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宣言读后感(政治课作业)
[共产党宣言读后感(政治课作业)]2010年06月01日 读过这篇意义非常的文字后，我想就自己对私有制的看法和其外延阐述一些自己的观点，仅供参考，共产党宣言读后感(政治课作业)。
1. 私有制与“圈子”的破除 人类似乎善于圈圈子。
从一个家庭的小圈子，到一个国家，一个种族，甚至一个星球，一个星系。
圈子的建立代表保护和排斥，也预示了私有化的诞生。
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在父母的眼力自己的孩子永远都是最为优秀的；而在大部分官员眼中，国家的财产永远都是花不完的。
这些都是人之常情。
对于私有化的废除我想出了一种强有力的“革命”之外，更加值得提高的是人们的性情或者说是品德。
有一句话叫做“仁者爱人”，这里的“人”并不仅仅指的是自己周围的亲人，朋友，而是更加广泛的概念，甚至是自己的敌人。
人类的路可以继续走多远，未必仅仅靠先进的技术，而应该更加倚重“先进”的思想，这包括对所谓“原始”，“蒙昧”思想的重返。
或者说我们应该学会无畏地敬畏。
作为环境系的学生，在我入校学习的几年，我发现保护环境竟然或者只是为了一种政治谋略在进行。
我对这样的观点和态度感到恐惧。
我奇怪的是为什么人们可以“无意”地歪曲环保的真正含义而将其作为一种谋求政治胜利的手段，并且如此乐此不疲，这很奇怪也应该值得人们认真思考：我们究竟为何而来又将选择因何而去。
人们似乎很容易放弃一些更加本质的问题而误入歧途。
自然界中虽然充满了“野蛮”的残杀，但都维系在一种平等的基础之上。
破坏平等的关系，就会产生更加巨大的力量建立新的平等。
说私有制产生了家庭或者家庭诞生了私有制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因为他们互为因果，并说明了同一个问题。
货币的诞生使得任何个人或者集体可以“囤积”资产，甚至成为“资本家”，享受更高级的权力。
虽然马克思努力论证私有制废除的必要性和确定性，却并没有提出私有制消失的具体方式。
但我认为这一点是极为关键的，当然提出问题所要经历的勇气已经足够使人敬佩马克思了。
无法做出过早的判断是因为我们都不是好的预言家，很多因素都在制约这一结果，尤其是科技或者说是生产力的进步。
但我也仍然相信不管通过何种方式，人类必将找到更加适合自身生存的政治方式。
2. 新道德伦理的建立与私有制的破除 家庭关系的破除将建立新的道德。
一个人不再只允许和固定的人发生性关系，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会比现在增强很多。
这一点也是依赖科学技术主要是生物技术的发展。
我记得一部科幻片中描绘了一种景象，就是很多树上结满了类似母体子宫的果子。
婚姻关系的建立一方面是在满足私有制，另一方面也是在“生产”孩子。
如果这些都可以被“圆满”解决的话，家庭关系就完全有可能被破除。
而私有制也将随之打破。
而这些改变都将会巨大影响到人类的情感体验和文学艺术作品的风貌。
3．货币的灭亡 资本的基础就是货币。
想要消灭资产阶级的存在就必须有赖于新的交换模式的诞生。
我 想象了一种情况，就是说我们不再开始交换“货币”，而是在交换一种类似于“信任”的货币。
这样的买卖更加真实，它会防止很多问题的产生，读后感《共产党宣言读后感(政治课作业)》。
当然具体模式的建立必须依赖科技的迅速发展，否则只是空想。
4. 党派的建立与消失 马克思提出了建立一个党派来实现共产主义。
但这个假设本身就是一个悖论。
因为他试图通过一个党派的建立来达到一个党派的消失，这样的想法有它的荒谬之处。
但可贵的是他提出了一种新的可能，不管最终是否通过这样一个党派的建立达到他的目标，能够提出这样伟大的目标本身就已经具有相当的前瞻性和风险承担能力。
我听到过有人写出了政治灭亡这样的书，但我没有去看过。
我想政治可能未必会灭亡，但更加“好”的政治会诞生。
这里我指的是一种“女性”政治。
当今世界的政治几乎完全由男人掌握，男人的随意的野蛮和攻击性并不具有足够的包容性可以更加妥善地处理好国家之间的关系。
而随着女性的独立和女权主义的革命，女人似乎也将会拥有越来越多的机会进入到政治领域，而女性的形象也将被重新建立。
她们不再是依靠权术和色相来获得政治胜利，而是可以发挥女性极大的包容性和爱的本能来纵横捭阖。
但首先，这样的女人必须是足够正直的。
这代表女人也应该像男性学习更多品德和足够的承受压力的能力。
5. 现今格局与科学 我想用混乱得不能再混乱来形容，充满了原始和野蛮的侵略性。
中国自称不会称霸，但暗中却有“美国化”的趋势。
科学发展有造福人类的益处，却也成为各个国家利用的把柄。
科学家成为了最炙手可热的“动物”。
如何使用科学似乎也成为了最需要迅速建立的新兴学科。
或者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说，一种力量的强大需要另外一种力量来制衡。
或者说可以建立一种具有科学可以带给人类益处但又比科学的危害性要小的科学。
我期望这样的新兴事物可以在中国诞生。
虽然中国是一个相当古老的国家，但中国的古老哲学却相当有价值，或者可以说是相当先进。
我想科学在某种程度上是依赖于哲学的。
李约瑟曾经提出一个世界性难题，就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诞生。
我想回答他的问题，原因就是近代科学不是中国的科学，所以根本就不会在中国诞生。
西方人和中国人认识世界的方式是截然不同的。
于是西方的科学也就不适用于中国人的思考方式。
比如西方人造望远镜，造显微镜，中国人可能根本不会产生这样的念头。
因为在中国人的眼里世界是没有大和小的分别的。
或许西方人认为可以看到极大的东西和极小的东西，但中国明白根本不存在极大的东西和极小的东西，因为这样的想法本身就是极度荒谬的。
或许现在人们只看到了科学为他们带来的巨大效益，但恐慌可能会在不远的时间出现，甚至可能是难以预计的灾难。
6. 回到《共产党宣言》 这是一本有关政治流派分化的宣言，但却足以影响到人类文化诸多领域的发展。
所以与其说它讨论的是政治的进步，不如说它代表了一种更具革新性的思想可能。
而这种思想已经被许多具有眼光的政治家认可，并实现到了自己国家的政治制度之中。
虽然这种实现没有完全满足当时设计者的愿望和意图，却带给人们一些更加美好的愿望和对未来的憧憬。
虽然生活看似和马克思当时书写这部宣言的时候并没有产生什么巨大的变化，但我想它能带来的效应并非是短期就可以预见得到的。
马克思本人可能也有些急于求成。
我想我们需要对这部书进行更多的探索和发展，这并非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事情。
但我想马克思的梦想有一天将不再只是一个遥远的梦想。
下面想就中国现在的政治制度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很多人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实际的政治制度的差别产生了质疑。
我觉得这样的质疑是可以接受的，但同时也是不必要的。
因为共产主义只是一个目标，一个党派所能做的只是尽可能接近那样一个目标，而当这个目标一旦实现，也就意味着党派的衰亡。
所以并不在乎在这个过程中是否存在过多的资本主义形式，因为资本主义形式的采用是受很多客观条件的制约的，或者可以这样去说，现在中国所处的环境提供了一种资本主义运行的方式。
