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的文化特征 是什么
徽商，即徽州商人，一般指徽州府所属歙县、休宁、祁门、黟县、绩溪和婺源六县经商之人。
多数学者认为，徽商始于南宋，发展于元末明初，形成于明代中叶，盛于嘉靖，清代乾隆达到鼎峰，至嘉庆、道光年间日趋衰败，前后达六百余年，称雄三百年，在中国商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旧徽州府籍的商人或商人集团的总称。
又称新安商人，俗称徽帮。
徽商萌生于东晋，成长于唐宋，盛于明，衰于清末。
《晋书》载，徽州人好离别，常出外经商。
齐梁时，休宁人曹老常往来于江湖间，从事贾贩。
唐宋时期，徽州除竹、木、瓷土和生漆等土产的运销外，商品茶和歙砚、徽墨、澄心堂纸、汪伯立笔等产品的问世，更加推动了徽商的发展。
唐代，祁门茶市十分兴盛。
南唐，休宁人臧循便行商福建。
宋代，徽纸已远销四川。
南宋开始出现拥有巨资的徽商，祁门程承津、程承海兄弟经商致富，分别被人们称为十万大公、十万二公，合称程十万。
朱熹的外祖父祝确经营的商店、客栈占徽州府的一半，人称祝半州。
一些资本雄厚的大商人还在徽州境内发行会子。
元末，歙县商人江嘉在徽州发放高利贷，牟取暴利。
元末明初的徽商资本，较之宋代大为增加，朱元璋入皖缺饷，歙人江元一次助饷银10万两。
成化年间，徽商相继打入盐业领域，一向以经营盐业为主的山西、陕西商人集团受到严重打击，于是徽商以经营盐业为中心，雄飞于中国商界。
明代中叶以后至清乾隆末年的300余年，是徽商发展的黄金时代，无论营业人数、活动范围、经营行业与资本，都居全国各商人集团的首位。
当时，经商成了徽州人的第一等生业，成人男子中，经商占70%，极盛时还要超过。
徽商的活动范围遍及城乡，东抵淮南，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
徽商的足迹还远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等地。
徽商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在漫长演进的中国封建社会，徽商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段的产生、崛起、兴盛和逐渐从顶峰消退，这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
这样一种历史文化现象的必然出现，这样一个动态发展过程的演进，既和古徽州地域特定的自然人文地理环境息息相关，又和中华文化大背景、和长三角历史地理条件紧密相关。
古徽州山多田少人众，许多人必须“十三四岁．往外一丢”、“经营四方以就口食”。
这一义，无反顾的“丢”，置之死地而后生，是一条生存新路的开辟，一种思维方式的转换，一步很了不起的迈进。
“徽民寄命于商”，是一种生存选择，是一种顺时应变。
而徽人之先世又大多为中原移民，顽强的生命力是构成徽人开拓性的重要基因。
徽人不仅在儒学原典中发掘到不少“士商异术而同道”的理论依据，而且在明清实学思潮特别是王学思想中汲取了不少新鲜的思想营养，“终日作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商贾何鄙之有”的呐喊给徽人为商者“治生为先”信心的坚定以有力的精神鼓舞。
最重要的是，徽人一走出大山，展现在面前的首先是江浙等广阔的中国长三角大市场。
南宋以降，国家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临安(杭州)都城的繁荣，使长三角逐渐成为全国经济文化最发达、人口最稠密的地区。
这一地区商品经济的繁荣，徽商凭便利的新安江水运手段输往杭城等地妁徽州土产竹、木、茶、石料、药材、纸张等有较大需求量。
在长三角大市场里，徽商进而得咀清朝廷政策之便，抢占先机经营盐业，获得了商业的空前发展。
典当等行业也在江浙两淮遍地开花。
有较高文化素质的徽商，“贾而好儒”，将儒、官、商进行了灵动的．协调，交替为用，以儒饰贾，以仕护商，以商促仕，终于在长三角这一得天独厚的大市场上首先创出了一片天下，赢得了“无徽不成镇”的声望。
正如葛剑雄教授所言，商的兴衰，说到底一靠市场二靠商品，在某些时候，这些客观因素甚至是决定性的。
清道光以后，江浙两淮的地利之便，泛长三角资本主义工商业迅速崛起。
受外国资本主义工商影响，这一带新型工商业快速发展，沿海浙商、广东粤商崛起，而传统工商业则逐渐衰竭，一落千丈。
徽商主要从事盐、典当、茶木等传统的商业，随着时间推移，清廷官盐经销制度的改变使徽商失去了盐业专利之优势，机器生产方式又占尽了徽商一类传统商人手工作坊生产之先机。
