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君名人则有过 ，养人则不足，事人则失位。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所以您使人出名您自己就有过错，您豢养别人则自己就有不足的地方，侍奉别人就失去了自己的地位。
PS：没有语境，根据字面翻译，仅供参考。
楼主可以拿本古汉语常用字字典查查名，养，事三字的用法，皆为词类活用。
什么是爱?
提到爱这个词似乎对青少年会有点敏感.上学期看了同学的一篇文章<简单爱>,里面把爱简单化了,其实我想爱也没有那么复杂,只能在人们弄不明白真实的含义,所以对它充满幻想,觉得很抽象.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复杂,父母给你的温暖的眼神,朋友给你的衷心的祝福,恋人给你甜蜜的爱情.......所有一切让你感动的事,不都是爱么. 爱不是指爱情,它还包括亲情,友情,同情等人类美好的感情. 所以我个人认为,爱就在自己身边,也许你不会注意,但是它真的存在,尤其是自己发现自己失去什么的时候,希望大家能够认识 爱,珍惜爱,不要总等到失去再后悔,这里没有月光宝盒,这里的时间是不会回头的!爱自己身边的人,物和自己拥有的一切吧.别浪费了大好光阴!
2016三亚鲁迅开学是什么时候
重提鲁迅“因之迷”在“爱国”青年表演各种反日闹剧的时候，有人重提三年前炒得沸沸扬扬的日本医生须藤谋害鲁迅的“逸事”，以证明日本人的阴毒，可见鲁迅“因之谜”至今仍是“悬案”。
在鲁迅冥诞（九月）和忌日（十月）的时辰，有必要说说这件“公案”。
二零零一年，周海婴在《鲁迅和我七十年》里旧事重提，介绍周建人和许广平生前怀疑给鲁迅看病的日本医生须藤可能谋害了鲁迅，有以下几个疑点：一、 鲁迅临前，美国友人史沫特莱请一位美国肺科专家邓恩医生来会诊，邓医生检查之后认为：病人的肋膜里边积水，现在就开始治疗、休养，至少可活十年；如果不这样做，不出半年就。
邓医生的诊断是结核性肋膜炎，而须藤医生则一口否定，直到一个多月后才承认，并开始抽积水。
孰料邓医生的诊断颇为准确，十月份父亲就去世了，距他的会诊，恰好半年。
二、须藤医生曾代表日本方面邀请鲁迅到日本去治疗，遭到鲁迅断然拒绝，说：“日本我是不去的
”是否由此而引起日本某个方面做出什么决定呢
三、 藤医生在鲁迅去世后，周海婴再也没有遇到过他。
解放后，许广平几次东渡访问日本，曾见到许多旧日的老朋友，奇怪的是，其中却没有须藤医生，不符合日本人重礼仪的习惯。
四、 须藤医生是日本“乌龙会”的副会长，这是个“在乡军人”团体，性质是侵略中国的，所以这个医生不大靠得住。
周海婴本人“怀疑的一点是:须藤似乎是故意在对父亲的病采取拖延行为，因为在那个时代，即使并不太重的病症，只要有需要，经济上又许可，即可送入医院治疗。
须藤为什么没有提出这样的建议，而只让父亲挨在家里消极等
”有鲁迅儿子身份的周海婴的怀疑，给人们一个应该“宁信其有”的直觉。
鲁迅因早有定论读上文时我不由一愣，不无亵渎周海婴感情的认为，这个看似惊人发现的“新鲜”话题，更可能是“斧声烛影”。
八十年代我在上海一家医院工作，每月一次参加全市疑难爱克斯光胸片的讨论会，有一天读完片闲聊，读片主持人上海第六人民医院的放射科专家、年近八十的周仲老先生说，最近接受邀请去读鲁迅生前的胸片，从鲁迅的一系列片子看，他当时患肺结核并伴有严重肺气肿，最后促发气胸，造成鲁迅卒。
当时周仲老医生没提日本医生须藤的问题，我们在座的几十位老中青肺科医生也没人作此怀疑或联想。
因为气胸是肺脏和脏层胸膜破裂后，空气随呼吸进入负压的胸腔，使胸腔变成高压，肺因无法扩张而萎缩并压迫心脏，导致心肺衰竭，不及时抢救就会很快亡。
由于误诊或延误治疗而亡的气胸病人至今还有发生，在鲁迅的时代就更多了，只因鲁迅是名人，就招来更多的关注和疑问。
怕自己的记忆有误，我上网查找核实。
果然有记载，确切时间是一九八四年，上海鲁迅纪念馆组织几位著名的肺科和放射科专家对鲁迅的X光胸片进行会诊，就是周仲老先生说的那回事。
然而，上海鲁迅纪念馆负责人在回应《鲁迅和我七十年》的疑问时，回顾了当年专家会诊的一致意见——鲁迅于气胸后，又说，专家们认为，须藤作为一个守护在病人身边、相当于“专职医生”的人，很难洗脱“故意不抢救”的嫌疑。