而真正共产主义的达到并不可能是仅仅依赖于一个国家或者一些国家的，而应该是全世界所有国家共同完成的。
而具体到究竟怎样去达到一种共产，道路可以有很多种，并不必十分在意究竟是通过何种方式达到结果的。
有一句话我觉得用在这里比较合适，就是不看过程，只看结果。
而中国的执政党共产党已经从命名上保证了这种方向的持续性。
所以我想这或许可以消除大家的一些担忧或者质疑。
相反，如果一味不顾周遭环境，不懂得审时度势，则会出现失败。
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洪秀全的太平天国，比如西方的空想社会主义实验，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这些例子都在警示我们，一味理想化只可能带来毁灭性的结果。
事物的发展都是存在一个过程的，不能说心想就马上事成。
生产力时刻在制约政治制度的发展，时刻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这样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共产党宣言读后感(政治课作业)〕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
古代中国政治家读后感100字
读后感之家：《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后感1200字 每当大家滔滔不绝地谈论中国历代政治时，“封建君主专制”总是第一个被引用的词眼。
我们已经习惯于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古代政治是不堪回首的往事，尤其在近代经历过黑暗的侵略史后，更全盘否定了古代政治制度的光辉之处。
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作者钱穆向大家说明了几千年的中国政治史也有它争奇斗艳的一面，让我们对古代政治有了另外的感悟。
中国过去的政治纵要说它专制，也不能不认为这是一种比较合理的开明专制，它自有制度，自有法律，并不全由皇帝一人的意志决定一切。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政治主要是两条线，中央与地方的权力之争，皇权与相权之争，这两股力量的交锋相错最终是中央战胜地方形成中央集权，皇权打败了相权导致丞相被废除。
然而我们应该认识到中国领土之大，人口之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难以滋养民主制度的土壤。
我们更应该了解古代政治并非真是极端的君主专制。
汉代的中央政府里面三公九卿，唐代的三省分制划分了中央的权力，并且各机构之间互相牵制，就是皇上如果没有充足的理由也不能随意发号施令，如果他真要一意孤行，那么终究是要被历史淘汰的。
唐代皇上颁发命令需要先由中书省制定，门下省审批，最后由尚书省执行。
就是封建专制严重的清代，也只能说是部族专制，仍非皇帝专制。
因为皇帝个人并没有掌握整个主权，皇帝只是代替了宰相的一部分权力。
我们也许不曾知道明制常朝有两种：一种叫御殿，即在大殿内朝会议事；一种叫御门，即到奉天门，让老百姓也可以见面说话。
清朝故宫的午门是预备皇帝和民众见面的阳台。
这样的古代制度类似我们今天民主政治的踪影。
所以，对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我们不能一言以蔽之，把它批得一无是处。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存在冗官现象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宋代冗兵冗官现象严重是导致其衰败的重要原因，明代时期也同时存在这样的问题。
明制地方行政制度最低一级是县，县上面是府和州，又往上是省，即承宣布政使司，这三级之后还有三个分司。
这样纷繁复杂的行政体系导致行政效率低下。
对比起今天中国当今的行政部门也隐藏同样的问题，部门之多，职责不明确，责任推诿。
所以中国之将来，是如何把社会政治上种种制度来简化，继续彻底地进行政治改革，不再重蹈历史的覆辙。
一项好制度，若能永远好下去便将使政治窒息，再不需要后代人来努力改善，惟其一切制度都不会永久下去，才使我们在政治上勇往直前。
制度也只是历史事项中的一目，人类整部历史便没有百年不变的，每项制度之变有其可变的限度，在变动中导出它不变的本源。
纵观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每当改朝换代之后总会有新的制度来统治新的时代，不断地寻求与本时代相适应的制度。
所以当我们回首历史时，我们应该以正确的历史观评价历史，而不是一味地否定或肯定。
同时我们更明白事物是变化发展的，只有与时俱进，找到符合实际的才是最好的。
政治学说史读后感400
这本书显然要比我学的政治学来的痛快，读过这本书之后我才真正感到自己有了那么一点政治学的感觉，至于大学期间学过的《政治学原理》，基本处于不懂或者没用的状态，读过这本书我才相信政治学是一门科学，有自己的规律而不是一个伪科学。
不知道我以下的理解对不对： 政治学研究的是权力（或者说是权利）的产生、分配、使用等的规律。
政治是社会活动的产物，只要社会活动存在政治就必然存在。
国家问题是政治必然讨论的问题，是政治权利规律运行的外在表现。
权力的产生来源于人在社会中的差异，这些差异划分的标准很多，比如最简单的是性别，在父系社会，男的就比女的更有权力。
其他的划分标准有很多：种族，家族，暴力，知识，经济等等，有一些标准是与生惧来而终身不改的，比如种族和家族的划分，有些是后天可以改变的，如知识，暴力等。
社会文明的程度越高，可变的划分占的权重就越大，每个人就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得比不文明社会更多的利益。
但是这样标准是客观存在的，不论是可变的还是不可变的。
在这本书中权力被定义为大家行为的同意（如果是心里也愿意并自觉服从的话那就转化成了权威）。
是什么体现一个人权力的大小呢
我自己理解是对利益的占有调配程度，包括物质的和非物质的。
对利益的分配被秩序化了就变成了制度，当制度存在的同时国家也就存在了，于是我们看到国家在社会生活中设计种种制度来分派权力，于是不同的人群（以前叫阶级）获得不同利益，这些就是国体，国家中各阶级的地位。
为了保证地位实现于是就有了政体，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
凌驾在这些表面背后的就是意识形态，也就是制度设计的观念，这些制度也反映了专制、民主等词汇的涵义。
当人们对这个国家的政府设计的制度认可的时候就表现为出了政权执政的合法性问题，它反映了一个政权执政在道义上的合理性和应然性。
政治是有规律的，也是客观存在的，这是我读过这本书最大的感受。
所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我自己琢磨这社会生活啊起码有两个特性，一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历史在往前走，想倒回来是不可能的。
举个小例子，在大学报志愿的同时你可能当时不喜欢自己的专业，但是当你读了之后也许会发现原来自己也适合，但是在最后你会发现，自己的原来的理想和目标早已经不知道哪里去了。
