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美学感想
美，谁不爱，谁不喜欢
特别是现代，各种美的追求，例如：某某品牌的化妆品，某某减肥药，某某整形美容，想办法变美。
美的存在，其实在古代的中国很早就意识到美的现象，孔子在思想中就提供了中国文化中最早的对“美”的思考，他把美与善联系起来，为中国文化在此领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德国哲学家鲍姆嘉登于1750年在其所著的《美学》一书中首次提出来，柏拉图的对话《大希匹阿斯》，也在西方历史上第一篇企图给“美”下定义的文章。
柏拉图在这篇文章中的两个立场，即认为在所有的美的事物中有一个美的共相，它是一切美的事物之间所以美的最终原因，以及坚持应该给这个美的共相下定义，给后来的西方哲学和理性思考探索美的现象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确定了探索的方向--追求什么是“美本身”。
给“美”下定义的漫漫征程从此开始了。
美的现象和艺术的诗意世界之所以在公元前6世纪--5世纪进入了人类的思考。
德国哲学家鲍姆嘉登在1735年发表了论文《关于诗的哲学沉思录》，首次提出了建立一门特殊学科“美学”设想，为美学找到了恰当的地位，也为美学奠定了哲学基础。
由于审美的现象是与感觉、感官有密切关系的，帮助人们了解美、欣赏美、创造美，通过美感经验，从而提高了人的审美能力，例如在大街上看见了一个女孩，这个女孩披着长长而乌黑的头发，像瀑布一样，一时感觉到头发的美，再看看，你会觉得头发黑而直，这时已进入了欣赏头发的美，这种美其实很多人也在追求着，他们也会去创造这种美，这种美的追求，其实已经提高了人的审美能力。
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给感性认识提供规则，并探求“感性认识的完善”--美。
他给“美”的定义，就是“完善的感性”。
其实鲍姆嘉登猤美学的确定并不是最完善的，但毕竟“美学”这个学科开始在整个知识的体系中，赢得了一个存在的地位，正是这个地位，为后来的美学家们提供了发挥才智的深刻领域。
美学其实就是教人学会审美,一段音乐是美的,一朵花是美的,秋天的红叶是美的,人对事物产生审美活动, 审美活动是人类活动的最基本部分,通过已有的审美活动去发现美,例如:和朋友去郊游,目的是去放松心情,吸收大自然的新鲜空气,享受假日的快乐,本意不是进行审美活动,但是当你接触到\\\\看到时,被之“美景”吸引住了，这就是一种美感经验。
美的现象是属于人的现象,只存在于人与对象发生审美关系的那一刻，显然“美”并不是从书本上知道的，只要你在某些时候、某些地方产生了特别的，令你难忘的美感经验，你才知道“美”这回事，例如，在某个时候突然看见靓女、靓车、靓发型……等，你会发自内心地赞叹“真美啊”，这种终身难忘的感觉，也会使你产生“真美”的体验，从这些例子中，这就是美感经验，通过这样的美感经验具体地见识到“美”这回事。
对于具体的审美现象的发生来说，应该是先有审美活动，然后有美感经验产生。
但是。
对于具体的经验者来说，美感经验却反过来成了审美活动的标准和见证。
无论怎样说，美感经验的形成过程就是审美活动的过程，美感是审美活动的结果，而不是相反的。
也就是说在美感经验的基础上促使人生审美化。
美在每个人的心理感受上是不同的，美的现象还有历史性：一、美的现象随时代而变化，“环肥燕瘦”就是美的现象随时代而变迁的最好例证。
任何一种艺术的变迁史，其实就是美的现象随时代变化而变迁的最好成绩证明。
古代神话的美与现代小说的美是完全不同的；古代建筑与现代建筑的审美风格也是完全不同的。
每一个时代都有该时代的审美风尚，服装的变化，装饰的变化等就是这种变化的表现。
二、美的现象随文化的不同而不同。
人类社会有不同的文化，我们知道有东方文化，西方文化，希伯来文化，非洲文化，印度安文化，埃及文化，啊拉伯文化等，就东方文化来说，又可以有印度的、中国的、日本的、南亚的等差异。
不同的文化又有不同的美的现象。
比如，西方人以直率为美，中国人以含蓄为美。
中国人喜欢线条的表现力，西方人则喜欢造型的美。
三、美的现象因个性的不同而不同。
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审美偏好。
有些人喜欢悲剧，有些人喜欢喜剧；有些人喜欢春天的绚丽，有些人喜欢秋天的明朗，有些人则喜欢冬天的凝重。
同样，阅读同一部《红楼梦》，不同的人也会获得不同的审美经验。
这些就是个性所带来的美的现象的差异。
同一部戏剧、同一首诗也有不同的美感经验。
随着美学研究的目的：从审美活动认识人的自由，从审美活动理解认得完善和培养审美能力，创造美的生活来看，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学习美学知识，培养每个人的审美能力。
这就是人文素质的一个重要方面。
美谁不喜欢
我们应该把天生的感受力变成自觉的、有意识的作为，自觉的按照美的尺度来建造我们美好的每一天，而不只是在美术馆才能感受到没美的现象，不只是在电影院、音乐厅才能知道美的存在，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都能按照美的尺度去生活，去感受。