特别是咸同太平天国战乱，泛长三角兵荒马乱，徽商昔日快意驰骋的天地已成为商人的畏途，在徽州本土，战乱将平静的徽商故里变成了拉锯战场和荒野废墟，“十室九空”。
这场战乱对徽商的打击是致命的。
在变化了的时势面前，一些在大都市和沿海的徽商迅速调整自己的经营方式和发展思路，顺应时代潮流，实现了自己的近代资本主义的转变，有的则定居经营之地，成了近现代的宁波商、浙商、广商。
所以梁小民教授认为，说徽商清末以后衰败并不确切，其实是分化了。
当然，也有些徽商像胡雪岩们则在外国列强挤压和自身的种种局限制约之下r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需要注意的是，徽商这种从历史颠峰的消退，徽州各县的徽商并不是同步的，清道光以后，徽商盐业整体消退，而茶、漆、酱行业仍鼎行一时。
婺源、黟县的徽商则在道光以后的仍在各地浩浩荡荡开辟新的市场，直至民国时期，还出现了周仲友、吴荣寿，郑吉仁、周绥之、程霖生、曹廷声这样一大批名传内外的徽商。
至于有人提出，为何当代以来徽商已销声匿迹，风光不再?众所周知，公私合营以后，社会主义工商改造，传统意义上的徽商已不再有生存的土壤和条件，长期的“灭资兴无”一直发展到“坚决打击投机倒把”，“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哪个徽人还敢执意经商“走资本主义道路”?不是徽商后代湮灭了当年先辈们的开拓闯劲，思想太保守太陈1日，而是不可能有这样的市场和商品的条件。
改革开放以后，深圳、广东，泛长三角商潮汹涌，在“南下”、“东进”打工经商热潮中， 当代徽商也正在崭露头角，上海码头的歙县徽商，把徽菜馆开到欧洲的槐塘农民，把茶叶叫响京城、亮牌大上海的徽州茶商，他们正在和继续承传徽商的优良传统，创造新时期的更大辉煌。
因此，我们只有把“徽商”首先看作一种历史文化现象，看作一个动态的历史演进过程，才能理解种种似乎矛盾的徽商现象，恰如其分地评析影响徽商兴衰的内外因素，准确把握历史背景，不至于以偏概全或一概而论。
徽商，是古徽州一府六县自宋以来先后走出大山，在本土和海内甚至海上所到之地经商做生意的所有“徽州朝奉”的统称。
历史妁徽商，时间涵盖宋以来直至民国；地域包括一府六县以及周边民众之为商者，也还包括在徽州本土之外的徽人经商者。
“徽商”是一个百业齐备、组成庞大而复杂，主要以血缘、地缘、人缘为纽带维系的地域商帮，是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相对于晋商、粤商、龙游商等等而言的一个特定人物群体。
这样一个跨时宋、元、明、清、民国数百年的庞大特定人物群体，在各类史志、各种宗谱、族谱、家谱及有关文献记载上有名有姓有事迹可寻的不下数千上万，仅一部光绪《婺源县志》，就载有婺源徽商千余人，那些因种种原因不见记载的徽商，其数目也不在小。
要评析和把握这样一个庞大人物群体的整体特性，准确认知其“主体形象”，似乎有几点是需要充分注：意的：我们既要把握徽商的总体共性特征，又要同时关注其群体内部千差万别的个性表现，从这些丰富的个性内容中准确地归纳和揭示其能代表全貌的特性。
我们应该坚持从徽商客观实际，史料文本实际出发，认真对这一庞大人物群体作多种视角、多个层面、多种思维方式的量化统计和分析，将个案分析和整体把握相结合，而且这种量化统计和分析必须是比较科学的，比较全面的，比较系统的，而不是主观、随意和严重残缺的
关于《徽商》的故事。
中国历史上有十大商帮，一统中国商界。
在明代，“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山西）”；到清代中前期，徽商已赫然成为十大商帮之首，足迹遍天下，有“无徽不成镇”之说。
徽商，指由古徽六邑（歙县、休宁、黟县、祁门、绩溪、婺源）之人组成的从南宋时开始兴起，至明清鼎盛，清末后衰退的具有典型封建性和乡谊性的经营商业之帮。
旧徽州府籍的商人或商人集团的总称。
又称 “新安商人”，俗称“徽帮”。
徽商萌生于东晋，成长于唐宋，盛于明，衰于清末。
徽商，指的是明清时期，江南省和江南省分治后安徽省江南地区徽州府辖地经商的商人和商人集团,而非所有安徽籍商人，徽州府之外的松散的安徽各地区商人个体，一般称之为“皖商”，与徽商对应。
徽州，今安徽省黄山市，宣城市绩溪县，江西婺源县，徽州六县指歙、黟、休宁、绩溪、婺源（1949建国后，被划入江西）、祁门。
《晋书》载，徽州人好“离别”，常出外经商。
齐梁时，休宁人曹老常往来于江湖间，从事贾贩。
唐宋时期，徽州除竹、木、瓷土和生漆等土产的运销外，商品茶和歙砚、徽墨、澄心堂纸、汪伯立笔等产品的问世，更加推动了徽商的发展。
徽商的兴起有其特殊的背景和条件。