而且如果你再想回到自己的原来的路上的时候，你会发现是如此之难。
二是社会不是加速跑，什么都是一点一点来。
社会主义可以搞商品经济在顾准的时候就提出过，但是现在我们才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也许一些事情在我们看来这是毫无疑问的不合理并且有更好的方式，但是操之过急的结果就是物极必反。
政治的规律在于历史和他国给我们演绎的不朽，什么样的制度可以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几乎是不变的，使用过的制度就象一个药方库，我们只要照方子抓药就可以了，但是最重要的是对现实病症的诊断。
抓对了你就是千古流芳，抓不对你就是遗臭万年；抓对了人民就安居乐业，抓不对那就是生灵涂炭。
还有一些小困惑通过这本书我找到了答案。
在现实中的划分起码我看到的有：家庭、经济条件、学历、能力、身份、资力。
正因为人和人之间的不同，我们在权力的占有中才有多有少，毫无疑问的是能占有更多的权力会让我们的生活跟游刃有余。
于是我得出的结论就是任何时候都不要被边缘化，都要在权力的不断划分中争取划在圈内，大家都带你你才能混的要吃有吃要穿有穿。
这就是政治学和伦理学的不同。
马基雅维理说：“人们实际上怎样生活同人们应当怎样生活，其距离是如此之大，以至一个人要是为了应该怎样办而把实际上是怎么回事置之脑后，那么他不但不能保存自己，反而会导致自我的毁灭。
”
《农民的政治》读后感
读《农民的政治》有感 《农民的政治》的作者赵树凯先生曾在中央书记处农村 政策研究室办公室工作，作为农村改革的亲历者和观察者， 曾到“弱”村禁牧、在“穷”村修桥、于“乱”村修路，有 着十分丰富的实践经验。
我读了这本书，大有裨益，收获颇 多。
作者在本书中集中呈现了他自80年代以来的经历与思 考，其中不乏鲜活的案例以及基于此展开的深入分析。
在书 中，作者首先通过上访信件及实地接访，勾勒出了30年代以 来农民诉求的变迁概貌。
改革初期，农村纷争多为“民与民 争”，往往由历史遗留问题或土地承包不合理引起。
从80年 代末起，农民负担急剧增长，农民与基层政府间的摩擦日增。
到本世纪初，征地问题又远超税费负担，成为社会冲突的主 因。
转折点出现在2003年，从那一年起，国家逐渐废除收容 遣送制度，全面取消农业税，对农业生产进行补贴，并出台 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使得上访事件明显减少，对抗程度减 弱，形成了许多农民和基层干部心目中的第二个黄金时期。
但作者在2007年敏锐的意识到体制深处的巨大隐忧，这隐忧 表现为农民对中央的信任显著提高，对基层政府的信任反而 降低，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因征地引发的矛盾迅速 蔓延。
不过，探讨民生疾苦只是这本书的由头，作者在书中重 点探讨的是农民在政治中的角色和地位，以相当多得篇幅来 破除关于中国公民“该管”的误解，世界范围内的农民形象 却离不开守旧涣散的影子，农民政策的设计者也往往强调农 民虽有“自发”意识，但很难形成自觉的利益判断必须通过 政策和制度安排加以引导，但就实际而言，农民在过去30年 里恰是最具进取精神的群体，乡镇干部眼里农民难管的现 状，也从反面说明农民的组织和博弈能力都有了极大的提 高。
作者认为，30年来的历史证明，不论多么聪明的学者， 多么有能力的政治家，都没有能力去规划设计农村发展的方 向和道路，唯一正确的方法就是观察和追随农民的脚步，因 为农民的考虑要远比设计者们更加的理性。
这一论断看似平 和，却可能是解决当下困局的唯一出路。
目下农村体制改革所面临的形势与80年代已大不相同， 80年代的第一轮政策是以解决温饱为目标的改革，以“包产 到户”为代表的生产方式与已“乡镇企业”为代表的新型生 产主体，之前因“解放生产力”而受肯定，之后因粮食总产 徘徊不前而受质疑，褒贬之间的衡量指标始终是经济增长， 显示了某种框架性的局限。
而眼下所面临的困局，较80年代 更为复杂，因其不仅设计经济因素，更需直面极为敏感的体 制身份的革新。
作者提出，中国农民的政治属性之所以值得重视，根本 原因在于。
此农民不是彼农民。
当下，农民工、农民企业家 等群体的存在，表明“农民”早已不再单纯指向一种职业， 更多成为一种身份制度的群体划分，他们的权利要求有相当 部分与职业活动无关，甚至于与土地，与农业生产无关，而 是将矛头指向因体制身份而带来的医疗、教育等问题，而在 关键性的产权分配方面，诸多土地冲突也超出了经济的范 畴。
作者用这样一段话来述这一困局: 当谈到农民在征地过程中得不合作甚至对抗的时候，一 些地方官员常常说，给农民的补偿已经相当高，甚至农民生 活水平比原来高出很多，政府的安臵也很好，可是农民还在 闹，这是不应该的。
但是上访农民的理由也很充足，那是他 们的土地，不论卖多少钱，这是他们的事情，政府强行卖他 们的地已经侵犯了他们的权利，而通过他们的土地来赚大钱 更加不合情理。
而类似的问题也出现在我所面临的农民身上，乡政府从 过去的“向农民索取”到现在的“给予”，但在“给予”的 过程中却越来越多的遭到农民的质疑，他们并不太关心“给 予”的多少，而更多地会追问“给予”的对象是如何确定的， 比如低保、救灾救济等。
在我看来，乡村干部在执行政策中 或多或少地忽略了农民群众表述权利的程序，或者说利用体 制上的漏洞以少数人行使了大多数应该行使的权利，而这恰 恰与农民在经济收入的不断增高冲破压抑了几千年的受剥 削桎梏后而越来越出现的政治参与需求产生了矛盾。
农民政 治参与需求渐次增高能从村级换届选举中越来越多的参与 人数可以看出。
作者赵树凯先生显然已经深刻地洞悉了新形势下农民 与政府双方分歧的根本所在，并且从独特的视角提出了独到 的观点，农村改革已经到了关键之处。
废除农业税带来的制 度利好还未消失，以征地为焦点的农村冲突也未到不可调和 得地步，新一轮的改革可谓恰逢其时、呼之欲出。
作者认为: 应视农民成为改革棋局中强有力的博弈力量，通过弘扬农民 的权利来推进政策执行和改善乡村治理。
“现代的中国农民， 最需要的是政治上的尊重，或许，唯有追随农民的脚步，才 能让我们准确把握政治上的方向”。
现代中国农民身上的政治能量已经快速积累，并且正在 寻找释放渠道，把握不好这种能量的释放渠道，或者不能引 导这种能量的良性释放，将导致社会灾难。
作者的观点能否成为农村新一轮改革的推动剂，而最终 变成可执行的政策来让我们执行，我不能断言，但是作为一 名与农民直接打交道的基层政府领导，首先，作者在书中为 我们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和透视问题的途径，或许，我们 今后在与农民打交道的过程中，应该揭下农民“得寸进尺、 刁玩难缠”的面纱，抱着给农民以政治上尊重的态度重新打 量和对待农民。
时评中国 读后感
在中列强打破闭关锁国的壁垒后，中见识到外国的大炮枪。
从此，中国人多多少少有种自态：外国的月亮比较圆。
中国人羡慕去过外国的洋学生，认为高端大气的装扮很洋气，看到洋人更是格外的客气。
大家觉得好像出了趟国门就镀了层金。
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
但是，很多中国人还是停留在以往的观念，没有正确认识自己的国家，妄自菲薄，崇洋媚外。
《中国震撼》一书，从中国的经济发展现状、文明崛起的态势、以及与西方模式的比较，让我重新认识我们的国家。
在这里简要谈谈几点启发。
