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主义艺术观念是什么?
“现代主义”这个术语常常被用来谈论19世纪末到20世纪的文学艺术。
它标明了一种不同于以往任何时期的文学精神气质或“现代的感受性”，是象征主义、未来主义、意象主义、表现主义、意识流、超现实主义等诸种流派的总称。
与许多文论术语的演变相似，最早的“现代主义”也是一个带有批评和嘲讽意味的贬义词。
根据卡林内斯库的研究，1755年，塞缪尔·约翰逊把现代主义作为斯威夫特创造的新词收入《英语语言词典》里。
斯威夫特在致蒲柏的一封信中说：“蹩脚文人以拙劣的减省和古怪的现代主义，带给我们这些用散文和诗写成的垃圾。
”到19世纪末，这个词的使用从贬义转向中性化，在20世纪20年代之后被广泛接受并获得了合法性。
鲁文·达里奥是把“现代主义”作为褒义词使用并用以指称现代美学革命的第一人，早在1888年，他就用“表现手法彻底现代主义”来赞扬墨西哥作家卡里多·贡特雷拉斯。
[1]在现代西方的文论与批评中，现代主义这个术语大致有五种用法：①一种美学倾向；②一种创作精神；③一场文学运动；④一个松散的流派的总称；⑤一种创作原则或创作方法。
这些用法有各自的偏重，但共同之处均把现代主义的含义界定为现实主义的反动。
正如彼得·福克纳所说：“现代主义是艺术摆脱19世纪诸种假定的历史进程的一部分，那些假定似乎随着时光移易已经变为僵死的常规了。
”[2]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曾经出现四次引进与发展现代主义文学的高潮：即五四时期、30、40年代、50、60年代台湾时期和80年代的新时期。
五四时期没有“现代主义”这个语词，甚至“现代”一词也很少见。
人们普遍用“新”字来表达现代性的诉求，如《新青年》、《新潮》或者“新文学”、“新文化”等等，而最初现代主义正是以“新浪漫主义”的名义进入中国文论的视野和论域的。
周作人、茅盾、郭沫若、田汉和胡适等人都不约而同地把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神秘主义等文学流派统称为“新浪漫主义”。
这个命名有三点值得注意：①它显然是五四进化论文学史观的一个产品。
在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1918)里，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文学史被描述为：从重情思的第一传奇主义到偏重理性的第一古典主义(Classicism)；从十九世纪初，传奇主义的复兴到写实主义的反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出现的自然是反写实主义的“新传奇主义”了。
茅盾同样把西洋文学史概括为：古典——浪漫——写实——新浪漫……的变迁。
在《我对于介绍西洋文学的意见》中，茅盾在文学进化论的框架里找到了“新浪漫主义”的位置：“西洋古典主义的文学到卢骚方才打破，浪漫主义到易卜生告终，自然主义从左拉起，新表象主义是梅德林开起头来。
一直到现在的新浪漫派，……从主观到客观，又从客观变回到主观，却已不是从前的主观，这期间进化的次序不是一步可以上天的。
”在他的视野中，新出现的事物就是进步的好的，所以“能帮助新思潮的文学该是新浪漫的文学，能引我们到真切人生观的文学该是新浪漫的文学。
”[3] ②五四文论把现代主义看作浪漫主义的现代变奏，认为两者都偏重主观，但时人对新浪漫主义的“新”并没有深刻的理解。
田汉有些含糊地说：“新罗曼主义的文学，是不执着于现实，而又离不开现实的文学。
”与旧浪漫主义相比，它“不在天国，而在地上；不在梦乡，而在现实。
”[4] ③从个性主义与人的解放的启蒙语境出发关注新浪漫主义。
在鲁迅的早期文论《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中，拜伦、雪莱等浪漫主义精神和尼采、叔本华、施蒂纳以及基尔克郭尔的新浪漫哲学融为一炉，都被视为重振“社会元气”、“立人”然后“立国”的重要思想支援。
