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怎么样
亨廷顿在中国赫赫有名这本书中他信服地向我们阐述了“现代化”与“政治稳定”之间的关系生动的语言、严密的逻辑、丰富的案例 40年前出版的书仍然闪耀着智慧的......
如何评价亨廷顿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
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纲领的确定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有12名，代表全国党员195人（其中工人党员21人）。
大会根据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和党成立后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讨论了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和当前的革命任务，通过了《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民主的联合战线》、《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等决议案和党的章程。
大会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言分析了国际形势和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况，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和动力，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
党的最低纲领，即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立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然后再进一步创造条件，以实现党的最高纲领：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共产主义社会。
大会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被推选为委员长。
党的二大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它为中国各族人民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
它标志着党的创建任务的完成。
改良主张 对于所有正处于社会转轨时期的国家来说，改革政府和改革经济是同等重要的。
在许多时候，改革经济比改革政府更具有目的性，因为在这些国家里，发展经济是压倒一切的道理。
“在整个发展中世界和转轨中国家，政府正努力去改革他们的经济。
”（注：《世界银行政策研究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政府的改革是为经济的改革服务的，因此总是在经济体制改革走向深入时，才适时地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张。
改革政府与改革经济又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二者是一种互动的关系。
政府制度或者说政治制度、政府体系，在社会经济发展的驱动下作历史性的变革，被界定为政治发展或者政治现代化。
这种政治的发展目标总是以增强政府能力，转变政府职能为目标的。
这里，政府能力是最主要的。
“国家之间政治上最重要的区别，不在于政府的形式，而在于政府的水平。
”（注：亨廷顿《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因此，亨廷顿认为，最关键的是一个政府的效率，“一般讲，共产主义的集权国家和西方自由主义的国家，都属于高效率而非虚弱无能的政治体系范畴。
”（注：亨廷顿《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4页。
）这种结论无非是认为，政府的效率是由一个国家的稳定状况决定的，在稳定的基础上，如果政府具有动员社会资源的一定速度，就是有效的。
政治体系的基本效率要求是动态的稳定。
稳定的政治体系具有接纳各种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的容纳度，并且具有适应外部环境的生成机制，其固有的政治文化传统不会中断，政府具有很强的政策能力。
用这样的标准去衡量处于转型时期的国家，可以认可的一个结论是，政府的行政效率有一个较稳定的值。
转型国家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尽管在某一方面具有效率的可比性，但是，由于制度差异而导致的政府介入方式又是不一致的。
我们还是用侧重于比较的方式来分析转轨国家的政府职能的差异性和有效性。
（一）政治制度化水平。
“制度化是组织和程序借以取得重要性和稳定性的过程。
”（注：《世界银行政策研究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第8页。
）制度化水平的高低使用四个指标来衡量。
一是适应性和僵硬性。
组织和程序在环境变化中的活性生存期越长，应付环境挑战性的能力越强。
二是复杂性和简单性。
组织功能的分工仔细程度高的政府，具有较高的效率。
三是自主性和从属性。
组织对各种社会集团的独立程度，自主性强的组织具有较高的效率。
如果易于被某一个集团所操纵，政策就不具有稳定性。
四是内聚性和分离性。
组织对其成员的吸引程度，对组织效率的提高有直接的作用。
转轨国家都选择了改革的方向，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环境适应性，只要这种改革的过程能有一个不断跟随环境变化而不断改变自身的能力的过程，就能产生有效性。
转轨国家正处于一个加速进行利益调整的持续过程，由于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互相制约，政府对特定利益集团的依附性相反要显得弱一些。
但是，转轨国家的复杂性和内聚性相比之下显得不够，组织功能的分化程度不够，而且由于利益分配不公导致社会缺乏凝聚力和向心力。
