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是如何形成的读后感谁有啊??????谢谢2000字的
读《制度是如何形成的》 这本书汇作者这些年发表分论文、学术随笔和读书笔记。
老师一贯的做法是从身边日常的“俗话、俗语或俗事”出发，分析出令人惊叹的学术意义来。
本书亦是如此，对我们习以为常的一些观点、看法或认为想当然的东西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比如对“法”字与《说文解字》不同的解说，比如对已经意识形态化的“人治”的重新审视，比如对“犯罪嫌疑人”和政治正确的剖析，比如对制度地形成并非平面化而是机缘巧合凑成的观点等等，这些出人意料又让人颇为折服的解说，常常让人耳目一新，掩卷沉思。
尽管有时候我不一定同意老师的观点，但是他对问题的态度、对观点的论证过程、特别是他独特的叙述方式，足以让我们在阅读的同时感觉到思考的愉悦。
让人感觉“原来文章可以这样写，原来理论可以这样表述，原来我们的周围还有这么多的理论素材”，尽管有的学者也对此提出了善意的批评（我是在网上了解到的）。
总体的感觉已经说了，下面就来具体的谈谈一些问题吧： 1、为什么“朝朝暮暮”——讲的是两性之间的恋爱，婚姻以及性之间的问题，作者在用法律分析的时候，似乎运用较多的社会学方面的知识。
我非常同意老师的几个观点：一、任何的婚姻制度必须和社会的需求相适应；二任何的婚姻制度，不能由少部分人决定其合理性，而应该考虑到绝大多数人的需要；三、离婚自由并不一定能提高男女的生活幸福指数，四、传统中国的一些婚姻做法在规制了妇女的“自由”的同时，也规制了（特别是通过社会舆论）规制了男人的行为，从这个角度讲其也是一种对女人的保护…… 2、我和你深深嵌在这个世界中——老师对戴安娜之死的一些看法。
分析了戴安娜之死中媒体和那几位记者应该承担的责任，引起人们的反思：为什么在这个事件中人们没有关注戴的男友多迪。
在苏力老师看来，其实戴安娜已经被媒体和公众视为了一种“符号”，而人们之所以关注她超过其他的人并将责任推倒那几位记者身上在于“当社会遇到某些人们难以接受的突发事件时，社会会寻求替罪羊来调整和巩固自身”。
在现代社会陷入巨大的精神分裂的情况下，戴安娜一方面利用了媒体型塑了自己的形象，另一方面又被其所害，尽管这并不对其死亡起决定性的影响。
可怕的是，在现代社会的这种分裂中，我们看到媒体和公众仍旧会毫不悔改地继续加深这种分裂，哪怕它是以一种“反省”的方式。
3、罪犯、犯罪嫌疑人和政治正确——我很感兴趣的一篇文章，学问和睿智的完美体现。
用来一些假设性的事例（详见P38）告诉我们：有些原则是有特别的适用对象的或者说主要的适用对象的，而且原则的确立时为了杜绝某些错误的观点，所以当我接触到这些原则的时候，我们应该首先理解这些，切不可将该原则推之四海。
语境化的东西不能一般化、普适化，特别是在政治正确的强力下，我们更容易犯这样的错误，如果真的这样那就是“一种地地道道的语言和思想的暴政”。
“任何法律从根本上都是要回应其所在社会的需要，而不是为了迈向某个确定的方向。
在这个意义上看，一个发展也许只是一轮新试错的开始”。
4、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关于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的故事。
先说明一点，该文中老师有一些错误，特别是细微的事实上和日期上。
瑕不掩瑜，老师的观点还是很富有哲理的。
作者通过马歇尔诉麦迪逊案的分析，对于制度的发生与形成得出了这样几点认识：一、仅仅追求个人的动机或以“道德”来评价历史和制度的形成是不贴切的，至少是不完整的。
因为近代以来，由于对人类理性的力量的过分崇拜，我们如今几乎习惯于将某个后来人认为良好的制度视为一种正当理性的逻辑展开，视为个别人或少数精英清醒意识和追求的产物，把一个制度同后来者构建起来的关于这一制度的理性论证等同起来；我们不仅日益注重制度设计，而且在设计时，也往往注重所谓的制度的“本质关系”；在考察一个制度时，也习惯于从善良愿望出发考察它的纯洁、崇高的起源。
而一个制度的失败，也往往归结于其先天的理论不足或创制者的道德缺陷。
然而，制度在发生学上的伟大意义往往是后人回头展望之际构建起来的，在后来者的总体历史观的观照下和理性塑造下才带上了神圣的光环；而这种光环常常使得我们不能或不敢以一种经验性的求知态度来“凝视”（福柯语）它和凝视我们自己。
二、制度形成的逻辑并不如同后来学者所构建的那样是共时性的，而更多是历时性的。
制度的发生、形成和确立都是在时间的流逝中完成的，是在无数人的历史活动中形成的。
三、社会的构成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只依赖某一个制度，而需要的是一套相互制约和补充的制度；这些制度不仅包括成文宪法和法律明确规定的，而且可能更重要的是包括了社会中不断形成、发展、变化的惯例、习惯、道德和风俗这样一些非正式的制度。
四、制度的形成不是理性设计的或具有偶然性时，但也不完全是随机的，无需任何条件的，而是需要有多种社会的因素，包括有法学家、法律家的职业因素和努力。
5、把道德放在社会生活的合适位置——标题已经充分地说明了老师的观点。
“有过这样的时代吗
公众认为社会道德水准正在提高
”面对这个问题，我是不敢发言的。
但我想我还是能明白苏力老师的意思：在现代社会中，道德可能实际具有的地位，不是我或你认为应该具有的地位。
非常认同下面这个观点：学者的议论往往只是有助于理解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
6、这里没有不动产——从西藏的故事讲起，说的是法律的移植问题。
“不针对法律植入地的实际需要而仅仅根据‘外国有的我们也要有’这样一种简单逻辑，不仅会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移植过来也是白费力气。
最令人可怕的是，这样的意识形态化的法律移植必定是压迫人的，一种借助宏大话语对民众选择的剥夺和强迫”。
7、家族的地里构成——充分展现老师思考路径的一篇文章：“别人想不到的，你就去想；别人不敢做的，你就去尝试；别人想到了而这样理解的，你就换一种思路”。
“感受有挑战意味的事实也并不只是为了推翻已有的习惯命题；还是要尽可能尊重以被广泛接受的命题，尽可能把旧命题纳入新的命题中，形成一个更具包容解释力的理论命题。
只有当新旧命题完全无法兼容时，才大胆且果敢地同哪怕是被他人都当作真理的旧命题决绝。
学术的目的不是挑战，也不是反抗，不是提出一个“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因此只能“独怅然而泪下”的思想和观点，而在于推进理论的解说力以及这种解说力中蕴涵的（因此是尚未工具化的）更有效率地改造世界的进路、角度、方向和方案”（摘自P90）。