通过学习美学，我知道怎样进行审美活动，用自己的美感经验去感受美、发现美。
围城的感想
合上书本的最后一页，还来不及遐想许多，满脑子都是方鸿渐与孙柔嘉吵架时的情景。
总感觉那末了的句号，并不意味着故事的终结，而是另一段故事的开始。
“这个时间落伍的计时机无意中包含着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
”那只祖传的老钟大概是因为看到太多的人情世故，感叹之余忘记了跟紧时间的脚步，所以才成了“时间落伍的计时机”吧。
初读《围城》，便被它细致，生动，诙谐幽默的语言描写给吸引住了，经典之句信手拈来——如描写陆子潇鼻子的一句：“鼻子短而阔，仿佛原有笔直下来的趋势，给人迎鼻孔打了一拳，阻止前进，这鼻子后退不迭，向两旁横溢。
”再如描写一位女明星的歌声：“那位女明星的娇声尖锐里含着浑浊，一大半像鼻子里哼出来的，又腻又粘，又软弱无力，跟鼻子的主产品鼻涕具有同样的品性。
”等等不胜枚举，让人读起来都忍俊不禁，这也正是《围城》语言的最大特点，句句都暗含着讽刺。
《围城》讲述的是主人公方鸿渐留洋回国后与苏文纨，唐晓芙之间发生的事以及去三闾大学旅途的经过，在三闾大学当副教授的经历和后来与孙柔嘉结婚的故事。
有人说，《围城》写的就是婚姻就像围城，“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
”也“说是被围困的城堡fortresseassiegee,，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但在我看来，里面的围城不止一个，婚姻生活只是其中的一个，大围城套小围城，小围城里再套围城，人生就是由这些大大小小的围城组成。
譬如方鸿渐的大家庭里妯娌之间明争暗斗，封建迂腐的繁文缛节，正是方鸿渐一直想要逃出来的一个围城；再譬如在三闾大学教书期间所见所闻所亲身经历的教授们之间的勾心斗角，更是一座到处布满机关的围城，幸而最后方鸿渐冲了出来，但是，冲出来的同时，他又步入了另一个围城——与孙柔嘉结婚。
就这样无休止的出城，进程….. 由此，我不得不想到我自己，我是一个学生，我的那座城堡有是什么
是学校吧，我是城内的人，拼命地想逃出去，城外的人呢
是那些学龄前儿童，他们正无比兴奋地期待着进入这座华丽的城堡，就像十几年前的我一样。
这是一座坚不可摧的城，在扣留我们十几年后才放我们出来，不，应该说出去，然后，我们再满怀希望地步入下一个城堡——工作。
人生，城堡，我们就在这一个个城堡间，进而出，出而进，周而复始，没有止境。
根据苏轼《前赤壁赋》联系实际谈谈自己的感悟
读《前赤壁赋》有感《前赤壁赋》是北宋文学家苏轼于1082年游赤壁后写下的。
九百多年后，作为一个现代人，当我读到这一名篇时，心中仍不禁为之一动，是什么穿越了那近千年的历史，仍能叩响人们的心扉，是什么竟能引起自古至今从生活方式到思维形式截然不同的人们以同样深深的思索
“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有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盖乎
”这就是答案，寥寥数语，作者便将生命这一人类永恒的话题作了既有深度又有高度的阐述不能不令人叹服。
说到生命，记得曾看到这样一句话：“生命是从娘胎到骨灰盒的一条抛物线。
”确从出生的那一刻起，我们的生命便注定了只有一种结果，那就是死亡。
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人们努力尝试去逃避，去摆脱。
从道教的炼丹以求不老到西方的上帝普求众生，人类渴求生命状态能延续直至永恒。
可自然法则是不容变更的，于是一旦生命有了开始，就一定会结束，于是人们开始慨叹“人生在世，草木一秋。
”苏轼在文中也借客人之口表述了那份对生命流逝的无奈与惆怅，这似乎是每一个生命实体都拥有的共同情绪和无法回避的问题。
而真正令人震憾的是作者同时也向我们展示了另一个全新的生命境界，从变化和不变的角度两次审视了生命。
若说变化，那么天地万物没有一瞬是不变的，正应了那句西方哲学家的名言：“人无法两次跨进同一条河流。
”若说为变，人类自身无法体验死亡，也就是说作为生命个体每个人都只活在生命的状态中，那么人与万物的生命便都是无穷无尽了。
这是怎样一种人生啊，对于浩浩宇宙，个人生命渺小得不及沧海一栗，而对于个人而言，一生的岁月就是全部。
于是生命变轻了，因为无论长短、成败，你的存在于整个宇宙看来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于是生命变重了，因为当你看到青山绿水，走过春夏秋冬，当你切实感受到父母、朋友对你的关注与在乎，你会发觉你的生命以承载着沉沉的爱，于是你会说活着真好。
人能来到这个世上也是莫大的幸运，只要你曾拥有生命，你便拥有了一个与众不同，仅属于你的时空去感知，认识，甚至是去改变世界。
物换星移，苏作为生命个体早已作古，但透过字里行间我仍感受到了他对生命的执著与热忱，那是一股强大的生命力，或许正是这种豁达，乐观的人生观深深打动了我。
可苏轼毕竟生活在遥远的宋代，我无法准确把握当他写下那深刻的文字时内心的感悟，一如他无法想象千年之后现代人的生活。