最后，负责人没澄清鲁迅之的原因，反而得出“鲁迅之的谜团愈来愈大”的结论，还“准备在适当时候组织力量，深入探讨研究。
还要请一些有正义感的日本学者介入此事，调查须藤的身份。
”鲁迅笔下的须藤事情真的那么诡谲迷离吗
关于日本医生须藤和美国医生邓恩，鲁迅在杂文《》中有过详细的介绍，抄录在此：“原先是仍如每次的生病一样，一任着日本的S医师〔指须藤〕的诊治的。
他虽不是肺病专家，然而年纪大，经验多，从习医的时期说，是我的前辈，又极熟识，肯说话。
自然，医师对于病人，纵使怎样熟识，说话是还是有限度的，但是他至少已经给了我两三回警告，不过我仍然不以为意，也没有转告别人。
大约实在是日子太久，病象太险了的缘故罢，几个朋友暗自协商定局，请了美国的D医师〔指邓恩〕来诊察了。
他是在上海的唯一的欧洲的肺病专家，经过打诊（应为“叩诊”之误，笔者注），用听诊之后，虽然誉我为最能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国人，然而也宣告了我的就要灭亡；并且说，倘是欧洲人，则在五年前已经掉。
这判决使善感的朋友们下泪。
我也没有请他开方，因为我想，他的医学从欧洲学来，一定没有学过给了五年的病人开方的法子。
”鲁迅对须藤和邓恩的描述，回答了周建人和许广平的“疑问”。
须藤没有像周建人和许广平讲述的那么消极，他给过鲁迅“两三回警告，” 并没故意拖延行为，倒是鲁迅本人“仍然不以为意”，并在另外的场合表示不去医院在家治疗，可以不影响看书写作，显见是他本人选择了“在家等”；而邓恩说鲁迅这样的病人“倘是欧洲人，则在五年前已经掉。
”虽然不无赞赏鼓励鲁迅的意思，但和周海婴引他的话：鲁迅“现在就开始治疗、休养，至少可活十年”也有矛盾，所以鲁迅幽默地婉拒邓恩给自己开方子，因他“一定没有学过给了五年的病人开方的法子。
”从鲁迅这段文章的语气可以看出，鲁迅对须藤和邓恩态度恰恰和周建人和许广平的回忆相反，对“极熟识”的须藤是尊敬中带着歉意（没遵从他的医疗指导）；对邓恩却是幽默中含有讽刺。
周海婴不会没读过鲁迅这篇文章吧，那么在周建人和许广平的回忆和鲁迅的文字有出入时，毫无疑问，应该以鲁迅的记录为准，因为鲁迅自己学过医，虽然最后没当成医生，像肺结核这种常见病，翻翻书也不难了解，同样理由，鲁迅和须藤相处近五年，须藤做了什么手脚又能岂能瞒过鲁迅，那不是怀疑鲁迅的智商么
此外，有人统计，仅从一九三三年起，鲁迅日记中提到须藤的地方有近二百处，还记录了鲁迅和须藤除了医患关系，还互相宴请，互赠礼品，是无话不谈的朋友。
最关键的是，鲁迅于气胸，它虽在鲁迅原有的病变基础上发生，但并非必然，而是偶然的，所以鲁迅的，既不证明是须藤“治疗不当的结果”，也不说明邓恩预测“如果不这样做，不出半年就”的高明。
从医学上分析鲁迅的真正因，就可以完全排除须藤谋害鲁迅的可能性。
须藤的医疗过失那么，须藤有问题吗
有的。
关于鲁迅发生气胸的情景，周海婴披露，据日本友人鹿地亘回忆，鲁迅逝世前一天曾步行到他寓所访谈，离去已是傍晚时分。
那时天气转冷，以至当晚鲁迅就气喘不止，并不断加剧。
内山完造在《忆鲁迅先生》中这样描述：“这时，须藤医生来了，说是不但哮喘总没有好，而且好像已经变成心脏性哮喘。
”须藤自己吃不住了，赶紧开车去福民医院接松井博士诊察，偏巧博士因为礼拜天的缘故，不在家。
来回折腾，贻误了治疗时机，不过半天时间鲁迅就告别了人世。
须藤的最大问题就是医术欠佳，正如鲁迅指出的，他不是肺科专科医生，但即便是内科医生，常年为鲁迅看病，根据肺结核和肺气肿的并发症，结合鲁迅当时的症状，也应该考虑到有发生“气胸”的可能，但他却诊断为“心脏性哮喘”，诊断错了，治疗当然不对路了。
“心脏性哮喘”还能用药缓解，而“气胸”需要做胸腔穿刺甚至打洞等手术，在家里根本无法实施，须藤却没有及时送鲁迅去医院急救，致使鲁迅不治而亡。
须藤再笨，事后也因知道自己误诊所致的严重后果，鉴于鲁迅在中国的影响，他没有勇气承担责任，只能选择逃跑（有人指出，须藤在鲁迅去世后，也并非如周海婴书中所说完全销声匿迹了，他写过一篇《医学者所见的鲁迅先生》纪念文章，登载在《作家》1936年11月号）。
五十年代许广平去日本访问，须藤当然没脸面去见她，万一谈起鲁迅的治疗问题如何回答
除非去向她认错，否则他只能回避。
须藤，全名叫须藤五百叁，是日俄战争期间的军医。
日俄战争结束之后，他留在了中国，在上海行医，并不是日军侵华战争期间的军医。
“乌龙会”是日本退伍军人的团体，上海鲁迅纪念馆的研究证明，须藤确实是“乌龙会”成员，但无法证明“乌龙会”敌视鲁迅。