8、法律和科技问题的法理重构——作者向读者展示的一种法律进化论的观点，同时表现了作者在科技飞速发展、高度发达情况下，对法律执着的信心。
9、透视中国农村的司法需求——从金桂兰法官经验说起的中国司法现实。
作者指出：法学界需要关注农村的法律需求，理解农村司法的特点；特别是应注意到：中国是一个各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同时又是在发展和转型中的大国。
我们思考问题，必须针对中国的这些特点、问题和需求来设计改革调整司法制度，而不是教条主义地按照某种法治或司法制度的理念来设计改造司法制度和法官体系。
10、阅读中国市场经济中秩序——用形象的比喻指出中国市场经济的现状并不是很多人认为的那样“无序”。
中国只是没有按照“常规”走而已，并不一定就是“出轨”。
在本书的第二编主要讲的是“法”的故事，第三编主要是老师的一些书评。
应该说老师的想法很多，也很新颖。
譬如“法”的解释问题，不是原来的“平之”，而是“从上而下”，感觉很有说服力。
“反思法学的特点”和“法学知识的分类”触动我的有两点：一是感受法学知识的“社会大环境”需求和法学知识的三种类型，二是让我产生一种思考政治学的特点以及其分类的思考，后一问题的答案基本上也和法学差不多，政治哲学是纯粹理性的，政治科学则是实践理性和技艺，前一个问题很复杂，我的看法是政治思想能在一个动荡的社会环境下蓬勃发展，而完美的、合乎规则的政治学则只能在比较宽松的环境内发展。
“法律如何信仰”是个严肃的问题，我还是同意老师的看法的：能够为人们所信仰的法律必须是能够给人们或至少是绝大多数人带来利益的，而且信仰法律并不是一个只要下决心信仰就能信仰的事件，而是一个过程，或者说是一系列社会活动、经验、感受之中而达到的“皈依”…… 说得很多了，还是大家去读原书吧
博弈论的应用有哪些方面
lz会下棋吗，博弈论就是说下棋的道理。
当你下出一子的时候，你要考虑到对方会应在哪里。
你下出的这子效果好还是不好，不能完全由你自己决定，还要看对手能不能看破你的意图，用更有效的方式来破解你。
推广到任何方面，人都不是一个人在做事，你做任何一件事的效果，要看你的对手或者你的同伴的行动。
这就是博弈论。
什么叫博弈论
博弈论是指某个个人或是组织，面对一定的环境条件，在一定的规则约束下，依靠所掌握的信息，从各自选择的行为或是策略进行选择并加以实施，并从各自取得相应结果或收益的过程，在经济学上博奕论是个非常重要的理论概念。
什么是 博弈论
【内容提要】博弈论研究的是把自己的策略建立在假定对手会按其最佳利益行动基础上的策略理论。
博弈论在现实社会经济生活中有着广泛的适用范围。
本文从博弈论的含义入手分析了博弈论的基本原理，并在此基础上针对一些现实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问题，运用博弈论加以分析和思考。
文章认为应该借鉴博弈论为我国经济建设服务。
【关键词】博弈论 社会经济生活 市场 有人说经济学就是一门研究如何做出选择的学问。
在现实的社会经济生活中企业或个人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面对市场会做出自己的最优决策。
不同的市场情形会影响经济主体人的决策行为。
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企业会根据给定商品的市场价格计算出生产和供应到市场上的商品的数量，以实现最大的利润。
而寡头市场的情形要比完全竞争市场复杂的多。
企业大量面对的是信息不完全的市场。
企业不知道面对强大的竞争对手该如何做出抉择。
市场的时效性又要求企业必须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做出决策。
在这样的决策中存在着三个合理的假设为前提。
第一是理性的“经济人”。
每一个行为主体都依据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作为行动的出发点。
第二是每一个行为主体做出的决策都不是在真空的世界中。
现实的世界使得一个人的生存必须以他人的生存为前提。
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使得一个行为主体的决策会对其他为主体产生重要的影响，同样其他行为主体的决策也会直接影响着这个行为主体的决策结果。
第三是寡头市场的情形。
也即一个行业里面只有少数几家企业，甚至只有两三家企业，每一方的市场份额都很大。
由于竞争对手很少，每一个主体的行为产生的后果受对手的行为的影响都很大。
那么这样的决策就带有了博弈的色彩。
一、博弈论释义 博弈论（game theory）所分析的就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比赛者或参与者选择能够共同影响每一个参加者的行动或策略的方式。
博弈论的核心思想是：假设你的对手在研究你的策略并追求自己最大利益行动的时候，你如何选择最有效的策略。
举例说明： （一）、囚徒困境 “囚徒困境”说的是两个囚徒一起做坏事，结果被警察发现抓了起来，进行隔离审讯。
如果他们都承认犯罪，每人将入狱三年；如果他们都不坦白，由于证据不充分，每人将只入狱一年；如果一个抵赖而另一个坦白并且愿意作证，那么抵赖者将入狱五年，而坦白者将得到宽大释放。
这样两个囚徒面临着如何选择的问题。
从表面上看，他们应该互相合作，保持沉默，以便能得到自由。
但他们不得不仔细考虑对方可能采取什么样的选择。
甲犯不是个傻子，他马上意识到，他根本无法相信他的同伙不会向警方提供对他不利的证据，然后获释而去，让他独自坐牢。
这种想法的诱惑力实在太大了。
但他也意识到，他的同伙也不是傻子，也会这样来设想他。
所以甲犯的结论是，唯一理性的选择就是背叛同伙，把一切都告诉警方，因为如果他的同伙笨得只会保持沉默，那么他就会是那个获释出狱的幸运者了。
而如果他的同伙也根据这个逻辑向警方交代了，那么，甲犯也只需服刑三年而不用五年。
同样乙犯也会有这样的想法。
结果只能是两个囚犯都坐牢服刑三年。
用矩阵图形来分析两个囚徒选择的根据。
乙 坦白 抵赖 3 5 坦白 3 0 甲 0 1 抵赖 5 1 囚徒困境图示 （图中左下方的数字代表甲犯入狱的年限，右上方的数字代表乙犯入狱的年限） 对于甲来说不管乙采取什么策略，他选择坦白总是比较有利的。
同样对于乙来说选择坦白也是比较有利的。
在图中我们设想一下甲面临的选择。
甲犯如果坦白，不论乙采取怎样的选择，甲的选择总是最好的。
甲如果抵赖，不论乙采取怎样的选择，甲的选择总是最坏的。
当然会有人问为什么两个囚徒不选择图示中右下方区域呢
这个问题方到后面来说明。
很显然甲的选择是一种占优策略。
在两个（或全部）博弈者都采取占优策略时，我们称其结果为一种占优均衡。
在图示中左上方的区域代表的结果就是占优均衡。
因为进行博弈的两个囚徒都采用了占优策略，从而造成了这种均衡状态。
从中我们还可以分析出每一个囚犯要想获得最大的利益不仅取决于自己的策略，同时还取决于对手的策略。