首先是客观环境的压力。
徽州介于万山丛中，“东有大障山之固，西有浙岭之寒，南有江滩之险，北有黄山之轭”。
山多地少，加之自魏晋以来中原战乱不迭，大量的人口涌入徽州，就出现了“地狭人稠，力耕所出，不足以供”的状况，于是出现“非经营四方而绝无活路”。
为了谋求生活，人们不得不翻山越岭，或顺新安江而下，去毗邻的经济相对发达的苏杭一带经商，至今黄山还流传一句民谚：“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
”久而久之，经商成为古徽州人的传统习俗。
明朝王世贞说：“徽俗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
”这就是说每十个徽州人中，就有七个在外经商。
二是徽州本土经济模式的内在要求。
徽州的自然环境结构是八山一水一分田，山多，自然资源也就十分丰富，盛产茶叶、木材、中草药，土特产非常多。
另外，与山区经济相关联的徽州手工业品也极为丰富，如陶瓷、徽墨、歙砚、漆器等。
他们只有把这些东西输出去，方可换取徽民们生活所需的粮、油、盐等，才能达到互补以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
三是南宋王朝迁都江南的契机。
徽州紧靠南宋王朝都城临安，徽商充分利用了这一有利时机大做生意，以致早在南宋初年，徽州就有“十万大公”、“祝半州”等大商巨贾出现。
四是徽州拥有以新安江为主的纵横水系，极大地便利着徽商对商品的运输。
徽商经营物类很广，“其货无所不居”，而以盐、茶、木、典当四者为大宗。
首先是盐商，“新安多大贾，其居盐者最豪”。
徽人业盐开始于宋元，盛于明中叶，特别是“开中折色法”实行后，徽人大肆进入两淮业盐。
“两淮八总商，邑（歙县）人恒占其四。
”“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
如歙人江春，业盐扬州，曾任两淮盐业总商达40余年，富可敌国，乾隆每次南巡，他都铺张接驾，“以布衣上交天子”。
另一徽商黄氏夫妇为讨好南巡扬州的乾隆皇帝，雇工数千，一夜造成“三贤祠”，乾隆爷见后叹曰：“富哉商乎，朕不及也。
”再是茶商。
徽人在全国许多城市开设了茶号，如乾隆时，仅北京就有徽人开的茶行7家、茶商字号166家、小茶店数千家。
第三是木商。
徽州盛产木材，木商不仅有行商，还开有木行及木公所，如创建于乾隆五十一年的杭州“徽州木业公所”，参加者有徽州六邑木商五六百人。
最后是典当业。
“徽商开当，遍于江北”。
徽州典当，强化薄利多贷，便民济贫，故深得人们欢迎，竞争力也很强。
徽商之所以能在众商帮中称雄，重要的还在于有高明的经营艺术。
贾儒结合是徽商的重要特点，由此决定徽商“虽为贾者，咸近士风”。
为求商德，徽商以诚待人，“忠诚立质”，广得人缘。
徽商以信接物，市不二价，童叟无欺。
为求商德，徽商注意商品质量，“宁奉法而折阅，不饰智以求赢”。
清婺源商朱文炽贸茶珠江，每当出售新茶过期后，再贸总要注明“陈茶”二字，以示不欺。
善于把握市场行情，也是徽商经营致富的一个重经秘诀。
明中叶，歙商江才认为：“丈夫当观时变，察低昂，立致富贵耳。
”徽商为保证自己经商不败，除有商德外，还必须工心计，多谋略。
徽商还特别注意对外广交谊，结人缘，对内知人善任，人尽其才，以建立良好的外部与内部环境。
徽商贾而好儒，“贾为厚利、儒为名高”。
逐名高是为了大名声，而大名声，按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增加无形资产。
可以说，徽商为逐名高，往往是不惜血本的。
徽商从南宋后开始崛起，至明清达到鼎盛，驰骋中国商界长达三四百年，影响深远。
“钻天洞庭遍地徽”说的是徽商在空间上的影响，即徽商无孔不入，足迹遍天下。
徽商足迹遍天下，首先是遍及当时中国几乎所有的省府州县的都会城市。
举北京说，明隆庆年间，“歙人聚都下者，已以千万计”。
除都会城市外，徽商还遍及“山陬海埂，孤村僻壤”，远及僻远周边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
另外，徽商不仅在大陆做生意，还贸易海上，足迹涉海外。
著名的有“徽王”王直、徐海等。
由于当时明王朝的政策是海禁，王直的贸易实属走私，因此屡遭打击。
王直于是结集自己的海上武装，与官府作对，竟借居日本的海岛，自立为主，自称“徽王”，啸聚海上，一手制造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嘉靖海乱”。
谚语“无徽不成镇”精炼地反映了徽商对市镇发展的深刻影响。
按字面理解是：一个市镇，如果没有徽商在此的活动，则难以成为一个真正的市镇。
