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家书读后感600字
读后感今天有幸读了，让我感受很深的地方有许多。
如：在家书中让人感觉他是一个对子女的学习教育非常严格的父亲。
他很多家书中都要求其子，把日常练习的字，诗词等作品寄给他看，然后，他再根据他们的学习情况加以指导，他指出“读书宜专，习字宜恒”。
同时他也是一个慈爱的父亲。
一次其子久病不愈，中仔细询问有没有在吃药，吃了什么药等等。
还建议要想身体健康关键是平时要加强锻炼，不能一味的靠吃药，“饭后千步走”是个不错的健身方法。
曾国藩作为国之栋梁，人们眼中最好的儿子、最好的哥哥、最仁慈的父亲，其后世子孙中大师级人才辈出，遍布海内外。
曾国藩的家教或许给出了答案。
在曾国藩的330多封家书中讲求人生理想、。
他说：“凡人皆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的君子”。
与曾氏家教比较，我们不难发现我们的教育目标发生了偏差，我们过分的重视了“才”的教育，忽视了“德”的教育。
什么是曾国藩所说的“君子”呢
在中已有定论：“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皆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者谓之君子，才胜德者谓之小人”。
愚人不足为社会患，小人却是社会的大患，“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
”。
振聋发聩，值得我们深省呀。
我们的小学生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他们的“重负”主要来源于学数学、学写作、学英语、学各式各样的特长……。
与曾氏家教比，我们的大都停留在空谈、口号的层面。
小学教育应当是生活教育，教育孩子们明白人与人的关系，父母与孩子的关系，兄与弟的关系，知道人与人的关系才能把人做好。
让孩子们明白自己的身份，应该尽什么义务，应该行什么礼节，这就是教育。
旧时代的就在规范孩子们的行为，培养孩子们有修养、明事理方面做的很好。
中对弟子的教育也是从生活行为入手，着眼道德培养。
而我们今天的教育却把这些忽略掉了。
有人戏称我们和孩子是“”的关系，6个大人围绕着1个孩子转。
再穷也要富孩子，致使许多孩子生活不能自理，不知道生活的艰辛，追求享乐，攀比虚荣。
许多孩子也习惯了自己的中心地位，人人为我，我还为我，极度自私。
这样的孩子都不懂也不会去敬爱自己的父母，“孝”是“仁”的基础，不懂得敬爱自己的父母，又怎么会爱他人、爱祖国。
对家庭失去责任感，又会去担负什么社会责任呢
不“修身”怎能“齐家”何谈“平天下”。
曾国藩的政治思想
太平天国时期曾国藩的政治思想“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这是晚清文化名人章太炎对曾国藩的评价。
这说明了曾国藩复杂的一生。
历来人们对他的评价都是毁誉参半，有的将之誉为晚清“中兴名臣”，有的则予之“封建卫道士”、“刽子手”的帽子。
事实上，从某些单独的方面来说都不为过，只是没有全面客观地给予评价而已。
在对待太平天国运动的问题上，多数人认为曾国藩是镇压人民革命的刽子手，并赠予他“曾剃头”的绰号来形容他杀人如剃头的残忍与严酷。
这一点确为事实。
他宣称“乱世用重典”，指示官吏“捕人要多，杀人要快”，“不必拘守常例”，俘获太平军官兵“一律斩剃无遗”。
即便是他自己至晚年对自己一生“以杀人为业”也深有感慨，他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说：“尔等长大之后，切不可涉功兵间，此事难于见功，易于造孽。
余久处行间，日日如坐针毡。
”但是这也并不能完全掩盖曾国藩的某些政治思想，他的吏治用人，治学修身，创办洋务等各个积极的方面。
事实上，太平天国时期曾国藩的政治思想并不完全是对人民革命运动的仇视，它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并且随着时势的发展而变化着。
冯友兰先生认为，曾国藩与太平天国的斗争，实质上是东西两种文化的冲突，两种不同宗教信仰的冲突。
曾国藩是个道学家，他以宋明道学理论为指导，以封建政权为依托，以湘军为武装力量，对抗以基督教为教义，神权政治为依托，以太平军为武装力量的洪秀全，则完全属于两种不同文化形态的冲突。
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农民革命运动，它有着不可泯灭的历史功绩，它激励着中国人民再接再厉地向封建主义和外国侵略势力进行英勇顽强的冲击，从而为中国近代民主主义革命奠定了基础。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如冯友兰先生所说，太平天国革命是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次冲击，但是这种主张“神权政治”的西方文化并不能算是社会的进步，反而是落后了好几百年的。
