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活着读后感
《活着》读后感在过的所有中，如果要选出一部在我阅读过带给我最震撼，并且在读完之后给我深刻的思索，让我久久不能忘怀的作品，那无疑是余华先生的小说《活着》。
《活着》主要讲述了中国旧社会一个地主少爷富贵悲惨的人生遭遇。
“活着”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与平庸。
福贵，这个曾经风光一时的富家少爷因为年轻时无所顾忌的胡闹和为所欲为毁掉了自己和家人一生的幸福。
他终于在贫困中觉悟，也许那并不算迟。
可厄运的阴影一直追随着他的脚步，残暴地夺走每一个与他有缘的人的生命，毫不同情。
不知是命运对他的特别眷顾或是另一种惩罚，他活了下来。
在历经了那么多另人难以想象的苦难之后，他学会了忍受，忍受生活的重压。
他只是很单纯地为了活着而活着。
记得有那样一句话：生活就是人生的田地，每一个被播种的苦难都会长成为一个希望，他们就是我们的双手。
不管身上承受着什么 ，不管肩上负载着什么。
在阅读这部小说的过程中，我几度落泪，并不是因为作者的写作手法有多么煽情，事实上，这部小说从头到尾都一直用一种平实得近乎冷漠的笔调进行冷静的叙述。
然而正是这种朴实、平淡的语言，却能带给人们一种极大地感染力和震撼性。
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段话是家珍病重，自知时日无多时对富贵说的话：“我不想死，我想能天天都看见你们”。
不想死，不是为了荣华富贵，也不是为了功名利禄，只是不想离开自己的亲人，只是怕死后再也见不到他们。
这朴实的话语所表达的，不正是最真实的最感人的情感吗
《活着》这部小说所讲述的，是一个荒诞却又真实的故事。
说它荒诞，是因为这部小说内容是在一段精简化了的历史阶段里将整个中国社会的各种问题夸张化地集中到一个家庭中来表现；说它真实，是因为它所反映的是真实存在的社会问题。
这部小说的许多内容还充满黑色幽默的意味，对官僚主义、大跃进运动和文革等方面都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如富贵的儿子给县长老婆献血却被抽血过量而死等内容，然而这种讽刺却是绝望的、无奈的、令人心酸的。
人为什么要活着 读后感
要知道活着为什么，首先要知道或着干什么。
人生在世，无论是吃饭、睡觉、工作还是谈情说爱，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我们在生活所面对的，活着也无非做一件事而已，那就是学会面对我们所面对的世界
人生在世很多事情的发生不是由我们觉定的，但是如何面对却永远取决于我们自己，哪怕是被强迫也好，是屈服还是抗争，也是由自己决定的，幸福的前提不是你考上什么样的大学，有一个什么样的配偶，也不是做了什么轰动的大事流芳百世，而是直面生活的勇气和智慧，这也是强者与弱者最本质的区别。
至于为什么要活着，我告诉你，活着本身并没有为什么，你怎么面对这个世界就有不同的“活着为什么”，“活着为什么”不是生活给你的，而是你自己给自己的，“活着为什么”是我们个人因素与所处环境相互矛盾发展的结果，它没有唯一的答案，而且是可以不断变化的。
我觉得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这个问题：1.在相同的环境里，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活着为什么。
简单的例子：如果是在抗日时期，你是一个爱国的热血青年，那么你活着可能就是为了保家卫国，如果你是个贪生怕死的小人，你活着可能就是为了苟且偷生。
2.一个人在不同的环境里可以有不同的活着为什么。