具体地说，它有三个层面的涵义：一是一个原本是平淡僻小的乡村，如果有了徽商，它很可能就会成为一个有影响的市镇；二是一个原本是市镇的地方，如果有了徽商，则它的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会走向繁荣昌盛；三是一个市镇，如果它没有徽商或者说过去有徽商曾繁荣，后徽商撤出或徽商衰落了，则这个市镇也就衰落了。
徽商在南宋崛起时还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帮，明时已成为商界一支劲旅，清时则跃居为十大商帮之首，其中有两大特点有别于其它商派。
徽商第一大特点是以宗族乡里为纽带。
“徽州聚族居，最重宗法。
”徽州商人的宗族和乡土观念十分浓厚，徽州商帮就是以同族或同乡为纽带组织发展起来的。
明清时期，徽商在北京、南京、扬州、武汉等许多城市，都集资修建了专供徽州籍商人活动的公共场所——会馆。
在有些城市还专门为徽商子弟修建徽州学馆，以维系第二代徽商的宗族乡土情结。
会馆作为联络同乡感情、交流商业信息、维护徽商利益的机构，对徽商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徽商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贾而好儒”，贾仕结合，官贾儒三位一体。
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商界竞争日趋激烈，这就要求经商者对市场、自然、社会诸因素，作出精明的分析和正确的判断，同时要求经商者具备一定的管理和组织才能。
具备这两点者，必然需要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识，由于徽商“贾而好儒”，许多经商者都受过较深的儒学教育，掌握了较多的文化知识，使他们在经商活动中，注重职业道德和商业信誉，善于运用高明的经营艺术。
在中国封建社会，“士、农、学、商”，“商”居四民之末。
徽商为生存和竞争考虑，贾仕结合，通过攀迎封建势力，以改善环境。
徽商结交官宦以至天子，大盐商江春直接上接天子。
有的以贾进仕，绩溪人胡雪岩就是著名的“红顶商人”。
徽商还充分利用乡里宗族的在仕之人，马克思《资本论》中所提到的唯一中国人王茂荫，就是出身于徽商世家，其本人也是一个典型的徽商在京的政治代言人。
贾仕结合，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社会地位，从而获得极大的无形资产；获得较好的政策环境和政治保护，并可享受封建特权，利于垄断。
山西商帮与徽州商帮在明代本是势力相当的两大商帮，但到明代后期，在两淮盐业中，山西商帮便每况愈下，而徽商却迅猛发展。
原因何在
重要一条便是：山西商人不重视读书，而徽商却好儒学。
据有关材料记载，山西商人重利甚重名，叫俊秀子弟从贾，而命中材以下者读书应试，结果，从贾者无文化知识，商业经营大受影响，读书者才智平庸，难中科举。
如此以来，怎能敌过贾儒结合、练达明敏的徽商。
徽商“贾而好儒”的主要表现就是十分重视智力投资，重视教育。
“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以及“三代不读书，不如一窝猪”。
从这些对联民谚中我们就不难看出徽商对教育的重视。
清康熙年间统计，徽州六县有社学462所。
《休宁县志》载：“明代徽州56万人口，书院多达54所。
”故徽州素有“茅屋书声朗”之称。
由于徽商重视智力投资，大力捐资兴教，因此，徽州“人才郁起，为海内之望，郁郁乎盛矣
” 徽商创造了惊天动地的业绩，靠的是人，是一种精神，有人以“徽骆驼”来比喻。
它至少反映四个层面的内容。
一、不甘穷苦，矢志千里，勇于开拓的精神。
二、不怕挫折，执著追求，锐意进取的精神。
三、不辞劳苦，克勤克俭，艰苦奋斗的精神。
四、不作内耗，整体一致，团结协作的精神。
“花无百日红”，有些朋友会问到这么一个大的商帮是怎样衰落的
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一、清代道光年间，革除淮盐积弊，实行票法，使盐商利益受到重大打击，徽州盐商首当其冲，损失惨重。
二、清咸丰年间试行钞法的失败，给经营钱庄的徽商打击也是巨大的。
后来清政府对典当商查禁重利，后又加增典税，实行“厘金”的政策对经营典当和长途贩运徽商冲击非同小可。
三、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现代机器生产的工业商品以价廉质优倾销于我国各地，徽商经营的小手工业品根本无法与其抗衡。