周海婴怀疑的失据和矛盾即使不从医学角度断言，周海婴的怀疑也是经不起推敲的，已有人对此提出不同意见。
其中秋石的“爱护鲁迅是我们共同的道义——质疑《鲁迅与我七十年》中鲁迅之因”（《中华读书报》2002年10月24日）和符杰祥的“鲁迅的‘病’与‘’”（粤海风2003年第一期），都对周海婴提出的“因之谜”作了详尽的有说服力的反驳和批评。
耐人寻味的是，通观《鲁迅与我七十年》全篇，周海婴基本上采取述而不作的态度，文字朴素平实，感情真挚动人，唯一例外的是，在表述须藤有谋害鲁迅嫌疑时，措辞强烈，明显带有感情用事的色彩。
不料，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陈蔌渝告诉记者，自己曾受周海婴之托发表过一个声明，说鲁迅于政治谋杀是没有根据的。
但周海婴回应说已经忘记那个声明的内容了。
周海婴忘了自己曾作过的声明是可能的，甚至在发现新的证据后推翻自己已做的结论也是允许的，问题是，鲁迅本人的著作包括日记还在，白纸黑字上写着他和须藤的关系，周海婴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仍然“执迷不悟”
而且在陈述时表现得那么主观呢
强调“谋害”嫌疑的背景只要看《鲁迅与我七十年》写作于九十年代末，成书于二零零一年，就可以大致推测出“嫌疑”背后的原由。
这段时间正是国内第二波“反省”鲁迅的时期，在正式出版物上，包括不少知名作家都撰文否定鲁迅的文学和思想价值，指责鲁迅“偏执”“激进”“缺乏宽容”；到了可以更自由发挥的网上，有人干脆袭用或重复三十年代小报的手法，写各种贴子攻击漫骂鲁迅。
其中最蛊惑人心的杀手锏就是，怀疑鲁迅和日本关系暧昧，他们例数鲁迅的一系列“罪证”：鲁迅最要好的朋友内山完造是特务，内山书店是日本情报机关，所以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人进攻上海时，十九路军在浴血奋战，鲁迅却躲进了内山书店；鲁迅连看病都找日本医生，这样的鲁迅几乎不写抗日文章就不奇怪了。
作为鲁迅的儿子，周海婴虽然愤怒也无法正面反击，因为这种妄言既不出之官方，又非来之文化界主流，他只能不屑一顾的沉默，但潜意识里还是接受了这股无形的压力，所以写回忆录时“不知不觉”地重提早已澄清的须藤谋杀鲁迅的嫌疑，只要这个嫌疑成立，任何诋毁鲁迅和日本有瓜葛的言论就可以不攻自破了。
连鲁迅的研究者和传人都受这种舆论影响。
为《鲁迅与我七十年》作序的著名学者王元化在回答询问时说：“鲁迅于谋杀，是可能的。
”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林非说，周海婴这个人我很清楚，他是一个非常严肃、老实的人，不会随随便便说话。
周海婴的看法值得注意。
这些鲁迅的坚决捍卫者，为撇清鲁迅的嫌疑，都不去核实他们读得滚瓜烂熟的鲁迅原文和日记了。
他们毫不犹豫地附和周海婴，因为周海婴怀疑的对象是日本人，如今反日又是民间舆论的主流，凡是针对日本人的事，即使过火些也没人说他们错，也不用讲什么道理，更不必拘泥事实和历史。
原载《动向》2004年第十期补叙：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有一段话：“说来也许奇怪，父亲去世前两天，我下午放学回家，突然耳朵里听到遥远空中有人对我说：‘你爸爸要啦
’这句话非常清晰，我大为惊讶，急忙环顾四周，附近并没有什么人。
但这句话却异常鲜明地送入我的耳鼓。
一个七岁的人就产生幻听，而且在此后这么多年再也不曾发生过，这真是一个不解之谜。
”这才是真正的不解之谜，是否冥冥中安排了一切
鲁迅怎么死的
肺结核病逝。
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地理环境造就不同的生活环境和风俗习惯，甚至影响个人命运。
举个简单的例子，诺贝尔奖获得者莫言住山东高密，那里产高粱，所以他的小说里对环境的描写一般少不了这个；曾经发生过抗日战争，所以这个也少不了；饮食、起居、甚至交通等都与之密切相关。
再比如岛国国家英国的作家，写的小说环境里可能更多的是阴雨天，这也是为什么英国人出门要带伞。
阴雨天的环境甚至会影响到人的心态，相对来说缺少轻松，偏压抑。
基督教同意地球围着太阳转吗?
