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该如何修养自我—读蔡元培的《中国人的修养》有感
读书时代我就对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导师蔡元培先生相当敬仰，近日读了其所著的《中国人的修养》之华工学校讲义更添崇敬之意。
同时更引起了我对当下中国公民道德现状的思考。
\ 蔡元培先生曾任北京大学校长，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相当于现在的教育部部长），为发展中国新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他提出了“五育”(包括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并举的教育方针和“尚自然”、“展个性”的儿童教育主张。
林语堂先生曾说，论资格，他是我的长辈；论思想精神，他也许比我们年轻；论著作，北大教授很多人比他多；论启发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功劳，他比任何人大。
我认为林语堂先生的评价相当准确，一点也不夸大，特别是在我读了蔡元培的《华工学校讲义》之后，更加深刻体会到蔡元培先生对我们的民族精神、国民的道德素质、中华文明所起的巨大作用。
\ 蔡元培先生亲自编著的《华工学校讲义》是一本完全面向社会大众的公民道德读本，分德育三十篇和智育十篇，内容严谨又通俗易懂，每篇文章的篇幅不长，融汇古今，举例生动，说理浅显，是一本无论是对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都是难得的国民道德读本。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以令世界惊叹的速度发展。
当下中国社会的物质文明已相当发达，但公民的道德体系近乎崩溃（比如诚信、礼仪），公民道德修养严重缺失。
我国河北三鹿集团的食品安全事件，“黑心棉”、“苏丹红”事件，高校学位论文抄袭泛滥以及国人在外国旅游的低素质表现等等，实质上是社会道德危机的体现。
我认为，金融危机沉重打击的是经济命脉和企业的生存空间，但道德危机极度摧毁的是社会的价值观和国民的世界观、人生观，后者比前者所带来的后果严重千万倍，准确的说不能以数据来作比较
我们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卓有成效，但我们用什么良方妙药来应对道德危机呢
蔡元培先生的《中国人的修养》是良方妙药之一。
\ 华工学校讲义第一篇题目的叫做《合群》，我认为蔡元培先生讲授的主要意思是：个人脱离群体难以很好生存，只有集合众人之力才可以幸福生活与工作，推而广之，家庭、国家、全世界只有合群才可共进。
蔡元培先生可谓真知灼见
该理论无论放在过去还是现在都无比实用。
当今世界的主题是发展与合作，不合作或者不能较好地合作，就不能取得比较好的发展。
比如2008年汶川大地震抗震救灾中涌现的种种动人情景，就充分体现了中国人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合群精神；又比如最近召开的全球气候高峰会，讨论的就是各国如何加强合作更好地保护我们的地球。
正如蔡元培先生在《合群》中所说，假如集合全世界的人们作为一个群体，互通有无，同甘共苦，那么即使是有土地贫瘠、偶然遭遇天灾的地方，都不难补救，而且战争、商业竞争等惨祸，也能够在世界上绝迹了。
\ 在其中一篇叫《注意公众卫生》的文章中，蔡元培先生引用孔子的话，以非常浅显的语言说明注意公众卫生是每一个人应有公德，应尽的责任。
他提到，不要随地吐痰；不要把废弃物乱扔到公共道路上。
不幸患了传染病，要马上自动隔离，暂时停止与别人的交往。
比较严重的，要住到医院里去，而不要混在大庭广众之间。
蔡元培先生的这个提法可谓切中国人的陋习，对如何维护公共卫生又提出可行的做法。
其建议“个人染病后应主动自行隔离”做法的对当今我们应对公共卫生事件具有相当现实意义，如前几年的“非典”，近来的H1N1，如果每个公民推己及人进行对待，按蔡元培先生的建议实施，一定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最大失误在教育，我认为教育的最大失误在道德修养教育。
礼仪之邦的中国许多良好传统已经灭失，反而许多受中华文明影响的国家比如日本、韩国等，一直吸收并弘扬。
即使是海峡对岸的台湾，公民的道德教育许多方面值得借鉴。
广东东莞就有一个近距离了解接触台湾道德修养教育的平台—东莞台商子弟学校。
该校创办近十年来，一直沿用台湾本土教材，采用台湾教育方法。
他们的一些在道德修养方面的做法值得我们学习，如他们的礼仪教育、感恩教育以及加冠礼仪式（成人礼）等，对形成学生良好道德品质比我们的要实际、实用、有效。
你从鲁迅生上学到了什么精神
一、健全人格的含义及特性在现代汉语中，“人格”一般被解释为人的性格、气质、能力等的总和，蔡元培在《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中认为：健全的人格，内分四育，即德育、智育、体育、美育。
人格被赋予“四育”后而成为健全人格的积极意义和时代意义。
我们把人格定义为人格是人在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实践活动中形成的思想、品德、心理素质的行为表现，它从一个侧面反映着一个人的素质。
人格首先是有其社会性。
它指的是人格形成过程中的社会制约性，这是人格的基本特征，它是社会文明和发展的产物，它随着社会关系的变化和文明的发展不断演变、不断得到丰富完美和提高。
另外，人格还有主体性和可塑性。
“主体性”，即人格的主体性意义，人格的主体性主要是指人格主体的能动性、创造性、自主性。
“可塑性”，从思想教育的角度看，人格既是主体又是客体。
人格作为主体，具有选择性，任何人不能代替，人格作为客体，又是被教育、被塑造、被完善的对象；人格作为客体，具有可塑性，具体表现在：一是人格的可染性，这主要指人格可以接受环境的熏陶和染化。
人作为理性动物能够趋向理性，背弃愚昧和无知，追求真理.只要传播的是真理，最终是可以优化人格的。
二是人格的可习性，这主要是指人格可以接受行为训练的教育和强化，那么，如何把一篇篇文质兼美的文章通过老师准确生动的讲解，使学生不仅能从中得到知识的沐浴，而且能接受崇高的爱国主义思想的培养及高尚的道德品质的熏陶，而培养自己的健全人格呢
二、找准切合点，因材施教中学语文教材中积淀着丰富的传统文化的精华，蕴涵着广泛的现代科学的信息，可以说，每一篇课文都是思想内容与语言形式的统一体，一篇篇或质朴厚实或轻灵鲜活或幽默诙谐的文章，充分展示了祖国文化遗产的博大精深，从多层次、多角度地说明了中华民族在政治、哲学、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领域的卓越贡献，使学生对先辈的反抗外来侵略和奴役，反抗统治阶级的压迫和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而前赴后继、浴血奋战的精神和业绩肃然起敬，并从中培养起崇高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受到崇高的民族精神、民族气节、优良道德品质的熏陶，因此，在语文教学中渗透德育、美育、智育，首先要在教材中找出突破点，即教材内容与各方面教育的切合点，因材施教，实现语文教学的培养目标。
1.教学中挖掘审美价值，提高学生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在教学中挖掘审美价值是帮助学生树立正确健康的审美志向、认识志趣，培养学生鉴赏美和创造美的能力。
情感是审美活动最显著的一个特征。
要使学生的人生观获得令人满意的效果，绝不是空洞的政治说教能奏效的。
在教学中，我充分挖掘课文中蕴涵的情感因素，让学生品味。
以美的亲情、友情、真情感召、净化他们的心田，使其单纯的心灵在刚刚踏上生活的征程之时，就得到人类美好情感的熏陶。
2.在教学中挖掘德育价值，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道德观人生观是人格形成的导向：人生观的核心是理想和信念，理想和信念能够产生强大的驱动力，是人的政治方向和思想核心，而道德是人格形成的核心，是以善、恶为评价标准来调整人们行为的。
它体现的是一种善恶价值。
语文教材中的有些课文具有理想情操教育的共性，为理想情操、道德品质提供了范例。
如讲述《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时，我首先让学生反复朗读课文，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并通过细致的讲述，层层剖析诗人的生活困境和崇高的思想境界：“秋风”破屋，诗人的思绪是凄凉的，而群童“抱茅如竹”，更使他无可奈何；“入麻”的雨脚，“冷似铁”的布衾，又如雪上加霜，诗人的心情该是多么沉痛啊
可是就在如此的困境中，诗人感慨的不是自身的悲苦，反倒发出“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呼声，而且此志至死不悔，这是一种怎样的精神啊
我看到不少学生都沉浸在深深的思索中。
学生们通过学习，与作品产生共鸣，身心受到感染，胸中泛起涟漪，甚至掀起波涛，这样，他们就会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熏陶感染。
这是形成健全人格的最高体现。
3.教学中挖掘语文教材中的智能价值，培养学生的思维品质智能因素是人格成长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它包括人的思维能力和知识水平。
人们通过智能对客观事物进行分析综合判断分辨是非。
智能对人格的形成有很大的作用，但智能高下与人格水平没有必然联系，语文教材中无论是选文系统、知识系统，还是训练系统，都蕴含着开发学生智力的多项因素。
其中不同文体就可以展现不同的智能价值。
记叙文的教学能够很好地训练学生的阅读能力、写作能力和听说能力，它便于学生从写人记事写景状物入手，全面提高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还能训练学生对生活的观察能力和思维能力。
学生学习说明文不仅能掌握事物的特征和说明方法，而且能够培养观察能力和分析事物的能力，经常阅读和写作议论文，能使人思维敏捷、精细，提高逻辑思维能力。
综上所述，我们语文教师一定要明确语文学科的性质，使语文学科责无旁贷地担负起培养学生健全人格这一使命。
知识的求真、品质的求善、精神的求美是健全人格的本质要求。
所以在教学中我们教师要结合学生心理发展特点，结合教材内容，利用多种教学手段使语文知识的传播与品格的培养，能力的训练有机结合。
通过美的熏陶、善的激发来认识自我、审视自我、超越自我，树立高尚、健康的人格形象。
关于萧伯纳的资料。
急
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1856.7.26—1950.11.2）爱尔兰剧作家，1925年因为作品具有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而获诺贝尔文学奖，是英国现代杰出的现实主义戏剧作家，是世界著名的擅长幽默与讽刺的语言大师。
萧伯纳的一生，是和社会主义运动发生密切关系的一生，他认真研读过《资本论》，公开声言他“是一个普通的无产者”，“一个社会主义者”。
他主张艺术应当反映迫切的社会问题，反对“为艺术而艺术”。
其思想深受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及尼采的影响，而且又曾读过马克思的著作，不过他却主张用渐进的方法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反对暴力革命。
姓 名乔治·伯纳·萧外文名George Bernard Shaw国 籍爱尔兰出生地都伯林出生日期公元1856年7月26日逝世日期公元1950年11月2日职 业剧作家主要成就英国现代杰出的现实主义戏剧作家1925年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品《圣女贞德》《伤心之家》等萧伯纳1856年7月26日，出生于爱尔兰的首都都柏林一个小公务员家里。
他的父亲是个没落贵族，母亲乡绅世家，从小受过严格的上等教育。
萧伯纳萧伯纳年幼时，研究音乐理论的万达里尔李与他们合租了一幢房子。
受这位研究音乐的邻居影响，萧伯纳迷恋上了音乐，13岁时，他就能用口哨吹出许多优秀歌剧的片段，由于家里太穷，15岁的萧伯纳不得不辍学。
为了维持生活，他进入都柏林的汤森地产公司当学徒。
1876年，他的父母离婚。
萧伯纳告别了年迈的父亲，离开了贫困的故土爱尔兰，随母亲来到伦敦。
年轻的萧伯纳没有工作，靠母亲微薄的薪水维持生活，十分渴望找到一份称心的职业，他先在爱迪生电话公司外务部找到一份差事，可是不久这家公司倒闭了，别人给他介绍到《大黄蜂》报撰写音乐评论，可不久这份报刊也停刊了。
万般无奈的萧伯纳想以写作谋生，但是他并不顺利，他接着写了5部长篇小说，全部被60家出版社拒绝，这令他更加沮丧。
在长达九年的时间里所得的稿酬不过6英镑，其中5英镑还是代写卖药广告的报酬。
1876～1898年在伦敦从事新闻工作，在《明星报》、《星期六评论》上写了很多关于音乐和戏剧的评论文章。
他在易卜生影响下，一贯反对王尔德“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大力倡导和创作以讨论社会问题为主旨的“新戏剧”。
文学道路的坎坷并没有使萧伯纳灰心丧气，为了在社会上有立足之地，他更加勤奋的萧伯纳学习和写作，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还热心于参加社会活动。
但他有一个弱点，就是从小害羞，不敢在大庭广众之下说话，这样怎么可能被社会承认呢
为了克服这个缺点，萧伯纳参加了一个叫“考求者学会”的辩论会。
由于经常当众与学者们辩论，不久，他就克服了自身的缺点，为了给别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特意留起了讽刺家式的发型，对着镜子练习怎样以潇洒的手势来加强演说效果。
