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著名作家王蒙还活着没有
他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是哪一年的事呵
★★★
当然活着王蒙（1934～） 当代作家。
河北南皮人，生于北平。
上中学时参加中共领导的城市地下工作。
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0年从事青年 团的区委会工作。
1953年创作长篇小说《青春万岁》。
1956年发表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由此被错划为右派。
1958年后在京郊劳动改造。
1962年调北京师范学院任教。
1963年起赴新疆生活、工作了10多年。
1978年调北京市作协工作。
后任《人民文学》主编、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共中央委员、文化部长、国际笔会中心中国分会副会长等职。
这时期著有长篇 小说《活动变人形》、《暗杀—3322》、《季节三部曲》（《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踌躇的季节》），中篇小 说《布礼》、《蝴蝶》、《杂色》、《相见时难》、《名医梁有志传奇》、《在伊犁》系列小说。
其它领域的名人中还有名字叫“王蒙”,好像就没了
中国作家怎样看待莫言获奖
一是北位作家的话所代表的。
她说莫言获诺奖当然高兴啊，但这种高兴“好比是哥哥结婚”。
该是人之常情，尤其是作为作家的人之常情。
作家的劳动纯属个体劳作，莫言获奖毕竟是属于他个人的喜事，别人太激动也没有道理。
而且作为同行来讲，心情又比普通读者不同。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不犯嫉妒就不错了，淡定一点就更在情理之中。
这位北京作家的态度可以代表大多数中国作家的心情。
二是关系到莫言的小说成就与同等作家相比较而言的问题。
充当诺奖评委的有关专家反复说中国够获奖的作家还有好几个，有一位中国作家说至少还有十个，而王蒙就更具体地说：“在高度肯定莫言的时候，我们不会忘记与莫言同时代的中国作家，例如韩少功、贾平凹、铁凝、王安忆、余华、张承志、张抗抗、张炜……”而且他还特意在括弧里注明以姓名汉语拼音符号为序，他的言外之意很明白。
直而言之，也就是许多人认为莫言在中国一流作家中不一定算最有代表性的，还有一些人与他一般甚至更好。
应该说，如果在这个问题上过分计较其实是不必要的。
古来就有文无第一武无第二的说法，更何况我们不必也不应该把诺奖当做最权威公正的评价。
客观公正地看，莫言小说自有其长处，比如社会历史容量大、现实观照度强烈、人性丑恶面暴露大胆、文学想象力丰富、创新意识自觉等等，他在这些方面的长处是那些象牙塔里人不能比及的。
但如果用纯文学的眼光看，在格调高雅、语言精致、文学造诣、以及思想深刻方面莫言确实不能算是最出类拔萃的。
就从莫言所本宗的现实主义角度讲，他追求能给文学画廊里增添新的典型人物，但他目前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大都只能算类型，还够不上值得添进文学画廊的新典型。
莫言的作品从总体上看很有成就，但要论哪一部小说堪称经典，包括《蛙》和《生死疲劳》，似乎也不好现在就下结论。
用文学涵养和思想深刻来要求，严格地讲莫言还称不上文学家，他只能算一位出色的作家。
在曾经伟人巨匠矗立的中国文学界，对莫言获奖态度淡定也是必然的。
作家们希望把能真正代表中国文学水准的“范儿”推向国际，不至于同世界上同样名誉的作家比较起来矮人一截，这无论从中国作家的体面还是民族文学的荣誉上来讲都是合理的。
然而，诺奖毕竟不只是站在中国文学的立场看问题的，百年翘首之际如今能把这样一个还很像样的作家推出去就不错了，所以王蒙说这毕竟是好事。
中国作家也应该由此认识到，把提高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的地位完全寄托在外国人评奖上是错误的，主要还得靠我们自己脚踏实地的创新和努力。
三是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看法。
在文化多元的现实格局里，目前的中国作家不仅有体制内外之分，也有主流非主流、传统与现代、纸质与网络之别，因此对莫言的看法自然难以一致。
也许在主流中的主弦和“歌德”派看来，莫言有点“野”，而在开放派看来，莫言又有点“懦”。
在传统派看来莫言有点江湖，在现代派看来莫言有点土。
也许苏童、陈忠实、韩少功、贾平凹、方方等一辈乐见其成，别人就不好说了。
且不说王安忆女士、余华兄弟们同莫言在创作理念上有多么隔膜，即便是同得茅奖的刘震云，估计也不会对莫言称兄道弟。
至于在目前正在虚拟世界里叱咤风云的大批网络写手，莫言获诺奖对他们来说似乎无动于衷，他们目前还没有从莫言的获奖醒悟到小说毕竟还是要讲究文学价值的。
四是关系莫言小说艺术风格评价问题。
由于国内在文艺理论批评方面长期滞后缺席、功能不佳，过去不但对莫言小说的思想性不敢恭维，对其艺术风格的评价也很不到位，以致把诺奖评语中的幻觉现实主义错译为魔幻现实主义，至今还莫衷一是，所以批评家们很被动，不能不淡定一点。