（二）政治职能分化。
结构是政治角色之间固定关系的一种形式。
任何政治体系都是为了一定的职能得到持续。
结构是政治系统活动的方式，职能是这种活动的结果。
结构职能分工变化的程度反映了政治体系分工的水平和规模。
转轨国家由于国家的法律化程度不高，表现出结构和职能的一定程度的分离。
在结构的优化程度不够的情况下，转轨国家往往采用非法手段去配置资源，能够产生替代性。
（三）政治整合程度。
政治整合表现出社会成员对国家的认同和向心力，或者政治体系与社会阶层的结合程度。
转轨国家尽管存在着一些错综复杂的矛盾，往往在语言、宗教、领土、阶层等方面表现为复杂性，隐含着社会不稳定的风险，但有些国家由于政权的强有力统治，政治整合度在特定的时期内很高，能积极推进改革方针，如在智利前总统皮诺切特的统治下，经济改革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四）政治参与。
政治参与是社会成员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行为。
与现代国家相比，社会转型国家普遍的政治参与度较低，这种情况对于国家的政治稳定客观上起着积极的作用。
国家的政治权利被垄断在政治官僚、经济寡头、军事独裁方面，决策的社会民主度差。
（五）政治文化。
政治文化一般为一个特定历史时期民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的总和。
一是狭隘型文化。
个人对政治体系的存在缺少认识或者感觉。
二是臣属型文化。
社会成员对管理者产生认同感或疏远感，转型社会的成员一般属于臣属型的居多，例如东方社会，民众对政治参与一般比较消极。
转轨国家政府职能的介入方式是最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它在理论上还存在很大分歧。
一般认为，转轨国家由于社会特有的转型性，社会的制度化水平不高，需要加强国家的权威，因此就需要加强政府的功能。
也有人认为，这些国家走上现代化之路，是放权而产生的。
实际上，无论是加强政府干预还是放松政府干预，都要由实际情况决定，由市场来决定。
政府作用的范围总是视社会需要的程度而定。
世界银行考察世界各个处于转型时期的国家后，发现政府干预仍然保持着很大的范围。
而且，“如果没有健全的行政管理部门参与，产权处置和其他的国有企业改革便不能成功”。
（注：《世界银行政策研究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第8页。
）但是，政府在这些国家里多大程度地干预社会，以及由这种必要性所决定的政府的组织形式和规模，都是值得认真进行研究的。
政府机构成立的初始原因是社会公共需要，这种“公用性”决定了政府的基本功能是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解决社会公共问题。
公共权力不仅具有共享性、普遍性和强制性，更还具有非营利性。
政府是非营利性组织，市场行为与政府行为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政府覆行社会职责时，是不该也不可能计算成本和收益的，政府发生盈利行为，势必扭曲政府形象，带来严重的社会腐败，为各种寻租行为的发生制造温床。
政府营利还会给社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消极作用。
政府对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干预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德国学者韦德认为马克思主义和凯恩斯主义对这一进程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促成了政府干预的合法化。
实际上，早在19世纪就出现了社会福利和国家福利的改良主张，英国的费边社会主义提出实行社会福利的改良主张，奠定了由近代警察国家转向福利国家的思想基础。
国家干预对于保证工作目标的实现和人民基本生活的满足是必须的，也是合理的，国家与其说是自由的敌人和权利的潜在侵犯者，不如说是能够促进所有人的自由和保护每个人的权力的惟一可行的社会组织。
因此，后来的福利国家思想家极力推崇福利国家所带来的合作精神，因为国家的社会公用事业由于表现了利他主义而扩大了个人的自由。
罗尔斯和贝尔在捍卫古典自由主义传统时，企图创立一种新的有效的公平分配的政治理论。
在自由市场背景下，罗尔斯和贝尔设计了一个能够确保经济利益公平分配的政治制度，将政府职能部门列为四个方面：调拨部门、稳定部门、转移部门和分配部门。
调拨部门主要通过税收和补贴等经济手段以及对产权的变更等法律手段来引导投资方向和防止市场的盲目性；稳定部门负责劳动力和财政贷款的调度和安排，根据商品的供求关系，用经济刺激把人力和财力稳定在有效率的部门。
这两个部门的目的是为了保持市场经济效率，创造出可供支配的财富。
转移部门负责确定并保证社会的最低受惠值，政府通过这一部门将一部分社会财富转移到福利和教育部门，以保证所有社会成员能够享有平等的教育和医疗待遇，尽可能满足穷人的物质需要。
分配部门的职责是确定一种符合正义的分配比例，主要通过累进所得税和遗产税等方式进行，目的是防止可能危及社会自由的现象出现。
转移部门和分配部门的职能是对社会和经济不平等进行调整，奉行差别原则。
对政府经济职能也有不同的主张。
自由主义认为个人的自由比物质财富更值得珍视，用国家干预来代替市场机制，其结果不仅是效率极低，个人积极性受挫，资源配置失衡，而且还会导致对人的奴役。
因此在福利主义和凯恩斯主义出现失灵的时候，以货币主义、公共选择理论、产权理论为代表的各种新自由主义应运而生，大力抨击国家干预，认为竞争的资本主义既是一个经济自由的制度，也是政治自由的一个必要条件。
国家干预形成的各种福利措施，造成了巨大的浪费，挫伤了人们工作和创新的积极性。
产权经济学家认为，在公用品（公益）领域，政府的优势在一般情况下也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明显，通过适当的产权安排，市场同样能有效地解决灯塔之类公用物品的供求和收费问题，而无需国家干预。
科斯的《经济学中的灯塔》（1976年）一文以英国早期灯塔制度的历史反驳了传统经济学家的观点。
政府作为社会性的组织，也作为一个经济单位，其行为在不同经济体制下与不同的经济职能相对应，其效率是不同的。