首先，书中提到GDP，这个评判国家经济水平的指标并不全面、合理。
人们常常以为，GDP越高越好，但事实并非如此。
先看看GDP的公式：GDP=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营业盈余。
这四项就是影响GDP的基本元素。
第一，由于各个国家地区的经济水平、物价水平不同，以劳动者报酬作为比较要素，很难真实反映居民收入情况；第二，当政府投入大量财力进行基建（灾后重建等）时，虚高的GDP并不真实。
在这个基础上，得出的人均GDP会比几内亚的要低得多。
可想而知，单靠这个指标比较各国经济实力并不合理。
其次，书中谈到大家深以为恶的词，贫富差距。
人们普遍认为，贫富差距导致社会不均、社会矛盾，是犯罪之源。
中国存在着东西部间的差距，沿海内陆的差距，城市农村的差距，以及城市内部的差距。
中国幅员辽阔，贫富差距的问题自然比其他国家更复杂。
各种的差距导致社会产生不平衡心理。
但有差距并不一定是消极的，负面的。
如作者所言：“关键就是看能不能在比较富的地区和比较穷的地区建立良性互动的机制，如果是良性互动，这种差距带来的正面效应会比较多。
”还有，作者提出了中国正以“文明崛起”震撼了世界的说法。
各国是否有相同的政党体制，共同的经济利益，往往决定了国家之间的合作与分离。
在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通常伴随着战争，经济制裁等暴力或冷暴力手段。
然而，中国是例外的。
拥有多民族特色，多地区差异的中国，深谙中庸之道。
历朝历代，凡是以“和而不同，求同存异”为治国方针的，如盛唐时期，无不长治久安。
中国在平衡国内各方利益中，保持地方管理的相对独立，形成“百国之和”。
但经济的腾飞不代表中国要称霸世界。
中国只是用和平的方式，寻求多方共赢，并获得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另一方面，许多人羡慕欧美资本主义社会发达的经济，民主的自由，完善的福利制度，常常质疑所谓的社会主义优越性，甚至觉得套用西方模式就可以复制西方的经济、民主和福利制度。
阅读之前，我也有过疑惑：现在的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吗
私有制企业越来越多，对员工的压榨屡见不鲜。
这和剥削劳动力的资本主义经济有什么区别
阅读之后，我明白到西方民主模式不能适用于每一个国家，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也有其优势。
作者举了几个例子，俄罗斯套用西方模式，经济大幅下滑；冰岛投票选出的政府，却治国无方，宣告破产；台湾，因为民选搞出了黑金政治，经济停滞20年。
作者说，西方的民主模式是“程序民主”，需要适合的政治环境、坚实的财政基础，如美国。
否则，这种民主只会沦为财团争权的腐败政治。
反观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其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但由于现阶段中国的国情，中国还不能实行一人一票选举的民主制度。
书中提到：“民主的价值在于实现国家的良好治理和人们高品质的生活，而民主的程序和形式应该由各国根据自己的民情和国情来探索。
”因此，民主不能盲目跟从，而应适应自身情况，实现新民主。
乡土中国读后感
读“国家与革命”有感列宁在1917年8-9月份写成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国家与革命”，当时正值俄国“十月革命”的前夕，因此这篇文章对于领导俄国革命和建立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几十年来，我对这篇文章的观点都是全盘接受的。
我认为列宁在此文中的主要观点有：1、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
2、 国家是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
在社会分裂为阶级之前，国家并不必要；只有在出现阶级剥削和压迫之后，国家才是必要的。
3、 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并将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后，也就消灭了阶级差别和无产阶级自身，国家也就会“自行消亡”。
4、 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
5、 只有实现共产主义才能完全不需要国家。
对于那时可能出现的“个别人捣乱”的现象，可以通过文明人劝解打架的办法解决，不必要采取镇压（即法律）的手段。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近百年的历史演变，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和社会矛盾已经与列宁所处的那个时代不同。
如果我们不能与时俱进地重新认识有关国家的问题，将可能不利于我们正确利用国家机器，保证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
我认为起码有两个问题需要重新认识：一个是关于国家的功能和命运；另一个是关于人类社会的管理模式。
一、关于国家的功能和命运：1、 国家是否具有对内和对外的双重功能
列宁在他的文章中所谈到的关于国家的功能，主要是指国家在解决国内的阶级矛盾时所发挥的作用。
例如资本主义国家对本国无产阶级的压迫和俄国苏维埃政权对反革命集团的镇压等。
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家的对外功能则充分地表现出来了。
无论是当时的法西斯联盟还是反法西斯联盟，都是以国家为“单位”形成的，并不是以某个阶级的国际联合对付另一个阶级的国际联合。
换句话说，是国家利益之间的对抗，而不是阶级利益的对抗主导了这场世界大战。
可见，国家不仅具有阶级压迫的功能，而且也具有抵御外来干涉的对外功能。
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他们都没能经历这场人类历史上最惨烈、影响最广泛的战争，因而不可能就国家的对外功能有深刻的研究和认识。
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我们必须充分注意研究和发挥国家的对外功能和作用。
新中国成立初期和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和我们对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缺乏认识，因此对国家功能的认识存在片面性。
例如在国际交往中，过分强调了以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划线，忽视了国家的对外功能与对内功能的差异性。
比如说我们过去就没有认识到，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会对外扩张；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会发生摩擦甚至战争。