四、咸丰同治年间，徽州战乱，太平军与清军在此攻防争夺，激战不断，残酷地烧、杀、掳、掠，尸横遍野，战火连绵10年之久，徽州惨遭自古以来罕见的灾难，使得徽商在人力、物力、财力上遭受严重的摧残。
基于以上主要原因，徽商在清末民国初，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正是由于徽商雄厚的经济基础，以及贾而好儒，崇文重教的特点，直接推动了徽州文化的繁荣与发达。
所以说徽商是徽州文化的原动力，是徽州文化发展的“催化剂”。
今天，时逢盛世，新徽商们正大力弘扬徽商精神，重振徽商雄风，以振兴黄山经济。
徽商发展时期的特点 1、遍布全国，与晋商齐名，到处有徽商足迹。
2、经营品种广泛，盐、棉（布）、粮食、典当、文具笔墨（文房四宝）。
3、吃苦耐劳、勤俭节约、小本经营、由小到大。
4、资本雄厚。
如休宁人任福光在江淮从事贩盐，拥有船等4艘，所销之盐占淮盐的1\\\/2以上。
清乾隆末年，关税盈余每年85万两银子，而出口商品中徽商的茶叶为第一位。
扬州从事盐业的徽商拥有资本四千万两银子，而当时清 朝的国库存银仅7000万两。
5、经营之道。
信守的经营理念是“讲道义、重诚信”“诚信为本、以义取利”，在市场上取得良好信誉。
6、获利致富后回报家乡，兴办社会公益事业、慈善事业。
1805年黄河淮河大水，扬州徽商捐大米6万石，200万两银子。
徽商精神的内涵及现代价值 徽州经济文化领域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徽商始终是一个凝重的话题。
徽商数百年的经营活动，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遗产。
我们认为：有形的物质财富固然宝贵，但无形的精神财富更应得到今人的珍视，而徽商精神就是其中将会让我们世代受益无穷的财富之源，其内涵十分丰富，其中最为重要的有以下几点： 一、敏锐的创业眼光。
徽州商人自小接受教育，相比于其他商帮要优秀得多，因此能够在张弛万变、风云诡谲的商界权衡利弊，击败竞争对手。
明正德、嘉靖间歙县商人程澧出吴会、尽松江、走淮扬、抵幽蓟，“万货之情可得而观”，他虽“坐而策之”，四十年后却“加故业数倍”就是一个典型事例。
所以《江南通志》说徽州商人“善识低昂时取予”，“以故贾之所入，视旁郡倍厚。
” 二、进取的人生态度。
出于谋生的需要，徽州人不得不从小背井离乡，外出创业。
异地的陌生、商路的艰险，无不从肉体到精神残酷地折磨着他们。
但素以“勤于山伐，能寒暑，恶衣食”著称的徽州人，都能肩负父兄、家族生存发展的重负，义无返顾地“离世守之庐墓，别其亲爱之家庭”，“近者岁一视其家，远者不能以三四岁计”。
许多人“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扰未厌焉。
”歙县商人许荆南在荆州贸易，生意亏本自感无脸回家；其子许尚质继承父业，“浮游四方，取什百之利”，前后在四川活动二十年，虽家资百万，也“不竞芬华”。
正是他们这种开拓进取、矢志不渝、百折不回的勇气和经历，为徽州人树起了不朽的“徽骆驼”纪念碑。
三，诚信的处世风格。
在商业资本的盘剥下，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受害极深，于是“无商不奸”之类的诅咒此起彼伏。
然而这正表明了一个事实：讲求商业道德，建立公平交易的市场秩序，已经成为时代的迫切要求。
在这种形势下，徽商举起“诚信”的旗帜，本着先义后利、义中取利的心态走进市场，恪守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奉公守法、互惠互利等基本道德，自然博得广大生产者和消费费的欢迎，使他们在生意场上左右逢源，处处受益。
徽商吴南坡“宁奉法而折阅，不饰智以求赢”、“人宁贸诈，吾宁贸信”的表示，胡仁之大灾之年不为“斗米千钱”所动、平价售粮的举动，都使徽商“诚信”的风格得以彰显，进而成为徽商集团的标识。
四、合作的人际关系。
相对于商海的狂风巨浪，个体的商人只是一叶扁舟，因此，在徽商这样的集团里，他们对和谐的人际关系的追求依然执着，善于处理同宗人士的关系，并且卓有成效。
明末休宁义士金声说：徽商“一家得业，不独一家食焉而已，其大者能活千家百家，下亦至数十家。
”他们也注意强化同乡的情谊。
遍布各地的徽州或新安会馆，就是徽商将具有地缘关系的同道拢聚在一起的重要据点。
即便是与消费者建立的也是互惠互利的长期关系。
清代歙县商人吴炳留给子孙的是十二个字：“存好心，行好事，说好话，亲好人”，又说自己活到老，学到老，犹深感“厚之一字，一生学不尽，亦做不尽也”。
五、超首的契约意识。
正是在频繁的社会活动特别是在经济活动中，徽州商人依靠“约”和“法”来维护权益、协调关系的意识慢慢觉醒，并逐渐形成了凡事“立字为据”的习惯。
