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苦旅的废井冷眼读后感怎么写
《文化苦旅》分篇读书笔记 曹治国 1．《道士塔》 余秋雨在这篇充满了个人臆想、近似小说化了的散文中所写和表达的内容只消三个字即可说明，便是那带着琼瑶阿姨的粉泪声腔而仿佛在几卷线装古书前，对着死朽者的尸骨却竟把无缚鸡之力的臃肿全身绷紧，举轻若重、绘声绘色的泣涕道：“我好恨
” 他的“恨”一如他结尾处的虽说“默默地”但实际仍“好激动”一样，都对我够不成任何透彻肺腑的情感冲击力和感染力。
他的“恨”实在恨得肤浅，竟能把几乎所有毁损敦煌文物的罪过和仇恨的矛头都加诸于这个“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的道士身上
余秋雨在百年之后裹着一身“文化学者”的知识优越感，坐在茶香四溢的书案前遥遥对视着世纪之初的暗夜里那焚尽生灵的硝尘，像一个深宅大院里的公子哥儿申斥着他从未真正了解、认识过的看门老仆——你为何如此败家
那时侯余先生从这老奴身上是颇找回了些道德优越感的自我满足的。
《道士塔》的实质作用也仅限于此。
聪明的作者没有忘记在最后借某个日本学者的话“我想纠正一个过去的说法。
这几年的成果已经表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来挽回中国的民族自尊和自信来，而以往那些他刚刚咬牙切齿描写的中国的愚昧、荒蛮、落后、病态都集中处理算在了王道士一个“个人”的身上，并且这本应该切入审思、深思中国各种根深蒂固之病态与愚劣以及展开对影响产生了像王道士这样“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的深层文化传统的批判之可能，都在“过去时”与“现在时”的泾渭分明的割裂式划分中被完完全全的消解掉了；于是，中国只要一有了坏事，便据说总是因为某几个“小人”作乱的缘故，而中国一旦有了好事，便肯定是证明了整个中华民族“向来优秀”的集体荣耀，我们的民族和文化上之“自尊”与“自信”便是这样得以实现和得到满足的。
正是这种阿Q式的毫无自我批判、解剖与忏悔的“胜利法”，让余秋雨笔下的中国文人与文化在矫柔造作的“痛楚”和自我麻醉式的超脱中无往而不胜，无论到什么时候，都会是一副貌似自信的“胜利在握”的模样。
但我知道，他心虚得紧。
但是中国的某些知识分子都愿意退回进所谓“灿烂文明五千年”的故纸堆里重拣起传统士人情怀的人格面具戴上，何况“到处可以遇见的中国平民”则更需要从尚未捂无热乎的“我们的文化”中找回鲁迅先生所讽刺的那种“合群的自大”式的“自尊”与“自信”来。
余秋雨很好的为庸众们做成了此事，所以我认为他的散文本质上是一种“媚俗”，并不冤枉他，只不过他这回所卖的，乃是“文化”这剂高雅体面的春药。
2．《莫高窟》 《莫高窟》所运的文字是唯美而稍显绮靡多姿的，辞藻富繁而无雕琢的赘感，将静态的敦煌壁画用活的线条和气势舞动起来，既合人与背景的内容，又能赋予横亘时空的强烈的生命与美学意义，人随画动，画从心转，幻境与当下交织，历史与色彩共升，细腻入微又磅礴挥洒，悄然无语而乐章交响。
作者的立意很清楚：想要追求一种超越了宗教、道德的敦煌艺术之“美”来。
你可以取别的视角，但“美”这个视角是合适的，同时又兼顾到了莫高窟的多层意蕴，也就是“层次丰富的景深（depth of field）”，像敦煌的意义与价值显然是“说不能尽”的经典，余秋雨是在“美”的艺术心理观照下截取他想要和欣享的敦煌片段，从这一层面来讲，应该说作者的眼界不乏大气、开阔、高远，这是其独到的地方。
但问题是，伴随着“多方面生命”的呈现、聚会、狂欢、释放，余秋雨渐渐走入了他实则认知较浅薄的“历史的景深和民族心理的景深”的叙述之中，“人性”“生命”“人格”都成了反复歌咏却苍白空泛的符号，我们看到了浓墨重彩的一幅幅曼妙醉神的画，却见不着更深厚的对生命或人性本身的诠释与穿越，最终，又是顶礼膜拜式的表达了对盛唐这一个时代的无限憧憬与自豪，于是说“我们的民族，总算拥有这么一个朝代，总算有过这么一个时刻”，个体的生命艺术之美被宏大的历史主题与廉价的民族自尊遮蔽了，于是“我们曾经拥有”“我们一千多年层层累聚”，这中间只有机械的堆叠，大失立体多维度的穿越审思，所以余秋雨的审美只能浮在表面的装修上，却无法扣问灵魂，力透出生命的本色来。
莫高窟的“美”，也因此减色不少，单薄不少。
3．《阳关雪》 阳关“终成废墟，终成荒原”。
那么这原因何在呢
作者极其隐晦的表达出这样一个观点，即：当权的统治者似乎没有给艺术家们以足够的地位和尊重，所以限制了艺术家们的创作，然而艺术家们可是足够优秀足够天才足够好的。
“但是，长安的宫殿，只为艺术家们开了一个狭小的边门”这句话很有意味，很能够透视出余秋雨在拿着古代知识分子暗中自比的同时，他的双眼始终没离开过“长安的宫殿”为其所开的“门”，余秋雨性格中深刻烙印着对“权力”的心理依附，在此文中已有较深隐的体现。
他通过对古代文化名人的悲叹、哀痛、伤悼乃至鸣不平，甚至常常要挤出几滴酸度超强的枯泪来，其实正是欲寄托他自己希望当权者能施舍给像他这样的文化人以生存的空间甚或重用之的企望，这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士人的情结，是没有或缺乏独立人格，始终活在权力话语的阴影下谋求自我的定位，余秋雨借此将他作为这种知识分子的虚荣表现得淋漓尽致，荒原