在当今这样一个充满竞争的商品社会中，苏轼那对生命的感慨或许应该加上现代的注解。
作为生命个体，你无法选择出生的时间、地点，你的性别、国籍、肤色，有很多东西都是与生俱来的；而作为一个生命群体的一员，你又无法超脱于社会之外，你的行为、举止，甚至思想都受到社会的影响。
于是当生命被定格在当今这样一个讲究功利的商业社会中，你发现“一切向钱看”成为不少人的人生目标，越来越快的现代节奏使人们终日忙于赚钱、工作，“我太忙，没时间”成了流行的口头禅。
一生就这么在忙碌中匆匆而过，忙得无暇看看窗外黄了又绿，绿了又黄的树叶，忙得没空给家人挂电话致问候，忙得忘了留点时间给自己去思考生命。
直至有一天，蓦然回顾自己的一生，却不知这辈子都忙了些什么。
即使你富甲天下，即使你名成功就，仍不免一死，而在那整日奔忙之中错过的与亲友，自然的交融机会却是永无法弥补的。
生命不过宇宙中的尘埃，短促的如一闪而过的流星，可生命也可以是具有无穷魔力的当你将视线移到生机勃勃的大自然，当你将目光放在其他生命体之上，你会领悟，生命与生命的沟通，交流是那么神奇，即使你不名一文，你仍拥有蓝天、白云、花香、鸟语、亲人、朋友，那种生命的富有令你相信生命本身是宇宙中永远无法抹去的一个组成部分。
至少，在那一瞬，你懂得生命是多么美好的一个存在。
如果要问什么能使生命延续，不是金钱，不是名誉，是爱，对生命、自然的热爱，这份爱能令你珍视每一分，每一秒，这份爱能令你的生命燃烧出耀眼的光华。
于是，当生命转化为另一种存在方式，你可以无怨地说我爱过，我活过。
也许作为一个人你走向了终结，可你却不会消失，你化为了烟、云，或是其他形式存在于你热爱的自然之间，宇宙之中。
正如苏轼所言：“逝者如斯（水），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月），而卒莫消长也。
”于是，你会带着爱将生命幻化为永恒。
历史是一条长河，在这条河里所有的生命都活在各自的概念中的现代里，因为生命只有一种时态——现在进行时。
别在将心灵局限于一时一地的得失荣辱，只让它更贴近自然，更贴近生命的本源，去感受爱，付出爱，让这一辈子不白来世上走一遭。
关于列夫托尔斯泰的感悟
列夫·托尔斯泰是十九世纪俄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他在长达六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把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推向了顶峰，列宁称他的“作品在世界文学中占了一个第一流的位子”①托尔斯泰生活和创作的时期正是俄国社会发生剧急变革的年代，他紧紧抓住俄国社会的基本矛盾—贵族地主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并通过艺术创作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本质特征。
他看到贵族的腐朽与衰败，宗法制农民的破产与赤贫，怀着对祖国命运的担忧，他一直在孜孜不倦地探索着解决现实问题的办法，办图使俄国避免走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改革农奴制，缓和阶级矛盾，建立一种自由平等的小农理想社会。
托尔斯泰的文学创作实际上正是作家精神苦苦探索的艺术再现，他以巨大的艺术力量塑造了许多生动的 艺术形象，表达了自己对俄国社会问题的探索及思想观点。
这些思想集中起来就是“勿以暴力抗恶”、“博爱”、“宽恕”、“道德上的自我完善”等，他把这种思想看成是解救社会苦难的灵丹妙药。
而要做到这些，人人都应该忏悔自己，去恶从善，做一个纯洁高尚的人，这样，人与人就可以勾通，社会矛盾就可以化解，人间美好的天堂就可以实现。
因此，“忏悔意识”是托尔斯泰作品中所表达的重要内容，他把“忏悔意识”社会化、具体化、形象化。
从他的《一个地主的早晨》 到《复活》等一系列带有强烈自传色彩的作品中，我们看到r众多栩栩如生的忏悔人物形象，这些人物无论是贵族(如聂赫留朵夫)还是被侮辱被损害的社会下层人民(如玛丝洛娃)无不表现出强烈的忏悔意识。
作家通过这些忏悔人物的生活故事及精神性格的发展变化，力图说明: 对自己的忏悔是洗刷自己灵魂污垢的最好形式，是体现“博爱”思想的具体行为，是步人理想道德境界的必由之路。
促成托尔斯泰“忏悔意识”的产生，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其人性善的伦理道德观。
托尔斯泰出生在俄国一个古老的大贵族庄园世家，父母早逝，他是在姑母的抚养下长大成人的。
姑母给了他无限的爱，这对他一生思想品德的形成影响极大，他在日记中这样写到:“塔吉安娜姑姑对我一生影响最大，从我很小的幼年时代，她就教给我爱的精神方面的快乐，她不是用言语教我这种快乐，而是用整个人生，她使我充满了爱，我看见、我感到她怎样喜欢去爱别人，于是，我懂得了爱的快乐。
”②他们兄妹四人和睦相处，相互关心，在农庄，他们家也与农奴相处融洽。
正是在充满了爱的环境中，他体会到人间的善，懂 得了人与人之间应该相互关心、相互爱护，人性善的伦理道德观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开始萌生。