现存涉及社会经营活动方方面面的、大量的徽州契约文书，就反映了徽州民众这种“民间法”由原始走向规范、走向成熟的历史演进过程。
长期为外人所责难的“徽人好讼”，实际上正是徽州人致力于构建法制社会的一种民间尝试。
徽商术语解读 【贷本经商】徽商资本来源之一。
借高利贷从事商业经营，是徽州商人资本的重要来源之一。
金声《与徐按院书》指出：徽州人虽挟货行贾，实非己货，皆称贷于四方之大家，而偿其什二三之息，但以运货于其手，则伊若如其所有，而以为此民货也。
婺源人江汝元便是以贷本经商起家，终致大富。
【佃仆制】具有严格隶属关系的租佃制度，明清时期流行于安徽、江苏、浙江、湖南、湖北、河南、广东、福建等省的某些地区，安徽的徽州地区尤为盛行。
佃仆有时被称作地仆、庄仆、庄人、住佃、庄佃、火（伙）佃、佃民、伴当、佃童等，另外还有祁门的庄户，黔县、休宁的小户、小姓，歙县的底下人，绩溪的祝活，以及查湾的郎户和小户之称，都是性质相同的名称。
郎户亦称拳头庄，小户又以承担的劳役而赋予不同的名称，诸如守坟庄、包袱庄、抬棺木庄、龙灯庄、吹打庄、道士庄、火把庄、挑担庄、抬轿庄、粮仓庄、守夜庄、守木庄、修房庄、搭戏台庄等，庄是庄仆的省称。
佃仆的来源有多种形式，或由家内奴仆释放而来，或因佃种地主或祠堂的土地而来，或因无处栖身而被迫居住地主庄屋以致沦为佃仆，或因先人葬于地主山场而沦为佃仆，或因入赘、婚配佃仆的妻女而沦为佃仆，或因生活所迫卖身为佃仆。
佃仆的生活环境恶劣，受地主的田租、山租、高利贷和额外农产物勒索等剥削，还必须为地主的冠婚丧葬及日常生活提供摇役。
佃仆与地主之间存在着主仆名分，没有迁徙的自由，婚配受到干涉，没有科举入仕资格，甚至言谈、服饰等日常生活小节亦受到束缚与干涉。
在法律地位上佃仆同于奴仆，日常生活中同样遭到歧视。
但是佃仆与奴仆存在性质上的区别。
地主对奴仆的人身控制是无限制的，对佃仆则有限制，驱使佃仆是有条件的；佃仆是主人的人，而不是象奴仆实为主人之物；奴仆以口为单位计算，佃仆则有家庭，有一定私有财产，以户来计算。
佃仆是由于种主田、住主屋、葬主山而以契约或宗规家法的形式确定与主人的关系，并归属于整个宗族的家奴，社会地位介于奴仆与佃户之间，这种以大量佃仆存在为基础的佃仆制，产生于东晋、南朝、隋、唐的部曲、佃客制的基础之上。
它在徽州特别盛行，可以归结为徽州乡绅势力特别强、奴隶制残余一直遗存等原因。
但是，到清朝中后期，由于佃仆的绝对数量逐渐减少，谣役地租开始向货币地租转变，还有佃仆、奴仆起义频繁发生等原因，佃仆制日渐衰落，最终走向消亡。
【非勤俭不能治生】徽商持家、经营方式。
语见《丰南志·从父敬仲公行状卜非诗书不能显亲，非勤俭不能治生。
意思是只有通过读书做官，才能光宗耀祖；只有勤俭，才能发家。
徽州第一代商人，大多一贫如洗，勤俭发家显得尤为重要。
婺源人李祖记，早年业儒，因生活贫困，弃儒就商，从事贩木。
凡竹头木屑均舍不得丢弃，收集起来，各当其用，逐渐发家致富。
既富，勤俭不减贫困时，每天粗茶淡饭，一件布衣穿了十多年，一双云履只在见客时穿。
居室极陋隘，也不新建，资金全部投入营运。
富商大贾，也以勤俭自律。
歙县大盐商鲍志道，拥资巨万，不事奢侈，家中不专备车马，不演戏，不豪宴请客. 【贾而好儒】 徽商特色之一。
明代有人把徽商分为儒贾和贾儒两种。
儒贾以经商为名而行儒教之事，贾儒以崇儒为名而行经商之事。
两者都是具有相当文化程度的商人，或具有经商才干经验的文化人，是贾与儒的结合，是文与商的交融。
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太函集》卷52）。
徽商贾而好儒，受到较深的儒学教育，掌握了一定的文化知识，使他们在经商中，善于运用心计，精干筹算，审时度势，决定取予。
明代欲人黄镰，少时从儒就学，立下经世之志，后来弃儒经商，在闽、越。
齐、鲁间进行商业活动。
由于善于洞察盈虚之数，故精干进退存亡之道，获利甚多。
清代款人叶天赐，生性聪颖，工诗词，擅书法，因家贫行贾，料事十不失一，一跃而为扬州富商。
【归德孟尝】徽商对待债务的一种态度。
语见敦县《潭渡黄氏族谱·故国子生黄彦修墓志铭卜赢则不贷，贷则不赢，重以岁凶，索之何益
冯援侠客，犹能归德孟尝，公等休矣，吾不逞椎牛。
徽商经常免除一些债户无法偿还的债务，明代婺源商人汪拱干一次焚券达数千张。
黄彦修的话表达了徽商对免除债户债务的见解。
【红顶商人】对清末著名徽商胡塘（字雪岩）的别称。
胡光埔因捐输及佐辅陕甘总督左宗棠有功，清廷赏封布政使衔，从二品文官顶戴用珊瑚，赏穿黄马褂。
人称红顶商人。
当代台湾著名作家高阳发表有《红顶商人》长篇历史小说，描写胡光墉一生的兴衰史，使胡光埔红顶商人的雅号家喻户晓。
参见[胡光墉]，也有将红顶商人泛称所有亦贾亦儒，带红顶带的徽商大贾。
徽商的由来?
