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制定的白鹿洞书院学规今天还有借鉴的意义吗
本学规是朱熹为了培养人才而制定的教育方针和学生守则。
它集儒家经典语句而成，便于记诵。
首先，它提出了教育的根本任务，是让学生明确“义理”，并把它见之于身心修养，以达到自觉遵守的最终目的。
其次，它要求学生按学、问、思、辨的“为学之序”去“穷理”、“笃行”。
再次，它指明了修身、处事、接物之要，作为实际生活与思想教育的准绳。
南宋四大书院
包括：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 湖南长沙岳麓书院 湖南衡阳石鼓书院 (抗日战争中为日军所毁,1998年由河南登封嵩阳书院接替其四大书院头衔) 河南商丘应天书院 湖南衡阳石鼓书院 石鼓书院位于湖南省衡阳市北石鼓山下。
石鼓山峻峭耸拔，风景宜人，唐代元和年间，李宽在此筑庐读书。
宋太宗至道三年(997)李士真重建书院。
景佑二年(公元1035年)，仁宗赐名石鼓书院，韩愈、周敦颐、朱熹、张栻、范成大、辛弃疾、文天祥、徐霞客、王夫之等接踵至此，或讲学授徒，或赋诗作记，或题壁刻碑，或寻幽揽胜，蔚为壮观。
石鼓书院修建于衡阳北石鼓山上，山并不高，但地势险要，为湘水、蒸水交会口,遥对耒河口。
明清时书院不断扩大，原有的楼、阁、亭、祠等建筑物，都在抗日战争时期被日军焚毁。
今故址内还有明、清碑刻多处。
解放后对书院进行了修复，培植了树木花圃，建以亭榭，现已成为重要的游览胜地。
1944年6月，石鼓书院毁于日军炮火。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陶铸来衡阳视察时，要求恢复衡阳的石鼓书院。
当时的市委市政府限于历史条件，只是在废墟上建了一座石鼓公园，无法恢复当时的建筑和陈列。
1998年，国家邮政部发行“古代书院”即宋代四大书院邮票时，事先曾来石鼓书院实地考察，终因只见山石、不见书院而以河南登封嵩阳书院代之。
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 白鹿洞书院为宋代四大书院之首。
位于江西省庐山五老峰南麓后屏山下（星子县白鹿镇境内），西有左翼山，南有卓尔山，三山环台，一水（贯道溪）中流，无市井之喧，有泉石之胜。
全院山地面积为3000亩，建筑面积为3800平方米。
山环水合，幽静清邃 ，为中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书院“始于唐、盛于宋，沿于明清”，至今已有1000多年。
初为唐代贞元元年（785年）洛阳人李渤与其兄隐居读书之处。
李渤养一白鹿，出入跟随，人称之白鹿先生。
后李渤为江州刺史，于隐居旧址建台，引流植花,号为白鹿洞，其实并没有洞，只因四周青山怀抱，貌如洞状而已，白鹿洞四山环合，俯视似洞，因此而名。
唐末兵乱，高雅之士来此读书。
南唐开元年间、李善道，朱弼等人在此置田聚徒讲学，称为“庐山园学”。
宋初扩建书院，与睢阳、石鼓、岳麓并称四大书院。
南宋时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朱熹受命知南康军，到白鹿洞书院察看遗址，请孝宗批准，筹款建屋，征集图书，聘请名师、广集生徒，亲任洞主，亲自讲学，并制定了“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等五条教规，即有名的《白鹿洞书院揭示》。
《〈白鹿洞书院教条》不但体现了朱熹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一套儒家经典为基础的教育思想，而且成为南宋以后中国封建社会七百年书院办学的样式，也是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规章制度之一。
至此，白鹿洞书院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誉为“海内书院第一”，“一时文风士习之盛济济焉，彬彬焉”它与岳麓书院一样，成为宋代传习理学的重要基地。
元代末年，白鹿洞书院被毁于战火。
明代最早的一次维修为正统元年（1436），以后还有成化、弘治、嘉靖、万历年间的维修。
进入清代，白鹿洞书院仍有多次维修，办学不断。
19世纪末，我国政治、经济发生急剧的变化，出现了教育改革的热潮。
光绪24年（1898年）清帝下令变法，改书院为学堂。
白鹿洞书院于光绪二十九年停办，洞田归南康府（今星子）中学堂管理。
宣统二年（1910），白鹿洞书院改为江西高等林业学堂。
自宋至清的700年间，白鹿洞书院一直是我国宋、明理学的中心学府，陆象山、王阳明等都曾在此讲学，书院殿阁巍峨，亭榭错落，师生云集，俨如学城。
国民党时期，蒋介石准备要南昌中正大学接管白鹿洞书院，但未实现。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对白鹿洞书院进行保护和维修。
1959年列为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1979年成立庐山白鹿洞文物管理所；1988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国家二级自然保护区，同年设置作为学术研究机构的白鹿洞书院建置；1990年成立庐山白鹿洞书院管理委员会。
现在，白鹿洞书院已形成集文物管理、教学、学术研究、旅游接待、林园建设五位一体的综合管理体制。
1928年，胡适来到白鹿洞书院，并对其赞不绝口。
胡适盛赞白鹿洞有两个原因，一是“白鹿洞书院是最早的书院，是我国书院的‘四大祀宗’之一”；二是朱熹亲定的《白鹿洞规》“简要明白，遂成为后世七百年的教育宗旨。
” 在他的《庐山游记》中，他有一段著名的论断：“庐山有三处史迹代表三大趋势：（一）慧远的东林，代表中国“佛教化”与佛教“中国化”的大趋势。
（二）白鹿洞，代表中国近代七百年的宋学大趋势。
（三）牯岭，代表西方文化侵入中国的大趋势。