首先，在运动方法上，太平天国实行极左政策。
百姓没有私有财产，所有财产一律上缴“圣库”，实行义务兵役制，甚至丧失人伦的别男女，男女不通婚，夫妻不同房，这是在中国历朝历代乃至世界都是罕见的。
其次，太平天国起义的发展过程并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的期望，太平天国起义的初始口号是“上帝”，“天国降临”，这是西方早已落伍的神权政治，而且起义军蓬勃发展起来之后，洪秀全等起义领袖没有进一步提出满足广大人民期望的政治纲领，集中体现在土地政策、赋税政策上的思想局限。
即使到定都南京之后所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仍是虚而无实的东西，并没有实际解决农民与土地、农民与富绅的矛盾关系。
第三，太平天国政治幼稚病过早暴露出来，打下南京之后，太平天国内部开始出现分化没，尤其是定都称帝之后，太平天国实际是连清政府都不如的另一个封建政权。
而且起义军蓬勃发展后，洪秀全为了摆平内部矛盾，动辄封王，他本人也过起天国皇帝的日子，生活奢靡，并且没有广阔的胸怀，超前的视野，容人的雅量，大量排挤能人，对部下疑心重重。
并且太平天国的等级制度森严，吏治腐败。
第四，洪秀全对孔孟教义的怀有不满，并且排斥孔子的经书，而以基督教经典为立国纲要。
读书人所视为最得要的是“圣庙”,是“学宫”，是“祭祀”，可是太平军一道郴州，便把“学宫”烧去了，“柱”毁去了，甚至于连“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
而与太平天国的政治思想完全相对的是这一时期以曾国藩为代表的保护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维护纲常名教的知识分子阶层，其中又以曾国藩为代表。
太平天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几乎都不是革命的农民阶级的同盟者。
当时虽然有个别的初步接受资本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但它们仍然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或者和帝国主义有较密切的关系，都是和农民革命格格不入的，他们宁愿把希望寄托在太平天国的敌人曾国藩李鸿章等人身上，如冯桂芬认为“剿贼”——把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消失掉是当前的急务；王韬针对太平军和曾国藩争夺江浙一带的问题主张双方都放弃江浙沿海一带，而其目的显然是为了英国人的利益；第一个留学生容闳拒绝参加农民革命而最终成为曾国藩办理洋务的一个得力助手。
曾国藩的政治思想是忠君爱国，是提倡礼仪廉耻，是信奉先圣先哲，所以完全是儒家的思想，以“礼”为中心的治世之道就是世界万物流于“礼”，在封建时代体现为礼制，曾国藩本人政治思想的核心即在于此。
以礼治人，以礼自治，对外声称仁义礼治，实际则“外儒内法”，对农民阶级说以“礼”而约束使用，对敢于反叛怀疑者则严刑峻法，用真礼治理湘军，“用用恩莫如仁，用为莫如礼”，推行家规，营规，以封建纲常名教教育士兵，培育对封建皇帝的效忠，并且编写军歌来强化，从而提升湘军之战斗力，湘军的组成本来就是由很强的地缘和血缘关系，用儒教的精神带兵。
湘军耳濡目染之下，久之也就能将曾国藩及军队中的长官视为兄父，进而形成共同的命运体。
首先，曾国藩很推崇“礼治”。
他说：“先王之道，所谓修机治人，经纬万汇者，何归乎
亦曰：礼而已矣
古之君子……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秉乎礼。
自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者严之，舍礼无所谓政事。
”他还鼓吹，“礼”是“息天下之争”的当务之急。
他认为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大类：“曰官制，曰财用，曰盐政，曰漕务，曰钱法，曰冠礼，曰婚礼，曰丧礼，曰祭礼，曰兵制，曰刑律，曰地舆，曰河渠”。
曾国藩所说的“礼”实际是指维护封建等级制与封建统治秩序的纲常名教。
太平天国时期，农民革命的浪潮冲决了封建统治的堤防，使封建纲常名教受到了空前沉重的打击。