当一个人懂得了付出，不计较获得，最终却获得了很多。
无私的给予能带来双重的爱
这时你就领悟了爱
《普罗旺斯》是写什么的
找不到这本书，不过找作家的创作过程和别人的评 法国著名作家弗雷克·米斯特拉。
弗雷德里克·米斯特拉生平 弗雷德里克·米斯特拉（1830年——1914年），法国著名作家。
1830年9月8日，米斯特拉出生于法国的一片叫做普罗旺斯的地区中的罗纳河口梅莱尼镇。
父亲是富有的土地所有者，娶了当地市长的女儿做第二位妻子。
这次婚姻很幸福，米斯特拉就是他们的孩子。
童年的米斯特拉深受母亲宠爱，她喜欢给他讲普罗旺斯的古老传说。
从父亲那里米斯特拉吸取了宗教的献身精神，对礼仪的热爱，以及对习俗的尊敬。
这位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奖者尽自己所愿去阅读，特别是自然科学和卢梭的著作，并尽情享受周围的自然环境。
米斯特拉8岁开始上学，13岁进阿维尼翁罗耶尔学院(该学院后来以他的名字重新命名)。
在学院他受到一位叫约瑟夫·卢马尼尔的助理教员的影响。
那是一位十分虔诚信教的年轻人，他对抒情诗的兴趣使这位学生的抱负转向文学。
米斯特拉后来从阿维尼翁转学到了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大学，并于1851年获法律学位。
他明白，自己的财富足以使他从事自己所愿从事的工作。
后来他放弃法律，从事诗歌创作，以促进普罗旺斯语言和传统的复兴。
从那以后，米斯特拉毕生都在推进自己的事业：用普罗旺斯语写诗，出版杂志，组织民间舞蹈和节庆活动，建立文化中心，最后，在阿尔勒建立了他的博物馆。
与外界的接触使他更加坚定相信，南部可能失去的比北部未来可能得到的要有价值得多。
例如，当米斯特拉与一位加泰隆(分布居住在西班牙等地的居民)诗人于1867年访问巴黎时，两人对革命中的政治家极为厌恶，而宁肯保存自己保守的民间文化。
回到普罗旺斯后，米斯特拉投身于一项迷人的事业：编纂一部保存所有南部方言的词典。
与此同时，米斯特拉的个人生活也趋于完满，四十六岁时与玛丽·丽维埃尔结婚，他和这位聪慧的女子生活得十分幸福。
晚年，米斯特拉因其成就而屡获荣誉，包括1904年的诺贝尔奖，在此之前4次获法兰西学院奖。
获诺贝尔奖以后，米斯特拉的生活依然如故，致力于写作和他心爱的博物馆。
1914年3月25日，他死于近84年前的出生地梅莱尼。
二、弗雷德里克·米斯特拉的文学历程： 米斯特拉作品的题材、背景、主题都源自普罗旺斯，这已成了评论界的老生常谈。
一块在中世纪时失去了文学声望和政治力量的地区，其斗士在 19世纪却如此重要，这可能有点令人惊奇。
然而，米斯特拉努力重建普罗旺斯文学的意义在那个世纪里却引起了人们的同情，该世纪以浪漫主义的乡间文学和个人主义文学开始，以对工业社会毫无灵魂的无人格现象发出抗议告终。
米斯特拉文学生涯中第一个热情的对象是卢梭，这完全合乎逻辑。
因为卢梭坚持个人的独立性，加上对自然的热爱，这一浪漫主义特点对这位在乡间愉快度过童年、思想深邃的孩子具有吸引力。
在阿维尼翁，米斯特拉受古典作家特别是荷马和维吉尔的启发，他们在各自的史诗中使往昔的文化永垂青史。
他也受到卢马尼尔的有益影响，后者当时已经在用普罗旺斯语写诗，后来成了米斯特拉的致力于复兴普罗旺斯文化的文学小组成员之一。
虔诚的卢马尼尔让这位才华横溢的学生翻译赞美诗，这项任务米斯特拉直到晚年方得以完成。
18岁时，这位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写出了第一首独立创作的诗：一篇分成四小节的赞颂乡村生活的作品。
米斯特拉1851年获法律学位时已决心从事文学事业。
由于既无经济拮据之窘迫，又无父母期盼之压力，他能从容不迫地修改作品以提高其艺术性，只有当他对每一行每一字都满意后才将其出版。
米斯特拉与卢马尼尔以及其他一些年轻诗人对普罗旺斯的共同激情导致了1852年出版《普罗旺斯》——一部普罗旺斯作家的作品集。
大多数评论家都将该书出版日期视为那场献身于保存普罗旺斯传统的运动的开端。
不过，该运动直到1854年才正式获得这个名称。