白鹿洞书院的自然风光极为毓秀，四山环台，古木苍穹，溪水古桥，别有洞天，现已成为文化旅游的佳镜。
院内松柏交翠，花草争芳，环境幽静秀丽。
馆内藏品反映了庐山历史文化的辉煌，有当地出土和及从外地搜集的古代青铜器和历代陶瓷，有唐宋著名书法家颜真卿、柳公权、米芾、黄庭坚等在庐山的手书碑拓，有明清著名书画家唐寅、郑板桥、朱耷的字画卷轴，最珍贵的则是《五百罗汉罗图》，血书《华严经》和水晶佛珠，皆属国家一级文物珍品。
白鹿洞书院，在儒家理学思想的指导下，凭借庐山这块风水宝地，并依靠历代文人学者和热心教育者们的精心耕耘，获得了一种精深文博的厚实，区别于庙堂式的州、府、县学，令人向往、探索和追求，这正是它一千余年来生命力的所在，精魂所在，魅力所在的缘由。
白鹿油书院现存在建筑群沿贯道溪自西向东串联式而筑，由书院门楼、紫阳书院、白鹿书院、延宾馆等建筑群落组成。
建筑体均坐北朝南，石木或砖木结构，屋顶均为人字形硬山顶，颇具清雅淡泊之气。
湖南长沙岳麓书院 岳麓书院位于湖南长沙南岳七十二峰最末一峰的岳麓山脚，是我国目前保存最完好的一座古代书院。
岳麓书院始建于北宋初期。
北宋开宝六年（973），朱洞以尚书出任潭州太守，鉴于长沙岳麓山抱黄洞下的寺庵林立和幽静环境，接受了刘鳌的建议，在原有僧人兴办的学校基础上创建了岳麓书院。
初创的书院分有“讲堂五间，斋舍五十二间”，其中“讲堂”是老师讲学道的场所，“斋堂”则是学生平时读书学习兼有住宿的场所。
岳麓书院的这种中开讲堂、东西序列斋舍的格局一直流传至今。
初设讲堂5间,斋室52间。
宋太宗咸平二年（999），李允则任潭州太守，他一方面继续扩建书院的规模，增设了藏书楼、“礼殿”（又称“孔子堂”），并“塑先师十哲之像，画七十二贤”；一方面积极取得了朝廷对岳麓兴学的支持，以促进书院的更大发展。
咸平四年（1001）朝廷首次赐书岳麓书院，其中有《释文》、《义疏》、《史记》、《玉篇》、《唐韵》等经书。
当时书院学生正式定额六十余人，奠定了书院的基本格局。
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经学家周式担任山长主持岳麓书院后，书院得到迅速的发展，学生定额愈百人，周式本人还得到宋真宗的召见和鼓励。
,赐“岳麓书院”题额,于是“书院称闻天下,鼓简登堂者不绝”, 到南宋的乾道年间，岳麓书院达到鼎盛时期。
著名理学家张木式主持岳麓书院，他以反对科举利禄之学、培养传道济民的人才为办学的指导思想。
在教学方面，提出“循序渐进”、“博约相须”、“学思并进”、“知行互发”、“慎思审择”等原则；在学术研究方面，强调“传道”、“求仁”、“率性立命”。
从而培养出一批如吴猎、赵方、游九言、陈琦等经世之才的优秀学生，湖湘学派多数学者也在岳麓书院学习过。
一时间，大批游学的士子前来书院研习理学问难论辩，有的还“以不得卒业于湖湘为恨”，当时的岳麓书院成为全国闻名的传习理学的基地。
南宋淳熙七年（1180），张木式去世后，朱熹、真德秀等人对岳麓书院的办学和传播理学，也表现出极大的热忱。
朱熹还将《白鹿洞书院教条》人微言轻正式的学规，颁于岳麓书院。
,朱熹曾两次来此讲学,当时学生达千人,从而使岳麓书院有“潇湘洙泗”之誉,几与孔子在家乡讲学的地方并称。
从元、明至清初，由于战乱，岳麓书院曾两度遭到焚毁，后来虽然得以重建和恢复，已不复旧观。
清初。
书院被禁。
后康熙为了表彰理学，放宽书院政策。
康熙二十六的（1687）御书“学达性天”匾额，并以十三经、二十一史、经书讲义等遣送至岳麓山，乾隆九年(1744)又御书“道南正脉”匾额送至岳麓山，岳麓书院又得以复兴。
复兴后的麓书院，除了对斋舍屡加扩建外，其书院性质也由民办而逐渐演化为官办。
随着乾嘉考据学的兴起，岳麓书院往往由从事诂经考史的著名汉学家主持，学习的内容也由理学转向经史考证，特别是在王文清主院期间，更以“群经教授诸子”。
此后罗典任山长，“唯以治经论文，启诱后进”。
道光年间巡抚吴荣光在岳麓书院增设“湘水校经堂”，专以研习汉学为主。
岳麓书院的最后一任山长是王先谦，他是清末湖南著名的经学家。
清代的岳麓书院，集聚了一代常识博洽、德高望重的大师，培养出诸如王夫之、陶树、魏源、左宗棠、胡林翼、曾国藩、郭嵩涛、李元度、唐才常、沈荩、杨昌济等著名的湖湘学者。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在新政之议的呼声中，延续了近千年的岳麓书院正式改为湖南高等学堂。
尔后相继改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工业专门学校，1926年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至今，历经千年，弦歌不绝，故世称“千年学府”。
岳麓书院自创立伊始，即以其办学和传播学术文化而闻名于世。
书院大门横匾“岳麓书院”四个大字,两边对联“惟楚有才,于斯为盛”。
讲堂正中悬清乾隆御书“道南正脉”匾,左右壁有石刻“忠、孝、廉、节”四个高1.6米、宽1.2米大字。
左右两廊有清欧阳正焕所书“整齐严肃”石刻。
讲堂屏风正向刊张村撰《岳麓书院记》。
麓书院占地面积21000平方米，现存建筑大部分为明清遗物，主体建筑有头门、二门、讲堂、半学斋、教学斋、百泉轩、御书楼、湘水校经堂、文庙等，分为讲学、藏书、供祀三大部分，各部分互相连接，合为整体，完整地展现了中国古代建筑气势恢宏的壮阔景象。
河南登封嵩阳书院 近四旁，惟中央，统泰华衡恒，四塞关河拱神岳历九朝，为都会，包伊洛涧，三台风雨作高山。
嵩阳书院，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区北2.5公里嵩山南麓，背靠峻极峰，面对双溪河，因坐落在嵩山之阳而得名嵩阳书院。
创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公元484年）时，时称嵩阳寺，至唐代改为嵩阳观，到五代时周代改建为太室书院。
宋代理学的“洛学”创世人程颢、程颐兄弟都曾在嵩阳书院讲学，此后，嵩阳书院成为宋代理学的发源地之一。
明末书院毁于兵燹，清代康熙时重建。