不久，他便以爱尔兰式的机智幽默赢得了听众，很快就成为了一位令人倾倒的演说家。
在12年的时间里，他是靠演讲过日子的。
他吸取了当初演讲从失败到成功的经验，坚信自己在文学道路也不会失败。
他鼓励自己，仍然每日写一定数量的文章。
19世纪的英国戏剧一蹶不振，萧伯纳嘲笑它们是迎合低级趣味的“糖果店”，他认为戏剧应该依赖对立思想的冲突和不同意见的辩论来展开。
不过，当他听了评剧家朗诵了易卜生的剧本《培尔·金特》后，感受到“一刹那间，这位伟大诗人的魔力打开了我的眼睛。
”才开始对戏剧产生浓厚的兴趣，安下心来研究易卜生的剧本，并写下了《易卜生主义的精华》一书，这部书在欧洲戏剧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在易卜生的影响下，萧伯纳看清了戏剧这个武器，不仅能扫荡英国舞台的污秽，而且能倾诉自己对这个黑暗现实社会的不满，于是，他立志要革新英国的戏剧。
萧伯纳人生历程1870年父母分居。
在都柏林美以美教会中学毕业，因家境困难，未能升学。
1871年到一家房地产公司当抄写员，后又充任会计。
1876年移居伦敦母亲处，依靠母亲生活。
想靠写作生活，没有成功。
1879年第一部小说《未成熟》遭到卡普曼荷尔书局审稿人的拒绝。
1882年9月，听了美国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利·乔治的一次演讲。
从此开始注意研究社会经济问题，并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
1884年改良主义的费边社成立，萧伯纳参加该社，并成为该组织者之一。
发表长篇小说《业余社会主义者》，尖锐地批判了资本主义。
1885年开始写长篇小说《凯雪尔·拜伦的职业》和《不合理的姻缘》。
开始和威廉·阿杰尔合作从事戏剧创作。
因没有取得协调一致，剧本最后搁浅。
1888年革命导师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邀他参加易卜生名剧《玩偶之家》的业余演出。
剧评家威廉·阿切尔朗诵易卜生《培尔·金特》一剧给他听，萧伯纳开始研易卜生。
1891年发表关于易卜生戏剧创作的评论《易卜生主义的精华》。
1892年正式开始创作剧本，他的第一个戏剧集《不愉快的戏剧集》，其中包括《鳏夫的财产》、《华伦夫人的职业》、《荡子》三个剧本；第二个戏剧集包含有《武器与人》等4部剧本；第三个戏剧集《为清教徒而写的戏剧集》包含《魔鬼的门徒》等3个剧本。
他的戏剧果真改变了19世纪末英国舞台的阴霾状况，他本人也成为了戏剧界的革新家，掀开了英国戏剧史的新一页。
1893年发表关于妇女问题的剧本《荡子》（又译《好逑者》）。
1894年发表由《鳏夫的房产》、《荡子》、《华伦夫人的职业》三剧编成萧伯纳第一个戏剧集《不愉快的戏剧集》还发表了《武器与人》。
1896年完成《难以预料》一剧，触及资产阶级家庭的瓦解问题。
萧伯纳结了婚，婚姻改变了萧伯纳的一些生活习惯，唯一不变的是他对戏剧的热爱，写出了《英国佬的另一个岛》、《巴巴拉少校》、《皮革多利翁》、《伤心之家》、《圣女贞德》等大量优秀的作品。
1897年《康蒂坦》和《魔鬼的门徒》两剧发表。
《康蒂坦》、《武器与人》、《风云人物》、《难以预料》四剧组成萧伯纳的第二个戏剧集《愉快的戏剧集》。
《魔鬼的门徒》和《布拉斯庞德上尉的转变》、《凯撒和克莉奥佩特拉》三剧组成萧伯纳第三戏剧集《为清教徒写的三剧本集》，表达了作者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愤慨。
1900年发表《布拉斯庞德上尉的转变》。
1903年发表阐述自然哲学思想的第一部作品《人与超人——喜剧与哲学》。
1907年发表历史剧《凯撒和克莉奥佩特拉》。
1908年发表关于家庭和婚姻问题的剧本《结婚》。
1910年《贵贱联姻》、《芳妮的第一个剧本》发表。
1914年发表论文《战争常识谈》，表明自己对战争的观点。
1917年写出表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知识分子绝望情绪的剧本《伤心之家》。
十月革命发生，萧伯纳是亚欧最早同情和拥护这一革命的进步知识分子代表人物之一。
1921年变种的生物戏剧《回到马修斯拉时代》发表。
同年，在英国共产党理论刊物《劳运月刊》的创刊号上，发表了论文《无产阶级专政》。
1925年，萧伯纳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把这笔约合8000英镑的奖金捐作创立英国瑞典文学基金会之用。
1931年访问苏联，在莫斯科度过七十五寿辰。
高尔基写信向他祝贺，称颂他是“勇敢的战士”，还说“你活了一世纪的四分之三，对于人们的保守倾向和庸俗见解用你尖刻的俏皮话给以致命的打击，不知几多次了。
”回国后，萧伯纳发表演说撰写文章，赞扬苏联人民的卓越成就，并多次公开声称未来的世界属于社会主义。
1932年发表剧本《真相毕露》。
1933年访问中国，2月17日到达上海。
与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会面。
是年，发表最后一部小说《黑女求神记》。
1936年发表剧作《意外岛上的傻子》、《女百万富豪》、《日内瓦》、《好国王查理第二治下的黄金时代》。
1944年政论书籍《政治指南》发表。
1950年11月2日，萧伯纳在赫特福德郡埃奥特圣劳伦斯寓所因病逝世，终年94岁。
萧伯纳毕生创造幽默，他的墓志铭虽只有一句话，但恰巧体现了他幽默的风格：“我早就知道无论我活多久，这种事情迟早总会发生的。
”[1]思想观萧伯纳的文学始于小说创作，但突出的成就是戏剧，他一共创作了52部剧本。
萧伯纳于1884年参加了费边社，主张用渐进、点滴的改良来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反对暴力革命。
他是英国著名的社会主义活动家和政论家、费边社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萧伯纳在费边社当了27年的执行委员，1906年至1907年期间是该社的社长。
他是许多费边社小册子和早期历史性文件的执笔者，其中以萧伯纳《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等为代表作，收进了由他本人主编的《费边社会主义论文集》，他也因主编过这本经典性文献而闻名遐迩。
此外他还著有《关于费边社政策的报告》、《费边主义》、《无政府主义的不可能性》、《百万富翁的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常识》等。
这些论文都被看作是费边社的重要文件，渲柒着费边社会主义的色彩。
费边社的领袖们帮助成立了英国工党，费边社也一直是英国工党的理论库。
至今，费边社会主义者仍然活跃在英国的政治舞台上。
在艺术上，萧伯纳接受易卜生影响，主张写社会问题，反对奥斯卡·王尔德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主张。
萧伯纳将自己划归于易卜生流派。
他主张摈弃以罗曼蒂克、尖锐情景和血淋淋的结局来构筑情节的旧式悲剧，坚决反对以巧合、误会和离奇的情节耗尽观众注意力的所谓“佳构剧”，提倡剧本的任务是引起观众的思考，情景必须是生活化的。
他曾明确提出，戏剧是“思想的工厂，良心的提示者，社会行为的说明人，驱逐绝望和沉闷的武器，歌颂人类上进的庙堂”。
爱情观萧伯纳(3张)萧伯纳说过：“此时此刻在地球上，约有两万个人适合当你的人生伴侣，就看你先遇到哪一个，如果在第二个理想伴侣出现之前，你已经跟前一个人发展出相知相惜、互相信赖的深层关系，那后者就会变成你的好朋友，但是若你跟前一个人没有培养出深层关系，感情就容易动摇、变心，直到你与这些理想伴侣候选人的其中一位拥有稳固的深情，才是幸福的开始，漂泊的结束。
”爱上一个人不需要靠努力，只需要靠“际遇”，是上天的安排，但是“持续地爱一个人”就要靠“努力”，在爱情的经营中，顺畅运转的要素就是沟通、体谅、包容与自制 (面临诱惑有所自制)。
有许多人总是被“际遇”所迷惑与苦恼，意念不停、欲念不断、争逐不散，而忘了培养经营感情的能力才是幸福的关键。
所以不要去追问到底谁才是我的Mr.Right，而是问在眼前的伴侣关系中，我能努力到什么程度、成长到什么程度，若没有培养出经营幸福的能力，就算真的Mr.Right出现在你身边，幸福依然会错过的，而活在犹豫与遗憾当中，这不就是许多“爱情虚无症”的遭遇与心态吗
2戏剧特点编辑萧伯纳的戏剧最突出的特点是紧密结合现实政治斗争，敢于触及资本主义社会最本质的问题，把剥削阶级的丑恶嘴脸暴露在公众面前。
在艺术手法上，他善于通过人物对话和思想感情交锋来表现性格冲突和主思想。
萧伯纳的戏剧性语言尖锐泼辣，充满机智，妙语警名脱口而出。
他的最著名的剧作有：《鳏夫的房产》、《华伦夫人的职业》、《武器与人》、《真相毕露》等。
其喜剧作品《卖花女》（Pygmalion）因被 Alan Lerner 改编为音乐剧《窈窕淑女》（My Fair Lady），该音乐剧又被好莱坞改编为同名卖座电影而家喻户晓。
三十年代初，萧伯纳访问苏联和中国，与高尔基，鲁迅结下诚挚友谊。
3职业生涯编辑批评肖成为了批评的艺术，赞助威廉射手，他于1885年加入审查人员的波迈宪报。
[ 22 ]在那里，他写道：下化名“Corno二Bassetto”（“巴吉度角“）选中，是因为这听起来欧洲没人知道什么是corno二bassetto的。
在杂其他期刊，包括戏剧评论（1885-86），角（1885-86），Pall购物中心公报（1885年至1888年），他的署名是“金紫荆星章”。
[ 23 ]从1895年到1898年，邵氏他的朋友弗兰克·哈里斯“星 期六评论“，在哪个位置，，他竞选出色，以取代造物的维多利亚剧院舞台的现实和虚伪，并认为是戏剧评论家。
作为一个评论家，他的收入，他自星期六评论“他的名字众所周知的作为一个作家，他的文章。
制作的莎士比亚，萧伯纳是非常关键的，特别是谴责了戏剧性的做法，，编辑莎士比亚的戏剧，往往被削减，以创建“作用版本”的场景。
他特别举行了著名的19世纪的演员亨利·欧文爵士鄙视这种做法，他表示在他的评论：“在一个真正的共和国的艺术，亨利·欧文爵士ERE这赎他的演技版本在脚手架上。
他不只是削减戏剧，他直接把它们撕开。
在“辛白林”，他已完全超越了他自己通过手术摘除对歌第三的著名诗句挽歌。
一个人会做，会做什么切尾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第一乐章，或缩短成kitcat委拉斯开兹的飞利浦，使其适合在他家客厅的壁炉架。
“萧伯纳学者约翰·F·马修斯归功于他，因此，与失踪的两百年的老传统的编辑莎士比亚的“一致行动版本”。
他有一个非常高的方面都爱尔兰的舞台剧演员巴里·沙利文的约翰斯顿福布斯罗伯逊的小村庄，但约翰·巴里摩尔的鄙视。
巴里摩尔邀请他看他的著 名的“哈姆雷特”的表现，和肖欣然接受，但写巴里摩尔一个凋谢的一封信，信中他所有，但撕下的性能撕成碎片。
更糟的是，肖曾见过的发挥在公司巴里摩尔当时的妻子，但不敢说出自己的真实感受大声地对她的表现[25]。
Shaw的音乐批评，从简短的话的书长度杂文的完美Wagnerite，颂扬了德国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的工作。
[ 26 ]瓦格纳的工作25年组成明镜环德尼伯龙根，一个巨大的由四部分组成的音乐戏剧来自日尔曼神话的神，巨人，矮人和莱茵河的少女，肖认为这是一个天才的工作，并审查了这一细节。
除了 音乐，他认为这是社会进化的工人，带动“无形的鞭子饥饿”，从他们富裕的主人追求自由的寓言。
瓦格纳也有社会主义的同情，邵氏仔细点，但没有这样的要求对他的巨著。
相反，肖贬低勃拉姆斯，嘲笑说：“它只能来自于建立一流的承办一个德意志安魂曲“。
[ 27 ]虽然他在智力上发现勃拉姆斯缺乏，他称赞他的音乐，说：“...没有人能听勃拉姆斯的“自然的话语，最富有的绝对音乐，尤其是在他的房间组成，而欣喜于他的自然的礼物”。
在20世纪20年代，他撤回了，调用他的早期仇恨向勃拉姆斯“我唯一的错误”。
[ 26 ]肖氏著作关于音乐获得了很大的知名度，因为他们是可以理解的平均博学的观众成员的一天，从而对比形成鲜明的dourly造作卖弄学问的大多数批评在那个时代。
[ 28 ]他的音乐批评已经被收集在Shaw的音乐。
[ 29 ]作为一个戏剧评论家的星期六评论，一个后他举行了1895年至1898年，肖倡导易卜生的现实主义戏剧反感的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公众。
他的影响力的易卜生主义的精髓，写于1891年。
[2]小说肖写成功的创作出了五部小说，在1879年和1883年之间开始他的职业生涯。
最终，所有被出版了。
要打印的第一卡舍尔拜伦的职业“（1886），这是写于1882年。
它齐名的人物，卡瑟尔，一个叛逆的男生无情的母亲，逃到澳大利亚，在那里他成为一个著名的职业拳击手。
他回到英国的一场拳击比赛，属于在爱情与博学和富有莉迪亚·卡鲁。
肥姐，由纯粹的动物磁绘制，最终同意结婚，尽管他们的社会地位的差距。
这违反了分寸卡舍尔的高贵血统和继承的财富与Lydia的unpresaged发现所抵消。
与幸福去除这些障碍，这对夫妻平息下来，平淡的家庭生活与肥姐主导;卡舍尔达到一个议会席位。
在这部小说中，肖先表达他的信念，即生产力的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应该属于每个人共同的，而不是私人拥有和利用。
这本书是写在当年邵氏第一次听到这个讲座亨利·乔治主张这种改革。
写于1883年，一个不合群的社会主义出版于1887年。
的故事开始与一个热闹的描述学生的滑稽动作在一个女孩的学校，然后改变焦点一个看似笨拙的劳动者谁，它很快发展，是真的一个有钱的绅士在隐藏从他的过于温柔体贴的妻子。
他需要获得自由婚姻逃学，促进社会主义事业，他是一个积极的转换。
一旦出现社会主义的主题，它占主导地位的故事，让抓伤的空闲上层阶级的最后一章中，只有足够的可用空间，并允许从前的女学生，在于其最早到期，结婚合适。
在1900年和1914年在英国出版的《美国艺术家之间的爱》，但它是写于1881年。
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上流社会成员之间的闲聊和轻浮的氛围中，年轻的肖介绍了他对艺术的观点，浪漫的爱情和婚姻实用性，诚意。