文学批评名家雷达最近做了一些肯定性补充发言，响应的也不多。
我想中国文艺理论批评界会从此吸取教训，注重发挥文艺批评的前瞻导向功能，在打造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方面更加自信一点。
五是“莫言热”了，文学还是有些冷，作家们高兴不起来。
这一点作家海岩的看法比较有代表性。
过去作家们困厄于“文艺为政治服务”，现在“写什么、怎么写”的问题好像已经解决了，可是文化走向市场几乎搞成了市场化，文学被市场边缘化了，纯文学、严肃文学、传统文学作家的书都不好卖，又成了作家们焦心的问题。
莫言获奖名声这么大，他的书也只热卖了一阵子又萧条下来，许多作家因此忧心忡忡。
这实际上也是文化体制改革过程中必须冷静面对的问题。
六是关系莫言今后在中国文学界地位问题。
王蒙认为诺奖不可能没有政治色彩，他说，“诺奖已经与中国方面发生过一些问题，留下了歧异的记忆，曾被认为它们在政治上是不怀好意的。
此次给莫言发奖，比较起来，算是有较高的认同度”。
诺奖评委方面反复强调他们只讲文学性，其实文学本身就是有倾向性的，莫言小说的倾向性只不过在诺奖“认同度”和国内“包容性”的重合之内。
莫言自己声称文学与政治无关、文学不是为党派服务的、他的小说是写人的；但是一味暴露人性的丑恶面和历史、现实的沉重，即便很“文学”，又怎么能够被国内主流文学树为号召作家的标杆呢
理想精神毕竟是文学的核心价值，这也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初衷，更何况于我们。
这恐怕是中国文学界、特别是传统和主流文学对莫言获奖比较淡定的根本原因。
冰心一生的经历
冰心（1900年10月5日—1999年2月28享年99岁，长乐人，原名莹，笔名冰心女士，男士等代著名女作家，儿童文学作家，诗人，因一生刚好度过了一个世纪，所以被称为“世纪老人”，深受人民的喜爱。
1900年10月5日出生于福州一个具有爱国、维新思想的海军军官家庭，她父亲谢葆璋参加了甲午战争，抗击过日本侵略军，后在烟台创办海军学校并出任校长。
冰心出生后7个月，便随全家迁至上海。
4岁时迁往山东烟台，此后很长时间便生活在烟台的大海边。
大海陶冶了她的性情，开阔了她的心胸；而父亲的爱国之心和强国之志也深深影响着她幼小的心灵。
曾经在一个夏天的黄昏，冰心随父亲在海边散步，在沙滩，面对海面夕阳下的满天红霞，冰心要父亲谈谈烟台的海，这时，父亲告诉小女儿：中国北方海岸好看的港湾多的是，比如威海卫、大连、青岛，都是很美的，但都被外国人占领了，“都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只有烟台是我们的
”父亲的话，深深地印在幼小冰心的心灵。
在烟台，冰心开始读书，家塾启蒙学习期间，已接触中国古典文学名著，7岁即读过《三国演义》、《水浒传》等。
与此同时，还读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说部丛书”，其中就有英国著名作家狄更斯的《块肉余生述》等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在读《块肉余生述》时，当可怜的大卫，从虐待他的店主出走，去投奔他的姨婆，旅途中饥饿交迫的时候，冰心一边流泪，一边掰着手里母亲给她当点心的小面包，一块一块地往嘴里塞，以证明并体会自己是幸福的
辛亥革命后，冰心随父亲回到福州，住在南后街杨桥巷口万兴桶石店后一座大院里。
这里住着祖父的一个大家庭，屋里的柱子上有许多的楹联，都是冰心的伯叔父们写下的。
这幢房子原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林觉民家的住宅，林氏出事后，谢家怕受诛连，卖去房屋，避居乡下，买下这幢房屋的人，便是冰心的祖父谢銮恩老先生。
在这里，冰心于1912年考入福州女子师范学校预科，成为谢家第一个正式进学堂读书的女孩子。
1913年父亲谢葆璋去北京国民政府出任海军部军学司长，冰心随父迁居北京，住在铁狮子胡同中剪子巷，次年入贝满女中，1918年升入协和女子大学理预科，向往成为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五四运动的爆发，使冰心把自己的命运和民族的振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她全身心地投入时代潮流，被推选为大学学生会文书，并因此参加北京女学界联合会宣传股的工作。
在爱国学生运动的激荡之下，她于1919年8月的《晨报》上，发表第一篇散文《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和第一篇小说《两个家庭》。
后者第一次使用了“冰心”这个笔名。
由于作品直接涉及到重大的社会问题，很快发生影响。
冰心说，是五四运动的一声惊雷，将她“震”上了写作的道路。
之后所写的《斯人独憔悴》、《去国》、《秋风秋雨愁煞人》等“问题小说”，突出反映了封建家庭对人性的摧残、面对新世界两代人的激烈冲突以及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苦痛。