嵩阳书院经历代多次增建修补，规模逐渐形成，布局日趋严整。
书院的建制，古朴雅致，大方不俗。
嵩阳书院学制，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始于唐朝，兴盛于北宋，一直到了清朝末年，兴学堂以后书院制才被废除。
教学特点： 嵩阳书院在我国教育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经过近千年的衡读发展，积累了丰厚的教学经验，其特点主要是：1、书院既是教育教学的机关，又是学术研究的机关，实行教育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
2、书院盛行讲会制度，允许不同学派，不同观点进行讲会，开展争辩。
3、书院的教学，实行“门户开放”，有教无类，不受地域限制。
4、书院以学生个人读书钻研为主，十分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并采用问难论式。
注意启发学生的思维能力。
5、书院内的师生关系融洽，感情深厚。
书院的名师，不仅以渊博的知训教育学生，而且以自己高尚品德气节感染学生。
嵩阳书院，是中州教育史上的一颗明珠，我国古代的高等学府。
宋初，国内太平，文风四起，儒生经五代久乱之后，都喜欢在山林中找个安静的地方聚众讲学。
登封是尧、舜、禹、周公等曾经居住过的地方。
据记载，先后在嵩阳书院讲学的有范仲淹、司马光、程颢、程颐、杨时、朱熹、李纲、范纯仁等二十四人，司马光的巨著《资治通鉴》第9卷至21卷就是在嵩阳书院和崇福宫完成的。
号称“二程”的程，程颢在嵩阳书院讲学10余年，对学生一团和气，平易近人，讲学鲜感，通俗易懂，宣道劝仪，循循善诱。
学生虚来实归，皆都获益，有“如沐春风”之感。
康熙辛卯年，全省在开封选拔举人，录取 名额一县不足一人，仅登封就中了五个。
名儒景冬，就这于嵩阳书院，中进士后，曾九任御史。
嵩阳书院正是拥有了得天独厚的师资条件，声名 大振，四方生徒摩肩接踵，成为北宋影响最大的书院之一。
院内的汉封将军柏人称“稀世珍宝”。
嵩阳书院内原有古柏三株，西汉元封六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刘彻游嵩岳时，见柏树高大茂盛，遂封为“大将军”，“二将军”和“三将军”。
大将军柏树高12米，围粗5.4米，树身斜卧，树冠浓密宽厚，犹如一柄大伞遮掩晴空。
二将军柏树高18.2米，围粗12.54米，虽然树皮斑驳，老态龙钟，却生机旺盛，虬枝挺拔。
树干下部有一南北相通的洞，好似门庭过道，树洞中可容五、六人。
两根弯曲如翼的庞然大枝，左右伸张，形若雄鹰展翅，金鸡欲飞。
每当山风吹起，枝叶摇动，如响环佩，犹闻丝竹之音。
三将军柏毁于明末。
关于将军柏树龄一直是个神秘的话题。
该树从受封至今，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赵朴初老先生留有“嵩阳有周柏，阅世三千岁”的赞美诗句。
经林学专家鉴定，将军柏为原始柏，树龄有4500年，是我国现存最古最大的柏树。
细心的游人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二将军柏比大将军柏大得多，为什么被封为“第二”呢
这里有个“先入为主”的传说，动人的传说，不知吸引了多少文人的墨客泼墨挥毫，赋诗赞颂，更留给人们以启示。
巍巍将军柏，给嵩阳书院增添了历史的沧桑感和浓郁的感染力。
门外的大唐碑素有“嵩山碑王”之称。
全称为《大唐嵩阳观纪圣德盛应以颂碑》，唐天宝三年（公元744年）刻立，碑高9.02米，宽2.04米，厚1.05米，碑制宏大，雕刻精美，通篇碑文1078字，内容主要叙述嵩阳观道士孙太冲为唐玄宗李隆基炼丹九转的故事。
李林甫撰文，裴迥篆额徐浩的八分隶书。
字态端正，刚柔适度，毛法遒雅，是唐代隶书的代表作品，大唐碑重80多吨，仅碑帽就有10多吨重，古时，人们是怎样将这么重的碑帽主上去的呢
千百年来，凡到嵩阳书院的游人都要提及这个问题。
在民间，“智立唐碑”这个充满智慧的传说故事，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们，成为品赏大唐碑的重要内容之一。
嵩阳书院在我国历史上以理学著称于世，以文化瞻富，景观奇特名扬古今。
山峦环拱、溪水长流、松柏参天、环境幽雅、景最清、石幢莠纪故宫铭而文明。
书院主要文物有西汉的“将军柏”和唐朝的“大唐碑”。
嵩阳书院在历史上曾是佛教、道教场所，但时间最长，最有名气的是作为儒教以圣地之后，嵩阳书院初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名为嵩阳寺，为佛教活动场所，僧待多达数百人。
隋炀帝大业年间（605——618年），更名为嵩阳观，为道教活动场所。
宋仁宗景祜二年（1035年），名为嵩阳书院，以后一直是历代名人讲授经典的教育场所。
明末书院毁于兵火，历经元、明、清各代重修增建，鼎盛时期，学田1750多亩，生徒达数百人，藏书达2000多册。
清代末年，废除科举制度，设立学堂，经历千余年的书院教育走完了这的历程。
但是，书院作为中国古代教育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永远载入史册。
嵩阳书院在古代并不是单纯的指一个院落而言,而是由一个主体院落和周围多个单体建筑群组合而成，其地域分布比较广阔。
大至而言，建筑共分五进院落，由南向北，依次为大门，先圣殿，讲堂，道统祠和藏书楼，除我们看到的嵩阳书院建筑外，属于书院的建筑物，比较有名的还有位于嵩阳书院东北逍遥谷叠石溪中的天光云影亭、观澜亭、川上亭和位于太室山虎头峰西麓的嵩阳书院别墅－君子亭；书院西北玉柱峰下七星岭三公石南的仁智亭等建筑。
河南商丘应天书院 应天府书院，又名睢阳书院、南京书院。
位于商丘县城南。
因为商丘在唐供称为睢阳，北宋景德三年（1006）升为应天府，大中祥符七年（1014）又升格为南京，为当时四京之一。
商丘濒临汴水，交通方便，商旅辐辏，隋唐以来，已发展成为一方都会。