他认为，爱和婚姻安顿下来，但真正的天才的艺术家与他们的工作，以适应这种模式太消耗。
在小说中是占主导地位的人物杰克·欧文，一个音乐天才，有点疯了，完全失去了社交礼仪。
从一个糟糕的开始，他上升到名气很大，是游览名胜，社会名流，尽管他不懈的生硬。
的非理性云水谣写于1880年，并于1905年出版。
休闲类的成见和无聊的框架内，肖不屑世袭地位，并宣布工人贵族的。
问题的结婚，作为工会的玛丽安·林德，一位女士的上层阶级，爱德华·康诺利，始终是一个工人，但现在的巨头，感谢他发明的电动机，使蒸汽引擎过时的例子。
婚姻很快恶化，主要是因为玛丽安无法超越她的社会阶层的偏见和限制，因此，无法分享她的丈夫的利益。
最后，她跑了一个人谁是她的社会同行，但他证明了自己是个恶棍，放弃了她在走投 无路的情况下。
她的丈夫救她，并提供带她回去，但她击败拒绝相信她是不值得肯定的是，她面临着一个贱民的生活，她的家人和朋友。
写的序言中，肖为49时，表示感谢他的父母在艰苦岁月的支持，他学会了写字时，包括他早期的生活在伦敦的细节。
Shaw的第一小说，《不成熟》写于1879年，但是被印在1931年。
它涉及不温不火的恋情，未成年人的不幸和柔和的成功的发展生涯的罗伯特·史密斯，一个充满活力的年轻的伦敦和直言不讳的不可知。
在本书中，谴责含酒精的行为是首要的消息，来自肖氏家族的回忆。
在书的序言，这是由成熟的肖迟来的出版时间，对此作出了明确。
前言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因为它提供了自传性的细节。
[2]播放肖戏剧的文本在本节中提到，当他们写的和第一次演出中可以找到完整的戏剧和序言的日期。
肖于1885年开始生产，“鳏夫的房产”注定在他的第一出戏在合作与评论家威廉·阿彻，谁提供的结构。
阿彻决定，肖可以不写剧本，所以该项目被放弃。
多年以后，肖又试了一次，并于1892年完成的发挥没有合作。
“鳏夫的的的房子，严厉抨击slumlords，首先执行了在伦敦的版税剧院于1892年12月9日。
肖后来他最差的作品之一，但他找到了他的媒介。
他的第一个重大的财务上的成功作为一个剧作家理查德·曼斯菲尔德的美国生产的魔鬼的门 徒“（1897）。
他写了63个剧本，其中大部分全长。
通常，他的戏剧在伦敦成功地在美国和德国，在他们之前。
虽然的伦敦主要生产许多他早期的作品被拖延多年，他们仍然在那里进行。
例子包括夫人。
沃伦的职业（1893年），武器和人（1894年），念珠菌（1894）和你永远无法告诉（1897）。
Shaw的戏剧，像奥斯卡·王尔德，包含精辟幽 默，这是特殊的剧作家的维多利亚时代之间，两位作者都记得他们的喜剧。
但是，Shaw的急智应不掩盖他的重要作用革命性的英剧。
在维多利亚时代，伦敦的舞台已被视为泡沫，感伤娱乐的地方。
肖一个论坛考虑 道德，政治和经济问题，可能是他戏剧艺术的最持久和最重要的贡献。
在这方面，他认为自己的感谢易卜生，开创了现代现实主义戏剧，这意味着旨在提高意识，一些重要的社会问题剧。
值得注意的是，“鳏夫的房产”-现实主义流派的一个例子-完成后，肖的朋友，威廉射手翻译易卜生的戏剧英语，，肖曾写过的易卜生主义的精髓。
肖的经验和知名度提高，他的戏剧和序言变得更加健谈的他主张改革，而削弱了其成功的娱乐。
这样的作品，包括凯撒和埃及艳后（1898年），人与超人“（1903年），芭芭拉少校“（1905）和医生的困境（1906年），显示Shaw的成熟的意见，因为他接近50时，他写道：他们。
从1904年到1907年，他的戏剧有其在伦敦的首映式在法院剧院的著名的生产，管理的哈雷威巴克和JE Vedrenne。
的第一次，他的新戏到被执行的法院剧院，约翰·布尔的其他岛（1904年），而不是特别流行的今天，提出了他的名誉在伦敦时，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笑了起来这么难在一个命令表现，他打破了他的椅子上。
20世纪10年代，Shaw是一个成熟的剧作家。
新的工程，如Fanny的游戏（1911）和皮格马利翁（1912年），长期运行在大伦敦观众面前。
肖允许音乐剧改编的武器的人（1894年），被称为巧克力战士（1908年），但他有一个低的德国歌剧的意见。
他坚持认为，没有他的对话，以及所有的字符的名称被改变，虽然轻歌剧实际上是沿用肖的情节相当密切，特别是保持其反战的信息。
的工作被证明是非常受欢迎的，会作出肖丰富的他没有放弃他的特许权使用费，但他觉得这和他的生活，其余禁止的音乐化他的工作，其中包括拟议弗朗茨·莱哈尔的轻歌剧的基础上皮格马利翁。
一些他的戏剧形成的音乐剧的基础后，他的死亡最为著名的音乐我公平的夫人，它被正式改编的电影剧本的电影版的“窈窕淑女”，而不是在原来的阶段发挥保持电影的结局，和歌词作者艾伦杰伊·勒纳保持大方块的Shaw的对话，和人物的名字，不变。
Shaw的前景被改变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他毫不妥协地反对，尽管招致公众的愤怒，以及很多朋友。
他的第一个完整的长片，战争后提出的，大部分是在伤心之家“（1919）。
出现了一个新的肖的智慧依然存在，但减少了他对人性的信念。
1921年，邵氏完成回到玛土撒拉，他的“Metabiological五经”。
大规模，五，发挥工作中的伊甸园开始和结束成千上万年后的未来，它展示了邵氏的假设，“生命的力量”指导进化走向极致完美的试验和错误。
肖宣布发挥的杰作，但许多批评者不同意。
一个良性的的力量指挥进化再次出现在日内瓦（1938年）的主题，其中肖维持人类必须开发，以获得所需要的智慧自治更长的使用寿命。
其次是圣女贞德（1923年），这被普遍认为是一个更好的作品，他玛土撒拉。
肖曾长期被视为有关圣女贞德的写作，她的册封于1920年提供了一个强大的激励。
那场戏是一个国际性的成功，被认为是导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引用称赞他的作品为“...的理想主义和博爱的标记，其刺激的讽刺往往被注入了一个独特的诗意美“。
这时，总理大臣戴维·劳埃德·乔治考虑建议的王肖的承认，以优异的命令，但这个地方了，而不是给定的JM巴里。
肖拒绝爵位的。
但直到1946年，在一个非正式的报价优异的顺序进行安排的一天：邵氏政府拒绝了，回答说，“择优录取”的著作权，只能由历史的遗作判决。
在他有生之年为他写剧本，但他们很少是显着的，或经常复活了，因为他早期的工作。
“苹果车“（1929）很可能是他这个时代最青睐的工作。
后来全长次像太真要善于（1931年），在岩石上（1933），万花（1935），和日内瓦（1938年）被视为标志的下降。
他的最后一个显着的发挥，在好国王查尔斯·金日，根据圣约翰Ervine，通道肖的主要作品都是平等的。
肖出版的戏剧冗长的序言。
这些往往是更多关于肖的戏剧本身的戏剧比解决的问题的意见。
通常情况下，他的序言是长于次他们推出。
例如，企鹅图书公司版，他一行动的赠予中，，布兰科Posnet（1909）有一个67页的前言29页的剧本创作。
[3]4主要作品编辑●《卡希尔·拜伦的职业》（Cashel Byron's Profession）电影《窈窕淑女》(奥黛丽·赫本主演)●《鳏夫的房产》（Widowers' Houses）●《圣女贞德》（Saint Joan）●历史剧 《卖花女》（Pygmalion）（1964年改编成电影《窈窕淑女》，当年获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改编音乐等八座小金人。
）●《魔鬼的门徒》（The Devil's Disciple）●《人与超人》（Man and Superman）●《伤心之家》（Heartbreak House）●《华伦夫人的职业》（Mrs Warren's Profession）●《巴巴拉少校》（Major Barbara）●《苹果车》（The Apple Cart）●《医生的两难选择》（The Doctor's Dilemma）●《长生》或《千岁人》（Back to Methuselah）●《凯撒和克娄巴特拉》（Caesar and Cleopatra）
为何爱国
一、提出“亦西”的文化观，为文化大提供了取意见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西文化的优劣问题，以及中国文化的建设与去向问题，在学术界曾展开过一场影响深远的大讨论。
梁启超踊跃参加了这场大讨论。
他以自己特殊的方式与深切的感受，表达了对中国文化建设的意见。
1917年11月，梁启超辞去了财政总长的职务，从此退出了政坛，专心于学术研究。
其时的梁启超对于自己从政的生涯曾经作过深刻的反省，他说：“别人怎么评价我我不管，我近来却发现了自己一种罪恶，罪恶的来源在哪里呢
因为我从前始终脱不掉‘贤人政治’的旧观念，始终想凭借一种固有的旧势力来改良这国家，所以和那些不该共事或不愿共事的人也共过几回事。
虽然我自信没有做坏事，多少总不免被人利用我做坏事，我良心上无限苦痛，觉得简直是我间接的罪恶。
”[1]（P59）政坛上的大起大落，使梁启超历尽苦辛，饱经沧桑。
正是此种深刻反省，加之割舍不下爱国之情的心态，使梁启超一面著书立说，一面筹划漫游欧洲之事。
1918年12月梁启超与丁文江等人赴欧洲考察，历时一年多，1920年3月回国。
这次出游，对梁启超的思想影响甚大。
其思想收获主要体现在他所写的《欧游心影录》中。
他对中国文化建设问题的发展去向所提出的意见，集中体现在这本书中。
这次欧游使梁启超仔细考察了战后各国的社会状况，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欧洲带来的灾难有了一定的认识，特别是他看到了战后各国贫富之间的差别，以及两者之间的矛盾冲突。
与此同时，他从精神文明的层面既体会到以自由放任主义为核心的西方文明给各国带来的巨大进步，“百年来政制的革新和产业的发达，那一件不叨这些学说的恩惠”。
[2]（P9）当然，他也亲身体会到了欧洲文明其显而易见的弊端。
在《欧游心影录》中，他就批评西方把科学用歪了，将科学的各种发明“大半专供杀人之用”，“使人类不惟没有得到幸福，反带来许多灾难”。
不过，梁启超的说法并无任何菲薄科学的意思。
他声明：“读者切勿误会，因此菲薄科学，我绝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罢了。
”[2]（P12）梁启超精通国学，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刻的了解与研究，他一直坚信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不少瑰宝是不可以丢掉的。
欧游回国后，他对中国近三百年的学术思想的发展和中国历史的研究方法，作了系统的专题研究，发表了如《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等著名专著。
此外，他还对中国古代的文化与哲学作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完成了一批有学术价值和进步意义的论文和著作。
这些都说明，梁启超对本国的传统文化是有一种深深的眷恋之情的。
当然，他也不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就十全十美。
与此同时，他对西方文化也有较为全面的接触与系统的探讨，又亲自去欧洲作过实地考察，他对中西文明各自的优劣有了更为深切的体会。
他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去向也有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既不主张全盘西化，也不赞成东方文化派的主张，拒绝一切外来文化。
他坚持中西文化之间的融会与贯通。
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要“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
[1]（P35～36）他还指出：“自古未有不通他国之学，而能通本国之学者；亦未有不通本国之学，而能通他国之学者。
”[1]（P61）这表明，他在理论上和方法上都不把“他国之学”与“本国之学”割裂和对立起来看待。
为此，梁启超不仅批评了中国人不接受西方文明，夜郎自大，否认西方文明价值的错误，而且也批评了全盘西化者抹杀中华本土文明，搞民族虚无主义的愚蠢做法。
他希望东西文明能互相取长补短，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
为此，他强调“还有很要紧的一件事，要发挥我们的文化，非借他们的文化做途径不可。
因为他们研究的方法，实在精妙”。
他还设计好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步骤：“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第四步，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
”显然，这一观点是较为合理的，是中肯的。
梁启超的“亦中亦西”的文化观的提出，为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中讨论文化问题，尤其是对中国文化的建设去向提供了有重大学术价值的意见，这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二、影响一代知识分子，其政治文化思想是新文化运动勃兴的精神催化剂戊戌维新时期，梁启超和康有为开始抨击君主专制，提倡民权与自由，名噪一时，成了国人心中仰慕的大人物。
毫无疑问，梁启超也成了五四时期一代先进知识分子的精神偶像。
尤其是他在变法失败亡命日本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撰写了一系列介绍、评议资产阶级社会政治文化道德思想的文章，那明白晓畅，急切锐利，富有激情热力的文字，确实“叱咤风云，震骇心魄”，不知使多少人为之倾倒。
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就坦言自己的思想曾受到过梁启超文章的深刻影响。