总之，在五四文论中，现代主义大抵被置于启蒙现代性的框架里给予理解与阐释。
同时，现代主义的诸种流派和表现方法如象征主义、表现主义、为美主义、心理分析等得到较为充分的关注。
却忽视了现代主义反启蒙现代性以及抽象超验的一面。
人们对“新浪漫主义”神秘、空虚和脱离社会现实也有所警惕。
胡适曾经提醒人们注意，西方新浪漫主义只有经过写实主义的洗礼才不会产生“空虚的坏处”；鲁迅在《热风》中也对尼采产生太过渺茫的感觉。
“事实上，在20年代的中国，现代主义各流派所挣得的不过是某种方法或技法的地位。
”[5] “现代”一词在20年代出现，30至40年代流行。
如陈西滢编的《现代评论》、叶灵凤、穆时英编辑的《现代小说》、《现代文艺》和施蛰存的《现代》杂志等等。
陈源的《闲话》一书的广告言“徐丹甫先生在《学灯》里说：‘北京究是新文学的策源地，根深蒂固，隐隐然执全国文艺界的牛耳。
’究竟什么是北京文艺界
质言之，前一两年的北京文艺界，便是现代派和语丝派交战的场所。
鲁迅先生（语丝派首领）所仗的大义，他的战略，读过《华盖集》的人，想必已经认识了。
但是现代派的义旗，和它的主将――西滢先生的战略，我们还没有明了。
现在我们特地和西滢先生商量，把《闲话》选集起来，印成专书，留心文艺界掌故的人，想必都可以先睹为快。
”鲁迅为此写了《革“首领”》予以回应：“现代派的文艺，我一向没有留心，《华盖集》里从何提起。
只有某女士窃取‘琵亚词侣’的画的时候，《语丝》上（也许是《京报副刊》）上有人说过几句话，后来看‘现代派’的口风，仿佛以为这话是我写的。
”[6]在陈源和鲁迅的论争中，“现代派”一词已经正式出现。
施蛰存在谈到《现代》中的诗歌时说：“他们是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现代的情绪，用现代的词藻排列成的现代的诗行。
所谓现代生活，这里面包含着各式各样独特的形态：汇集着大船舶的港湾，轰响着噪音的工场，深入地下的矿坑，奏着Jazz乐的舞场，摩天楼的百货店，……甚至连自然景物也与前代的不同了。
”[7]从“新”到“现代”的语词转换表明人们对现代主义概念有了进一步的理解:①现代主义被看作“现代情绪”、“现代感兴”和“都市感性”的表征，它与现代人对现代都市生活和物质文明的主观体验相关；②对西方现代主义精神特征和产生的社会背景有了较深入的了解。
现代主义“对科学渐起怀疑，而趋向到主观的感觉上去求一切的解决。
”“世纪末，一般小有产者愈受资本主义发达及都市发展的威胁，而在生活上诱起了极端的神经行，这种不安的神经性遂幻想出背后另有一种不可抗衡的力量在支配着他们，而使他们无法摆脱……”因此产生出与自然主义色调不同的新浪漫派来；[8] ③施蛰存的“现代的诗形”、穆木天的“心境主义”、梁宗岱的“纯诗”、穆时英的“都市蒙太奇”以及徐訏的“唯美主义”等论述都从各个层面具体阐释了“现代”概念。
1935年孙作云《论“现代派”诗》把新诗发展分为三个阶段：郭沫若时代，闻一多时代和戴望舒时代。
他把《现代》杂志的诗歌称为“现代派诗”：戴望舒、施蛰存等代表的“这一派的诗还在生长，只有一种共同的倾向，而无显明的旗帜，所以只好用‘现代派诗’名之，因为这一类的诗多发表于现代杂志上。
”[9] 四十年代的“九叶诗派”自称为“一群自觉的现代主义者”。
陈敬容说“目前中国新诗还在捡拾浪漫派、象征派的渣滓”，这显然表达了九叶诗人超越象征主义而向成熟的现代主义推进的自我期许；九叶的诗论家袁可嘉提出“新诗现代化”的主张，从诗的本体论、有机综合论、诗的戏剧化等方面阐释诗歌现代主义的内涵。
后来他这样理解中国新诗史：从浪漫主义经过象征主义然后推进到“中国式的现代主义”。
[10]的确，这一时期的现代主义要更贴近中国现实融入更多的中国传统因素，如钱钟书的《围城》以及张爱玲的小说等等。
然而，50年代以后，这种有益的探索完全停止了，现代派被称为“资产阶级颓废主义”而遭到了排斥和批判，人们普遍把现代主义视为资产阶级的洪水猛兽。
