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共识与中国未来怎么样
凝聚共识、放权让利、尊重市场、还富于民、转型发展、收入倍增、公平正义、美丽中国，是“习李新政”开局的突破口和中国发展新“红利”的源泉。
当今中国面临全球经济大局之乱、国内既得利益羁绊，改革难度不亚于改革开放之际。
“没有水分的增长”关键靠政府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上下结合”和倒逼式改革能够释放出超乎想像的正能量。
具体参见
教育让历史启示未来 读后感 急死了
中国人应该“共识什么”——兼谈为何“朝以为是，野以为非”闵良臣先是在网上看到一条网友跟帖：“三年大饥荒，十年大浩劫，几千万同胞饿死、冤死，毫无悔罪之意，还要有共识。
无耻之极
”后又看到大约是一位教授的一篇讲座文章，说中国曾经有一个口号，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作者认为在中国当下，应该要做的是让中国人先信仰什么起来。
只是在信仰什么这一点上，作者说得含含糊糊，大概意思是中国人也应该信仰基督。
其实，中国人现在谈共识多于谈信仰，特别是这一两年。
因此，本人也觉得还是先谈谈共识。
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原本就是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
中国人强调的总是物质大于精神。
像庄周，那是异端中的异端。
中国只有一个庄周。
一若按今年二月初去世的美国耶鲁大学终身教授、一生不遗余力地研究民主、倡导民主的罗伯特．达尔在其《论民主》中所言，几千年来，“中国从未出现过民主政府”。
而即使打秦赢政算起，中国专制两千多年，对人民，也只讲统治，不讲共识：给你个什么样的社会，你就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
中国社会从来不是做奴隶的中国人民改变的。
千万不要相信当年“伟大领袖”所说的什么“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这段最高指示文革时被中国人使用的频率很高，可是谁都知道发动文革者并不是中国人民，而正是他。
改朝换代是有的，但中国的统治者大都继承了前朝的传统，所以鲁迅先生认为中国人始终生活在两种时代：一种是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另一种是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也就是说，“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
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
”（《坟．灯下漫笔一》） 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喜欢讲统一，讲一致，比如要统一思想，比如要保持一致——有时甚至还强调“要保持高度一致”，而从未提出要与国民如何讲共识。
为什么不讲共识
一讲共识，就不能总认为自己先进，总是把自己放在前面，不能总是说“党和人民”、“政府和人民”而只能说“人民和党”、“人民和政府”；一讲共识，就等于说要与人民平起平坐，只能搞协商；而既然是协商，自然就不能命令，不能强迫，于是也就害怕人民不听话，人民不听话，说不定就要“讨价还价”，接下来也就不那么好统治了，于是只有实行民主，司法独立，允许新闻、言论自由，等等等等。
什么叫共识，就是大家在平等的前提下，对某些事物、思想观点都有较为接近乃至相同的认识。
也正因此，一些共识往往只能是在商讨时双方都作出一定的妥协之后才会出现，它与统一思想、保持一致简直可以说是“不共戴天”。
统一思想、保持一致，只会出现在专制社会，而强调共识却是民主社会的标志。
本人发现，中国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乃至强调共识，反对统一思想，反对保持一致，这是一种可喜的现象，是中国社会向着更加文明进步。
2013年第一期炎黄春秋杂志就发表了社论：《宪法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
而近一年前，由秦晖、黄纪苏、陈明、何光沪（几名最先发起者）等28名中国大陆公共知识分子又签署了《关于中国现状与未来若干共识》，后在2013年底，经互联网转载广为人知。
这些知识分子弄这个东西干什么
据说就是要寻找中国人的共识，当然主要是希望国家高层能有这种共识。
最后“通过认真的讨论交流”，在四个方面达成了共识。
此后大半年间，有关谈论“共识”的文章已有多篇在大陆互联网上出现。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前所长资中筠在《炎黄春秋》2014年初春举办的座谈会上就专门谈到了共识，其中有几句话是这么说的：“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一本好书，很受读者欢迎，或者一篇文章，大家都说好，争相传阅，忽然就听说‘挨批’了，被禁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又比如，现在领导下决心反腐，很得人心，但是民间以各种行动表示拥护，热心支持，要为此做出贡献，却忽然获罪。
有记者因揭发贪官（事后证明完全准确，贪官已落网），记者却被勒令解雇。
有人被请去‘喝茶’了，有人给‘上手段’了，甚至有人给抓进去判刑了。
”资中筠的意思，政府如此这般，你叫国民还如何与你达成共识，如何与你“一条心”
这就让人不能不对我们这种社会现状尤其是对中国人如何才能达成“共识”有一个更清醒的认识。
现在不少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人都在讲共识。
讲共识，当然好。
有了共识，就能克服没有共识的困难，渡过没有共识的难关。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人需要“共识什么”
即什么真正应该成为中国人的共识
这一点不讲清楚，或者在这一点上没有达成共识，那么再怎么谈共识，也都不过是水中月，镜中花，一场虚幻而已。
比如，如果有人非要说中国人的共识就是要坚持思想统一，就是要保持一致，你说这种“共识”还有意义吗
还有可能达成吗
凡是强求的，甚至强迫的，都难以成为共识。
凡真正共识，都一定是平等商讨后达成的。
不然，如果还像现在这样不经人民同意，建立在非法、强迫、说谎，甚至是瞒天过海基础上的思想主义的统治，中国社会上下永远都不可能真正形成共识。