如果你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连温饱都是问题的时候，你活着可以就是为了生存，这没什么错，但是当你发家致富，温饱和安全都不再有后顾之忧的时候，你活着就可以是为了别的事了，但是如果你活着的目的还是为了生存的话，这样的生其实跟死没有什么区别，久而久之，你会发现此生是如此的无聊，甚至有时候你会感到生不如死，举一个有趣的例子,在上海黄浦江每年都有那么几百号人跳江自杀，其中大多都是富翁之类，但是在遥远的西北农村，那些挣扎在温饱线下的农民，却几乎没有自杀的现象，按他们的说法：活着都来不及，干嘛要死啊
活着为什么虽然是由我们自己给的，但是要找到一个合适自己的生活意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了解自己，但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上最难做的事就是了解自己，一个没有经历过千难万苦的人是不可能真正了解自己的，同样他也不可能了解自己人生的意义，因为除此之外谁也无法告诉他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急需
池莉《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的读后感及艺术特色1000字左右。
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题目其实 活着 就很好
特蕾莎修女《活着就是爱》读后感，要600字的
享受慰藉，远离浮躁“特蕾莎修女亲身细说一段段看似简单的洞见；若反复咀嚼，身体力行，生命必倍觉丰盛。
”多年前看过李敖说的一句话，建议每个人每天要花一小时（还是两小时
）时间读“能让你大脑‘起飞’的书”。
而《活着就是爱》却是这样一本书：它能让起飞后的心灵重又平静而温情地降落，享受慰藉，远离浮躁。
我是从序言、引言、跋和附录开始此书的阅读之旅的；这些能够引导人“进入”特定“气场”的部分，占有全书相当篇幅。
我说不清自己离“信仰”这码事有多远。
对于我这样的读者来说，也许读非正文部分所获的益趣更多。
因为该部分的作者们和我一样，是以“凡人”的眼光看这位特蕾莎嬷嬷，他们的所想所感，我一寸一寸都能感应得到。
或许“感动”是个奢侈的字眼，但我却被这部分内容深深触动。
当然正文有正文的美。
不通过第三者的媒介，而是通过特蕾莎修女的谈话、祷文、默想和书信本身，让人能更直接体会她心中的神，她心中的爱。
上篇《活着就是爱》是或长或短的段落，言辞朴素，但若用心领会，必能收获良多；下篇《凭着爱》收录特蕾莎修女的谈话，有相对完整的段落，并且排列成诗歌般的格式，有的还有情节，就不仅仅是宗教，更是艺术了。
第二遍读此书的晚上，心绪为杂事所扰，烦乱不堪，但书让人平静，排清了怨忿。
我不懂宗教。
但宗教让人远离浮躁。
除了之前看过报纸专栏节选，以及对特蕾莎修女（多译作“德兰修女”）的心怀景仰外，这本书吸引我购买的首先一个元素，是装帧的漂亮。
书籍在整体设计上的讲究和进步，一方面“培养”了读者的审美情趣，另一方面也当然使他们习惯于挑剔。
反正对我而言，若是书的包装不够好，如封面设计平庸、纸张及印刷粗糙等等，我是不太会考虑买的，对其内容上的印象也会大打八折；尤其是名著类，反正有多种版本可供挑选，除了看出版社及出版时间，最直观的便是装帧的比较了。
毕淑敏的永别的艺术读后感
读毕淑敏《永别的艺术》昨天和妈妈去探访一位生病的阿姨，阿姨说毳儿看上去真不错，二十年没问题。
可是我想：为什么是二十年呢
如果是四十年呢
或者是两年呢
其实都没关系，都不错呀
我每天早晨睁开眼睛，都要说感谢主，我今天活着。
毳儿根本不在乎几年的问题，圣经不是说吗，“人人都有一死”。
有一天，我们都会死的。
其实，毳儿在第一次生病入院时，已想到了这一点，但是毳儿想的不是“死亡”本身，而是在“身后”不要太麻烦亲人。
曾经，毳儿烧掉了日记本和电话薄，整理了衣物书籍及信件，把身份证和书桌钥匙交给妈妈，告诉妈妈银行卡的密码，能想到的我都做了......毕淑敏在《永别的艺术》中说：“现代社会在种种进步之中，也使死亡奢华和复杂起来。
你不在了，曾经陪伴你的那些物品，还坚固地存在。
怎么办呢
你穿过的旧衣，色彩尺码打上强烈个人印迹，假如没有英王妃黛安娜的名气，无人拍卖无处保存。
你读过的旧书，假如不是当世文豪，现代文学馆也不会收藏，只有掩在尘封中，车载斗量地卖废品。