袁可嘉1960年发表《托·史·艾略特――美英帝国主义的御用文阀》等文从政治上否定现代派就是其中一个个案。
茅盾的《夜读偶记》不仅确立了现实主义的绝对权威，而且把现代主义彻底打入冷宫。
在他看来，现代主义的形式是“抽象的形式主义”，哲学基础则是非理性的“主观唯心主义”，而且是19世纪末以来“主观唯心主义”中最反动的流派。
这代表了那一时期人们对现代主义概念的基本态度。
但“现代主义”却在海峡彼岸获得了充分的发展。
《现代》杂志诗人之一的路易士易名为纪弦从大陆带去现代派的种子，50年代在台湾创办《现代诗》和现代派诗社，提出了现代主义的“六大信条”，并宣称：“我们是有所扬弃并发扬光大地包含了自波德莱尔以降一切新兴诗派之精神与要素的现代派之一群。
”[11]《与现代诗派“横的移殖”和知性主义相对，覃子豪领导的“蓝星”则摄取了现代派较温和的一面，合并大陆当时较抒情的新月派的风格。
从纪弦的西化现代主义到“创世纪”的超现实主义与禅宗美学的结合以及80年代后的大中国诗观，“现代主义”概念的中国化在现代诗领域有了更深入的实践。
在小说领域，1960年创刊的《现代文学》强调艺术实验和创新，认为旧有的艺术形式和风格不足于表现现代人的艺术感情，所以必须实验、摸索、创造新的艺术形式和风格。
白先永、王文兴推进了中文小说的现代主义进程，前者延续了张爱玲古典与现代结合的传统，后者是一个艺术的世界主义者，并且把现代主义的实验精神推向某种极端。
在70年代中后期的乡土文学论战中，海峡彼岸的现代主义概念也受到广泛的置疑和批判，许多人认为现代主义脱离现实、民族传统，是对西方现代派模仿的模仿、亚流的亚流，陈映真甚至嗅出西方文化殖民主义的意味。
80年代以后，现代主义概念融入多元化的文学思潮中逐渐消退，却又在大陆新时期文学中重新登场亮相并在激烈的论争中获得了美学合法性。
在与世界隔绝了多年以后，人们急切地把目光投向世界文学尤其是西方的现代派文学，许多作家也开始引进一些新的表现形式。
这些开放的尝试必然触动整个美学意识形态，引发关于现代主义的论争。
徐迟的《文学与“现代化”》（1978）和《现代化与现代派》（1982年）提出与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文学现代化”概念，认为现代派是新时期文学发展的道路：“不久将来我国必然要出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最终仍将给我们带来建立在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两结合基础上的现代派文艺。
”[12]这是使“现代主义”合法化的最初尝试，它把“中国要不要现代主义”问题摆在人们面前。
谢冕、孙绍振的“崛起”有力地挑战了长期占统治地位的现实主义诗学成规；高行健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和冯骥才、李陀、刘心武关于现代派的通信共同认为：“现代派是历史的反映和时代的产物”，“中国文学需要现代派”，现代派具有文学革命的意义。
尽管这些观念受到现实主义美学意识形态的猛烈抵抗，但现代主义这个概念还是在“朦胧诗”大潮和意识流小说的实践中感性地出现在人们面前。
随后的一些争论，如现代主义的技巧与内容是否可以剥离、“伪现代派”之争等等都是80年代初论战的余韵与深化。
当刘索拉被一些人称为“真正的现代派小说”《你别无选择》发表，残雪把非理性超现实推到极端，而马原开始玩弄“叙述圈套”时，现代主义概念也就完全合法化、正典化了。
它已经成为“中国新文学的一脉传统”后现代主义的概念：理论界一般认为：它是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文化思潮，在哲学、宗教、建筑、文学中均有充分的反映。
它与现代主义有本质的区别：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出现自然有其历史的、文化的背景。