当然，本人不能不强调一点，即中国是一个“神奇”的国度，自己只说强迫难以达成共识，并没说“强迫不能成功”，而且在多年前就意识到了这一点。
即使不民主不自由，甚至对国民带有侮辱性的统治，时间一久，大家也都“泰然自若”，甘心被奴役，没有什么不适感了。
而且，一种侮辱，时间一长，非但不再反感，反而还成了宝贝，当后来天翻地覆去除这种侮辱时，有些人对先前的侮辱还恋恋不舍。
清朝让汉人留辫子是侮辱，可是谁都想不到，民国后当你要剪去他的辫子时，反而就像要了他的命一样，真让人有点哭笑不得。
难怪鲁迅就警告自己的同胞：“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
”（《坟．灯下漫笔一》）二本人注意到，近年来，这个国家特别喜欢强调和而不同；和而不同，当然可以成为中国人的共识，关键是国家政府与谁和而不同。
如果只强调与世界上大大小小的国家或地区和而不同，特别是只强调与西方与美国和而不同，没有多大意思。
我们希望还要与国民强调和而不同，更不能国民动辄就被定为“寻衅滋事”，动辄就说成是“扰乱社会秩序”，甚至认为要颠覆国家政权。
很多被“关照”被拘留，甚至被刑拘被判刑的人，去查一查，再对照一下中国宪法，可以说，他们都不过是与国家与政府“和而不同”罢了。
如果在国际上讲和而不同，一到国内就实行专制独裁，甚至采用法西斯手段，这怎么还能说是只想和而不同呢
又如何能让中国人达成共识呢
要知道，十几亿中国人中，不是只有那几个十几个乃至几十个国民才有某种认识，或说想那样做，而是很多中国人都有那种认识，也都想那样做，只是他们做了代表，付诸了行动。
因此，不要以为把那几个十几个乃至几十个国民抓了起来，剩下的就与政府与国家达成共识了——谁那样想，谁就等于自欺欺人。
像胡锡进、罗援，还有北大、清华某些教授以及王小石、周小平们发表的文章，那些观点最多也只代表中国一部分人。
国家高层当真认为这些人所说的就是“中国共识”，那一定会害了这个民族。
中国人共识什么
要吃饭、要穿衣、要住房、要看病，还要接受一定的知识教育，这都是共识中的应有之意。
我们现在谈论的是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举什么样的旗帜，这是更大的共识。
大的共识不解决，国家就容易出乱子，官员中就容易出腐败分子，社会就容易出骗子，整体国民就容易道德下滑，整个国家就有可能一盘散沙，一片混乱，像刚刚提到的那些最起码的共识也都会受到很大影响，特别是像“小日本”、甚至像越南、菲律宾这些蕞尔小国也就不把我们这个所谓“大中国”放在眼里。
既然强调共识，首先就要想有哪些思想观点非但与人类文明进步背道而驰，而且不可能也绝不应该成为中国人共识。
尤其需要提醒的是，中国的意识形态再也不要来回“翻烧饼”了，一会说这样做是对的，一会又说这样做是错的，中国如何能折腾得起呢
事实上我们已经折腾死至少有一两代人了，再不拨乱反正，再不赶快收拾人心，中国虽不敢说无可救药，也要变成一个行尸走肉的国家，被这个世界上大大小小的国家瞧不起——其实，若不是还想着要赚中国一些人的银两，我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个世界上，特别是那些文明比我们要进步得多的国家或地区甚至包括我们自己的香港，没有谁打心眼里欢迎中国大陆游客去他们那儿所谓“旅游观光”。
可惜，包括很多富人在内的中国大陆旅客仿佛不知或假装不知似的。
那么有哪些不可能成为中国社会的共识呢
比如：在本文开头提到的国家对三年大饥荒、十年大浩劫毫无忏悔之意，能成为我们的共识吗
对打右派、对文革中迫害死的很多人不道歉、不赔偿，能成为我们的共识吗
有国民说“不喜欢共产党”，国家却不许这样说，能成为我们的共识吗
说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不好，能成为中国社会的共识吗
不承认普世价值，反对司法独立，坚持一党专政，能成为我们的共识吗
说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是有机结合，后三十年不能否定前三十年，能成为我们的共识吗
说官员大部分是好的，两个被拍成了影视的基层好干部就能折射出中国大陆党员干部的“整体形象”，能成为我们的共识吗
别的不说，为什么不把那些腐败分子也拍成电影
为什么不像香港那样拍一部中国大陆的“廉政风暴”，让中国人看看腐败分子到底是如何腐败的
中国现在找不腐败的清官难，找腐败分子，一抓一大把。
在这种情形下，还不去努力反省不说，居然还在变着法的忽悠国民，是何居心
再比如，这个星球上原本就只有一种市场经济，我们有些人却非要说还有一种叫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也能成为我们的共识吗
正如周有光先生所说，既然强调你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初你要加入世贸干什么
世贸中的市场经济规则难道还有两种
还比如，让中国人都把执政党比母亲，甚至说爹亲娘亲没有毛主席亲，至今仍要高举他的旗帜，也能成为今天中国人的共识吗
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不肯接受的思想主义，我们有些人却要拿来“指导”中国，这也能成为中国人的共识吗
上面说了，凡是非强迫不能成为共识的，事实上都不可能成为共识；而凡是不可能成为共识的，政府理当早早地收起来，千万别抱那些可以成为中国人共识的希望。
政府要做的，就是当真实事求是，好好研究一下，到底哪些应该成为中国人的共识
不要只知道站在“党和政府”的立场上，还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
即使由上面所说的那28名公共知识分子达成的共识，也有点大而化之，普通国民且不说，对这个国家的高层似乎根本没有触动。
不仅如此，无论是从去年8月签署还是2013年底由互联网转载后，中国形势非但没有好转，反而变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像《关于中国现状与未来若干共识》第三点中讲的“保障各民族、各阶层、各地区、各职业群体、各社会团体以及所有个体多种多样的价值追求、思想旨趣、学术倾向、艺术风格、宗教信仰和言论主张等等，和而不同，都有和平共存的环境，都有自由发展的机会”，给人的感觉完全跟没说一样。
三自从读了资中筠先生在炎黄春秋杂志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特别是对她引用明朝顾宪成与王锡爵对话时顾宪成说的一句“内里以为是者，外间以为非，何也
”很感兴趣。
那么，朝以为是，野以为非，何故呢
就因为政府与国民不是一条心。
当然也可反过来，说国民与政府不是一条心。
现在的问题是，除了为什么不一条心外，还要想一想是国民应该与政府一条心，还是政府应该与国民一条心。