你用过的旧家具，样式过时，假如不是紫檀或红木，也无后人青睐，或许丢弃垃圾堆。
你的旧照片，将零落一地，随风飘荡，被陌生的人惊讶地踏着问：这是谁”。
毳儿不愿意留下一堆的杂事给家人处理，在今年八月下旬再次入院前，毳儿又重复了上面的动作。
毳儿的脸上还没有皱纹，依旧黛眉如画，但是经常想想自己可能明天或是最近就死，是件很有趣的事。
毕淑敏说：首先是有利于感悟生命，第二是有利于抓紧时间，第三是有利于我们善待他人，快乐自身。
真的，为自己力所能及地料理一些“身后”的事，竟也可以如此从容，淡定。
稻盛和夫《人为什么而活着》读后感
生命的意义在哪里?这似乎已成为千古的命题,每个人在无意间或寂寞里往往想起这个永无答案的命题,我们很多人都有着同样的心路历程.其实这个命题虽然有些虚无,但是一旦没有想个明白或者找到一个能够说服自己的理由,那么它会困扰我们很久很久,甚至让那些偏执的人们走上另外一条道路.在理性的认识中,生命的意义源于一个人的所看,所思；在感性的认识那里,一切却取决于心灵的体会及情感的丰富程度.但同时它又不仅仅是一种体会,更关键的是它影响思考的方式.生命可能是这样一种过程：体验---积累---思考.当你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时,永恒的也就只有思考了.同时思考也是一个渐进过程,它也需要一个否定—肯定—再否定—的循环过程,也需要经历一个思想混乱的过程,渐渐走向澄清,再走向独立,并最终确立起属于自己的思维模式.这不仅需要时间,更需要持之以恒的积累与勇气.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意愿,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以这种生活为享受.生命对每个人的意义或许都不同,我觉得努力活着再享受人生,就已经是生命的全部意义了.对生命意义的追问,是每一个有思想的生命体对自身灵魂的必然拷问.“生命的意义何在?”、“活着是为了什么?”我们带着如此凝重的问题出发,遭遇到的却多是“活着是美丽的,生命的意义在于爱!”这类轻飘飘的华丽语言、浅薄无用的简单说教.独一无二的特性使得每个人都与众不同,也使得每个人的存在有其意义,这种特质与创造性的工作和人类之爱息息相关. “一个人不能去寻找抽象的生命意义,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特殊天职或使命,而此使命是需要具体地去实现的.他的生命无法重复,也不可取代.所以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也只有他具特殊的机遇去完成其独特的天赋使命.”“一个人一旦了解他的地位无可替代,自然容易尽最大心力为自己的存在负起最大责任.他只要知道自己有责任为某件尚待完成的工作或某个殷盼他早归的人而善自珍重,必定无法抛弃生命.”每当看到这样的段落,我都不禁为那些“伤心人”和轻生者惋惜.只要有“求意义的意志”存在,不仅生命和爱,就连“苦难”和“痛苦”都深具意义.生命的意义有很多不同是说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但最终还是要自己去感受,自己去体会,别人的话只能是参考.“生命不在长短,只要活得有意义.”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乃至一生庸庸碌碌、畏畏缩缩而活的人,不如一年、一月乃至一日而活得有意义的人,只要生命曾经绽放过光芒,这一生就已值得,生、死已无关紧要了.时间就是永恒,活到一百岁,和只活到二十岁,是一样的；万年就是一年,一年存在万年中.人们以为离开了瞬息万变的时间,别有永恒的存在,这是不对的,永恒是存在时间中,离开了无常的时间,就没有永恒的存在.属于付出方面的,就是做有益于人类、国家社会和一切生灵的工作.世界各地正有许多这些工作,在等着我们去做合乎灵性要求方面的,就是追求完美,和生活在真实中.看!艺术家为了追求艺术的完美,可以牺牲物质上的享受,甘愿与贫困为伍.