（二）双寡头垄断者是否会采用垄断价格 假设市场上的供给只有两个企业来提供，每一个企业具有相同的成本和需求结构，每个企业都将考虑是采用正常价格，还是抬高价格形成垄断，并尽力获取垄断利润。
用矩阵图形来分析两个企业进行决策的根据。
乙 高价格 正常价格 A 200 B 150 高价格 100 -20 甲 C -30 D 10 正常价格 150 10 对抗博弈的图示 （图中左下方的数字代表甲企业获利的数额，右上方的数字代表乙企业获利的数额 单位：万元） 在图示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企业在A区域中有最大的联合区域，在他们采用高价策略时，共赚到300万元的利润。
如果企业之间合谋并且设置垄断价格，A区域中的情况就会出现。
在另一个极端是采用正常价格竞争策略的D区域,每个企业盈利10万元。
在这一对抗博弈的例子中有两种策略：即一个企业采用正常价格，另一个则采取高价格策略。
例如在C区域中乙采用高价格策略，而甲则削价。
甲占领了大部分市场，并且赚取了最高利益，此时乙实际上亏损了。
在B区域中甲以高价策略为赌注，而乙的正常价格则意味着甲的亏损。
在这一例子中由于甲选择了正常价格的占优性策略，无论乙怎样做，甲都会获利较多。
另一方面，乙没有占优性策略。
这是因为如果甲采用正常价格策略，乙也要采用正常价格。
如果甲实行高价，乙也要实行高价。
乙现在处在“两难处境”之中。
那么乙是否会采用高价策略，并希望甲也紧随其后
或者为了安全而采用正常价格而出售
可以肯定的说，乙还是应该以正常价格出售。
这是因为乙会站在甲的立场上来考虑。
无论乙采取何种策略，甲都会采用正常价格策略。
这是甲的占优策略。
因此乙会假定甲将采取其占优策略方式以找出自己的最佳策略。
这种把自己的策略建立在假定对手会按其最佳利益行动的基础上来解决问题的方法被称为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
纳什均衡也被称为非合作性均衡,是指一个在其他博弈者的策略给定时，没有一方能够改善自己的获利的状况。
也就是说在博弈者甲的策略已定时，另一个对手不可能做得更好，反之亦然。
每一种策略都是针对其对手策略的最佳反应。
在分析纳什均衡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每一方选择策略时都没有合谋，他们只是选择对自身最有利的策略，而不会考虑社会福利或任何其他群体的利益。
在图示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无论是甲还是乙都无法从这种均衡（D区域）中得到更多的利润。
如果甲转移到高价格策略，他的利润就会由10万元变为-20万元，而当乙从正常价格出售的纳什均衡状态抬高其价格时，他的利润就会由10万元变为-30万元。
同样有人也会问为什么双方不选择A区域中有最大的联合区域
对于这个问题也放到后面加以说明。
综合上述两个例子我们引出了占优策略和纳什均衡的概念。
不难看出在给定其他博弈者策略的前提下，当没有一方能够改善其策略时，才会出现纳什均衡。
而占优策略则是指无论其他博弈者采取什么策略，该博弈者的策略总是最好的。
对于纳什均衡，我们说企业是根据其竞争者的策略而相应采取的最佳策略；对于占优策略，我们说企业采取的什它能够做到的最好的策略。
因而可以说占优策略也是一种纳什均衡。
现在来说明非合作博弈的原因。
在上述两个例子中为什么甲乙双方不能合作以取得双方最大的利益呢
例如在双寡头垄断模型中乙企业会决定试着降低产出，希望他的竞争者也会这样做，由此而提高市场价格。
乙企业知道如果竞争者不降低产出它的利润会降为-30万元。
但是，他还是试了一下。
在实践中这个策略注定是要失败的。
我们分析一下双寡头垄断模型的矩阵表就会知道原因是甲的占优策略是遵循竞争产出规则的。
无论乙采取竞争还是低产出以求垄断，甲仍然会按照MC=P的 原则确定产出。
完全竞争市场中利润的刺激会导致企业走向有效的竞争均衡或者称之为非合作均衡。
如果企业合谋或以协同的方式活动时，也即博弈双方协调一致去寻找最大化共同利润的策略时，就称之为合作性均衡。
当然可以肯定的是尽管共同利益在协同性均衡状态下达到最大化，但是社会总效用比竞争均衡状态下低。
在现实中几个大企业联手或勾结起来形成行业的垄断以谋求最大利润而结成的联盟称之为卡特尔。
卡特尔的组织很不稳定，每个企业都有强大的动机去欺骗协议而转向非合作均衡。
除此以外卡特尔在许多情况下是非法行为。
企业联手抬高价格会损害消费者的利益。
政府鼓励企业之间的竞争有利于激励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改进技术，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力。
大量存在而相互独立的企业非合作行为有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
低产出和高价格的合谋或勾结将导致社会资源的严重浪费以及消费者的经济损失。
因此在现实中政府一般都会实行反垄断法来惩治那些合谋控制价格以企图瓜分市场获得高额垄断利润经济主体。
由于政府的力量也使得合谋或勾结变得非常困难。
当然这并不排除在现实中合作性博弈的出现。
一般地，合作性博弈都发生在事关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或部门中间。
这里不多加以分析。
二、博弈论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运用 有的学者认为博弈论已经遍及经济学、社会科学、工商业活动以及日常的生活之中。
这样理解也许有人会认为照这样说博弈论无所不包了，其实也不然。
但是 博弈论在社会生活中有着广泛的用途却是不争的事实。
从博弈论的角度可以解释价格战、污染环境、军备竞赛、考试或体育竞技导致过多的参与者和加剧收入不平等……。
限于篇幅，作者仅举两例来说明博弈论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运用。
（一）污染环境的博弈 如果考虑到外部性的经济， 企业在不受到管制的环境里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宁可污染环境，也不愿安装昂贵的治污处理设备。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个企业采取利他主义的态度治理污染，以图改进环境，那么它就会增加成本，提高产品价格，消费者将逐渐转移到其他竞争者的手中。
如果成本过高甚至还会出现破产或倒闭。
在市场活动中的企业首先要想办法生存下来，然后还要在竞争中尽可能的淘汰对手，避免出局。
这种思维策略会使得任何企业都不可能通过减少污染而增加利润。
用矩阵图形来加以说明。
