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作者：塞缪尔亨廷顿，读后感有吗
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文化强国”的观念，这不仅对 每一个中国企业，对我们大学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预示。
其中文化自觉和文化自 信的观念也被非常郑重地提出。
这表明，在中国共产党的新思想体系中，有关文 化意识的思想已经完全确定下来。
在新的历史环境中，面对更为丰富多彩的世界 文化和竞争日趋激烈的国际文化环境，以及自身更大的文化发展要求，已经具备 了非常清晰的历史、文化意识。
我们要以符合文化自身发展规律的方式，对这样 的文化大势做出更完好的回应。
大学生作为社会上最富有朝气、创造性和生命力的群体，对中国传统文化的 认识和理解程度，往往影响着社会民众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在进行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建设的过程中， 不仅要求当代大学生要具有先进的思想理念和较高的道德素 质，还要不断地接受传统文化的教育，以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
关于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早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中，已经被胡锦涛总书记非常清晰并更加强调地表述为： “面对当今文化越来越 成为综合国力竞争重要因素的新形势，我们必须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着眼于提高民族素质和塑造高尚人格，以更大力度推进文化改革发展，在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进行文化创造，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
”文化自觉的 概念最早是费孝通先生于 1997 年首次提出的，目的是为了应对全球一体化的势 必发展，而提出了解决人与人关系的方法。
费先生曾说： “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 的过程，只有在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并接触到多种文化的基建上，才有条件在 这个正在形成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 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多种文化都 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连手发展的共处原则。
” 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是联合在 一起的，是充分理解了自己的文化后产生的发自内心的信仰，如同一个人的自信 心处处体现，深入骨髓，没有理由。
自鸦片战争后，外来文化借助武力强势进入中国，既带给中华民族深重的精 神苦痛，也客观上给中国带来了新的生机。
在痛苦的民族屈辱和全新的文化学习 机会相互缠绕和复杂矛盾的交织之间， 中华民族获得了巨大的新的发展动力和文 化“扩容”机遇。
中国文化也在近代以来的巨大的外力推动中，又一次来到了历 史转型的路口。
特别是在经历了争取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的艰苦奋争取得胜利 后， 中国的当代文化更是获得了全新的发展机遇。
对此， 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在今天迅速推进的全球化进程中，我们已经更为清晰地感受到了全球化进程，给 我们带来的更大的激励和发展推动力。
我们愿意接受这样的挑战，因为我们更愿 意视这样的挑战为重大的发展机遇。
但是因为互联网等的发展，我们接触外界的 渠道更多也更宽，我们对外界的了解越多，尤其在看到国外先进的生产力之后， 对自己了解更少了，也更难看清局势了。
作为大学生中的一名， 我看到周围的同学们更多的是迷茫， 信息爆炸的时代， 我们虽然都学习西方追求民主与自由， 追求个性， 但是大多数做得只是表面功夫， 有时人云亦云， 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也绝大多数都是在高中课堂和高中课本上学来 的。
而据统计高校的图书馆借阅榜上的借阅最多的也是金庸的武侠小说和侦探小 说，或者现在，在各种电视剧热播时，也是这些剧本的借阅数量最多。
并不是借 阅量可以代表大学生的文化取向，但我相信书是提升个人修养的一个重要途径。
我们生活在这个大环境里，也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正如费先生所说，我们 应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对外来文化同样如此。
在了解了国内外文化，古今文 化，结合中国目前的国情和对祖国未来的期望，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要找准 方向，提高自身的文化自觉，坚持自我觉醒和自我创造，形成自身广阔的文化境 界、深刻的文化反思、充分的人文关怀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不断提高自身的思 想与精神状态。
大学生提升文化自觉于文化自信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题中 之义。
问过很多同年人，他们很多都胸怀抱负却无处施展，亦觉得无力施展。
有人 谈起，如今社会上普遍显得十分浮躁，急功近利，自己想静下来读一本好书，却 发现做不到，是根本无法静心。
也许是过于强调 GDP 的增长，我们许久以来忽 略了文化教育。
我们的生产力和技术水平也许已和世界大国相差不多，但是谈到 让人民的文化教养，我们也许还是有一些差距。
面对如今的局面，看到国家也意 识到文化、信仰的重要，作为祖国的未来的我们，在这个转折点，我们应该看清 自己的位置，尽自己的一切努力，实现文化强国。
这要求大学生不断提升自身文化素养，多读书，多实践，多思考。
从小事锻炼自 己，从日常的行为中培养出自己的高尚人格。
也在社会，家长，老师的帮助下不 断修正自己，才能不断进步。
要有“自知之明” ，努力培养自己对中华民族文化 的认知能力。
长期以来，由于受到应试教育的严重影响，大学生不同程度地存在 着文化底蕴不足和文化历史视野狭窄，对中华民族文化缺少自豪感，而对西方文 化却盲目追捧的现象。
“文化自觉”包括对自身文化和他人文化的反思，是理解 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实现跨文化交流的前提。
在面对中外文化时，辩证取舍的 能力也应该增强，尤其是对外来文化的选择能力。
历史一再告诉我们，任何一种 全球化的实践活动或理论探索都必定负载着某种价值观、某种文化观。
文化全球 化， 导致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
面对不同文化的冲突， 我们既要反对 “文 化霸权主义” ，又要反对“文化割据主义” ，坚持“和而不同” 。
不仅要理解、认 知自身文化的优势与不足， 扬长避短， 继承中华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 也要尊重、 借鉴异质文化，取长补短，充分吸收外来先进文化的有益成果并最终内化为自身 “谋强”的思想品质和精神动力。