宋代的应天府书院就设立在商丘的繁华闹市中。
应天书院位于商丘旧城州之东。
其前身是后晋时杨悫所办的私学，后经其学生戚同文的努力，得以发展，学子们“不远千里”而至，“远近学者皆归之”。
北宋政权开科取士，应天书院人才辈出，百余名学子在科举中及第的竟多达五六十人。
宋真宗时，因追念太祖自立为帝，应天顺时，将宋太祖赵匡胤发迹之处宋州（今商丘）于1006年改为应天府，1014年又升为南京，处陪都地位。
l009年，宋真宗将该书院正式赐额为“应天府书院”。
宋仁宗时，又于l043年将应天书院这一府学改为南京国子监，使之成为北宋的最高学府之一，相当于现在的社会科学院。
后该书院在曹诚等人尤其是应天知府、著名文学家晏殊的支持下，得以大的扩展。
宋仁宗初年，著名文学家晏殊出任应天知府，聘请著名学者王洙为书院“说书”，王洙博学多才，应天府书院在他主持下“其名声著天下”。
仁宗景佑二年（1035），应天府书院改为府学，晏殊又聘请因服丧而退居睢阳的范仲淹执教，任教期间，范仲淹撰写《南京书院提名记》。
当时的应天府书院，是中州的一大学府，据《宋史》记载：“自五代以来，天下学校废，兴学自殊（晏殊）始。
”从大中祥符以后的二十余年间，应天府书院的学生“相继登科，而魁甲英雄，仪羽台阁，盖翩翩焉，未见其止”。
明正德六年迁城，应天书院也迁往今地——城内中山东二街路北。
现存有大成殿、明伦堂、月芽池等建筑。
原大成殿内立有孔子和其弟子的牌位，明伦堂为学堂。
这两座建筑均为歇山式建筑。
大成殿为祭孔之地，明伦堂为应试地。
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现正在重建中。
仁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什么意思
仁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注释：正：合于法则的；谊：通“义”，合宜的道德、行为；谋：图谋。
翻译：言行合乎正义，不谋个人私利。
出处：《汉书·董仲舒传》：“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以仲尼之门，五尺之童，羞称五霸，为其先诈力，而后仁义也。
”
徽州10个名人
徽州名人 徽州历史上人才辈出，很多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都出自徽州这块风水宝地，如发明活字印刷术的毕升、大名鼎鼎的新安画派创始人渐江等，清光绪年间著名的“公车上书”，百名举人中就有四位出自徽州
在此我们精选了千年徽州名人十五位，让大家对人杰地灵的徽州有更一层的了解。
毕升（
—约1051）：北宋著名科技家、活字印刷术的创始人，歙县人。
毕升是徽州一位没有功名的布衣，一生喜爱钻研技术。
北宋庆历年间，毕升有感于传统雕板印刷的繁杂不便，潜心研究泥活字印刷技术，他发明了在粘土坯上刻字，一字一坯，然后烧硬的泥活字，使印刷工艺得到了质的飞跃，速度大大加快，错字可以单独更换，可以重复使用活字，实现了人类印刷史上第一次伟大的革命。
宋代学者沈括在中对毕升的业绩有专门记载。
方腊（
-1121）：北宋末年农民起义军领袖，歙县人。
出身贫苦，为反抗压迫，1120年10月率众在歙县七贤村起义，后迅速移师睦州，举行“漆园誓师”，痛斥黑暗朝政，改元“永乐”，自号“圣公”，建立农民政权。
义军战火曾袭卷江浙皖赣六州52县，影响很大，1121年夏被俘遇害。
有传。
朱熹（1130-1200）：南宋大学者，我国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理学集大成者。
字元晦，号晦庵、晦翁，别号紫阳。
婺源县人。
1148年考中进士，曾任秘书修撰，定文阁待制等职。
死后谥赠大师，封徽国公。
仕途多坎坷，潜心治学。
研究领域甚广，在哲学、经学、教育、音韵、文学、地理、考古、自然科学等方面都有伟大贡献，其思想体系在中国思想史上是以“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著称。
与程颢、程颐等共创的理学史称“程朱理学”，为继孔子之后在中国思想界影响七、八百年之久的正统官方哲学，远涉海外，影响世界；重视教育，创办书院，所撰对后代教育事业影响深远；著述巨丰，其中58卷是明清两代科举考试的“圣典”；常以“新安朱熹”署名著述，讲学于徽州，从其弟子者众，“朱子之学”也就构成了“新安理学”的开山之学，并进而构成徽州文化的理性内核。
有传。
汪机（1463-1539）：字省之，别号石山居士，祁门城内朴墅人。
其家世代行医，祖父汪轮、父亲汪渭均为名医。
汪机少时勤攻经史，后因母长期患病，其父多方医治无效，遂抛弃科举功名之心，随父学医。
他努力钻研诸家医学经典，取各家之长，融会贯通，医术日精，很快便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不仅治愈了母亲头痛呕吐的疾病，且“行医数十年，活人数万计”，医学著述十余部，说：“吴县张颐、祁门汪机、杞县李可大、常熟缪希雍，皆精医术”，为当时名冠全国的4位医学大师。
程大位（1533-1606）：明代著名数学家，珠算大师。
字汝思。
屯溪区人。
少年经商，中年弃商归里，专心著书。
有感于商务往来中珠算的传统筹码计数法的不便，1592年著成17卷及1598年的简明本4卷，详述了传统的珠算规则，确立了算盘用法，完善了珠算口诀；搜集了古代流传的595道难题并记载了解题方法，堪称中国16-17世纪数学领域集大成的著作。
明末，日本人毛利重能将译成日文，开日本“和算”之先河；之后，又流传朝鲜、东南亚和欧洲，成为东方古代数学的名著，影响极大。
渐江(1610～1664)：明末清初画家。
僧人，俗姓江，名韬，字六奇，又名舫，字鸥盟，安徽歙县人。
明末诸生，家贫，事母以孝闻。
明亡，清兵入歙，即入福建武夷山中。
清顺治三年(1646)南明隆武政权灭亡后，即削发为僧，法名弘仁，字无智，别名渐江。
后复返歙县，住在黄山披云峰下的太平兴国寺。
除了饱览黄山胜景外，他的游踪曾到宣城、芜湖、南京、扬州等地，并一游庐山。