其时，协和女子大学并入燕京大学，冰心以一个青年学生的身份加入了当时著名的文学研究会。
她的创作在“为人生”的旗帜下源源流出，发表了引起评论界重视的小说《超人》，引起社会文坛反响的小诗《繁星》、《春水》，并由此推动了新诗初期“小诗”写作的潮流。
1923年，冰心以优异的成绩取得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奖学金。
出国留学前后，开始陆续发表总名为《寄小读者》的通讯散文，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奠基之作，20岁出头的冰心，已经名满中国文坛。
在去美国的杰克逊总统号邮轮上，冰心与吴文藻相识。
冰心在波士顿的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研究院攻读文学学位，吴文藻在达特默思学院攻读社会学，他们从相互的通信中，逐渐加深了解，1925年夏天，冰心和吴文藻不约而同到康耐尔大学补习法语，美丽的校园，幽静的环境，他们相爱了。
1926年冰心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回国，吴文藻则继续留在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社会学的博士学位。
冰心回国后，先后在燕京大学、北平女子文理学院和清华大学国文系任教。
1929年6月15日，冰心与学成归国的吴文藻在燕京大学临湖轩举行婚礼，司徒雷登主持了他们的婚礼。
成家后的冰心，仍然创作不辍， 作品尽情地赞美母爱、童心、大自然，同时还反映了对社会不平等现象和不同阶层生活的细致观察，纯情、隽永的笔致也透露着微讽。
小说的代表性作品有1931年的《分》和1933年的《冬儿姑娘》，散文优秀作品是1931年的《南归――献给母亲的在天之灵》等。
1932年，《冰心全集》分三卷本（小说、散文、诗歌各一卷），由北新书局出版，这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第一部作家的全集。
1936年，冰心随丈夫吴文藻到欧美游学一年，他们先后在日本、美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德国、苏联等地进行了广泛的访问，在英国，冰心与意识流小说创作的先锋作家伍尔夫进行了交谈，她们一边喝着下午茶，一边谈论着文学与中国的话题。
1938年吴文藻、冰心夫妇携子女于抗战烽火中离开北平，经上海、香港辗转至大后方云南昆明。
冰心曾到呈贡简易师范学校义务授课，与全民族共同经历了战争带来的困苦和艰难。
1940年移居重庆，出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不久参加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热心从事文化救亡活动，还写了《关于女人》、《再寄小读者》等有影响的散文篇章。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11月她随丈夫、社会学家吴文藻赴日本，曾在日本东方学会和东京大学文学部讲演，后被东京大学聘为第一位外籍女教授，讲授“中国新文学”课程。
在日本期间，冰心和吴文藻在复杂的条件下团结和影响海外的知识分子，积极从事爱国和平进步活动。
冰心作为一位忠诚的爱国知识分子，继承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追求光明，永不止息。
在抗日战争时期，她与周恩来就有过接触，应约在进步刊物上发表文章，周恩来曾邀请她访问延安，虽然未能成行，但他们的心是相通的。
解放战争时期，冰心拒绝参加“国大”代表竞选，支持亲属投奔解放区。
新中国成立之初，她身居日本，心向祖国，坚决支持吴文藻毅然摆脱国民党集团的正义之举。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新形势鼓舞下，吴文藻、冰心夫妇冒着生命危险，冲破重重阻难，于1951年回到日思夜想的祖国。
从此定居北京。
周恩来总理亲切接见了吴文藻、冰心夫妇，并对他们的爱国行动表示肯定和慰勉。
冰心感受到新中国欣欣向上的民心，以百倍的精力投入到祖国的各项文化事业和国际交流活动中去。
期间，她先后出访过印度、缅甸、瑞士、日本、埃及、罗马尼亚、英国、苏联等国家，在世界各国人民中间传播友谊。
同时她发表大量作品，歌颂祖国，歌颂人民的新生活。
她说：“我们这里没有冬天”，“我们把春天吵醒了”。
她勤于翻译，出版了多种译作。
她所创作的大量散文和小说，结集为《小桔灯》、《樱花赞》、《拾穗小扎》等，皆脍炙人口，广为流传。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冰心受到冲击，家被抄了，进了“牛棚”，在烈日之下，接受造反派的批斗。
1970年初，年届70的冰心，下放到湖北咸宁的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直到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即将访华，冰心与吴文藻才回到北京，接受党和政府交给的有关翻译任务。