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有以下自白：“吾辈少时，读八股，讲旧学，每疾视士大夫习欧文谈新学者，以为皆洋奴，名教所不容也；前读康先生及其徒梁任公之文章，始恍然于域外之政教学术，粲然可观，茅塞顿开，觉昨非而今是。
吾辈今日得稍有世界知识，其源泉乃康、梁二先生之赐。
是二先生维新觉世之功，吾国近代文明史所应大书特书者矣。
”[3]仔细思之，这确是陈独秀的肺腑之言。
胡适在多年后的回忆中写道：梁启超的《泰西学案》“猛力把我以我们古旧文明为自足，除战争的武器，商业运转的工具外，没有什么要向西方求学的这种安乐梦中，震醒出来”。
[4]（P49）他还说：“《新民说》诸篇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彻底相信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也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
”可见，将胡适引入崭新的学术殿堂的启蒙导师是梁启超。
青年读了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后，对梁极为钦佩，有些文章，如该报连载的《新民说》，他“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
[5]（P113）在他读到重要章节时，还在上面标点、批语，以抒发心中的感想。
可以说，梁启超是那时心中的偶像和最重要的精神导师。
梁启超对陈独秀等人的思想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反专制，伸民权。
梁启超指出专制政体为民众之大仇与公敌，同人要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佛家精神牺牲生命翦灭之。
梁启超对专制政体的抨击不仅仅是出于情感上的冲动，而且富于理性的思辩。
他严格区分“国家”和“朝廷”这两个概念：“有国家思想者，亦常爱朝廷；而爱朝廷者，未必皆有国家思想。
朝廷由正式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代表，爱朝廷即所以爱国家也；朝廷不以正式而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蟊贼，正朝廷乃所以爱国家也。
”梁启超批判专制政体，论述属于西方近代国家学说的思想，使五四时期一代先进知识分子深受影响。
如青年就在梁启超上述有关国家思想的文字旁边，批道：“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也，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也，法令由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
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
”[6]（P390）不难看出，正是在梁启超思想的影响下，明确意识到君权应服从民权，代表民权。
五四时期的先进知识分子反对专制，大倡“人权平等说”，与梁启超的思想启蒙作用是分不开的。
二是做“新民”，强调“自新”。
梁启超从国家有机体的思想出发，认为国家是“积民而成”，如果其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沌，则国家必不能生存和发展，此犹如“四肢已断，五脏已瘵，筋脉已伤，血轮已涸”，人之身体便随之衰朽和死亡。
他还形象地说：“夫拿破仑旷世之名将也，苛援以旗绿之惰兵，而不能敌黑蛮；哥伦布航海之大家，苛乘以朽木之胶船，则不能渡溪止。
”故此，他坚信中国的复兴和强大有赖于一代新国民的产生。
这些新国民应具备正确的国家、权利和义务观念以及进取、冒险、自由、自治、进步、自尊、合群和尚武等优良素质。
“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
非尔者，则虽今日变一法，明日易一人，东涂西抹，学步效颦，吾未见其能济也。
”如何做新民呢
梁启超提出要坚持走“自新”“自强”之路。
所谓“自新”，梁启超强调即个人自我之个性解放与个性发展。
做新民，坚持“自新”的思想使陈独秀、胡适、等人深受启发，新文化运动发起之时，陈独秀等人敬告青年要做“新青年”。
他们号召青年要成为独立自主的人，大胆解放思想，用理性和科学衡量一切，冲破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推倒骗人的偶像，充分认识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以求实的进取精神，自觉而奋斗，排万难而前行，战胜旧社会。
可以说，陈独秀等人提出的“新青年”之说与梁启超的“新民”思想是有传承关系的。
“新民”思想不失为“新青年”之说的一种理论源头。
二者可谓沉沉一线，前后相揆，陈独秀等人的“新青年”思想是对梁启超“新民”思想在精神上的一种回应。
梁启超的敢著先鞭之功是不可抹杀的。
三、从多方面推进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首先，梁启超倡导的“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对新文化运动具有重大的影响。
梁启超是近代新文学运动的先行者，郭沫若曾说：“文学革命……追溯到清朝末年资产阶级的意识觉醒的时候。
这个滥觞时期的代表，我们当推数梁任公。
”[7]（P88）郭的评价是公允的，1902年前后，梁倡导“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和“文界革命”，可以说，它对五四时期陈独秀等人倡导的文学革新运动，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梁以他那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如椽之笔，号召“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
”他也是“诗界革命”最热心的倡导者，他提出，诗界也要革命，“然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若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是又满洲政府变法维新之类也。
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
苟能尔尔，则虽间杂一二新名词，亦不为病”。
此外，他还倡导“文界革命”，认为“文界革命”，就其内容而言，是指借助西方文明以开启民智，“播文明思想于国民”；就文体形式而言，可以用“俗语文体”来写作。
总之，梁启超举起改良封建主义的旧文学，建设资产阶级的新文学的旗帜，并从宗旨、内容、形式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思想主张，由此开了近代新文学的先河。
文学革命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又一个重要内容。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扬起“文学革命”的大旗，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发动了一场文学革命。
1917年初，胡适与陈独秀相继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文学革命论》，他们主张文学从形式上和内容上都来一次彻底的改革。
他们的倡议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兴起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无疑，陈独秀与胡适在文学革命方面改革的力度比梁启超的新文学主张要大得多，其影响也要深得多。
但不可否认的是，梁启超在陈、胡之前，就号召要改良旧文学，建设资产阶级的新文学，其功不可没，它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其次，梁启超在各学科，包括哲学、史学、教育学等学术思想领域的继旧开新、沟通中西的理性思考与进取的批判精神，为近代学术发展奠筑了基石。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内容是多层次的，鼓吹“民主”与“科学”，是这一运动的鲜明主题，但批判旧学，推进近代学术的发展也是题中之义。
梁启超中学功底深厚，西学知识也甚为丰富，又有个人的天赋与才气，尤其是他兴趣广泛，治学勤勉，方法得当，善于深思，因而他对许多学科都作过较为全面和较为深入的研究，并能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由此而构建了自己关于近代学术理论的体系，其中的一些思想观点，至今对人启示尤深，仍不失其学术的价值。
从这个意义上说，梁启超对近代学术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称其为我国近代学术的一位开路先锋，一位文化巨人，是不为过的。
我们不妨作些具体的分析。
梁启超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用资产阶级的史学观点和方法作研究的著名学者之一。
其一，他指出，中国是史学出现最早和最发达的一个国家，“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
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最发达”。
他认为中国最早产生史学，是由于中国最早设立史官，并且史官职责明确而崇高。
当然，发达的中国史学并不是尽善尽美。
由于封建主义政体的影响，它存在“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等弊端，由于存在这些弊端，因而生出“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二病。
其二，他指出，尽管中国史学有这些弊病，但我们不能由此而否认它的作用与价值。
他以进化论作指导，指出：“历史者叙述人群今后进化的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
”还说：“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
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半焉。
”不难看出，梁启超的这一史学观有它的偏颇之处，但是，他把研究历史作为寻找规律的钥匙，作为“国民之明镜”，称为“爱国心之源泉”的观点，是难能可贵的。
此外，他对教育学的探讨，也是有其独到之处的。
1922年，他在《教育与政治》一文中指出：“教育是什么
教育是教人学做人——学做现代人。
”他还说：“教育家教人做人，不是教他学会做单独一个人便了，还要教他学会做父母、做儿女、做丈夫，做妻子、做伙计……乃至做国民。
”[1]（P68）颇有见地。
为了培养“新国民”，他还提出对教育内容要作改革。
过去洋务派办的学堂，“言艺之事多，言政与教之事少”，仅是西方“语言文字之浅，兵学之末”，对于“西人富强之本，制作之精，亦罕能言之而能效之者”。
对于中国的“旧学”，洋学堂的学生亦将它束之高阁，梁启超认为如此下去，不可能培养出国家所需的“新国民”，而且，西方的文明未学到，本国的文明也不能延续下去。
为去此弊病，梁启超提出要“一须通习六经大义，二须讲求历朝掌故，三须通达文字源流，四须周知历国情状，五须分学格致专门，六须仞习诸国言语”。
[1]（P37）辛亥革命后，他又根据国势的变化，提出把学校教育分为两类：一类是教育一般国民，“使咸有水平线以上之智能”；另一类是“教育高等人才，以为国家社会之栋干”。
他还提出当时的学校教育，于德育“太笼统”，于体育“太狭隘”，因而他主张学校的教育要改成知育、情育、意育的教育。
做到孔子所说的“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其意就是要培养学生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与完美健全的人格。
为了培养国家所需的人才，梁启超对教师的选择与培养，也提出了要求。
他认为国家要“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要义”，使培养的教师“能以授人为主义”。
他还强调教师必须敬业爱岗，切不可兼做其他事情。
他说，如果一个人对教育不感兴趣，“我劝他立刻改行，何必在此受苦”。
当然，教师在教学中还要做到“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对学生要有亲切感，要注意自己的道德修养，等等。
梁启超的这些观点，就是在今天看来，也是有借鉴意义的。
最后，梁启超组织共学社，编译新书，资助留学生，兴办图书馆，以“培养新人才，宣传新文化，开拓新政治”为宗旨；成立讲学社，邀请外国名哲来华讲学；他又通过《解放与改造》、《晨报》副刊等，宣传新文化，推介自己的研究心得。
这些活动对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920年梁启超欧游归来后，就联合同人创办了共学社，将翻译外文著作和向国外派遣留学生作为主要的工作。
据统计，共学社当时共翻译了一百多种外文图书，并尽力而为，选派了一批留学生。
共学社的活动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
同年9月，梁启超又联合一些同人成立“一永久团体，名为讲学社。
定每年聘名哲一人来华讲演”。
在梁启超等人的筹办下，英国的著名哲学家罗素、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德国生命哲学家杜里舒、印度著名文学家泰戈尔相继来华讲学。