渐江虽出家为僧，而心常怀故国，题画诗中，时常流露出家国身世之感，富有民族思想感情。
渐江善画山水，从宋人入手，后学元四家，尤其是深得倪瓒的笔意。
张小泉（1626-?）：明末清初著名制剪工匠。
黟县人。
明崇祯年间，张小泉带领儿子前往杭州开设“张大隆”剪刀铺，并创造了独树一帜的嵌钢制剪技术、产品很快畅销全国，后为防假冒，以“张小泉”作为店名。
“张小泉”剪刀在乾隆年间被列为贡品，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获二等奖，新中国三次全国评比均获第一名。
戴震（1723-1777）：清代大学者，著名哲学家、思想家、徽派朴学的创建及领袖 人物。
字东原。
屯溪人。
徽商出身，1762年曾中举人，后六次考进士，因皆思想与程朱理学不符未中。
曾参加修纂，授翰林院庶吉上。
学识渊博，在哲学、天文、历算、历史、地理、经学、训话、音韵等领域均有重大贡献，为一代通儒和宗师，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影响。
其哲学思想是程朱理学之后反理学的启蒙思潮的重要代表；朴学思想是作为了在中国学术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乾嘉学派中的皖派领袖人物，并由之开创徽派朴学。
著作甚丰，主要著作有、《孟子字义疏证》、《仪礼考正》、《考工图记》、《古历考》、《水地记》、《勾股割圜记》等50余种。
《清史稿》有传。
王茂荫（1798－1865）：马克思在其巨著《资本论》中唯一提到的中国人。
马克思是这样提到王茂萌的：清朝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向天子上了一个奏折，主张暗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
在1854年4月的大臣审议报告中，他受到严厉申斥。
他是否受到笞刑，不得而知。
审议报告最后说：“臣等详阅所奏……所论专利商而不便于国。
”（《帝俄驻北京公使馆关于中国的著述》，卡尔·阿伯尔博士和阿·梅克伦堡译自俄文，1858年柏林版第1卷第54页）马克思的这段话见于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中文第1版《资本论》第1卷第146－ 147页的注释。
胡光墉（1823-1885）：清代著名徽商。
字雪岩。
绩溪县人。
早年在杭州经营钱庄，后协助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依靠湘军势力在全国广设当铺和银号，成为富甲江南的特大官商，红极一时的“红顶商人”。
创办“胡庆余堂国药号”，为发掘中国药学遗产作出了重大贡献。
詹天佑（1861-1919）：近代著名铁路工程专家、中国铁路事业的创始人。
字春诚，徽州婺源县人。
早年家贫，后获岳父资助赴欧洲留学。
1905-1909年，主持建造了中国第一条自已设计自已施工的铁路——京张铁路，创造了不少施工新法，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铁路工程专家，奠定中国铁路事业基础。
黄宾虹（1865—1955）：现代著名山水画家和绘画理论家。
字相存，别号虹庐。
歙县人。
是现代中国画坛上成就卓著的一代宗师，为“新安画派”的现代代表。
早年山水画重在师法古代大师，中年以后重在师法自然，70岁后又画风大变。
作品深厚华滋，意境深远，精于墨法，善用焦墨与浓墨，与齐白石并存称为“北齐南黄”。
在美术理论上，总结出“平、留、圆、重、变”五字笔法和“浓、淡、泼、焦、积、宿”七字墨法，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
精通诗词。
有《黄山画家源流考》、《古画微》、《画学通论》等多种著述和绘画作品传世。
胡适（1891-1962）：现代著名学者、社会活动家。
字适之，绩溪县人。
出身徽商之家，1910年留学美国，1915年成为实用主义哲学大师杜威的学生，1917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
学识渊博，曾拥有三十多个博士头衔；1917年发表《文学改良会议》，揭开中国现代文学革命运动的第一面；1918年加入《新青年》编辑部，大力提倡白话文，并撰写现代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1919年，接替陈独秀主编《每周评论》，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实用主义方法论，在全国影响极大；提出过“全盘西化”论点；抗战期间曾出使过美国，代表蒋介石签订《中美互助条约》。
政治上追随国民党，学术上是一代宗师，著述甚丰，治学方法上具徽派朴学遗风。
陶行知（1891-1946）：著名教育家。
原名文浚。
乳名和尚，曾改名知行，再改名行知。
歙县人。
1927年创办南京晓庄师范，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生活教育理论体系。
后又相继创办浙江省湘湖师范，江苏淮安新安小学、山海工学团，并支持新安小学生组成新安旅行团。
“一·二九”运动后，与沈钧儒等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联合会，任联全会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
1946年与李公仆、史良等在重庆创办大学，任校长。
后回上海从事反内战、反独裁民主运动，1946年7月25日因劳累过度，患脑溢血逝世，称赞他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宋庆龄尊称他为“万世师表”。
主要著作有《中国教育改造》、《古庙敲钟录》、《斋夫自由谈》、《行知诗歌集》等。