同时还要与时俱进，提升自己对社会主义文化 的创造能力，从自在自发的、传统的生存状态进入到自由自觉的、创造性的生存 状态，不断提升社会主义文化的创造能力。
同时也要求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多加协助。
高等教育是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载 体和思想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要积极发挥文化育人作用，不断培育崇尚科学、 追求真理的思想观念，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
大学生主要在高中学习了中 国传统文化，通过语文课堂对其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但是还是不够，有许多人 并没有理解其中的内涵，也并没有将它们与自己联系起来，更没有将理解付诸于 行动中。
所以，大学里应该多开设人文素养课堂，讲座，除了马克思主义，还应 该开设其他的与政治无关的哲学课堂， 也许不能教化所有人， 至少让他们去思考， 去以一种更为理性的方式引导他们思考，关心国家和自身的问题，这样也许才有 更多的创新的可能。
最后国家先进代表带头，通过呼吁，和一些实质性的决策，向大学生传递文 化自觉是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思想保证。
在当前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 文化在不同国家间的传输以及促进文化间的同化与异化成为可能且越来越频繁。
文化自觉正是应对文化多元化的有效武器，只有唤起大学生的文化自觉意识，树 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激发内在的精神力量，巩固理想和信念，不断增强对文 化转型的自主能力，才不会被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 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也只有这样大学生的文化自觉意识建立起来以后，形成文化 自信，才能保证中国文化长久存在且在日后发扬光大。
大学生首先认识了自己的身份和责任，熟悉中国自己的文化，了解如今的国 际形势和先进的科技，并对历史的进展态势有一定的理解，懂的分清好与坏，不 仅是现实的好，更是涉及长远的计划，必须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
学校，政府多 家协助，加上自己的努力，相信大学生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会不断提高，将来 走向社会，实现文化强国，将文化转化为各方面实力的，我们一定会成为这个世 纪的主力军。
作为大学生中的一员，我们自身的努力和意愿是最重要的因素，作 为一个成年人，我们应该对自己和社会尽自己的一份职责，提升自己的文化自觉 与自信就是一件需长期坚持的任务。
乡土中国读后感
第一，理想不是现实。
理想主义的词根是idea，是观念。
ism是至上的意思，就成了“主义”。
如果去掉表示“至上”的后缀词尾 –ism，就是idea，就是观念。
观念不是现实， 理想不是现实，这是关于理想的第一个特征。
第二，理想意味着善良完美的观念，是大公无私的集体主义精神。
因为是perfect idea，所以是ideal。
如果不是完美善良的观念，而是一般的idea，就很难“至上”，很难成为 “主义”。
所以，idealism是ideal加上后缀-ism，不是普通的idea加-ism。
公元前5世纪 的柏拉图是古希腊世界里最著名的唯心主义者，他的著作集中讨论“善”，即“good”。
第三，既然是完美的道德观念，理想就不大可能成为现实。
实现了的理想，就不是理想了 ，新的苦恼就出现了。
所以，理想是很难实现的观念，经常是穷尽一生的努力也无法实现 的完美观念。
正因为其道德上的完美，就难以实现，至少不是在个人有生之年能享有的。
理想是很难实现的观念，经常是穷尽一生的努力也无法实现的观念。
这是关于理想的第三 个特征。
八年级上册苏教版政治提纲
《文明冲突论》 “如果一个学者没有什么新东西要说的话，他就应该保持沉默。
”——塞缪尔·亨廷顿 一、倍受争议的亨廷顿 塞缪尔·亨廷顿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一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人物。
和他接触过的人总爱用“腼腆”、“学究气”、“不善言辞”这类语言形容他，而读过他书的人却会发现另一个亨廷顿，他思想犀利、咄咄逼人、似乎总想挑起争论。
塞缪尔·亨廷顿1927年出生于纽约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旅馆业杂志的出版商，母亲是一位短篇小说作家。
他的外祖父是当时美国颇有名气的“掏粪刊物”（专门揭发政界、商界丑闻内幕的杂志）《麦克卢尔》的合作编辑。
亨廷顿很早便显示出了自己在社会科学方面的才华，他16岁考入耶鲁大学，两年半之后因为“成绩特优”而提前毕业。
随后他在美国陆军服了一段时间兵役，接着又从芝加哥大学获得政治学硕士学位。
在1950年，年仅23岁的亨廷顿又获得了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毕业之后便留校任教。
1957年，刚到而立之年的亨廷顿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士兵与国家》。
在这本书的第一篇书评当中，批评家就指责这本书有军事主义色彩，让人联想起墨索里尼“信仰、服从、战斗
”的口号。
在60年代，哈佛大学一些激进的学生在得知亨廷顿曾经在约翰逊政府内任职的消息后，占领并焚烧了他办公的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有人甚至在他的寓所门口涂上了这样的标语：“战争罪犯居住于此。
” 尽管在亨廷顿的同学之中有基辛格、布热津斯基这样的政界名流，他的学生之中也不乏福山、扎卡里亚这样的当代精英，但是他本人却不愿在媒体上抛头露面。
人们很难在电视访谈节目中看到亨廷顿的身影，他不是那种“媒体学者”，他的学术声誉是靠着17本著作和一系列论文建立起来的。
他毫无疑问是学术界的圈内人，他曾经出任美国政治科学学会主席，又是著名的《外交政策》杂志的创办人之一。
但是他在写作的时候却宁可把自己当成一个圈外人，故意以一种刺激那些最终会评判自己著作的专家们的方式讨论问题。
亨廷顿曾经说，“如果一个学者没有什么新东西的话，他就应该保持沉默。
对真理的探求与学术争论是一回事。
”而在他的全部著作中，最为著名、最有争议的莫过于那本《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了。
亨廷顿在这本书以及一系列相关的论文中提出了一个鲜明的观点：冷战后的世界将以“文明”划线，文明认同形成了冷战后世界上的结合、分裂和冲突模式。
这无疑是一种观察国际政治现象的新“范式”。
二、亨廷顿的范式观 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其经典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指出，当旧的范式日益无法解释新的或新发现的事实的时候，能用更令人满意的方法来说明那些事实的范式就取代了它，而新范式取代旧范式的过程就是思想和科学进步的过程。
一种理论要想被接受为一个范式，必须看上去强于其竞争对手，但它不必要，事实上也从来没有解释所有它可能遇到的事实。
从一定意义上说，所谓范式就像一张地图。
只有在地图的引领下，人们才能穿过未知的地区到达自己的目的地。