在计划体制下，政府行为就是社会的行为，政府是社会的惟一管理者，社会的各类组织都没有成本计算，政府行为也没有成本计算。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成本计算是最基本的经济核算，不仅社会各类组织要进行成本核算，政府行为也必须考察成本。
完成既定政府经济职能需要花费一定的财政支出，这种财政支出是政府的职能成本。
职能成本的构成直接反映政府行为的效率。
在完成同样的职能的情况下，职能成本高低直接反映政府效率的高低。
政府效率的高低是直接由政府职能同国民经济的有效增长相对应的。
发达国家国民经济增长所需要的职能成本比发展中国家低，计划经济国家政府职能成本比市场经济国家职能成本高得多，因此，对我国政府行为的职能成本进行认真核算是非常必要的。
以市场价值塑造政府行为，必须使政府经济职能明确化。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市场经济，围绕着这个模式，政府经济职能不仅在理论上应该明确，而且在实际上必须落实。
政府行为改革首先是机构的改革，适应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政府机构也必须进行市场化改革。
既有的政府机构是实行计划经济时期逐步形成的，在转轨时期由于目标模式不确定，政府机构与经济体制、政府行为与市场关系的根本性矛盾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机构庞大、政企不分、官僚主义盛行、寻租行为严重等现象严重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即使单纯的财政负担，也使我国政府的职能成本非常昂贵。
以企业市场价值塑造政府行为，还必须以企业精神改革政府部门。
过去政府行为覆盖了社会各个领域，是按照分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进行设置的；经济转轨时期政府机构的混乱、政府行为的不当是与转轨时期政府职能的不明晰相连的。
面临着市场化改革的目标，政府行为也必须市场化。
市场的作用是选择，市场的真谛是竞争。
作为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必须建立起适应市场运作的政府机制，建立财政硬约束，建立一个“企业化的政府”。
企业化政府不是一个官僚机构，而是市场中的一种组织。
“如果一个组织的结构是鼓励企业家精神和行为，那么几乎人人可以成为企业家。
反之，如果一个组织的结构是鼓励官僚主义行为的，则几乎任何企业家都会变成官僚主义者。
”（注：戴维·奥斯本、特德·盖布勒《改革政府》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7页。
）企业市场价值这个概念，对于政府的最大意义也就在于此.
引发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大变革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1）经济:战国时期,铁器用和牛耕的推广,标志着社会生产力著提高.我国的封建经到了进一步发展,尤其北方成就更为突出.生产力的飞跃引起了生产关系的革命.春秋战国时期, 井田制（公田）逐渐被封建土地私有制所取代,并最终通过各国变法确立了下来. （2）政治: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战争破坏了奴隶制的旧秩序,给人民带来了灾难和痛苦.但战争的结果加快了统一进程,促进了民族融合,也加快了变革的步伐.随着新兴地主阶级力量的壮大,他们在各诸侯国先后开展了变法运动,新的封建制度终于建立起来.变法最彻底 春秋战国之交,神州大地掀起了一场社会大变革的风暴. 在这场摧枯拉朽、势不可挡的大变革中,旧的奴隶主阶级没落了,新的地主阶级兴起了；旧的奴隶制度和道德伦理观念,被新的封建制度和意识形态取代了；一部分农民获得较多的自由,社会的生产关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阶级矛盾尖锐激烈,兼并战争连年不断,整个社会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大动荡大改组局面. 在这个时期,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应运出现了,这就是士.他们来自社会的各个方面,地位虽然较低,但很多是有学问有才能的人,有的是通晓天文、历算、地理等方面知识的学者,有的是政治、军事的杰出人才.其代表人物如孟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以及商鞅、申不害、许行、陈相、苏秦、张仪等,都是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或科学家.至于一般的出谋划策、谈天雕龙之流,以及击剑扛鼎、鸡鸣狗盗之徒,更是人数众多. 由于士的出身不同,立场不同,因而在解决或回答现实问题时,提出的政治主张和要求也不同.他们著书立说,争辩不休,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形成了儒家、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名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等许多学派.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儒、墨、道、法四家,而《论语》《孟子》《墨子》《老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则是这四家的代表著作.其中,《论语》《孟子》和《庄子》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的秦国,成为各诸侯国中实力最强者,后来发展成统一的核心力量. （3）文化上:文化是一定时期的政治、经济的反映.春秋战国时期,经济的发展,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的变革,促成了思想的空前活跃和文学艺术的繁荣. 小结：春秋战国时期,旧制度、旧统治秩序被破坏,新制度、新统治秩序在确立,新的阶级力量在壮大.隐藏在这一过程中并构成这一社会变革的根源则是以铁器为特征的生产力的革命.生产力的发展最终导致各国的变革运动和封建制度的确立,也导致思想文化的繁荣.