乙公司 低污染 高污染 A 200 B 120 低污染 100 -30 甲公司 C -30 D 100 高污染 120 100 污染博弈的图示 （图中左下方的数字代表甲企业治污获利数额，右上方的数字代表乙企业治污获利数额 单位：万元） 从图示中可以看到由于占优策略发挥的作用，甲乙双方都会采用D区域的方案。
对于甲公司来说不管乙公司采取什么策略，他选择不治理污染（高污染）总是比较有利的。
同样对于乙来说选择不治理污染（高污染）也是比较有利的。
这个图示恰好与“囚徒困境”的图示相反。
在图示中右下方的区域代表的结果才是占优均衡。
因为进行博弈的两个公司都采用了占优策略，从而造成了这种均衡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会看出非合作或纳什均衡是无效率的。
在现实中当市场活动达到比较危险的无效率地步，政府就应该介入。
通过设置有效的规章制度或排放收费，政府可以诱导企业向A区域移动。
例如我国在治理淮河污染的过程中考虑到经济的外在性，提出的一整套规章制度和排放收费原则正是博弈论在现实中的要求和运用。
近期国务院环保部门为保护我国近海渔业资源而提出的“碧海蓝天计划”也同样可以运用上述理论加以说明。
（二）胜者为王的博弈 在现实中人们往往可以看到北大、清华这样的高等院校毕业生在择业时会得到最好的职业而大多数其他名不见经传的院校毕业生只能求其次，或者很可能连对口的专业都找不到；一个超级明星每次出场费可高达几万元，而大多数演员只能拿到平均的工资。
像这样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现象在现实中屡见不鲜。
试用矩阵图形来加以说明。
冠军 一般收益工作 高收益工作 A 50 B 300 一般收益工作 50 50 亚军 C 50 D 300 高收益工作 200 0 胜者为王的博弈图示 （图中左下方的数字代表亚军获得报酬的数额，右上方的数字代表冠军军获得报酬的数额 单位：万元） 在胜者为王的图示中有才能的、有天赋的或者是机遇好的赢家有强大的动力去参加胜者为王的比赛。
高高在上的赢家在比赛中获胜左面的亚军有可能被引诱进入高收益工作的行列。
就如同太多的需求者去渔船追逐同一条鱼，市场过于拥挤，最终得到的总收益很小。
如果亚军停留在一般收入标准的行业中，总收入会上升。
图示中右下角的D区域是胜者为王博弈的均衡状态。
对于冠军来说，他总能够得到高收益工作所以不会选择一般收益工作。
而对于亚军来说，冠军的示范作用是巨大的。
他会认为有同样的机会获胜，也会千方百计的加入到高收益工作的行列中。
但是冠军只有一个，于是一个非效率的均衡产生了收入的最大不平等。
究其原因在于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发挥激励作用的同时也使得利润较高的职业吸引了过多的参与者，导致无效的消费和投资。
在现实中，我国高考现象和民工现象与此理论颇为相似。
就乙高考现象为例：在改革开放至90年代期间，众多的考生为了自己将来利益获得的最大化纷纷报考重点大学，而成功者甚微。
造成家庭和社会资源的重大浪费。
近几年来国家采取政策为避免资源的重大浪费而采取了高校扩招的策略。
纵然面对高校未来几年由于扩招而带来的压力，但是权衡利弊，国家从宏观上考虑做出的举措还是有可取之处的。
三、结语 博弈论在理论上进一步拓宽了经济学研究的领域和范围，在实践中也有着广泛的运用。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我们应该借鉴博弈论中的基本原理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同时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双头并举，为我国经济建设发挥作用。
提出博弈论 后来精神分裂的约翰·纳什 是什么血型的
AB型的
人生必看的十本书
《美丽心灵》这部影片讲述一位患有精神分裂症但仍潜心研究博弈论和微分几何学领域，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数学家约翰·纳什。
主人公纳什是一个奇怪而又不合群的人，在美丽的普林斯顿大学，他是多么的格格不入。
但是幸好有查尔斯，他的浪子室友的帮助使得纳什能够忍辱负重，继续他自己的研究。
即使是一篇论文都没有发表，即使没有人喜欢，但这都不妨碍他对于自己理论的信心和坚守。
一如既往的继续演算，一如既往的不停思考，终于有一天在酒吧里，当他的那些同学有些取笑的让他去追求一位金发碧眼的女孩，当纳什观察着这些竞争对手时，常常在他脑海里酝酿的想法突然变得清晰起来。
他随之撰写出了关于博弈论的论文——“竞争中的数学”——大胆地将现代经济之父亚当·斯密的理论做出了不同的解释。
终于有了成果，他推翻亚当·斯密的观点并给出了自己卓越的理论。
他在麻省理工进行教学和数学研究，和一位物理系学生艾莉丝相爱并结婚， 当时是二战时期，他被将军请去做军事解密，最后还被国防部威廉帕彻委以更为重要更秘密的破解敌人密码任务，连他的妻子都不告诉，但最后人们发现从浪子室友到国防部这都是他的幻觉，其实不存在，他患有妄想性精神分裂症。
这对他怀孕的妻子是沉重打击，但不曾离开他，陪在他身边接受治疗，但他也意识到自己有精神分裂症的时候，也努力的克服通过意志的力量，与幻影作斗争，一如既往地继续进行着他的工作，并于1994年获得了诺贝尔奖。
与此同时，他在博弈论方面颇具前瞻性的工作成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理论，而纳什也成了一个不仅拥有美好情感，并具有美丽心灵的人。
普林斯顿的数学系竞争激烈，这个“神秘的来自西弗吉尼亚的天才”并没有上预备班的经历，也没有遗产或富足的亲戚资助他进入“常春藤盟校”他的研究都是靠他自己的努力，奋斗，在最艰难的时期，是他想象的浪子室友给他帮助鼓励安慰，可见他内心的孤单，但同时也表现出他为了研究付出的心酸挣扎，他执着的心就是美丽的心灵。
还有后来他知道自己病情，但为了承担家庭的重担，为了照顾儿子，为了满足妻子的需要，而停止了吃药。
并在别人的嘲笑与医生的不赞同下，坚强地活着与心理疾病做斗争。
他的心是洁净的，他的坚强意志使他的心灵得到美化。
他的妻子在得知自己的丈夫患了这种病的同时发现自己怀孕了，她却没有想要逃避责任，相反，她陪在纳什身边，照料他的起居。
在纳什发病并威胁到她的生命安全时，她把孩子送回娘家，自己不弃不离，她理解丈夫不愿意去精神病医院治疗的担心，把丈夫留在身边，在住家休养中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与照料，并顶住巨大的精神压力支撑着一个家庭走过忧患。
这又是一曲爱情挽救生命与拯救健康的颂歌，这是美丽心灵最生动的诠释。
“在事业上我有了重大突破，在生命中我也找到了最重要的人：只有在这种神秘的爱情方程中，才能找到逻辑或原由来。
今晚我能站在这儿全是你的功劳，你是我成功的因素，也是唯一的因素。
谢谢你