这时，她与吴文藻、费孝通等人，通力全作完成了《世界史纲》、《世界史》等著作的翻译。
在这段国家经济建设和政治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冰心也和她的人民一样，陷入困顿和思索之中。
在十年“文革”的动乱中，尽管受到不公正对待，她坦然镇静地面对一切，坚信真理一定胜利。
她时时密切关注社会主义祖国的进步和人民生活的提高。
她曾在《世纪印象》一文中写到：“九十年来……我的一颗爱祖国，爱人民的心，永远是坚如金石的”。
实践证明，冰心是长期与党患难与共的亲密朋友。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祖国进入新的历史 时期，冰心迎来了奇迹般的生平第二次创作高潮。
她不知老之将至，始终保持不断思索，永远进取，无私奉献的高尚品质。
1980年6月，冰心先患脑血栓，后骨折。
病痛不能令她放下手中的笔。
她说“生命从八十岁开始”。
她当年发表的短篇小说《空巢》，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接着又创作了《万般皆上品……》《远来的和尚》等佳作。
散文方面，除《三寄小读者》外，连续创作了四组系列文章，即《想到就写》、《我的自传》、《关于男人》、《伏枥杂记》。
其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创作风格之独特，都使得她的文学成就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出现了一个壮丽的晚年景观。
年近九旬时发表的《我请求》《我感谢》《给一个读者的信》，都是用正直、坦诚、热切的拳拳之心，说出真实的话语，显示了她对祖国、对人民深沉的爱。
她身体力行，先后为家乡的小学、全国的希望工程、中国农村妇女教育与发展基金和安徽等灾区人民捐出稿费十余万元。
她热烈响应巴金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倡议，捐出自己珍藏的大量书籍、手稿、字画，带头成立了“冰心文库”。
冰心作为民间的外交使者，经常出访，足迹遍布全球，把中国的文学、文化和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带到世界各个角落。
她为国家的统一和增进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做出了卓越贡献。
她是我国爱国知识分子的光辉典范。
1992年12月24日，全国性的社会学术团体冰心研究会在福州成立，著名作家巴金出任会长，此后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和活动。
1995年，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八卷本的《冰心全集》，同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出版座谈会，赵朴初、雷洁琼、费孝通、韩素音、王蒙、萧乾、谢冕等出版座谈会并发言，高度评价冰心巨大的文学成就与博大的爱心精神。
为了宣传冰心的文学成就和文学精神，由冰心研究会常务理事会提议，经中国共产党福建省委和省政府批准，在福建省文联的直接领导下，在冰心的故乡长乐建立冰心文学馆。
内设大型的《冰心生平与创作展览》，冰心研究中心，会议厅，会客厅等，占地面积13亩，建设面积4500平方米，1997年8月25日正式落成开馆。
1999年2月28日21时冰心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99岁。
1949到1978年发生的文艺大事件，是关于对文化界有影响的
1951年 5月20日 为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发表，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对电影的批判。
8月8日 周扬的《反人民、反历史的思想和反现实主义的艺术——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发表在。
1952年12月 全国文协组织“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
林默涵、何其芳的发言《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分别发表于次年第2号和第3号的。
批判胡风运动。
1954年7月 胡风向中共中央递交关于文艺问题的三十万字的“意见书”《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
10月16日 给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其他人写了。
不久，全国展开了对研究的批判运动。