曾国藩在《讨粤匪檄》这片文告中指责太平天国诋毁孔孟之道扫荡前年礼仪人伦，指出：历世圣人扶持名教，孰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屡不可倒置；一并攻击太平天国破坏封建等级制度的朴素平等思想，是“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
显然，曾国藩在这种情况下宣扬“礼治”，就是要配合对农民群众的武力镇压，用纲常名教的枷锁来禁锢农民群众的头脑，消弭他们的反抗精神，从而维护并强化地主阶级的思想统治。
其次，曾国藩作为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其政治思想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忠君爱国，认为他在政治上所该努力的，便是尽力使自己成为一个贤臣。
这也是儒家的政治中心。
这一观点在他的家书中时常流露。
当他荣邀禄位时，他说：“一门之内，迭被殊嗯，无功无德，忝窃至止，惭悚何极
惟当同心努力，仍就'拼命救国,侧身修行八字上，切实做去。
”他又认为君臣当推诚相见，不可稍有隔阂，“初膺开府重任，心中如有欲说之话，思自献于君父之前者，尽可随时陈奏。
奏议是人臣最要之事，弟须加一番功夫。
”做好“贤臣”的第二要义便是“爱民”，他曾说：“默观近日之吏治人心，及各省之督抚将帅，天下似无戡定之理。
吾惟以一勤字报吾君，以爱民二字报吾亲。
”这一点虽与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的残酷行为有所冲突，但忠君爱国首先是他的精神主导，在实际情况下也有身不由己之时。
第三，在那些同情农民起义的人眼中，曾国藩政治思想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充满了对人民革命运动的仇视。
他十分强调用严刑峻法来残酷地镇压人民群众的反抗。
他认为“多赦不可以治民”，为镇压农民起义，他即使“得武健严酷之名”“亦不敢辞”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曾国藩早在湖南办团练时就以凶狠闻名，率领湘军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也异常严厉、残酷。
当然，曾国藩在这一方面所暴露出来的反动面目不可否认，但是这一思想的产生也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具体应是曾国藩将儒法二家统治思想的结合，而其最终目的是维护封建统治。
太平天国时期曾国藩的政治思想离不开儒家的范围，而且实际是崇儒的同时也主张法治。
因此他的思想和太平天国产生了根本的冲突。
曾国藩的家世也可以形容为“耕读传家”。
曾氏“自明以来，世农业，积善孝友，而不显于世。
”但他家却无疑是一个乡间缙绅。
曾国藩从小生长在这种家庭，接触到的是尊辈勤俭素朴的生活，是礼义廉耻一类的教诲，书上所读的是忠君爱国的思想。
另外，他出生并成长于理学风气浓厚的湖南，理学思想也给予他深刻的影响。
儒家自汉唐以来都是中国文化思想的主流。
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所表现的以生命为中心重主体性和道德性的人文精神，根源于中国文化的忧患意识。
中国人强烈的忧患意识孕育了道德意识。
个人对社会强烈的义务观和责任感也是儒家思想强调的理想人格的重要特征。
因此，曾国藩在这种传统的儒家思想文化影响下，当太平军起，国家处于卵石之秋时，他慨然以天下为己任，起兵讨匪。
中国自古以来礼教治国，不问遭遇如何变乱，而圣贤书不可不读，圣贤的遗教不可不守。
洪秀全排斥孔子的经书了，而以基督教的经典为立国纲要，也无怪曾国藩等人要视为“名教之奇变”。
烧掉“学宫”，毁掉“木主”这些读书人所视为最得要的东西，也无怪曾国藩等人忍受不住而领导一般志同道合的人如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出来“卫道”了。
大清王朝以少数民族而统治中国，这自然是曾国藩这个汉人所清楚的。
但当时清开国已历二百年，当年清入关时的创痕已经平复，曾国藩生长世家，从小在孔孟德“忠君爱国”思想中长成，对于君皇的观念。
以为是天意所在，倘若非其人选，天也决不会把世间的同志劝托付给他，所以他们对于君主只有信仰，没有怀疑。
当农民起来反抗封建朝廷时，为做忠君爱国的贤臣而镇压反叛的人民也就天经地义了。
太平天国杂糅西方的“拜上帝教”宣传思想，在其统治区域掀起极大的思想狂澜，传统的儒家经典遭到摧毁。
在单纯的义理阐发和整理国故而显得缓不济急得情况下，倡导经世致用思想的儒家传统文化的代表曾国藩等人挺身而出，以捍卫“圣道”，维护“道统”的面目站在了思想先锋的位置。
