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的现代文翻译
论文很难，论诗更难。
古往今来的说法是很多的，而在下以为先要能辨别诗的味道然后才可以论诗。
长江、五岭以南，大多偏嗜酸咸口味的人。
至于醋，不是不酸，可仅仅是酸而已；至于盐，不是不咸，仅仅是咸而已。
中原的人用以调味、佐餐就不再用了，因为知道它们除酸味咸味之外，缺乏醇美之味。
那些岭南的人，习惯了那种口味而不辨美与不美，这是当然的了。
诗所包括的“六义”，讽谕、抑扬、蕴蓄、温雅这些风格都在其中了。
然而直接写出自己的心中所得，自然能以自己的“人格”而自树特点。
前辈中有不少的人，也不特别擅长于此，何况水平还在他们以下的人呢
王维、韦应物的诗清淡深远、精巧细致，他们的作品自成一格，难道不能和风格遒劲挺拔的作品相比美吗
贾岛的作品确实有警句，但就全篇看，内容是比较空乏的，大概是靠雕琢艰涩的句子，才能显示其才能，这也是诗的体格不具备的缘故，何况水平在他之下的人呢
噫
形象真切，而不流于肤浅，意境深远，而含蓄不尽，然后才可以谈到文字以外的余韵了。
在下年少时常常自负，时间长了，越来越觉出自身的不足。
然而有感于早春的诗句则有“草嫩侵沙短，冰轻着雨销”，又有“人家寒食月，花影午时天”；又有“雨微吟足思，花落梦无寥。
”有感于山中之景的则有“坡暖冬生笋，松凉夏健人”，又有“川明虹照雨，树密鸟冲人”………(后略至“殷勤无旦日，歌舞又明年”)这些诗句都是不拘泥于某一趣味，而是兼蓄众味，兼备众体。
大概创作绝句，需要造诣达到极深的程度才可以。
(短短的篇幅)之外，却有着无穷的变化，见神奇于无形之中，哪里是容易的啊
现在您的诗，同时的人要想和您相比是困难的。
如果要努力追求完善(诗歌的)的丰厚的整体美，就会知道什么是“味外之旨”了。
勉旃，再拜
初中课外文言文并带译文20篇，越多越好
（一）文习字《书林纪事》【】文征明临写字文》，日以十本为率，书遂大平生于书，未尝苟且，或答人简札，少不当意，必再三易之不厌，故愈老而愈益精妙。
【译文】文征明监贴写《文字文》，每天以写十本作为标准，书法就迅速进步起来。
他平生对于写字，从来也不马虎草率。
有时给人回信，稍微有一点不全意，一定三番五次改写过它，不怕麻烦。
因此他的书法越到老年，越发精致美好。
（二）薛谭学讴【原文】薛谭学讴于秦青，未穷青之技，自谓尽之，遂辞归。
秦青弗止，饯行于郊衢，抚节悲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
薛谭乃射求反，终身不敢言归。
【译文】薛谭向秦青学习唱歌，还没有学完秦青的技艺，就以为学尽了，于是就告辞回家。
秦青没有劝阻他，在城外大道旁给他饯行，秦青打着拍节，高唱悲歌。
歌声振动了林木，那音响止住了行云。
薛谭于是向秦青道歉，要求回来继续学习。
从此以后，他一辈子也不敢再说要回家。
（三）范仲淹有志于天下【原文】范仲淹二岁而孤，家贫无依。
少有大志，每以天下为己任，发愤苦读，或夜昏怠，辄以水沃面；食不给，啖粥而读。
‖既仕，每慷慨论天下事，奋不顾身。
乃至被谗受贬，由参知政事谪守邓州。
‖仲淹刻苦自励，食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自足而已。
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
”【译文】范仲淹两岁的时候就失去父亲，家中贫困无依。
他年轻时就有远大的志向，常常用冷水冲头洗脸。
经常连饭也吃不上，就吃粥坚持读书。
做官以后，常常谈论天下大事，奋不顾身。
以至于有人说坏话被贬官，由参知政事降职作邓州太守。
范仲淹刻苦磨炼自己，吃东西不多吃肉，妻子和孩子的衣食仅自保养罢了。
他经常朗诵自己作品中的两句话：“读书人应当在天下人忧之前先忧，在天下人乐之后才乐。
” （四）司马光好学《三朝名臣言行录》【原文】司马温公幼时，患记问不若人，群居讲习，众兄弟既成诵，游息矣；独下帷绝编，迨能倍诵乃止。
用力多者收功远，其所精诵，乃终身不忘也。
温公尝言：“书不可不成诵，或在马上，或中夜不寝时，咏其文，思其义所得多矣。
”【译文】司马光幼年时，担心自己记诵诗书以备应答的能力不如别人。
大家在一起学习讨论，别的兄弟已经会背诵了，去玩耍休息了；（司马光却）独自苦读，像董仲舒和孔子读书时那样专心和刻苦，一直到能够熟练地背诵为止，（由于）读书时下的力气多，收获就长远，他所精读和背诵过的书，就能终身不忘。
司马光曾经说：“读书不能不背诵，在骑马走路的时候，在半夜睡不着觉的时候，吟咏读过的文章，想想它的意思，收获就多了
” （五）欧阳修苦读《欧阳公事迹》【原文】欧阳公四岁而孤，家贫无资。
太夫人以荻画地，教以书字。
多诵古人篇章。
及其稍长，而家无书读，就闾里士人家借而读之，或因而抄录。
以至昼夜忘寝食，惟读书是务。
自幼所作诗赋文字，下笔已如成人。
【译文】欧阳修先生四岁时父亲就去世了，家境贫寒，没有钱供他读书。
太夫人用芦苇秆在沙地上写画，教给他写字。
还教给他诵读许多古人的篇章。
到他年龄大些了，家里没有书可读，便就近到读书人家去借书来读，有时接着进行抄写。
就这样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只是致力读书。
从小写的诗、赋文字，下笔就有成人的水平，那样高了。
（六）王冕僧寺夜读《宋学士文集》【原文】王冕者，诸暨人。
七八岁时，父命牧牛陇上，窃入学舍，听诸生诵书；听已，辄默记。
暮归，忘其牛，父怒挞之。
已而复如初。
母曰：“儿痴如此，曷不听其所为
”冕因去，依僧寺以居。
夜潜出坐佛膝上，执策映长明灯读之，琅琅达旦。
佛像多土偶，狞恶可怖，；冕小儿，恬若不知。
【译文】王冕是诸暨县人。
七八岁时，父亲叫他在田埂上放牛，他偷偷地跑进学堂，去听学生念书。
听完以后，总是默默地记住。
傍晚回家，他把放牧的牛都忘记了。
王冕的父亲大怒，打了王冕一顿。
过后，他仍是这样。
他的母亲说：“这孩子想读书这样入迷，何不由着他呢
”王冕由是离开家，寄住在寺庙里。
一到夜里，他就暗暗地走出来，坐在佛像的膝盖上，手里拿着书就着佛像前长明灯的灯光诵读，书声琅琅一直读到天亮。
佛像多是泥塑的，一个个面目狰狞凶恶，令人害怕。
王冕虽是小孩，却神色安然，好像没有看见似的。
（七）张无垢勤学《鹤林玉露》【原文】张无垢谪横浦，寓城西宝界寺。
其寝室有短窗，每日昧爽执书立窗下，就明而读。
如是者十四年。
洎北归，窗下石上，双趺之迹隐然，至今犹存。
【译文】张九成被贬官到横浦，住在城西的界寺。
他住的房间一扇短窗，每天天将亮时，他总是拿着书本站在窗下，就着微弱的晨光读书。
这样一直坚持了十四年这久。
等到他回到北方了，在窗下的石头上，双脚踏出的痕迹还隐约可见。
（八）送东阳马生序（节选）宋濂【原文】余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发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
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
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以是人多以书假余，余因得遍观群书。
既加冠，益慕圣贤之道，又患无硕师、名人与游，尝 趋百里外，从乡之先达执经叩问。
先达德隆望尊，门人、弟子填其室，未尝 稍降辞色。
余立侍左右，授疑质理，俯身倾耳以请；或遇其叱咄，色愈恭，礼愈至，不敢出一言以复；俟其欣悦，则又请焉。
故余虽愚，卒或有所闻。
【译文】我幼年时候，就喜好读书，因为家里贫寒，没有办法买到书看，常常向藏书的人家去借阅，亲手抄写，计算着约定的日子到时归还。
遇到天寒，砚台里结成坚冰，手指头不能屈伸，（仍然坚持抄写）一点也不敢偷懒。
抄写完，立刻送人家，从不敢超过约定的期限。
因此别人都愿意把书借给我，我所以能够读了许多书。
到了成年，更羡慕有道德有学问的人，又恐怕没有大师、名人来开导自己，曾经跑到百里以外，拿着经书向地方上有道德有学问的前辈请教。
先辈是德高望重的人，学生挤满屋子，他说话态度从没有流露一点客气。
我（毕恭毕敬地）站着侍候在先辈的左右，向他提出问题，询问道理，弯着腰，侧着耳朵专心地请教；有时遭到了斥责，态度越发恭敬，礼节越发周到，不敢回答一句话；等待他高兴了，就向他请教问题。
所以我虽然很愚笨，还是得了知识，增长了见闻。
（九）师旷论学【原文】晋平公问于师旷曰：“吾年七十，欲学，恐已暮矣。
”师旷曰：“何不炳烛乎
”平公曰：“安有为人臣而戏其君乎
”师旷曰：“盲臣安敢戏其君
臣闻之：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孰与昧行乎
”平公曰：“善哉
”【译文】晋平公问师旷，说：“我已经七十岁了，想要学习主，但是恐怕已经晚了。
”师旷回答说：“为什么不点上蜡烛呢
”平公说：“哪有做臣子的和君主开玩笑的呢
”师旷说：“我是一个双目失明的人，怎敢戏弄君主。
我曾听说：少年的时候喜欢学习，就象初升的太阳一样；中年的时候喜欢学习，就象正午的太阳一样；晚年的时候喜欢学习，就象点蜡烛一样明亮，点上蜡烛和暗中走路哪个好呢
”平公说：“讲得好啊
” （一0）程门立雪《宋史》【原文】杨时见程颐于洛。
时盖年四十矣。
一日见颐，颐偶瞑坐，时与游酢侍立不去。
颐既觉，则门外雪深一尺矣。
【译文】杨时到洛阳求见程颐。
杨时大概当时有四十岁了。
一天拜见程颐的时候，程颐偶尔坐着打瞌睡。
杨时与游酢站在门外等着没有离开。
等到程颐醒后，门外积雪已经一尺多厚了。
【 （一一）凿壁借光《西京杂记》【原文】匡衡勤学而烛，邻居有烛而不逮，衡乃穿壁引其光，发书映光而读之。
邑人大姓文不识，家富多书，衡乃与其佣作而不求偿。
主人怪问衡，衡曰：“愿得主人书遍读之。
”主人感叹，资给以书，遂成大学。
【译文】匡衡勤奋好学，但家中没有蜡烛照明。
邻家有灯烛，但光亮照不到他家，匡衡就把墙壁凿了一个洞引来邻家的光亮，让光亮照在书上来读。
同乡有个大户人家叫文不识的，是个有钱的人，家中有很多书。
匡衡就到他家去做雇工，又不要报酬。
主人感到很奇怪，问他为什么这样，他说：“我希望能得到你家的书，通读一遍。
”主人听了，深为感叹，就把书借给他读。
于是匡衡成了大学问家。
（一二）七录《明史·张溥传》【原文】溥幼好学，所读书必手钞，钞已朗诵一过，即焚之，又钞，如是者六七始已。
右手握管处，指掌成茧。
冬日手皲日沃汤数次，后名读书之斋曰：“七录”。
【译文】张溥从小就酷爱学习，凡是所读的书一定要亲手抄写，抄写后朗诵一遍，就把它烧掉，又要重新抄写，像这样反复六七次才停止。
他右手握笔的地方，指掌上长了老茧。
冬天手指冻裂，每天要在热水里洗好几次，后来他把读书的房间题名为“七录”。
（一三）学弈【原文】弈秋，通国之善弈也。
使弈秋侮二人弈，其一人专心致志，惟弈秋之为听；一人虽听之，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
虽与之俱学，弗若之矣。
为是其智弗若与
吾曰：非然也。
【译文】弈秋是僵最会下棋的人。
让他教两个人下棋，其中一个人专心致志，只听弈秋的教导；而另一个人虽然在听着，可是他心里总以为有天鹅要飞过来，想拿弓箭去射它。
这样虽然他同前一个人一起学习，却学得不如前一个。
能说这是他的聪明才智不如前一个人吗
我说：不是这样的。
（一四）李生论善学者【原文】王生好学而不得法。
其友李生问这曰：“或谓君不善学，信乎