作家为了一篇文章的完美,不惜再三的修改,一再的誊写.歌唱家为了一首歌能完美地唱出,私底下不知已经练习了多少遍.还有各行各业中,许许多多的人,也都是这样,不辞辛苦地做着所从事的工作.他们不但毫无怨尤,还做得满心欢喜；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所做的工作,是有意义的.至于生活在真实中,这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也是永恒的境界.由于不作假,本身的优点、缺点,一目了然,所以能不自负也不自卑.由于不作非分之想,所以能安贫于道,而知足常乐.由于不违背良心,所以心无挂碍,日日是好日.最重要的是：依心性而行,该作则作,不该作则止；所以,没有妄想、烦恼.这种生活,已经超越了意义,而意义自在其中.总之,能够完全活在真实中的人,将不再是普通的人,而是超凡入圣的圣者了.当他人说幸福的人就是那些实现了生存目标的人的时候.我们或者还想说,实现了生存目标的人,除了继续活下去外,就不必再有其它的目的了.也就是说,他心满意足了.生命问题的解决,是在于这个问题的消失……生命的意义是否在本质上存在,我无法确定.但是,我认为即使这样,我们仍可以使自己得到有意义的生命.多数人没有思考这些问题,但是,只要他们快乐幸福着,那也很好.而一旦思考了这些问题,困惑就接踵而至.弗洛伊德认为人一旦思考这些问题,他就开始患心理病了.但是,我仍然要说,研究这些问题,我们或许能够建构出一个思想的轮廓,并得到一个值得去过的人生.从西方的哲学来看,传统哲学多是从神学的角度回答了这个问题.事物能否如其所是的存在?在宇宙中是否存在着一种准人性的温和目的?这是神学需要回答的问题.而信仰神的存在的人中,多数是因为他们需要使自己相信宇宙间有一个至善的意志,他们需要使自己相信人世间存在着对我们以及我们认为有价值事物的一种基本的同情,他们需要使自己相信对我们的理想和愿望来说有一种终极的支撑和避难所.这些人主要是希望自己能够确认,有一种超越我们人类层面的可以但不是人类可以控制的力量存在着,万事万物是可以解释的——如果我们的智力能够理解其本质的话——这种力量是有目的可言的,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完美无缺的价值.至于是否存在这样的超越普遍生命的目的先验的目的存在,这里拒绝讨论,我只说它不是我能够了解到的,只能存疑而已.不管宇宙间是否有意义可以被我们发现,意义在其中得以体现的世界只能是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意义被创造出来了,不管这些意义是否有终极性而言,我们也不管是否存在先验的单一的人生意义,我们先去看看生命中意义是如何被要求并被赋予的.正如西蒙-波娃所说的,“意义的存在是两可的,它绝非一成不变的,应该说,人生的意义是不断地争而后得的.”（大致意思是这样）因此,我们可以认识到,我们为自己创造意义,我们不需要别人或者说是什么客观明确的标准来告诉我们什么是意义,我们也不需要别人或者是什么标准来决定我们应该如何去创造意义.
谈谈《活着》的叙事艺术
《活着》几乎创造了当代小说受欢迎的奇迹,不但发行量在当代小说中名列前茅,而且受到几乎是各个阶层读者的欢迎和研究者的高度重视。
可以说,《活着》已经成了当代文学的一个经典性文本。
“此人肯定具有某种独特的才能和动人的魅力……,他和他的作品,构成了令人深思的文学现象,给后人提供了颇有意义的启发。
”这是柳鸣九先生在为《梅里美小说选》写的序言里评价梅里美小说的一句话。
将它移植到余华和他的《活着》里,可以说明,《活着》“说服”了众多的也是各阶层的读者接受它,那么具有“某种独特和动人的魅力”。
而《活着》的魅力与该文本的叙事艺术有着直接的关系。
也就是说,《活着》的成功,主要得益于它叙事策略上的成功营构。
这些策略主要包括:双重叙述人的设置、作品人物与读者距离的调节、叙述过程中陌生化和“中断”的诱读手段的运用,以及人物轴的配置等。
一、控制策略:内视角、距离调节和理想读者预置 《活着》讲述的是死亡故事。
