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关于曾国藩的的读后感用什么题目比较好
最近读了好几本书，有网络小说，人物传记，励志书籍和伟人思想，从书中所获颇丰。
特别是关于曾国藩的书，如果说高中时代读《曾国藩》从中学习的是静心慎独的修身之道，而现在十多年后重读，不得不佩服他的才干。
这位晚清第一重臣，无论是修身，齐家，还是治军，教子，其远见卓识，令我们的毛主席都说“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公一人”，反省自己的修身、教育之道，不得不承认受当初受到《曾国藩》的影响。
可怕的曾国藩--流沙河 读后感
郦波的总结全文： 《曾国藩教子十法》：文正公教子十法，乃曰一省二静三勤四和五诚六学七明八挺九趣十恒。
省与静，锻造一身之良材。
勤与和，齐家以为修炼。
诚以博大其心胸，如器之先有容。
学则以满之，明则以思之，挺则以用之，趣则以润之，恒则以成之。
此十法，非惟教子，亦在修身。
沧溟先生数载沉思之所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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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教子十法之四：和 ===怎样教孩子和别
打麻将吗我拉你进群
郦波对曾国藩教子十法的总结
把‘十法’归纳为十个字，分别是省、静、勤、和、诚、学、明、挺、趣、恒。
曾国藩的政治思想
太平天国时期曾国藩的政治思想“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这是晚清文化名人章太炎对曾国藩的评价。
这说明了曾国藩复杂的一生。
历来人们对他的评价都是毁誉参半，有的将之誉为晚清“中兴名臣”，有的则予之“封建卫道士”、“刽子手”的帽子。
事实上，从某些单独的方面来说都不为过，只是没有全面客观地给予评价而已。
在对待太平天国运动的问题上，多数人认为曾国藩是镇压人民革命的刽子手，并赠予他“曾剃头”的绰号来形容他杀人如剃头的残忍与严酷。
这一点确为事实。
他宣称“乱世用重典”，指示官吏“捕人要多，杀人要快”，“不必拘守常例”，俘获太平军官兵“一律斩剃无遗”。
即便是他自己至晚年对自己一生“以杀人为业”也深有感慨，他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说：“尔等长大之后，切不可涉功兵间，此事难于见功，易于造孽。
余久处行间，日日如坐针毡。
”但是这也并不能完全掩盖曾国藩的某些政治思想，他的吏治用人，治学修身，创办洋务等各个积极的方面。
事实上，太平天国时期曾国藩的政治思想并不完全是对人民革命运动的仇视，它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并且随着时势的发展而变化着。
冯友兰先生认为，曾国藩与太平天国的斗争，实质上是东西两种文化的冲突，两种不同宗教信仰的冲突。
曾国藩是个道学家，他以宋明道学理论为指导，以封建政权为依托，以湘军为武装力量，对抗以基督教为教义，神权政治为依托，以太平军为武装力量的洪秀全，则完全属于两种不同文化形态的冲突。
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农民革命运动，它有着不可泯灭的历史功绩，它激励着中国人民再接再厉地向封建主义和外国侵略势力进行英勇顽强的冲击，从而为中国近代民主主义革命奠定了基础。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如冯友兰先生所说，太平天国革命是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次冲击，但是这种主张“神权政治”的西方文化并不能算是社会的进步，反而是落后了好几百年的。
首先，在运动方法上，太平天国实行极左政策。
百姓没有私有财产，所有财产一律上缴“圣库”，实行义务兵役制，甚至丧失人伦的别男女，男女不通婚，夫妻不同房，这是在中国历朝历代乃至世界都是罕见的。
其次，太平天国起义的发展过程并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的期望，太平天国起义的初始口号是“上帝”，“天国降临”，这是西方早已落伍的神权政治，而且起义军蓬勃发展起来之后，洪秀全等起义领袖没有进一步提出满足广大人民期望的政治纲领，集中体现在土地政策、赋税政策上的思想局限。
即使到定都南京之后所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仍是虚而无实的东西，并没有实际解决农民与土地、农民与富绅的矛盾关系。