”王生不说，曰：“凡师这所言，吾悉能志之，是不亦善学乎
”李生说之曰：“孔子云‘学而不思则罔’，盖学贵善思，君但志之而不思之，终必无所成，何心谓之善学也
”王生益愠，不应而还走。
居五日，李生故寻王生，告之曰：“夫善学者不耻下问，择善者所应有邪
学者之大忌，莫逾自厌，盍改之乎
不然，迨年事蹉跎，虽欲改励，恐不及矣
”王生惊觉，射曰：“余不敏，今日始知君言之善。
请铭之坐右，以昭炯戒。
”【译文】王生爱好学习而不得法。
他的朋友李生问他说：“有人说你不善于学习，是真的吗
”王生不高兴，说：“凡是老师所讲的，我都能记住它，这不也是善于学习吗
”李生劝他说：“孔子说过‘学习，但是不思考，就会感到迷惑’，学习贵在善于思考，你只是记住老师讲的知识，但不去思考，最终一定不会有什么成就，根据什么说你善于学习呢
”王生更恼恨，不理睬李生，转身就跑。
过了五天，李生特地找到王生，告诉他说：“那些善于学习的人不把向地位比自己低的人请教当成耻辱，选择最好的人，跟随他，希望听到真理啊
我的话还没说完，你就变了脸色离支，几乎要拒绝人千里之外，哪里是善于学习的人所应该具有的（态度）呢
学习的人最大的忌讳，没有超过自己满足，你为什么不改正呢?如不改正，等年纪大了，贻误了岁月，即使想改过自勉，恐怕也来不及了
”王生听完他的话，感到震惊，醒悟过来，道歉说：“我真不聪明，今天才知道你说得对。
我把你的话当作座右铭，用来展示明显的警戒。
”（一五）问说《孟涂文集》【原文】君子之学必好问。
问与学，相辅而行者也，非学无以致疑，非问无以广识。
好学而不勤问，非真能好学者也。
理明矣，而或不达于事，识其大矣，而 或不知其细，舍问，其奚决焉
【译文】一个有见识的人，他做学问必然喜欢向别人提问请教。
问和学，是相辅相成的，不学习钻研不可能发现疑难，不提问请教不能使知识广博。
只是喜欢学习但不愿时时向别人请教，还算不上是真正爱学习的人。
即使你道理懂得了，也许你还不能用于实践，即使你搞清楚了主要的东西，也许你还不了解它的细微末节，那么除了向别人请教，又从哪里去推断解决呢
（一六）教学相长（节选）《札记》【原文】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
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
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自强也。
故曰：教学相长也。
【译文】即使有美味的熟食，不吃就不知道它的味美；即使有最好的道理，不学就不知道它的好处。
因此，学然后才知道自己的欠缺，教然后知自己理解不透。
知道了自己欠缺，然后才能自己刻苦地钻研。
所以说：教与学是互相促进的。
（一七）孙权劝学《资治通鉴》【原文】初，权谓吕蒙曰：“卿今当涂掌事。
不可不学
”蒙辞以军中多务。
权曰：“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
但当涉猎，见往事耳，卿言多务，孰若孤
孤常读书，自以为大有所益。
”蒙乃始就学。
及鲁肃过寻阳，与蒙论议，大惊曰：“卿今者才略，非复吴下阿蒙
”蒙曰：“士别三日，即便刮目相待，大兄何见事之晚乎
”肃遂拜蒙母，结友而别。
【译文】当初，孙权对吕蒙说：“您现在担任要职，不可以不学习
吕蒙以军中事务繁多为借口推辞了。
孙权说：“我难道要您研究经典成为博士吗
只要您广泛阅读，见识从前的事情罢了。
您说事务繁多，哪里比得上我呢
我常常读书，自己觉得有很大的收获。
”于是吕蒙开始学习。
到了鲁肃经过寻阳，跟吕蒙一道议论军事，非常惊讶地说：“您现在的才干谋略，不再是当年吴地的阿蒙
”吕蒙说：“读书人离别三日，就应该重新别眼相看。
大多数哥为什么这么迟才改变看法呢
”鲁肃于是拜见吕蒙 的母亲，与吕蒙结为朋友才辞别。
（一八）颜回好学《史记》【原文】回年 二十九，发尽白，蚤死。
孔子哭之恸，曰：“自吾有回，门人益亲。
”鲁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
”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
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
”【译文】颜回二十九岁，头发全白了，过早地死了。
孔子哭得十分伤心，说：“自从我有了颜回，学生们（以颜回为榜样）更加亲近我。
”鲁哀公问（孔子）：“（你的）学生中谁是最好学的
”孔子回答说：“有个叫颜回的最好学，（他）从不把脾气发到别人的身上，也不重犯同样的错误。
不幸年纪轻轻死了，现在没有（像颜回那样好学的人）了。
”（一九）邴原泣学《初潭集》【原文】邴原少孤，数岁时，过书舍而泣。
师曰：“童子何泣
”原曰：“孤者易伤，贫者易感。
夫书者，凡得学者，有亲也。
一则愿其不孤，二则羡其得学，中心感伤，故泣耳。
”师恻然曰：“欲书可耳
”原曰：“无钱资。
”师曰：“童子苟有志，吾徒相教，不求资也。
”于是遂就书。
一冬之间，诵《孝经》《论语》。
【译文】邴原幼时丧父，几岁时，从书塾经过，（听见书声琅琅）忍不住哭了，书塾的老师问他说：“小孩子为啥哭泣
”邴原答道：“孤儿容易悲哀，穷人容易感伤。
那些读书的，凡是能够学习的人，必然都是些有父母的孩子。
我一来羡慕他们不孤单，二来羡慕他们能够上学。
内心感伤，因此而哭泣。
老师怜悯屿地说：“你想读书就来吧
”邴原进了学堂，学习异常努力。
一个冬天，就读熟了《孝经》和《论语》。
（二十）董遇“三余”读书《三国志》【原文】（董）遇字季直，性质讷而好学。
兴平中，关中扰乱，与兄季中依将军段煨。
采稆负贩，而常挟持经书，投闲习读，其兄笑之而其兄笑之而遇不改。
……遇善治《老子》，为《老子》作训注。
又善《左氏传》，更为作《朱墨别异》，人有从学者，遇不肯教，而云：“必当先；读百遍
”言：“读书百遍，其义自见。
”从学者云：“苦渴无日。
”遇言：“当以‘三余’。
”或问“三余”之意。
遇言“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也。
”【译文】董遇，字季直。
为人朴实敦厚，从小喜欢学习主。
汉献帝兴平年间，关中李榷等人作乱，董遇和他哥哥便投朋友段煨处。
董遇和他哥哥入山打柴，背回来卖几个钱（维持生活），每次去打柴董遇总是带着书本，一有空闲，就拿出来诵读，他哥哥讥笑他，但他还是照样读他的书。
董遇对《老子》很有研究，替它作了注释；对《春秋左氏传》也下过很深的功夫，根据研究心得，写成《朱墨别异》。
附近的读书人请他讲学，他不肯教，却对人家说：“读书百遍，其义自见。
”请教的人说：“（您说的有道理），只是苦于没有时间。
”董遇说：“应当用‘三余’时间”。
有人问“三余”是什么
董遇说：“三余就是三种空闲时间。
冬天，没有多少农活。
这是一年里的空闲时间；夜间，不便下地劳动，这是一天里的空闲时间；雨天，不好出门干活，也是一种空闲时间。
”（二一）推敲《诗话总龟》【原文】贾岛初赴举，在京师。
一日于驴上得句云：“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
”又欲“推”字，炼之未定，于驴上吟哦，引手作推敲之势，观者讶之。
时韩退之权京兆尹，车骑方出，岛不觉得止第三节，尚为手势未已。
俄为左右拥止尹前。
岛具对所得诗句，“推”字与“敲”字未定，神游象外，不知回避。
退之立马久之，谓岛曰：“‘敲’字佳。
”遂并辔而归，共论诗道，留连累日，因与岛为布衣之交。
【译文】贾岛初次参加科举考试，往京城里。
一天他在驴背上想到了两句诗：“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
”又想用“推”字（来替换“敲”字），反复思考没有定下来，便在驴背上（继续）吟咏，伸出手来做着推和敲 的姿势。
（行人）看到贾岛这个样子都很惊讶。
当时韩愈提任代理京城的地方长官，（他正带车马出巡，贾岛不知不觉，直走到（韩愈仪仗队的）第三节，还在不停地做（推推敲敲）的手势。
于是一下子就被（韩愈）左右的侍从推搡到京兆尹的面前。
贾岛详细地回答了他在酝酿的诗句，用“推”字还是用“敲”字没有确定，思想离开了眼前的事物，不知道要回避。
韩愈停下车马思考了好一会，对贾岛说：“用‘敲’字好。
”两人于是并排骑着驴马回家，一同议论作诗的方法，互相舍不得离开，共有好几天。
（韩愈）因此跟贾岛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二二）勤训《恒斋文集》【原文】治生之道，莫尚乎勤。
故邵子云：“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岁之计在于春，一生之计在于勤。
”言虽近，而旨则远矣
大禹之圣，且惜寸阴；陶侃之贤，且惜分阴，又况圣不若彼者乎
【译文】谋生的道理，没有什么比勤劳更为重要的了。
所以邵先生说：“一天的计划决定于早晨，一年的计划决定于春天，一生的计划决定于勤劳。
”这些话虽然说得浅近，可是意义却很深远哪
像大禹这样的人，智慧、才能如此杰出，况且爱惜每一寸的光阴；像陶侃这样的人，品德如此高尚，况且爱惜每一分的时间，又何况在才干、品德方面都比不上他们的人呢
（二三）诫子书《诸葛亮》【原文】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
淫慢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
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译文】君子的品德，靠静来修身，靠俭来养德，不抛开功名利禄就不能表明自己崇高的志向，不做到安静就不能高瞻远瞩。
学习必须安静焉，才能来源于学习，不学习无法扩展才能，没有志向就不能在学习上有甩成就。
享乐过度就不能挂历精神，暴躁就不能陶冶性情。
年华和时光一同逝去了，意志和时间一同消失了，象枯枝败叶一样凋落，对社会没有任何贡献，晚年守着破房子痛惜过去，还怎能来得及呢
（二四）陶侃惜谷《晋书》【原文】陶侃尝出游，见人持一把未熟稻，侃问：“用此何为
”人云：“行道所见，聊取之耳。
”侃大怒曰：“汝既不田，而戏贼人稻
”执而鞭之。
是以百姓勤于农植，家给人足。
【译文】陶侃曾经到郊外去游览，看到一个人拿着一把未熟的稻穗，陶侃问：“拿这些东西干什么
”那人说：“走在路上我看见它，随便拔一把罢了。
”陶侃大怒说：“你既然不种田，竟然还糟蹋人家的稻子
”就把那人抓起来，抽了一顿鞭子。
陶侃爱护庄稼而执法严，因此老百姓都勤恳耕种，家家生活宽裕，人人丰衣足食。
《黄鹤楼》和《金陵凤凰台》的区别
李白•登金陵凤凰台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
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
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
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唐）崔颢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看内容不一样吧作者也不一样吧着算是区别吧。
还有以下比较详细，你一定要努力看完啊
论《黄鹤楼》与《登金陵凤凰台》 （著者：敬亭山） 崔颢（