在这些死去的人群中,没有一个是该死的,如果一定要有人死去,那么该死的就是故事的聚焦人物福贵。
因为他曾经是多么的邪恶啊———瞒着父母,把田产、房子等所有的家产都赌光嫖尽了;父亲被他活活气死了;他对妻子又打又骂……。
可是这样劣迹斑斑的人不但没有死,奇怪的是还没有被读者所厌恶。
就算他在最邪恶的时候,读者也对他恨不起来。
我们不禁要问,作者余华究竟使用了什么样的魔术做到了这一点?回答是:余华通过叙述“控制”了读者。
马克·柯里在《后现代叙事理论》中引述了W·C·布斯关于视角研究的划时代著作《小说修辞学》开头的一段话:“在写小说修辞学的时候,我所感兴趣的主要还不是那些用于宣传或教导的小说。
我的论题是非说教小说的技巧,即与读者交流的艺术。
”柯里认为,布斯的著作是对小说说服艺术的分析,该书倾向于认为小说中视角的多层次都受作者的支配,为作者的观点服务,也就是说,作者实际上控制着读者。
那么“叙事视角的技巧是怎样控制读者对人物的同情呢?在我看来,这个问题与我们在实际生活中同情而不同情另一些人的问题没有什么特别不同……。
当我们对他人的内心生活的动机、恐惧等有很多了解时,就更能同情他们”[1]。
这就是“控制读者”的策略。
要让读者接受小说里的人物,必须让读者对人物,尤其是那些负面性质的人物产生“同情”和谅解。
余华在《活着》里运用的魔术正是这样的策略。
(一)通过将福贵作为叙述者的方法“说服”读者产生对他的同情 要说服读者同情人物,尤其同情那些让人厌恶的人物,最佳的途径就是让读者进入人物的内心,而比较恰当的“进入”的方法便是让这样的人物充当叙述者,因为这样的叙述者可以控制叙述内容和方向,控制读者的感受。
这样我们就能明白为何要采用以福贵为焦点叙述者的内视角叙事了。
“我爱往妓院钻,听那些风骚的女人整夜叽叽喳喳和哼哼哈哈,那些声音听上去像是在给我挠痒痒……,后来更喜欢赌博了。
嫖妓只是为了轻松一下,就跟水喝多了要去方便一下一样,说白了就是撒尿。
赌博就完全不一样了,我是又痛快又紧张,特别是那个紧张,有一股叫我说不出的舒坦。
” 又嫖又赌,照理我们读者会对其产生极其厌恶的情绪。
可是余华却让我们随着福贵的逻辑进入了他的思维视角,让我们从“嫖妓就是撒尿”、“赌博那个紧张,有一股叫我说不出的舒坦”等福贵式语言中体会着他的体会,幸福着他的幸福。
总之,余华在《活着》里让一切都通过“我”去做、去看、去说、去想,以此让读者进入人物的内心,构建了“我”与读者的亲近关系,从而来“说服”读者,让他们依据“我”所叙述的一切来认识“我”、理解“我”,进而同情、原谅、宽恕“我”。
“我”这样的内视角叙述为说服读者、赢得读者创造了极大的便利。
(二)通过不断调节人物与读者的距离来实现读者对人物的同情 所谓“人物与读者的距离”,是指读者与人物的一种信息契约,即两者之间存在着的一种“信息共享”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密切程度(距离)。
而这种程度(或距离)是可以通过作者精心的“不断调节”来掌控的。
《活着》采用的双重内视角,即叙述中套叙述的叙述策略,为这种“调节掌控”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
第一内视角“我”———一个民谣采集者提供给读者的信息是:这是一本写“民”的“谣歌”,“民”之身份的读者从中立即“共享”了所有关于“民”的一切信息:民歌、民谣、民风民俗、民情民爱,多年来的关于“民”的记忆沉淀因此而被唤醒和激活,因而他们已经为“接受”福贵这个“民”作好了许多心理准备。
第二重内视角“我”———一个“民”的代表人物(民谣的创造者),一部“少年激荡、中年掘藏、老年和尚”的“民”史,由于采用内视角的优势叙事,随着阅读的深入(即作者的精心调节),读者们对于福贵的“激荡、掘藏、和尚”的全部信息终于了如指掌而又予以了充分的理解。
不但如此,由于福贵的“历史”几乎概括了“民”的全部经历和一个国家的一大段历史,因而又很容易地激活读者关于这方面的记忆。
读者们还发现,“福贵”与他们准备接受的有关“民”的记忆是一致的,“福贵史”与他们了解的“国家历史”的记忆是一致的,因而一种“信息契约”的关系就非常自然地产生了,人物与读者的距离也不断地被拉近了。