第三，太平天国政治幼稚病过早暴露出来，打下南京之后，太平天国内部开始出现分化没，尤其是定都称帝之后，太平天国实际是连清政府都不如的另一个封建政权。
而且起义军蓬勃发展后，洪秀全为了摆平内部矛盾，动辄封王，他本人也过起天国皇帝的日子，生活奢靡，并且没有广阔的胸怀，超前的视野，容人的雅量，大量排挤能人，对部下疑心重重。
并且太平天国的等级制度森严，吏治腐败。
第四，洪秀全对孔孟教义的怀有不满，并且排斥孔子的经书，而以基督教经典为立国纲要。
读书人所视为最得要的是“圣庙”,是“学宫”，是“祭祀”，可是太平军一道郴州，便把“学宫”烧去了，“柱”毁去了，甚至于连“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
而与太平天国的政治思想完全相对的是这一时期以曾国藩为代表的保护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维护纲常名教的知识分子阶层，其中又以曾国藩为代表。
太平天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几乎都不是革命的农民阶级的同盟者。
当时虽然有个别的初步接受资本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但它们仍然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或者和帝国主义有较密切的关系，都是和农民革命格格不入的，他们宁愿把希望寄托在太平天国的敌人曾国藩李鸿章等人身上，如冯桂芬认为“剿贼”——把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消失掉是当前的急务；王韬针对太平军和曾国藩争夺江浙一带的问题主张双方都放弃江浙沿海一带，而其目的显然是为了英国人的利益；第一个留学生容闳拒绝参加农民革命而最终成为曾国藩办理洋务的一个得力助手。
曾国藩的政治思想是忠君爱国，是提倡礼仪廉耻，是信奉先圣先哲，所以完全是儒家的思想，以“礼”为中心的治世之道就是世界万物流于“礼”，在封建时代体现为礼制，曾国藩本人政治思想的核心即在于此。
以礼治人，以礼自治，对外声称仁义礼治，实际则“外儒内法”，对农民阶级说以“礼”而约束使用，对敢于反叛怀疑者则严刑峻法，用真礼治理湘军，“用用恩莫如仁，用为莫如礼”，推行家规，营规，以封建纲常名教教育士兵，培育对封建皇帝的效忠，并且编写军歌来强化，从而提升湘军之战斗力，湘军的组成本来就是由很强的地缘和血缘关系，用儒教的精神带兵。
湘军耳濡目染之下，久之也就能将曾国藩及军队中的长官视为兄父，进而形成共同的命运体。
首先，曾国藩很推崇“礼治”。
他说：“先王之道，所谓修机治人，经纬万汇者，何归乎
亦曰：礼而已矣
古之君子……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秉乎礼。
自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者严之，舍礼无所谓政事。
”他还鼓吹，“礼”是“息天下之争”的当务之急。
他认为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大类：“曰官制，曰财用，曰盐政，曰漕务，曰钱法，曰冠礼，曰婚礼，曰丧礼，曰祭礼，曰兵制，曰刑律，曰地舆，曰河渠”。
曾国藩所说的“礼”实际是指维护封建等级制与封建统治秩序的纲常名教。
太平天国时期，农民革命的浪潮冲决了封建统治的堤防，使封建纲常名教受到了空前沉重的打击。
曾国藩在《讨粤匪檄》这片文告中指责太平天国诋毁孔孟之道扫荡前年礼仪人伦，指出：历世圣人扶持名教，孰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屡不可倒置；一并攻击太平天国破坏封建等级制度的朴素平等思想，是“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
显然，曾国藩在这种情况下宣扬“礼治”，就是要配合对农民群众的武力镇压，用纲常名教的枷锁来禁锢农民群众的头脑，消弭他们的反抗精神，从而维护并强化地主阶级的思想统治。
其次，曾国藩作为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其政治思想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忠君爱国，认为他在政治上所该努力的，便是尽力使自己成为一个贤臣。
这也是儒家的政治中心。
这一观点在他的家书中时常流露。
当他荣邀禄位时，他说：“一门之内，迭被殊嗯，无功无德，忝窃至止，惭悚何极
惟当同心努力，仍就'拼命救国,侧身修行八字上，切实做去。
”他又认为君臣当推诚相见，不可稍有隔阂，“初膺开府重任，心中如有欲说之话，思自献于君父之前者，尽可随时陈奏。