”这是纳什在获得诺贝尔奖时对他妻子美丽心灵最好的感激。
当纳什患病经常被幻觉引导，不自觉地到自己所在学校普林斯顿大学讲学时，大学同事们给予了一个精神病人相当的包容与理解，配合纳什重新找回自我。
纳什生活在一个充满关爱与理解的家庭与大学校园里，这是精神病患者运用自己良好心理品质战胜疾病的客观条件。
同时也是美丽心灵的又一次诠释。
影片取名为美丽心灵不仅仅是赞美纳什的美丽，同时赞美了深爱着他的妻子，还有那些积极为他治疗的医生，大学的同事们。
我们是彼此相连的共同体，我们不单单是为自己而活的，我们的行为将会对他人产生影响。
我们不能轻易的放弃一个人，因为在任何时候，他都是需要你的。
拥有颗美丽心灵，可能会是我们对世界、对生命的美丽回应……
论文 学习西方经济思想史的收获 不低于2500字
学习西方经济思想史的收获 摘要：观瞻数百年来经济学思想史之演进和成长，西欧无疑是近代经济学成型和迅速成长的摇篮，在英国形成了一个所谓的“斯密—李嘉图—穆勒的古典体系”；英国剑桥堪称现代经济学的摇篮，马歇尔完成了从古典的“斯密—李嘉图—穆勒”模式向现代模式的转变；“芝加哥学派”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信仰和捍卫，为经济学在当代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关键词：古典体系；新古典经济学；芝加哥学派 本世纪就要在我们面前走完它的最后时刻，人类将从此跨入又一个千年。
世纪回眸，千年阅读和阅读千年，与其说是对我还不如说是对经济学的挑战。
８０年代初，研修中国古代经济及经济思想史的书，我确实知道经济和经济思想那悠久和源源流长的历史，但我并不真正知道今天我所理解的经济学到底有多古老。
后来在西方，人们常说经济是古老的，但经济学却是年轻的科学。
这显然是因为他们并不把比如思想大师亚里士多德视为经济学家的缘故。
这自然是有道理的。
我再补充一句希望能够破题的话：经济学虽然无法因过去的千年而显示其辉煌，但却因其辉煌而渲染着一个千年的结束。
一、古典体系 在１９世纪末之前，西欧无疑是近代经济学成型和迅速成长的摇篮。
从英国的配第到法国的魁奈，从斯密到萨伊，从李嘉图到瓦尔拉，从屠能到西尼尔，从格森到古诺等等。
而在１７５０－１８７０年这段时期，也就是从重农主义到瓦尔拉的一般均衡理论的产生这段时间，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实际上又成了近代的“经典”经济学，在经济思想史上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熊彼特好象说过，在这一段时期，英国形成了一个所谓的“斯密—李嘉图—穆勒的古典体系”。
当然，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说，属于这个“古典体系”的除了斯密、李嘉图、穆勒之外，还应该包括象马尔萨斯、马克思等这样伟大的经济学家。
作为古典的经济学，后人对于什么是古典经济学的中心论题以及什么又是古典的体系这样的问题在经济思想史上一直是存有争论的。
争论的主要焦点是，如何评价斯密和李嘉图的经济学在“古典体系”中的相对地位
李嘉图的经济学是否继承了斯密的“体系”
首先，我们必须重视“政治经济学”一词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的重要意义。
在古典的意义上，“政治经济学”涵盖了今天我们称之为经济学和经济政策的全部内容。
我所看到的许多文献在涉及古典的政治经济学的含义时都提到斯密在《国富论》第４卷的导言中所写的一段话：“作为为政治家或立法者服务的科学分支，政治经济学有两个明确的目标：首先，它要为人们提供，或者更恰当地说，使人们能够为自己提供丰厚的收入或生活资料；其次，向国家或全体国民提供足以维持公用事业的财源。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目的，是要使国富民强”。
这段话后来也成为伦敦经济学院的领袖人物莱昂罗宾斯（ＬＲｏｂｂｉｎｓ）教授在《过去和现在的政治经济学》（１９７６）一书中所倡导的研究传统的基础。
那么，古典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到底是什么呢
在斯密５２岁完成的５卷本巨著《国富论》中，经济学论述的问题的确是包罗万象的，但斯密提出并论证的“自然的自由制度”（特别是自由贸易学说）经济理论则在１２０年后的马歇尔那里转换成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实质性架构。
可是，现在几乎所有的古典经济学说史家都认为，李嘉图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１８１７）的出版使斯密的经济学体系发生了从概念、范式到重点的变化。
例如，有的当代学者认为，斯密学派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在１８１７年以后的确要由“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来限定了，甚至还有“李嘉图革命”之说。
不过，正如熊彼特的观点那样，从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发展阶段来说，李嘉图的经济学体系可能的确是从斯密到穆勒体系这条发展主线的一个小小的弯路。
这一点在丹尼斯奥布莱恩（ＤＯ’Ｂｒｉｅｎ）１９７５年出版的著作《古典经济学家》和１９８１年发表的论文“李嘉图式的经济学和李嘉图的经济学”中得到了发挥。
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古典经济学”条目下，著名的经济思想史学家布劳格（ＭＢｌａｕｇ）认真地比较了李嘉图的经济学体系和斯密体系的区别。
他认为，好在李嘉图的“弯路”很快就被纠正了，因为在１８２３年李嘉图死后的１０年内就基本上被他的“信徒们”抛弃了。
因此，包括布劳格在内的不少人还是认为，古典经济学的整体体系仍然是一致的。
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论述的问题比斯密的《国富论》要少得多。
不仅如此，李嘉图还没有继承斯密的关于价值（价格）决定的理论体系，而将注意力转到了“分配问题”。
没有正确地把生产（价格）和分配问题统一起来的所谓“李嘉图谬误”，后来也成为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１９５４）中和芝加哥大学的富兰克奈特（ＦＫｎｉｇｈｔ）在《李嘉图的生产和分配理论》（１９５６）中对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进行批评的根本原因。