当时，从阿维尼翁地区来的7位诗人组成了一个小组，名字取自一则古老的普罗旺斯故事，说是耶稣与7位法律博士辩论。
尽管取名的含义不甚清楚，他们将自己称作“博士”的意图却十分明显。
他们的格言“太阳使我歌唱”，意味着南方那片阳光明媚的大地激起了他们的诗情，就像它曾激发过行吟诗人(11—13世纪法国南部及意大利的诗人)一样。
当时的行吟诗人文化在中世纪为北方容不得任何异端的法国十字军骑士所摧毁，新起的普罗旺斯诗人也觉得受到了巴黎的威胁；它那无情的官僚机器一心想在生活各方面强求统一。
起初，这些诗人将自己的努力限于保住身边这块土地：普罗旺斯的语言和文学。
后来，他们渐渐将兴趣扩展到整个法国南部，就是罗马时代被称作“奥克语”的那块地区。
米斯特拉在诗歌方面最初的主要成就是他花了七年时间写成的一部七行体荷马式史诗。
与荷马不同的是，米斯特拉赞扬农民的英雄主义，这种不同还清楚地反映在诗中人物求神庇佑时求的是基督教上帝，其子出生于乡间，十分卑微。
《米瑞伊》(1859年)说的是一位富裕农民的女儿，一位叫米瑞伊的十五岁漂亮姑娘爱上了一位穷苦编筐匠的儿子文森特，文森特遭到被姑娘拒绝的一位求爱者袭击，被误以为死了，尔后又神秘地复活，却被米瑞伊的父母踢开。
这时，米瑞伊决定逃往著名的三玛丽教堂求助。
米斯特拉详细描述她如何一步一步越过卡马格沼泽到达教堂。
米瑞伊因中暑倒下，当文森特和她父母到达时她已奄奄一息，她的恋人绝望之余决定随她去天堂。
正因为米斯特拉明白能读普罗旺斯语诗歌的人不多而又决心用这种语言写作，所以他的每一首诗都有两个版本，一是用普罗旺斯语创作的原本，一是法文译本，不是他就是由他的一个朋友用当代法语写成。
他把《米瑞伊》带到巴黎，准备交给阿尔封斯·德·拉马丁，因为他将这部作品题献给了这位浪漫主义诗人。
米斯特拉用普罗旺斯语朗读了开首几行，拉马丁听了几分钟便宣布，法国出现了一位新的伟大诗人。
很明显，米斯特拉决不仅仅是他在献辞中把自己说成的一个农夫。
《米瑞伊》在评论家和公众中都大获成功。
这不仅从当时对他的赞扬可得明证，也可由这样一个事实来说明：查理·古诺把它改编成歌剧，其后又被译成各种语言，不断激起热情的反应，即使在米斯特拉去世后很久，这部作品还被认为是他最优秀的成就之一。
米斯特拉的下一部作品《卡兰多》(1867年)也是七年劳动的成果。
诗的背景是北部人对阿尔比教信徒的野蛮征伐，叙述的是卡兰多的故事。
卡兰多像文森特一样，爱上了地位高于自己的人，略有不同的是，卡兰多的心上人是一位嫁给了一个土匪伯爵的贵族姑娘。
同经典作品中的主人公一样，卡兰多完成了许多艰苦的工作，包括杀死那个邪恶的丈夫，最后得到了自己心爱的女子。
尽管《卡兰多》缺少米斯特拉第一首长诗那种吸引人的情感，它还是因富于诗情地描绘了普罗旺斯沿海风光而大受赞扬。
1874年，米斯特拉表现出他的组织才能，在阿维尼翁安排了一次极为成功的纪念彼特拉克的庆典。
与此同时，他已将努力重心转向抒情诗，并于 1875年出版了诗集《金色岛屿》。
作品包括十四行诗、婚礼诗以及其他一些颂扬普罗旺斯传说、自然美景和音乐般语言的短诗。
在随后几年时间中，米斯特拉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写一些这样的抒情诗，并于1889年出版了这些诗的最后编定本。
他对撰写批评论文日益产生兴趣，这些文章从理论上推进了普罗旺斯的文学事业，而他的诗则在实践中表明了这种可能性。
米斯特拉的另一首叙事诗《耐尔托》直到1884年才出现，它又一次以动荡不安的中世纪为背景。
这在米斯特拉看来具有特殊意义，因为普罗旺斯正是在这段时间沦入敌人手中的。
《耐尔托》的故事所发生的历史时期是阿维尼翁教皇统治的最后几周，叙事主干仍是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基督教爱情故事。
不过对立面不是一位管束严厉的父亲也不是占有欲十足的丈夫，而是魔鬼本身，一位父亲允诺将女儿的灵魂交给他。
尘世的一位恋人，即教皇的外甥，将她诱拐出了修道院。
此时似乎魔鬼要获胜了。
可在诗的末尾，善良占了上风，主人公悔过，魔鬼消失，纯化了的恋人进入天国。