大学时代，他对西方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宣扬的“平等、博爱、自由”的思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阅读了启蒙思想家的著作，认为“专制”和“奴役”是俄国社会生活中极大的邪恶。
他钻研《福音书》，赞同“博爱”思想，这些对其人性善的伦理道德观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以后，托尔斯泰在苦苦的精神探索中还把目光转向了东方文化，他专门研究了佛教、犹太教等，阅读了中国的老子、墨子等书籍，他从这些宗教哲学思想中吸取了许多有用的思想，佛教的不杀生，为善的思想，墨子的“兼爱”思想等都大大丰富了托尔斯泰的人性善的伦理道德内容。
在紧张的精神索中，他越来越感受到这个世界离不开善，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善、爱和自我牺牲。
人性善的伦道德观成为托尔斯泰评价现实生活的道德尺度，也是他思想的基本点，同时，也是他“忏悔意识”产生的重要源泉。
正是这种人性善的伦理观念，使托尔斯泰对劳动人民的不幸寄予了深切的同情。
当时，俄国农民的处境异常悲惨，野蛮的农奴制剥夺了农奴的人身自由而沦为贵族老爷的私有财产，他们所有的活动及人生愈义都是为了贵族。
“农奴负担着日益加重的劳役和其他封建义务，他们被赶到地主的田庄进行无休止的牛马似的劳动，遇到荒年，农民只能以橡树皮、草根延续生命，他们还经常遭到地主人身侮辱和虐待。
’，③托尔斯泰长期居住在俄罗斯乡村，有较多的机会接触到农民，亲眼目睹了农民极度贫困的生活，对农民的悲惨遭遇有更多的了解。
农奴制改革后，农民的处境并没有任何的改变，相反，更加糟糕。
在他的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复活》等作品中有许多对农民悲惨生活的真实描写，这些描写都非常真实地反映了农奴制改革前后下层人民的不幸生活，令人触目惊心，使人们看到俄国农民正受着专制制度和地主日甚一日的压迫，正处于死亡灭种的可怕处境。
作为占有几处庄园和成百农奴的的地主，托尔斯泰心里感到“一种难以忍受的痛苦和忧伤”④内疚万分，“就象回忆起他刚犯下的一桩不能补尝的罪行”⑤灵魂深处产生了强烈的忏悔意识。
他在农庄进行了种种的改革，改善农奴的生活，创办学校，为穷人的子弟提供受教育的机会，以自己的真诚行动来忏悔自己。
在他的作品中，人性善是主要人物的灵魂，他们正是从这点出发，忏悔自己，以实现道德完善，成为一个高尚的人。
《一个地主的早晨》中的聂赫留朵夫正是体会到了“要为成为一个幸福的人，必须行善”，所以，他拿着记事本挨家挨户地访问农家，真心诚意地去帮助他们，尽管这些“鸡零狗碎”的施舍并没有得到农民的理解与接受，但毕竟出于他渴望行善的内心，“出于一种赎罪的愿望’，⑥在他的代表作《复活》中，这种人性善的思想正是人物忏悔自己，走向新生的动力。
主人公聂赫留朵夫公爵和玛丝洛娃两人都经历了纯洁—堕落—复活的精神生活的历程，作者以此向读者展示了人性善的美好与人性恶的丑陋。
作为纯洁，善良的聂赫留朵夫关心农奴间题，撰写土地问题的论文，并不顾世俗的偏见真心地爱上了农奴的私生女玛丝洛娃。
而当了近卫军军官的聂赫留朵夫染了上流社会生活的恶习，抽烟，酗酒，玩女人，道德堕落，生活腐化，他玩弄了玛丝洛娃又抛弃了她，在这个堕落的军官身上，处处体现人性的丑恶，最后，玛丝洛娃不幸处境终于唤醒了他沉睡已久的良知，为善的思想使他对自己所做的一切进行忏悔，他不断地进行灵魂大扫除，决定跟随玛丝洛娃到西伯利亚去，在艰难的生活中荡涤自己身上的恶习，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了善良、纯洁的聂赫留朵夫。
作者通过主要人物的性格发展，力图说明:人只有一心向善，并以自己的行动忏悔自己的过失，善就一定能够战胜恶，即“精神的人”就一定战胜“兽性的人”。
而对贵族阶级寄生虫般的腐朽生活，托尔斯泰则以深厚的人性善思想进行深刻的反省与否定。
他在《忏悔录》中说:“他们过着的并不是生活，只不过类似生活而已，我们在其中生活的裕环境使我们失去了理解人生的可能”⑦因此，他主张贵族应该放弃自己优裕生活，忏悔自己，同情人民，体贴民众，走贵族平民化的道路。
中篇小说《哥萨克》正是这种思想的具体体现，出身于上流社会的贵族公子奥列宁厌恶了贵族的花天酒地般的生活，决心要抛弃它，重新去过一种更有意义的生活。
他来到了高加索，高加索那秀美的大自然，哥萨克民族纯朴的民风，豪爽的性格以及他们对生活的热爱都深深感动了他，他象这些哥萨克人一样过着简朴的生活，这种生活在物质方面与贵族老爷养尊处优的生活有天壤之别，但却使他感到格外的充实，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领悟到了生活的真谛，人生的意义。
《复活》中的聂赫留朵夫是一个“忏悔贵族”的典型形象，他在为玛丝洛娃奔走上诉的过程中，彻底认识到了俄国沙皇专制制度的野蛮、残酷，贵族阶级的荒淫无耻，下决心与这个处处体现人性恶的腐朽阶级决裂，用自己的行动来忏悔自己。