也就是说，到底是国民应该去想着如何与政府达成共识，还是政府应想着如何才能与国民达成共识。
又当然，只要真正弄清了这两者为什么不一条心外，后面的也就一目了然，不成问题了。
那就先来解一解政府与国民为什么不一条心吧。
国民在实现了温饱后，就想要民主要自由，这些自由包括新闻、言论、出版，以及结社、集会、罢工、示威游行等等，这是生活在一个现代社会的人在温饱之后最基本也最向往的。
文明国家都这样做，我们却反着来，国民就难免想不通。
然而，政府不答应，一条也不答应。
一不答应，就要想办法把“不答应”落实下来，而要落实下来，就必然要拿出什么手段为“不答应”保驾护航。
想来想去，没有别的好法子，只好祭起自己曾经强烈反对乃至诅咒的那一套，也就是让那些想要争取民主自由的国民们感到恐惧，而对那些有勇气不恐惧者，就什么也不讲了，采取包括监视居住、拘留，以至于逮捕、判刑。
当然，所做的这一切，都要找个幌子，说是“依法治国”或叫“依法行事”。
其实是否“依法”，地球人都知道。
我们怎么也没想到，当年曾被这个政府称作伟大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已经去世近七十年了，他在生前提出的四大自由，在我们这样一个据说有着“优越社会制度”的国家竟然死活落实不下来。
有些人就不想一想，你让国民感到恐惧后，国民就不免要想：既然你实行的一套与当年被你颠覆的那个政权不仅没什么区别，反而有过之而无不及，还让我相信你什么
你又怎么还好意思在国民面前说前一个政权如何不好，再说得极端点，你为什么还要推翻前一个政权
是不是就因为后来明白或叫发现，原来你们的骨子里与被你们推翻的这个政权都是一样的东西，甚至夜间一觉醒来，意识到自己还不如被推翻者，于是，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就这样干下去，否则，就只有换人。
本人当然承认，不能说不论人民有什么要求，政府都应该答应。
但上面说的那些在现代民主国家都早已是天经地义，民主和自由也都早已成为他们国民的生活常态，根本不需刻意为之，更不需要还拿出来讨论。
我不相信我们的政府没听说过“不自由，毋宁死”，更不相信政府会忘记无数真正革命先烈都能背诵的裴多菲那首“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的诗句。
如果说一个人要生存，空气、阳光和水是不可或缺的话，那么，对于现代人而言，新闻、言论、出版，以及结社、集会、罢工、示威游行等这些自由就是他们的空气、阳光和水。
不能理解这一点，就不是一个合格的现代政府。
拼命反对今天的国民拥有这种“空气、阳光和水”，就如同要扼杀他们，再说重一点，就如同要了他们的命。
而似这样一种政府以及政府官员自觉不自觉地也就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
既然站到了人民对立面，又还怎么去要求国民与其一条心与政府达成共识呢
凡站到人民对立面者，说话办事，往往也就难合国民心意，这样，自然也就成了官家以为是，民们以为非，或在朝以为是，在野以为非。
当政者不仅理当三思，而且还要在三思之后做出正确抉择。
何去何从，将决定十几亿中国人是真的幸福快乐，真的更加有尊严，还是活得憋屈，甚至包括所谓“坠楼”等各种自杀不断。
是时候了，现代人类，特别是已经觉悟且数以亿计乃至几亿计的中国国民也不容我们的政府这样一直拖延下去。
中国有网友讲：“只要是人就有共性，有共性就会有共识，有共识就会有共同价值即普世价值。
这是人与人、群体与群体、民族与民族相互交往的前提。
希望启蒙者在人理即人性上多下功夫。
如人性是善是恶。
理清法明。
时间不等人。
世事成败都有临界点。
”西方有人言：“公民有责任宣示一个比政党领袖的目标更远大的目标。
这就是寻求对一个目标的共识，这一目标将有益于整个社会，同时将为整个社会所追求。
”而香港人颜纯钩在一篇文章中说：“今日看来，只有十三亿中国人共同的意志，才能决定我们的政治制度，一切违背人民意志的社会改革都不会成功，即使一时好像‘成功’了，最终还是会失败。
”现在中国缺的正是“十三亿中国人共同的意志”。
可责任在谁呢
世界各国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看法
朋友你好
不同的国家对我国改革开放的看法都不一样，国外学者普遍认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国际地位等各个领域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短短30年间，中国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走过的道路，实现了从贫困落后到繁荣发展、从农业大国到工业大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封闭孤立到全球交往的历史性转变。
●墨西哥学者韦利娅•埃尔南德斯：改革开放为世界造就了一个“中国奇迹”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巨变，受到了国外学者的高度关注和评价。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传媒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韦利娅•埃尔南德斯说：“改革开放的30年是中国高速发展的30年，改革开放为世界造就了一个‘中国奇迹’。
”法国索邦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史专家雅克•马赛义认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在近代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南非斯坦陵布什大学副校长阿诺德•万•齐尔教授说：“30年来最震撼世界的国家无疑是中国，中国社会经济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大突破、大跨越和大发展，可以说，世界各国都强烈感受到了中国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发生的巨变。
”●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中国过去三十年的成就可谓显著、惊人在国外学者看来，1978年的中国还是一个低开放、低收入的国家，但改革开放政策使得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大幅度提升。
对此，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阿塔尔•侯赛因不无感慨地说：“中国经济30年的发展已经使中国变成了另外一个星球”。