有学者说：“倘太平天国仅以打倒胡虏为号召，而不反对儒教，不宣传异端，不侮辱中国几千年传承下来的礼义廉耻”，也许少引起士大夫阶级的反感，也许不会引起曾国藩的武力抵抗了，但事实却不然……”虽然儒教极其有力的维护了中国古代漫长的封建专制统治，同时它也极大的束缚了国民的思想自由，但是推崇儒教并且其政治思想不能脱离儒家范围的曾国藩对太平天国起义的镇压至少保护了整个封建社会不退步到西方落伍了几百年的神权政治时代，另外，洪秀全所传播的“拜上帝教”，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相比，也是迷信、落后的文化形态，曾国藩在某种意义上，是在维护中华文化的慧命，避免了西方落后文化的侵略，因此，太平天国时期曾国藩的政治思想并不完全是反动的，而应该站在维护传统伦理道德以及保护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去客观的看待。
在旧社会，一块大洋相当于现在的多少人民币
20世纪前半期，我国一块银圆(或国币)的实际购买力如何呢
我们可以参考历史上日常生活必需品的物价来计算。
但一方面，物价随年月的变迁而变迁，另一方面，物价又随地点的不同而不同。
我们只能做一个大概的描述。
以大米、猪肉、白糖、植物油和棉布等衣食用品在上海市场的价格为例：1872年上白米为每旧石(音担)2.7银圆，计算大米的容量单位1旧石＝10斗＝160旧斤＝177.7市斤(许多人通常误认为1石＝100市斤是搞错了)，就是说当时每斤上白米价格为1.5分银圆。
这时期1块银圆大约折合今人民币1百多元。
1901年米价为每旧石4银圆，也就是每斤2.2分钱。
这时期的1块银圆大约折合今人民币70元左右。
1911－1919年米价恒定为每旧石(178斤)6银圆，也就是每斤米3.4分钱；1银圆可以买30斤上等大米；猪肉每斤平均1角2分－1角3分钱，1银圆可以买8斤猪肉；棉布每市尺1角钱，1银圆可以买10尺棉布；白糖每斤6分钱，植物油每斤7－9分钱；食盐每斤1－2分钱。
……这时期“一块钱”大约折合今人民币40－50元。
1920－1925年上海大米平均为每市石9.5银圆，1市石＝160市斤，也就是每斤大米5分多钱，1银圆可以买18斤大米；猪肉每斤平均1角4分－1角5分钱，1银圆可以买7斤猪肉；棉布每市尺大约1角2分－1角4分钱，1银圆可以买8尺棉布；白糖每斤1角钱，植物油每斤1角5分钱，食盐每斤2－3分钱。
……这时期“一块钱”大约折合今人民币35—40元左右。
1926－1936年上海大米平均为每市石10.2银圆，也就是每市斤大米6分多钱；或者说，1银圆可以买16斤大米；猪肉每斤大约2角－2角3分钱，1银圆可以买4－5斤猪肉；棉布每市尺大约1角5分－1角8分钱，1银圆可以买6尺棉布；白糖每斤1角5分钱，植物油每斤2角钱，食盐每斤3－5分钱。
……这时期“一块钱”大约折合今人民币30—35元左右。
由此，我们对于清末民初一块银圆(或国币)的价值可以得到一个具体的概念。
当时上海的物价比北京(1928年以后称为北平)高出大约10-20%，一般说来，南方的物价比北方高些，城市的物价更比乡镇要高得多。
30年代在北平，一块银圆(大洋)可以请一顿“涮羊肉”；在上海，一块银圆(洋钿)可以请两客西菜套餐。
要逛公园，一块银圆可以买20张门票；要看演出(戏剧或电影)一块银圆可以买10张入场券。
至于精神食粮，一份报纸零售3分，一块银圆可以订阅整月的报纸；一部《呐喊》售价7角，一块银圆可以买一本比较厚的书，或者两本比较薄的书。
据资料介绍，清末与民国初期，五个银圆（亦作银元，也就是现大洋）可以买一头大水牛，一个银圆可以买一担米；民国后期一个银圆是一担谷。
一个银圆等于0.80到0.90两银子，如果用这个价格等效现在的实物价格的话，一两银子的价值应该在100元以上；以民国初期算，大约值250元左右。
一个银圆因为有“火耗”可以看做是一两银子——当时制银局就是那么规定的。
当然，还可以用当时的薪水水平作为部分佐证：例如民国初期鲁迅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做教授时月薪是300大洋，相当于现在至少3万元；一般的工人工资当时是5～10个大洋；蔡锷将军（云南总督月薪65个大洋）；做北大图书管理员月薪5个大洋（可能还有其它生活待遇）。
而在宋朝，小牢子（牢房小吏）的月俸是2俩银子（工资是很低，但有“吃送”，所以愿意做这等小吏的人大有人在）；其它一些有品级的官员是以谷米计算薪水的；可见，一两银子的当时购买力大约相当于现在的100元以上，一般难以超过200元。
按照上面这个算法折中来算，民国初期一块大洋价值近似于今天的250元，而中后期则只值得今天的100元。
曾国藩是怎么死的
本学期，有幸读了曾国藩的《家书》，虽然我只是匆匆翻看了几篇，但让我感受很深的地方有许多。
如：在家书中让人感觉他是一个对子女的学习教育非常严格的父亲。
他很多家书中都要求其子，把日常练习的字，诗词等作品寄给他看，然后，他再根据他们的学习情况加以指导，他指出“读书宜专，习字宜恒”。