千万别侮辱艾略特的经典大作，那不过是无奈的看着自身终入尘土的垒起的坟而已。
余秋雨仍没忘了拿唐代的造像去向文艺复兴时的西方艺术大师那里寻回一点可怜的“骄傲与自豪”，但他却不愿也不肯再继续追问：为什么如此辉煌的唐朝艺术却无法避免走向退步衰落的宿命
而西方的文艺复兴为什么却偏偏能开出一个史无前例的近现代人类文明呢
那些至今依然坐在“四大发明”之类国故上高唱凯歌颂谣的孝子贤孙们，自然是想不明白的。
4．《沙原隐泉》 此文的文笔流畅，余秋雨的文字工夫确是很强很吸引人的，其叙事往往带有鲜明的戏剧性，这是他行文的优点。
有论者因此批评他在散文里“编故事”，走金庸小说的套路，已经偏离了散文“真我”“写实”的文体要求等等，我以为这种局限性很大的批评并没有多高的价值，文学艺术上的打破文体自身或先前的定义要求与局限而进行创新、开拓、尝试是一件更应该注目和鼓励的事情，在形式上我对余文没有多少批评，尽管他自己后来把自己的拓展写作给模式化了，为人所诟病。
但是艺术上你可以做不到或者不去做“事实上”的真实（其实我们传统所谓“真实”也并不真的真实，也只是心理认识的结果），但我一直认为写作的主观“态度”必须是真诚的，失却了真诚则一切休论。
努力攀爬着才刚刚自比“高加索山头上的普罗米修斯”，旋即“哑然失笑”，竟以所谓“康德所说的滑稽”作评价，康德讲了那么多精深的哲学，他偏要选用这个“滑稽”。
我的感觉是，余秋雨不具备真正的悲剧精神和意识，虽然他最会煽情掉泪。
述老尼处简直是文人式的矫情造作，一个老人几十年的生存经过和精神情感历程竟被“眼光又转向这脉静池。
答案应该都在这里。
”一句轻轻作结带过，那这是怎样“神奇”的一脉泉啊，竟然超过涵盖了一个衰老生命的丰富与厚度
“老尼的孤守不无道理”，但不知余秋雨本人愿不愿意也这样“很有道理”的活着，尊重不应只是一种浅薄的认同，更需要一种穿透人生苦难的愿力与慧力。
5．《柳侯祠》 倘若读懂了作者“借古人的尸，还自己的魂”的深隐之意，便会觉得这是一篇作呕指数很高的“文化散文”，与其说通篇都在兜售着“文化”这个已被其弄得俗得不能再俗的空泛概念，倒不如说是一个文化人急于想做官的心灵告白，整篇文字都流露出作者浓厚的“官本位”的思想意识，甚至十分露骨的用“倒是现任柳州市副市长的几句话使我听了眼睛一亮。
”这样肉麻的话来直接会通今古，就差从棺椁中拉出柳宗元来现场讲几句了，并且说“从根子上使柳州开通”的乃是因了“柳宗元和其他南下贬官”，柳州当代的开放和崛起是否真是“从根子上”靠了千年之前的南下贬官们的文化遗产，我不清楚，但我清楚的是余秋雨的醉翁之意不在酒，没忘记格外强调了这位副市长“也是个文人”，那么我们可以说他余秋雨也是个“文人”，而且是级别更高的大文人，那么中国若想“从根子上”好起来，实在只有起用这群大文人、小文人们来做大官、小官这一条不二法门了
可以说透过此文，我们完全看得出余秋雨骨子里几乎全然未消化现代法治社会、宪政民主的政治理念，他或许知道一些理论，但他接受的却是比当代新儒家还要保守的政治文化意识，这样的结果，是做官的附庸风雅操控着文化，文化人附势权力卖弄着文化，可笑的是余在文中竟还哀叹柳宗元失去了“个人的意义”，在官本位的专制体制下，个体当然无法独立或倍受压制，余既然看到了这点，却不向制度问责，而把希望寄托在“文人作官”的“人治”上，殊不知他岂是真在替古人鸣冤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罢了
6．《白莲洞》 “桃花源”千百年来竟成中国人时时梦寐以求的人间乐土之所在，“桃源”所乐者何
无战乱与征赋，平等而富足，如是而已矣，并无精神之超越，无对人性本具之罪恶与生命本有之苦难的复杂性之认识，“桃源”人也是人，就算避世再远，也逃不开罪的钳制。
所以中国的传统文化要么向王权低头，要么就隐遁超脱，并无为爱为公义为超越性之真理而独立奋争的精神。
不是遮与盖，就是逃与避，在苦与乐之间徘徊不止，走向“桃源”的同时，也走向了精神价值的虚无，难道这竟是陶渊明和千百士人所向往的乐土
7．《都江堰》 这依然是一篇借着都江堰写李冰，借着李冰写“官本位”的文章，我在《柳侯祠》的评述中已有所论，只不过此番他给“官本位”注入的不是碑文诗赋而是专业的科学技术，都江堰的伟大被浓缩在了“李冰的精魂”里，作者所盼望的乃是这样的人可以子子孙孙无穷尽，于是对李冰的充满民间宗教色彩的膜拜和人而神的民间戏剧中很作了一番文章，颇为赞赏，并且说“轰鸣的江水”便因此成了“至圣至善的遗言”。
余文惯于在对山水的膜拜式夸大定位和抒写中行矫情与煽情，但他肯定不是真的要跪倒在山水文物前，他不过是做这么一个虚假的姿态而已，他的重点仍是利用这种情感的煽动去消弭理性的冷峻思考，从而使读者认同他、跟着他的观点走。
此文对“能臣干吏”的崇拜与对“清官”的崇拜一样，都是“人治”思路的认识，要知道仅凭“清官”“能臣”是无法帮助中国摆脱“人治”带来的历史循环的，但这种理性认知在作者故意营造的宏大主题与取媚民众的民粹主义气氛下，被抽空殆尽了。