但是地图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标注出地面上的所有景物，它必然有所取舍，但是只要它能够最简单明确地帮助路人到达目的地就是好地图。
一个好的范式应该：1、理顺和总结现实；2、理解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3、预期未来的发展；4、从不重要的东西中区分出重要的东西来；5、帮助人们弄清应该选择那条道路来实现目标。
在亨廷顿看来，自二战结束到苏联解体的40多年来，支配大多数国际关系的研究者和实践者的关于世界事务的“冷战范式”。
这一范式简单明了又非常实用。
诚然，它无法解释这段时期内世界政治中发生的一切事情，有时还会发生一些偏离这一范式的重大事件，比如中苏关系的破裂。
但是，作为思考全球政治的简单模式，它比其他任何竞争对手都更能说明最重要的现象，这一范式被普遍接受，并且整整影响了两代人关于世界政治的看法。
然而冷战的结束使过去那张有效的地图变得过时了。
需要为国际政治绘制一幅新的地图，这份地图既描绘出了现实，又把现实简化到能够很好的服务于认清国际政治的目的。
事实上，冷战后的确有不少人提出了理解国际政治的新范式。
亨廷顿把这些范式归纳为四类。
第一类是所谓“一个世界”的范式，亦即民主和平论。
这一范式认为，冷战的结束意味着全球政治中重大冲突的结束和相对和谐的出现。
日裔美国学者福山提出了“历史的终结”的命题，他认为人类意识形态演进到当代资本主义已经划上了句号，作为人类征服最终形式的西方民主制度将在世界范围内普及。
重大的全球冲突已经结束，重大的思想斗争也已经结束，未来人们要面临的仅仅是琐碎的经济和技术问题。
第二个范式是“两个世界”的范式。
冷战的结束虽然终结了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集团的对抗，但是从很多角度看世界仍然分为两部分。
从文化和生活方式上看可以分为西方和非西方；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可以分为北方和南方；从战争与和平的角度来说，可以分为高度稳定的“和平区”和动荡不安的“战争区”。
第三种范式是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
这种理论认为国家仍然是世界事务中最重要的行为体，国家之间的关系处于无政府状态，因此为了确保自己的生存和安全，国家总是试图尽量扩大自己的权力。
冷战后世界中各国的利益和行为仍然可以按照这一范式来理解。
第四种范式宣扬世界进入了完全混乱的状态。
一些学者的论文和专著的题目就颇有代表性，比如卡普兰的长篇论文《即将到来的无政府状态》、布热津斯基的《大失控与大混乱》、莫伊尼汉的《大混乱》等等。
这一范式强调，国家正在弱化，冷战后的世界上出现了大量的“失败国家”。
政府权威的崩溃、国家的分裂、部落、种族和宗教冲突的加剧、跨国犯罪组织的出现、难民的激增、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恐怖主义的泛滥、种族清洗的盛行都为这一范式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亨廷顿认为以上四种范式虽然各自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也都存在着重大缺陷。
“一个世界”的范式所强调的世界中的整合力量是客观存在的，但是文明的力量对这种整合力量的抵抗仍然不可忽视；诚如“两个世界”的范式所言，世界在一定意义上确实是一分为二的，主要的区别存在于占统治地位的西方文明和其他非西方文明之间，但是无论如何，并不存在一个作为统一体的非西方文明；现实主义的范式正确指出了国家仍是世界事务中最重要的因素，但这一范式过于强调了国际关系的连续性而忽略了它的变化，没有看到国家的利益、各国的联合与冲突正日益受到文化和文明因素的影响；“大混乱”的范式正确指出了世界的无政府状态，但是它没有看到给世界的稳定带来最大危险的是那些来自不同文明和国家集团之间的冲突。
因此，亨廷顿提出了自己的范式，即文明的范式。
他认为，在冷战后的世界中，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区别，而是文化的区别。
民族国家仍然是世界事务中的主要因素。
它们的行为仍像过去一样受到对权力和财富追求的影响，但也受文化偏好、文化共性和文化差异的影响。
对国家最重要的分类不再是冷战中的三个集团，而是世界上的七八个主要文明。
文化的共性和差异影响了国家的利益、对抗和联合。
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绝大多数来自不同的文明。
最有可能升级为更大规模战争的地区冲突是那些来自不同文明的国家或集团之间的冲突。
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主导模式因文明的不同而不同。
国际议题中的关键争论问题包含文明之间的差异。
权力正在从长期以来占支配地位的西方向非西方的各文明转移。
全球政治已变成多极的和多文明的。
一方面，亨廷顿对自己提出的文明的范式相当自信，他认为这一范式为理解20世纪结束之际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提供了一个相对简单但又不过于简单的地图。
范式应该能够导出预测，对范式有效性的检验可以通过对不同范式导出的预测的准确性加以对比来进行。
亨廷顿认为文明的范式能比其他范式更加准确的预测冷战后国际事态的重大发展。
另一方面，他也承认，任何范式都不可能永远有效。
早晚有一天，文明的范式必将像冷战的范式一样被新范式取代。
三、文明力量的消长以及文明秩序的形成 一部人类的历史就一部文明的历史。
探索文明的起源、形成、兴起、相互作用、成就、衰落和消亡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
然而，究竟什么是文明
在这个问题上，迄今并没有共识。
亨廷顿所讲的文明有五大性质。
一是文明的多元性质。
亨廷顿对这一点极为强调，并把它作为全书立论的一个基础。
对许多人而言，文明是相对“野蛮”而言的，因此文明是一种普遍性的标准，它只能是一元的。
亨廷顿反对这种观点，他认为存在着许多种文明，它们每一个都以自己的方式文明化了。
二是文明的形而上性质。
文明和文化都涉及一个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
在所有界定文明的客观因素中，最重要的通常是宗教。
人类历史上的主要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基本等同于世界上的伟大宗教。
三是文明的包容性。
一个文明是一个最广泛的文化实体，是对人对最高文化归类，是人们文化认同的最广范围。
例如，一个罗马居民可能以不同的强度把自己定为罗马人、意大利人、天主教徒、基督教图、欧洲人和西方人。
他所属的文明是他与之强烈认同的最大认同范围。
文明是最大的“我们”。
亨廷顿的这个观点其实与中国传统文化中讲的“华夷之辨”颇有相似之处。
四是文明的长期性。
文明总有终结，但又生存得极为长久，他们是人类最持久的结合。
五是文明的超政治性。
既然文明主要以宗教来划界，那么它就是文化实体而不是政治实体。
一个文明可能包含一个或多个政治单位。
亨廷顿认为当代世界有七个或八个主要文明：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或许还要加上一个非洲文明。
近代以前各个文明的交往是分散而有限的。
自16世纪以来，西方文明开始对所有其他文明进行持续的、不可抗拒的和单方面的冲击。
但是西方赢得世界并不是通过其思想、价值或宗教的优越，而是通过它运用有组织的暴力方面的优势。
在这个过程中，西方与非西方确立了控制——从属关系，而在西方社会内部发展出了较为平等的国际体系。
这个历史进程到20世纪中后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首先，西方的扩张终结了，对西方的反抗开始了。
其次，国际体系超越了西方，成为多文明的。