同时他也是一个慈爱的父亲。
一次其子久病不愈，他信中仔细询问有没有在吃药，吃了什么药等等。
还建议要想身体健康关键是平时要加强锻炼，不能一味的靠吃药，“饭后千步走”是个不错的健身方法。
曾国藩作为国之栋梁，人们眼中最好的儿子、最好的哥哥、最仁慈的父亲，其后世子孙中大师级人才辈出，遍布海内外。
曾国藩的家教或许给出了答案。
在曾国藩的330多封家书中讲求人生理想、道德修养。
他说：“凡人皆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的君子”。
与曾氏家教比较，我们不难发现我们的教育目标发生了偏差，我们过分的重视了“才”的教育，忽视了“德”的教育。
什么是曾国藩所说的“君子”呢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已有定论：“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皆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者谓之君子，才胜德者谓之小人”。
愚人不足为社会患，小人却是社会的大患，“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
”。
振聋发聩，值得我们深省呀。
与曾氏家教比，我们的道德教育大都停留在空谈、口号的层面。
小学教育应当是生活教育，教育孩子们明白人与人的关系，父母与孩子的关系，兄与弟的关系，知道人与人的关系才能把人做好。
让孩子们明白自己的身份，应该尽什么义务，应该行什么礼节，这就是教育。
旧时代的《弟子规》就在规范孩子们的行为，培养孩子们有修养、明事理方面做的很好。
《曾国藩家书》中对弟子的教育也是从生活行为入手，着眼道德培养。
而我们今天的教育却把这些忽略掉了。
有人戏称我们和孩子是“非常6+1”的关系，6个大人围绕着1个孩子转。
再穷也要富孩子，致使许多孩子生活不能自理，不知道生活的艰辛，追求享乐，攀比虚荣。
许多孩子也习惯了自己的中心地位，人人为我，我还为我，极度自私。
这样的孩子都不懂也不会去敬爱自己的父母，“孝”是“仁”的基础，不懂得敬爱自己的父母，又怎么会爱他人、爱祖国。
对家庭失去责任感，又会去担负什么社会责任呢
不“修身”怎能“齐家”何谈“平天下”。
儒家思想伴随着中华文明不断丰富完善，可贵的是儒家能够将思想浸润贯穿到人们的具体行为规范中去，形成了完成的体系，内容与形式完美统一，取得了统治性的主流地位。
我们不主张“复古”，社会在前进，条件在变化，不加选择的复古无异于刻舟求剑般的可笑，“上胡不法先王之法，非不贤也，时势异也”，我们的先贤们也明白这个道理。
但是黑格尔说过“存在就合理”，我们中华文明之所以能传承至今，独步世界，就不能否认我们传统文化的先进性的一面。
我们不应该全面就收，更不应该全面抛弃，而应该取其精华，传承、丰富、发扬。
我们的教材中应当适当的加入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让孩子们多知道些“冬则温 夏则凊 晨则省 昏则定 出必告 反必面”并能够践行，在某种意义上说比功课成绩的提高更重要。
我建议我们的教育工作者都来读一下《曾国藩家书》，这些书信中富含的教育思想，值得我们借鉴、学习。
改变命运艰难吗
确实很难，路虽崎岖，但总有一条道走。
《了凡四训》是袁了凡的传世名作，共11600多字，由“立命之学”、“改过之法”、“积善之方”、“谦德之效”四篇文章组成。
其中“立命之学”是他69岁晚年之作，“改过之法”和“积善之方”是他早年《祈嗣真诠》中的两篇，“谦德之效”是以前的《谦虚利中》篇。
在《了凡四训》裏，袁了凡以其毕生的学问与修养，融通儒道佛三家思想，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结合大量真实生动的事例，告诫世人不要被“命”字束缚手脚，要自强不息，改造命运。
《了凡四训》蕴涵著中国文化的深邃和智慧，被誉为“东方第一励志奇书”，问世以来深受推崇，被佛教界称赞为积德行善、改造命运的典范而广为印行，流传足有几千万册。
袁了凡及其《了凡四训》对提高人们的道德素质、改造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
香港中华道德学会赞美袁了凡以“改造命运的精神，创造自己的幸福，以及社会、国家，乃至全人类的光明前途”，称此书“是创造幸福的宝典”。
曾国藩对《了凡四训》最为推崇，读后改号涤生，“涤者，取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也。
’”将其列为子侄必读的第一本人生智慧之书。
胡适先生则认为，《了凡四训》是研究中国中古思想史的一部重要代表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