一般认为, 后现代主义文学兴起的直接导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西方动荡不安的社会生活。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西斯的骇人昕闻的暴行以及原子弹爆炸给人们以极大的震动, 使人们对昔日一贯遵从的社会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产生了根本性的怀疑。
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进一步激化。
以美国为例, 黑人抗暴斗争、妇女解放运动、反对越战的学生运动、肯尼迪总统被杀……社会愈来愈动荡不安, 人们的精神也越来越困惑。
“我们有一个富裕的社会, 我们也有着混乱的价值观念, 我们面对的美国再也不是早期的美国”。
这个社会是“一个相对来说舒适的、半福利半兵营的社会”；“全体居民变得被动、冷漠,分裂成原子”；“传统的忠诚、相互关系的纽带、社团的联系都松弛了, 甚至分解了”；“人成为消费者,他自身就像他所享用、摄取、汲取的产品、娱乐和价值观念一样被成批地生产出来”。
这样一个“非人化”社会的出现同西方社会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是密不可分的。
科技的发展使得社会信息化、程式化、电脑化, 社会越来越像一架精密的大机器, 将每一个人都变成了有固定位置的小齿轮、小螺丝钉。
昔日过度激化的劳资矛盾转化为技术和管理矛盾。
20世纪以来大众传播媒介和交通、通讯的发展使整个人类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空间的障碍被迅速地跨越, 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人类共同居住在“地球村”上。
现代出版业、新闻业、影视业的巨大发展, 增加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了解。
人类历史上一个从未有过的大规模的国际间的文化传播时代已经开始, 这便是所谓“信息时代”。
在这个时代里,不再是“知识就是力量”,而是“信息就是效益”,“效益就是目的”。
由于现代世界的日新月异, 现代知识的瞬息万变, 人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 知识和事物的存在不是由永恒的本质决定的, 而是由它们各自的样式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所决定。
高科技的发展还必然带来大规模的机械复制和数码复制, 从此不再有真实和原作, 一切都成为类像和虚假。
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最终使文化也成为机械复制的产品, 而这些产品随后又作为商品进入流通领域。
录像、录音、书籍、光盘、软盘等产品无穷复制, 使我们失去了个性、风格乃至私人生活。
原稿、原件不复存在, 一切都是类像, 整个世界漂浮在表面上, 没有了真实感。
到处都是互文性和超文本。
人们突然悲哀地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虚假的世界。
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兴起还同结构主义, 尤其是后结构主义的兴盛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后结构主义揭露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的偏见和自相矛盾, 打破既定的文学标准, 将意义和价值归之于语言、系统和关系等更大的问题。
后结构主义认为, 文本不是作者和读者相遇的固定地点, 而是一个表意关系所在。
意义是不确定的, 一切意义都在延异中发生变化。