-754）《黄鹤楼》与李白(701-762)《登金陵凤凰台》都是传颂千古的名篇，在中国古代诗话中对两诗之品鉴比较，其作为一个话题，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考其所由来，当推严羽（宋理宗时人，理宗1225-1264在位）首发其端，其在《沧浪诗话*诗评》中说：“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诗为第一。
”江淹所谓“娥眉讵同貌而俱动于魄，芳草宁共气而皆悦于魂”（《杂体诗序》），在诗歌鉴赏中论甘忌辛，好丹非素，各人所嗜不一，必欲定其为压卷，亦难服众矣。
如明代何景明（1483-1521）就取沈佺期（约656-713）“卢家少妇郁金堂”为第一，明代胡应麟（1551-1602）与清代潘德舆（1785-1839）就以杜甫（712-770）“风急天高猿啸哀”为第一。
严羽之后，首次把崔诗与李诗相提并论的是宋末元初人方回（1227-1307）。
因为崔诗与李诗有相互比较品鉴的基础：两诗都有很高的艺术成就，无论用韵，题材，题旨，气势，格律各方面均堪角力，最能引发品鉴比较的兴味，方回即在他的《瀛奎律髓》中比较了两诗的相似，他的结论是两诗“气势格律未易甲乙”。
后来清代的纪昀（1724-1805）不同意方说，说李诗“气魂远逊于崔诗，云未易甲乙，误也。
”又说：“太白不以七律见长，如此种俱非佳处”云云。
方回之后，后世所喧传之崔颢题诗，太白废笔的故事，最初出于元代西域人辛文房所撰《唐才子传》，据说李白登黄鹤楼而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
无作而去，为哲匠敛手云”。
李后作《登金陵凤凰台》，欲与崔一较胜负也。
此虽传说如此，亦暗含扬崔抑李之意矣。
到了明代，王世贞（1526-1590）之弟王世懋（1536-1588）在《艺圃撷余》中详论两诗得失优劣，左袒崔诗，极具见地。
明末清初的批评家金圣叹（1608-1661）在《贯华堂选批唐才子书七言律》中批评李诗：“人传此是拟《黄鹤楼》诗，设使果然，便是出手早低一格。
”与纪昀同时的蘅塘退士孙洙（1711-1778）亦以崔诗编在《唐诗三百首》七言律诗第一篇定其压卷。
到了近代，高步瀛在《唐宋诗举要》中说：“太白此诗全摹崔颢《黄鹤楼》，而终不及崔诗之超妙，惟结语用意似胜。
”是贬中有褒。
喻守真编注《唐诗三百首详析》，因注重格律，始变蘅塘退士所定崔诗之位置，置其于七言律中之第二篇，虽论崔李二诗“工力悉敌”，貌作持平之论，雅不欲明言所为左右袒，而细玩其意，亦宁是推崇李诗矣。
上述之粗略梳理，挂一漏万，在所难免。
犹足使人头为之昏，目为之眩，不知脚之何立，身之何从。
究竟孰高孰下，无所决择。
总不成以拥崔人多则高崔，抑或以太白谪仙之才而盲目从李。
没有识力，则无从审美。
正如清代叶燮（1627-1703）在《原诗*内篇》所说： “今夫诗，彼无识者既不能知古来作者之意，并不自知其何所兴感触 发而为诗;或亦闻古今诗家之论,所谓体裁格力,声调兴会等语,不过影响于耳,含糊于心,附会于口,而眼光从无着处,腕力从无措处,即历代之诗陈于前,何所决择,何所适从?人言是则是之,人言非则非之……人云亦云,人否亦否,何为者耶?夫人以著作自命,将进退古人,次第前哲,必具有只眼,而后泰然有自居之地.倘议论是非,聋瞀于中心,而随世人之影响而附会之,终日以其言语笔墨为人使令驱役,不亦愚乎?且有不自以为愚,旋愚成妄,妄以生骄,而愚益甚焉.原其愚,始于无识,不能取舍之故也。
” 所以为学贵先有识，而识亦需学来养。
明代李东阳（1447-1516）《怀麓堂诗话》说：“予尝谓识得十分，只做得八九分……若是者往往而然，然未有识分数少而作分数多者，故识先而力后。
”可见识之重要。
明代李贽（1527-1602）故有“天下唯识为难”（《焚书》卷四）之叹。
识不仅要识得何为好，更要识得何为不好。
吴聿《观林诗话》谓：“昔人有言：马有三百四病，诗有三百八病，诗病多于马病。
”黄庭坚（1045-1105）《次韵奉酬荆南判向和卿六言》诗：“更能识诗家病，方是我眼中人。
”喻守真识得崔诗的好，他说：“可见这诗的好，好在眼前景物，脱口而出，又自然又宏丽，并且有风骨”，却识不得其不好，不是诗病乃被其看成是诗病，他评崔诗说： “但在律论律，此诗颔联竟完全是古诗句法，上句连用六仄，下句连用五平，律句既不能入古，古诗那便可以入律
古人兴到笔随，偶弄狡狯，究竟不可以为法。
我们做律诗，倘夹入古诗句法，就难免给人讥评了。
” 此说正是王夫之（1619-1692）所谓“塾师赚童子法”，崔颢不是我们，崔颢是唐人，拘唐人以就格律，前之未闻，不免贻笑大方。
盖律诗作为一种成熟的文体，是经由沈佺期，宋之问（约656-约713），杜审言（约645-约708）才逐步定型，到杜甫手中才得以发扬光大，集其大成（参见易奥法《养心斋诗论续编·近体诗形成之探索》）。
但唐人正不以此自限，杜甫夔州以后尝试作拗体即是明证。
郭绍虞先生在《沧浪诗话校释》中从用韵叠字等方面证明直到宋代“宋人学古，始以律严相矜”，即是说格律要求直到宋代才慢慢变得严格起来，至明代这一类议论更甚，如王世贞《艺苑卮言》：“五言至沈宋，始可称律，律为音律，法律，天下无严于是者，知虚实平仄不得任情而度，明矣。
”胡应麟《诗薮·内篇》卷一：“近体之攻，务先法律”，在古代诗话中未闻苛求唐人以格律者也。
杜甫诗尚不如此自限，况早于杜之崔诗李诗，可拘其以就格律乎
这是识力不够，乱发议论的例子。
余每叹世无伯乐，言无定准，徒使驾盐车上太行者，自鸣骏足耳。
今人金性尧即识得崔诗之好：“三四两句，似对非对，且上句连用六仄，下句连用五平，作者写时当是信手而就，一气呵成，读来依旧音节浏亮，并不拗口。
”两者观象一致，结论殊异，孰是孰非，岂非一目了然
比较崔李二诗，似乎可以说，就诗的功能论“诗言志”而言，李诗似高一筹，高步瀛所谓“惟结语用意似胜”即着眼于此，现在一般评论者仍以太白忧国，比之崔诗思家，思想境界要大，其实这只是皮相之论，王国维（1877-1927）《人间词话》早已言之：“境界有大小，不以是分优劣”，因为诗是情感的表达，情感只有深浅、厚薄、真伪、美丑之分，必欲分大小，大小亦不足以决定一个艺术品的高下。
文学史上一些传世名篇并不是说都表达了多么高远、高大、高深的思想，而成千上万的作家和作品表达了相同或相似的思想和情感，但只有极少数受到关注，其间，艺术成就的高低起了巨大的作用。
从这一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艺术性比思想和意图更为关键。
一位诗人说什么是重要的，但尤为重要的是，他说得好还是不好[更极端的说法是英国批评家布拉德雷（1851-1935）在《为诗而诗》里说的：“一位诗人说些什么是无关重要的，只要他说得好。
就诗而言，（说）什么是无足轻重的，如何（说）却是一切”。
他还说，“素材、题目、内容，实质并不决定什么”，只要他说得好才是一切]，再伟大的思想，再恢宏的境界，再高远的情怀，如果表达得不好，也不是好的文学，甚或不配称为文学，否则，我们把一个只会写“终极关怀”四字的学童看得高于李白，这显然于情理不通。
因此从艺术性的角度来看崔李二诗，王世懋的观点才切中肯綮，搔着痒处： “崔郎中作《黄鹤楼》诗，青莲短气，后题《凤凰台》，古今目为劲敌。
识者谓前六句不能当，结语深悲慷慨，差足胜耳。
然余意更有不然，无论中二联不能及，即结语亦大有辨。
言诗须道兴比赋，如‘日暮乡关’，兴而赋也；‘浮云蔽日’,比而赋也,以此思之,‘使人愁’三字虽同,孰为当乎?‘日暮乡关’‘烟波江上’,本无指著,登临者自生愁也；‘浮云’‘蔽日’,‘长安不见’,逐客自应愁,宁须使之?青莲才情,标映万载,宁以予言重轻?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窃以为此诗之不逮,非一端也.如有罪我者,则不敢辞。
” 从“不涉理路，不落言荃，唯有兴趣”的角度来看，《黄鹤楼》无疑更具有“完整自足的心象”。
这首诗首先营造了一种气氛，一种可以暗示多种意义的气氛，“空”，着重描写的是一种状态，“此地空余黄鹤楼”，“白云千载空悠悠”，鹤去楼空，白云悠悠，令人怅惘，但不一定指向乡愁。
到“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原本笼罩在想象和神话之中的景物才异乎寻常地清晰起来，终于，面对暮色苍茫、烟霭沉沉的长江，一缕淡淡的忧愁涌起。
在这里，“意象”的如流水般的自然呈现，达到了王夫之所谓“现量”说的真境界：“现者，有现在义、有现成义、有显现真实义。
现在不缘过去作影；现成一触即觉，不假思量计较；显现真实，乃彼体性本自如此，显现无疑，不参虚妄。
”（《相宗络索·三量》）诗人的意绪，那些源于自由感觉的意绪，如弥漫的烟雾，要加以清晰的界定和阐释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我们要完整地传达这种意绪，就应尽量避免涉于理路，就应尽量向读者提供含蕴丰富的意境，“排除思想分析而直入世界内部的特征”正是“现量”的要义。
因为在实际的经验里，时间、空间、因果本是不存在的，我们将时间、空间、因果点出，这是逻辑思维干予的结果，是对原生态感受的切割与肢解，其结果是摧毁了感觉的全面性与真实性。
[如明代谢榛《四溟诗话》中即举例说：“韦苏州曰：‘窗里人将老，门前树已秋’，白乐天曰：‘树初黄叶日，人欲白头时’，司空曙曰：‘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三诗同一机杼，司空为优，善状目前之景，无限凄感，见乎言表。
”这就表明了前面二首诗中“将”、“已”、“初”、“欲”的指点说明，破坏了原本时空未分的直观视觉，而司空曙不加说明和解释，却完整地呈现出其间所含蕴的内在的紧张，时间、人事的白云苍狗般的变化和难以把握都传给了读者，无须再费唇舌。
古代诗话中常见的“寓目则书”（钟嵘《诗品》）、“俯拾即是，不取诸邻”（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自然》）、“直致所得”（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眼处心生”（元好问《论诗绝句》）、“好诗须在一刹那揽取，迟则失之”（徐增《而庵诗话》），与王夫之所说的“现量”都是这个意思]在这里，李诗即不免涉于理路，落下言荃，而分别计较之心太重，如“半落”、“中分”、“浮云”、“蔽日”，且如王世懋所说，既为“浮云”“蔽日”，“长安不见”，乃“逐客自应愁”，而何处不可愁，必欲于凤凰台上愁乎
此即为金圣叹所说“求其所以必写凤凰游而不得也”，由此可见李诗在意象的营造、运用上还未能宛转如意、还有某种欠缺。
从上分析可以说，在这里，“意象”的自然呈现比命意重要，一首诗的价值不取决于命意，许多传世的经典名篇，其思想性可能并无超拔之处，因此不要仰仗思想性，以为仅凭此便可以取得文学史上的不朽地位。
唐诗之风神情韵，正在于不涉理路、不落言荃，其所以高出于宋诗之筋骨思理，道理正在于此。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结论说：崔颢《黄鹤楼》诗在艺术上确胜李诗一筹。
但这并不因此可以说我们就可以降低对李白《登金陵凤凰台》一诗应有的尊敬，金圣叹称李诗仍不失“大家风轨”。