米斯特拉一边创作抒情诗、叙事诗，同时又在为一本汇聚南部所有方言的词典搜集资料。
经过二十年的努力，一部崭新的普罗旺斯语词典于1876年问世。
这部被人称为“菲利伯立格宝库”的词典并未将词语随意收集起来，而是集中精力将在法国南部使用的方言融合成一种新的普罗旺斯语。
由于这部词典的出版，诺贝尔奖授奖辞将他对语文学的贡献与他对诗歌艺术的贡献相提并论。
《约娜皇后》(1890年)是米斯特拉写作的唯一一部诗体悲剧。
故事还是以阿维尼翁教皇统治时代为背景，当时的那波里皇后约娜无可避免地卷进了两个教皇间的斗争，结果遭到废黜，最后被杀害。
这部作品不太成功，但不久米斯特拉就出版了他最后一部史诗，这部作品被认为是仅次于《米瑞伊》的最优秀作品。
《罗纳河之歌》(1897年)由十二段无韵诗组成，故事随着普罗旺斯旅行的人的足迹展开。
不过这一次的背景是顺罗纳河而下的一条木筏。
同他早期作品一样，两个地位不同的人相爱了：一个是水手的女儿，自认为是河神的孩子；另一个是奥兰治亲王，他的社会地位十分显赫。
与《米瑞伊》和《耐尔托》一样，诗以恋人的死亡告终。
不过在米斯特拉最后这部史诗中，摧毁恋人的是机器时代：木筏撞上了罗纳河上第一艘汽船，恋人双双溺死。
米斯特拉于1904年获诺贝尔奖后，人们一致赞扬他是一位早已享誉的作家。
然而，在生命的最后十年中，米斯特拉出版了他第三部最伟大的作品《米斯特拉回忆录》(1906年)，去世前两年还出版了他抒情诗的最后一个集子《橄榄枝叶》(1912年)。
1926年到1930年间还出版了他的几部短篇小说。
米斯特拉的生活和工作透着一种宁静。
他年轻时就找到了稳定的目标、个人价值、语言之美和人类之爱的力量，以及高于一切的神圣之爱。
他也找到了自己的职责：复兴一个为暴君所摧毁的文化。
尽管他所希望复兴的语言今天已很少有人使用，差不多所有读他作品的人都得依靠法文译本，尽管他的名字已不像他在世时那么重要，评论家们仍继续赞扬他是一位艺术家，他将普罗旺斯的风情和精神融入自己的诗作，其优美无与伦比。
三、1904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瑞典学院常务秘书C·D·威尔逊： 经常听到这么一种说法，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者应是那些盛年的作家，因为此时正值他们创作发展的巅峰，其目的在于使他们免于物质生活上的困难，以确保他们拥有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环境。
但与此同时，诺贝尔基金会又规定只有具备重大价值，并以丰富的经验作为其扎实基础的作品才符合获奖条件。
因此，在那些大器晚成的作家与那些年轻的天才之间进行选择时，可以不存在任何犹豫。
评审委员会无权仅因年迈的缘故而忽视一个在欧洲富有声望，而且仍然具有活力的作家。
一个老作家的作品，通常被证实是有独特和青春的活力的。
瑞典学院已将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蒙森和比昂松，以表达对他们的敬意，虽然他们两人都已经过了全盛时期。
在今年的诺贝尔奖提名候选人之中，学院仍然注意到一些已获有声望的文坛老将，希望能重新表示对一位世界文学天才的高度尊敬。
瑞典学院特别考虑到两位作家，这两位都值得获得完整的诺贝尔奖。
两者不仅仅在诗艺上已登峰造极，并且在人生的旅途上亦是如此。
他们一位74岁，另一位则年轻两岁，因此本学院认为不需要去花费时间争论他们彼此价值的大小，因为他们的优点是可以等量齐观的。
虽然根据不同的观点，本学院只颁发了一年奖金的半额分别给予他们，如果有人觉得这份奖的物质价值会削减两位桂冠获得者的荣誉的话，那么本学院希望公开说明这一特殊情况，认定这两位获奖的任何一位都相当于独得此奖。
本学院把其中一份的奖金颁给了诗人弗雷德里克·米斯特拉。
在他清新的诗篇灵感中，这位值得尊敬的老人仍比我们这个时代多数的诗人要来得年轻。
他的主要诗作之一《罗纳河之歌》出版于1897年，当普罗旺斯的诗人们在1904年5月31日，庆祝他们建立费利布里热协会50周年纪念时，米斯特拉吟唱了一首抒情诗，在神韵和活力上，丝毫不亚于他先前的作品。