余秋雨在文中说：“在这里，我突然产生了对中国历史的某种乐观”，我虽不知道这是否为其真心话，但通览整部《文化苦旅》，你都能感受得到这种甜腻腻的肤浅的“乐”观，而书名竟贯之以一“苦”字，什么叫做惺惺作态
什么又是矫情
看罢。
8．《三峡》 李白的诗飘逸灵动、超拔纵横、吞吐山河有余，而沉郁练达、忧患深情、悲心苦难不足，读其作品如阅其人，羽化超脱而心向隐遁的仙道气始终伴随着这位才华横溢的天之骄子，在世事的艰辛、恶劣和仕途的坎坷不顺中他选择了以桀骜不逊的风骨出入自我精神的狂欢，这与杜甫的始终不弃不舍，执著当下，痛入心髓而犹深怀抱负与忧悲进入民众、国家的苦难大有不同。
中国的多数人可能大抵都更爱读李白，因为从李白那儿能读出一种速度和快感来，但我却偏爱老杜，老杜的字句不止是用灵气泼洒的音符，更是一种血泪沉淀的生命的精魂。
他不超脱，所以他超越了那时代的每一个神往超脱的诗人。
9．《洞庭一角》 “贬官文化”的确是中国文化中很重的一笔，贬官们仕途兴隆、官运亨通时不见有特别优异的文章出世，只是被贬外放了，才“只好与山水亲热”，有了悲戚哀愤的常情，文采竟也飞扬起来，“事过境迁，连朝廷也觉得此人不错，恢复名誉。
”可见贬官们的写作与抒情岂能不暗怀着盼主上查阅而重起用之的功利心思
既被“贬”了，就无奈的写写东西，这写出的东西便恰好印证了贬官的“文品”，既是别有深意和目的而写，则这制造出的“文品”确也和其“人品”相映成趣——都虚伪得紧。
那么，倘若中国文化“极其夺目”的一笔竟是如此被文化官员们弄出来的，就不晓得到底是中国的贬官们太有才了，还是中国文学创作的自我评价“太有才”了。
不过文学在此文只是装裱，重要的是“地因人传，人因地传，两相帮衬，俱著声名”的“声名”效应，贬官们都化了灰，山水亭阁也仍是这样的山水亭阁，还理会他什么“文学”作甚
重要的是靠文章赚得的“声名”才是眼睁睁的取之不竭的实利，文学既“帮衬”了贬官的官运又“帮衬”了旅游景点的声名，大约可以名垂青史，不朽于后人了。
读懂了余秋雨的“帮衬”，也就读懂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一半。
10．《庐山》 文人因其对山水景致的吟咏而招引来世俗的拥挤，从而失去了此山此水，于是“文人似乎注定要与苦旅连在一起”。
但中国文人真的有叙述的这么高尚超拔吗
“苦旅”之“苦”会因为“世俗的拥挤”而消失飘散
其实，恰恰是世俗的打破山水原貌才能使精神贵族们感到苦涩，而文人在面对山水世俗化后反觉其“不苦了”，欲别寻苦境，这说明无论“苦”或是“乐”实际都未进入文人的精神深处，皆非精神加工品味后沉积转变成的苦与乐，而停留在感官层面；倘若不是这样，进入了精神层面而犹言世俗化的“不苦”与原貌之“苦”，则说明中国文人的精神较之我等俗辈凡夫实也无特异超绝之处，可以不必扬起文化优越感的架子，要独占这山那景观的，而且非得和“大官人”“大商贾”站成一线凑这很抬身价也很势利很虚荣的热闹。
11．《贵池傩》 “迷信”这个词本身充浸着一种粗暴的判断情绪，也交织着从中古甚至原始文化向祛魅的现代理性文化过度的激烈挣扎和矛盾心理。
尊重一种哪怕是荒蛮的文化是否就真的可取呢
谈尊重的大抵都是置身于其外的人，而为此荒蛮文化所深深影响的族人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困境也许才是更大更需要思索的问题。
价值真的可以是多元的
诚如文中所言，今日乡民的重演傩戏究竟还保留几分诚意
或许内里都怀着现代商业功利的心思罢。
而这种“诚意”的保留真的需要吗
传统文化在现代性中的融解是一个大智慧的疑难问题，我个人相信真理一元，“多元”只能是形而下的多元，无论如何，“迷信”的文化不该是用强制暴力去推倒砸烂的，因为只有在“自由”的前提下才能谈尊重人的权利与尊严。
何况人类尚有太多的未知，尚需更广阔的胸襟，透过一个傩戏，可以窥视当下整个中华民族转捩期的文化困境。
16．《风雨天一阁》 “为《四库全书》献书是天一阁的一大浩劫，颇觉言之有过”，这是余秋雨对中国历史黑暗的又一盲点，本文中提出了所谓“健全人格”，后来这个可笑的词又被他送给了康熙皇帝。
中国文人好讲“健全”“圆满”，也擅长把这些完美的修饰词留给自己和捧送掌权者。
“健全的人格”服从着包括“禁止妇女登楼”的封建族规，“健全的”皇帝及其继承者也开始了漫长的“文字狱”和闭关锁国。
这是怎样畸形的“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
连阿Q这种瘪三都晓得要在纸上很认真的画一个完满胜利的圆圈，何况中国的文人呼
17．《西湖梦》 一切宗教都要到西湖来展览，“展览”这个词妙极，中国人做惯了看客，无论什么，最要紧的便是“看”，始于看而终于看，过足了眼瘾和感官玩乐，就像灵魂已被抽干了一样。
18．《狼山脚下》 余秋雨完全不解鲁迅的深意，鲁迅岂是在改良为自然风景命名的方式吗
余文所谓“但一切都调理得那么文雅，苍劲的自然界也就被抽干了生命”，这纯粹是文人的臆想，其实他的“平和一点”同先人的“古池好水”“萧寺清钟”“远村明月”一样，都是琢磨着怎样在“命名”上下功夫，用文字自欺视听，只不过方法不同罢了。
鲁迅先生所批判嘲讽的，恰恰是这种专好在“名”上弄虚作假、自欺欺人的虚伪、麻醉的民族文化心理，而作者却正好最爱耽著在“名”上做文章。
