润的笔调勾画出水乡人淳朴和善良。
三 同样浓重的乡土风俗风情的描写。
《受戒》中汪曾祺用心描写了风土人情，对故乡苏北水乡的风土人情的叙述游刃有余，当然与他师承沈从文密切相关。
《边城》中叙述了湘西边境小城的风俗，以唱情歌的方式表达爱情。
天保和傩送夜里给翠翠唱歌，歌声优美柔和。
当年杨马兵也是“牵了马匹到碧溪组来对翠翠母亲唱情歌”。
翠翠乐意听祖父唱歌，也“哼着巫师十二月里为人还愿迎神的歌玩——你大仙，你大神，睁眼看看我们这里人……”而《受戒》中唱歌得以延续，明海的三师父仁渡会放“花焰口”，却也情不过乡亲，唱起山歌小调。
此外，《受戒》中，融各种乡土风俗与作品里。
开头则写出“他的家乡不叫‘出家’，叫‘当和尚’，他的家乡出和尚，就像有的地方出猎的，有的地方出织席子的，有的地方……”表明一个地方出一种职业，这已经是既成的风俗。
和尚们每天出门，扫地，烧香，磕头，念经，这是佛教的习俗。
对放“花焰口”的描写，以及“十五六岁的姑娘，就都梳上头了”的风俗，剪纸的名俗等的描写。
在文章中，风俗作为背景出现，不仅吸引人们对乡土风情的感受，而且对文章的整体美作铺垫，又不时地影响着人物的塑造和推动情节的发展。
《边城》里天保走车路失败又走马路，而走马路只有傩送有份，美妙的歌声使翠翠梦里摘虎耳草，这一走马路的风俗直接推动着他们爱情的发展。
《受戒》里小英子在明海受戒后对明海的关心，他们蒙胧的爱情更加突显，受戒这一佛教仪式推动了他们的恋爱。
四 汪沈二人共通的美学追求。
沈从文作为“京派”文学的最具代表作家，高度奉行着“京派”所倡导的尊从古典文学，吸收中国传统文学优秀的部分，崇尚一种静穆、和平隽永的审美观点，追求艺术的健康和纯正。
《边城》是充分体现他的审美趣味的作品。
作者把故事柔和化，表现出中国古典的中和之美，温柔敦厚。
汪曾祺深受他的影响，继承发展了“京派”的美学观点，其美学追总体趋于和谐。
《边城》里，沈从文对小说采取的是淡化处理，翠翠内心冲突的淡，只一心牵挂傩送，并非是十分激烈的复杂的心里冲突。
悲剧的成分淡化，翠翠母亲的爱情悲剧只在祖父口中提及，减轻了悲剧的壮烈性，使其变得柔和。
天保和傩送两兄弟都爱着翠翠，但有相互帮忙夜里轮流给翠翠4唱歌，深厚的兄弟情超越了爱情，也阻碍了爱情，表面上对兄弟情深的表达，其实也给爱情造成了淡淡的悲伤。
对少女之爱的描写，本来也是羞涩蒙胧，淡淡的感情，又融之于淡淡的悲剧故事，体现出整篇文章的柔和之美。
而把历史上一切惨烈的东西背景化，并没有影响到文章的柔和，而是留下淡淡的伤痛，却也是永久的痕迹。
美和愁相融，淡淡的愁和宁静的美绵远延长，中和之美跃然。
《受戒》之中汪曾祺对自然与人的和谐的描写，小英子一家人与和尚都自食其力，赵大伯是个“全把式”，荸荠庵的和尚也照样挑水，喂猪，租地收租，放债收债，与自然和谐相处。
人与自然的相融相合，也有人与人之间真纯质朴和睦的相处。
小和尚和村姑的爱情，也是宗教和与世俗的和谐。
资深的老方丈，也在绣花房里藏了一个十九岁的小老婆，“这个庵里无所谓清规，连这两个字也没人提起。
”在这样和谐温婉的环境里，小英子和明海的恋情的诞生也就合乎情理。
汪曾祺似乎比沈从文多了些文人境界。
沈从文的悲愁情绪在汪曾祺那里化为了乐观感受，泯灭了深刻与尖锐，凸显了和谐，文章显得和平优美。
就如汪曾祺自己所说：“我追求的不是深刻，是和谐。
”全文并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宗教和世俗共存，人们并每哟指责和尚犯戒，二师父仁海的家眷“每年夏秋之间”去庵里住几个月，“因为庵里凉快”，“仁山、仁海叫他嫂子，明海叫她师娘。
”庵里不叫“方丈”，也不叫“主持”，却叫“当家的”，收租，放债，也有烧香，磕头，念“南无阿弥陀佛”，敲磬，念经。
和尚是出家人，也和普通人一样娶妻生活。
这样融宗教、历史、伦理、爱情为一体的生活十分和谐，在折中和谐的氛围里，人们喜欢纯洁的爱情，而不会深究其违背伦理的过错，人性之纯真自由撼动人心。
作为中国乡土小说重要支脉的“京派”，是与“海派”想区别的，“鲁迅认为乡土文学可说是现实主义文学，而沈从文的作品更具有一种浪漫的气息。
鲁迅心目中的乡土文学像是杜甫的‘三吏’、‘三别’一类面对现实的作品，沈从文呢，写的是陶渊明。
”甚至有人认为“《边城》是《桃花源记》的现代版。
”沈从文抒情式的小说，对爱、美、自由的追求发出悲哀的声音，出于对“人性”的虔诚，通过对乡土的赞美，“以扩大中国文化来重造人心。
”即使“京派想像的社会图式和民族精神带着不轻的乌托邦的色彩。
”以审美为美学取向，也不可否认沈从文即“京派”给中国文学带来的重要影响。
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中国传统文化小说的重要的一支，有着很高的美学价值和文学史意义。
汪曾祺师承沈从文，连续了被中断和遗忘的小说风格，散文化小说的传统延续下来了，《受戒》洋溢着沈从文式的诗情，着力与情绪氛围的营造，对爱、美、自由的继续抒写，人性之美，人性之善，人性解放，呈现出《边城》一般唯美的感受，“京派”文学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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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的作品中最值得看的是哪些啊
斯人已故 率真人生——读《人间草木》随感肖占国 浏览人次：985 我的书桌上有两本《人间草木》。
一本是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人间草木》(2006年9月版)，作者是已故散文大家汪曾祺先生；另一本是商务印书馆新近推出的《人间草木》(2009年10月版)，作者是厦门大学周宁教授。
汪曾祺先生的《人间草木》让人读来有种轻松愉快、心旷神怡之感。
他对人世间的花草树木、四季蔬果、虫鱼鸟兽均入眼帘，妙笔成文，成就一篇篇谈草说虫的文章，足见其人间草木情怀。
而周宁教授的《人间草木》让人读来就有种沉重感和责任感了。
作者周宁先生在书中臧否四对八人，即严重的时刻:马礼逊和柏格理；人间草木太匆匆:苏曼殊和李叔同；天堂的风暴:托尔斯泰和马克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