徽人经商，源远流长，早在东晋时就有新安商人活动的记载，以后代有发展。
真正意义上的徽商应始于南宋，发展于元末明初，形成于明代中叶，盛于嘉靖，明成化、弘治年间形成商帮集团。
至清代乾隆达到鼎峰，嘉庆、道光年间日趋衰败，前后达六百余年，称雄三百年，在中国商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作为中国商界的一支劲旅，徽商曾活跃于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以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和葡萄牙。
其商业资本之巨，从贾人数之众、活动区域之广、经营行业之多、经营能力之强，都是其他商帮所无法匹敌的，在中国商界称雄数百年。
徽州素称“东南邹鲁”，生于斯、长于斯的徽商，一个显明的特点是“贾而好儒”，“贾儒结合”。
徽商的本质是儒商。
“儒商”，实际始于徽商。
因徽商好儒，亦儒亦商，或先儒后商，或后儒先商，总之是商儒结合，才有了儒商之称。
徽商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和深厚的时代背景，而儒商则孕育其中。
南宋迁都临安（今杭州）后，政治经济中心下移，促使其临近地区的经济首先得到相应发展，中原文化也随之被引入江南。
徽州正处在东南经济活跃带苏浙的中心，南来北往的要塞，徽州特殊地理环境和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促使徽州地主经济向商业经济转化。
《江南通志》亦称徽州”咸有溪山之胜，然岭谷险陋，壤地硗瘠，水湍悍，，少潴蓄。
不雨易枯，骤雨则山涨暴至”。
缺乏发展农业的基本条件和与日俱增的人口因数，是迫使徽州人大量外出经商谋生的基本原因，而丰富的物产、便捷的水路交通外部条件是使徽商孕育发展又一成因。
徽商能迅速崛起东南，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以儒家思想为根基的浓郁的文化底蕴。
徽州向为“东南邹鲁”、“文献之邦”， “新安为文公阙里，后先相望，斯文盛昌”，是理学大家朱熹的故里，儒风独茂，代代相传。
朱熹虽生于闽，宦于闽，而其文多自称“茶院九世孙”，又称“新安朱熹”，即不忘其旧。
朱熹两次回故里讲学授徒，培养了大批徽州弟子，朱子之学转相授受，历朝不绝，形成了宋明理学之一重要分支——新安理学。
徽州人无论为官、为商、为农多依朱子家礼为行为准则，数百年来，徽州文风炽盛，人文蔚起，名家辈出，风俗淳厚。
在这样的地方文化氛围中，徽商之好儒也就不足为奇了。
明代徽商黄崇德，是一位通经史的商人，起初他有志于举业，后挟带资金于齐东经商，一年之中盈利数倍，成为大贾。
歙人闵世章少孤贫，九岁辍学。
长大后发愤自学，精通文史。
一日读《史记?蔡泽传》，对蔡泽赤手而取富贵的事迹赞叹不绝，遂立志法其所为，只身奔赴扬州，为一家盐商管理帐目。
数年之间，他摸清了盐业的行情，于是自筹资金，独立经营，后来终于成为“家资百万”的大盐商。
从中不难看出徽州商人的过人之处：善于从古人的智慧中汲取营养，将文化知识作为取胜的法宝。
植根于厚实新安文化土壤之上的徽商，作为一个整体文化素质较高的商帮，他们在商业活动中大多自觉用儒学思想来规范自己的经营活动，先儒后商，先商后儒，或儒或商，行商中讲究义利之道，见利思义，以义取利，讲究诚信商德，不欺妄奸诈，货真价实。
徽商崛起的标志之一是称雄盐业数百年，究其原因就是官商合一的政治因素，这也是徽商鼎盛的又一成因。
这种官商互惠、心照不宣的情感的投资，使徽商获取了高额回报。
徽商崛起的第三个因素是利用宗族势力与地域关系形成一个群体，使其在激烈的商战竞争中发挥很强的凝聚力与集团优势。
由此看来，文化性，地域性，宗族性是徽商的本质特征。
这与地域特点明显的区域经济极为相似。
概括起来：徽商精神就是认祖归宗而起源的能纳百川，凝心聚力的团结精神；崇尚知识，科学预测，把握规律，与时俱进的创业智慧；循规蹈矩，依律从商契约意识；乐善好施，注重公益，诚信为本，重义轻利的行商品德；开拓进取、矢志不渝、百折不回艰苦创业的“徽骆驼”精神。
徽商的代表人物
旧徽州府籍的商人或商人集团的总称。
又称 “新安商人”，俗称“徽帮”。
徽商萌生于东晋，成长于唐宋，盛于明，衰于清末。
《晋书》载，徽州人好“离别”，常出外经商。