庸人妄评，浅人妄改，倒使我想起法国批评家布瓦洛（1636-1711）在《郎加拉斯<论崇高>读后感》中的一段话来，我就以此作结吧： “有一些作家在许多世纪中都一直在获得赞赏，只有少数趣味乖僻的人（这种人总是随时都有的）才瞧不起他们，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如果要对这些作家的价值有所怀疑，那就不仅是冒昧的，而且是愚蠢了。
如果你看不出他们作品的美，你不能因此就断定它们不美，应该说你瞎了眼，没有鉴赏力。
大多数人在长久时期里对显有才智的作品是不会看错的。
……一个作家的古老对他的价值并不是一个准确的标准，但是人们对他的作品所给的长久不断的赞赏却是一个颠扑不破的证据，证明人们对它们的赞赏是应该的。
”参考资料
春品 司空图
凿壁偷光匡衡，字稚圭，匡衡勤学而无烛，邻居有烛而不逮，衡乃穿壁引其光，以书映光而读之。
邑人大姓文不识，家富多书，衡乃与其佣作而不求偿。
主人怪而问衡，衡曰：“愿得主人书遍读之。
”主人感叹，资给以书，遂成大学。
刻舟求剑 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于水。
遽契其舟，曰：“是吾剑之所从坠。
”舟止，从其所契者入水求之。
舟已行矣，而剑不行。
求剑若此，不亦惑乎
叶公好龙 叶公好龙，室中雕文尽以为龙。
于是天龙闻而下之，窥头于牖，拖尾于堂。
叶公见之， 弃而还走，失其魂魄，五神无主。
是叶公非好龙也，夫似龙而非龙也。
郑人买履 郑人有且置履者，先自度而置之其坐，至之市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
」反归取之。
及反，市罢，遂不得履。
人曰：「何不试之以足
」曰：「宁信度，无自信也。
」 自 相 矛 盾 楚人有卖盾与矛者，誉之曰：“吾盾之坚，物莫能陷也。
”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无不陷也。
”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
”其人弗能应也。
夫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
守株待兔 宋人有耕者。
田中有株。
兔走触株，折颈而死。
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
兔不可得得，而身为宋国笑。
月怀一鸡 今有人攘其邻之鸡者。
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
”曰：＂请损之，月攘一鸡，以待来年然后已。
＂如知其非义，斯速已矣，何待来年
愚 公 移 山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
本在冀州之南，河阳之北。
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
惩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
聚室而谋曰：“吾与汝毕力平险，指通豫南，达于汉阴，可乎
”杂然相许其妻献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损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
且焉置土石
”杂曰：“投诸渤海之尾，隐士之北。
”遂率子孙荷，担者三夫，叩石垦壤，箕畚运于渤海之尾。
邻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遗男，始龀，跳往助之。
寒暑易节，始一返焉。
拔苗助长 宋人有悯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
予助苗长矣。
”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
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
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
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滥竽充数 齐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
南郭处士请为王吹竽。
宣王悦之，廪食以数百人。
宣王死，湣王立。
好一一听之。
处士逃。
寓言故事中的“日喻”给我们的启示
文开头就像讲故事。
作者说起一个盲人。
一个盲人从来没见过太阳，就向有眼的人打听。
有人告诉他：太阳的形状像铜盘。
以这个比方向盲人解释，本不算错；可是比喻总是蹩脚的，打比方的人没有考虑到铜盘有声音而太阳没有声音。
“扣盘而得其声”，盲人一敲盘子就听到了声音。
过了一天，听见钟响，他以为是太阳响了。
又有人告诉他：太阳是有光的，正像蜡烛一样，也是有光的。
这个解释也并不算错，可是忘记了盲人根本不懂什么是“光”，于是盲人就“扪烛而得其形”，心想太阳大概是长的。
过了一天，他拿到一只“龠”，发现也是长的，他想，这大概是太阳了。
这是作者打的头一个比喻。
下面接着说太阳和钟、龠相差也太远了。
然而盲人却不知道它们有很大的区别，这是为什么呢
“以其未尝见而求之人也”。
一般人对“道”了解不足，与一个不知道太阳是什么的盲人，可以说相差无几。
如果让一个通达事理的人（“达者”）讲给他听，即使用了巧妙的比喻，和很好的诱导启发，恐怕也不比用盘子和蜡烛来解释太阳强多少，因为打比方总不能百分之百把道理讲清楚。
于是作者下结论说：“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见而名之，或莫之见而意之，皆求道之过也。
”这是说，当时一般谈论“道”的人，谁也没有真懂“道”是什么，只就他自己所看到的一点点东西硬给起个名字，说这就是“道”，就是真理，有的人连看也没看见，只是凭空瞎猜，这都是不动脑筋，专门依赖别人所发生的毛病。
“然则道卒不可求欤
”他先用孙武的话来回答，意思是说：善于作战的人能掌握主动，使敌人不由自主地走近自己，而不至于陷入被动，被敌人牵引过去。
又引用了子夏的话，意思是说，各行各业的手艺人，都在铺子（肆）里待着，社会上的人由于需要，都自动地到铺子里来买东西，因此他们坐在店里就可以“成其事”，把各人的业务完成，用来比方一个人只要努力学习，总有一天会体会到什么是“道”。
最后，作者自己回答什么是“致”：“莫之求而自至，斯以为‘致’与欤
”不去求它而它自己就来了的，这就是“致”。
“求”主要是依赖别人帮助，“致”主要是靠自己虚心学习，掌握主动。
必须这样，才能发现真理。
“南方多没人”这一段的道理又深入一层。
苏轼告诉我们：所谓“学”得有实际经验，我们现在叫做实践。
没人能沉在水里是怎么练的呢
天天同水在一起生活。
一个人能长时间沉没在水里，这哪儿是随随便便就做得到的，一定得对水的规律有所体会、有所掌握才行。
一个北方的勇士只靠向南方的“没人”打听到一些空理论，真要按照他的话去河里试试，那非淹死不可。
这样，作者又得出一个结论：“故凡不学而务求道，皆北方之学没者也。
”意思是：一个人不踏踏实实做学问而专门好高骛远去寻求什么高深的抽象的“道”，那就跟北方学“没”的人一样，早晚是要吃亏的。
最末一段，结合当前具体情况，谈了作这篇文章的目的。
…… 这篇文章所阐述的道理，是有苏轼亲身体验在内的。
对于探求真理和钻研学问的艰苦历程，苏轼自己是过来人，所以谈起来格外亲切有味。
我们通过这篇文章，可以更好地理解三方面的道理。
首先，做学问如果不通过自己刻苦钻研，亲身实践，只是靠打听别人，随便相信别人，就一定不会深入，不仅失于片面，而且还容易犯错误。
如果只凭主观瞎猜，危害性就更大。
其次，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起作用，专靠外力是无济于事的。
探求真理，钻研学问的内因，就是靠自己学习，不能只捡别人的现成果实。
还有第三点，所谓学习，不能只空谈理论，而是得自己下真功夫，下苦功夫，要有真才实学，要受过实际锻炼。
尽管苏轼说，有一天“道”会不用你去求而主动地来找你，实际上他却正是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你要不下苦功夫，“道”是不会来找你的。
这些道理，在今天看来，还是正确的，对我们是有用的，值得借鉴的。
…… 但是，这篇文章最吸引我们的还是那几个丰富多彩而又恰当准确的比喻。
全篇文章一共用了四个比喻，一头一尾，盲人不认识太阳和北方人学潜水是两个明显的、由作者直接创造的比喻，形象性很强，一眼就看得出。
中间两个，则是借用古人现成的、比较隐晦的、间接的比喻。
一个是引用孙武的话，用作战来说明人应该掌握主动；另一个是借用子夏的“百工居肆”的比喻来说明“道”与“学”的关系。
这两个好像是引经据典，其实是利用古人现成的材料为自己服务。
这就看出作者的笔是多么灵活，驾驭古书的能力有多么强。
第一个比喻是说明人在认识客观事物方面所存在的问题，是就“知”一方面来说的。
一个人只靠片面地拾取零碎的知识而对事物缺乏系统全面的理解，必然要犯错误。
只靠别人转述的第二手材料而不亲自参加调查研究，就一定得不出正确的结论。
看去像讲故事，其实是用活泼新鲜的形象来感染读者，让读者进一步悟出作者所要讲的道理。
这个比喻最重要、最精彩，也最深刻，因此把它摆在最显著的地位，这就大大地加强了文章的生动性，同时也加强了说服力。
第二、三两个比喻好像很简单，很现成，其实是很经济、很确切的。
敌我双方战斗，谁争取到主动谁自然占上风。
探求真理和钻研学问也正是如此，必须争取主动才行。
用开铺子比喻求真理，也很有意思。
一个人学问渊博、经验丰富，才容易发现事物的规律，正如铺子里货色齐，主顾才多。
但是作者还得紧接着用第四个比喻来说明实践的重要性。
因为学问渊博、经验丰富不能是纸上谈兵，更不能只靠道听途说，而是要经过亲身检验，经过锻炼，对事物才有彻底的了解。
必须有这四个比喻，作者所要阐明的道理才全面，文章因而也才显得完整。
从每个比喻来看，它们各有各的作用，而这四个比喻又互相关联，缺一不可。
这就体现了作者运用比喻丰富与确切两结合的特点。
然而这篇文章毕竟是说理文，不能只孤立地靠比喻来讨人欢喜，还得把读者从感性认识诱导到理性认识阶段。
于是在打完每个比喻之后，以及在每一段结束的地方，都用最简明概括的语言把结论交代出来。
这就使得作者的本意表达得更显著，文章也更为醒目。
打比喻是启发读者，给读者留有余地；下结论则是点醒读者，让读者一目了然。
文章也显得既有风趣，又有分量。
最后一段，指出吴彦律有志于学，这是正面鼓励。
但意在言外，劝他还应该注意两个方面。
第一，求学必须有目的（这就是“求道”）。
第二，要踏踏实实下真功夫做学问，不能浮光掠影只追求皮毛。
这从文章末尾批评过去和当时读书人考科举的两层意见（即“昔者，士杂学而不志于道；今者，士求道而不务学”）就可以体会得出来。
但作者写得很含蓄，寓鞭策于嘉奖之中，这也是应该注意的。
这篇文章语言十分流畅亲切，没有板起面孔说教的味道。
但是在轻松、风趣的后面又俨然存在着郑重严肃。
这正是作者大量用比喻来写说理文所取得的效果。
（节选自《阅读和欣赏》，北京出版社1960年版） 三、《日喻》赏析（朱靖华、柯象中） 苏轼之文长于说理，往往“昭晰无疑”（《艺概·文概》），长篇论说文是这样，短小精悍的杂说也莫不如此。