又比如，我们过去总对与资本主义世界打交道百倍警惕，迟迟不敢对外敞开国门。
事实证明，国家间的矛盾与国内的阶级矛盾可能具有不同的性质，并决定了国家的对外和对内功能的不同。
因此，仅仅重视研究国家的某一方面功能是不够的，这将导致我们的对内和对外政策出现偏差。
2、 国家是否具有调节国际间冲突的功能
“二战”之后，联合国诞生了。
半个多世纪以来，联合国逐步成为了调节和解决国际间冲突（包括贸易冲突）、维护世界正常秩序的国际机构。
联合国是以国家为成员构成的，并通过国际法规协调成员国之间的关系。
一个国家要想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和善待，必须成为这个国际大家庭的一员，我国加入TWO，也是这个道理。
在我国申请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时，由于我们的认识不够，没有积极要求同时恢复我国在GATT（关税总协定）中的成员国地位，结果使我国在今后的国际贸易中长期处于被动的地位。
经过了十几年的艰苦谈判，我们才得以进入WTO。
可见，不重视发挥国家在调节国际关系方面的作用，就会付出代价。
3、 国家是否也是解决民族矛盾的产物和工具
在历史上，犹太民族曾遭受过多次“灭顶之灾”，仅在“二战”中就有600万犹太人在纳粹的大屠杀中丧生，占当时全球犹太人口的三分之一。
由于犹太人自身的努力和国际社会的同情，联合国表决通过了巴勒斯坦分治方案，为建立以色列国扫清了道路，然而也为巴以之间的“拉锯战”埋下了祸根（目前巴以之间的问题最终也要用分立两个独立国家的办法解决）。
以色列国的建立，使犹太人有了自己的祖国，从而结束了犹太民族无家可归的历史，并为永久保持犹太民族的特性和利益提供了保障。
可见，国家也是解决民族矛盾的产物和工具，它具有包涵和延续人类不同民族特性和宗教信仰的社会功能。
又比如，国家为捍卫民族利益所发挥的作用也生动地体现在我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时期。
当时蒋介石面对日本人的侵略，却打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
张、杨两位爱国将领出于民族与国家的利益发动了“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从而掀起了全国人民共同抗日的高潮。
为了民族利益，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与过去“围剿”过自己的国民党军队一起，携手抗日。
这充分体现了国家功能与民族利益之间的超乎意识形态的紧密关系。
现在少数“台独”份子还在试图把台湾从中国的版图中分割出去，全然不顾中华民族的利益自古以来就是以中国的统一为保障的这一历史事实。
对于这些分裂祖国的小丑，中国人民是不会允许他们走得太远的。
4、 国家是否具有特殊的管理功能
国家还具有特殊的管理功能。
国家通常具备比较完整的国家机器，如边界、海关、军队、警察、监狱等“硬件”；随着高科技的发展，国家还具备了卫星、雷达、电子屏障、检疫、网络安全等“软件”。
现在人类越来越多地面临着艾滋病、疯牛病、毒品、难民流、网络病毒、生化武器的威胁，如果没有国家机器的保护，任何地方产生的“瘟疫”都将会畅通无阻、很快蔓延到全世界。
可见，保持合理的国家格局和边界，对遏制人为的、或自然界的灾难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作用。
5、 国家真的会“消亡”吗
综上所述，国家的功能和作用是多方面的。
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证明，国家已经成为了人类社会的细胞，它不仅具有解决阶级矛盾的功能，而且对于调解世界各地区和民族的纷争、维持人类社会的正常秩序发挥着重要作用。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阶级的划分和阶级斗争已不像一百年前那样分明和尖锐，而民族与宗教之间的矛盾日益显现和激化，贫富之间的差距又进一步加深了民族与地区间矛盾的程度。
因此，仅仅把是否存在阶级和阶级压迫作为“国家消亡”的唯一条件，显然已不符合今天的情况。
我甚至认为，即使是到达了完全消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无阶级社会，民族与宗教的差异和矛盾也可能仍然存在。
民族和宗教是先于阶级的出现而出现的，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可能导致阶级的消灭，但并不会导致民族与宗教的消灭。
因此，国家对于调解民族与宗教矛盾的社会功能将会长期存在。
新中国已经成立了半个多世纪，我们都认为我国已经不存在阶级和阶级压迫，是否因此就可以削弱国家机器的作用呢
恰恰相反，随着改革开放和与国际社会的“接轨”，我国现在的社会秩序不是在好转，而是在恶化。
腐败问题、造假问题、走私问题、黄睹毒问题、失业问题、青少年犯罪问题、邪教问题、环境问题、等等，都比“文革”以前严重。
所以，国家机器只能加强。
当然，在处理不同矛盾时要采取不同的方式。
对于必须镇压的要坚决镇压，而对于民族矛盾、宗教问题，要采取适当的方式解决。
否则将可能激化矛盾，把事情搞糟，甚至会导致国家的分裂。
我并不是说列宁的文章写的不对，就俄国当时的情况看，阶级矛盾是俄国的主要矛盾，所以列宁自然要强调国家是阶级斗争工具的观点。
然而，对于国家随着阶级的消灭而会“自行消亡”的论述，现在看来，无论是俄国的革命还是中国的革命都没有能为我们提供旁证和依据，需要我们今后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二、关于人类社会的管理模式：1、 人类社会是否需要管理
只要人类社会存在，就不能没有对社会的管理。
即使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也需要有管理。
马克思说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社会，同样需要有一个管理机构根据可能取得的社会财富，按照人们的需求进行财富的分配。
而社会财富是有限的，自然资源也是有限的，不可能允许人们完全自由地、任意去索取。
由于自然资源在自然界的分布不均匀，各地区的生态环境也不均衡，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人们所能得到的生活条件也会有差别。
因此，如果没有管理，人们就会放弃条件艰苦的地区，纷纷向资源丰富、条件优越的地区聚集。
在人口的负担超过了某一地区的承受能力时，就会产生社会矛盾和冲突。
所以，需要一个社会机构来协调和控制以上情况的发生。
这个机构只能是国家，或者是联合国。
近年来的“难民流”已经成为了一些国家的头疼事。
昨天“欧盟”已就此问题达成协议，准备联合起来应对“难民流”问题。
如果没有国家或国家的联盟，允许人们随心所欲地涌向任何一个地区，恐怕要比任何军事进攻都难以对付。
2、 没有法治、只靠“思想工作”行吗
我从来不信“人之初、性本善”的说法，如果说“人之初，性本懒、性本贪”可能更符合实际。
孩子生下来，如果你不教育他，他是不会主动去刻苦学习、或帮助大人干活的。
成年人也一样，如果没有法律的约束和社会的监督，谁都可能干损人利己的事。