四位名哲在中国各地的巡回讲演，无疑给中国的学术思想界带来了一股清新气息，对近代中国学术的发展是十分有益的。
与此同时，梁启超为了促进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还热心于建设本国的图书馆。
从1916年起，他就着手创办松坡图书馆。
该馆成立后，他自任馆长。
经他多方奔走，松坡图书馆成为当时国内一所规模较大的图书馆。
不仅如此，他还对图书馆学进行探讨，编了《中国图书大辞典》。
后来，他又担任过北京图书馆的馆长，想方设法为馆里争取经费，他又将自己的全部藏书捐献给北图。
五四时期，宣传新文化的刊物出了不少，不甘寂寞的梁启超又与同人办了《解放与改错》、《晨报》及副刊、《时事新报》和副刊《学灯》等。
这些刊物在介绍西方的新学说、新思想，活跃当时的学术风气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
综上所述，梁启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关系密切，他以各种方式影响了新文化运动，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不可否认，梁启超后期的文化观及对各学科的研究难免带有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但我们不可苛求。
五四时期中西文化论战的影响
一、现代化意识的曲折显现—— 从“中体西用”到“西化”、“中西互补” 现代化并不是一个单向的历史过程，而是近代西方的冲击与东方国家内部回应两者相结合的一个错综复杂过程。
对于受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的东方国家来说，自强图存的第一个回应是强烈的民族主义的，它的具体措施就是模仿西方的先进技艺。
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悠久的东亚文明传播中心来说，西方冲击在传统知识分子思想中激起的最大反响是文化回应，即东西两种不同文化体系的冲突，这就是关于东西文化观的论战的由来。
从自强运动（即洋务运动）到“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初期阶段。
在这一阶段中，居于领导地位的士大夫阶层应付“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提出的最早的现代化口号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从哲学上来看，这种两分法可能是谬误的，但中体西用论的基本精神是以西学来补中学之不足，承认中学不是完美无缺而有可补之处，这毕竟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思想界的一个进步。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统治阶级包括它的知识精英从御夷图强到变法图强，都是一种“防御性现代化”，其中心思想都是突出一个“保”字——保种、保教、保国、保民。
在“保”的前提下进行“变”，就是在中国的旧“体”的框架内引进西方的器用。
这种现代化模式在世界上也是有而且获得成功的，那就是东邻日本在“尊王攘夷”、“和魂洋才”的口号下进行的明治维新。
中国的维新运动就是学日本的维新而来。
日本的成功并不是丢弃自己东方文化而全力推行“西化”，而是在发扬狂热的“神国主义”保持自己的国本的条件下，急速建设“军国主义的工业制度”，建立了一个可与西方匹敌的准现代国家，通过侵略战争赢得世界声誉。
“日本精神加西方知识”的畸形现代化打败了“中体西用”的现代化，固然证明中国现代化的失败，但如果把失败完全归之于中体西用论的失误，那就把复杂的历史过于简单化了。
“西化”论的主流思潮并非“全盘西化” 维新运动失败之后，社会进化论的输入为革新志士提供了新的思想武装，于是激进的革命派提出种族革命的理论（孙中山、章炳麟等），维新派思想家梁启超则从保国保种的思想转向根本改造国民素质的“新民”理伦。
“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
”梁氏这种除旧布新的“新化”思想中，已包含中国处在过渡时代的意识、现代竞争意识等现代化思想的闪光。
这显然已开始突破了中体西用论的框框。
他为现代国家的国民设计的新德性，诸如自由、自治、进步、自尊、合群、尚武、进取冒险、权利思想、国家思想、义务思想等等，与当代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在《人的现代化》一书中开列的现代人特征比较，有许多观点是吻合的。
新民运动就是人的“新化”运动，是从“中体西用”观向“西化”观过渡的桥梁。
在辛亥革命以后，中体西用的思潮日趋衰落，但是主张中西调和的观点仍一直占居上风。
到“五四”前后，陈独秀、胡适等人在报刊上以毫不妥协精神向封建旧文化挑战，在思想界才激起了轩然大波。
陈独秀以毫不调和的立场来对待中西文明的冲突，旗帜鲜明地主张接受近代西洋文明来全盘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就彻底否定了“中体西用”论。
他写道：“吾人倘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孔教为非；倘以旧有之礼教为非，则不得不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
”（《答佩剑青年》）陈独秀所说“欧化”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西化”，即梁启超所说的“新化”，这是二十世纪初中国思想界对现代化的理解，其内涵就是科学化和民主化。
对此胡适加以发挥，提出了东方落后民族应当以西化方式实现追赶型的现化化观点（《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后来他在《我们对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中，又进一步提出要打破所谓东西方有“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之对立这种流行成见，并充分肯定西洋文明是理想主义的。
清末以来，对西方文明的估价从器物层次上升到制度层次，现在又从制度层次上升到精神领域，不能不说是一个大进步。
在十余年内中国现代启蒙思想的猛进，由此可见一斑。
总之，五四时期的西化论的主流思想是输入西方的民主与科学精神，通过激进的文化革命来彻底改造中国旧文化，以争取中国的文艺复兴。
从“西化”论到“中西互补”论 有关中西文化问题的论战在“五四”前后历时达十余年，在这场论战中彻底反传统的西化派到底取得多大成果，还有待于深入研究。
从近百年中国启蒙思想运动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引起的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主要并不在于已经批倒了各种旧礼教和旧道德，而在于破除了对自由探索的各种桎梏，形成了一个各种新思潮百家争鸣的局面。
只有在这样的思想黄金时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才得以迅速传播。
在“五四”前后发生的形形色色的思想论战中，围绕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年）一书展开的论战，是后斯关于东西文化问题讨论的一个新的热点。
近代中国涌现的所有新思潮都是世界思潮的某种反映，世界思潮的变化也必然影响中国思潮的转变。
“五四”以前，中国维新志士倡导的新学，留学生提倡的新文化，实际上都是十九世纪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及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暴露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各种问题，才引起了西方信仰危机，使西方思潮发生了大变化。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新形势下，从俄国和西方输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持激进的观点批判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从西方、印度、日本输入中国的罗素、泰戈尔等人的思想，则持温和的观点重新估价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
这样，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东西文化的论战，都面临全新的复杂形势。
曾经讴歌过西方文明的梁启超到欧洲旅游归来，对西欧文明的幻想破灭了。
曾经鼓吹过西方的民主自由的陈独秀转向了俄国社会主义新文明。
梁启超号召青年以“孔老墨三位大圣”和“东方文明”去拯救西方文明的最新观点是：“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欧游心影录》）。
这一观点可以称之为“中西互补”论，但其骨子里却是“以中补西”，也就是以重新“孔化”来代替“欧化”。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角度来看，这无疑是一种开倒车的思潮。
但这一思潮中包含了对西方现代化的批判的审视，从这个角度来看，又有其合理的内核。
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接受并全面发挥了梁启超的观点，并把它归结成为一个新的命题：东方化还是西方化，也就是孔化还是欧化的问题。
该书的特色是不局限于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之比较，而是第一次从更广阔的视野把中国、印度与西洋三种文明放在一起加以比较，主要是从人生哲学的角度分析研究。
该书以独创的文化多元论来反对当时西化论的文化一元论，即认为中国、印度、西方三种文化分别代表三种不同的发展“路向”，各自有不同的价值观念和伦理哲学，而否认东西文化属于人类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
因此，中国人无论走多久也走不到西方人可达到的地点。
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西化论的理论根据。
另一方面，作者又认为这三条路向是可以穿行的，并提出了西洋文明、中国文明、印度文明三大文明循序演化的世界文化观，认为在最近未来将有“中国文化复兴”，将来继之以“印度文化复兴”。
在当时，这本书确是从世界比较文化这个新角度来探讨中西化问题的一部论著，引起思想界的轰动并非虚妄。
这是儒学现代化的一部开路之作，而且是在反儒学的高潮中诞生的。
西化派高呼打倒的儒学转眼之间就披着振兴世界文化的道袍重新登场，这说明对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单靠猛烈的文字讨伐是无济于事的。
在“五四”后期关于中西文化观论战的新争论中，有必要提醒注意一部长期被人遗忘的书，那就是杨明斋写的《评中西文化观》。
杨在十月革命前就到过俄国，加入过布尔什维克党，后来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有数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之一。
《评中西文化观》出版于1924年初，全书共分四部分：第一卷评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二卷评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第三卷评章士钊的《农国辨》，第四卷总解释，从理论与历史的结合来阐明一种新的文化观。
如果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是反映文化折衷论观点的集大成之作，那么，《评中西文化观》就是从广阔的视野对各种折衷论观点进行较系统地分析批判的独一无二的著作。
此书通篇没有引用马克思的词句，而是用“大多数社会的事实及其历史”来研究文化问题，“从大多数平民生活方面观察中国文化”，然后对历史的复杂现象进行理论概括。
作者把人类社会的演进分为渔猎、畜牧、农业、工业四个阶段，指出长期生活在农业生产组织下的社会的经济变迁是依靠于“自然转机的大流”，从而长期停止了进化。
他用这个观点，对中国文化的特征、儒家的学说和人生观，孔老墨的思想发展背景、实行儒家文化的后果等，提出了新解释。
指出“儒家的政治法律思想道德伦理等在中国之所以能生存不变至二千余年的原因，便是全凭农业生产组织”。
农业生产方法进到工业生产方法，才能引起生产力的大变动，这样，最重要的就是产生了资本、知识、教育、组织、秩序五种新生产之要求。
“有了以上五种新生产之要求的设备，这便是由农渐化为工，于是‘新世界’生。
”这里所通俗表述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进化史观，实际上是关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进化的现代化理论的最基本观点。
这在当时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转向一种崭新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来研究中国与世界的演进历程，《评中西文化观》大概是这方面最早的一部系统性论著。
这是早期马克思主义启蒙运动、中国现代化启蒙思想运动留下的珍贵遗产。