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也颇有同感地说：“中国过去三十年的成就可谓显著、惊人。
我们当初也没有想到中国能发展得如此之快，能取得这样的成功。
”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西瑟斯•德里克(Scissors Derek)说：“30年前的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地位无足轻重，过去30年的发展带来了中华巨龙的腾飞”。
●英国学者阿塔尔•侯赛因：中国农村上亿人摆脱贫困，实现粮食自给自足，这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一个了不起的事情，也是改善人权的巨大成就改革开放不仅使中国改变了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濒于崩溃的经济，而且使数亿人摆脱了贫困，使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不论在城市还是乡村，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人的生活还停留在缺吃少穿的阶段，今天则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对于这种变化，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米哈伊尔•季塔连科说：“数千年来，吃、穿、住一直是中国民众操心的大问题。
但在改革开放10年后，这些问题就基本得到解决。
可以说，改革开放成就了这一历史性的功绩。
”墨西哥知名经济学家、中国农村问题专家约兰达•特拉帕加•德尔芬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30年间，中国农村上亿人摆脱贫困，现在中国基本上实现粮食自给自足，“对于一个人口超过13亿的大国来说，这可以说是一个奇迹”。
“中国政府对农村发展道路的探索和实践是独特而卓有成效的”。
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阿塔尔•侯赛因看来，这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一个了不起的事情，也是改善人权的巨大成就。
●俄罗斯学者雅科夫•贝格尔：改革开放改变了成千上万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精神面貌德国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认为，现代化的过程体现为原先整合在一起的不同领域逐渐分离的过程。
而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就是社会领域不断分化的过程，随着政治——经济的分化，迅速导致了其他各方面的分化的连锁反应，文化的分化当然也是其重要结果。
中国经济的自律和分化导致了观念的极大转变，市场经济促成了市场化的大众文化的出现。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主任研究员雅科夫•贝格尔认为，中国每年有数万年轻人赴西方大学深造，数百万人在本国大学学习，包括学习英语。
在掌握现代化知识的同时，他们中的一些人还受到了西方的世界观、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的影响。
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思想日趋国际化。
他说，中国年轻人跟西方同龄人一样听同样的音乐，看同样的好莱坞大片、肥皂剧和电视娱乐节目。
美国的电影和体育明星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不亚于本国。
中国有的城市还准备建迪斯尼乐园。
改革开放改变了成千上万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精神面貌，尤其是生活在大城市的人，包括人们的衣食住行、社会交往、爱情婚姻等。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主席约翰•桑顿：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可能改变中国人对民主的看法，并进而塑造中国政治的未来不少国外学者肯定中国的村民选举、公民社会的发展和法治的进步，认为这些都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成果。
他们注意到，中国公民比以前享有了更多的民主权利和自由。
正如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主席约翰•桑顿所指出的：“中国正在发生很多变化，在政府中、在共产党内、在经济领域中和在一般社会生活中，这些变化可能改变中国人对民主的看法，并进而塑造中国政治的未来。
”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认为，中国共产党采取的一系列政治改革“相当有效地应对了(党所面临的)许多挑战……从而维持了它的政治合法性和权力”。
●南非学者马丁•戴维斯：中国政府作出的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科学发展战略决策具有远见卓识大多数国外学者肯定，中国经济不仅在数量上发展迅速，而且其科技含量越来越高。
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南非斯坦陵布什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马丁•戴维斯，自1986年以来，先后访问中国25次，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情况有着独到的见解。
他说，中国政府作出的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科学发展战略决策具有远见卓识。
30年来，中国科技界在纳米、超导、古生物、航天科技等方面一项项自主创新成果让中国科学家站到了世界前沿。
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中国科学家更加自信，中国自主创新能力更强，中国科技发展的前景更辉煌。