而且杂说较之正式的议论文更灵活，笔调更从容，“能道意所欲言”（《答王庠书》），充满了诗一样的情趣和哲理，愈加耐人寻味咀嚼。
本文就是其杂说中的代表作。
文章一开头就叙述故事，这种故事中的人物、时间、地点，都不明确（即使虚拟的也没有），其结构是抽象的，是作为论据的“寓言”。
因其描写生动，故而显得具体实在，说服力极强。
它告诉我们：任何知识都来源于感性经验，如果撇开感性经验而单靠间接经验，就像瞎子那样“未尝见而求之人也”，那么势必会“转而相之”，混淆这一事物与他事物的各种属性，加以臆测，杜撰，闹出“闻钟以为日”“扪烛以为日”的笑话，那就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了。
作者指出：“道之难见也甚于日，而人之求达也无以异于眇。
”如果单凭“达者告之”，“虽有巧譬善导，亦无以过于盘与烛也”。
然而单有感性经验还不够，还得亲自实践，多次探索，方能掌握道；作者认为“道可致而不可求”。
那么“致”与“求”有什么区别呢
作者引古人语对“致”作了解释：“孙武曰：‘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
’”这里的“致”就是一种“循序渐进”，平时积学，自然得“道”的意思，学至则道自致。
譬如军队能够掌握主动权，可进则进，可退则退，待时机成熟就行出击，才能获胜，若牵“求”胜利，就成了“致于人”了，就会失败。
求道也是如此，如果经过平时不断的实践，而不是急于求成，那么道是可致的。
作者为了论证这个观点，又给我们讲了另一个寓言故事。
作者发现“南方多没人”，而北方则少有，原因何在
就在于“南人”“日与水居也。
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没矣”。
因为“日与水居”，故能渐识水性，“夫没者岂苟然哉
必将有得水之道者。
”懂得水性（“水之道”）方才能“没”，“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识水，则虽壮见舟而畏之”。
可见求“道”单凭勇气是不行的，还得经过长期的实践。
如果想一蹴而就，“不学而务求道”，走捷径，投机取巧，那就只能像北方学“没”者那样，没有不被溺死的。
作者运用寓言阐述道理时，夹叙夹议，深入浅出，寓言讲完，道理也就清楚了。
而且作者连续运用两个寓言说明认识过程的两个阶段，丝丝入扣，环环相接，可称之为“螺旋式”的比喻方式——即运用两个内容相近但有连续性发展性的寓言故事构成层出不穷、变化多端的结构，使寓言的主旨和理念更趋深入和加强，这是苏轼的创新（参见朱靖华《苏东坡寓言评注·序言》）。
最后一段联系实际并交代为文的目的。
“昔者以声律取士，士杂学而不志于道”；相反，“今也以经术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务学。
”经术本来就是载道的，所以“士知求道而不务学”，他们不知道“道”是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要想真正理解“道”，不能单靠读几本经书，应该杂学旁收，既不能忽略感性经验，又要经过长期的摸索思考，以渐进于道。
这里，作者是针对王安石以经术取士而发的。
《御选唐宋文醇》卷三十八云：“宋自王安石始以经术取士，一时求仕者皆改其妃青媲白，而谈道德仁义；及致之于用，则茫然失据，亦与妃青媲白无二焉，此苏轼《日喻》所以作也。
” 总之，作者运轻灵之笔娓娓道来，仿佛与人对面而谈，亲切动人，语浅道明，毫无论说文的板滞之弊。
且本文还继承了战国议论文的优点，以寓言作为论据，使行文简洁明了，形象生动。
正如王文濡所评：“文以道与学并重，而譬喻入妙，如白香山诗，能令老妪都解。
”（《评校音注古文辞类纂》卷三十二） （选自《中华文学鉴赏宝库》，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四、苏轼的文学主张 苏轼多才多艺，诗、词、散文都有很高的造诣，是北宋最负盛名的文学家。
又工于绘画，擅长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齐名，并称“四大家”。
他的文学主张散见在他的部分诗、文、书、序、札记之中，在文学批评史上具有广泛影响。
苏轼强调作者要有深厚积累，文章应有充实的内容。
在《南行前集叙》中说：“夫昔之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
山川之有云雾，草木之有华实，充满郁勃而见于外，夫虽欲无有，其可得耶
”他要求文章要“有为而作”，联系现实，“言必中当世之过，凿凿乎如五谷必可以疗饥，断断乎如药石必可以伐病”（《凫绎先生诗集序》）。
《答俞括书》称赞俞括的文章：“皆酌古以御今，有意乎济世之实用，此正平生所望于朋友与凡学道之君子也。
”他在《答谢民师书》中提出：“（文章）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根据内容的要求，自由表达，摆脱形式限制，使之恰到好处，以取得自然流畅，波澜起伏的艺术效果。
这与他在《文说》中提出的“随物赋形”的观点是一致的，即根据所表现的对象，真实生动地描写外物。
他还发挥“辞达”的见解，认为“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
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
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
是之谓辞达。
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
”苏轼认为“辞达”是文学创作的最高要求。
他还强调“神似”，反对“形似”，在《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诗中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
赋诗即此诗，是非知诗人。
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
”清新自然，意境深远，达到传神的艺术效果。
苏轼的风格是“天马脱羁、飞仙游戏、穷极变幻，而适如其意中所欲出。
”（沈德潜《说诗语》）但在《书黄子思诗集后》中却极力推崇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的风格，即使对李白、杜甫也稍嫌不足。
在《评韩柳诗》一文中说：“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
”即外在的质朴平淡与内在的含蓄浓郁相结合。
这种风格概括了陶潜、谢灵运、韦应物、柳宗元一派诗人的创作特点，也正是唐末司空图所总结和提倡的诗风。
因此苏轼非常赞赏司空图论诗“味在咸酸之外”（《与李生论诗书》）的主张。
（选自王洪主编《古代散文百科大辞典（修订版）》学苑出版社1997年版） 五、苏轼轶事 少立范滂志 生十年，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
程氏读东汉《范滂传》，慨然太息，轼请曰：“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
”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
”（《宋史·苏轼列传》） 文惊欧公 嘉二年，试礼部。
方时文磔裂诡异之弊胜，主司欧阳修思有以救之，得轼《刑赏忠厚论》，惊喜，欲擢冠多士，犹疑其客曾巩所为，但置第二，复以《春秋》对议居第一，殿试中乙科，后以书见修，修语梅圣俞曰：“吾当避此人一头地。
”闻者始哗而厌，久乃信服。
（《宋史·苏轼列传》） 何须出处 东坡《刑赏忠厚之至论》用“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
”梅圣俞为小试官，以示欧公，公曰：“此出何书
”圣俞曰：“何须出处!”及揭榜，见东坡姓名，欧公曰：“此郎必有所据。
”及谒谢，首问之，东坡亦对曰：“何须出处!”与圣俞语合。
公赏其豪迈。
（《宋人轶事汇编》） 名慑举子 （东坡）初赴制举之召到都下，是时同召试者甚多。
相国韩魏公语客曰：“二苏在此，而诸人亦敢与之较试，何也
”此语既传，于是不试而去者，十盖八九矣。
（《宋人轶事汇编》） 老兵有鉴识 东坡在玉堂，一日，读杜牧之《阿房宫赋》凡数遍，每读彻一遍，即咨嗟叹息，至夜分犹不寐。
有二老兵皆陕人，给事左右，坐久甚苦之。
一人长叹操西音曰：“知他有甚好处，夜久寒甚不肯睡。
”连作冤苦声，其一曰：“也有两句好。
”其人大怒曰：“你又理会得甚底
”对曰：“我爱他道‘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
’‘叔党卧而闻之，明日以告。
’”东坡大笑曰：“这汉子也有鉴识。
”（《宋人轶事汇编》） 作文先有意 有问作文之法于东坡，坡曰：“譬如城市中种物，欲致为我用，有一物焉，曰钱，得钱则物皆为用。
作文先有意，则经史皆为我用。
”（《宋人轶事汇编》） 平生快意事 东坡尝谓：“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
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矣。
”（《宋人轶事汇编》）
生者百岁，相去几何。
生者百岁，相去几何，欢乐苦短，忧愁实多
何如雪酒，日往烟梦；花覆茅檐，疏雨相过。
倒酒既尽，杖黎行过，孰不有古，南山峨峨。
这是晚唐司空图的司空图—《 二十四诗品》的二三。
唐·司空图 简介 司空图（837——908年）字表圣，河中虞乡（今山西省永济县）人，晚唐诗人、诗论家。
做 官 史称司空图少有文才，但不见称于乡里，后来以文章为绛州刺史王凝所赏识。
王凝回朝任礼部侍郎，知贡举，司空图于唐懿宗咸通十年（公元 869年）应试，擢进士上第，时年三十三岁，受到王凝赞许，名声益振。
不久，王凝因事被贬为商州刺史，司空图感于知遇之恩，主动表请随行。
唐僖宗乾符四年（ 877年），王凝出任宣歙观察使，召请他为幕府。
第二年，朝廷授司空图殿中侍御史，他因不忍离开王凝，拖延逾期，被左迁为光律寺主薄，分司东都洛阳。
当时卢携罢相，正居于洛阳，对他的才华和为人很爱重，常相往来共游。
有一次，卢携经过司空图的宅第，在壁上题了一首诗称赞他说：“姓氏司空贵，官班御史卑。
老夫如且在，不用念屯奇。
”后来，卢携回朝复相，召司空图为礼部员外郎，寻迁郎中。
唐僖宗广明元年（ 880年），黄巢起义军攻入长安。
司空图的弟弟有个奴仆叫段章，参加了黄巢起义，曾热情地向他宣传起义军的各种好处，劝他往迎起义军，他不肯，便回到故乡河中。
后来他听说僖宗在凤翔，便入拜见，被封为知制诰、中书舍人。
广明二年，僖宗逃到成都，他追随未及，又回到河中。
从这时起直到他去世的二十多年时间，司空图基本上是过着一种消极的隐居生活，他的大部分诗歌和诗论也是在这一时期写成的。
诗 论 司空图留给后世的诗，大多抒发山水隐逸的闲情逸致，内容非常单薄。
他还写诗表白：“诗中有虑犹须戒，莫向诗中着不平。