在共产主义社会，虽然消除了阶级和阶级差异，但矛盾和冲突不可能不发生。
无论在工作中、在家庭中、在社会交往中，都会产生矛盾。
解决矛盾如果仅仅靠“文明人劝架”的办法，恐怕不行。
即使是家庭问题，如果没有“婚姻法”、“继承法”等法律作为依据，你又如何去“劝架”呢
总不能“各打五十大板”吧
如果还需要保留一些法规，没有法院和法官又如何断明是非呢
完全靠邻居来“评理”吗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连清官都难断的事，靠邻居、靠所谓“文明人”就能解决吗
我过去也当过一官半职，也做过无数次的“思想工作”。
可一些人照样以权谋私、照样贪污。
无论你如何与他们“谈心”、帮助他们提高觉悟都无济于事，结果还是把他们告到法院，一张判决书解决了问题。
看来，即使是“人民内部矛盾”，完全靠“思想工作”去解决也是远远不够的，不靠国法民规，不靠国家机器，一些矛盾是无法解决的。
3、 国家机器与共产主义矛盾吗
人类社会越发展越应当脱离无序的状态。
现在一些“医学家”已经在制造“克隆人”，如果不加以制止，人类社会等不到共产主义的到来，就将会面临这种“新人类”的威胁。
即使是到了共产主义，如果我们任凭每个人去“自由发展”，不知还会造出什么怪物来。
所以，认为共产主义不需要管理、不需要法治，就等于是在谈论人类社会的毁灭一样。
国家只是一种社会形态，他可以为阶级压迫服务，也可以为维护社会公平服务。
过去，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应当在多个国家同时出现；但历史证明在一个国家单独实现公有制社会是完全可能的。
香港回归祖国后，我们还实现了“一国两制”的构想，这对台湾也适用，但前提是国家的统一。
中国的革命实践证明，国家的组织形态可以为不同的意识形态服务，也可以使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和平共处，公平竞争。
可见，国家只是管理社会秩序的工具，只要运用得当，它对于任何社会制度都可以是有益的和适用的。
因此，认为国家对于共产主义社会是多余的、甚至是有害的，这种观点也是偏激的，它无异于把未来共产主义与原始共产主义相混淆。
理论只有被实践所验证才能具有生命力。
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是丰富多彩的，它固然有一定的规律性，但也往往会脱离理论家所划定的轨迹向另一个方向发展。
我们今天发生的许多事情，马克思和列宁也无法预见得到。
因此，用与时俱进和实事求是的态度继承和发展前人的精神遗产，才是正确的。
如果把前人所说过的每一句话都当成“圣经”，那我们今天就什么事都不要做了。
“一国两制”的构想从来没有人提出过，而不仅敢想，而且敢做。
我们应当学习他的政治勇气，用鲜活的实践成果，来丰富革命理论的百果园。
求政治经济学读后感3000字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后的感马克思的《资本，全面的阐述了资本主义的出现展、衰落和必然走向灭亡的整个过程，而《导言》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即从抽象到具体的科学方法第一次做了说明 。
阐述了在认识过程中，历史考察和逻辑分析相互关系的重要方法论问题。
\ 马克思说“：“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去解释。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当代最主要的两种价值观，也是当代最基本的两种社会制度。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并且对人类社会形态作出了科学划分。
这两种划分对应关系在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对应于“人的依赖关系”；资本主义社会对应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共产主义社会对应于“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
由此发现一个问题：我们今天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包括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制度，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没有给出相应的位置。
那么，它们应该属于哪一组对应关系呢?这很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 关于五种社会形态的划分是具体的，是实际社会制度的历史反映和理论推断。
\ 从总体上看人类社会今天的发展状况，所有国家都已经超越了“人的依赖性”阶段，都远未达到“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的阶段，各国同属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
这一阶段消除了原始的、奴隶的、封建的人对人的依附关系，劳动者独立了。
但这种独立性由于物的不丰富而必须以物的依赖性为前提。
人的社会权利基本表现为以物的形式占有。
这两种划分对应关系在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对应于“人的依赖关系”；资本主义社会对应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共产主义社会对应于“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
\ 我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在19世纪的中叶。
在此之前，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价值观、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是人类批判资本主义、幻想代替资本主义的一个美好理想。
在此之后，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斗争。
但直到他们去世之前，还没有形成任何现实的、真正意义上的、由无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的社会制度。
资本主义以当时先进的社会制度，为共产主义准备了相对发达的生产力和丰富的物质条件。
这样一来，实现人的“自由个性”的任务，就历史地落在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肩上。
\ 人类社会目前处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中国也不例外。
如果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关于社会状态的划分，中国社会现阶段的发展状态应该对应于资本主义社会。