最近，美国《纽约时报》和英国《金融时报》分别发表文章，认为中国可能成为科技领先者。
中国的互联网用户为全球第一，甚至超过北美用户的总和，而且多是年轻人。
中国还拥有世界超级计算机500强中的15台，成为仅次于美国、西欧和日本的超级计算机大国。
中国培养的科技人才比西方多得多，每年达64.4万，比美国多三倍。
“中国曾经是创造了四大发明的文明古国，它的科技创造力有可能突然爆发出来并一举成为众多现代科技领域的领先者。
”外国学者普遍认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无疑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俄罗斯学者季塔连科：创新是中国党和政府最重要的特征，创新能力和决心使党和政府能够在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进行连续的深入的变革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米哈伊尔•季塔连科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留下“三大经验”：第一条经验是，中国领导人在改革开放之前进行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准备工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起到了解放思想、为改革培育土壤的作用；第二条经验是，所有改革开放政策的制定都以中国特殊国情为基础，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改革，不像俄罗斯照搬西方经济教条；第三条经验是，政府推广政策时采取“循序渐进”的做法，正是这种渐进性改革保证了理论上的全面性和实践的实验性能够结合在一起。
季塔连科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的有力领导保证了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
实践证明，强有力的政权能够解决与社会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
他还认为，创新是中国党和政府最重要的特征，创新能力和决心使党和政府能够在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进行连续的深入的变革。
●美国学者齐迈克：中国共产党的决策客观上给中国和世界带来了巨大变化，极大地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仅凭这一点，“我就要给中国共产党打一个高分”美国洛杉矶太平洋国际政治研究所研究人员齐迈克认为，中国改革之所以成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富有智慧的中国人民不断突破禁区，并把一系列重大措施付诸实施。
“让市场的力量充分发挥作用，开放经济特区，打破国营独大的所有制模式，鼓励人们自由择业，让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出国学习先进的科技知识，取消人民公社，关闭经营不善的国营企业，大批吸引外资进入中国……如果没有这一项接一项的大胆尝试和重大措施的出台，中国的改革开放不可能取得如此的成功。
”他认为，中国改革的成功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分不开的。
所以他说：“尽管一些西方人经常批评中国共产党，但我认为它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以及所采取的有效的改革措施值得充分肯定。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这些决策客观上给中国和世界带来了巨大变化，极大地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因此，仅凭这一点，我就要给中国共产党打一个高分。
”●俄罗斯专家皮沃瓦罗娃：中国的改革开放“创造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一整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打破了原有社会主义的教条新加坡的郑永年说，“这次金融危机期间及其后，如果美国发展成了社会主义，或者欧洲更加社会主义化，并不会使人感到惊讶。
对中国来说更是这样。
它提醒人们，中国需要避免的是意在消灭市场和资本的贫穷社会主义，而非社会主义本身。
社会主义就是要社会对资本和政治进行节制和监管”。
俄罗斯学者皮沃瓦罗娃赞扬中国的改革开放“创造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一整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打破了原有社会主义的教条。
这符合世界潮流。
●瑞士学者胜雅律：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无疑是一项正确的政策，深谋远虑的政策在评价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时，以研究并向西方介绍中国的“三十六计”而闻名的欧洲著名汉学家、瑞士比较法研究所胜雅律教授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无疑是一项正确的政策……如今已持续30年，而且还要继续下去，这显然是一项深谋远虑的政策。
”多数国外学者认为，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国际影响的加大，中国应当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伯格斯坦：全球经济增长，中国开始扮演决定性的角色在美国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媒体注意到一个细节：美国总统布什在白宫以晚宴款待各国领袖，每次与客人合影时布什都站在左边，唯独与胡锦涛合影时，是让胡锦涛站在左边。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伯格斯坦目睹这一幕。
他说，过去是“美国打喷嚏，全世界就感冒”；如今变了，“全球经济增长，中国开始扮演决定性的角色。