12月 全国文化界展开对胡适思想的批判。
1955年2月5日 胡风的“意见书”的二、四部分作为第1—2合刊附册发表，开始对胡风文艺思想进行批判。
5月13日 舒芜的和胡风的发表在。
24日和6月10日，又公布了第二、三批“材料”。
这三批材料，由人民出版社于6月以为名出版。
撰写了序言和大部分按语。
1956年 1月 文艺领域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主要是将各种民营剧团、书店、出版社改为公私合营或国营。
1957年4月9日 发表《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周扬同志答文汇报记者问》。
6月8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开始全国反右运动。
6月—9月 中国作协召开党组扩大会，批判丁玲、陈企霞、冯雪峰等人。
1958年1月26日 《文艺报》第2期的“再批判”专栏，对丁玲、王实味、艾青、罗烽等人1942年在延安写的、《在医院中》、《野百合花》、《还在杂文时代》、《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等再次进行批判。
1960年 1月11日 《文艺报》第1期转载李何林发表在《河北日报》的文章《十年来文学理论和批评上的一个小问题》，并在编者按中对文中的观点提出批批判。
同月 《文艺报》、《文学评论》等报刊对巴人、钱谷融、蒋孔阳等关于“人道主义”、“人性论”的观点进行批评。
1月—9月 《戏剧报》开辟“关于正确反映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专栏，对海默的《洞箫横吹》以及其他剧本进行批评。
1963年12月12日 在中宣部文艺处的一份关于上海举行故事会活动的材料上，作了对文学艺术的第一个批示。
6月27日 在《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情况报告》的草稿上，作了关于文学艺术的第二个批示。
1965年11月10日 由姚文元署名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在《文汇报》上。
1966年2月2日—2月20日 江青邀请一些部队作家，举行部队文艺工作问题座谈会，写成《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作为中共党内文件发表。
1967年5月29日，纪要全文在《人民日报》公开刊载。
1966年4月16日 《北京日报》发表《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材料》。
同月 郑季翘的文章《文艺领域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对形象思维的批判》发表在《红旗》杂志第5期。
5月10日 姚文元署名的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在《解放日报》、《文汇报》发表。
5月17日 作家邓拓被迫害致死。
7月 除了《解放军文艺》等少数刊物外，全国的文艺刊物陆续停刊。
8月2日 文艺理论家叶以群遭迫害逝世。
8月24日 作家老舍遭迫害致死。
9月3日 翻译家傅雷夫妇遭迫害致死。
1967年 1月 姚文元的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发表在《红旗》杂志第1期。
2月13日 作家张恨水逝世。
同月 作家罗广斌被迫害致死。
4月12日 江青在中共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为人民立新功》谈到文艺问题时说：“这十七年来„„大量是名、洋、古的东西，或是被歪曲了的工农兵形象”。
这篇讲话后来收入《江青讲话编选》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
12月 作家阿垅病逝于狱中。
1968年4月，作家司马文森被迫害致死。
5月16日 剧作家海默被迫害致死。
5月23日 于会泳的文章《让文艺舞台永远成为思想的阵地》发表在《文汇报》上。
这篇文章第一次公开提出并阐释了“三突出”的口号。
8月 作家丽尼遭迫害致死。
11月2日 作家李广田遭迫害致死。
1969年10月11日 作家、历史学家吴晗遭迫害致死。
1970年4月 上海革命写作小组文章《鼓吹资产阶级文艺就是复辟资本主义——驳周扬吹捧资产阶级“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批判现实主义”的反动理论》发表在《红旗》第4期。
9月23日 小说家赵树理遭迫害致死。
10月15日 小说家萧也牧遭迫害病逝于河南黄湖“五·七干校”。
1971年 1月13日 诗人闻捷受迫害致死。
6月10日 文艺理论家邵荃麟病死狱中。
8月8日 文艺批评家侯金镜遭迫害逝世。
1972年7月25日 文艺理论家巴人（王任叔）遭迫害逝世。
12月17日 作家魏金枝遭迫害逝世。
1976年4月5日 天安门广场爆发“四五”运动。