必须指出，关于中国文化复兴的思想，并不始于梁漱溟，在梁启超、蔡元培的文章中早已提出，严复的后期言论也露此端倪，孙中山更是一贯有此思想。
正如蔡元培所说：孙氏“是为国粹与欧化的折中”（《中华民族与中庸之道》）。
孙中山没有参加东西文化观的论战，但他热情赞扬“五四”新文化运动。
由于他早就深知近代西方文明的弊端，所以一贯主张把中国固有文明与近代西方新文明相结合，认为这样才能使中国“驾乎欧美之上”。
他一贯反对盲目抄袭西方，在他制定的第一个现代化纲领《建国方略》的“物质建设计划”中，讲完总的建设计划之后，特别指出中国建设不能追随“西方文明之旧路径”。
他打了一个比喻，哥伦布航行美洲时，从欧洲绕道极远而到美洲，而现在则可采取“直捷方向”航行。
我国的经济建设也要取得“最直捷之途径”。
他一再提倡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用日本学习欧美文化取得成功的经验来鼓励国人的现代化的斗志。
在这方面，他显然高出于同时代的那些启蒙思想家。
但孙中山以为中国对于外国的长处只要能够“迎头去学，十年过后，虽然不能超过外国，一定可以和他们并驾齐驱”（《三民主义》）。
很显然，这一估计失误是与他对中国封建文化传统的深层结构缺乏认识，对于旧体制改造的艰巨性缺乏深刻理解是分不开的。
二、现代化概念的初步形成—— “中国本位”与“全盘西化”之争 过去审视30年代中国社会思潮的起伏变化，局限在文化“围剿”与“反围剿”的框架之中，这里扩大视角，提出探索中国现代化概念的形成问题。
“现代化”一词，在“五四”前后东西文化观的争论中，已偶尔出现，如有所谓“近代化的孔家思想”的提法。
1929年胡适为英文《基督教年鉴》写的《文化的冲突》一文，正式使用了“一心一意的现代化”的提法。
但“现代化”一词作为一个新的词汇在报刊上使用是在30年代。
1933年7月《申报月刊》为创刊周年纪念发行特大号，刊出“中国现代化问题号”征文特辑，大概是这个新概念运用的正式开端。
这次征文是在世界经济危机导致国民经济衰落和东四省丧失的背景下举行的，重点讨论两个问题：一，中国现代化的困难和障碍是什么；二、中国现代化应当采取的方式以及实现这个方式的步骤。
这次讨论会共收到10篇短论和16篇专论，作者包括了当时学术界知名之士如陶孟和、吴泽霖、金仲华等人。
征文提出的观点五花八门，论述深浅不一；但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总的趋向性意见，多数人都是一致的，即认为在当时中国的现状下，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主张走受节制的资本主义或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如大体作一统计：完全赞成走私人资本主义道路的，只有1篇；认为应采某种社会主义形式或以社会主义作为终极目标的，约有5篇；认为应兼采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者之长，或主张采取非资本主义形式、统制经济、节制资本的，约有9篇；未正面回答采取何种方式而强调或专论工业化、产业革命、国民经济改造为先决条件的文章，约有5篇；没有明确回答问题或讨论其他问题的，有3篇。
虽然论者对现代化缺乏统一认识，但认为应“着重于经济之改造与生产力提高”以及类似的论文，在讨论中明显占上风。
这次征文讨论可以看作是知识界一次小型的民意测验，对民族危机和世界经济危机的思想回应，较之20年代东西文化之争时对西方文明进行抽象而空洞的辩护有很大的不同，反映了中国思想界对世界潮流的趋向认识的讲步。
在这次讨论之后不久，1935年初，陶希圣等十位教授发表了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
这是当时国民党授意作的一篇洋洋大文，实际上尽是浮词和同语反复，空洞无物，“宣言”的未宣之言是要用三民主义文化统一中国。
无论它的政治用意如何，“宣言”一经抛出，就立即引起全国文化界的热烈讨论。
这是继“五四”前后那场大争论之后思想界的又一场大争论。
涉及的不只是文化问题，而是由此引出中国的出路即社会发展道路的问题。
所谓本位文化建设，从中西文化冲突的角度来看，是本位文化受到外来文化严重冲击而引起的“重整反应”。
20年代有过一次，30年代是第二次。
在这场论战之初，站在“宣言”即中国文化本位论的对立面、观点最激烈的是主张全盘西化论的陈序经。
他在《中国文化的出路》一书（1934年1月出版）中首先提出自己的新观点，指明是针对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观点而发，因此实际上是20年代论战的继续与发展，于是对十教授宣言的评论也引起对全盘西化论的观点的评论。
胡适的“文化惰性”理论 在这里，有一学术公案必须予以澄清。
近年来，海内外学者都有人根据胡适在这场论战中偶尔使用“全盘西化”一词，把他划为“全盘西化派”。
事情是这样的：在讨论开展之初，陈序经或别的论战者都没有把胡适归入全盘西化派，而是归入“折衷派中之一支流”。
这是有案可查的。
胡适由于被人说成是折衷论者，就在陈序经逼他明确表态之后，在《独立评论》142号的《编辑后记》中声明：“我很明白的指出文化折衷论的不可能。
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
这一声明为全盘西化论大为张目，一时群起而攻之。
胡适察觉到“全盘”一词不妥，于是很快就承认了自己“用字的疏忽”，声明“全盘”的意思不过是“充分”而已，提出改用“充分世界化”一词来代替“全盘西化”（《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
从新文化运动以来，胡适始终是近代西方文明最积极的鼓吹者和传播者，他对西方文明的政治制度和道德价值观的推崇简直是五体投地，甚至否认有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存在，但是对祖国的文化遗产从未采取过否定一切的态度。
早在“五四”时期，他就提出“研究学问，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就是用科学的精神、批判的态度去重新估定文化遗产的价值。
因此，只能说胡适是一位“一心一意的西化”派或“充分的西化”派，决不能说他是全盘西化派。
胡适之所以一心一意鼓吹“西化”，是由于他持激进的文化革命观，其基础是他有一套独特的“文化惰性”理论。
胡适认为，在多种文化冲突中进行自我调整，绝不能采取折衷态度。
因为旧文化有一种“惰性”，这种惰性的根子可能在于某种固有环境与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生活习惯，构成为某一文化的“本位”，即使物质生活骤变，思想学术改观，政治制度翻造，那个本位都不会有毁灭危险。
因此有远见的领袖们不应焦虑中国本位的动摇，而应焦虑那固有文化的惰性太大。
要改造中国，“只有努力全盘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明，全盘接受了，旧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他成为一个折衷调和的中国本位的新文化”（《编辑后记》）。
胡适的这种独特的西化理论，当时就有人称之为“文化的自然折衷论”。
我认为这就是胡适坚持必须尽量接受西方文明的重要根由。
这种看来非常过火的西化观，同我们常说的“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其精神是一致的。
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看，可说是一种颇有独到之见的文化的“涵化”理论。
拚命走极端，再让文化的惰性拉向折衷调和，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倡导此说还是可以理解的。
只要看看中华民族近百年来经历了多次大革命的震荡仍未能彻底冲掉旧文化的惰性，就知道此说确有某些可取之处。
不管怎样，这一激进文化革命观决没有意思要根本否定祖国的历史文化。
这一点，在胡适对中国本位文化观提出尖锐批评的同时，有明确的表白。
他认为应该虚心接受西方科学工艺的世界文化的朝气锐气来打掉我国“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气”；中国本位文化中“那一部分不可磨灭的文化将来自然会因这一番科学文化的淘洗而格外发辉光大的”（《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
这些观点，胡适几年前就在《文化的冲突》一文中阐明过。
如果认为胡适为了政治上倒向国民党而修改自己的观点以与十教授调和，那是完全错误的。
现代化概念：中国思想界自身认识深化的产物 1935年关于中国文化出路的讨论，实质上是关于如何重建中国文化问题的讨论。
这次讨论较之“五四”前后中西文化观的讨论和1933年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广度与深度都前进了一大步，学院习气也要少得多。
在几个月中就留下大约150多篇论文，参加讨论者包括各方面的知名人士。
各种观点都自由地畅抒己见，看法非常分歧，有主张资本主义化的，有主张非资本主义化的，有主张民族资本主义性的文化即三民主义的文化，也有主张介绍社会主义文化的，但这场大争论仍反映了当时思想界的一般动向。
一、在这场争论中，全盘西化论刚亮出旗帜，就遭到从西化派到中国文化本位派的批评与责难，可见其立论之脆弱。
有人指出，既然全盘西化最终也仍要折衷和妥协，这实际上已从根本上否定了全盘西化论的观点（张佛泉：《西化问题之批判》）。
胡适也在讨论中收回了自己支持全盘西化的提法。
也有人在讨论中提出“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并解释为“全盘吸取西洋文化之根本精神”来“调整中国固有之优美文化”，这可视为是“全盘西化”论的修正观点（熊梦飞：《谈“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之闲天》）。
但总的说来，在这次讨论之后，“全盘西化”这个昙花一现的口号，在中国思想界几乎完全无人再提起了。
二、“五四”以来中西文化之争，辩论的双方大多是持僵硬的文化观，采用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好就绝对的好，坏就绝对的坏。
胡适对近代西方文化的执迷态度是一个突出的表现。
在这次讨论中，对如何认识西方文化的问题，持分析态度的意见显然占上风，不论对资本主义文化或社会主义文化，都提倡进行客观的科学研究。
就是大力支持西化论的人也客观地分析了西方生活方式之缺陷，指出西方文化也有历史的惰性，特别是指出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是“奢侈文明”、“拜金主义”，以及阶级斗争、国际斗争之残酷；指出中西文明之不同是农业经济文明与现代工业文明之不同，中西文化比较从文化层次扩大到经济层次。
三、“中国本位文化”论与西化论的两极对立，在讨论中逐步接近，或者说是互相吸收。
西化派放弃了“全盘”的提法，而本位派也不断充实对“本位”的阐释，提出建立“中国本位意识”的观点。
一是要彻底检讨我们自己民族的优点与缺点，这叫作“认识自己工作”；二是须尽量探索欧美各强的实情和欧美文化的本质，这叫作“认识他人工作”；三是多多研究各民族各文化过去的盛衰兴亡史实，发现其所以兴盛、所以衰亡的因果法则，以衡量我民族文化的生存能力，这叫作“比较认识工作”（刘jié＠①敖：《中国本位意识与中国本位文化》）。
这较之东西文化讨论时的泛泛空论，有明显的进步。
四、在讨论中，不论是主张西化论者还是主张中国本位论者，都逐步产生一种新认识，即用“现代化”这个新概念来取代“西化”或“中国化”等概念。
“现代化可以包括西化，西化却不能包括现代化”。
中国现代化的努力方向：第一，发展自然科学，这是现代化的根本基础。
第二，促进工业发展，一个国家若无现代工业，平时无法生活，战时无法进攻。
第三，提倡各种现代学术，没有现代学术也不能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
第四，思想方面的科学化，以使我们的思想、态度和做事的方法都现代化、效率化、合理化（张熙若：《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
30年代的文化争论是20年代文化争论的继续和扩大。
从“东方化”引出“中国本位”观点，从“西化”引出“现代化”的观点，表明中国思想界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思想认识在逐步深化中。
把现代化的基本概念确定为工业化、科学化、合理化、社会化，在这些年中也基本形成。
中国知识界通过自身的思想论辩与探索得出的现代化概念，与战后西方学者根据马克斯·韦伯的观点提出的现代化概念是基本一致的。
到40年代初，现代化一词引起哲学家讨论的兴趣。
冯友兰曾指出“西化”改为“现代化”是一种见解上的改变：“这表示，一般人已渐觉得以前所谓西洋文化之所以是优越的，并不是因为它是西洋底，而是因为它是近代底或现代底。
我们近百年之所以到处吃亏，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国底，而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古底，这一觉悟是很大底”（《新事论》）。
近年来西方流行的一种现代化理论，是二次大战后美国学术界提出来的，对中国人来说是一种舶来品。
实际上中国从自己的实践中提出现代化的概念和观点，早于西方的现代化理论约20年。
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理论界对于自己的丰富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对于现代化理论的探索都远远地落后了
如何培养学生日常行为习惯
习惯是一种顽强的力量,可以主宰人的一生曾听到过这样一个笑话:一个领导与两个部下到山中游玩，正在悬崖边上观赏风景时，三个人一不小心就摔了下去，领导眼疾手快，抓住了一棵小树，而两个下属也分别抓住了领导的两条腿。