他所走的道路突出地表达托尔斯泰对贵族阶级的彻底否定。
其次，是受宗教精神的影响。
公元九世末，基督教企式成为俄国的国教，以后，东西教派分立，东正教在俄国得到迅速发展，势力强大。
宗教思想深人人心，俄罗斯民族的宗教意识之强烈是欧洲其它国家不能比拟的。
教会宣扬原罪思想，轻视现世，认为现实是苦难的所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赎罪，以使死后灵魂进人天堂。
正是这种原罪思想，使人们普遍产生了忏悔意识，对人类自身的忏悔，对罪恶的忏悔，以净化灵魂。
托尔斯泰是一个虔诚的教徒，其宗教思想根深蒂固，甚至连打牌、失眠等都要祈祷上帝。
面对人民的苦难，贵族的腐化，他呼吁宗教精神，号召理智让位于良心，知识从属于信仰，把宗教精神当作永恒的道德原则，永恒的真理，一切正直、善良的人们应当坂依上帝。
他说:“人在生活中的任务，就是要拯救自己的灵魂，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就必须按上帝的方式生活。
⑧在《天国在你中心》一文中，托尔斯泰也明确指出:“只要人人开始尽其天职，只要人人开始照着其内心中的良知生活，那末，一切心灵都在渴望着的‘天国’不久就会到来”，⑨因此，宗教精神使托尔斯泰具有强烈的忏悔意识，照他看，生活的唯一意义就在于奉行“主”，只要人们按照上帝的意志行事，忏悔自己一心向善，那么人们的整个生活方式，人类天性的种种歪曲现象以及社会上的一切不道德现象都会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样，大家才会和平、友爱、彼此和睦相处，人对人的一切暴力迫害方式也就不再存在，世界上也不再有欺骗和谎言，不再有罪孽，每个人都能成为未来天国的公民。
在他的作品中，宗教精神一直成为人物忏悔的内驱力，成为人物精神探索的最后的归宿。
《复活》以“清醒的现实主义”对俄国沙皇专制的国家机器、官办教会、土地私有制等都作了彻底的揭露和尖锐的批判，“撕毁了一切假面具”。
但这部作品却狂热地鼓吹宗教精神。
主人公聂赫 留朵夫正是基督的力量使他忏悔，“他祷告，求上帝帮助他，到他心中来，洗净他……他体会到自己跟上帝同在，于是，不但感到自由、生命的蓬勃和快乐，而且，感到了善的全部力量。
”⑩正是这种宗教精神使他在不幸的玛丝洛娃的面前内疚万分，他忏悔自己，为她奔走上诉，以赎前想。
最后，他虽然没能同玛丝洛娃在一起而感到痛若，但他却在《福音书》中得到了安慰:只要人人都信奉上帝，人们就可以获得至高无尚的幸福。
·聂赫留朵夫诚挚的忏悔也终于感动了玛丝洛娃，激发了她生活的勇气，她戒掉了烟，也不再卖弄风情，到医院治病，决心重新做人。
最后，她自己也领悟到了“要爱你的仇敌”、“宽恕一切人”的神圣的宗教真理。
最后，托尔斯泰的“忏悔意识”的产生还与当时俄国的社会历史现实有密切的关系。
托尔斯泰生活和创作的时期。
正是俄国社会发生剧急变革的时期。
一方面，千百年来的农奴制已腐朽不堪，严重地制约了俄国经济的发展，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
另一方面，西欧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已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并以它所取得的文明成果影响着俄国，呼唤着这个落后的农奴制国家步它们的后尘。
六十年代初的农奴制改革并没有把俄国从农奴制的危机中拯救出来，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迅速建立加速了农村宗法制经济的崩溃，“带来了空前的破产、贫困、饿死、野蛮、卖淫以及梅毒—‘原始积累’的一切灾难。
’，卿作为俄国农民利益的代表，托尔斯泰 “看不出也不可能看出‘开始安排’的新制度是什么样子，是哪些社会力量在‘安排’这种新制度以及怎样‘安排’这种制度，是哪些社会力量能够消除这个‘变革’时代所特有的无数特别深重的灾难。
”。
面对现实的一切，他焦虑，困惑不解。
由于受千百年封建君主专制和经济结构的封闭保守等传统观念的影响，人们的思想大都比较保守、温和。
尽管人们对现实强烈不满，渴望改变自己的悲惨地位，但却只有少数人敢于拿武器进行反抗，而大多数的人却因斗争的残酷和挫折而陷于悲观失望，因而，耽于幻想，在祈祷中忍受着非人的折磨，所以，“悲观主义，不抵抗主义，向精神呼吁是这个时代必然要出现的思想体系”廿托尔斯泰作为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文学家、思想家，他的思想，学说也必然打上时代的烙印，他找不到解决现实矛盾的办法，于是，呼吁人们忏悔自己，完善道德，勿以暴力抗恶。
这种思想实际土表现了千百万农民群众“对幻想的不成熟，政治素养的缺乏和革命的软弱性”⑩ 托尔斯泰的“忏悔意识”从根本上否定了十九世纪俄国的现实生活，体现f作家的民主主义精神和人道主义思想，有其积极的进步意义。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托尔斯泰的“忏悔意识”表明了作家仅仅是在道德范围内对社会问题的思考，他所提出的改良社会的主张没有涉及到社会制度，仅是寄希望于个人道德的完善，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理想社会，这实际上是办不到的。