读者们终于认可了福贵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于是“同情”便油然而生。
余华完全知道,“社会力量来自道德上的同情,而这种同情又是由信息管理的技巧而非由正直的道德来控制的” (三)作者按事先准备好的意图控制不同层次的理想读者,从而获得他们对人物的广泛性同情 W·C·布斯《小说修辞学》对奥斯汀《爱玛》作了详细分析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部小说的写作,是为了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即怎样才能对一个不为人爱的女主人公建立起同情。
《活着》的写作其实也是这样:福贵年轻时候劣迹斑斑,可是我们却觉得都可以理解和原谅;他身边的人一个接一个地死去,可是我们却找不到可以痛恨的责任人,我们无法对这部小说的任何人产生仇恨,里面的所有人物都让我们同情。
余华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在我们看来,主要的方法就是通过预置故事部件来掌控理想读者———作者假想的隐性读者。
作者为他们构建文本,他们也能充分地理解文本。
与其它现代小说不同的是,《活着》设置的理想读者不是一维,而是多维,是一个立体性的人群,具有相当广泛的意义:大炼钢铁和“文革”是为对政治感兴趣的读者准备的;关于战乱和土改那部分,是给老人准备的;有庆的长跑和读书,乃为《活着》赢得了大量的学生;凤霞和二喜的爱情则是给无数婚姻疲倦的人带来了遐想和温暖……。
因此与王小波的作品只赢得圈内人认可不同,余华的《活着》获得的赞扬从初中生到大学教授,从民间到精英,各色人都有,几乎人人喜欢。
二、诱“读”手段:陌生化、重复及“中断” 在《活着》这部作品中,作者余华运用了内视角、调节人物和读者的距离以及预置理想读者的三大策略,从而有效地“说服”各色读者接受、理解和同情福贵等人物。
除此以外,余华还精心运用了两大手段导读者积极地进入阅读。
(一)运用陌生感来诱惑读者的“阅读进入” 任何读者都有自己某种程度的“熟悉范围”,这种“熟悉范围”往往会与小说文本所提供的信息形成一种相互关联的参照系,从而帮助读者更好地完成阅读。
而在一般情况下,读者都是在未对小说文本的信息有所了解的情况下进入阅读的,因此当他发现自己对文本提供的信息感到原以为熟悉实则是相当陌生、无法与自己原有的“熟悉范围”形成习惯上的参照时,他就会有一种强烈的新鲜感被诱发,从而激发了他更大程度的阅读兴趣。
这就是陌生化手法。
“艺术的目的是要人感觉到事物,而不是仅仅知道事物。
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陌生,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的长度,因为感觉过程本质就是审美目的,必须设法延长”[1]。
《活着》正是这样做的。
读者对《活着》的新鲜感首先由一头牛来培养的。
这头老牛有许多匪夷所思的名字:二喜、有庆、家珍、凤霞、苦根,这与读者对牛的原有的熟悉完全不同。
读者就觉得奇怪,这“牛”怎么回事啊?作者这样描述有什么用意啊?读者就会因为思索而放慢阅读的速度。
这样阅读的“难度和时间长度”都增加了,读者的好奇心和探索心也被大大地调动了。
其次小说所提供的奇异的民风资讯也深深地吸引了对农村之“风”所知甚少的广大读者:公公偷媳妇,还有浪漫的“野合”。
有必要指出的是,这两个“民风”的情节在《活着》的初版(1992年6期《收获》)中是放置在福贵“讲述自己”的第一次中断,即全文的三分之一处,并不是在小说的开头。
但是在修改后出单行本时,它们一齐被提到了开头处,得到的效果是很好地“诱惑”了读者的阅读进入。
(二)运用“重复”和“中断”手段来增强读者的预期心理 读者在阅读小说时,总是会不自觉地对故事的发展作出预期性的推理和判断,这是一种阅读期待,也是阅读快感的有机组成。