可是，李嘉图的这个“弯路”在英国古典经济学说史上插入了一个所谓的“作为剩余理论的古典经济学”的话题。
当然，也可以这么说，没有李嘉图的这个“弯路”，就没有后来的马克思的经济学。
如果我们把“剩余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视为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的主线的话，那么，正如布劳格所说的那样，把马克思列为最后一批“剩余”的古典经济学家也是恰当的。
作为剩余理论的继承人，马克思无疑从李嘉图那里学到了后者的分析范式。
然而，马克思创造性地发展了“剩余价值理论”，这是他对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的超越。
为《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撰写“马克思”条目的欧内斯特曼德尔称，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他对（古典）经济学最具革命性的贡献，他发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长期运动规律毫无疑问成了他最杰出的成就，１９世纪没有第２位作者能象马克思那样始终清醒地预见到资本主义怎样运行、发展和改变世界。
的确，马克思首先是一位预言家和社会学家，他的经济学始终在充实他的社会学框架。
在这个意义上，我更欣赏熊彼特在著名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１９４２）中对“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所作的这样的高度评价：“作为经济学家，马克思首先是一个博学的人。
马克思作为一个作家，我一直称他为天才和预言家，而我认为有必要突出上面这一点，这似乎有点奇怪。
然而，意识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天才和预言家通常不是在某一专门的方面很杰出，正是因为他们不是某主面的专家，因而具有独创性。
但是，马克思的经济学中没有什么能说明他缺少作为学者的素质，或缺少理论分析技术方面的训练。
他是一位贪婪的读者、一位不知疲倦的工作者。
他很少遗漏重要文献。
他消化他读过的所有东西，深入思考每一个事实，怀着热情争论不寻常的问题的细节，他习惯于透视包含整个人类的文明和延续发展的历史。
或批评，或反对，或采纳，或综合，他对每一个问题总是要探索透彻。
最突出的证明就是他的剩余价值理论，这是理论方面的里程碑”。
不过，提起“作为剩余理论的古典经济学”，特别是李嘉图式的经济学，我们也不得不提及本世纪年轻的剑桥大学的斯拉法（ＰＳｒａｆｆａ）所作的卓越贡献。
在剑桥，他是和数学家兼经济学家的年轻的拉姆齐（ＦＲａｍｓｅｙ）和冯诺伊曼（ＪＶｏｎＮｅｕｍａｎｎ）一样仅靠３篇论著而成为名声大噪的伟大经济学家的天才。
特别是，他于１９６０年出版的仅９９页的小册子《用商品生产商品》可谓开创了一个把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结合为一体的“古典结构”。
这种结构复兴了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剩余产品”的分析范式，以至于人们今天干脆把古典经济学称为“斯拉法体系”。
二、剑桥遗风 “斯拉法体系”也许可以为英国古典经济学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但斯拉法的出现则勾起我对美丽剑桥的回忆。
１５０年来，这里曾活跃着马歇尔、庇古、凯恩斯、斯拉法、拉姆奇、米德、罗宾逊夫人、哈罗德等一代代杰出的经济学家，这使剑桥堪称现代经济学的摇篮。
１９２９年５月，经济学家庇古在一次演讲中说到，我们最近先后失去了剑桥的马歇尔和牛津的埃奇沃斯（ＦＥｄｇｅｗｏｒｔｈ），他们俩毫无疑问是近３０年来英国乃至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
的确，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有关马歇尔和埃奇沃斯的条目都多达２０页以上。
马歇尔作为所谓“剑桥学派”的创始人，他的《经济学原理》（１８９０）和《工业与贸易》（１９１９）完成了经济学从古典的“斯密—李嘉图—穆勒”模式向现代模式的转换，成为现代西方正统经济学的基础之作。
在马歇尔之前，欧洲的经济学特别由于法国的瓦尔拉（ＭＷａｌｒａｓ）、古诺（ＡＣｏｕｒｎｏｔ），德国的屠能（ＪＴｈｕｎｅｎ）和英国的杰文思（ＷＪｅｖｏｎｓ）等经济学家在转换穆勒的结构和研究范式方面肯定对花去马歇尔２０年心血的集大成之作《经济学原理》影响不浅，但马歇尔仍然代表一个时代的开端。
马歇尔的“原理”建立了一个较为成熟的经济学的“静态学”分析范式（这就是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局部均衡分析法）。
熊彼特在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出版５０周年的纪念文章中说，从根本上说，与其说马歇尔创造了还不如说他熟练地掌握了一种分析的工具，它不是一个具体的真理，而是一个去发现真理的“ 机械”。
另外一点值得一提的是，马歇尔也应该是现代计量经济学的引路人。
尽管我们都注意到，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中并没有使用大量的数学和统计学，但正如许多经济学家后来指出的那样，他的“原理”是以数学为基础的，他把数学这个伟大的工具隐藏起来了。
马歇尔对经济学的另一大贡献可能就体现在他手下造就出来的一大批弟子了。
从真正的意义上来说，这是马歇尔最重要的贡献。
庇古自然是马歇尔最得意门徒和“剑桥学派”的继承人，他还是现代福利经济学的开创者之一。
事实上，马歇尔的经济学是由庇古在剑桥为学生讲授并大力传播的。
凯恩斯是马歇尔和庇古的学生中不算最突出的一个，但毫无疑问，凯恩斯是当代最具影响的马歇尔的弟子。
凯恩斯对经济学的贡献起源于他长期形成的货币思想的一系列发展。
他在１３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代表他思想发展三个阶段的重要著作：《货币改革论》（１９２３）、《货币论》（１９３０）和《通论》（１９３６）。
《通论》是一部把货币理论过渡到“宏观经济学”的革命性的著作。
对于《通论》在经济学说史上的意义的评价，我想再也没有帕廷金的下面这段话更合适的了：“在《通论》中，我们又重新找到了真正的凯恩斯。
这里（正如凯恩斯许多的著作和文章一样）是这样一个先知的鼓舞人心的声音，他发现了一个新的真理，并且确信只有这个真理能挽救一个深深陷入各种危机与痛苦之中的世界。