”在此次峰会之前，《纽约时报》已经指出，在这次被称作“第二次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峰会上，最吃香的是中国。
法国《世界日报》12月3日发表达尼埃尔•韦尔内的文章，指出“世界重心”正在“向逐渐取代西方位置的亚洲迁移”。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裴敏欣：中国因改革开放而崛起并成功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可谓是二战后第二大最能影响世界格局的国际事件不少国外学者认为，改革开放既改变了中国人的命运，也对世界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
通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成为全球产品的主要生产者，“中国制造”让世界各地的消费者受益。
中国对全球的影响力大大提升。
中国经济对世界的影响举足轻重。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教授认为，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功，对世界经济产生了积极影响，其他国家也可分享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裴敏欣认为，如果要排列二战后世界上最重要的有影响世界格局的国际事件，那么除了冷战结束，中国因改革开放而崛起并成功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排在第二位不会有争议。
阿根廷萨尔瓦多大学中国问题专家豪尔赫•马莱纳说：“国际社会和发达的北方国家为了使中国利用经济繁荣来缓解危机而赋予中国的主角地位是显而易见的。
”南非学者马丁•戴维斯认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济繁荣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整个世界经济、地缘政治格局都会因中国的发展而改变。
●俄罗斯学者雅科夫•贝格尔：在中国全球化的同时，世界也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化”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米哈伊尔•季塔连科对中国30年的发展有一段概括性看法。
他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这个诞生过儒家、道家哲学思想的古老国度，如今已经屹立在世界舞台的显要位置，但她从未有过野心，始终保持着‘谦谦君子’的风度。
在奥运会之后，我相信中国人民还会以平和心态面对世界，不骄不躁，踏实工作。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主任研究员雅科夫•贝格尔认为，随着中国影响的扩大，中国会“全球化”，而世界也会“中国化”。
他说，从中华文明的历史经验来看，它能够成功吸收其他文化的元素，使其自身文化得到充实和巩固，但不会被其他文化所彻底改变，西方世界也不可能像改变中国经济那样在未来彻底改变中国文化。
未来很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在中国全球化的同时，世界也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化”，这既表现在经济方面，也表现在文化方面。
●荷兰籍中国问题专家柯伟亮：中国必须积极参与打造国际经济新秩序，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荷兰籍中国问题专家柯伟亮指出，在30年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一直“韬光养晦”，集中精力发展经济，这项策略是成功的。
但如今中国必须积极参与打造国际经济新秩序，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他说：“当前世界经济急需一套全新的管理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已不适应需要。
中国必须在新的国际管理组织中担任领导角色，中国不能再逃避。
”新加坡前领导人李光耀在一篇题为《下一步，中国会让整个世界安心》的文章中指出：北京奥运会是一次最好的演出，展示了许多人一起击缶和打太极的场面……其主题是和平发展。
但中国人还应当继续努力，不应该表现自己的民族优越感。
中国的经济规模要求中国人必须谦虚谨慎，以便让世界各国相信，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
●维也纳大学学者特拉普尔：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必须意识到自己承担的全球责任，为世界的和平发展做贡献2005年9月15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提出了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进一步树立起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维也纳大学学者特拉普尔表示，中国不会成为继美国之后的另一个世界警察。
他认为，首先，世界现代史已表明，只有一两个警察来管理世界是管不好的。
就算世界上最富有的美国，也有力不从心的时候。
目前正在上演的金融危机就是很好的例子。
其次，中国文化的最显著特征是目光远大，中国哲学的精髓是谦和。
儒家突出一个“和”字。
历史上，中国没有殖民地，没有境外驻军，尽管中国曾有过这样的实力和机会。
所以，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必须意识到自己承担的全球责任，为世界的和平发展做贡献。
国外学者认为，用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或西方自由主义理论都难以说明中国的成功。
于是，便出现了种种解释。
几年前，“北京共识”比较流行，近来“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受到关注。