在刺激和强化读者的预期心理上,“重复”和“中断”这些叙事技巧不失为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余华深谙此道。
《活着》的整体结构就是一种重复结构。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文本结构是一个“二元营构”,与双重的叙述人设置形成了结构的内在同构性:一方是主叙述人“福贵我”,另一方是“受众兼记录者和隐性评判者我”。
每当“福贵”讲述到了“死亡”来临时,叙述就暂时中断了,“受众我”就插了进来。
一次次地“中断”,又一次次地重新开始。
一次中断和重复组成了叙事的一个单元。
那么这样的重复和中断,这样的“二元同构”对于读者而言究竟有什么叙事意义呢?试以“有庆的死”为例: “家珍一直扑到天黑,我怕夜露伤着她,硬把她背到身后,家珍让我再背到村口去看看,到了村口,我的衣服湿透了,家珍哭着说:‘有庆不会从这条路上跑来了。
’我看着那条弯曲着通向城里的小路,听不到我儿子赤脚跑来的声音,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洒满了盐。
”这是“中断”前的最后文字,这样的文字已经由于浸透了悲绝的泪水而变得石头一样沉重,已经让人无法再坚持阅读。
于是“受众兼记录者和隐性评判者我”就非常及时地插了进来。
叙述变成了这样: “那天下午,我一直和这位老人呆在一起,当他和那头牛歇够了,下到地里耕田时,我丝毫没有离开的想法,我像一个哨兵一样在那棵树下守着他。
” 劳作取代了哭泣,哨兵意象取代了盐一样苦涩的月光,读者的心也因此得以稍微地宽松,因此这种“中断”的叙事设置,可以理解为主要是为读者的情绪调节而考虑:它既可以缓解读者阅读的过度压抑、紧张心理,又诱发了读者进一步阅读的强烈情绪。
同时,读者的预期心理也被深深地激发了,情不自禁地对中断后的情节发展作出自己的预测。
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这种一次次的“中断”,读者的预期心理就不可能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培养和诱发。
三、“消解”艺术:人物轴关系配置 小说叙事艺术的重要维度,体现在作品人物关系的设置之中。
考察《活着》里的人物配置,我们可以发现他们之间存在着这样的关系: 浪子福贵———浪父———赌徒沈先生———龙二;壮丁福贵———老兵老全———娃娃兵春生;丈夫福贵 爱妻家珍———下一代夫妇(二喜和凤霞);父亲福贵———父亲春生———父亲二喜;平民福贵———队长———县长春生;老年福贵———老牛;讲述者福贵———听者“我”。
这是一种人物轴配置关系。
这个概念来自于当代荷兰著名叙事学理论家米克·巴尔。
她在阐述如何分析小说人物时使用了“语义轴”这个具有创造性的概念:“我们怎么确定什么是我们暂且可以认为是人物实质性的特征,什么是次要的特征呢?一个办法是挑选出相关的语义轴,语义轴具有成对的对立意义。
这是一个典型的结构主义的原则……,由于它确实反映了大部分人的方式,因此,大部分读者也倾向于语义分类”[3]。
在上列的《活着》“人物轴”关系图中,具有多种意义符号的福贵始终处于“轴心”的位置。
每当福贵以某一种意义符号出现时,作者总是为之配置了同处一轴的另外人物,这些“人物”与轴心人物相互作用。
要考察这些人物在故事构建中的叙事功效和窥视作者对人物配置的意图,必须仔细地分析这些人物的“指涉潜力”和“潜力发挥”。
也就是说,必须仔细分析人物所具有的叙事上的“纬度”和“功能”。
按照詹姆斯·费伦的定义,“一个人物在故事的进程中创造意义潜能的属性叫纬度。
那种潜能的实现创造功能”[4]。
既然我们已经发现了《活着》里的人物之间存在着一种“人物轴”的关系现象,我们就需要分析论证,在焦点人物福贵为轴的一端的情形下,在另一端的那些对应人物,他们拥有什么样的“创造意义潜能”,在故事叙事中,这种潜能实际发挥出了多少功能,这种功能本质上又是什么性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