这是直接为了劝说全世界的经济学家皈依新的教规和向错误的先知们作斗争而发出的一种清晰而又雄辩的声音，因为后者们刚愎自用地坚持早已被凯恩斯否定了的古典神话中的种种错误的教诲。
这就是凯恩斯的著作和文章不但因其重大的科学成就，而且也因为其成为每个经济学家所继承的一部分文献遗产而闻名于世的情况。
还有谁不知道‘在长期，我们都死了’（《货币改革论》，第５６页）这句话
还有谁不知道，‘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不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其力量之大，往往超出常人意料。
事实上，统治这个世界的就只是这些思想。
许多实践家自以为绝不受任何知识的影响，却往往当上了一些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
执政的狂人，自称听到了上帝的指示，实际上却是从若干年前一些学术界劣等作者那儿拾取了一些怪诞的想法……比起思想的逐渐侵蚀力来，既得利益的势力被过分夸大了。
’”② 可是，凯恩斯的《通论》的写作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在一个被称为“剑桥园地”的具有传奇色彩的氛围中完成的。
在２０年代，埃奇沃斯去世后，凯恩斯担任了英国著名的《经济学杂志》的主编，并倾心于《货币论》的写作。
就是在这个时候，凯恩斯诚心地把曾向马歇尔发难的意大利青年经济学家斯拉法请到了剑桥。
事实上，已经５０岁的凯恩斯和一批２５岁左右的剑桥同事和青年新秀组成了剑桥学术俱乐部的重要成员。
在这个俱乐部里，除斯拉法之外，还包括拉姆齐这位年轻卓越的数学家和经济学家，还有凯恩斯的得意门生卡恩（ＲＫａｈｎ）和卡恩的大学同学罗宾逊夫人（ＪＲｏｂｉｎｓｏｎ）、以及后来大名鼎鼎的哈罗德（Ｒ Ｈａｒｒｏｄ）和曾荣膺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米德（ＪＭｅａｄｅ）。
提起拉姆齐，他杰出的才华和英年早逝（２６岁）给这位剑桥的数学家的后代蒙上了神秘的色彩。
拉姆齐与著名的数学家和博弈论专家冯诺伊曼同生于１９０３年，每个人都只写了一生中最有价值的３篇论文。
拉姆齐的这３篇论文分别是讨论主观概率与效用的“真理与概率”（１９２６）、讨论最优税收的“对税收理论的一个贡献”（１９２７）和讨论单一部门最优增长的“储蓄的数学理论”（１９２８）。
他的后两篇论文均发表在由凯恩斯任主编的《经济学杂志》上。
“对税收理论的一个贡献”实际上开创并奠定了现代税收理论的基础，但一直到１９７０年，拉姆齐的这一论文才得以普遍的重视，这主要归功于鲍莫尔（ＷＢａｕｍｏｌ）教授等一批学者在７０年代对规模经济显著行业的定价问题的集中研究。
鲍莫尔还以“拉姆齐定价”为条目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中介绍了拉姆齐的这一重要贡献。
另外，在拉姆齐的这篇论文发表７０年以后，从牛津刚转入剑桥任教的米尔利斯（ＪＭｉｒｒｌｅｅｓ）教授因为发展了这一最优税收理论而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拉姆齐的第３篇讨论储蓄的论文被凯恩斯在为拉姆齐撰写的逝世讣告中称为“对数理经济学所作过的最卓越的贡献之一”。
在“剑桥园地”，还有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
她１９２２年入剑桥念经济学，当时马歇尔还健在，但主要是庇古给学生讲授马歇尔的经济学。
可以说她是马歇尔、庇古和凯恩斯的学生。
但同时也还是斯拉法、卡尔多（ＮＫａｌｄｏｒ）和卡莱斯基（ＭＫａｌｅｃｋｉ）的挚友，他们对马克思的《资本论》有很深的研究。
１９２８年她开始在剑桥工作，研究经济学。
她是“剑桥园地”的积极参与者。
这个“园地”的定期讨论会在３０年代实际上正在孕育着凯恩斯的《通论》的初稿。
罗宾逊夫人１９３３年出版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使年轻的她一下子走在了经济学的最前沿。
随后她致力于对凯恩斯《通论》的阐释和辩护工作。
然而在３０年代末，她与卡莱斯基的相遇改变了她后来对经济研究的重点，也改变了她对马克思经济学的态度。
她发现卡莱斯基已早于凯恩斯得出了后者的结论，而且卡莱斯基使用的是马克思经济学的语言。
马克思的整体社会观深深吸引了她。
１９４２年她出版了《论马克思经济学》，并于１９５６年出版了她开创性的、同时也可能使她最具影响力的作品《资本积累》。
人们今天为她没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惋惜。
曾经有人说，诺贝尔经济学奖有两大错失良机的遗憾，而且都与罗宾逊夫人有关。
一是它至今尚未授予一位女性经济学家；二是它没有授予罗宾逊夫人。
然而，无论如何，作为“剑桥学派”的重要一员，她的个性正好验证了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哲学家的一句话：如果真正追求真理，最好做一个持异见的学者。
三、古典主义的新世界 观瞻数百年来经济学思想史之演进和成长，我们会始终感受到一种强大的科学力量。
是它的存在诱导并推动了一代代经济学家恒久不懈的努力。
没有这种追求科学的精神，就没有我们今天的经济学面貌。
８０年代初，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和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将我带入经济学的。
当然，那时我们念的《经济学》是高鸿业先生依照１９７６年的英文第１０版翻译过来的，而今天出版的已是英文第１６版的中文版了。
萨缪尔森在为他的《经济学》１９４８年第１版的纪念本所写的前言中风趣地说：“看到中世纪的三个正在劳动的人，乔瑟问他们在干什么。
第一个人说：‘我在挣钱，钱还不少’。
第二个人说：‘我在把石头和玻璃雕刻成美妙的形状’。
第三个人则声称：‘我在建一座教堂’。
当我撰写《经济学》的第一版时，我实际上在同时做这三件事，尽管我当时并不知道”。
的确，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的成功是数百年来发展起来的经济学的成功
作为在美国摘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一人（１９７０），萨缪尔森对经济学的贡献代表了过去的５０年一代经济学家在将马歇尔经济学体系的分析语言和图式转变成数理的推理方式方面所做的里程碑式的工作。
萨缪尔森对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充满信心和热情。