●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北京共识”的核心是一个国家应该根据自己的特点进行发展一些国外学者认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
2004年，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清华大学教授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提出了“北京共识”理论。
他认为，“北京共识”的核心是一个国家应该根据自己的特点进行发展。
就中国而言，发展的三个基本定理是：（1）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试验；（2）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3）循序渐进、积聚能量。
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适合中国，也是适于追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发展中国家效仿的榜样。
墨西哥学者杜塞尔•恩里克认为，“北京共识”与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的“华盛顿共识”不同，政府在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即根据发展情况，不断在实践中总结经验，不断对政策措施进行修正。
墨西哥和拉美国家盲目采用新自由主义理论，造成了可悲的结果。
“北京共识”值得发展中国家学习。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中国模式整合了各个方面的动力机制，因此成为中国高速发展的基础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认为，中国模式是一种混合模式，既不是苏联模式，也不是西方模式的延伸；既否定了苏联的完全公有化模式，也破除了西方的极端私有化模式。
它整合了各个方面的动力机制，因此成为中国高速发展的基础。
中国模式是国际最优经验和中国本身实践结合的产物，既有世界性，也有中国性。
因此，在讨论中国模式时，光强调国际性或者光强调地方性（中国特色）都不是很科学的。
●俄罗斯经济学院教授弗拉基米尔•波波夫：中国的发展模式，或者说东亚的发展模式，对所有发展中国家具有无法抗拒的诱惑力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中国问题专家皮沃瓦罗娃认为，中国模式是“以社会经济发展为导向、受国家调控的市场经济模式，这一模式是与世界潮流相一致的。
”俄罗斯经济学院教授弗拉基米尔•波波夫指出：“中国的发展模式，或者说东亚的发展模式，对所有发展中国家具有无法抗拒的诱惑力，因为这种模式引发了世界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一轮增长……这种模式与美国开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处方可谓背道而驰。
”●俄罗斯学者米哈伊尔•季塔连科：中国改革开放理论提出了解决中国国内和国际发展之间的社会经济矛盾和不同文明冲突的最佳模式多数学者逐步认同，中国模式的核心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是“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的结合。
因此，它既克服了传统社会主义的缺点，又避免了传统自由主义的弊病，值得发展中国家乃至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借鉴。
俄罗斯学者米哈伊尔•季塔连科认为，中国的经验可以成为缩小南北差距、打破“金元帝国”对世界格局垄断的基础。
中国改革开放理论避免了社会主义危机，提出了解决中国国内和国际发展之间的社会经济矛盾和不同文明冲突的最佳模式，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在国外学者看来，“中国模式”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特点：（1）中国模式具有特殊性。
中国的成功在于选择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2）中国模式具有包容性、兼容性和创新性，它努力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经济高速增长与社会全面发展协调起来，把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微观运行结合起来，把效率与公正协调起来，把传统与现代结合起来。
（3）中国模式强调发展的人民性。
“华盛顿共识”的目的是帮助银行家、金融家，而“北京共识”的目标是帮助普通民众，强调以实现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为本。
多数国外学者认为，中国目前面临极好的发展机遇，但同时也面临许多挑战。
●日本学者宇野重昭：中国改革开放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造成了一种思想和道德标准的真空状态,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国外学者认为，目前中国的发展和世界的金融危机给中国建设美好的社会福利制度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从发达国家的历史看，所有社会福利制度包括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教育制度都是在一个国家经济高度增长的时候建立起来的。
中国目前应当利用扩大内需的机会，尽快建立有效的公共服务制度，这是保证社会稳定的根本，也是经济进一步增长的动力基础。
没有保障体系，内需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拉动。
还有的学者指出，中国改革开放中出现了价值缺失，需要引起充分注意。
日本学者宇野重昭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造成了一种思想和道德标准的真空状态,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