” 在文学史上，司空图主要是以诗论著名，他的《诗品》（还有《与李生论诗书》等几封书信）是唐诗艺术高度发展在理论上的一种反映，是当时诗歌纯艺术论的一部集大成著作。
《诗品》把诗歌的艺术表现手法分为雄浑、含蓄、清奇、自然、冼炼等二十四种风格，每格一品，每品用十二句形象化的四言韵语来比喻说明。
但他的诗论缺乏严密的系统性，特别是片面强调所谓“韵外之致”、“味外之旨”，宣扬了一种远离现实生活体验的超脱意境，忽视诗歌的思想内容和重大的社会作用。
这些都为宋代严羽的《沧浪诗话》、清代王士祯的《渔洋诗话》等所继承和发挥，对后世的批评和创作产生了不少消极的影响。
司空图——《 二十四诗品》 一、雄浑 大用外腓，真体内充。
反虚入浑，积健为雄。
具备万物，横绝太空。
荒荒油云，寥寥长风。
超以象外，得其环中。
持之非强，来之无穷。
二、冲淡 素处以默，妙机其微。
饮之太和，独鹤与飞。
犹之惠风，荏苒在衣。
阅音修篁，美曰载归。
遇之匪深，即之愈希。
脱有形似，握手已违。
三、纤穠 采采流水，蓬蓬远春。
窈窕深谷，时见美人。
碧桃满树，风日水滨。
柳阴路曲，流莺比邻。
乘之愈往，识之愈真。
如将不尽，与古为新。
四、沉著 绿杉野屋，落日气清。
脱巾独步，时闻鸟声。
鸿雁不来，之子远行。
所思不远，若为平生。
海风碧云，夜渚月明。
如有佳语，大河前横。
五、高古 畸人乘真，手把芙蓉。
泛彼浩劫，窅然空踪。
月出东斗，好风相从。
太华夜碧，人闻清钟。
虚伫神素，脱然畦封。
黄唐在独，落落玄宗。
六、典雅 玉壶买春，赏雨茅屋。
坐中佳士，左右修竹。
白云初晴，幽鸟相逐。
眠琴绿阴，上有飞瀑。
落花无言，人淡如菊。
书之岁华，其曰可读。
七、洗炼 如矿出金，如铅出银。
超心炼冶，绝爱缁磷。
空潭泻春，古镜照神。
体素储洁，乘月返真。
载瞻星辰，载歌幽人。
流水今日，明月前身。
八、.劲健 行神如空，行气如虹。
巫峡千寻，走云连风。
饮真茹强，蓄素守中。
喻彼行健，是谓存雄。
天地与立，神化攸同。
期之以实，御之以终。
九、绮丽 神存富贵，始轻黄金。
浓尽必枯，淡者屡深。
雾余水畔，红杏在林。
月明华屋，画桥碧阴。
金尊酒满，伴客弹琴。
取之自足，良殚美襟。
十、自然 俯拾即是，不取诸邻。
俱道适往，著手成春。
如逢花开，如瞻岁新。
真与不夺，强得易贫。
幽人空山，过雨采苹。
薄言情悟，悠悠天钧。
十一、含蓄 不著一字，尽得风流。
语不涉己，若不堪忧。
是有真宰，与之沉浮。
如满绿酒，花时反秋。
悠悠空尘，忽忽海沤。
浅深聚散，万取一收。
十二、豪放 观花匪禁，吞吐大荒。
由道反气，虚得以狂。
天风浪浪，海山苍苍。
真力弥满，万象在旁。
前招三辰，后引凤凰。
晓策六鳌，濯足扶桑。
十三、精神 欲返不尽，相期与来。
明漪绝底，奇花初胎。
青春鹦鹉，杨柳楼台。
碧山人来，清酒深杯。
生气远出，不著死灰。
妙造自然，伊谁与裁。
十四、缜密 是有真迹，如不可知。
清露未晞。
要路愈远，幽行为迟。
语不欲犯，思不欲痴。
犹春于绿，明月雪时。
十五、疏野 惟性所宅，真取不羁。
控物自富，与率为期。
筑室松下，脱帽看诗。
但知旦暮，不辨何时。
倘然适意，岂必有为。
若其天放，如是得之。
十六、清奇 娟娟群松，下有漪流。
晴雪满竹，隔溪渔舟。
可人如玉，步BD寻幽。
载瞻载止，空碧悠悠，神出古异，淡不可收。
如月之曙，如气之秋。
十七、委曲 登彼太行，翠绕羊肠。
杳霭流玉，悠悠花香。
力之于时，声之于羌。
似往已回，如幽匪藏。
水理漩洑，鹏风翱翔。
道不自器，与之圆方。
十八、实境 取语甚直，计思匪深。
忽逢幽人，如见道心。
清涧之曲，碧松之阴。
一客荷樵，一客听琴。
情性所至，妙不自寻。
遇之自天，泠然希音。
十九、悲慨 大风卷水，林木为摧。
适苦欲死，招憩不来。
百岁如流，富贵冷灰。
大道日丧，若为雄才。
壮士拂剑，浩然弥哀。
萧萧落叶，漏雨苍苔。
二十、形容 绝伫灵素，少回清真。
如觅水影，如写阳春。
风云变态，花草精神。
海之波澜，山之嶙峋。
俱似大道，妙契同尘。
离形得似，庶几斯人。
二一、超诣 匪神之灵，匪几之微。
如将白云，清风与归。
远引若至，临之已非。
少有道契，终与俗违。
乱山乔木，碧苔芳晖。
诵之思之，其声愈希。
二二、飘逸 落落欲往，矫矫不群。
缑山之鹤，华顶之云。
高人画中，令色氤氲。
御风蓬叶，泛彼无垠。
如不可执，如将有闻。
识者已领，期之愈分。
二三、旷达 生者百岁，相去几何。
欢乐苦短，忧愁实多。
何如尊酒，日往烟萝。
花覆茅檐，疏雨相过。
倒酒既尽，杖藜行歌。
孰不有古，南山峨峨。
二四、流动 若纳水輨，如转丸珠。
夫岂可道，假体如愚。
荒荒坤轴，悠悠天枢。
载要其端，载同其符。
超超神明，返返冥无。
来往千载，是之谓乎。
最早把意境一词引入到文论中的是
看下面的论文庄子言意观对中国古代文论的影响 【摘要】先秦哲学史上，庄子深入探讨语言与意义的矛盾，提出“言不尽意”和“得意忘言”的观点。
庄子的言意观凭藉魏晋玄学为桥梁，与文学思想相接触，最终形成了中国文学“意在言外”的含蓄传统，为中国古代意境说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庄子言不尽意得意忘言魏晋玄学意在言外意境说一 言意之辨是个古老而常新的话题。
在先秦哲学史上，深入探讨语言和意义的矛盾之人是庄子。
庄子的言意观主要集中于《外篇》的《天道》、《秋水》和《杂篇》的《外物》。
1 这几篇是否出于庄子本人，学界存有争议。
如王夫之认为《内篇》出于庄子原著，《外篇》出于庄子的门徒后学，《杂篇》中的《寓言》、《天下》是全书的序例。
2冯友兰以为庄子所以为庄子者，突出表现在《消遥游》和《齐物论》两篇。
3尽管各家对于《庄子》中《内篇》、《外篇》与《杂篇》意见不一，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将其作为整个庄子学派来研究，因为先秦时期并没有我们今天的私有著作权观念。
4 为了行文的方便，我们先将《庄子》书中相关的言论备引如下—— 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
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
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
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
故视而可见者，形与色也；听而可闻者，名与声也。
悲夫，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
夫形色名声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则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岂识之哉
桓公读书于堂上。
轮扁斫轮于堂下，释椎凿而上，问桓公曰：“敢问，公之所读者何言邪
”公曰：“圣人之言也。
”曰：“圣人在乎
”公曰：“已死矣。
”曰：“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桓公曰：“寡人读书，轮人安得议乎
有说则可，无说则死。
”轮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观之。
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
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
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
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庄子?天道》 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
——《庄子?秋水》 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
——《庄子?外物》 据“轮扁”节，我们知道此前的老子也说过类似的话。
《老子》五十六章：“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又《老子》八十一章：“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善者不辩，辩者不善。
”但是老子说得过于简单，未能深入讨论语言与意义的矛盾。
先秦时的另一部古书《周易》也接触到这个问题，《周易?系辞传》曰：“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
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系辞焉以尽其言。
”然则儒家系统的《周易》仍然强调立象尽意，系辞尽言，即语言可以穷尽意义。
这就与庄子的意思迥异。
约而言之，轮扁一节可用“言不尽意”以总括。
庄子认为，语言贵在意义，而“意有所随”，即言外之意，这是无法用语言传达的。
但是世人却以书中的片言只语、形色名声为贵，这就“贵非其贵”了。
轮扁根据自己的纯粹经验，认为桓公所读之书为糟粕。
他体悟到的斫轮规律，得于心且应于手，但却无法告诉自己的儿子，就像古人无法在书中真正传达自己的思想一样。
这个时候我们会感觉语言的苍白无力。
王夫之评论道：“极有为者之所为，仁义而已。
乃其所为仁义者，岂果有以自信而审其无假哉
读书而闻有仁，则以为仁；读书而闻有义，则以为义。
不知古之为此言者，适乎时，因乎化，而非其必然之情也。
窃其所言以自贵，而挠万物之情，此儒墨之所以多为多败，而撄人之心也。
其无独见而唯人言之从也，曰道谀。
其有人之有而自忘也，曰贼心。
”5王夫之认为古人所说的仁与义，都只是为了适应具体的时代和变化而发的，所谓对症下药、因病而发罢了，并非“必然之情”，后人片面拘守，窃以自贵，遂致愈骛愈远。
那么，“言不尽意”的根源何在
冯契认为庄子对逻辑思维提出了三点责难，第一，抽象的名言不能把握具体的事物；第二，静止的概念无法表达变化；第三，有限的概念不能表达无限。
6我们知道，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是思维和交流思想的工具。
黑格尔说：“语言在本质上只是表示那一般的普遍观念；而人们所指谓的东西却是特殊者、个别者。
因此人们对于自己所指谓的东西，是不能在语言中来说的。
”7本质上思维是一种否定性行为，我们用语言概括事物，必然舍弃许多相关的细节、关系、过程与趋势。
好比我们说“花真美
”，我们其实忽略了天气与周围的环境，花的姿态、颜色，甚至赏花时的心境，我们是在说“这朵”花真美。
我们说“善恶”，是因为我们心中隐含了善恶的标准，我们是用这一标准去进行衡量褒贬。
假如没有这个标准，就无所谓善恶了。
因此，语言很难表达我们心中的微妙意思，有限的语言无法穷尽无限的意思。
据“精粗”节，我们知道庄子讨论言与意的目的是为了阐明他的“道”。
王先谦曰：曰粗，则犹可以言论；曰精，则犹可以意致；不期于精粗者，在意言之表，即道妙也。
8这里构成了“言、意、道”的三者关系：言不尽意，道在言意之外。
既然言不尽意，道在言意之外，缘何《庄子》一书洋洋洒洒十万余言