19．《上海人》 这是余秋雨在本书中写得最好最精彩的文章，也许因为作者本身是上海人，对上海的了解、体会很深也较为全面。
徐光启是一个值得特别书写的开端，他能在一个愈趋封闭、衰朽、宋明新儒学占统治上峰的封建时代坦然开放的接受、传播西方文明，甚至受洗皈依基督宗教，他的影响决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文化交流者，他给古老的中国注入了完全异质的文化血液，也树立了一个“新人”的榜样。
光启，宿命般的人如其名。
但职员心态而缺少生命热源和创劲的上海人并未得着他的精髓，而只是神似而已。
20．《五城记》 兰州牛肉拉面的醇香横亘千里，飘入了关外我的鼻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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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牌坊》 牌坊大约是中国文化里最可憎恶的物事之一了，它见证着中国道德的虚伪、残忍、吃人的本性，而且是公开的被表彰的邪恶，而从中做帮凶写文章造理论大肆颂扬宣传的不是别人，正是文人。
父母的一面立牌坊一面偷偷送女儿出家逃生，把“贞操”“守节”残害人性的荒谬暴露无遗。
“圣女”是男权意识在女性身上的体现，“圣女”“节妇”既不“圣”也不“美”，而是对女性形象的扭曲，女性在这里只是体现纲常道德的工具和男权变态逞欲的对象罢了。
封建中国的文化，充满了触目惊心的变态性。
25．《信客》 仅靠一个“信”字谋生，为一件极小的“失信事件”而被彻底放逐、抛弃，服务乡里大半辈子的老信客就这样轻易的被推到命运的深渊，乡民的不宽容成为理所当然的事，在对“信”字的极端功利化的索取中，信客作为“人”自身的尊严、权利已经被淡化漠视了，落后的农耕文明和宗法社会伴随着信客高强度的生存压力，最后年轻信客的“成功”不过来自于一个近乎传奇的事件，而老信客悲惨的身影却蜷缩在无人关注的角落里瑟瑟发抖。
信客仿佛是被“崇高化”了的，但正如中国无数的“贞女节妇”无数的牌坊一样，本质上是对人性的歪曲、异化、践踏，鲜活的个体生命在“道德”的虚幌下被压扁成一个个供人膜拜的符号，中国封建时代形成的这种非超越性的“信”观念，决不能照搬、移植进现当代社会来，封建道德建立在非人道非理性非超验信仰的历史中，其充满局限性的伪善不言自明。
中国人喜欢“大团圆”“大圆满”的结果，本文也不例外，在文尾喜气洋洋的氛围中，我却分明感受到了寒意逼人的颤栗。
26．《酒公墓》 在客上教英文We all love Chairman Mao ，这是一个饱蘸了政治严肃和政治迷狂的例句，love在这里早已失却了它本有的真义，“伟大领袖”取代了上帝坐上了神的宝座供他的子民love，love只属于领袖一个人，一个人中的领袖剥夺了几亿子民自由love的权利，love像一个被化肥催生被空气鼓胀被毒品兴奋了的劣质种子，干瘪苍白，浸不得半点儿油腥，以至于当酒公在黑板上很自然的写下“爱是人的生命”时，全班竟然会大笑，而女生则红脸低头。
一个羞于把爱同生命联系在一起的年代，我们还指望它能够不酝酿制造出骇人听闻的黑暗来吗
27．《老屋窗口》 老屋只属于作者个人，何必要自命不凡的加诸自负的渲染呢
作者太爱慕虚荣了，此文可与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集做对比，鲁迅的怀旧散文从来没有这些自命不凡的虚饰之笔，先生所写的乃是切切实实的人和人生，却不是名和声名。
余文实在相形见拙，品低一等。
28．《废墟》 并非所有的废墟都能体现“悲剧精神”，也并非所有的悲剧都讲化为废墟。
废墟是一种常态，废墟中走出的人才值得关注。
29．《夜雨诗意》 夜雨未必与安逸水火不容，安逸在夜雨中顾影自怜，自哀自叹，于诗意中逍遥自适，甘愿被夜雨包围、吞噬，再无冲出的生命力和欲望，夜雨也便完成了摧毁行旅者前进的目的。
30．《笔墨祭》 一个“祭”字，保守的心态流露笔间，笔墨书法是文化艺术的载体，也有情感融入，但笔墨何尝不在千年里时时更新着内容
拒绝更新就等于自毁生命的延续。
31．《藏书忧》 藏书之“忧”实则出于读书人对“物化”了的知识的吝啬与自负上，文人相轻也相妒，慢条斯理、徐徐道来自己的藏书之富之精之珍贵，那种文人式的自得与虚荣表露无遗，这本也是人之常情，文人并非格外的鄙弃钱财，出手大方，当他像孔已己似的穷得排出几文铜钱买酒吃时便也一样要灰头土脸，最多不过吟几句“君子固穷”的圣言以备精神上对自我“文化优越”的文人身份制造几分超乎众群的幻觉，聊作麻醉而已。
所以文人的爱藏书，我认为无须上升到很“崇高”的境界位置，藏书的确一定程度的体现出藏书人特异的精神世界、治学面貌甚至是性情格调，但也仅此而已。
文人仍需将自身回归到平常心态中去，这是我的观点。
32．《腊梅》 腊梅大约真的可以给人启迪、激励的情感萌发罢，也只有人才可存有这认识，或者耳耳相传，便给了某自然界之植物以特定的性格或象征，所以后人一定要从腊梅中看出生命力的坚韧、顽强的这面来，却见不到万物的复杂性和生命中许多悖论。
腊梅固然可以御寒，但未知是否也能御热呢