正如列宁所说:“作为俄国千百万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快要到来的时候的思想和情绪的表现者，托尔斯泰的伟大的，而作为一个发明了救世新术的先知，托尔斯泰是可笑的。
”⑩ 列宁在论托尔斯泰的一系列文章中，把托尔斯泰的思想放在俄国革命运动中加以考察，对其思想的实质及其矛盾性都作了精辟的阐述，指出要彻底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劳动人民要获得真正的解放，只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从根本上推翻了人吃人的社会制度，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国家，这才是解决社会矛盾的根本办法
名人思乡的故事
周恩来思乡的故事------- “现在，我们夺取了全国的胜利，淮安我是一定要回去看看的
”他的讲话最后被一阵热烈的掌声淹没。
7年后，他在西花厅接见淮安县副县长王汝祥时又说： “是啊，我何尝不想回去看看
1946年，我在南京梅园新村时，有一回梦见自己又在文渠里划船，醒来后便想，将来全国解放了，我一定回去看看，可这些年多少事情等着我去做。
有时候工作忙，遇到棘手的事情，难遣的烦恼，紧张得饭都顾不上吃，觉也不能睡，真想立即回去约几位童年时代的朋友，爬爬鼓楼（即今镇淮楼），放放风筝……” 王汝祥虽然能体会周恩来的话，但仍不忘临来时县委常委们的嘱托：您老也要注意休息，工作再忙，有时间也要回家看看啊
” 周恩来微笑着回答说：“老王，你是‘父母官’，我心里话对你不隐瞒，我讲个故事你听听，你给裁判裁判：有这么一个摆渡的，他在湍急的河流中，把船划到河中心，这时，他感到很疲劳，而对岸是旅客很向往的地方，你说，这个摆渡的该怎么办
” 是的，在周恩来的心目中，他只是个摆渡的艄公，他要拚命“摇橹”，把全国人民载向富裕的“彼岸”，那么，他也就只能舍“小家”而顾“大家”了。
周恩来思念家乡，多次说过自己要回家看看。
为此，淮安县领导曾悄悄修缮了他的故居，并拓宽了南门大街等城区主要几条街道，维修了他放过鸽子的镇淮楼、攀登过的文峰塔，还疏浚了他划过小船的文渠。
然而，这样的准备一而再，再而三，他都没有回来。
于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淮安人传起了周恩来曾在飞机上看过淮安的故事。
一说是1956年，周恩来的八婶杨氏去世时，周恩来为报答老人家当年的抚育与监护之恩，在无法回家奔丧的情况下，曾专门乘坐飞机飞临淮安上空，在淮安师范的那段城墙上扔下一封祭婶母的信。
为此，当年的淮师学生还被学校领导组织起来去寻找这封信。
结果当然是一无所获，因为根本没有这回事。
一说是1958年大跃进时，淮安的林集公社联盟大队获得全国农业先进单位的光荣称号，加之那年夏天王汝祥副县长进京当面请他，所以周恩来专门乘飞机飞临淮安上空，在飞机上向家乡人民挥手。
你能叫醒一个睡着的人,但你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人民的名义》经典语录
作者周濂，1974年12月生江。
先后获得北京大学学士、硕士，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现为人民大学哲学院任教，是一位年轻的哲学学者。
著有《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专著一部，以及中英文论文20多篇。
研究领域为政治哲学、道德哲学和语言哲学。
长期担任“西方哲学智慧”，“外国哲学原著选读”，“政治哲学原著选读”等课程的教学工作。
下面是读他的书觉得有意义的章节，故摘之。
在一个普遍性伦理崩溃的时代里，在一个绝对之善匮乏的社会中，你是选择犬儒地活着，还算追求一种合乎德行的生活
在庞大森严的社会控制力量面前，愤怒、仇视这些应激性的情感终难持久，继之而来的第二反应就是充满无力感的沮丧、无奈和泄气。
在这个时代，似乎总有一种向下的力量要把所有人拉低，总有一种执拗的怀疑要撕破人道主义的温情面纱。
安妮特?贝尔说：“一个人如果相信他人的良好愿望，他就必然容易受到他人良好意愿有限性的伤害。
”换句话说，选择相信别人的同时，也就给别人留下一个伤害自己的机会。
每个人的自我改善是改善这个世界的必由之路。
某种意义上，人生就是一场彻底的清算，一场与自己的本性进行的战斗，一个也许永远都没有标准答案的“认识你自己”的追问。
荀子早就说过，“人性本恶，其善者伪”。
装是文明的第一步，装啊装啊就信以为真了，就深入人心了，就大道通行了。
所以装不是问题，装什么和怎么装才是大问题。
所谓“微革命”，就是一要人人行动、敢于担当，二要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
如果因为你的所作所为、一言一行使得此时此地的世界是一个更好的所在，哪怕就好那么一丁点儿，那么你的言行作为就是善的，你就是一个合格的公民。