尽管庄子认识到语言的局限性，但他并没有简单的加以否定，而是充分调动语言的潜力，进而提出了寓言、重言、卮言的概念。
《庄子·寓言》曰：“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
”寓言是寄托寓意的言论，占书中比例十分之九；重言是借重先哲时贤的言论，占十分之七。
9庄子这样解释卮言：“言无言，终身言，未尝不言；终身不言，未尝不言。
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
恶乎然
然于然。
恶乎不然
不然于不然。
恶乎可
可于可。
恶乎不可
不可于不可。
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
”卮言说到底就是“无言”，因为无言，所以全面而完整，可以可，也可以不可，可以然，也可以不然，这样就可以泯灭是非，庄子终于掉入相对主义的泥潭了。
10 一方面强调“言不尽意”，一方面寓言、重言、卮言十万余言，看似矛盾，其实不然。
庄子还有一个支点，那就是“得意忘言”。
据“荃蹄”节，荃、蹄是用来捕鱼、兔的，得鱼应忘荃，得兔应忘蹄。
语言是用来达意的，得意应忘言。
言是桥梁，是工具，是手段；意是归宿，是结果，是目的。
庄子提醒我们过了河，就要拆桥，不要混淆了工具和结果，手段和目的。
手段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再完美的手段终究还是手段，它不能也无法取代目的。
是目的决定手段，而不是手段决定目的。
是故“庄子之书，一荃蹄耳”，“道惟无体，故寓庸而适于是非；则一落语言文字，而早已与道不相肖。
故于此发明其终日言而未尝言之旨，使人不泥其迹，而一以天均遇之，以此读内篇，而得鱼兔以忘荃蹄，勿惊其为河汉也。
”11不难理解，庄子的寓言、重言与卮言，不过是荃蹄工具而已，即以《庄子》全书而论，也是达道的荃蹄。
二 庄子的“言不尽意”与“得意忘言”仍然是在哲学领域的思辩，还没有直接影响到中国古代文论，经历了两汉的经学时代，终于等到了魏晋玄学。
魏晋时期言意之辨成为一热门话题。
在当时有三种流行的意见：言尽意论，以欧阳建为代表；言不尽意论，以荀粲为代表；得意忘言论，以王弼为代表。
三派观点这里不详加评述，总之在当时是影响极大的思潮。
《世说新语·文学》曰：“旧云王丞相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
”汤用彤曰：“迹象本体之分，由于言意之辨。
依言意之辨，普遍推之，而使之为一切论理之准量，则实为玄学家所发现之新眼光新方法。
”这种新眼光、新方法，又以王弼的得意忘言说用之极广：一，施于经籍注释；二，深契玄学宗旨；三，会通儒道二家；四，影响名士立身。
“读书须视玄理之所在，不必拘于文句。
行事当求风神之萧朗，不必泥于形迹。
”12魏晋风度的形成与此不无关系。
随着言意之辨的热烈讨论，玄学的盛行解放了人的思想与个性，迎来了中国文学的“自觉”的时代。
最早将言意关系引入文学领域的是陆机，在玄学时代陆机第一个援老庄思想进入文学创作理论。
他这样叙述创作《文赋》的缘起：“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
夫放言遣辞，良多变矣。
妍媸好恶，可得而言；每自属文，尤见其情。
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
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
故作《文赋》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论作文之利害所由。
”陆机所说的“意不称物，文不逮意”，揭示了言、意、物的永恒矛盾。
创作时心中的意义难以与外物相称，而语言文字又难以穷尽心中的意义。
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继续讨论言意问题：“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
何则
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
”黄侃评曰：“半折心始者，犹言仅乃得半耳。
寻思与文不能相傅，由于思多变状，文有定形；加以妍文常迟，驰思常速，以迟追速，则文歉于意，以常驭变，则思溢于文。
陆士衡云：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
与彦和之言若重规叠矩矣。
”13内在的意义在没有形诸文字之前可以想象得很美好奇特，而语言却是具体的、物质的，它注重实在所以难以巧妙。
文论家们讨论的言意矛盾，基本上仍是沿着玄学家的思路，发挥“言不尽意”、“得意忘言”的说法。
锺嵘《诗品》曰：“言有尽而意有余。
”皎然《诗式·重意诗例》曰：“但见性情, 不睹文字, 盖诗道之极也。
”司空图《诗品?含蓄》曰：“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欧阳修《六一诗话》引梅尧臣语曰：“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
”严羽《沧浪诗话?诗辨》曰：“妙处莹彻玲珑, 不可凑泊, 如空中之音, 相中之色, 水中之月, 镜中之象, 言有尽而意无穷。
”刘熙载《艺概》曰：“杜诗只‘有’‘无’二字足以评之。
‘有’者但见性情气骨也, ‘无’者不见语言文字也。
”“言不尽意”、“得意忘言”由单纯的哲学讨论演变为美学上的自觉追求。
仔细体会文论家们的言论，可以发现文学作品的意义和价值，是由作者和读者共同完成的。
作为作者，就要充分利用语言和意义之间的空间感、距离感，利用语言的模糊性、歧义性、隐喻性、象征性、暗示性和意向性，以少胜多，以一当十，以有限表示无限，寓全于不全之中，寓有于无之中，通过具有无限包孕性的诗歌意象，来突破现实语言的樊篱。
我们以陶渊明《饮酒》（其五）为例：“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萧统《陶渊明集序》曰：“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 吾观其意却不在酒, 亦寄酒为迹者也。
”诗名饮酒，篇中全无一字着于酒上，陶潜亦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也，亦借酒发抒个人怀抱，表达对田园生活的向往。
当他感觉到自然中蕴涵着生活本真时，想要言说，却觉得无法用语言来表达那种感受，无法将那转瞬即逝的“永恒”驻留于永恒之中
然而陶潜的不说，分明胜过喋喋不休的言说，不说就是说，此时无声胜有声。
我们完全可以通过陶潜的暗示领悟他向往的境界。
作为读者（接受者），就要诉诸自己的直觉、本能、体悟、想象和情感体验，追求一种心理上的感知——期望、失望、追求和重建，体味作者构建的“景外之景”、“象外之象”（司空图《与极浦书》）、“韵外之致”和“味外之旨”（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
同样是王夫之，强调“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14，充分肯定了接受者在欣赏过程中的能动作用。
我们以郑谷《淮上与友人别》为例：“扬子江头杨柳春，杨花愁杀渡江人。
数声风笛离亭晚，君向潇湘我向秦。
”宋贺子翼《诗筏》曰：“诗有极寻常语，以作发句无味，倒用作结方妙者。
如郑谷《淮上别故人》诗云：‘扬子江头杨柳春，杨花愁杀渡江人；数声羌笛离亭晚，君向潇湘我向秦。
’盖题中正意，只‘君向潇湘我向秦’七字而已。
若开头便说，则浅直无味；此却倒用作结，悠然情深，令读者低徊流连，觉尚有数十句在后未竟者。
”15如此美丽的春天，诗人却满怀愁绪，篇末读者本以为诗人会一诉衷曲，孰料诗人反以“君向潇湘我向秦”结篇。
读者的期待落空，觉得后面还有千言万语没有说，自然会想象路上的山长水阔艰难险阻，家乡的遥遥无及午夜梦回，友人的思念牵挂殷殷期盼，未来的迷惘无助他生未卜。
在读者的重构下，诗意得意补全。
三 言意之辨不独影响古代文论，还波及艺术领域。
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曰：“予尝论书，以谓锺(繇)、王(羲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划之外。
”16沈括《梦溪笔谈?书画》曰：“书画之妙，当以神会，难可以形器求也。
世之观画者，多能指摘其间形象、位置、彩色瑕疵而已，至于奥理冥造者，罕见其人。
如彦远《画评》言：‘王维画物，多不问四时，如画花往往以桃、杏、芙蓉、莲花同画一景。
’余家所藏摩诘画《袁安卧雪图》，有雪中芭蕉，此乃得心应手，意到便成，故其理入神，迥得天意，此难可与俗人论也。
谢赫云：‘卫协之画，虽不该备形妙，而有气韵，凌跨群雄，旷代绝笔。
’又欧文忠《盘车图》诗云：‘古画画意不画形，梅诗咏物无隐情。
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见诗如见画。
’此真为识画也。
”17 言意之辨，施于乐，就是求其弦外之音；施于画，就是求其笔墨之外；施于字，就是求其字外之奇；施于文，就是求其言外之意。
王国维曰：“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
”18庄子的言意之辨，由陆机而刘勰，而司空图，而严羽，而王士禛，而王国维，最终形成了中国文学“意在言外”的含蓄传统，为中国古代意境说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也规范了中国古人的审美思维。
哲学是对文化的反思和理解，是一个民族精神的脊梁。
我们的时代纷繁而忙碌，幸好，我们的民族还有庄子，他引导我们体验一种人生境界，一种不拘小节得意忘言的艺术境界。
那就是魏晋风度，我们的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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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黄鹤楼》与《登金陵凤凰台》 （著者：敬亭山） 崔颢（
-754）《黄鹤楼》与李白(701-762)《登金陵凤凰台》都是传颂千古的名篇，在中国古代诗话中对两诗之品鉴比较，其作为一个话题，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考其所由来，当推严羽（宋理宗时人，理宗1225-1264在位）首发其端，其在《沧浪诗话*诗评》中说：“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诗为第一。
”江淹所谓“娥眉讵同貌而俱动于魄，芳草宁共气而皆悦于魂”（《杂体诗序》），在诗歌鉴赏中论甘忌辛，好丹非素，各人所嗜不一，必欲定其为压卷，亦难服众矣。
如明代何景明（1483-1521）就取沈佺期（约656-713）“卢家少妇郁金堂”为第一，明代胡应麟（1551-1602）与清代潘德舆（1785-1839）就以杜甫（712-770）“风急天高猿啸哀”为第一。