但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事实是，中国历史上虽然出现过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但并没有真正形成资本主义制度。
中国社会的发展演进，的确出现了特殊形式。
封建社会没落之后，中国没有按照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夺取了国家政权，开始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因此，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该是在中国特殊的国情条件下，在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二大形态中，具体社会制度演进的一种特殊形式。
它在本质上不同于经典的资本主义，完全有理由承担起为人类社会向第三个阶段——共产主义迈进创造十分发达的生产力和极为丰富的物质财富的一部分任务。
\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方式具有巨大的包容性。
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创造的、诸如市场经济体制、先进的科学技术、社会化大生产、现代企业制度等等，都是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方式理应吸收和继承。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关系具有明确的“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和终极目标。
这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生弊端的觉悟，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扬弃。
因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方式有两个最显著的特征：一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落后生产方式中脱胎出来的。
它相对于不发达的物质生产，不可能完全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二是在人类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深刻认识、理性把握的基础上产生的。
它通过自己的发展、壮大而扬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方式把发展生产力和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弊端当作己任。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个历史过程中的初始阶段。
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分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运动，同一性表现为合作、借鉴、发展，斗争性表现为对抗、摩擦、代替。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读后感
读书心得：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读后感 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我是一名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但不无惭愧地说，我对我身处的这个党的历史知之甚少。
有幸，我读到《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这本讲述党史的普及读物，这使我能够重温这个党的九十年来的风雨历程，使我能够重新认识我所处的这个党，并使得有一种难得的厚重向上力量又一次充盈在我的体内。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这个标题很让人好奇。
因为写这本书的人本身就是一名中国共产党人，一名研究党史的专家。
正所谓“医难自治，人难自知”，这样直白的设问，显然不符合中国人自古以来谦虚有礼的脾气秉性，有一些自卖自夸之嫌。
这本书的作者、中央党校党史部副主任谢春涛说，世界上几百个政党中，除中国共产党外，建党时间长达90年、连续执政超过60年的政党已经找不到了。
为什么这样一个“年龄”已经很大的政党能依然保持生机和活力
总结原因有四：第一，中共是一个善于总结经验的党，包括成功的经验，也包括错误的经验。
特别是总结错误的经验会带来更大进步。
就是总结“文革”的负面经验才领导中国人民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的。
第二，中共是一个善于学习的党。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共主要学习苏联；改革开放以来，中共更多学习西方，包括市场经济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公务员制度等，股票、基金也是从发达国家学习而来。
正是通过这样的学习，中共增强了执政能力。
第三，中共有着强大的凝聚力。
通过吸收先进分子入党、保持党员先进性、高举爱国旗帜、注重解决民生问题等，中共有能力把各阶层民众凝聚在一起。
第四，中共有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
重视思想理论建设、严格的组织纪律、党管干部原则和单一制国家结构，使中共有绝对领导力。
谢春涛举例说，汶川地震灾后重建中，中央要求很多省份对口支援灾区，这在联邦制国家不可能办到。
在我看来，中国共产党这90年来的成功，是不是可以用孙子的“道、天、地、将、法”五个字来概括。
所谓道，就是指人心相背。
中国的民主革命有一对双生子，那就是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
兄弟二人所选择的道路完全不同，一个选择的是资本主义道路，另一个选择了共产主义道路。
选择资本主义道路的中国国民党，以“三民主义”为纲领，但无法摆脱大官僚大买办大地主阶层的束缚，无法实行彻底的土地革命，以至于不能赢得最广大的底层百姓的拥护和支持。
虽有数百万美械军队，但就像一栋腐朽的烂屋，踢一脚就轰然倒塌了。
中国共产党所奉行的“共产主义道路”，本质上是个舶来品，但就像印度传来的佛教一样，已经适应了中国的革命发展需要，彻头彻尾地中国化了，变成了中国发展的一个有力武器。
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赢得了最广大群众的支持，获得了无比雄厚的民心资本，在最后的博弈中胜过对手。