齐梁时，休宁人曹老常往来于江湖间，从事贾贩。
唐宋时期，徽州除竹、木、瓷土和生漆等土产的运销外，商品茶和歙砚、徽墨、澄心堂纸、汪伯立笔等产品的问世，更加推动了徽商的发展。
徽商，指的是明清时期，安徽省徽州府辖地经商的安徽商人。
代表人物： 最出名的莫过于“红顶商人”胡雪岩：【红顶商人】对清末著名徽商胡塘（字雪岩）的别称。
胡光埔因捐输及佐辅陕甘总督左宗棠有功，清廷赏封布政使衔，从二品文官顶戴用珊瑚，赏穿黄马褂。
人称红顶商人。
当代台湾著名作家高阳发表有《红顶商人》长篇历史小说，描写胡光墉一生的兴衰史，使胡光埔红顶商人的雅号家喻户晓。
参见[胡光墉]，也有将红顶商人泛称所有亦贾亦儒，带红顶带的徽商大贾。
另有其他： 南宋开始出现拥有巨资的徽商，祁门程承津、程承海兄弟经商致富，分别被人们称为“十万大公”、“十万二公”，合称“程十万”。
朱熹的外祖父祝确经营的商店、客栈占徽州府的一半，人称“祝半州”。
一些资本雄厚的大商人还在徽州境内发行“会子”。
元末，歙县商人江嘉在徽州发放高利贷，牟取暴利。
元末明初的徽商资本，较之宋代大为增加，朱元璋入皖缺饷，歙人江元一次助饷银10万两。
清末和民国时期，虽有个别徽商人物如黟县盐商李宗媚、歙县房地产商人程霖生等崭露头角，但整体上挽救不了徽商的颓势。
徽商除了从事多种商业和贩运行业外，还直接办产业。
休宁商人朱云沾在福建开采铁矿，歙县商人阮弼在芜湖开设染纸厂，他们边生产边贩卖，合工商于一身。
徽商经营多取批发和长途贩运。
休宁人汪福光在江淮之间从事贩盐，拥有船只千艘。
一些富商巨贾，还委有代理人和副手。
徽商还使用奴仆营商，休宁人程廷灏曾驱僮奴数十人，行贾四方。
徽商在经营中注重人才，做到知人善任，注重市场行情，实行灵活经营。
有一业为主兼营它业的；有根据不同行情、季节变换经营项目的。
程氏是徽州大族，自从他们祖先晋朝太守梁忠壮公迁徙徽州以来，世代子孙繁衍，散居在歙县、黟县、休宁等地，人口多达数千家。
因为歙县、黟县、休宁等地处山区，仅靠数量极其有限的农耕田地来满足日益繁衍的人口是远远不够的，于是他们大多出外经商谋生。
虽是士大夫之后代，但他们不避讳工商业，不以经商为耻，而是将工商业看成是与农业同等重要的行业。
食盐、竹木、珠玉、犀象、玳瑁、果品、棉布以至于餐饮，总之根据市场需求他们无所不经营；天下都市繁华所在，无处没有他们的身影。
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在商场成为叱咤风云的领袖人物，程白庵就是其中的代表。
程白庵幼年时在父母督促下读过书，因而他深谙为儒之道。
后来他随着乡族人到苏州经商。
经过几十年的商场磨练，他日益成熟，俨然成为当地商人领袖。
然而，他的领袖风范不仅仅在于他商场上的成功，吸引人的更在于他的为儒之道或者说是他所追求的文化精神。
在苏州经商，他下自工商百姓，上同官僚士大夫，无所不交。
因为他举止言谈有儒者风范，所以苏州的士大夫们也都非常喜欢和他交游。
苏州都太仆先生喜爱他为人淳朴，所以为他住所题词为“白庵”，他也因此被人亲切地称为“白庵翁”。
举族经商的结果，是在徽州形成了一些著名的商人家族，譬如歙县的汪氏家族、江氏家族、鲍氏家族，休宁的吴氏家族，婺源的朱氏家族等等。
这种举族上下成百上千人对商业的投入和专心，在明清时期的其他商帮中是不多见的。
其中许多家庭都是几代人前仆后继，勤恳敬业，潜心经商。
譬如祁门倪国树，颇具经商才能，曾贩木饶河，后不幸溺死在一处渡口。
其子起蛰当时还在襁褓中，长大后立志继续父志，努力学习经商，经商中不图厚利，往往以义为利，声名远播，最后成为一名富商。
在徽州《许氏家谱》中，还记载了一段更为感人的“家庭创业史”：许氏家族中有一人名叫许道善，年轻时曾在清源经商，因为他善于经营，赢利累至千金，在当地商人中名列前茅。
后来中途回家，商业随之中断，家中逐渐困顿。
道善看着儿子们渐渐长大，于是决心复出经商。
他命儿子永京主持家事，自己只身前往临清经商。
不久，因遇骚乱，道善所带资金耗竭，又染病不愈，竟客死异乡。
其子永京为了振兴家业，毅然继承父志，告别母亲与妻儿，循着父亲的足迹出外经营。
没想到他这一去就是几十年，最后也是死于异乡。
永京的儿子长大成人后，母亲拿出自己的私房钱，命他继续出门经商，完成爷爷和父亲未竟的事业。
结果功夫不负有心人，许家终于在商业上获得成功，家业重新振兴起来。
这样的事例在徽商中还有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