谁认为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认为现代性孕育着稳定
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布坎南 和亨廷顿认为“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
唐宋变革时期的政治、文化、经济方便有什么变化
战国时期制度崩溃建制度确立。
这一鲜明的时代特征反映在方面：（1）经济上：春秋战国时期，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标志着社会生产力的显著提高。
我国的封建经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尤其北方成就更为突出。
生产力的飞跃引起了生产关系的革命。
春秋战国时期，井田制（公田）逐渐被封建土地私有制所取代，并最终通过各国变法确立了下来。
（2）政治上：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战争破坏了奴隶制的旧秩序，给人民带来了灾难和痛苦。
但战争的结果加快了统一进程，促进了民族融合，也加快了变革的步伐。
随着新兴地主阶级力量的壮大，他们在各诸侯国先后开展了变法运动，新的封建制度终于建立起来。
变法最彻底的秦国，成为各诸侯国中实力最强者，后来发展成统一的核心力量。
（3）文化上：文化是一定时期的政治、经济的反映。
春秋战国时期，经济的发展，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的变革，促成了思想的空前活跃和文学艺术的繁荣。
春秋战国时期，旧制度、旧统治秩序被破坏，新制度、新统治秩序在确立，新的阶级力量在壮大。
隐藏在这一过程中并构成这一社会变革的根源则是以铁器为特征的生产力的革命。
生产力的发展最终导致各国的变革运动和封建制度的确立，也导致思想文化的繁荣。
什么是社会变革
对“社会变革”这个概念的使用相当混乱，每个人在使用这个概心中大都有明确的应用对象，但这个应用对象很难传递给对方，造成理解上的误差。
这里对这个概念的应用情况作个简单分析。
单纯考察这个概念，我们大都能想到，它指从社会生活到政治形态的全方位改变，我们把这个意义作为“社会变革”概念的第一种用法。
但这种用法中有个不明确的地方：变化是如何进行的呢
先不谈为什么，从历史中我们应该可以归纳出一条规律，全方位的社会变革首先是从社会生活开始的，政治总是被动的。
好了，现在可以引出第二种用法。
如果社会生活已经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已经在对话双方取得共识，那么“社会变革”就大多用来指为适应社会生活的变化，政治制度应该和已经进行的调整和变化。
这其中隐含一个认识：政治制度与社会生活高度相关，社会生活依赖政治制度并对它有具体要求。
这里要分两种情况。
如果政治制度已经进行了调整或变化，那么我们说变革已经发生；如果有了来自社会生活的压力，但政治制度的变化还未发生，那么我们说应该发生社会变革。
但是第二种情况中，这个“应该”却与政治制度变化的方式有关，政治制度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依附于制度的责任人：执政集团，政治制度的变化通过执政集团来实现，所以“应该发生社会变革”其实是指向执政集团的，社会的压力其实是施加于执政集团的。
通过执政集团来实现制度变化有两种方式，一种叫改革，另一种叫革命。
如果在社会的压力下执政集团进行了改革，政治制度发生了变化，这种社会变革一般是第二种意义上的。
但是如果执政集团没有进行制度改革或者制度改革不符合社会生活的要求，人们就会认为应该替换执政集团来完成制度变化，这种情况下，“社会变革”的意义就着重指执政者的变化(政权更替)，这种意义是“社会变革”概念的第三种用法。
我们看到，第二和第三种用法依赖对话双方一定的共识，没有这个共识，双方对其意义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这里其实有个层次结构，只有在第一种意义上达成共识才可以讨论第二个意义上的问题，只有在第二个意义上达成了共识才可以讨论第三个意义上的问题，只有第三个意义上达成了共识才可在第三种用法上使用这个概念。