奏议是人臣最要之事，弟须加一番功夫。
”做好“贤臣”的第二要义便是“爱民”，他曾说：“默观近日之吏治人心，及各省之督抚将帅，天下似无戡定之理。
吾惟以一勤字报吾君，以爱民二字报吾亲。
”这一点虽与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的残酷行为有所冲突，但忠君爱国首先是他的精神主导，在实际情况下也有身不由己之时。
第三，在那些同情农民起义的人眼中，曾国藩政治思想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充满了对人民革命运动的仇视。
他十分强调用严刑峻法来残酷地镇压人民群众的反抗。
他认为“多赦不可以治民”，为镇压农民起义，他即使“得武健严酷之名”“亦不敢辞”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曾国藩早在湖南办团练时就以凶狠闻名，率领湘军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也异常严厉、残酷。
当然，曾国藩在这一方面所暴露出来的反动面目不可否认，但是这一思想的产生也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具体应是曾国藩将儒法二家统治思想的结合，而其最终目的是维护封建统治。
太平天国时期曾国藩的政治思想离不开儒家的范围，而且实际是崇儒的同时也主张法治。
因此他的思想和太平天国产生了根本的冲突。
曾国藩的家世也可以形容为“耕读传家”。
曾氏“自明以来，世农业，积善孝友，而不显于世。
”但他家却无疑是一个乡间缙绅。
曾国藩从小生长在这种家庭，接触到的是尊辈勤俭素朴的生活，是礼义廉耻一类的教诲，书上所读的是忠君爱国的思想。
另外，他出生并成长于理学风气浓厚的湖南，理学思想也给予他深刻的影响。
儒家自汉唐以来都是中国文化思想的主流。
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所表现的以生命为中心重主体性和道德性的人文精神，根源于中国文化的忧患意识。
中国人强烈的忧患意识孕育了道德意识。
个人对社会强烈的义务观和责任感也是儒家思想强调的理想人格的重要特征。
因此，曾国藩在这种传统的儒家思想文化影响下，当太平军起，国家处于卵石之秋时，他慨然以天下为己任，起兵讨匪。
中国自古以来礼教治国，不问遭遇如何变乱，而圣贤书不可不读，圣贤的遗教不可不守。
洪秀全排斥孔子的经书了，而以基督教的经典为立国纲要，也无怪曾国藩等人要视为“名教之奇变”。
烧掉“学宫”，毁掉“木主”这些读书人所视为最得要的东西，也无怪曾国藩等人忍受不住而领导一般志同道合的人如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出来“卫道”了。
大清王朝以少数民族而统治中国，这自然是曾国藩这个汉人所清楚的。
但当时清开国已历二百年，当年清入关时的创痕已经平复，曾国藩生长世家，从小在孔孟德“忠君爱国”思想中长成，对于君皇的观念。
以为是天意所在，倘若非其人选，天也决不会把世间的同志劝托付给他，所以他们对于君主只有信仰，没有怀疑。
当农民起来反抗封建朝廷时，为做忠君爱国的贤臣而镇压反叛的人民也就天经地义了。
太平天国杂糅西方的“拜上帝教”宣传思想，在其统治区域掀起极大的思想狂澜，传统的儒家经典遭到摧毁。
在单纯的义理阐发和整理国故而显得缓不济急得情况下，倡导经世致用思想的儒家传统文化的代表曾国藩等人挺身而出，以捍卫“圣道”，维护“道统”的面目站在了思想先锋的位置。
有学者说：“倘太平天国仅以打倒胡虏为号召，而不反对儒教，不宣传异端，不侮辱中国几千年传承下来的礼义廉耻”，也许少引起士大夫阶级的反感，也许不会引起曾国藩的武力抵抗了，但事实却不然……”虽然儒教极其有力的维护了中国古代漫长的封建专制统治，同时它也极大的束缚了国民的思想自由，但是推崇儒教并且其政治思想不能脱离儒家范围的曾国藩对太平天国起义的镇压至少保护了整个封建社会不退步到西方落伍了几百年的神权政治时代，另外，洪秀全所传播的“拜上帝教”，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相比，也是迷信、落后的文化形态，曾国藩在某种意义上，是在维护中华文化的慧命，避免了西方落后文化的侵略，因此，太平天国时期曾国藩的政治思想并不完全是反动的，而应该站在维护传统伦理道德以及保护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去客观的看待。
曾国藩感动历史人物
曾国藩6岁时入塾读书，8岁能读八股文诵五经，14岁时能读周礼，史记文选，并参加长沙的童子试，成绩俱佳列为优等，可见他自幼天资聪明，勤奋好学。
至1832年他考取了秀才，并与欧阳沧溟之女成婚。