”“经济改革越是向前推进,就越是有必要重新加强传统道德,即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泽菲林•迪亚布雷：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壮大,中国必须充分考虑贫富差距扩大问题联合国前副秘书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副署长泽菲林•迪亚布雷认为，2005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就达到0.45,超过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这意味着贫富差距扩大。
他指出:“在经济转轨的初期也许还可以容忍一些不平等的现象存在,但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必须充分考虑这个问题。
”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中国问题专家柯伟亮(Willem van Kemenade)认为，“保持稳定”既是中国政府此前30年最大的成就之一，也是今后将面对的最大挑战。
为此，中国政府需要大力发展农村和偏远地区经济，尽快提高弱势群体的收入，纠正社会不公。
日本学者奥岛真一郎与内村铃木认为,“中国政府有必要像20世纪的许多国家那样,确立一种再分配制度,……以进一步提高人民的机会均等”。
●英国剑桥大学发展学委员会主席彼得•诺兰：中国政府要解决现在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就不能倒向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英国剑桥大学发展学委员会主席彼得•诺兰长期研究中国问题，其《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一文以极其宏大的视野深入分析了中国当前面临的一些深层问题,如贫困与不平等、全球商业革命给中国企业带来的挑战、环境恶化、政府能力的下降、国际关系中存在的挑战、金融机构面临的危机等。
他由此认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已经处在一个十字路口。
中国政府要解决现在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就不能倒向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而是要对现有的道路进行改进。
其中,他尤其强调了国家的作用，强调政府应该在根本上提高效率和消除腐败。
●德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桑德施耐德：中国发展的成功和失败其实就只有“一线之隔”，走错一步，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而这其中的关键就是“保持稳定” 俄罗斯莫斯科卡耐基中心学者强调，中国经济的发展改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中国的发展以及面临的威胁与挑战都会对世界格局的发展和走向产生影响。
该基金会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不会遭遇来自大国的直接军事威胁,但却存在隐性风险。
比如,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地位的加强,世界的传统领袖(美国、欧盟、日本)决不会在自己控制的市场空间对中国让步。
在这种情况下,“共产主义中国”就会被他们视为潜在的危险,必然受到他们来自各方面的遏制,包括政治、思想、军事等方面的遏制,以达到削弱中国国际地位的目的。
中国领导人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对这种威胁作出正确的反应。
当然,西方世界也不希望与世界经济密切相连的中国出现混乱。
因此,中国共产党政权的最有效措施就是在高层建立合理的机构和机制，以应对各种风险。
德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德国外交政策协会研究所所长桑德施耐德：“中国发展的成功和失败其实就只有‘一线之隔’，走错一步，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而这其中的关键就是‘保持稳定’”。
什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
答：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动力。
我们不仅中国国内的经济改革，推进中国国内的全面改革，而且我们还将推进中国更好的融入世界，更好的共同建设一个和谐温馨的新世界的全面进步与改革，受惠的不仅是中国人民，而且是更广泛的世界人民的福惠福祉。
改革是动力，改革是需求，改革是期盼，改革是前景，改革是平衡，改革是协调，改革是方向，改革是福祉，改革是前进，改革是变革，改革不能走邪路，改革必须走正路，改革只有进行时，改革没有终结日。
只有改革才能不断地创新的探索的总结的纠正的渐进的进入新型的生活与变革。
他影响着你、我、他，影响着世界，影响着未来，影响着人类的生存与希望。
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本质，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进方向，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大动力。
他不仅自己在付诸于行动，而且影响带动着更大的群体与认知共同行动。
他不仅无私而且以更大的视野和胸怀、包容、建设未来，温暖和影响着身边，激励和鼓舞着世界，合作和共享着创新，实现着个人家庭国家共识的梦想。
这就是今天的中国，这就是前进的中国，这就是发展的中国，这就是力量无穷的中国，这就是青春活力的中国，这就是美好希望的中国，这就是中国智慧的提出，这就是中国引领的前进方向，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思维， 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力量源泉。
相信自己，坚定自信，共赢进步，开创未来，世界更美好，世界更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