在天安门广场和全国各地，出现大量的声讨”四人帮”、歌颂周恩来以及老一代革命家的诗词。
同月 小靳庄诗歌选《十二级台风刮不倒》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977年 1月2日 作 1月7日 李瑛的长诗《一月的哀思》在《光明日报》发表。
1月8日 柯岩的诗歌《周总理，你在哪里》在《人民日报》发表。
11月19日 《人民文学》编辑部召开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并在第9期上以“促 进短篇小说的百花齐放”为题刊登茅盾、马烽、李准、周立波等的发言。
11月20日 《人民日报》编辑部邀请文艺界人士举行座谈会，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并于25日在《人民日报》发表茅盾、刘白羽的发言。
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在《人民文学》第11期发表。
同月 《人民文学》在北京召开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在第11期和12期上以“促进短篇小说的百花齐放”为题，刊登茅盾、马烽、周立波等的发言。
同月 《人民日报》、《人民文学》邀请文艺界人士举行座谈会，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
12月 《郭小川诗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人民日报》发表给陈毅的《关于淡诗的一封信》。
此后，文艺界展开关于形象思维问题的讨论。
1978年 1月 徐迟的报告文学《歌德巴赫猜想》在《人民文学》第1期发表。
之后，各种文艺刊物纷纷复刊。
2月 《文学评论》复刊。
3月 大型文学刊物《钟山》在南京创刊。
4月30日 艾青“复出”后的第一首诗《红旗》发表在《文汇报》。
同月 文化部举行揭批“四人帮”万人大会，为大批受迫害的文艺工作者平反。
5月20日 林默涵的文章《解放后十七年文艺战线上的思想斗争》在《人民文学》第5期发表。
5月27日—6月5日 中国文联第3届全国委员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宣布文联和作协等5个协会正式恢复工作。
《文艺报》复刊。
12月5日 《文艺报》和《文学评论》编辑部在北京召开文艺作品落实政策座谈会，给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李建彤的《刘志丹》、陶铸的《思想·晴感·文采》、《理想·情操· 精神生活》、赵树理的《三里湾》、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吴晗的《海瑞罢官》等一批过去受批判的作者和作品平反。
同月 《新文学史料》创刊于北京。
童怀周编辑的《天安门诗抄》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979年 1月14日 《诗刊》编辑部在北京召开全国诗歌创作座谈会。
胡耀邦、胡乔木、周扬等到会讲话。
2月12日 《文艺报》第2期公开发表周恩来《在文艺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6月19日)。
同月 中共北京市委做出决定，为邓拓、吴晗、廖沫沙平反，为《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恢复名誉。
文化部党组做出决定并经中共中央批准，公开为“旧文化部”、“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的错案彻底平反。
公刘的诗歌《沉思》在《清明》第2期发表。
4月20日 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文化部、中国文联在北京联合召开全国文艺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座谈会。
同月 大型文学刊物《花城》在广州创刊。
同月 《上海文学》第4期发表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
各地报刊就此展开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讨论。
10月30日—11月16日 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向大会致祝辞。
周扬作了题为《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文艺》的报告。
在四届全委一次会议上，茅盾当选为文联名誉主席，周扬当选为文联主席。
同月 《星星》诗刊在成都复刊。
李建彤的长篇小说《刘志丹》由工人出版社再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