受后结构主义影响的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文化思潮进一步将这种解构中心、消解权威的精神扩展到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的方方面面。
显然, 以上后现代主义哲学为后现代主义文学提供了理论基础。
后现代主义文学是后现代主义精神的形象表达。
张爱玲是在哪个大学毕业的
她写的最经典的小说是
张爱玲，笔名梁京，海派作家，现代文学史上重要作家，生于上海，原籍河北丰润。
1921年生于上海，1995年离去于美国洛杉矶，当时身边没有一个人，恰逢中国的团圆节日——“中秋节”。
张爱玲主要作品 散文集《流言》、散文小说合集《张看》、中短篇小说集《传奇》、中篇小说《倾城之恋》、长篇小说《半生缘》、《赤地之恋》、自传《小团圆》。
诗歌《雨》。
晚年从事中国文学评价和《红楼梦》研究,曾在美用十年时间细品《红楼梦》。
说张爱玲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异数”当不为过。
文字在她的笔下，才真正的有了生命，直钻进你的心里去。
喜欢张爱玲的人对她的书真是喜欢，阅读的本身就能给读书的人莫大的快感。
阅读的快乐只有在她那里才可以得到，至少对我是这样。
读别的书你或许能知道道理，了解知识，得到震撼，但是只有读张爱玲的文章你才是快乐的。
即便是有点悲剧意味的《十八春》依然如此
张爱玲是世俗的，但是世俗得如此精致却除此之外别无第二人可以相比。
读她的作品你会发现她对人生的乐趣的观照真是绝妙
张爱玲的才情在于她发现了，写下来告诉你，让你自己感觉到
她告诉你，但是她不炫耀
张爱玲最有名的一本集子取名叫《传奇》其实用传奇来形容张爱玲的一生是最恰当不过了。
张爱玲有显赫的家世，但是到她这一代已经是最后的绝响了，张爱玲的童年是不快乐的父母离婚，父亲一度又扬言要杀死她，而她逃出父亲的家去母亲那里，母亲不久就又去了英国，她本来考上了伦敦大学，却因为赶上了太平洋战争，只得去读香港大学，要毕业了，香港又沦陷，只得回到上海来。
她与胡兰成的婚姻也是一个大的不幸。
本来在文坛成名是件好事，可是这在解放后居然成了罪状，最后只得远走它乡
张爱玲的性格中聚集了一大堆矛盾：她是一个善于将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的享乐主义者，又是一个对生活充满悲剧感的人；她是名门之后，贵府小姐，却骄傲的宣称自己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她悲天怜人，时时洞见芸芸众生“可笑”背后的“可怜”，但实际生活中却显得冷漠寡情；她通达人情世故，但她自己无论待人穿衣均是我行我素，独标孤高。
她在文章里同读者拉家常，但却始终保持着距离，不让外人窥测她的内心；她在四十年代的上海大红大紫，一时无二，然而几十年后，她在美国又深居浅出，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以至有人说：“只有张爱玲才可以同时承受灿烂夺目的喧闹与极度的孤寂。
” 现代女作家有以机智聪慧见长者，有以抒发情感著称者，但是能将才与情打成一片，在作品中既深深进入又保持超脱的，张爱玲之外再无第二人。
张爱玲既写纯文艺作品，也写言情小说，《金锁记》《秧歌》等令行家击节称赏，《十八春》则能让读者大众如醉如痴，这样身跨两界，亦雅亦俗的作家，一时无二；她受的是西洋学堂的教育，但她却钟情于中国小说艺术，在创作中自觉师承《红楼梦》《金瓶梅》的传统，新文学作家中，走这条路子的人少而又少。
现代著名作家,四十年代在上海孤岛成名,其小说拥有女性的细腻与古典的美感,对人物心理的把握令人惊异,而作者独特的人生态度在当时亦是极为罕见。
五十年代初她辗转经香港至美国，在此期间曾经创作小说《秧歌》与《赤地之恋》，因其中涉及对大陆当时社会状态的描写而被视为是反动作品。
其后作品寥寥，唯有关于红楼梦的研究尚可一观。