国朝定鼎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核心理念经过了多次调整，特别是邓公等人，客观认识到了共产主义理念的一些先天不足，实事求是地进行了调整，避免了超越历史实际的极端主义做法，获得了远迈汉唐的历史功绩。
所谓天，就是指奉天承运。
古人常讲，要顺势而为，应运而生。
中国的封建王朝统治，至康乾为一盛世，但这一盛世也埋下了光宣哀世的伏笔。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整整百余年，国势衰微，内战不断，外敌频入，任人宰割，真所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在这种大背景下，民心思定，民众思安，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同仇敌忾，抵御外侮，就能够有最有利的条件，得到最广泛的支持。
二战结束后，经过四年内战，开国立朝，中国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期。
文革结束后，邓公拨乱反正，抓住整个东亚经济发展的大势，以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推动了中国发展，获得了瞩目的成绩。
所谓地，就是指形势之利。
中国战场是二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之一，客观上给了初生的中国共产党一个生存下来的环境。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运动，以逐渐蚕食的方式开拓了长江以北的大片根据地。
其中，中共中央所在的陕北，拥山带河，有崤函之固。
抗日战争结束后，又及时抢占了东北，为最后由北向南席卷全国提供了良好基础。
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东亚经济飞速发展，中国大陆直接承接了亚洲四小龙的产业转移和资金，顺势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所谓将，就是指聚拢人才。
中国从来不缺乏志士，在百年前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无数人提出无数救国的主张，但都失败了。
1921年7月，南湖红船里的几个年轻人聚在一起，谁也不曾想到，这将成为改变中国历史的一天。
从此，中国革命有了正确前进方向，中国人民有了强大精神力量，中国命运有了光明发展前景。
回顾那一代中国领导人，聚集了中华民族百年来的精华，风华绝代。
强大的领袖产生了强大的凝聚力。
这一政治人才资产一直延续至今。
建国后，尤其是近三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通过一套完整严密的选拔任用制度，使自己的领导层始终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并建立了非常严格规范的代际更替制度，防止了权力在老朽的人手中的衰变，增加了机体的内在活力。
所谓法，就是指方法措施。
现在，我们常说一个词，叫做“有中国特色”的。
我认为，这句话最本质的含义就是我们的一切方法措施都是“唯实”的，都是根据中国国情、发展阶段、区域特征、工作要求做出的，这就是最大的“中国特色”。
、等领导人常说要“摸着石头过河”，这就体现了这种政治智慧，这与欧美的治国理念有着很大不同，也体现了中国古老传统的延续。
无论说了多少中国共产党能，但问题的关键是，中国共产党的“不能”。
“能”只代表过去，而“不能”才代表未来。
没有人会天天把“我小时怎么、怎么样”的无聊问题挂在嘴边。
曹雪芹生在钟鸣鼎食之家，但一旦“大厦呼啦啦倾”，王孙公子的名号只能成为别人嘲笑讽刺的把柄。
中国共产党已历时90多年，成为执政党也已经60多年了，现在我们再来审视这个党，已经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了。
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学说认为，政党本质上是特定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者，是特定阶级政治力量中的领导力量，是由各阶级的政治中坚分子为了夺取或巩固国家政治权力而组成的政治组织。
从这个标准来衡量，中国共产党显然已经不符合了，因为“三个代表”理论的提出，特别是“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一条，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阶级基础扩大到全体人民，其本质是将中国共产党从骨子里演化为一个“能代表各种利益关系的官僚集团”。
当然，我不是说这个官僚集团的不好，其实美国的政党、英国的政党、日本的政党，也都不能代表一个阶级的利益，最多也就是选举政治的集团而已。
从这个观点来看，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理论，已经有些不合时宜了。
最后，我来说说，中国共产党有什么“不能”。
我认为，中国共产党首先是不能太“胖”了，可以再瘦一点。
8000多万党员的规模实在太恐怖了，超过了很多国家人口规模，已经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小胖墩”。
人胖会得心脑血管疾病，党太胖也会得病，就是人员难管控，思想难统一，党员与非党员之间的界限就变得会非常模糊。
现在中央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正在着手解决。
其二，我认为，中国共产党不能太“高”了，身段可以放得再低一点。
时刻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绝不是一句空话和口号。
西方国家已经发展出一套完整有效的代议制度，基层选民即便不能对国家方针有绝对的影响，但选一个街道的议员、一个区议员、一个市议员的权利还是有的。
这些议员选举出来就要为选民的利益服务，老百姓有了事可以不找政府找议员，你这次不帮我下次就别选你。
这种制度就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反应机制，能够促进上下的联系互动。
我们国家的基层干部虽然也很接触地气，但还没有西方议员的这种紧迫感和使命感。
老百姓的要求可考虑可不考虑、可反应可不反应。
人都有两套神经系统，一套是运动神经，一套是植物神经。
我们现在的运动神经很发达，但植物神经还不发达。
一定要解决好这个问题，以最便捷、最有效的方式解决好基层群众的问题。
其三，中国共产党绝不能“僵化”，要时刻保持身心上的健康和灵活。
前面，这本书的作者已经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很善于学习。
我觉得这种学习的劲头绝不能弱化，只要是有用的好东西、好办法都要学，并为己所用。
动植物需要不断变化，我们这个政党也需要不断适应环境，不断变化。
否则，恐龙虽大也不免灭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