文明之间的相互关系由此步入了第三个历史阶段，它比第一个阶段更为频繁和紧张，又比第二个阶段更为平等和互惠。
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在于各个文明之间的权力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在20世纪末，相对于其他文明而言，西方的权力呈现出两幅画面。
第一幅是西方处于压倒一切的、成功的、几乎是完全的支配地位。
苏联的瓦解消除了西方唯一最强劲的挑战者。
西方是唯一在其他各个文明或地区拥有实质利益的文明，也是唯一能够影响其他各个文明或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安全的文明。
第二幅图画则暗淡得多，西方越来越关注其内部问题和需求，因为它面临着经济增长缓慢、人口停止、失业、巨大的政府赤字、职业道德下降、储蓄率的等问题。
而其他文明正在悄然崛起。
亨廷顿认为这两幅图画描绘的都是现实。
但是他仍然认定文明间的均势正在发生逐步的、无情的、也是根本性的变化。
西方的权力相对于其他文明正在并将继续衰落。
这一过程有三个特征：首先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西方权力的上升历时400年之久，它的衰退可能也需要同样长的时间；其次，这一过程不是直线型的。
西方文明有西欧和美国两个力量中心。
西欧部分的衰落早在20世纪初就开始了，然而美国在20世纪中期取得了世界霸权地位暂时扭转了这一态势，现在作为整体的西方文明正面临再次衰落。
第三，这一过程是由权力的相对性决定的。
与其他文明相比，西方文明在其领土人口、经济产值、军事能力等权力资源方面都开始下降了。
与此同时，非西方文明中的两股潮流引人注目。
一股是拒绝西方文明价值观的本土化的潮流，另一股则是宗教复兴的潮流。
在这两股潮流中脱颖而出的亚洲和伊斯兰世界对西方文明构成了重大的挑战。
东亚的经济发展是20世纪后半叶世界上最重要的发展之一。
以此为契机，东亚形成了一种强烈的自信态度。
主要表现为：亚洲人相信东亚将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并很快在经济上超过西方，因此与西方相比它在世界事务中将越来越有力；亚洲人相信这种经济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亚洲文化的产物，亚洲文化优于文化上和社会上颓废的西方文化；尽管东亚人意识到亚洲各社会和文明之间的差异，但他们仍认为存在着重要的共性；东亚人为，亚洲的发展和亚洲价值观是其他非西方社会努力赶超西方时应仿效的模式，西方也应该用它自我更新。
伊斯兰文明对西方作出的调整主要是通过宗教复兴运动的兴起来实现的。
伊斯兰复兴运动既是对现代化的接受，又是对西方化的排斥。
这一运动的主要目的是强化伊斯兰教对社会生活的规范。
它的最大动力来自于伊斯兰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社会流动和人口增长。
亨廷顿指出，在未来若干年里，穆斯林人口中的年轻人将多得不成比例，而且这些人大多是城市人口并至少受过中等教育。
人口增长与社会流动这两个因素的结合将产生重大的政治后果：首先，青年人是反抗、不稳定、改革和革命的主角，伊斯兰复兴运动中已经深深地打上了青年的印记；人口构成的变化还将加剧伊斯兰社会内部的紧张状态；最后，持续增长的伊斯兰人口将对伊斯兰周围的文明特别是西方文明构成巨大的移民压力。
总之，亨廷顿把亚洲经济的发展和伊斯兰世界人口的增长都看作挑战现有国际秩序的不稳定力量，这是他关于文明的冲突这一推论的重要理论前提。
随着文明力量的消长以及冷战的结束，全球爆发了认同危机，人们都面临着“我们是谁
”、“我们属于哪
”这一类认同问题。
全球政治正沿着文明的界线重构。
在冷战时期，各国作为盟国、卫星国、仆从国、中立国或不结盟国家，而与两个超级大国相联系。
在冷战后的世界，各国作为成员国、核心国家、孤独国家、分裂国家和无所适从的国家而与各文明相联系。
文明的成员国是一个在文化上完全认同一种文明的国家。
文明的核心国家是文明内部秩序的源泉，而核心国家之间的谈判则是文明之间秩序的源泉。
主要文明的核心国家正在取代冷战期间的两个超级大国，成为吸引和排斥其他国家的几个基本的极。
例如美国、俄罗斯、中国正在分别成为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和中华文明的核心国家。
当文明缺少核心国家的时候，在文明内部建立秩序或在文明之间通过谈判建立秩序的问题就会变得更加困难。
伊斯兰文明、非洲文明和拉丁美洲文明目前都面临这样的问题，而这也正是非洲和伊斯兰世界内部动荡不安的一个主要原因。
所谓孤独国家是那些在文化上缺乏与其他社会共同性的国家。
最重要的孤独国家莫过于日本，它的文化极为特殊，而且它没有包含一种可以输出到其他社会并据此与其他社会人民建立文化联系的普世宗教或意识形态。
孤独国家在未来以文明划线世界的作用将大受限制。
分裂国家是那些一个国家包含两个或两个以上文明集团的国家，例如前南斯拉夫（基督教部分、东正教部分、穆斯林部分）、苏丹（基督教部分、穆斯林部分）、尼日利亚（基督教部分、穆斯林部分）、印度（印度教部分、穆斯林部分）等等。
无所适从的国家是那些属于某种单一文明但其领导人却想要把它转为另一种文明的国家。
土耳其、俄罗斯、墨西哥都是典型的例子，它们分别属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和拉丁美洲文明，但其领导人却一心想把这些国家改造为西方文明的一部分，迄今为止这种努力并没有受到多大成效。
四、文明的冲突 亨廷顿文明观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文化共性促进人们之间的合作和凝聚力，而文化的差异却加剧分裂和冲突。
在以文明划界的世界中，具有重大影响的冲突将沿着文明的断层线展开，特别是将在西方和非西方之间展开。
这又可以分为三类情况：西方与挑战者文明的伊斯兰国家和中国的关系可能会持续紧张，并经常出现严重的对抗；西方与属于较弱文明的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冲突则要轻得多；西方与俄罗斯、日本、印度的关系则可能介于上述两者之间，同时具有合作和冲突的因素。
在亨廷顿看来，造成西方与伊斯兰世界和中国冲突的原因是“西方的傲慢、伊斯兰国家的不宽容和中国的武断”。
具体说来，西方和伊斯兰世界以及中国的冲突将围绕武器扩散、人权和民主以及移民三个领域而展开。
发展一流的常规军事能力需要时间、努力和资金，这就强有力地促使非西方国家寻求以其他方式来对抗西方的常规军事力量。
达到这一目的的捷径就是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
各文明的核心国家，以及那些渴望在区域内起支配作用的国家特别强烈的希望得到这些武器。
亨廷顿认为，在武器扩散问题上存在一个儒教——伊斯兰教联盟。
而中国在向伊斯兰国家转让常规武器和非常规武器方面起了主导作用。
西方基于维护自己霸权利益的考虑，竭力遏制向非西方文明的武器扩散势头。
亨廷顿认为西方的这一政策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在一个多文明的世界中，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是权力缓慢地但不可避免地分散的一个主要表现。
西方在民主和人权问题提上表现出了一定的虚伪性，而亚洲的经济增长和伊斯兰世界的宗教复兴运动使得这两个文明对西方的说教嗤之以鼻。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民主化浪潮在那些受西方和基督教影响强大的国家最为成功，在其他文明的国家内则乏善可陈。
此外，美国对伊斯兰世界的民主化持一种虚伪的态度：它支持沙特等专制政权，对民主化程度高得多的伊朗却竭力遏制；在人权问题上，亚洲和伊斯兰世界对西方的价值标准并不完全接受，西方在世界范围内推行人权的努力前景也很暗淡。