他２５岁完成的博士论文于１９４７年出版，题为《经济分析的基础》，成为现代经济学分析的经典。
１９６６－１９８６年连续出版的５卷本《萨缪尔森科学论文集》（收入３８８篇论文）堪称现代经济学范式之非凡作品。
在萨缪尔森成长的３０年代，正是英国的“凯恩斯革命”和垄断竞争理论的创新时期。
萨缪尔森因之从芝加哥大学转入了“合适的地方”——哈佛大学。
在哈佛的５年学习以及后来在ＭＩＴ的终身教职使萨缪尔森最终在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和美国的正统经济学之间找到了一种“综合”。
然而，在萨缪尔森离开芝加哥时，弗里德曼、施蒂格勒这两位后来先后于１９７６年和１９８２年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年轻人正在芝加哥念研究生，而且在３０年代后期，芝加哥大学的经济系正在形成以奈特和维恩那（ＪＶｉｎｅｒ）为首的反对英国３０年代的凯恩斯《通论》和垄断竞争理论创新的“风格”。
就是说，他们始终希望坚持凯恩斯之前的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据说是芝加哥大学的凡勃伦在１９００年最先发明这个词来描述马歇尔的“剑桥学派”的），信奉自由市场制度和价格原理，后经西蒙斯（ＨＳｉｍｏｎｓ）和德累克特（ＡＤｉｒｅｃｔｏｒ）等一代经济学家的努力逐步形成了所谓的现代经济学的“芝加哥学派”。
至少在４０－５０年前，甄别“芝加哥学派”的最好方式是看看它的教授们对培养经济学博士的苛刻要求。
这种要求博士的候选人必须通过关于价格理论的淘汰率很高的考试。
掌握应用价格理论的能力是每个念经济学的学生必须树立的明确目标。
芝加哥学派的这个所谓的“教义帝国主义”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
不过，尽管如此，在３０年代的芝加哥经济系，奈特捍卫新古典经济学的方式还是与维恩那保持着迥然不同的风格。
奈特比较反对经济学中的数理分析，而维恩那却更欣赏经验（计量）式的研究。
有意思的是，在５０－６０年代出名的一批芝加哥的学生，特别是弗里德曼、斯蒂格勒和瓦里斯（ＷＷａｌｌｉｓ）等，虽然更忠实于奈特，但他们却是十足的经验实证主义者，对在经济研究中采用计量经济方法十分推崇和偏爱。
在西蒙斯１９４６年去逝后，芝加哥大学请来了年轻的奥斯卡兰格（ＯＬａｎｇｅ）来主讲凯恩斯的经济学（据说这样做的原因是，校方试图让芝加哥在“宏观经济学”方面也有一些声音）。
但兰格是一位杰出数理经济学家，与芝加哥的亨利舒尔茨教授成为芝加哥的数理经济学家。
另一位舒尔茨这时候也调入了芝大并担任了校长。
他就是西奥多舒尔茨，农业和发展经济学家，他于１９７９年因为创造性地发展了“人力资本和教育”的经济学分析而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５０年代，实证经济学的这一作风使芝加哥的确维持了３０年代形成的传统的连续性。
但属于“芝加哥学派”的经济研究在方法上并不始终囿于统计和技术的分析。
弗里德曼在１９５３年出版的《实证经济学论文集》中对一套实证主义的方法作了最有挑逗性的表述（确实，后来曾引起萨缪而森的挑战）。
他认为，重要的不是假设的可靠性，而是理论的可检验性决定着对理论的选择。
但是，在芝加哥的少数经济学家并不完全坚持这一“原则”，对他们来说，逻辑的一致性是理论的更重要的原则。
５０年代以后，芝加哥在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方面有了更辉煌的成就。
我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里查到的“芝加哥学派”的条目对此作了介绍。
本条目的撰稿人里德写道：“在５０年代的中期和后期，芝加哥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扩展到了传统的教义之外。
ＨＧ刘易斯（ＨＧＬｅｗｉｓ）应用价格理论解决‘供需结合’问题（刘易斯，１９５９）和加里贝克尔（ＧＢｅｃｋｅｒ）关于种族歧视的论述（贝克尔，１９５７）是早期的两个例子”。
贝克尔由于在将价格理论成功地应用于家庭、教育、犯罪和婚姻等社会问题的分析而获得了１９９２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根据里德的概括，教义扩展的另一个领域是公司财务学。
也许财务学与经济学是相互独立的学科，但在芝加哥那里，把两者革命性地联系起来的是价格理论。
莫迪里安尼（ＦＭｏｄｉｇｌｉａｎｉ）和米勒（ＭＭｉｌｌｅｒ）１９５８年关于股票价格和股息的创造性论文引发了后来的“资本资产定价理论”的诞生。
接下来的创新是“理性预期”。
这本不是芝加哥的经济学家提出来的，但在以米勒为首的芝加哥商学院和以卢卡斯（ＲＬｕｃａｓ）所领导的经济系里得到了“发扬光大”。
事实上，公司财务学的发展引出的“有效市场”思想与理性预期的思想一脉相承。
米勒和卢卡斯分别于１９９０年和１９９７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５０年代芝加哥学派的最后一个创新是“法和经济学”。
“法和经济学”的早期思想来源于对公共政策的经济分析的尝试。
１９３９年芝大聘请西蒙斯来执教，西蒙斯开设了“经济分析和公共政策”的课程。
现在看起来，这是芝大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事件。
从西蒙斯倡导的政策分析中后来逐步发展出了由弗里德曼掌舵的“货币主义”和对法律的经济学分析。
对于后者，我们前面提到的德雷克特也立下了汗马功劳。
他１９５８年在芝加哥大学创办了《法和经济学杂志》。
不过，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科斯（ＲＣｏａｓｅ）为法律经济学开创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新制度经济学。
他１９６０年发表在《法和经济学杂志》上的著名的论文“社会成本的问题”被施蒂格勒称之为“科斯定理”。
科斯是１９９１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
虽然人们对科斯的学说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正在加速度地进行着，但我始终欣赏这样一句话：在科斯那里，真实世界总是趋于走向帕累托改善。
在我看来，这不仅是对“科斯定理”的最好概括，而且也是对芝加哥学派的最好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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