眼看小树要断了，领导很着急，开始劝说两个下属放手，但两个下属说什么也不放。
领导见此情景，灵机一动，开始了“会议讲话”，最后说：“我的讲话到此结束
谢谢各位
”两个下属一听，习惯性地开始鼓掌，一松手，摔下了悬崖。
看了这个笑话，除了让人莞尔一笑之外，相信还会给人一些思考。
1、看了这个笑话，你有什么想法
2、你认为习惯对人的一生与发展有些什么作用
3、我们应该培养学生的哪些良好习惯
4、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如何培养学生的良好习惯
蔡元培先生说：“教育就是帮助学生。
”陶行知说：“播种行为，就收获习惯；播种习惯，就收获性格；播种性格，就收获命运。
”将这两句话合二为一：教育就是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习惯。
的确，对一个小学生来说，养成一种良好的学习、生活、思考、行为习惯，进而养成一种良好的思想道德修养，实际上也就是提高了学生的素质，这也说明了好习惯让人终身受用，但一旦养成了坏习惯，也会贻害一生。
小学阶段是培养孩子各种良好习惯的最佳时机，需要我们每位教师细心观察学生，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生活、学习、待人处世的习惯，为学生将来立足社会打好坚实基础。
怎样更好地培养学生的良好习惯
一、明白事理，提高认识习惯的培养越
对反现代化思潮的反思
什么是现代化
应该怎样才会使人们生活得更好
从“西化”到现代化 ——“五四”以来现代化思潮演变的反思 作者：罗荣渠 1989.02.21 人民日报 一、现代化意识的曲折显现—— 从“中体西用”到“西化”、“中西互补” 现代化并不是一个单向的历史过程，而是近代西方的冲击与东方国家内部回应两者相结合的一个错综复杂过程。
对于受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的东方国家来说，自强图存的第一个回应是强烈的民族主义的，它的具体措施就是模仿西方的先进技艺。
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悠久的东亚文明传播中心来说，西方冲击在传统知识分子思想中激起的最大反响是文化回应，即东西两种不同文化体系的冲突，这就是关于东西文化观的论战的由来。
从自强运动（即洋务运动）到“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初期阶段。
在这一阶段中，居于领导地位的士大夫阶层应付“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提出的最早的现代化口号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从哲学上来看，这种两分法可能是谬误的，但中体西用论的基本精神是以西学来补中学之不足，承认中学不是完美无缺而有可补之处，这毕竟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思想界的一个进步。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统治阶级包括它的知识精英从御夷图强到变法图强，都是一种“防御性现代化”，其中心思想都是突出一个“保”字——保种、保教、保国、保民。
在“保”的前提下进行“变”，就是在中国的旧“体”的框架内引进西方的器用。
这种现代化模式在世界上也是有而且获得成功的，那就是东邻日本在“尊王攘夷”、“和魂洋才”的口号下进行的明治维新。
中国的维新运动就是学日本的维新而来。
日本的成功并不是丢弃自己东方文化而全力推行“西化”，而是在发扬狂热的“神国主义”保持自己的国本的条件下，急速建设“军国主义的工业制度”，建立了一个可与西方匹敌的准现代国家，通过侵略战争赢得世界声誉。
“日本精神加西方知识”的畸形现代化打败了“中体西用”的现代化，固然证明中国现代化的失败，但如果把失败完全归之于中体西用论的失误，那就把复杂的历史过于简单化了。
“西化”论的主流思潮并非“全盘西化” 维新运动失败之后，社会进化论的输入为革新志士提供了新的思想武装，于是激进的革命派提出种族革命的理论（孙中山、章炳麟等），维新派思想家梁启超则从保国保种的思想转向根本改造国民素质的“新民”理伦。
“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
”梁氏这种除旧布新的“新化”思想中，已包含中国处在过渡时代的意识、现代竞争意识等现代化思想的闪光。
这显然已开始突破了中体西用论的框框。
他为现代国家的国民设计的新德性，诸如自由、自治、进步、自尊、合群、尚武、进取冒险、权利思想、国家思想、义务思想等等，与当代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在《人的现代化》一书中开列的现代人特征比较，有许多观点是吻合的。
新民运动就是人的“新化”运动，是从“中体西用”观向“西化”观过渡的桥梁。
在辛亥革命以后，中体西用的思潮日趋衰落，但是主张中西调和的观点仍一直占居上风。
到“五四”前后，陈独秀、胡适等人在报刊上以毫不妥协精神向封建旧文化挑战，在思想界才激起了轩然大波。
陈独秀以毫不调和的立场来对待中西文明的冲突，旗帜鲜明地主张接受近代西洋文明来全盘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就彻底否定了“中体西用”论。
他写道：“吾人倘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孔教为非；倘以旧有之礼教为非，则不得不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
”（《答佩剑青年》）陈独秀所说“欧化”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西化”，即梁启超所说的“新化”，这是二十世纪初中国思想界对现代化的理解，其内涵就是科学化和民主化。
对此胡适加以发挥，提出了东方落后民族应当以西化方式实现追赶型的现化化观点（《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后来他在《我们对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中，又进一步提出要打破所谓东西方有“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之对立这种流行成见，并充分肯定西洋文明是理想主义的。
清末以来，对西方文明的估价从器物层次上升到制度层次，现在又从制度层次上升到精神领域，不能不说是一个大进步。
在十余年内中国现代启蒙思想的猛进，由此可见一斑。
总之，五四时期的西化论的主流思想是输入西方的民主与科学精神，通过激进的文化革命来彻底改造中国旧文化，以争取中国的文艺复兴。
从“西化”论到“中西互补”论 有关中西文化问题的论战在“五四”前后历时达十余年，在这场论战中彻底反传统的西化派到底取得多大成果，还有待于深入研究。
从近百年中国启蒙思想运动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引起的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主要并不在于已经批倒了各种旧礼教和旧道德，而在于破除了对自由探索的各种桎梏，形成了一个各种新思潮百家争鸣的局面。
只有在这样的思想黄金时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才得以迅速传播。
在“五四”前后发生的形形色色的思想论战中，围绕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年）一书展开的论战，是后斯关于东西文化问题讨论的一个新的热点。
近代中国涌现的所有新思潮都是世界思潮的某种反映，世界思潮的变化也必然影响中国思潮的转变。
“五四”以前，中国维新志士倡导的新学，留学生提倡的新文化，实际上都是十九世纪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及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暴露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各种问题，才引起了西方信仰危机，使西方思潮发生了大变化。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新形势下，从俄国和西方输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持激进的观点批判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从西方、印度、日本输入中国的罗素、泰戈尔等人的思想，则持温和的观点重新估价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
这样，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东西文化的论战，都面临全新的复杂形势。
曾经讴歌过西方文明的梁启超到欧洲旅游归来，对西欧文明的幻想破灭了。
曾经鼓吹过西方的民主自由的陈独秀转向了俄国社会主义新文明。
梁启超号召青年以“孔老墨三位大圣”和“东方文明”去拯救西方文明的最新观点是：“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欧游心影录》）。
这一观点可以称之为“中西互补”论，但其骨子里却是“以中补西”，也就是以重新“孔化”来代替“欧化”。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角度来看，这无疑是一种开倒车的思潮。
但这一思潮中包含了对西方现代化的批判的审视，从这个角度来看，又有其合理的内核。
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接受并全面发挥了梁启超的观点，并把它归结成为一个新的命题：东方化还是西方化，也就是孔化还是欧化的问题。
该书的特色是不局限于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之比较，而是第一次从更广阔的视野把中国、印度与西洋三种文明放在一起加以比较，主要是从人生哲学的角度分析研究。
该书以独创的文化多元论来反对当时西化论的文化一元论，即认为中国、印度、西方三种文化分别代表三种不同的发展“路向”，各自有不同的价值观念和伦理哲学，而否认东西文化属于人类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
因此，中国人无论走多久也走不到西方人可达到的地点。
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西化论的理论根据。
另一方面，作者又认为这三条路向是可以穿行的，并提出了西洋文明、中国文明、印度文明三大文明循序演化的世界文化观，认为在最近未来将有“中国文化复兴”，将来继之以“印度文化复兴”。
在当时，这本书确是从世界比较文化这个新角度来探讨中西化问题的一部论著，引起思想界的轰动并非虚妄。
这是儒学现代化的一部开路之作，而且是在反儒学的高潮中诞生的。
西化派高呼打倒的儒学转眼之间就披着振兴世界文化的道袍重新登场，这说明对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单靠猛烈的文字讨伐是无济于事的。
在“五四”后期关于中西文化观论战的新争论中，有必要提醒注意一部长期被人遗忘的书，那就是杨明斋写的《评中西文化观》。
杨在十月革命前就到过俄国，加入过布尔什维克党，后来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有数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之一。
《评中西文化观》出版于1924年初，全书共分四部分：第一卷评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二卷评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第三卷评章士钊的《农国辨》，第四卷总解释，从理论与历史的结合来阐明一种新的文化观。
如果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是反映文化折衷论观点的集大成之作，那么，《评中西文化观》就是从广阔的视野对各种折衷论观点进行较系统地分析批判的独一无二的著作。
此书通篇没有引用马克思的词句，而是用“大多数社会的事实及其历史”来研究文化问题，“从大多数平民生活方面观察中国文化”，然后对历史的复杂现象进行理论概括。
作者把人类社会的演进分为渔猎、畜牧、农业、工业四个阶段，指出长期生活在农业生产组织下的社会的经济变迁是依靠于“自然转机的大流”，从而长期停止了进化。
他用这个观点，对中国文化的特征、儒家的学说和人生观，孔老墨的思想发展背景、实行儒家文化的后果等，提出了新解释。
指出“儒家的政治法律思想道德伦理等在中国之所以能生存不变至二千余年的原因，便是全凭农业生产组织”。
农业生产方法进到工业生产方法，才能引起生产力的大变动，这样，最重要的就是产生了资本、知识、教育、组织、秩序五种新生产之要求。
“有了以上五种新生产之要求的设备，这便是由农渐化为工，于是‘新世界’生。
”这里所通俗表述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进化史观，实际上是关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进化的现代化理论的最基本观点。
这在当时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转向一种崭新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来研究中国与世界的演进历程，《评中西文化观》大概是这方面最早的一部系统性论著。