从16世纪到20世纪的漫长时间里，西方人口的向外移民是西方崛起的最重要标准之一。
然而到20世纪末，进入西方国家的移民人数已接近了19世纪西方外移人口的绝对数字。
西方国家面临着口前的移民压力，因此西方对移民问题的态度也发生了重大逆转，由原先赞同甚至鼓励移民变为反对移民。
欧洲的移民主要来自伊斯兰世界而美国的移民主要来自墨西哥。
在移民问题上西方和伊斯兰世界以及拉丁美洲（在较小程度上）将会产生新的对立冲突。
此外，大量涌入的穆斯林和墨西哥移民还有可能使欧洲和美国的社会面临分裂的危险。
作为一个西方文明的卫道士，亨廷顿对西方的处境深感忧虑，他为西方提出的对策是，首先要加强西方文明自身的团结，特别是美欧之间的团结，不给挑战者以分化西方的机会；其次，要善于利用非西方文明之间的矛盾，从中渔利。
再次，还要在各个非西方文明中分清主要对手和合作伙伴，团结大多数，鼓励和打击一小撮。
文明的冲突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
一是断层线冲突，它发生在属于不同文明的邻近国家之间、一个国家中属于不同文明的集团之间、或想在废墟中建立起新国家的不同文明集团之间。
断层线冲突在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国家或集团之间特别普遍。
二是发生在全球宏观层面上的不同文明的核心国家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涉及的是国际政治中的典型问题，包括：1、对全球发展和全球性国际组织的影响力问题；2、相对军事权力问题，主要体现在核不扩散、军控、军备领域；3、经济权力和福利问题，主要体现在贸易、投资等领域；4、对人口的控制问题，包括保护本文明的人民和歧视另一文明的人民；5、价值观念和文化冲突。
在分析断层线冲突的时候，亨廷顿使用了“血腥的伊斯兰边界”这个词汇，这可能是他这本著作中遭到批评最多的地方。
但是亨廷顿为自己的观点辩解说，穆斯林只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但是在90年代，他们比起它任何文明的人都更多地卷入了集团之间的暴力冲突，这方面的例子多得不胜枚举。
亨廷顿认为“穆斯林的好战倾向”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从历史上看，伊斯兰教从创建之日起就是一个好战的宗教，在穆斯林的教义和实践中没有非暴力的概念。
伊斯兰教在从其发源地阿拉伯半岛向世界各地传播的路线主要是通过陆上进行的，这也造成了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经常的、持续的紧张冲突。
另外，伊斯兰教是一种绝对的一神教，而且强调政教合一，因此伊斯兰教缺乏宽容精神也是冲突的一个根源。
从政治上看，西方推行帝国主义和穆斯林在19、20世纪的屈从地位，促使非穆斯林将穆斯林是为进攻的目标。
而伊斯兰世界中缺乏一个或一个以上的核心国家，是伊斯兰世界与外部冲突不断的又一重要原因。
从人口上看，伊斯兰社会的人口爆炸，以及大量青壮年失业者的存在，也是造成伊斯兰暴力倾向的重要原因。
依据国家和集团介入断层线冲突的程度不同，断层线冲突可分为三个层次。
在第一层次上，是那些实际上彼此冲突的各方，它们可能是国家，也可能是地方集团。
第二层次的参与者通常是与主要交战方相关的国家。
在第三层次上是远离实际战斗但是与参与者有着文明上的联系的国家，它们往往是各个文明的核心国家。
例如，冷战后俄罗斯是车臣战争的第一层次参与者，塔吉克斯坦冲突的第二层次参与者，前南斯拉夫战争的第三层次参与者。
第二和第三层次的参与者提供的支持对与战争的进行至关重要，它们的制约对制止战争也至关重要。
没有第二和第三层次参与者的战争比起其他战争来说扩大的可能性要小，但也更难终止，属于缺少核心国家的文明的集团间战争也是如此。
断层线战争自下而上地爆发，断层线上的和平却要自上而下地慢慢推动。
核心国家不大可能相互直接使用武力，但是如果地区集团之间的断层线冲突不断升级，最终将使核心国家卷入。
此外，全球范围内文明间力量对比的重大变化也有可能导致核心国家间的战争。
亨廷顿从西方文明发展史就是一部兴起和衰落国家之间的“霸权战争史”这一经验推论道，中国的崛起可能引起文明之间的五专冲突。
，另一方面，只要伊斯兰仍是伊斯兰，西方仍是西方，这两个为大文明和生活方式之间的根本冲突在未来将继续决定它们的关系。
亨廷顿指出，伊斯兰世界和西方自1979年伊朗革命之后一直在进行着一场文明间的准战争。
这场准战争有三个特点，首先，它不是整个伊斯兰与整个西方的争斗，而是两个原教旨主义国家（伊朗、苏丹），三个非原教旨主义国家（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和各类伊斯兰组织，在沙特阿拉伯等其他穆斯林国家的财政支持下，与美国，有时还与英国、法国、其它西方国家和集团，以及与以色列和一般犹太人之间的争斗；其次，它们之间的争斗，除了海湾战争之外，都是靠有限的手段进行的。
在这场准战争中，双方都在利用自己的实力和对方的弱点。
从军事角度看，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恐怖主义对空军的战争；第三，暴力冲突虽在继续，但并非连续不断的。
然而，准战争仍然是战争。
对西方来说，根本的问题不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而是伊斯兰这个异质文明本身。
在分析西方文明的核心国家美国与中华文明的核心国家中国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时，亨廷顿沿袭了传统现实主义的思路。
他认为美中冲突一方面基于两个社会的文化差异，但也涉及到权力的根本问题。
中国不愿接受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美国也无法接受中国在亚洲的领导地位或霸权。
两百多年来，美国一直试图阻止在欧洲出现一个绝对主导地位的大国，先在它在东亚也试图这样做。
为了这一目的美国曾打了两场世界大战和一场冷战。
亨廷顿直言不讳地说，如果中国崛起的势头一直保持下去的话，将对美国的核心利益构成威胁。
美国应该怎样应对中国的崛起
亨廷顿提出了两个选择方案。
一个是均势的办法，就是联合日本等国家对中国进行遏制，在必要的时候甚至不惜一战。
这种办法是一种将会导致冲突的办法，而且它的成功与否还要看日本的作用。
另一个是搭车的办法。
就是要美国放弃自己的普世主义，心甘情愿地眼见自己决定亚太事务的能力下降。
这种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确保亚洲的和平，但却意味着美国霸权的丧失。
与此同时，亨廷顿认为中国的崛起不大可能会导致中国文明性质的改变，西方对这一点不应有太多幻想。
最后，亨廷顿认为一个反对西方的伊斯兰——儒教联盟已经出露端倪，西方的当务之急是团结拉丁美洲文明和非洲文明，并且拉拢住俄罗斯、日本、印度这三个摇摆文明的核心国家，不让它们导向自己的对手一边。
对西方文明自身而言，当务之急有两件事情。
一是摒弃流行在国内的文化多元主义，保持西方文明的独特性和纯洁性；二是在世界范围内摒弃西方过去的普世主义观念，承认西方文明只是多文明世界中的一员，在首先承认全球多元文明的基础上去寻找各个文明的共性，建立新的世界秩序。
反恐行动特殊形态是什么，
“9·11”事件是自1941年珍珠港事件以来外敌对美国领土发动的第一次攻击，也是迄 今美国遭受的最为严重的恐怖主义灾难。
面对这场前所未有的挑战，布什政府对美国安 全战略进行了自冷战结束以来最大幅度的调整，由此导致美国的对外政策出现若干重大 变化。
本文拟对这些变化及其趋向作一剖析。
一、对外政策目标的优先次序出现重大变化 国家的对外政策是为了促进国家利益而设计的超出国家边界的明确或不明确的行为。
制定什么样的对外政策最根本地取决于政策设计者对于本国国家利益的界定，这种界定 又决定了国家在制定和实施对外政策时所追求的目标。