尼采曾这样比较大笑和微笑：精神上变得越是快活、越是靠得住，人们就越是忘记放声大笑；与此相反，他们脸上不断涌现出精神的微笑，这是他们对美好生活所藏匿的无数舒适感到惊讶的一种标志。
谎言一旦变成赤裸裸，信任的支柱便被抽离，此时支撑谎言继续运转的动力要么是利益要么是暴力。
赤裸裸的谎言不再承担造梦的功能，但它依旧可以让每一个人继续生存在一个虚假的空间里，在这个空间里，大伙儿集体在装睡。
不管是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如果缺少深厚的哲学传统去沉思命运的无常，没有坚定的宗教信仰去抵御时间的清洗，也没有强健的法治精神和权利意识去抗拒国家的暴力，那么唯一可做的事情就是歇斯底里地狂欢和饕餮，起哄或围观。
当面对逝者如斯夫的时间，不测的命运，时有时无稍纵即逝的才情时，只要我们意识到自己在面对他们时一如婴儿般渺小和无助，我们就只能像婴儿那样满足于当下的器官享乐。
法律是底线性的、维护性的，如果它是一种好的法律，那么它将有效地保证社会机体的正常运转，但是它并不必然保证社会将是一个美好的存在，因为幸福就其实质而言不是普遍的，而是因人而异，所以法律对社会中的人有普遍的约束力，它规范的是公共生活领域当中的事。
在一个普遍怀疑和反讽的年代，有时候坚持立场要比怀疑本身更加有力和值得尊敬。
生活的大多数状态好比在光滑如镜的冰面上滑行，足下无尘、倏忽万里。
如果你对这样的似水流年有所不甘，就会试图套上钉靴或者别的什么，用力且用心地步步为营，将时间钉在脚下，就像石匠在劈山凿石，锤子落在凿子上的每一下都是那么的铿锵有力坚固结实。
这样的丁靴，可是是病痛，可以是冥思或者感伤，总而言之这种钉靴让你更加地贴近灵魂——至少它让你如此这般的信以为真。
生活贴得太近会伤害灵魂，灵魂贴得太近会疏远生活。
但是时间不会戛然而止，时间在灵魂低眉举目之间轻轻跃过。
罗素说，在我一生中，有三种不可遏止的追求，一是对真理不可遏止地追求，一是对自由不可遏止地追求，还有一个就是对爱情的不可遏止地追求。
几何学讲三角形是最为坚固的一种建构方式，在罗素这里，真理、自由与爱情就构成了这么一个坚固的三角形。
当个人的羞耻感与所谓国家民族乃至人类的正义发生龃龉的时候，问题突然变得尖锐起来，是竭力维护所剩无几的自我认同感呢还是心甘情愿放弃它
也许作为群体的存在勇气的确来自于某些宏大叙事的煽情，但是对于个体而言，存在的勇气只能源于某些隐秘的焦虑，那么你和我的焦虑在哪里呢
艺术并不是使我们疏远于生活，而是使我们有可能理解我们自身，达到与我们自身的协调一致。
存在的质感并不取决于事件的堆积，生命的丰盈其实更在于内在化的体认与理解。
如果说生活总是被一些“执念”缠绕，陷入幽暗莫名暧昧状态，那么现象学的眼光则教会你如何让现象显露，如何让生活重新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尼采说，一个哲学家对自己的起码要求和最高要求是什么
在自己身上克服他的时代，成为‘无时代的人’。
理论从不承诺它的实践后果，但是一旦理论在实践中出了差池，我们仍旧只能找“理论”来理论。
借用任志强的名言：“如果我的收入合法，你凭什么仇富
”如果说右派人士反对全球化是出于对国家、民族和传统的念念不忘，那么左派人士反对全球化则是基于对弱势群体和经济平等的孜孜以求。
历史总是以吊诡的方式嘲弄人类的渺小智慧。
福山的问答逻辑很简单：是谁造成了全球范围的贫穷、艾滋病、毒品乃至恐怖主义
孱弱国家和失败国家
治疗国家孱弱和失败的良方是什么
市场经济和自由主义民主制度。
约翰格雷就指出，国家的合法性根据最终并不落在它是否实行了民主制，而在于国家是否自己在多大程度上提供了人民所需要的东西，比如提供安全保障，确保体面的生活，保护对公民来说意义重大的文化价值等。
什么是美国的核心价值和文化
亨廷顿的回答是对自由、民主和个人权利等信条的笃信。
很多时候，我们的确可以替每一个“为什么”配备一些似是而非的答案，倘若没有客观的标准，寻求一个说法总是最容易的。
我们之所以生病，可能是因为身体的防御机制不如传染病的病原体进化得更快。
打个形象的比方，人类就像是行走在高速公路上的石器时代的人，外在世界的文明已经来到21世纪，而身体机能却还停留在一万年前。
有意义的假说，是那些重要的及合理的，但不是很明显很容易地可以看出是对还是错的假说。
在一个科技发达、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的时代里，造成精神枯萎的敌人更可能是一个满面笑容的人，而不是那种一眼看上去就让人心生怀疑和仇恨的人。
陈嘉映这样写道：“我我最希望读到的，是通俗的语言表达高深的思想，最不喜欢的，是用高深的语言表达浅俗的想法。
”如何在实证科学无往不利、大行其道的今天，为哲学和自然理解奠定一个恰切的逻辑地位，替人类存留住“意义的世界”和“存在的家”，这是摆在每一个当代哲学家面前的紧迫课题。
我们的时代迷上了速度魔鬼，由于这个原因，这个时代也就很容易被忘怀。
当然，这个论断可以颠倒过来说：我们的时代被遗忘的欲望纠缠着，为了满足这个欲望，它迷上了速度魔鬼。
对现代人来说，变化是高贵的，而不变则是保守乃至无能的表现。
“体制本应是保护我们的，而它有时候却自行其是地杀害我们和让我们杀人，冷酷地、高效率地、而且系统性地。