米斯特拉生于1830年9月8日，位于梅莱尼附近的美阿诺村介于阿威侬和亚耳之间，他就生长在这一秀丽的自然环境和淳朴的乡民中间，因而从小就对农人的田间作业十分熟稔。
他的父亲是个出色的农民，热爱他的信仰和先人遗留的习俗。
他的母亲以歌谣和出生地的传统养育孩子的心灵。
当他在阿维尼翁学院求学时，这位年轻人阅读了荷马和维吉尔的作品，这些作品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受到了他的一位教授、诗人鲁马尼耶的鼓励，从而深深地爱上了普罗旺斯语。
接照父亲的愿望，米斯特拉在埃克斯大学普罗旺斯学院取得了法学学位。
此后，他有了自由选择职业的机会，他很快作出了决定。
他热衷于写他的诗，以乡野的方言来描绘普罗旺斯的美丽，他是第一个把这种方言提升到文学语言的人。
他的第一次尝试是关于乡村生活的一首长诗，后来发表在题为《普罗旺斯人》的诗集中(1852年)。
此后，他又花了整整7年时间，写出了奠定他世界声誉的叙事长诗《米蕾伊》 (1859年)。
该诗的情节非常简单，由于父亲的极力反对，一位善良而迷人的农家姑娘无法与她所深深相爱的穷小伙子结婚，在绝望中她逃离了老家；前往罗纳河三角洲卡玛格岛上供奉三圣玛丽亚的教堂求援。
作者以迷人的方式来描写年轻人的爱情，用巨匠的手笔叙述米蕾伊如何通过科罗多平原，如何在酷热的卡玛格中暑，如何挣扎着来到圣龛所在的教堂内最后死去。
就在那儿，三圣玛丽亚在她临终前的一刻向她显了灵。
这部作品的价值并不在于它的主题，或是它的想象力，不论米蕾伊的姿态多么吸引人，其中的艺术魅力乃在于对故事枝节的连接贯穿手法，如同我们眼前呈现出整个普罗旺斯的风光、记忆、古老风俗及其居民日常生活的描绘。
米斯特拉说他只为牧人和庄稼汉歌唱，他用荷马式的单纯手法这样做了，他实在是伟大的荷马的弟子，但决非是奴才般的模仿，有充分的证据可以显示他拥有个人独特的描写技巧。
那种神话般的黄金时代气息使他的描写显得生机勃勃。
有谁能忘得了他为卡马尔格所作的描绘呢
万马奔腾疾驰，马鬃在风中飘扬，他们似乎被海神尼普顿的三叉戟所驯服，现在又从海神的马车中释放出来。
如果你将它们从喜爱的海滨草原迁移到别处，它们最终将会从那儿逃脱，甚至经过好几年的远离后，还会回到这片著名的草原来，重新聆听海涛的声音，用它们的愉快嘶鸣致意。
这首诗的韵律美妙和谐，艺术性的组合十分成功。
米斯特拉描绘的源泉并非心理学，而是自然，这位诗人对待他自己纯洁得像自然的孩子，让其他的诗人们也来倾听人类灵魂深处的呼喊吧!米蕾伊是一朵半开的玫瑰，在朝阳的辉映下熠熠放光。
这是一部富有独创精神的作品，它的成功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它不单是辛勤努力的果实。
这首长诗从一发表起就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
它使拉马丁为之倾倒，他写道：“一位伟大的诗人诞生了
”他把米斯特拉的诗与爱琴海提洛岛上流浪诗人的作品相提并论，他离群索居，只有对普罗旺斯的甜蜜回忆。
拉马丁还用维吉尔的话来比喻米斯特拉：“你是真正的马塞卢斯!” 《米蕾伊》出版7年后，米斯特拉又出版了一部同样份量的作品《卡朗达尔》(1867年)，虽然有人说这本诗集的情节欠真实，幻想色彩过于浓厚，但它在描述方面的感染力比起《米蕾伊》来毫不逊色。
有谁会怀疑人在历经磨练之后而变得崇高的那种伟大理想? 《米蕾伊》颂扬了农民的生活，而《卡朗达尔》描绘的则是大海和丛林，展现了一幅碧波粼粼和林涛滚滚的动人景象，反映了渔民的生活真实。
米斯特拉不仅是位叙事诗人，还是一位伟大的抒情诗人。
他的诗《黄金群岛》(1876年)中包含了一些美妙的诗章，掩卷冥想，阿科勒之鼓、垂死的割草者，落日余辉下的卢曼尼的城堡。
以及对吟行诗人时代的回忆，这些动人的景象令人难以忘怀。
此外还有一些美丽和神秘的诗篇似乎适合在黄昏的微光下低声吟诵。
米斯特拉在其他抒情诗中极力坚持新普罗旺斯语独立存在的权力，他对各种蔑视和污辱都予以有力的回击。