张爱玲也曾为香港电懋电影公司编写《南北一家亲》等六个剧本，之后也曾从事翻译与考证工作。
张爱玲与宋淇、邝文美夫妇有深交，她的作品即是透过宋淇介绍给夏志清先生，肯定张爱玲不世出的才情，而享誉国际。
张爱玲遗产的继承人是宋淇夫妇，其中大部分交由皇冠出版社收藏。
一九九五年中秋夜，曾经瞩目中国文学界的才女张爱玲猝死于洛杉矶一公寓内，享年七十五岁。
她的逝世使她的名字在文坛上再一次复苏。
这位沉没了多年的作家一夜间又浮上水面来，而且是前所未有的美。
那刻的美是永恒的，因为张爱玲孤独的一生走完了，留下的一片苍凉与无尽叹息化成玻璃灵柩，守护着她过去的灿烂。
隔着空间和时间的玻璃墙望回去，越光辉的成就也越凄凉。
张爱玲作品年表 一、小说 《不幸的她》上海圣玛利女校年刊《凤藻》总第十二期，1932年，为作者处女作，（华东师大陈子善考证）。
《牛》，上海圣玛利亚女校《国光》创刊号，1936年。
《霸王别姬》，《国光》第九期，1937年。
《沉香屑第一炉香》，上海《紫罗兰》杂志，1943年5月，收入《传奇》。
《沉香屑第二炉香》，《紫罗兰》，1943年6月，收入《传奇》。
《茉莉香片》，上海《杂志》月刊第11卷4期，1943年7月，收入《传奇》。
《心经》，上海《万象》月刊第2—3期，1943年8月，收入《传奇》。
《倾城之恋》，《杂志》第11卷6—7期，1943年9—10月，收入《传奇》。
《琉璃瓦》，《万象》第5期，1943年11月，收入《传奇》。
《金锁记》，《杂志》第12卷2期，1943年11—12月，收入《传奇》。
《封锁》，上海《天地》月刊第2期，1943年11月，收入《传奇》。
《连环套》，《万象》7—10期，1944年1—6月，收入《张看》。
《年青的时候》，《杂志》第12卷5期，1944年2月，收入《传奇》。
《花凋》，《杂志》第12卷6期，1944年3月，收入《传奇》。
《红玫瑰与白玫瑰》，《杂志》第13卷2—4期，1944年5—7月，收入《传奇》。
《殷宝滟送花楼会》，《杂志》第14卷2期，1944年11月，收入《惘然记》。
《等》，《杂志》第14卷3期，1944年12月，收入《传奇》。
《桂花蒸阿小悲秋》，上海《苦竹》月刊第2期，1944年12月，收入《传奇》。
《留情》，《杂志》第14卷5期，1945年2月，收入《传奇》。
《创世纪》，《杂志》第14卷6期，第15卷1、3期，1945年3—6月，收入《张看》。
《鸿鸾禧》，发表刊物及年月不详，收入《传奇》。
《多少恨》，上海《大家》月刊第2—3期，1947年5—6月，收入《惘然记》，台湾皇冠出版社，1983年6月。
《小艾》，上海《亦报》，1950年连载，江苏文艺出版社，1987年7月。
《十八春》，上海《亦报》连载，1951年出单行本。
《秧歌》，香港《今日世界》月刊，1954年。
《赤地之恋》，香港《今日世界》，1954年。
《五四遗事》，台北《文学》杂志，1957年，收入《惘然记》。
《怨女》，香港《星岛晚报》连载，1966年，台北皇冠出版社出版，1968年。
《半生缘》，1968年，先在台湾《皇冠》杂志刊出，后改名为《惘然记》，收入《惘然记》。
《相见欢》，收入《惘然记》。
《色·戒》，台湾《中国时报·人间副刊》，1979年，收入《惘然记》。
《浮花浪蕊》，收入《惘然记》，1983年。
（以上三篇约作于1950年，发表时间晚。
） 《小团圆》（创作于1970年，于2009年2月23日在台出版） 二、散文 《迟暮》，上海圣玛利亚女校《凤藻》1933年刊。
《秋雨》，上海圣玛利亚女校《凤藻》1936年刊。
书评四篇，《国光》第1、6期，1936—1937年。
《论卡通画之前途》，上海圣玛利亚女校《凤藻》1937年刊。
《牧羊者素描》，上海圣玛利亚女校《凤藻》1937年刊。
《心愿》，上海圣玛利亚女校《凤藻》1937年刊。
《天才梦》，西风出版社征文，1939年，收入《张看》。
《到底是上海人》，《杂志》第11卷5期，1943年8月，收入《流言》。
《洋人看京戏及其它》，上海《古今》半月刊第33期，1943年《更衣记》，《古今》第34期，1943年12月，收入《流言》。