根据1999年克林顿政府公布的《 新世纪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美国的国家利益被分为三类：一是生死攸关的利益， 即美国及其盟国的领土安全、美国公民的生命及财产保护、美国的经济繁荣和基础设施 的保障等；二是重要的利益，即美国的安宁和公民的福祉以及美国所处世界的性质等； 三是人道主义及其他利益，主要指美国价值观的维护和传播，包括支持民主化、促进人 权、维护法制等。
“9·11”之前，美国被认为是世界上安全最有保障的国家。
虽然从90年代起针对美国 的恐怖活动日趋频繁，但美国所担心的主要是对其海外目标的袭击，至于国土安全，美 国人则持比较乐观的看法。
然而，“9·11”恐怖袭击打破了美国领土坚不可摧的神话 。
它使美国人痛切地认识到，在全球化带来的各种跨国威胁日益增多的时代，美国的首 要地位并不意味着美国不易受攻击，即使是一个拥有前所未有的超强实力和影响力的国 家也无法完全置身于每一个威胁或危险之外；对于美国来说，最大的威胁不是来自传统 的民族国家，也不是来自中、俄之类的“潜在战略对手”，而是来自非国家角色——国 际恐怖主义组织及其支持者。
基于这种认识，美国朝野强化了对国土安全这一“生死攸 关的利益”的重视，并把以“基地”组织为代表的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毁伤武器扩散视为 这类利益所面临的最严重和最紧迫的挑战。
与对国家利益的轻重缓急调整相适应，布什 政府把“打击恐怖主义”和“制止谋求核生化武器的政权威胁美国和世界”确定为本届 政府的两大“宏伟目标”，并将其提至“至高无上”的地位。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两大目标核心地位的确立并不意味着美国会松懈对冷战结束以来 所确立的其他目标的追求。
就民主人权问题而言，尽管由于反恐战争的需要布什政府在 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在此问题上对相当一部分国家施压和制裁的做法，但这只是表明在大 敌当前的情况下，其他一切问题都必须“暂时”服从和服务于反恐这个大局，也表明布 什政府在反恐条件下对其他国家采取的是一种实用主义态度，以免意识形态问题妨碍美 国筹组反恐联盟和趁机扩张势力。
布什提出的以是否支持美国反恐作为划分敌友亲疏的 标准的“非友即敌”说，就是出于这一考虑所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
从长远看，由于扩 展美式价值观体现了美国意识形态霸权利益的需要，因此美国决不会因为反恐而淡化这 一目标，而是要谋求反恐、扩展民主、促进经济自由和扩张势力多管齐下。
正如美国国 务院政策计划主任理查德·哈斯所说：美国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打击恐怖主义与推进 其他目标之间寻求平衡。
我们必须谨慎行事，不要仅仅出于打击恐怖主义的名义而把目 光从不愉快的现实中移开。
寻求平衡并不意味着对于那些从事我们所不赞同的行为的政 府撒手不管。
相反，它意味着必须把国内改革作为我们(同外国的)双边关系的一项重要 内容。
”他还特别指出，寻求政策平衡是一个原则问题；反恐虽是优先考虑，但不是美 国对外政策的组织原则。
2002年9月20日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新世 纪美国安全战略的主旨是：“通过政治和经济自由促进‘人的尊严’”，“通过打击恐 怖主义和制止大规模毁伤武器扩散确保安全”，以及“干预冲突地区和保持与盟国接触 ”。
还提出：“美国将利用此刻的机遇向全球扩展自由的利益。
我们将积极努力，以便 把民主、发展、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的希望推进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 至于建立美国领导下的单极世界这一总体目标，布什政府比其前任更是有过之而无不 及，所不同的是打的旗号有所改变。
冷战时期美国高举的是“反共”旗帜。
冷战结束后 ，由于“共产主义威胁”减轻，美国又从“民主、人权和自由”的价值观中找到了扩展 势力的道义支柱。
“9·11”恐怖事件引起国内民众的义愤填膺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 。
这不仅为布什政府开展反恐创造了有力的舆论条件，也为其利用反恐彰显实力和扩大 影响提供了契机。
美国当政者的逻辑是：既然恐怖主义已经成为文明社会的一大公害， 那么只要给政策行为贴上“反恐”的标签，谁还有理由说三道四呢?实际上，随着反恐 重心的转移和战线的扩大，布什政府的反恐政策已经不限于反恐本身，而是在谋求更大 、更广的目标。
二、对外决策指导思想急剧保守化和右倾化 美国人的政治倾向历来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之分，不过，在对外政策领域这两大派 别的界限却很难划清，而是根据美国所处的历史条件和国际环境经常变化的。
90年代中 期以来的保守主义的“美国至上论”和“美国例外论”为信条，从狭隘的国家利益观出 发，主张要充分利用两极体制终结后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有利条 件，采取一切必要手段以维护和巩固美国在全球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领域的领导地 位。
实际上，在谋求全球领导地位这一点上，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并无原则性区别，他 们的不同点只在于政策手段的运用上：前者侧重于国际主义、多边主义和有选择的干涉 主义；后者则强调权力政治、单边主义和全面干涉主义。
一般认为，保守主义更多地是与共和党联系在一起的。
90年代大部分时期(1993—2000 )，行政权一直掌握在民主党人手中，共和党虽然未能主导政府决策，但随着该党在199 4和1996年的国会选举中取得多数地位，美国的政治风向开始缓慢地向保守的右翼倾斜 ，保守主义大有兴起之势，其右翼势力的声音越来越大。
在2000年的大选中，共和党不 仅夺回总统宝座，还继续主导了国会两院，(注：此次国会选举中，共和党在众院多得1 0个席位，在参院虽然与民主党所得席位相等，但由于该党鹰派人物副总统切尼兼任参 院主席，因此实际上处于有利地位。
)从而使得美国政坛40多年来首次出现了共和党既 控制白宫又控制国会的局面。
如果说共和党得势为右倾保守主义主导政府决策敞开了道路的话，那么“9·11”事件 则为其大行其道创造了契机。
“9·11”恐怖袭击发生后美国社会在国土安全和反恐问 题上达成了空前的共识和团结，党派之争暂时被搁置起来。
在此背景下，以国防部长拉 姆斯菲尔德、副总统切尼和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为代表的右翼强硬派在政府的安全 和对外决策中占据支配地位，而以国务卿鲍威尔为首的主张保持克林顿政策连续性的温 和派则受到排挤。
这些鹰派人物不仅竭力推动政府采取以军事为导向的反恐政策，通过 持续的军事打击消灭针对美国的一切恐怖组织，而且还鼓吹要扩大军事打击的目标，促 使美国所不喜欢的国家“改变政权”。
他们的核心主张是：建立一个以美国的优势地位 为基础、由美国的军事力量加以强制的世界秩序——即一个由美国制定规则同时又不对 美国的行动自由构成制约的单极世界。
在他们看来，美国的军事力量对于国际秩序起着 关键作用，美国必须具有使用这种力量的意愿，任何对于美国权力和行动自由的限制都 必须予以排除，为达此目的，美国可以不受国际机制和舆论的制约，必要时不惜采取单 边行动。
作为共和党保守派政治首领执掌行政大权的布什总统虽然有时需要在各派之间 搞平衡，但在更多情况下则是偏向强硬派一边。
2002年11月，共和党在国会中期选举中 再一次赢得胜利，不仅扩大了在众议院的优势，还取得了在参议院的多数。
(注：此次 共和党在众院保持前一次优势基础上又增加了15个席位，在参院则比民主党多得4个席 位。