33．《家住龙华》 禅味在历史的叙述和古老庙堂式建筑的烟尘中愈发显得泛黄脆软，凝固成衰朽的气色浸透在文人怀旧和超然自适的情感颓废中，家住龙华的人有很多，到头来，云在天空水在瓶，纵使老僧裁得布匹几十，喝破了柏树子的佛性有无，亦不过是家住龙华而已矣。
36．《华语情结》 语言是文化强有力的载体，人类文明正属于语言性的存在，但人言异于神言（Word），人言存在的有限性、欠缺性、虚假性被一次次证明，或者不证自明。
人言不应该被过分迷恋、执著和沉陷，运用它并超越它，而不是戴着所谓“母语”的镣铐跳舞，应不为其所累所操控，才是现在文化人的使命和人言发展的方向。
华语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古老民族接受西方文明的脚步，过去是表现为白话文同文言文的空间争夺，现下却呈现出更趋复杂、深刻的民族性文化心理的彷徨、挣扎与整合之中。
37．《这里真安静》 文章写到最后，也仅剩“安静”而已。
“军人、妓女、文人”这个模式被拔高起来赋予莫名其妙的涵义，人全都成了符号，包括那个被作者浓墨强调渲染的日本文人。
文人格外重要，仅仅因为是“文人”
历史的悲惨历程最终走向的是碑文的安静，草木的安静，一切重返自然的安静，当懦弱者不肯直面个体生命的深重罪苦和百病缠身的灵魂时，他就会一厢情愿的闭上自己的双眼然后说：安静罢，一切都回归清净了。
无声而黑暗的东方就是这样在麻木的自醉中失掉了旷野里为拯救的光呐喊的嘴巴。
苦旅，便如是安静的化为恒久的无味和无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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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给出对《文化苦旅》这本书的思考角度
我觉得这本书很多都是对生命、历史的感叹，不妨也顺着作者的思路写一写自己对于生命的看法，援引一些书中的东西，应该是篇不错的读后感。
读完那本书之后很久我都很佩服余秋雨先生，仅仅用一些文字就能左右我的情绪。
我现在还能想起来的只有《莫高窟》《沙原隐泉》《风雨天一阁》《道士塔》这几篇，情节已经淡忘了，但感动还在。
文人相轻是怎么一回事
文人相轻????“文人相轻”这个说法还是从鲁迅那里看来的，知道这是一个不好的词。
但读这本书的时候too young,并没有读懂。
生活教会了我们，见多了各式各样的轻法，就麻木了。
这些天，听说了几件事，有人下结论是文人相轻，觉得有点意思，才想再扯这个话题。
??为什么偏文人会相轻，想来也应该有合理的地方。
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江湖上经常要比出个高低来，没有本事敢说自己武功第一，恐怕是没有死过头道的。
但文不一样，敢说自己几百年来第一第一还是第一的很多，敢笔挑文化昆仑的也不少，谦称自己文坛第二，第一暂缺的也平安无事，甚至活得相当安逸——相轻，还是安全的。
??相轻有经济上的原因，鲁迅这篇文章后有注，转引林语堂的说法，“文人好相轻，与女子互相评头品足相同。
……原其心理，都是大家要取媚于世。
”原文没读过，觉得林的说法是到了点子上，剩下的是为什么
这个好说，因此文人多不能独立，此与旧女子正相同。
不能独立，则取媚于主子，各显其媚，本来也无可厚非，大家都要吃饭，可鄙的是踩别人一脚。
只是再一想，生存环境恶劣，生存资源贫乏，蛋糕就这么大，你多我少，也符合竞争规矩。
由此一看，也并不文人如此，许多不文的人，凡涉及竞争而又不能公正进行，指标不能量化，裁判有所好恶的，无不存在相轻，相敌的。
过去我常看此类人为小人，如今看来，他们也并无大错——如果不是喜欢标榜自己的道德和学术的话。
江湖遍地皆是，规矩只是一个，我也是容易释然的。
又从这里想到陈寅恪先生之“自由之学术，独立之人格”，唯其如此，才有真学问也。
??还是学术上的事。
本来一场什么客家的盛会，邀请谁来是主办方的意愿，别人不能说三道四。
但有学术板块，就不免要让人看一看是什么样的学术人物了。
????相轻文而不相轻人，是一种期望。
相轻是进步的前奏，“各以所长，轻其所短”，是一种很好的批评方式。
《陋室铭》《爱莲说》和一棵小桃树使用了哪种写作手法
第一，托物喻人。
《爱莲说》一入正题，作者内在的情操便直接倾泻出来。
“予独爱莲”中的“独”，与下文“莲之爱，同予者何人”一脉相通，是作者高洁情操的表露。
作者描绘莲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咏物，而是运用比喻的手法，表现自己的志向，做有高尚节操的人。
如“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就是比喻正道直行的君子能洁身自爱，不取媚于世。
“中通外直，不蔓不枝”，比喻君子行为端正，不为私情所牵。
“香远益清，亭亭净植”比喻君子美德流传后世，超凡脱俗。
可见，作者是借莲花之美，来描绘心目中君子的高洁品格。
读了这几句，很自然地会使人联想到置身于污浊社会中的君子，既能刚直正派、挺拔伟岸，而又仪表庄重、富有尊严...
