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可以在阅读中生存论点
，从选择一本好书开始。
由中师报、中国教育新闻网主办，人民教育出版社的2013年度“影响教师的100本书”评选活动，从教师的需要出发，通过教师、专家和编辑的参与，认真遴选近两年出版的新书，评选出2013年度“影响教师的100本书”，其中的“TOP10”也于近日新鲜出炉。
我们期待，广大教师能够在阅读本次所评选出的优秀图书中，追寻教育的核心价值，发现教育的真谛，持续提升职业素养和专业能力。
《PISA测评的理论和实践》，陆璟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上榜理由： 12月3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全球同步发布2012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测评结果，上海蝉联阅读、数学和科学素养三项冠军。
这一结果引发了国内外教育界与媒体的热议，而类似的事件3年前也发生过。
2009年，上海首次参加PISA测评，在65个国家（地区）中取得了三项第一。
PISA是什么，测评结果怎样得出
为何能吸引全世界的关注，对我国基础教育又有何启示
《PISA测评的理论和实践》由PISA上海项目组秘书长陆璟撰写,介绍了PISA的研究目的，问卷设计框架，测试工具的开发和翻译，抽样、现场实施和评卷，以及上海PISA2009的主要结果对我国教育质量监测、课程和评价改革的启示等内容。
由于教育质量评价是专业性较强的研究领域，为了能够让更多的读者了解PISA测评的思想和方法，作者用简明的语言准确地表述PISA的技术要求，并用较为通俗的语言介绍上海的实施方法和结果，使读者能够从整体上了解PISA从设计到实施到结果报告的全过程。
所以，本书不仅适合教育研究者、教育行政领导，也适合普通校长和教师阅读。
淮南书店 上榜感言： 上海在PISA2009和PISA2012测评中，两度夺得全球第一，在国内外引发了各方人士的肯定与赞扬、批评与质疑。
我将其分为6种观点：一是为上海学生的成绩和上海的教育感到骄傲。
二是质疑样本的可靠性。
三是认为考试主要反映了知识教育的结果，上海学生成绩好是因为应试能力强。
四是觉得上海学生课业负担重，成绩好的背后代价很大。
五是认为这是精英教育的结果。
六是认为PISA测评本身有其局限性，不必过度解释。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能客观、理性地看待PISA测评及其结果，比夺得全球第一会更有意义。
读懂了PISA，至少我们可以理解，上海的胜利不是错位竞争的结果，抽样和样本代表性能够经得起考验；可以明白，PISA测评并不等同于知识性的考试，上海的学生并不是书呆子，而上海的胜利也是政府多年来大力推动教育均衡的良性回报。
书中，我跨出PISA测评本身，解释了PISA对于中国基础教育的意义，分析了其对我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课程和评价改革的启示等。
相信无论是教育工作者还是家长，阅读本书后都会大有收获。
（作者陆璟） 《一盏一盏的灯》，吴非主编，江苏教育出版社 上榜理由： 教师会有什么样的幸福与趣味
他们是怎样获得勇气和智慧的
特级教师吴非对教师同行说：“我们也许不重要，但我们的工作关涉人未来的幸福，所以特别重要。
”而本书正是描述几十位教师身上发生的真实故事。
故事以叙述为主，注重还原现场和情境。
虽然不是吴非自己的故事，但故事里的点滴真情和教育理念都是他想要传达的。
这些故事就像一盏一盏的灯，以小见大、深入浅出，提炼出美丽隽永的教书育人精神、教育教学常识和教师职业道理，展现了一线教师的思考与智慧。
上榜感言： 酝酿这本书的时间很长，但不是因为作者难觅，作者都是自然出现的——一想到应当出版这样一本书，那些和我一样的教师便像路灯似地，一个接一个地浮现在脑海。
我们有共同的梦想，因为我们都看到了教育的艰难和美丽。
曾几何时，老师们信任我，告诉我他们的故事，让我成为了一个幸福的倾听者。
多年后，我找到曾讲故事给我的教师，请他们把当年感动了我的故事写出来，于是便有了这本书。
让我感到愉快的是，很多教师读完这本书后都表示有过相同的经历和感受。
于是，我面前又多了无数盏亮着的灯。
同行的相同经历和感受让老师们肯定自己正在做的事情，而今日所做的一切会让未来变得更美好。
我总觉得，中国教育需要一次文化启蒙，否则教师将长久地陷在希望渺茫的重复劳动中。
谁来启蒙
当然是教师自己。
只有自我启蒙，才能斫出生路，才会在行走中坚忍、勇敢。
但是，有人认为，这需要对教师进行各种培训、测评和检查。
事实上，没有一位优秀教师是培训出来的。
真正优秀的教师，无一不是靠自觉学习和年复一年的教学实践中成长起来的。
阅读是教师自觉学习的主要途径，那些有阅读习惯的教师，知道寻找什么样的书，知道如何在苦痛中思考。
他们不需要别人居高临下地指手画脚，只要看他们是怎样做的，看他们的课堂上发生了什么故事，就会知道真正有用的教育学理念始终形成于课堂。