”“体制的梦想不等于每个人的梦想，体制的路径更不等于每个人的路径。
……社会进步不可能是某一单方面梦想或理想的结果，而是各种梦想、诉求、利益互相之间平行四边形的合力。
其中每一方力量都只是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全部。
”“政治的真正体现是公民们在公共领域内协商共议群体公共事务。
”看中国的悲剧，可能要带手绢去，看希腊悲剧你不一定哭，但看了以后，会感觉到一种强大的震撼力。
自我阉割的处理方式导致中国式的“好人电影”传达的无非是些逆来顺受、小富即安、没事偷着乐的小农理想和劫后余生的幸存者心理。
在政治生活中，真正重要的美德是勇敢、智慧、节制、大度这样一些充满男性气概的品格，而在伦理生活中则是善良、友爱、忍让这样一些粉红色的情感。
在一个政治理想崩溃的世界里，受苦受难的人民不会关心“如何才能创造一个好国家”，而是孜孜以求“怎样才能获得幸福”。
生活中我们总会遇到这种讨厌的人，你跟他讲人道的时候他跟你讲法律，你跟他讲法律的时候他跟你讲政策，你跟他讲政策的时候他跟你讲党纪，你跟他讲党纪的时候他跟你讲人性，你跟他讲人性的时候他跟你讲奇迹。
总之每次你说什么话，他都能把要点转到另一处，这样的人我们称之为“诡辩家”。
改变看特定事物时的面相，是达成理解的关键所在。
理解不仅需要双方梳着偏分、打着领带、彬彬有礼地互相打招呼，更需要把各自的表述嵌置到同一条生活之流之中，而这或许也正是理解之难的根本所在吧。
政治的全部目的在于：“使人们能够发展各自独特的人类能力和德性——能够慎议共同善，能够过得实际的判断，能够共享自治，能够关心作为整体的共同体的命运。
”就像没人能够不去健身房举哑铃就成为有胸肌的健美先生，也没有可以仅仅通过背诵“八荣八耻”就成为有德之人，各种德性和优良的品格都必须要外化成具体的行为，并且通过习惯予以固定。
尼布尔：人具有正义的能力，使民主成为可能；人具有不正义的倾向，使民主成为必要。
对于在滚滚红尘中挣扎的芸芸众生来说，谁不渴望得到幸福呢
就算这个字眼多数时候显得遥不可及，但如果真的追问每个人为什么活着，最后的最后，不管答案是在寒冷的冬夜喝上一碗热汤，还是坐在圣托里尼的咖啡馆闲看日落，人们都会用“幸福”定义彼时彼刻的感受。
国家和政府的职能不过是保障人民的和平、安全与公众福利，国家不该越爼代庖去定义幸福，更不会为每个个体的幸福去埋单。
任何理论只有与具体的现实相结合，才能凸显它的效力与限度。
自由是人类追求众多美好的价值之一，但并不是唯一的价值。
相比之下，幸福不仅是人类追求的众多美好价值，而且还是人类追求的那唯一一个终极价值。
拥有自由，不一定能够获得幸福，但是没有自由，就一定不能获得幸福。
一种未经反思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人生，一个无从选择的幸福生活不是真正的幸福生活，而只是“被幸福”。
没有人否认自己想要幸福，可是如果正义的人最终不会得到幸福，那么人们就没有理由成为一个正义的人。
只有在制度上保证正义和幸福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才有可能让正义的人勇于前行，让不义的人失去动机。
只有在基本公正得到解决的国家里，才能真正有意义地谈论幸福感和国民幸福指数。
“如果说谎对一个人有好处，为什么他还应该说真话
”改善自己是为改善世界所能做的一切。
对于维特根斯坦而言，人生的确就是一场彻底的自我清算，一场与自己的本性进行的战斗。
真实于自己是不容违背的责任。
现代人只是一些互相客客气气到不是共同生活的人，他们之间充其量只具有“善意”而不是“友爱”。
希腊人对幸福所下的古老定义为：“生命的力量在生活赋予的广阔空间中的卓异展现”。
一个人应该如何生活
这是一个真正重要的问题
0如果有人认为今天中国最紧迫的问题是贫富差距以及没有赋予每一个自由平等的个体以尊严，那么他很可能接受罗尔斯的观点“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如果有人认为今天中国最严重的问题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道德败坏，那么他的立场自然会比较接近于保守主义；如果有人认为民主是一个已经实现的现实，那么他可能选择对人民说话；如果有人认为现在和未来都是一个权贵与寡头的社会，那么他一定会尝试在“权势者的耳边低声细语”。
只有提升我们对陌生人所承受的痛苦和侮辱的敏感度，我们才能创造出团结，因为一旦我们提升了这种敏感度，我们就很难把他人“边陲化”，如此一来，就不存在我们和你们的分别，而是逐渐把他人也视为“我们之一”。
这个时代对于思想者的要求会更多，它要求我们不要做没有头脑的愤青，不要做浅薄的自由主义者，不要做没有心肝的保守主义者，不要做替既得利益说话的国家主义者，不要做不负责任的无政府主义者，不要做一个理想高韬的空想主义者。
革命不是一个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的漩涡里沉浮，而是挣脱出来，跳跃出来，讲述一个从不为人所知、也从不为人所道的新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