古文翻译
由于回答字数限制在10000以内，我只能解答你第一条问题。
1、曲笔 自从有了人伦，就产生了家国。
孝顺父亲，教育儿子，侍奉君主，管理大臣，亲密和疏远的关系形成以后，（人之间的）等级就有了差别。
所以“儿子为父亲隐讳，直道就在其中”，这是《论语》的思想；内外有别，抑恶扬善，这是《春秋》的大义。
从此以后，一切按老规矩行事。
记载历史的官员对于有涉及到君王、父辈的事情，一定用词有很多隐讳，虽然不够直白，但是维护了名教。
那些搬弄词句，掩饰过错的，像王隐、虞预互相攻击凌辱，裴子野、沈休文（沈约字休文）相互释嫌道歉。
是写是删全由自己臆断，用笔记载历史随心所欲，这是作者的丑行，人们都厌恶的行为。
也有弄虚作假，记录不存在的事：有的赞美别人，借以获取私利；有的诬蔑别人，借以公报私仇。
比如王沈写《魏录》贬低甄之诏，陆机写《晋史》，虚张抵挡诸葛亮的声势，班固接受金钱才开始写史书，陈寿借人的米才开始为人写传记。
另外又有记载的奸贼、凶人，就算在朝市上示众，扔给豺狼虎豹去吃都不过分。
但是历史没有直白的写，用曲笔代替，如果此事已经大白天下，那么现在就不要相信书上的了。
如果有从前贤人没有发现的曲笔，后来的人也不清楚的，现在稍微扩展一下见闻，用来引起人们的注意。
《后汉书·更始传》称更始帝刘玄非常懦弱，他刚即位，面朝南而立，朝见群臣，羞愧得流汗，双手摩擦坐席不敢抬头看。
他还在微贱的时候，就能结交刺客报仇，在绿林避难，以豪杰成名。
怎么会贵为君王之后，反而到了这种情形
定是作者曲笔逢迎当时（权势），衬托光武帝刘秀的美名；用阿谀的言辞取媚君王，来雪刘伯升（刘秀之兄，被刘玄所杀）的仇怨。
而且光武中兴时期的历史，都出自东观（当时的修史馆），有的是汉明帝所定，有的是马皇后修订，而后国统延续，书籍都没有改动，于是冒用别人姓名（指汉明帝以别人名义修史），空流传了假的写史者。
陈寿《三国志·刘后主传》说：“蜀国没有史官，所以灾难、祥瑞都没有记载。
”但是又说黄气在姊归出现，群鸟坠落在江水中，成都有景星出现，益州没有宰相之气，如果蜀国没有设置史官，这些事从何得知
大概是因为陈寿的父亲在蜀国被羞辱受了髡刑，所以才加以诽谤。
古代诸侯争霸，胜负没有定数，但是别人的长处一定要夸赞，自己的短处也不隐讳。
到了近古时代，不再听到极公正的言论，都说自己的国家好，都说别人的家庭坏。
而魏收（《魏书》作者）因为元氏（北魏）发源在华夏的边远地区，被华夏各部所欺凌，于是把自己抬举的很高， 把桑乾地区比喻成周、汉国家；对中原排斥贬低，把自己蛮夷之地和建邺（今南京，当时南朝国都）相提并论。
作为敌对的两国，打仗结怨，在檄文当中，相互诬蔑敌人还可以接受，但是如果写入史册，就不好随便写了。
如果不理解这个意思，怎么能谈论历史呢
史书上的曲笔虚假，不过十分之一二，谈论作者的罪过，已经太过太多。
而魏收在史书中掺杂寓言，几乎超过一半的内容，从仓颉以来，很少见这样的人，而李百药的《齐书》被称为实录，为什么
大概是因为李百药（字重规）的父亲（李德林，也是史官）没有写到的地方，魏收（字伯起）署以公辅（李德林字公辅）的名字，借其大名，此事和顾雍（字元叹）一事类似（顾雍的老师蔡邕，对他非常赏识，把自己的名字赠送给他，所以师徒同名），既然受人恩惠就要回报，所以互相吹嘘赞美对方。
但是一定要说鲁昭公懂得礼节（语出论语），我不相信。
俗语说：“给敌人冠以贼的名义，就可以征讨他们了。
”比如王劭的直言不屈，可以和古人相比。
而魏书里的评论比较偏激，所以人们说它不够正直。
没有说明他（魏收）的错误之处，却轻易的对他大肆口诛笔伐，这就是所谓的师出无名，不好取胜。
探寻这种观点的起源，大概是因为王劭（字君懋）写史没有采用曲笔，直言不讳，所以获罪。
有的人借史官之手，来报复私人恩怨，不然的话，为什么讨厌正直、憎恨主人如此强烈呢
霜雪落下，才会见到松树的风操；国家丧乱，才能体现忠臣的气节。
比如汉末的董承、耿纪，晋初的诸葛恪、毋丘俭，齐初的刘秉、袁粲，周末的王谦、尉迥，都是破家殉国，视死如生的人。
而历代的史书，都称他们为逆臣，怎么能够激励名教，来规劝臣子们呢
古代记载史书，让贼臣逆子们害怕；现在记载史书，让忠臣义士羞愤。
若使南、董（南史和董狐，都是春秋时史官，以直言不讳著称）有灵，一定会在九泉之下愤恨不已。
从梁、陈以后，隋、周之前，那些史书都是贞观年间史官们所撰，近代的事情容易查证，真假可以分别。
那些朝廷贵臣，他们的父祖都有传记，考察史实，都是子孙们捏造的，如果去询问凡人、老人，事情和他们子孙说的有所不同，大多都不符实。
如果前秦的人不死，就能验证苻生（前秦皇帝）是被诬蔑了；蜀国的老人还在的话，就知到诸葛亮多被歪曲了。
这都是自古都值得遗憾的事，不仅仅是现在
史书的作用，是记录功过，抑恶扬善，一朝得失，就会荣辱千年。
如果违背了这个原则，如何能称史官。
但自古就没有听说因为直笔被杀，也没有听说因为曲笔获罪的。
所以隐侯（沈约的谥号）的《宋书》有许多臆测，萧武帝明知但没有问罪他；魏寿的《魏史》也多有失实，齐宣帝明知也没有谴责他。
所以让史臣能够凭自己的爱憎，自己的良心，进不怕权势，退无愧自身，追求实录，不是很难吗
啊
这也是君王们应该改革的。
2、鉴识 人的鉴识有通有塞，天也有晴有暗，诋毁和赞美也因此而不同，爱憎也因此各异。
三王（尧舜禹）被诬谤，到鲁连（战国时齐国人）才得以澄清；春秋五霸的大名，到孔宣王（孔子）受到贬低。