张曙（1909—1938）：原名恩袭，歙县坑口柔岭下人。
1926年考入上海艺术大学音乐系，后又转入南国艺术学院和上海国立音乐学院学习。
先后参加南国社和左翼戏剧家联盟等进步文艺团体，在田汉、萧友梅的指导下，进步很快。
学生时代，因积极参加进步的文艺活动，曾两次被国民党当局罗织罪名，投入监狱。
1933年参加“苏联之友社”，与聂耳、吕骥等共同组织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歌曲研究会。
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次年，被党组织派往长沙，以教书为掩护，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创作《抗日进行曲》、《还我河山》、《保卫国土》等表现人民强烈救国热情的歌曲。
1938年在武汉至桂林的途中，遭敌机轰炸不幸遇难。
庐山的历史文化价值体现在哪些方面
庐山，是一座千古文化名山。
庐山的历史 公元前126年司马迁在他的《史记·河渠书》中首载“庐山”，并记录秦始皇、汉武帝南巡时“浮江而下”、“过彭蠡，祀其名山川”以来，庐山在国家政治文化生活中的地位不断提高。
唐玄宗建太平宫于庐山，并御书“九天使者之殿”匾。
南唐中主李璟在庐山隐居读书，登基后舍宅为寺取名开先。
南唐后李煜又建圆通寺。
宋太祖赐白鹿洞书院国子监印本《九经》，敕书院为“白鹿国学”。
又赐额开先寺“开先华藏”。
明太祖朱元璋封庐山为“庐岳”，“爵以尊号，禄以秩祀”。
明太祖、成祖、宣宗又三次分别为天池寺敕额。
清太祖赐开先寺御书《般若心经》等。
庐山历代发生的重大的的文化演变、政治事件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古代至近代，庐山曾经有三个时期体现了中国历史的走向。
著名学者胡适1928年指出：庐山有三处古迹代表三大趋势：慧远的东林，代表中国“佛教化”与佛教“中国化”的大趋势;白鹿洞，代表中国近世七百年的宋学大趋势;牯岭，代表西方文化侵入中国的大趋势。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33年夏，周恩来两度上庐山与蒋介石谈判，提出了著名的《中共中央国共合作宣言》，促成了国共合作抗日，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主战场之一的中国战场。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有关抗日战争的重要讲话。
1959、1961、1970年，中共中央在庐山举行了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有着重要影响的三次会议。
庐山和中国历史，特别是现代历史紧密相连。
它与中国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思想、信仰、事件和人物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为世界瞩目。
“苍润高逸，秀出东南”的庐山，自古以来深受众多的文学家、艺术家的表睐，并成为隐逸之士、高僧名道的依托，政客、名流的活动舞台，从而为庐山带来了浓浓的文化色彩，并使庐山深藏文化的底蕴。
山水文化，是人们以自然山水为素材而创造的精神成果。
山水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在认识、改造客观世界和自身的过程中辟出的一片壮丽天地，亦是构成中华民族形象的重要精神支柱。
庐山山水文化，是中国山水文化的精彩折射，是中国山水文化的历史缩影。
庐山的自然，是诗化的自然，亦是“人化”的自然。
自东晋以来，诗人们以其豪迈激情、生花妙笔，歌咏庐山的诗词歌赋有4000余首。
东晋诗人谢灵运的“登庐山绝顶望诸峤》、南朝诗人鲍照的《望石门》等，是中国最早的山水诗之一，庐山并成为中国山水诗的策源地之一。
诗人陶渊明一生以庐山为背景进行创作，他所开创的田园诗风，影响了他以后的整个中国诗坛。
唐代诗人李白，五次游历庐山，为庐山留下了《庐山遥寄卢侍御虚舟》等14首诗歌，他的《望庐山瀑布水》同庐山瀑布千古长流，在中国华大地及海外华人社会中家喻户晓，成为中国古代诗歌的极品。
宋代诗人苏轼的《题西林壁》，流传广泛，影响深远，“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成为充满辩证哲理的名句…… 庐山风景，是以山水景观为依托，渗透着人文景观的综合体。
庐山，通过诗人、书画家、文学家、哲学家们的心灵审视，创造出众多散发着特别浓郁人文氛围的历史遗迹。
正如一位新加坡学者所评论的那样：“如果说泰山的历史景观是帝王创造的，庐山的历史景观则是文人创造的。
” 陶渊明以庐山康王谷作为文化背景，创作的《桃花源记》，洋溢着“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光灿。
南朝时的《庐山二女》，以庐山为活动舞台，成为中国早期志怪小说的名篇。
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大林寺桃花》一诗，造就了一处名胜——花径；他在庐山筑有“庐山草堂”，所撰的《庐山草堂记》，是记述中国古代山水园林的名作。
宁代理学家朱熹复兴白鹿洞书院，并使其成为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首，由此宋明理学在这里千秋耕耘，并真切地记录了这一具有深刻特征的文化现象的过程和历史。
朱熹订立的《白鹿洞书院学规》，成为中国封建教育的准则和规范，同时也影响了中国历史文化的进程。
山水诗、山水画是中国山水文化中两大华项，山水诗在庐山大放光采，山水画亦在庐山一展风流，闪烁出耀人的辉光。
东晋画家顾恺之创作的《庐山图》，成为中国绘画史上第一幅独立存在的山水画，从此历代丹青大师以庐山为载体，以这一艺术形式对庐山赋予美感境界的表述。