严羽之后，首次把崔诗与李诗相提并论的是宋末元初人方回（1227-1307）。
因为崔诗与李诗有相互比较品鉴的基础：两诗都有很高的艺术成就，无论用韵，题材，题旨，气势，格律各方面均堪角力，最能引发品鉴比较的兴味，方回即在他的《瀛奎律髓》中比较了两诗的相似，他的结论是两诗“气势格律未易甲乙”。
后来清代的纪昀（1724-1805）不同意方说，说李诗“气魂远逊于崔诗，云未易甲乙，误也。
”又说：“太白不以七律见长，如此种俱非佳处”云云。
方回之后，后世所喧传之崔颢题诗，太白废笔的故事，最初出于元代西域人辛文房所撰《唐才子传》，据说李白登黄鹤楼而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
无作而去，为哲匠敛手云”。
李后作《登金陵凤凰台》，欲与崔一较胜负也。
此虽传说如此，亦暗含扬崔抑李之意矣。
到了明代，王世贞（1526-1590）之弟王世懋（1536-1588）在《艺圃撷余》中详论两诗得失优劣，左袒崔诗，极具见地。
明末清初的批评家金圣叹（1608-1661）在《贯华堂选批唐才子书七言律》中批评李诗：“人传此是拟《黄鹤楼》诗，设使果然，便是出手早低一格。
”与纪昀同时的蘅塘退士孙洙（1711-1778）亦以崔诗编在《唐诗三百首》七言律诗第一篇定其压卷。
到了近代，高步瀛在《唐宋诗举要》中说：“太白此诗全摹崔颢《黄鹤楼》，而终不及崔诗之超妙，惟结语用意似胜。
”是贬中有褒。
喻守真编注《唐诗三百首详析》，因注重格律，始变蘅塘退士所定崔诗之位置，置其于七言律中之第二篇，虽论崔李二诗“工力悉敌”，貌作持平之论，雅不欲明言所为左右袒，而细玩其意，亦宁是推崇李诗矣。
上述之粗略梳理，挂一漏万，在所难免。
犹足使人头为之昏，目为之眩，不知脚之何立，身之何从。
究竟孰高孰下，无所决择。
总不成以拥崔人多则高崔，抑或以太白谪仙之才而盲目从李。
没有识力，则无从审美。
正如清代叶燮（1627-1703）在《原诗*内篇》所说： “今夫诗，彼无识者既不能知古来作者之意，并不自知其何所兴感触 发而为诗;或亦闻古今诗家之论,所谓体裁格力,声调兴会等语,不过影响于耳,含糊于心,附会于口,而眼光从无着处,腕力从无措处,即历代之诗陈于前,何所决择,何所适从?人言是则是之,人言非则非之……人云亦云,人否亦否,何为者耶?夫人以著作自命,将进退古人,次第前哲,必具有只眼,而后泰然有自居之地.倘议论是非,聋瞀于中心,而随世人之影响而附会之,终日以其言语笔墨为人使令驱役,不亦愚乎?且有不自以为愚,旋愚成妄,妄以生骄,而愚益甚焉.原其愚,始于无识,不能取舍之故也。
” 所以为学贵先有识，而识亦需学来养。
明代李东阳（1447-1516）《怀麓堂诗话》说：“予尝谓识得十分，只做得八九分……若是者往往而然，然未有识分数少而作分数多者，故识先而力后。
”可见识之重要。
明代李贽（1527-1602）故有“天下唯识为难”（《焚书》卷四）之叹。
识不仅要识得何为好，更要识得何为不好。
吴聿《观林诗话》谓：“昔人有言：马有三百四病，诗有三百八病，诗病多于马病。
”黄庭坚（1045-1105）《次韵奉酬荆南判向和卿六言》诗：“更能识诗家病，方是我眼中人。
”喻守真识得崔诗的好，他说：“可见这诗的好，好在眼前景物，脱口而出，又自然又宏丽，并且有风骨”，却识不得其不好，不是诗病乃被其看成是诗病，他评崔诗说： “但在律论律，此诗颔联竟完全是古诗句法，上句连用六仄，下句连用五平，律句既不能入古，古诗那便可以入律
古人兴到笔随，偶弄狡狯，究竟不可以为法。
我们做律诗，倘夹入古诗句法，就难免给人讥评了。
” 此说正是王夫之（1619-1692）所谓“塾师赚童子法”，崔颢不是我们，崔颢是唐人，拘唐人以就格律，前之未闻，不免贻笑大方。
盖律诗作为一种成熟的文体，是经由沈佺期，宋之问（约656-约713），杜审言（约645-约708）才逐步定型，到杜甫手中才得以发扬光大，集其大成（参见易奥法《养心斋诗论续编·近体诗形成之探索》）。
但唐人正不以此自限，杜甫夔州以后尝试作拗体即是明证。
郭绍虞先生在《沧浪诗话校释》中从用韵叠字等方面证明直到宋代“宋人学古，始以律严相矜”，即是说格律要求直到宋代才慢慢变得严格起来，至明代这一类议论更甚，如王世贞《艺苑卮言》：“五言至沈宋，始可称律，律为音律，法律，天下无严于是者，知虚实平仄不得任情而度，明矣。
”胡应麟《诗薮·内篇》卷一：“近体之攻，务先法律”，在古代诗话中未闻苛求唐人以格律者也。
杜甫诗尚不如此自限，况早于杜之崔诗李诗，可拘其以就格律乎
这是识力不够，乱发议论的例子。
余每叹世无伯乐，言无定准，徒使驾盐车上太行者，自鸣骏足耳。
今人金性尧即识得崔诗之好：“三四两句，似对非对，且上句连用六仄，下句连用五平，作者写时当是信手而就，一气呵成，读来依旧音节浏亮，并不拗口。
”两者观象一致，结论殊异，孰是孰非，岂非一目了然
比较崔李二诗，似乎可以说，就诗的功能论“诗言志”而言，李诗似高一筹，高步瀛所谓“惟结语用意似胜”即着眼于此，现在一般评论者仍以太白忧国，比之崔诗思家，思想境界要大，其实这只是皮相之论，王国维（1877-1927）《人间词话》早已言之：“境界有大小，不以是分优劣”，因为诗是情感的表达，情感只有深浅、厚薄、真伪、美丑之分，必欲分大小，大小亦不足以决定一个艺术品的高下。
文学史上一些传世名篇并不是说都表达了多么高远、高大、高深的思想，而成千上万的作家和作品表达了相同或相似的思想和情感，但只有极少数受到关注，其间，艺术成就的高低起了巨大的作用。
从这一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艺术性比思想和意图更为关键。
一位诗人说什么是重要的，但尤为重要的是，他说得好还是不好[更极端的说法是英国批评家布拉德雷（1851-1935）在《为诗而诗》里说的：“一位诗人说些什么是无关重要的，只要他说得好。
就诗而言，（说）什么是无足轻重的，如何（说）却是一切”。
他还说，“素材、题目、内容，实质并不决定什么”，只要他说得好才是一切]，再伟大的思想，再恢宏的境界，再高远的情怀，如果表达得不好，也不是好的文学，甚或不配称为文学，否则，我们把一个只会写“终极关怀”四字的学童看得高于李白，这显然于情理不通。
因此从艺术性的角度来看崔李二诗，王世懋的观点才切中肯綮，搔着痒处： “崔郎中作《黄鹤楼》诗，青莲短气，后题《凤凰台》，古今目为劲敌。
识者谓前六句不能当，结语深悲慷慨，差足胜耳。
然余意更有不然，无论中二联不能及，即结语亦大有辨。
言诗须道兴比赋，如‘日暮乡关’，兴而赋也；‘浮云蔽日’,比而赋也,以此思之,‘使人愁’三字虽同,孰为当乎?‘日暮乡关’‘烟波江上’,本无指著,登临者自生愁也；‘浮云’‘蔽日’,‘长安不见’,逐客自应愁,宁须使之?青莲才情,标映万载,宁以予言重轻?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窃以为此诗之不逮,非一端也.如有罪我者,则不敢辞。
” 从“不涉理路，不落言荃，唯有兴趣”的角度来看，《黄鹤楼》无疑更具有“完整自足的心象”。
这首诗首先营造了一种气氛，一种可以暗示多种意义的气氛，“空”，着重描写的是一种状态，“此地空余黄鹤楼”，“白云千载空悠悠”，鹤去楼空，白云悠悠，令人怅惘，但不一定指向乡愁。
到“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原本笼罩在想象和神话之中的景物才异乎寻常地清晰起来，终于，面对暮色苍茫、烟霭沉沉的长江，一缕淡淡的忧愁涌起。
在这里，“意象”的如流水般的自然呈现，达到了王夫之所谓“现量”说的真境界：“现者，有现在义、有现成义、有显现真实义。
现在不缘过去作影；现成一触即觉，不假思量计较；显现真实，乃彼体性本自如此，显现无疑，不参虚妄。
”（《相宗络索·三量》）诗人的意绪，那些源于自由感觉的意绪，如弥漫的烟雾，要加以清晰的界定和阐释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我们要完整地传达这种意绪，就应尽量避免涉于理路，就应尽量向读者提供含蕴丰富的意境，“排除思想分析而直入世界内部的特征”正是“现量”的要义。
因为在实际的经验里，时间、空间、因果本是不存在的，我们将时间、空间、因果点出，这是逻辑思维干予的结果，是对原生态感受的切割与肢解，其结果是摧毁了感觉的全面性与真实性。
[如明代谢榛《四溟诗话》中即举例说：“韦苏州曰：‘窗里人将老，门前树已秋’，白乐天曰：‘树初黄叶日，人欲白头时’，司空曙曰：‘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三诗同一机杼，司空为优，善状目前之景，无限凄感，见乎言表。
”这就表明了前面二首诗中“将”、“已”、“初”、“欲”的指点说明，破坏了原本时空未分的直观视觉，而司空曙不加说明和解释，却完整地呈现出其间所含蕴的内在的紧张，时间、人事的白云苍狗般的变化和难以把握都传给了读者，无须再费唇舌。
古代诗话中常见的“寓目则书”（钟嵘《诗品》）、“俯拾即是，不取诸邻”（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自然》）、“直致所得”（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眼处心生”（元好问《论诗绝句》）、“好诗须在一刹那揽取，迟则失之”（徐增《而庵诗话》），与王夫之所说的“现量”都是这个意思]在这里，李诗即不免涉于理路，落下言荃，而分别计较之心太重，如“半落”、“中分”、“浮云”、“蔽日”，且如王世懋所说，既为“浮云”“蔽日”，“长安不见”，乃“逐客自应愁”，而何处不可愁，必欲于凤凰台上愁乎
此即为金圣叹所说“求其所以必写凤凰游而不得也”，由此可见李诗在意象的营造、运用上还未能宛转如意、还有某种欠缺。
从上分析可以说，在这里，“意象”的自然呈现比命意重要，一首诗的价值不取决于命意，许多传世的经典名篇，其思想性可能并无超拔之处，因此不要仰仗思想性，以为仅凭此便可以取得文学史上的不朽地位。
唐诗之风神情韵，正在于不涉理路、不落言荃，其所以高出于宋诗之筋骨思理，道理正在于此。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结论说：崔颢《黄鹤楼》诗在艺术上确胜李诗一筹。
但这并不因此可以说我们就可以降低对李白《登金陵凤凰台》一诗应有的尊敬，金圣叹称李诗仍不失“大家风轨”。
庸人妄评，浅人妄改，倒使我想起法国批评家布瓦洛（1636-1711）在《郎加拉斯<论崇高>读后感》中的一段话来，我就以此作结吧： “有一些作家在许多世纪中都一直在获得赞赏，只有少数趣味乖僻的人（这种人总是随时都有的）才瞧不起他们，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如果要对这些作家的价值有所怀疑，那就不仅是冒昧的，而且是愚蠢了。
如果你看不出他们作品的美，你不能因此就断定它们不美，应该说你瞎了眼，没有鉴赏力。
大多数人在长久时期里对显有才智的作品是不会看错的。
……一个作家的古老对他的价值并不是一个准确的标准，但是人们对他的作品所给的长久不断的赞赏却是一个颠扑不破的证据，证明人们对它们的赞赏是应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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