发生的事请已经不会变了，但是人的鉴识各有不同，要想追求中和一致，还不得千年才能遇到一次
更何况史书的记载，博大广浩，学者如果做不到探究深奥的道理，搜索隐秘的事迹，推断深远的事情，怎么能够分辨利害关系，清楚谁善谁恶呢。
历览《左传》，是传记中写的最好的，但是经历了汉、魏之后，竟然没有被选为学习的教材，儒者都不原意研究它，而都推荐二《传》（公羊传、谷梁传）。
因为左丘明曾担任鲁国史官，接受过孔子所传，论年龄是生活在一个时期，论才能也差不多。
这二传的作者，都是孔氏的弟子，权势者的门人，才能和鉴识本来就悬殊，年代又不同，怎么能依靠传说，比作亲受的呢
在加上二《传》的道理多有乖僻，语言有多有低俗，和《左传》相比，不能同日而语。
所以我们知道《膏肓》、《墨守》，是腐儒们的任意之作；卖饼（比喻公羊传作者）、太官（比喻左传作者），真实智慧之人的明鉴。
后来《史记》、《汉书》相继问世，继承前人的业绩。
王充写书，褒扬班固而贬低司马迁；张辅的意见，又贬低班固而褒扬司马迁。
但是这两部书（史记、汉书），虽然各有长短，各有得失，但文风大致相同，可以归为一类。
张晏说：司马迁死后，丢失了《龟策传》、《日者传》，褚少孙修补了其缺部分，言词低俗，不是司马迁的本意。
根据司马迁所撰的《五帝本纪》、七十列传，称虞舜见房屋狭窄简陋，于是从暗穴走出；孔子死后，门人推奉他就像他活着一样。
这么低级的语言，又比褚少孙还严重，怎么能单单归咎褚少孙，而全都推崇司马迁呢
刘轨思考察汉史，很看重班固的才能，只是讥讽他在本纪中没有载入汉少帝，而把高后写入本纪。
吕弘不是姓刘，而在汉宫里长大。
当时天下无主，吕后称制，所以班固借她的岁月，来写编年史。
而吕雉本人的事迹，都写进了《外戚列传》。
就好比周成王还是小孩的时候，史书记载的事周公摄政之年；周厉王被流放彘地，史书依然以共和纪年。
而周公、召公，在世家里都有传。
班固遵循这个规矩，是非常合适的，真实虽然班固处于巧心，反被愚蠢的人（刘轨思之流）所嘲笑。
刘祥写的《宋书·序录》，分别评论了各家所撰的晋史，他说：“法盛的《中兴》，荒唐缺乏庄重，王隐、徐广等人，只会用华丽的词句。
”叙述史事，应当客观而不是追求华丽，体现事实而不用俗语，文笔直白，核准事实，达到这样就行了。
若一定要达到孔融（字文举）的出众，刘帧（字公干）的飘逸，扬雄（字子云）的含蓄，司马相如（字长卿）的华丽，这些都是绮绣文字，夸张刻画的，要想再达到实录，能行吗
以此来贬低作者，就知道刘祥是妄自发表反对意见了。
人的起落，由于机遇。
人的穷富，因为命运。
书的作 用，也是如此。
《尚书》的古文，是《六经》中最高的，《春秋左氏》，是三《传》中最好的。
而从秦到晋，五百多年，这两部书隐没于世，没有流传下来。
后来梅赜献上《尚书》，杜预写注释，然后被推崇一时，留名千古。
老子《道德经》写成在周朝，《庄子》写成在楚国时，遭遇汉文帝、景帝才开始流传，到嵇康、阮籍时才开始受到重视。
像这样的，是无法一一列举的
所以说“人的起落，由于机遇。
人的穷富，因为命运。
”如果赶上当时没有又鉴识的人，缺乏知音，就像《论衡》（王充作所）没有遇到菜邕（字伯喈），《太玄》（扬雄所作）没有遇到张衡（字平子），也必定会像烟火消灭，像雨泥湮没，怎会有死而不朽，扬名后世的呢
3、品藻 听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香草、臭草放在不同的容器里，恶枭和鸾凤不比翼而飞。
比如商臣、冒顿、南蛮、北狄，相距万里；伊尹、霍光，一个在商朝一个在汉朝，相隔千年。
而世人一说到悖逆，就会提到商臣、冒顿；一说到忠顺，就会提到伊尹、霍光，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事迹差不多，虽然隔着时空。
何必非得要时空相连，才能成为同类呢
史书自从司马迁、班固开始，开始以品类相从。
但是其中有的因为年月更迭，有的因为人物不多，而追求文笔一致，是不可多得的。
所以韩非、老子的传记，写在一卷里；董卓、袁绍，也没有分开写。
难道是韩非、老子都是被推崇的贤人，书上尊为“子”（韩非子、老子）；袁绍、董卓都是英雄，生在汉末。
依次来判断，大致可以分为一类。
也有一大伙人（写在一篇传记里），应该分别归类，而（史官）不能判定他们的类别，分清他们的品质，导致了兰草、艾草相互掺杂，红色、紫色没有区分，是谁的过错
应该是史官的责任吧。
根据班固的《古今人表》，包含了上亿年的人物，百家学说，把他们分成三科，归为九等。
他的用词很妙，他的含义很确切。
至于篇中所列举的，都像他所叙述的那样
比如孔子门人著名的，颜回称得为贤人，至于其它人，不好划分。
现在先列举伯牛后说曾参，先列仲弓后说冉有，追求折中的思想，这个道理我没听过。
又楚王路过邓国，邓侯的三个外甥请求杀了楚王，邓侯不同意，最后邓国被灭亡。
现在把邓侯列入下愚之上（九等中的下上等），宁肯让别人负了自己，因为行善而遭遇噩运，以此为戒，怎么劝人向善
如果说小不忍则乱大谋，邓侯由于失策，所以被列为下三等。
那么他三个外甥见机而作，在楚王还没有发动的时候就做出决断，就该高高在上，放在上等，为何只能和邓侯挨着，列在中庸下流（九等中的中下等）而已
又班固列举的晋文王的臣子，舟之侨在上等，阳处父在其后，士会在最后。
又列举的燕国太子丹的宾客，高渐离在首位，荆轲在中等，秦舞阳在最后。