《内尔托》(1884年)是一首以短篇故事形式写成的诗，从中读者可以欣赏到许多美丽的诗篇。
但相比之下，叙事诗《罗纳河之歌》显得更为深刻，这首诗出自一位67岁诗人之手，但读起来仍使人感到它充满了蓬勃的生机。
诗中描绘了罗纳河流域的许多瑰丽景色，显得清新动人。
那位高傲而又热忱的阿波罗船长，认为一个人必须是水手才会懂得如何祈祷，这是个多有趣的人物啊
还有船长的女儿安格拉，她的幻想来源于古老的传说，有一天晚上，在月光摇曳的罗纳河的水波中，她幻想自己遇见了河神罗达。
她仿佛在月光下流淌和闪烁着的河边触摸到河神的身体。
简而言之，米斯特拉的作品犹如一座高大不朽的纪念碑，为他所钟爱的普罗旺斯赢得了荣耀。
对于米斯特拉来说，今年是值得庆贺的一年，因为50年前在圣埃斯德尔节那一天，他与6位文学界友人共同创建了“普罗旺斯诗人协会”。
他们的目标非常明确，那就是复兴普罗旺斯语言。
从圣雷米到亚耳斯，从奥兰奇到马地格，以及整个罗纳河流域，都将把普罗旺斯语作为一种新的文学语言，就像早期的佛罗伦萨的方言被用来作为意大利语的基础一样。
正如贾斯顿·帕里斯和高斯威兹所说的，这个复兴运动一点也不违反时代潮流，它并不是在寻求古老的普罗旺斯的复苏，而是在人们所通用的方言基础上企图创立一种为世人所懂得的国家语言。
普罗旺斯诗人们的这种努力并未因运动的成功而有所松懈，米斯特拉为了编纂他的巨著《费利伯立格词库》(1878年——1886年)，他整整花费了20多年光阴，披肝沥胆，耗尽心血。
这部巨作不仅纪录了普罗旺斯方言的宝藏，并为奥克语建立起一座不朽的丰碑。
米斯特拉早已得到了各种荣誉，法兰西学院曾4次颁奖予他，由于他编纂了《普罗旺斯年鉴》，法国学会向他颁发了10000法郎的雷诺奖金。
哈勒和波尼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他的一些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著名法国作曲家C·F·古诺还将《米蕾伊》改编成歌剧搬上了舞台。
米斯特拉曾赠给“普罗旺斯诗人协会”这样一句箴言：“太阳使我歌唱
”事实上，他的诗已把普罗旺斯的阳光撒播在许多国家里，甚至在北方的国度中，也给许多心灵带来了欢乐。
理想主义是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对获奖作家的企求，米斯特拉以他杰出的艺术理想主义，汇集健康繁荣于一身，为了复兴和发展故乡的精神遗产，它的语言、它的文学而穷心皓首，终生奉献而不悔。
像这样的诗人世上并不多见吧? …… 四、评论界对弗雷德里克·米斯特拉获诺贝尔奖的反应： 早在1901年，一群德国学者就组织了一场运动，为米斯特拉争取诺贝尔文学奖。
据传，当年的获奖者肯定是他了。
的确，在评委会宣布普吕多姆为获奖人时，米斯特拉早已收到好几封向他借钱的信。
尽管他在1902年和1903年又两次获得提名，还是两次落选，而他的叙事诗早已日益为大众喜爱。
米斯特拉毕生都是抵抗文化集权主义的勇士，倡导乡土的简朴，这不仅越来越吸引着浪漫主义文学的专家们，也吸引着普通大众。
因此，当米斯特拉于1904年获奖时，人们觉得惊奇的只是他怎么同一个名声远不如他的作家共同获奖。
米斯特拉的朋友们公开嘲笑了为这次共同获奖寻找出的肤浅理由，即大多数人都不懂普罗旺斯语。
一位评论家，理查德·阿尔丁顿指出，米斯特拉的诗已译成法语，上述借口不能成立。
评论米斯特拉获奖的文章一般都是通篇的赞扬祝贺，说他的成就是一位普罗旺斯史诗作者和普罗旺斯复兴的领袖的成就。
然而在公众眼里，对米斯特拉获奖的真正兴趣却在于他处置那笔奖金的决定。
《纽约时报》(12月31日)上一篇标题为“诗人的人类学博物馆”的文章宣布，米斯特拉有意将这笔奖金捐给他在1899年创建的普罗旺斯风情博物馆。
由于米斯特拉的获奖，旅游指南都将该博物馆收入其中。
事实上，这位获奖者是被文学研究者们寻出的。
而正如他所希望的，一位普罗旺斯诗人获奖这一事实本身就不断地将游览者吸引到他所热爱的这片乡间土地上，并表明这个地区的传统与文学具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