中国画在理论上的第一次突破，亦是顾恺之的“传神说”，然而这是受到东亚高僧慧远在庐山阐发的“形尽神不灭论”哲学思想影响的结果。
庐山东林寺莲社“十八高贤”之一的宗炳，他所撰的《画山水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第一篇中国山水画论，他所阐述的山水“畅神说”，打破了“君子此德”的美学观，表现了一个新的美学思潮的兴起。
文人墨客对庐山抒情写意，浓墨重彩，使庐山积淀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科学家们对庐山进行科学探求，揭示其美的真谛。
现代地质学家李四光，以庐山第四纪地质地貌为研究对象，发表了《冰期之庐山》等一系列研究著作，从而开创了中国第四纪冰川学说，又由此而引发中外学者对庐山第四纪冰川的学术论争，从而演奏出一部中国第四纪地质学的世纪交响曲…… 庐山的历史文化具有很高的定位，是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作为庐山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庐山山水文化已经形成了明显的文化传承关系，其价值是自然美和艺术美相结合的文化体现。
2006年5月23日，在庐山画院成立廿周年之际，中国文化报第三版发表专刊，题为：“让庐山山水与文化魅力同在”指出：庐山为：田园诗的诞生地，山水诗的策源地，山水画的发祥地。
从而确定了一个“诗画”的庐山山水文化特征。
一、庐山山水文化的客观性及存在形式 大自然赋予了庐山奇异的风光及自然风貌，而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为庐山也留下许多文化的积累。
庐山山水文化的客观性就体现在庐山的文化遗存和遗迹之中，其中最为直接地表现形式就是庐山的田园诗、山水诗、山水画。
据统计留存于今的古代诗词，以表现庐山题材的多达四千余首，其中包括各种形式的田园诗、山水诗、自晋代的陶渊明、谢灵远，唐代的李白、白居易，宋代的欧阳修、苏东坡、朱熹、明代李梦阳、唐寅、清代康有为等诸多名家，以及近现代政治名人和文化名人、郭沫若等都有不同题材的诗词表现庐山。
而山水画的留存也不计其数，很难统计，代表性的有东晋顾恺之《雪霁望五老峰》、五代荆浩的《匡庐图》、明代沈周的《庐山高图》、明唐寅的《三峡桥》清代石涛的《庐山观瀑图》、清代的张大千的《庐山图》等。
现代的画家表现庐山的作品更是难以计数，著名的有傅抱石、刘海粟、吴湖帆、应野平、陆俨少、钱松岩、白雪石、黄秋园等众多大家。
而今，表现庐山美的艺术形式有了新的突破和发展，传统的古典田园诗、山水诗被新的自由诗体，以及其它文学形式所代替，山水画亦出现了代表的时代特征的表现形式，其它的绘画形式为油画，水粉、水彩、版画等多种形式也有众多的表现庐山风光和庐山情怀的作品。
除此以外，庐山的风光摄影也是一种十分丰富而美感很强的艺术形式，应当说是新时代庐山山水文化的重要形式。
二、庐山山水文化的传承精神 庐山山水文化不仅有着丰富的艺术形式，还包涵着丰富的艺术内涵，并体现了庐山历代文化的传承精神。
庐山山水文化的传承精神体现在丰厚性、唯美性和抒情性上。
丰厚性。
体现在庐山文化的开放性上，历代的文化在庐山都留下痕迹，如庐山的佛教文化、道教文化、儒家文化，在庐山不同时期，先后占据了不同地位，而殖民地时期的西方文化侵入又带来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文化，并遗留下深刻的时代文化痕迹，从而也体现出庐山山水文化的丰厚性。
唯美性。
是庐山山水文化的又一主要特征，庐山山水本身的秀美雄奇，为庐山的山水艺术铺垫了唯美的特征，许多画家是有感而作，有感而创，他们被庐山的山水秀美所征服，被留存于世的精典诗句所折服，所以创作的作品具有很强的艺术性，具有较高的唯美特征，反映出庐山山水文化中的情景交融，物我皆意的美的境界。
抒情性，从古典的山水诗、田园诗中，庐山的山水画受到极大影响，诗中的情怀，诗中的意境，往往用山水画来表现更为直接、更为痛快。
可以说山水画和山水诗、田园诗是孪生的子妹，它们彼此吸纳互为传播、互相影响，因为它们都是真情的流露，都是真切的感受所倾泻，庐山的自然之美，不能不唤起诗人画家的情怀，不能不叫诗人画家所动心，所以“诗情画意”是庐山山水文化的一个特征。
三、庐山山水文化的价值定位 庐山山水文化是庐山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充分体现了庐山山水的文化精神和价值。
庐山山水文化的价值，体现在于庐山的文化艺术之中，这里不仅包括古典的田园诗、山水诗，还包括古典的山水画及文化遗迹，不仅包括现代的和当代的文化载体，包括诗歌、散文、史籍，而且包括现代和当代的绘画、摄影、影视等多种形式的。
它们共同体现庐山山水文化的精神和价值，当今庐山的发展，不是以孤立的山川美景为依托来发展的，而往往更多地依托于自然美景之外的文化景观来发展的。
因此文化的价值十分重要，它往往代表了一个地区的发展趋向。
庐山山水文化的发展就是继承了千古文化遗产的前提下发展自身的文化潜力，从而体现文化的价值，当今庐山山水文化的价值越来越被人们重视，这可以说是文化本身价值的发挥。
四、庐山山水文化的发展趋势 探讨和研究“庐山山水文化”，是一项对历史文化的发掘工作，是对庐山山水文化的“传承”和“文脉”的研究，了解了庐山山水文化的起源、传承。
抓住了庐山山水文化的精神和文脉就像掌握了庐山山水文化的主线，那庐山山水文化的发展应当有什么样的趋势呢
笔者认为，庐山山水文化的发展趋势具有包容性、本土性、发展性的三大趋势。
包容性，我们分析庐山山水文化将其定位于山水诗、田园诗、山水画的影响关系，是为了分析文化的特征，其实“文化”本身就是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它不管来自什么方面、什么方向，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宗教的、民俗的，共同的影响才称其为文化，有了包容性，文化的发展才能活跃，才能兴旺，所以包容性是庐山文化的一大特征。