《公寓生活记趣》，《天地》第3期，1943年12月，收入《流言》。
《道路以目》，《天地》第4期，1944年1月，收入《流言》。
《必也正名乎》，《杂志》第12卷4期，1944年1月，收入《流言》。
《烬余录》，《天地》第5期，1944年2月，收入《流言》。
《谈女人》，《天地》第6期，1944年3月，收入《流言》。
《小品三则》（包括《走
走到楼上去》、《有女同车》、《爱》），《杂志》第13卷1期，1944年4月，收入《流言》。
《论写作》，《杂志》第13卷1期，1944年4月，收入《张看》。
《童言无忌》，《天地》第7、8期，1944年5月，收入《流言》。
《造人》，《天地》第7、8期，1944年5月，收入《流言》。
《打人》，《天地》第9期，1944年6月，收入《流言》。
《说胡萝卜》，《杂志》第13卷4期，1944年7月，收入《流言》。
《私语》，《天地》第10期，1944年7月，收入《流言》。
《中国人的宗教》，《天地》第11—13期，1944年8—10月。
《诗与胡说》，《杂志》第13卷5期，1944年8月，收入《流言》。
《写什么》，《杂志》第13卷5期，1944年8月，收入《流言》。
《〈传奇〉再版序》，1944年9月。
《炎樱语录》，上海《小天地》第1期，1944年9月，收入《流言》。
《散戏》，《小天地》第1期，1944年9月。
《忘不了的画》，《杂志》第13卷6期，1944年9月，收入《流言》。
《谈跳舞》，《天地》第14期，1944年11月，收入《流言》。
《谈音乐》，《苦竹》第1期，1944年11月，收入《流言》。
《自己的文章》，《苦竹》第2期，1944年12月，收入《流言》。
《夜营的喇叭》《借银灯》《银宫就学记》《存稿》《雨伞下》《谈画》（以上均收入《流言》中，发表刊物及年月不详） 《气短情长及其它》，《小天地》第4期，1945年1月。
《〈卷首玉照〉及其它》，《天地》第17期，1945年2月。
《双声》，《天地》第18期，1945年3月。
《吉利》，《杂志》第15卷1期，1945年4月。
《我看苏青》，《天地》第19期，1945年4月。
《姑姑语录》，《杂志》第15卷2期，1945年5月，收入《张看》。
《中国的日夜》，收入《传奇》增订本，1947年。
《华丽缘》，上海《大家》月刊创刊号，1947年4月，收入《惘然记》。
《有几句话同读者说》，收入《传奇》增订本。
《〈太太万岁〉题记》，上海《大公报、戏剧与电影》1947年12月3日。
《张爱玲短篇小说集·自序》，1954年7月。
《〈爱默森文选〉译者序》1964年。
《忆胡适之》，台湾《中国时报·人间副刊》，收入《张看》，1976年。
《谈看书》，台湾《中国时报·人间副刊》，收入《张看》，1976年。
《谈看书后记》，台湾《中国时报·人间副刊》，收入《张看》，1976年。
《〈红楼梦魇〉自序》，台湾皇冠出版社，1976年。
《〈张看〉自序》，台湾皇冠出版社，1976年5月。
《〈惘然记〉序》，台湾皇冠出版社，1983年6月。
国语本《海上花》译后记，1983年10月1日、2日台北《联合报》副刊。
《〈海上花〉的几个问题》（英译本序），1984年1月3日台北《联合报》副刊。
《表姨细姨及其他》，台湾皇冠出版社，1988年。
《谈吃与画饼充饥》，台湾皇冠出版社，1988年。
《“嗄
”
》，1989年9月25日台北《联合报》副刊。
《草炉饼》，1990年2月9日台北《联合报》副刊。
三、电影剧本 《未了情》，1947年。
《太太万岁》1947年。
《情场如戏场》（改编），1956年摄制，收入《惘然记》。
四学术论著 《红楼梦魇》，台湾皇冠出版社，1976年。
《〈海上花列传〉评注》，台湾《皇冠》杂志刊出，1981年。
五译文 《海上花列传》（汉译英）。
《美国现代七大小说家》（与人合译，英译汉）。
她的小说《色·戒》被著名导演李安拍成电影。
《色·戒》的创作灵感来自王尔德的《薇拉》（Vera）。
王尔德是张爱玲一直崇尚已久的偶像，她的个性与作风将王尔德模仿得淋漓尽致，简直是一个翻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