这些都是是非混淆，善恶不分，有的是好比认为瓦砾珍贵宝玉低贱，有的是好比驾笨马而放弃了良驹。
以此为镜，能骗住谁呢
又江充、息夫躬谄媚迷惑皇帝，使灾祸延及皇子，荼毒了忠良大臣。
评论他们的奸恶，比石显要严重得多。
而班固写他们，没有列在佞幸之类。
杨王孙裸葬，有悖常礼，是个狂狷之徒，考核他的一生，也没有其它值得写的事，而却与朱云同列，并写在这卷列传之首，不是很肮脏的吗
如果在看别的记载，别的杂传，诸如此类谬误，实在很多。
根据刘向的《列女传》记载鲁国人秋胡的妻子，从头到尾，一点才行都不值得称道，只是怨恨自己丈夫，投河而死。
她的轻生有似古冶，她的殉节不同于曹娥，她是凶险顽固之人，强悍的妇人，却与贞烈的人为伍，不合道理。
又嵇康的《高士传》，他所记载的人多了，而颜回、蘧瑗，却没有被写入。
他二人虽然喜欢大道，不喜荣华，安贫守志，而把他们拘忌在名教之流，未免流俗了。
正如董仲舒、扬子云，也是钻研四书，熟读六经的，遵循孔子的教义，鲁国的儒风，与他们有什么差别，应该都列入其中。
颜回、蘧瑗可以舍弃，而扬雄、董仲舒获得重视，班固可谓只认得二五而不认得十者啊。
到了近代，史臣所写，分析他们的错误，也往往不少。
比如阳瓒在边城效力，为国捐躯，死在敌人之手，在宋代，也是刘（
）、卜（天生）之徒
而沈约竟然不加以标榜赞扬，只把他写在《索虏》篇里。
纪僧真修节励行，始终没有过错，而萧子显把他和小人们写到一起，列入《恩幸》篇里。
王頍的文章不够好，武艺更突出，他亲自拜见外戚藩镇，首先发动叛乱。
撰写隋史的人如果不能把他和枭雄并列，也该附在《杨谅传》中，却把他和词人写在一起，和庶吉士们为伍。
这类的编纂，难道合适吗
孔子说：“以貌取人，就会错失子羽这类人；以言取人，就会错失宰予这类人。
”光武帝则受被庞萌所误，曹操被张邈欺瞒。
事迹陈述在史书中，只有善恶昭然可见。
如果不借助许劭、郭林宗的鉴别，裴松之、王
的妙喻，而作者把人物的事迹写进书里，不能使善恶有所区分，这又是谁的过错
是史官的责任。
能够鉴定类别，分出等次，使小人君子各有所属，上智、中庸的等差各有所叙，则惩恶劝善，为将来永远作为告诫、榜样，激浊扬清，就能不朽了。
4、直笔 人遵循五常（五常即五种行为规则，又称五典：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士人有各种行为，有的邪，有的正，有的曲，有的直。
那些邪的、曲的人，被人所轻贱，因为那是小人的做法；那些正直的人，被人所尊重，以为那是君子的做法。
然而世人大多都趋于邪曲而放弃正直，不践行君子的做法，而遵行小人的行为，为什么
俗话说：“正直的像弓弦一样，往往死在路边；邪曲的像铁钩一样，反而会加官晋爵。
”所以人们宁可顺从（权势）来保障自己，也不违逆（权势）以防受害。
更何况史书的任务，就是劝诫世人，树立风气。
遇到贼臣逆子，淫乱的君主，如果直白地记下他们的事迹，不掩饰他们的过失，一旦把他们的恶行记载下来，他们的臭名就要流传千年。
这样说来，岂不可怕
如果环境允许这么做就去做（直笔记史），如果环境不允许这么做却做了就会凶险。
比如董狐（春秋时晋国的史官）写史不用隐笔，赵盾为了法度而蒙受屈辱，董狐自己没有犯错，依然果断行事，然后成就了他良直的名声，名传今古。
比如齐史记载崔杼弑君， 司马迁写出汉武帝的过错，韦昭在东吴秉直记事，崔浩写史犯了魏国的忌讳，他们有的被处以刑罚，被当时任所嘲笑；有的写成的书被填埋，后人无法看到。
世道就是这样，却要责怪史臣不能保持强直的性格，和不折腰的气节，实在很难啊。
因此张俨发愤，私下保存《嘿记》；孙盛心中不平，窃自撰写了《晋阳秋》寄到辽东以存其真。
以此来避祸，幸好得以保全了自己。
我们足以得知世道的艰辛，也了解了实录的难能可贵了。
但是一一考察从前的史事，求证于直白的词句，虽然古人的糟粕，真假相杂，而我们披沙淘金，有时就能有所收获。
根据金行在历（五行、天文用语，可能代指一定时期），史官特别多。
当晋宣帝（司马懿）、晋景帝（司马师）开创晋朝基业之初，曹氏和司马氏发生矛盾的时候，比如在渭曲（今陕西大荔东南）列阵，被诸葛亮所击败，又比如高贵乡公（曹髦）讨伐司马昭，反被成济杀伤。
陈寿、王隐，都笔口无言，陆机、虞预，也停笔没有叙述。
到了习鉴齿（人名），才有了死诸葛退走活仲达（司马懿）、成济持刃犯驾的说法。
历朝历代的诬造，从此被澄清。
考察习鉴齿的记事，不就是近代的正直之人吗
再有宋孝王的《风俗传》、王劭的《齐志》，他们叙述当时的事情，都追求真实。
根据当时（宋孝王写《风俗传》的时候）北魏的王公，祖宗产业还没有丧尽；（王劭写《齐志》的时候）北齐的将相，后代仍然还在。
而这两人直书他们的避讳，没有一点害怕。
刚正不阿，不就是这类人吗
烈士重视名声，壮士注重气节，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像南史、董狐得仗义直书，不避讳权势；韦昭、崔浩的奋笔直书，无所取媚于人。
虽然在保全自己防备受害方面有所不足，但是他们的而留芳余烈，人们到现在还称道。
和王沈写《魏书》相比，后者通过邪曲的笔法获取高官，再和董统写《燕史》相比，后者通过取媚于权势而获取荣华，一边是上贯三光，一边是下穿九泉，也不能比喻出韦昭、崔浩和王沈、董统的高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