本土性，将是庐山山水文化的重要发展趋势，我们分析研究庐山的山水文化，其实也是研究“本土文化”只不过是“本土文化”的山水部分。
我们说越是民族性的，越是具有世界性。
因为世界的文化就是由各国民族性的东西组成的。
同样道理“本土性”就是“文化性”的体现。
发展性是庐山山水文化的又一趋势，时代在发展，社会在发展，我们不可能只有继承而无发展，发展是继承的必然，继承的目的是为了发展。
我们庐山山水文化的发展就是在继承庐山山水文化的精神基础上的发展，如何发展当下庐山山水文化是我们探索的目标，我们要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以最大的“包容性”，最真的“本土性”，最强的“发展性”来打造当今的庐山山水文化，将庐山的山水文化精神传承下去，为后人留下更多的文化精神的产品。
庐山，这座世界名山，最鲜明的特征是她的文化。
文化，是庐山的精魂所在。
观书有感是一首什么诗
《观书有感》是南宋大学问家朱熹的两首 七言绝句 其一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哪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
其二昨夜江边春水生，艨艟巨舰一毛轻。
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读书体会，体会要多
著名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有一句名言：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
这是一代宗师苦读诗书至登峰造极时的感悟，让天下读书人感慨良多。
读书之美，美在感悟；读书之美，美在积累；读书之美，美在量变促质变；读书之美，美在温故知新。
作为党员领导干部，肩负党和人民的重托和厚望，不断提高理论修养、知识修养、品德修养，是一辈子的追求和目标。
高尔基说得好：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自人类文明文秘杂烩网史伊始，浩如烟海的书籍记载了人类艰苦求索、认识自然、保护自然、揭示自然界奥秘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绝大多数智慧。
宋朝大学问家朱熹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他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以及自然科学十分精通，开“程朱理学”之先河。
其专心、专一和熟读精思，让后人备受启迪和教益。
巴金的“回忆式”读书法、老舍的“三结合”式读书法、鲁迅的“随便翻翻”读书法等给后人以莫大的启迪。
读书之美，美在感悟。
“读书不知春已深，一寸光阴一寸金。
不是道人来指引，同情也思正追寻。
”唐宋诗人王贞白当年在千年古书院——庐山白鹿洞书院苦读时留下的读书诗，充溢着诗人的灵性与悟性，千百年来，净化着亿万凡夫俗子的心灵。
伟人在庐山读书、用书的动人故事被传为美谈。
1959年、1961年、1970年，曾三上庐山，共居住135天。
他在庐山芦林别墅、美庐别墅挑灯夜读，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演绎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上一页页发人深思、令人难忘的辉煌篇章。
读书之美，美在积累。
季羡林大师说：“什么叫学问
学问就是大量占有资料，再对资料进行详尽分析，就是学问。
”南宋诗陆游深明“读书与积累”关系的真理，他在《冬夜读书示事津》诗中写道：“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功夫老始成。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只有积累，才有一部部闪烁着智慧光芒的书籍诞生；只有积累，才有书的传咏和文脉的兴旺，才有思想的升华。
只有积累，才能以耐心和持久胜过激烈和狂热。
只有积累，才能“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厚积薄发，超越自我。
读书之美，美在量变促质变。
至今，人们仍铭记着近代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推动普通教育、培养优秀人才，建设强盛国家”的远大理想。
蔡元培先生十分谦逊，他说：“我的读书的短处，第一是不能专心，第二是不能动笔。
我已经经历了许多不方便，特地写出来望读者鉴于我短处。
”由量变到质变，关键是读书者在人生进程中始终有紧迫感、责任感、负重感和自豪感。
日积月累，“博学之、明辨之、慎思之”，终成硕果，才能最终实现量变到质变惊险的一跳。
读书之美，美在温故知新。
孔子在《论语·为政》中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经史子集告诉我们：温习旧的知识，获得新的理解和体会。
怀旧与创新，正是中华民族的秉性。
温故知新，让我们可以在书中领略自然美、人文美、哲理美和创新美。
创新，是一个民族兴旺发达的关键。
读书之美，美在延伸阅读，美在人类文明史进程中妥善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
读书，让一个又一个崭新的世界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让党员干部于浮躁中追求宁静致远，喧嚣里体味至真至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