)这标志着“鹰派得到增强而鸽派受到削弱”，使得“布什将在对外政策方面显得 更加自信”，“在国际问题上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
(注：合众国际社华盛顿2002年1 1月6日。
) 三、对外政策手段突出军事强权主义 美国的全球战略是靠多种因素支撑的，其中保持超强的军事力量和不失时机地彰显这 一力量起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
作为由鹰派主导的一届政府，布什班子将这一传统推 向了新的高度。
在此方面，他似乎从里根时代获得了更多的启发。
这位同党前任当年所 发起的以“战略防御计划”为核心的军备扩张和将安全战略从“遏制”改为“推回”以 及以善恶对立划分国际关系的理念，已经在布什的对外政策中得到了新的、程度更大的 反映。
布什上台伊始在NMD问题上的强硬态度和将军费预算提至空前水平的举措就已经 显露出这届政府更加突出军事强权的征兆。
“9·11”所印证的NMD并非美国安全当务之 急的事实也丝毫没有削弱他推进这一扩军计划的决心。
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的胜利助长了美国以武力塑造世界秩序的意志，“9·11”后国 土安全的凸现则促使美国更加倾向于施用武力。
诚然，面对惨无人道的恐怖活动，采取 军事手段予以坚决打击是完全必要的。
但要确保今后不再遭受恐怖主义灾难，则必须着 眼于消除滋生恐怖主义的国内和国际根源。
不少西方舆论指出，本·拉登“基地”组织 之所以向美国发难，部分原因在于他们代表了伊斯兰世界对于美国的一种不满和仇恨情 绪，即长期以来美国在巴以冲突中所扮演的不光彩角色、对伊斯兰世界根深蒂固的偏见 、对中东石油的控制、对阿拉伯国家某些腐败政权的支持、以及对伊拉克制裁所导致的 人道主义灾难。
(注：参见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布热津斯基等著：《大变局：30位国 际顶级学者研制“后9·11”时代的世界格局》，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9—83 页。
)美国旧金山大学国际问题学者施蒂芬·聪茨指出，美国所以成为恐怖主义的袭击 目标，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美国的傲慢、虚伪和贪婪，只有成为国际社会更加负责任的一 员，美国才会变得安全和强大。
然而，至少从目前看，美国的反恐政策并不是立足于标 本兼治，也没有从根本上反思和修正其不合理的对外政策。
布什政府2003年军费预算高 达3930亿美元，占全球军费总支出的36.3%，超过了位于其后的15—20个军费支出大国 的总和。
但美国的对外援助却只有军费开支的约1\\\/20，比其他任何工业发达国家都要少 。
2002年3月，布什虽然宣布在今后三年内把对落后国家的援助每年增加50亿美元(即增 加50%)，但同时又提出诸如政府改革、民主人权、自由经济等附加条件。
面对频临失控 的巴以暴力冲突，国际社会普遍希望美国发挥建设性作用，但布什政府不仅放弃了其前 任所扮演的推动巴以和谈的调解人角色，继续偏以压巴，反而把中东政策的重点放在对 伊拉克动武之上。
这已经引起阿拉伯世界新的反美浪潮。
最能体现布什对外政策军事强权色彩的莫过于其对美国军事—安全战略的调整。
一是 在核战略方面抛弃奉行已久的“消极安全保证”政策，扩大动用核武器的适用范围。
“ 消极安全保证”是1978年卡特政府通过国务卿万斯在联合国特别裁军会议上提出的，主 旨是，美国不会对无核国家使用和威胁使用核武器，除非这些国家与核国家联合起来攻 击美国及其盟友。
此后，历届政府均坚持这一承诺。
1996年非洲国家签署《非洲无核区 条约》后，克林顿政府还签署了不对签约国使用核武器的条约议定书。
然而，到了布什 任内，美国国防部在2002年1月提交的《核态势评估报告》中除了以对付敌对国家或非 国家行为体的所谓“即刻的、潜在的或意外的紧急情况”为托词外，不对使用核武器设 置其他任何条件，而且还明确列出核打击的7国名单。
这说明美国在选择核打击对象时 将不再以对方是否拥有核武器为条件，而是以是否有能力对其构成威胁为前提。
此举显 然旨在通过加强核讹诈来贯彻美国的意志。
二是在安全战略上抛弃长期坚持的“遏制”和“威慑”战略，实行进攻性的“先发制 人”战略。
战后50多年来，美国的防务战略虽历经调整，但都没有脱离立足于防御的“ 遏制”和“威慑”的轨迹。
“9·11”后，受新保守主义安全理念的支配，布什政府力 图借反恐战争名义冲破防御性战略的束缚。
2002年6月1日布什在西点军校演讲时称，遏 制和威慑战略已不能适应对付恐怖主义威胁，今后将对拥有核生化武器的敌对者实施“ 先发制人”的打击。
9月20日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正式把“先发制人”定 为新世纪美国防务战略的支柱。
《报告》不仅强调要对紧迫的和现实的威胁进行预先打 击，还将其适用范围扩大到消除长远威胁出现的可能性，称“我们必须调整关于紧迫威 胁的概念，以使其涵盖今天的敌对者所拥有的能力和目标”。
即是说，只要敌对者具有 威胁美国的能力，美国就可以对其实施预先打击，而无论这种威胁是否已经迫近或成为 现实。
关于“先发制人”战略的实质，美国学者的解读或许更为客观。
波士顿大学教授 安德鲁·巴切维奇指出：该战略表明，“布什政府不再将武力视为最后诉诸的手段，更 确切地说，由于美国在军事领域占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它把军事力量作为发号施令的最 有效的手段”；该战略“提供了迄今为止对于美国在冷战后驾驭全球的野心的最为全面 的表述。
不但表明了永远确保美国军事霸权的意图，还将利用武力重塑国际秩序的愿望 表露无遗”。
(注：安德鲁·巴切维奇：“布什的宏伟战略”，《美国保守派》(月刊)2 002年11月号。
) 四、对待发展中国家更加倾向于干涉主义 “9·11”后，美国把关注重点转向国土安全，但这并不意味着孤立主义死灰复燃，而 是预示着美国将更加积极地介入国际事务，更加热衷于干涉主义的政策选择。
这可以从 以下几个方面得到说明。
首先“9·11”事件使美国人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美国的安 全与别国的安全息息相关，美国的繁荣有赖于别国的繁荣”；‘外界’发生的事情可能 会对他们自身的生活产生重大冲击。
中亚的某个失败国家、巴基斯坦宗教学校的课程设 置、安第斯的法治缺失、中亚的毒品交易、非洲的动荡不安等，都会成为影响美国国家 安全的潜在因素。
”在全球化所导致的国家间相互依存空前加深的条件下，作为一个在 全球各地拥有广泛利益的超级大国，美国把自己的命运与外部世界联系在一起是自然而 然的。
问题是面对一个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由不同文化组成的多样化的世界体系，美 国往往不愿意本着平等相待、相互尊重、互利互让、协商对话的精神处理同别国的关系 ，而总是习惯于把自己凌驾于国际社会之上，视自己为“正义”的化身和负有“天定使 命”的“救世主”和“执法官”。
“9·11”后，布什一再宣称美国有责任担当起促进 自由的“伟大使命”的领导重任。
这一自我定位与有增无减的军事强权意志和霸权主义 心态相结合，必然会导致美国更加倾向于以干涉别国内政的方式来塑造美国的安全环境 。
其次，“9·11”事件促使美国以更加强硬的态度对待那些被认定支持恐怖主义和秘密 发展核生化武器的具有强烈反美情绪的“无赖国家”。
这集中反映在布什2002年1月发 表国情咨文时把伊拉克、伊朗和朝鲜列为“邪恶轴心”这一政策声明中，认为这三国“ 已经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
它意味着今后美国将不再对这类国家采取容忍态度，而是 准备采取一切手段迫其“弃恶从善”，包括必要时动用武力改变它们的政权。