这是早期马克思主义启蒙运动、中国现代化启蒙思想运动留下的珍贵遗产。
必须指出，关于中国文化复兴的思想，并不始于梁漱溟，在梁启超、蔡元培的文章中早已提出，严复的后期言论也露此端倪，孙中山更是一贯有此思想。
正如蔡元培所说：孙氏“是为国粹与欧化的折中”（《中华民族与中庸之道》）。
孙中山没有参加东西文化观的论战，但他热情赞扬“五四”新文化运动。
由于他早就深知近代西方文明的弊端，所以一贯主张把中国固有文明与近代西方新文明相结合，认为这样才能使中国“驾乎欧美之上”。
他一贯反对盲目抄袭西方，在他制定的第一个现代化纲领《建国方略》的“物质建设计划”中，讲完总的建设计划之后，特别指出中国建设不能追随“西方文明之旧路径”。
他打了一个比喻，哥伦布航行美洲时，从欧洲绕道极远而到美洲，而现在则可采取“直捷方向”航行。
我国的经济建设也要取得“最直捷之途径”。
他一再提倡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用日本学习欧美文化取得成功的经验来鼓励国人的现代化的斗志。
在这方面，他显然高出于同时代的那些启蒙思想家。
但孙中山以为中国对于外国的长处只要能够“迎头去学，十年过后，虽然不能超过外国，一定可以和他们并驾齐驱”（《三民主义》）。
很显然，这一估计失误是与他对中国封建文化传统的深层结构缺乏认识，对于旧体制改造的艰巨性缺乏深刻理解是分不开的。
二、现代化概念的初步形成—— “中国本位”与“全盘西化”之争 过去审视30年代中国社会思潮的起伏变化，局限在文化“围剿”与“反围剿”的框架之中，这里扩大视角，提出探索中国现代化概念的形成问题。
“现代化”一词，在“五四”前后东西文化观的争论中，已偶尔出现，如有所谓“近代化的孔家思想”的提法。
1929年胡适为英文《基督教年鉴》写的《文化的冲突》一文，正式使用了“一心一意的现代化”的提法。
但“现代化”一词作为一个新的词汇在报刊上使用是在30年代。
1933年7月《申报月刊》为创刊周年纪念发行特大号，刊出“中国现代化问题号”征文特辑，大概是这个新概念运用的正式开端。
这次征文是在世界经济危机导致国民经济衰落和东四省丧失的背景下举行的，重点讨论两个问题：一，中国现代化的困难和障碍是什么；二、中国现代化应当采取的方式以及实现这个方式的步骤。
这次讨论会共收到10篇短论和16篇专论，作者包括了当时学术界知名之士如陶孟和、吴泽霖、金仲华等人。
征文提出的观点五花八门，论述深浅不一；但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总的趋向性意见，多数人都是一致的，即认为在当时中国的现状下，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主张走受节制的资本主义或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如大体作一统计：完全赞成走私人资本主义道路的，只有1篇；认为应采某种社会主义形式或以社会主义作为终极目标的，约有5篇；认为应兼采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者之长，或主张采取非资本主义形式、统制经济、节制资本的，约有9篇；未正面回答采取何种方式而强调或专论工业化、产业革命、国民经济改造为先决条件的文章，约有5篇；没有明确回答问题或讨论其他问题的，有3篇。
虽然论者对现代化缺乏统一认识，但认为应“着重于经济之改造与生产力提高”以及类似的论文，在讨论中明显占上风。
这次征文讨论可以看作是知识界一次小型的民意测验，对民族危机和世界经济危机的思想回应，较之20年代东西文化之争时对西方文明进行抽象而空洞的辩护有很大的不同，反映了中国思想界对世界潮流的趋向认识的讲步。
在这次讨论之后不久，1935年初，陶希圣等十位教授发表了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
这是当时国民党授意作的一篇洋洋大文，实际上尽是浮词和同语反复，空洞无物，“宣言”的未宣之言是要用三民主义文化统一中国。
无论它的政治用意如何，“宣言”一经抛出，就立即引起全国文化界的热烈讨论。
这是继“五四”前后那场大争论之后思想界的又一场大争论。
涉及的不只是文化问题，而是由此引出中国的出路即社会发展道路的问题。
所谓本位文化建设，从中西文化冲突的角度来看，是本位文化受到外来文化严重冲击而引起的“重整反应”。
20年代有过一次，30年代是第二次。
在这场论战之初，站在“宣言”即中国文化本位论的对立面、观点最激烈的是主张全盘西化论的陈序经。
他在《中国文化的出路》一书（1934年1月出版）中首先提出自己的新观点，指明是针对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观点而发，因此实际上是20年代论战的继续与发展，于是对十教授宣言的评论也引起对全盘西化论的观点的评论。
胡适的“文化惰性”理论 在这里，有一学术公案必须予以澄清。
近年来，海内外学者都有人根据胡适在这场论战中偶尔使用“全盘西化”一词，把他划为“全盘西化派”。
事情是这样的：在讨论开展之初，陈序经或别的论战者都没有把胡适归入全盘西化派，而是归入“折衷派中之一支流”。
这是有案可查的。
胡适由于被人说成是折衷论者，就在陈序经逼他明确表态之后，在《独立评论》142号的《编辑后记》中声明：“我很明白的指出文化折衷论的不可能。
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
这一声明为全盘西化论大为张目，一时群起而攻之。
胡适察觉到“全盘”一词不妥，于是很快就承认了自己“用字的疏忽”，声明“全盘”的意思不过是“充分”而已，提出改用“充分世界化”一词来代替“全盘西化”（《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
从新文化运动以来，胡适始终是近代西方文明最积极的鼓吹者和传播者，他对西方文明的政治制度和道德价值观的推崇简直是五体投地，甚至否认有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存在，但是对祖国的文化遗产从未采取过否定一切的态度。
早在“五四”时期，他就提出“研究学问，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就是用科学的精神、批判的态度去重新估定文化遗产的价值。
因此，只能说胡适是一位“一心一意的西化”派或“充分的西化”派，决不能说他是全盘西化派。
胡适之所以一心一意鼓吹“西化”，是由于他持激进的文化革命观，其基础是他有一套独特的“文化惰性”理论。
胡适认为，在多种文化冲突中进行自我调整，绝不能采取折衷态度。
因为旧文化有一种“惰性”，这种惰性的根子可能在于某种固有环境与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生活习惯，构成为某一文化的“本位”，即使物质生活骤变，思想学术改观，政治制度翻造，那个本位都不会有毁灭危险。
因此有远见的领袖们不应焦虑中国本位的动摇，而应焦虑那固有文化的惰性太大。
要改造中国，“只有努力全盘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明，全盘接受了，旧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他成为一个折衷调和的中国本位的新文化”（《编辑后记》）。
胡适的这种独特的西化理论，当时就有人称之为“文化的自然折衷论”。
我认为这就是胡适坚持必须尽量接受西方文明的重要根由。
这种看来非常过火的西化观，同我们常说的“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其精神是一致的。
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看，可说是一种颇有独到之见的文化的“涵化”理论。
拚命走极端，再让文化的惰性拉向折衷调和，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倡导此说还是可以理解的。
只要看看中华民族近百年来经历了多次大革命的震荡仍未能彻底冲掉旧文化的惰性，就知道此说确有某些可取之处。
不管怎样，这一激进文化革命观决没有意思要根本否定祖国的历史文化。
这一点，在胡适对中国本位文化观提出尖锐批评的同时，有明确的表白。
他认为应该虚心接受西方科学工艺的世界文化的朝气锐气来打掉我国“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气”；中国本位文化中“那一部分不可磨灭的文化将来自然会因这一番科学文化的淘洗而格外发辉光大的”（《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
这些观点，胡适几年前就在《文化的冲突》一文中阐明过。
如果认为胡适为了政治上倒向国民党而修改自己的观点以与十教授调和，那是完全错误的。
现代化概念：中国思想界自身认识深化的产物 1935年关于中国文化出路的讨论，实质上是关于如何重建中国文化问题的讨论。
这次讨论较之“五四”前后中西文化观的讨论和1933年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广度与深度都前进了一大步，学院习气也要少得多。
在几个月中就留下大约150多篇论文，参加讨论者包括各方面的知名人士。
各种观点都自由地畅抒己见，看法非常分歧，有主张资本主义化的，有主张非资本主义化的，有主张民族资本主义性的文化即三民主义的文化，也有主张介绍社会主义文化的，但这场大争论仍反映了当时思想界的一般动向。
一、在这场争论中，全盘西化论刚亮出旗帜，就遭到从西化派到中国文化本位派的批评与责难，可见其立论之脆弱。
有人指出，既然全盘西化最终也仍要折衷和妥协，这实际上已从根本上否定了全盘西化论的观点（张佛泉：《西化问题之批判》）。
胡适也在讨论中收回了自己支持全盘西化的提法。
也有人在讨论中提出“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并解释为“全盘吸取西洋文化之根本精神”来“调整中国固有之优美文化”，这可视为是“全盘西化”论的修正观点（熊梦飞：《谈“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之闲天》）。
但总的说来，在这次讨论之后，“全盘西化”这个昙花一现的口号，在中国思想界几乎完全无人再提起了。
二、“五四”以来中西文化之争，辩论的双方大多是持僵硬的文化观，采用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好就绝对的好，坏就绝对的坏。
胡适对近代西方文化的执迷态度是一个突出的表现。
在这次讨论中，对如何认识西方文化的问题，持分析态度的意见显然占上风，不论对资本主义文化或社会主义文化，都提倡进行客观的科学研究。
就是大力支持西化论的人也客观地分析了西方生活方式之缺陷，指出西方文化也有历史的惰性，特别是指出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是“奢侈文明”、“拜金主义”，以及阶级斗争、国际斗争之残酷；指出中西文明之不同是农业经济文明与现代工业文明之不同，中西文化比较从文化层次扩大到经济层次。
三、“中国本位文化”论与西化论的两极对立，在讨论中逐步接近，或者说是互相吸收。
西化派放弃了“全盘”的提法，而本位派也不断充实对“本位”的阐释，提出建立“中国本位意识”的观点。
一是要彻底检讨我们自己民族的优点与缺点，这叫作“认识自己工作”；二是须尽量探索欧美各强的实情和欧美文化的本质，这叫作“认识他人工作”；三是多多研究各民族各文化过去的盛衰兴亡史实，发现其所以兴盛、所以衰亡的因果法则，以衡量我民族文化的生存能力，这叫作“比较认识工作”（刘jié＠①敖：《中国本位意识与中国本位文化》）。
这较之东西文化讨论时的泛泛空论，有明显的进步。
四、在讨论中，不论是主张西化论者还是主张中国本位论者，都逐步产生一种新认识，即用“现代化”这个新概念来取代“西化”或“中国化”等概念。
“现代化可以包括西化，西化却不能包括现代化”。
中国现代化的努力方向：第一，发展自然科学，这是现代化的根本基础。
第二，促进工业发展，一个国家若无现代工业，平时无法生活，战时无法进攻。
第三，提倡各种现代学术，没有现代学术也不能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
第四，思想方面的科学化，以使我们的思想、态度和做事的方法都现代化、效率化、合理化（张熙若：《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
30年代的文化争论是20年代文化争论的继续和扩大。
从“东方化”引出“中国本位”观点，从“西化”引出“现代化”的观点，表明中国思想界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思想认识在逐步深化中。
把现代化的基本概念确定为工业化、科学化、合理化、社会化，在这些年中也基本形成。
中国知识界通过自身的思想论辩与探索得出的现代化概念，与战后西方学者根据马克斯·韦伯的观点提出的现代化概念是基本一致的。
到40年代初，现代化一词引起哲学家讨论的兴趣。
冯友兰曾指出“西化”改为“现代化”是一种见解上的改变：“这表示，一般人已渐觉得以前所谓西洋文化之所以是优越的，并不是因为它是西洋底，而是因为它是近代底或现代底。
我们近百年之所以到处吃亏，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国底，而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古底，这一觉悟是很大底”（《新事论》）。
近年来西方流行的一种现代化理论，是二次大战后美国学术界提出来的，对中国人来说是一种舶来品。
实际上中国从自己的实践中提出现代化的概念和观点，早于西方的现代化理论约20年。
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理论界对于自己的丰富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对于现代化理论的探索都远远地落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