我们看到很多人在第二和第三个意义上使用“社会变革”这一概念，然而很多分歧其实是上一层次的，于是就在对话双方形成歧义。
现在我们来解释为什么形成这样一种层次结构。
这里需要理解两种关系。
一是制度和社会生活的关系，社会生活中有一种稳定结构，它由一系列稳定关系组织，一些稳定关系我们称为社会秩序。
微观上社会秩序体现为人们的稳定行为模式，也就是说这种秩序是动态中的稳定，从宏观角度看社会秩序就是一种均衡。
动态均衡系统必然会受到扰动，扰动可能使系统偏离均衡，最后使秩序解体。
这种扰动如环境的变化，少数个体的违规行为等。
为了保证社会秩序，需要一种自稳机制，在均衡系统受到扰动时发挥作用，以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
这种自稳机制就是制度。
从这个论述可以看出，制度的作用是保障一种社会秩序的稳定。
但是社会生活是开放的，它与自然环境有着互动关系，这个互动关系中社会生活将发生缓慢变迁，也就是说社会秩序会发生缓慢变迁。
这里有一个问题，制度的责任人，它有这个能力和权力去预测社会秩序的缓慢变迁并主动对制度给予调整吗
如果有，上面的层次结构就有问题。
这是一个老问题了，哈耶克对建构理性主义的批判非常经典，但我还想从另一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
无论哈耶克批判的对象还是哈耶克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一个问题，制度的责任人并不是，而是一个组织，虽然绝大多数情况下组织也体现为一种目的性能动结构，但这个能动结构的理性程度与个人比完全不在一个档次。
生命体经历了亿万年的发展史，内部结构极为精巧，并且具有世上最复杂、发达的信息器官---大脑，社会组织如何与它相比
就是这样精密的组织，亦难把握其环境并把自己行为建立于理性预期之上(它只能依赖社会的组织化才可实现)，政权机构如何可能作到这一点
与个人相比，政权机构的理性程度极低，到目前为止，它还不可能通过预测社会的缓慢变迁来主动调整制度，以适应社会的变迁，而如果无视这一点，给予政权组织这个权力，无一例外使整个社会陷入绝境。
这一点历史已经给予证明。
所以只有两种情况，制度是保守的或者在政权机构自身利益引导下并不符合社会要求的制度变化。
这两种情况都可以归纳为，相对于社会来说制度是被动的，需要在社会的压力下变化。
社会的要求是制度变化的唯一方向，社会对于制度变化的诉求以及对于政权机构服从度的降低是这个压力的体现。
第二种关系是制度与制度责任人(政权机构)的关系。
这个关系中，制度的责任人是保守的，制度变化的要求最后必然体现为对制度责任人的要求。
论证这一点比较简单，制度结构包含了制度责任人的自身利益，在制度结构中，某一具体制度形态必然对应制度责任人的利益状况，也就是说，任一稳定制度形态(因为讨论专制制度变革问题，我们把它限定为专制制度形态)必然符合制度责任人的利益。
然而与经济领域的情况不一样，政权机构和社会的利益必然是对立的，任何有利于社会(体现为社会的压力)的制度变化必然不利于政权机构，所以制度变迁中政权机构是保守的。
有了这两种关系，我们就可以说社会变革源于社会生活，社会变革的要求可能转变为制度变化的要求，也可能转变化政权更替的要求。
为了使论证严谨，我们再来考察一个例外，70年代末开始的社会变革为什么始于政策，即政权机构的主动行为呢
我想可以用两个原因来解释。
一是政权组织理性程度的提高，二是变革前社会生活的过度扭曲。
其中第二个原因是关键。
与社会变革密切相关的一个概念是“稳定”，既然我们在三种意义上理解“社会变革”，那么相对应，稳定也有三种意义：社会的全局性稳定、制度稳定、和政权机构稳定。
这仍然是个糊里糊涂的概念，各人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希望以上分析有助于减少误解，澄清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