布什政府 近来全力投入武力“倒萨”的准备以及迫使朝鲜放弃核计划的举措，就是这一政策主张 的具体体现。
一旦武力“倒萨”取得成功，将为美国以军事干涉手段推翻他国政权树立 又一个先例，美国将由此受到鼓舞，更加踌躇满志地实施军事干涉。
“邪恶轴心”论的 提出还表明，美国的新干涉主义已经超越了“人道主义”的旗号，而是要打出“消除邪 恶、维护正义”的旗帜。
再次，“9·11”事件使美国更加坚信“民主和平论”，认为向海外促进美国的自由民 主和市场经济价值观最终也能够增进美国的安全，并且将之提升到安全战略的高度。
正 如2002年9月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所说，“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将建立在 体现我们的价值观与我们的国家利益相结合的具有美国特色的国际主义基础之上。
”因 此美国会更加关注发展中国家的体制和意识形态问题。
而所谓“具有美国特色的国际主 义”就是积极介入国际事务和他国内政，促使它们按照美国模式改革国内体制。
最后，“9·11”事件还加深了美国对于“失败国家”后果的认识。
“9·11”以前， “失败国家”主要是被当作人道主义问题看待，“9·11”后则被赋予了战略内涵，认 为一个丧失了对其领土的控制和可靠的及统一的制度的国家对于它的人民、邻国和国际 社会而言是一种威胁，因此帮助这类国家建立和完善国家制度应该成为一项严肃的责任 。
这种主张看似颇有道义感，但由于美国坚持西方模式优越论，而无视这类国家的国情 ，因此在操作过程中势必会表现出干涉内政和强加于人的特点。
五、对外政策行为方式侧重于单边主义 单边主义是表现于国际关系领域的一种对外政策行为方式。
它是指一国在事关双边、 多边或全球共同关心的问题上，仅从本国的价值判断和利益出发，毫不顾及其他国家的 利益要求和国际社会的共同愿望，一意孤行，采取单方面的行动。
本质上讲，单边主义 是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和国家的自助特性相联系的。
在国家间相互联系比较松散、 共同问题不太突出的传统国际关系时代，单边主义司空见惯。
然而，当今世界已经进入 全球化时代，国家间的相互依存空前加深，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日益增多。
这一趋势客 观上要求各国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必须兼顾其他成员的立场和要求，本着协商一致、共存 共荣的精神，避免采取有悖于国际社会主流愿望的单边行动，谋求“双赢”或“共赢” 的政策效应。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领导世界的欲望日趋强烈。
但无论是老布什的“世界新秩序战略 ”还是克林顿的“参与与扩展战略”，都是以美国主导下的“国际合作”为前提的。
尽 管他们也怀有单边主义偏好，但这并没有成为主流。
然而，小布什上台以来，美国的单 边主义急剧膨胀，已经成为本届政府对外政策的一个标志性特征。
他在执政仅半年多的 时间里就作出了一系列令包括西方盟国在内的整个国际社会失望和无奈的举动，如抛弃 或否定前任政府曾经支持过的《京都议定书》、《禁止核试验条约》和《禁止使用杀伤 性地雷条约》，全力推动修改《反导条约》，单方面退出联合国第三届反种族大会等。
“9·11”后美国把外交重点转向建立国际反恐联盟，争取各国对其反恐战争的支持。
但即使在此情况下，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也没有多少收敛。
为了推进建立攻防兼备的绝 对军事优势的计划，布什政府毫不顾及俄、中、欧盟等大国对其阿富汗战争的配合和支 持以及在NMD问题上的反对立场，依然于2001年12月宣布退出《反导条约》。
2002年5月 ，布什又正式宣布退出关于建立国际刑事法庭的条约，9月又拒绝出席联合国发起的旨 在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
在反恐问题上，美国希望得到盟国的支持，但有没有盟国的支持不是决定美国是否采 取行动的唯一因素。
正如拉姆斯菲尔德所言，要由任务决定盟国，而不是盟国决定任务 。
如果必要的话，即使没有盟国的支持，美国也会采取单方面的行动。
(注：郝雨凡等 著：《瞬间的力量——“9·11”后的美国与世界》，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37页。
) 伊拉克武器核查本来属于军控问题，必须在国际军控机制的框架内寻求解决。
但布什政 府却将其与反恐战争联系起来。
尽管中、俄、法、德和阿拉伯世界等普遍主张继续通过 联合国渠道政治予以解决，美国CNN电视台、《今日美国报》和盖洛普公司的联合民意 调查也显示，约有80%的美国民众认为对伊动武必须得到联合国的授权，但布什政府却 执意要显示美国武力的作用。
11月8日安理会以全票通过的1441号决议体现了国际社会 对布什政府单边主义和军事强权主义的制约，迫使其接受了先派遣核查组赴伊核查然后 再根据核查结果作出下一步决定的安排。
但美国的接受并不意味着它从武力“倒萨”的 既定目标和单边主义的倾向退却，而是想借此给其武力行动披上一层合法的外衣。
况且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该决议通过的前一天就已经表示，“不拒绝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但也不会被它束缚手脚”。
(注：日本《读卖新闻》2002年11月7日：“美国攻打伊拉 克可能性增强”。
)布什在该决议通过的同一天也宣称，如果不能以和平方式解除伊拉 克的武装，美国就准备“迅速动用武力”。
(注：美联社华盛顿2002年11月9日。
) 当然，在单边主义和多边主义的政策选择之间，布什政府并不是一味地推崇前者而鄙 视后者。
只要不妨碍美国的行动自由和有助于推进美国的目标，布什当然会优先选择多 边渠道。
但问题是随着美国强势地位持续上升以及由此滋生的建立单极世界的欲望膨胀 ，美国越来越倾向于自我中心主义。
因此，当美国无法通过多边协调来贯彻自己的意志 或是当美国的利益与其他国家的利益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时，美国就会置其他国家的态 度于不顾，单边主义也就会成为必然的选择。
结束语 布什政府的对外政策调整是以确保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全球领导地位为宗旨的，但所表 现出的上述变化及倾向已经引起许多国家的疑虑和反感。
这不仅无助于美国争取各国对 其反恐行动的支持与合作，也会导致美国与世界越来越对立，并最终损害美国的安全、 形象和利益。
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作为当今世界拥有超强实力和影响力的大国，美 国对外政策的上述动向会给世界格局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趋势造成不可忽视的冲 击。
在一定意义上讲，当前国际社会围绕伊拉克问题的外交折冲实质上就是单极与多极 、称霸与反霸斗争的一个缩影。
布什政府一再宣称要使反恐战争长期化、扩大化。
这固 然有国际恐怖主义势力依然十分猖獗这一客观原因，但其中更蕴含着美国欲利用反恐的 有利形势推进其全球霸业的战略企图。
因此，对于国际社会而言，在“9·11”后新的 国际形势下，既要坚决反恐，也要坚持反霸；既要在反恐行动中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 各国保持协调与合作，也要对个别国家利用反恐推行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保持警惕，并 进行必要的抵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