曾国藩28岁便考中了进士，从此之后，他一步一阶的踏上仕途之路，并成为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得力门生。
在京十多年间，他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累迁侍读，侍讲学士，文渊阁值阁事，内阁学士，稽察中书科事务，礼部侍郎及署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等职，曾国藩就是沿着这封仕途之道，步步升迁到二品官位。
十年七迁，连跃十级，从七品一跃而为二品大员， 曾国藩的一生是和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分不开的。
1852年，曾国藩因母丧在家。
这时太平天国的起义已席卷半个中国，尽管清政府从全国各地调集大量八旗、绿营官兵来对付太平军，可是这支腐朽的武装不堪一击。
因此，清政府屡次颁发奖励团练的命令，力图利用各地的地主武装来遏制革命势力的发展，这就为曾国藩的湘军的出现，提供了一个机会。
1853年藉著清政府给予寻求力量镇压太平天国的时机，他因势在其家乡湖南一带，依靠师徒、亲戚、好友等复杂的人际关系，建立了一支地方团练，称为湘军。
曾国藩残酷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用刑苛酷，史称「派知州一人，照磨一人承审匪类，解到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又轻则鞭之千百。
……案至即时讯供，即时正法，亦无所期待迁延」。
不仅他自己直接杀人，他的父亲和四弟也杀人，即有人责其杀人过多，称呼为「曾剃头」、「曾屠户」。
据说，南京小孩夜哭，妈妈说「曾剃头来了」，小孩就不哭了。
在和太平军作战中，曾国藩用劫掠财物、封官赏爵的办法来鼓舞士气，养成湘军凶悍领残的本性。
湘军在军事素质落后的清朝武装力量中成为中国南方地区与太平天国军事力量作战的主力之一。
曾国藩被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后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官居一品， 曾国藩一生著述颇多，但以《家书》流传最广，影响最大。
1879年，也就是曾国藩死后7年，传忠书局刻印了由李瀚章、李鸿章编校的《曾文正公家书》。
曾国藩本人也善于运用人才，清朝另外一些名臣如左宗棠、李鸿章都与他有密切关系。
左宗棠、李鸿章等称呼曾国藩为老师。
曾国藩曾说“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俞樾）拼命著书”。
太平天国失败后，太平军在江北的余部与捻军汇合，清廷命曾国藩督办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军务。
曾国藩带领湘军二万，淮军六万，配备洋枪洋炮，北上“剿捻”，他的方针是“重迎剿，不重尾追”，并提出“重点设防”等计划，妄图把捻军阻击在运河、沙河地区，使捻军无处可逃，然后加以消灭。
但是捻军突破了曾国藩的防线，进入山东，使曾国藩的战略计划全部破产。
曾国藩被免职，由李鸿章接代。
1870年，正在直隶总督任上的曾国藩奉命前往天津办理天津教案。
1870年6月21日，天津数千名群众因怀疑天主教堂以育婴堂为晃子拐骗人口、虐杀婴儿，群集在法国天主教堂前面。
法国领事丰大业认为官方没有认真弹压，持枪在街上碰到天津知县刘杰，因发生争执开枪射击，当场击死刘杰仆人一人，民众激愤之下先杀死了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及其秘书西门，之后又杀死了10名修女、2名神父、另外2名法国领事馆人员、2名法国侨民、3名俄国侨民和30多名中国信徒，焚毁了法国领事馆、望海楼天主堂以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4座基督教堂。
事件发生后，英、美、法等国联合提出抗议，并出动军舰逞威。
曾国藩到天津后，考量当时局势，不愿与法国开战，“但冀和局之速成，不问情罪之一当否”，在法国的要求下，商议决定最后处死为首杀人的18人，充军流放25人，并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被革职充军发配到黑龙江，赔偿外国人的损失46万两银，并由崇厚派使团至法国道歉。
这个交涉结果，朝廷人士及民众舆论均甚为不满，使曾国藩的声誉大受影响，引起全国朝野的垂骂，连他的湖南同乡，也把他在湖广会馆夸耀其功名的匾额砸烂焚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