教师有勇气改变自己、自我启蒙，才不会因为教育存在很多问题而放弃努力，教育的含义也会因此而丰富。
远离名利场，不等、不靠，自己创造，静悄悄地去做，像一盏灯，虽然无声无息，却能发光发热。
一旦教师成为自觉的阅读者和写作者，他必然会成为能够发出光芒的思想者。
这很可能就是中国教育的曙光。
我常常想，如果教师心中充满光明，他将会成为怎样的一盏灯呢
在学生的未来生活中，会不会也拥有这样的光明
我想告诉老师们：你很重要，你做的事情很重要，你能照亮自己面前的路，你同样就能照亮课堂……（编者吴非） 《构建教育新模式》，张卓玉著，湖南教育出版社 上榜理由： 课堂，从讲坛变成了论坛；学习，从碎片化变更为整体化；教育，从记知识变成了做事情；教师，从讲师变成了导师；心智培养和公共精神培养成为教育的核心目标……就这样，基础教育改革中让人们纠结不已的无数困局迎刃而解：当教育已不再是教知识而是教学习；当信息技术成为改变教育模式而不是强化教学的推动力量；当学生的权利意识、尊严意识、幸福意识开始觉醒；当校长、局长都开始致力于新教育模式的制度保障……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目标、愿景和路线以一幅前所未有的清晰面貌呈现在我们眼前。
作者以深厚的学养、深刻的思考、多年来指导一线教育改革的实践经验，令人信服地为我们构建了一个基础教育的新模式。
上榜感言： 这本书能受到教师的认可，让我深感欣慰。
但是，我最想得到的是校长的认可。
因为在这场教育变革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只有一个人——校长。
现在，世界各国的教育同行们都在做一件事：为21世纪或者更远的未来，构筑新的教育范式、教育框架、教育秩序。
我认为，每位校长都应该积极参与到这场改革中来，因为校长在尽享荣誉和地位的同时，还应该静听天职和良知呼唤。
好在我们有一大批的校长，他们无愧于自己的良知和时代赋予的职责。
过去30多年里，在重建教育模式的伟大事业中做出最重要贡献的，是一批有信念、有责任、有胆识、有智慧的校长。
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认为，中国的经济转型得益于两种力量，即政府引导和草根改革。
他断言：“如果看不到中国改革的二元结构，我们就很难理解我们时代最伟大的故事。
”教育何尝不是这样。
社会进步大体有两种方式，一是自上而下，所谓顶层设计。
二是自下而上，所谓基层创新。
说得更形象——摸着石头过河。
毫无疑问，教育模式的重建属于第二类。
所以，校长不要依靠顶层设计，不要只相信权威，也不要再找高考不改的借口。
且看古今中外的教育发展史中的一次次改革，哪一次不是源于一所所学校、一个个校长。
我深知教师的重要性。
但是，涉及到教育结构、秩序、模式的变革，如果校长没想法、没行动，教师又能做些什么
改革文件在不断地下发，教育经费在不断地增加，办学条件在不断地改善，教师学历在不断地提高。
然而，如果发生在教室里的行为百年不变，其他一切的努力又有何意义
所以，作为教育史的谱写者，校长们一定要行动起来，用勇气与智慧写下最闪亮的教育改革诗篇。
（作者张卓玉） 《我是一支爱写作的铅笔》，（美）山姆?史沃普著，廖建荣译，五洲传播出版社 上榜理由： 《我是一支爱写作的铅笔》是美国纽约皇后区教师山姆?史沃普带领来自21个国家、说11种语言的孩子们开展创意写作的真实记录。
在中国出版后，书中的案例在无数课堂和家庭生活中被重新演绎。
一本好书就像一粒种子，可以开花、结果。
这本书让我们看到了一粒种子如何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
书中，读者可以看到作者对学生的尊重、对教育终极意义的思考，以及作为个体所做的努力。
这为正在思考如何让孩子真实地用文字表达自我的中国教育，提供了一条可实现的实践路径。
我们欣喜地看到，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创意写作的队伍。
山姆?史沃普说：“即使在管理最为苛刻的学校，教师也可以每天挤出10分钟，传授一样自己最喜欢的事情……对于学生而言，也许就是这10分钟，他们就体验到了比长时间的练习和记忆更强烈的教育感受。
对教师而言，这10分钟也将使教师变得更加幸福。
” 我们推荐教师阅读《我是一支爱写作的铅笔》，想借此向所有相信个人努力可以改变现实的实践者致敬，向因为学生寻找到真实表达而幸福的教师致敬。
上榜感言： 一本关于发生在纽约的教学经验的书可以获得中国教师的青睐，让我很惊讶，同时也感觉非常荣幸——我的创意写作课程可以激发地球另一边的学生的想象力。
想到这些，我心潮澎湃。
我知道，以应试教育而著称的中国，已经认识到高风险考试会扼杀学生的创造性才能。
然而，一向倡导革新与创造的美国，却正在强加给学生越来越多的考试，这令深知创意教学宝贵的美国教师无比沮丧。
某天，我收到了一封温暖人心的邮件。
发信人是我过去的一名学生，她现在也成为了一名教师，也是《我是一支爱写作的铅笔》书中的人物之一。
她在信中告诉我，她现在才意识到我当年开设创意写作课是多么不容易。
当时还是孩子的她，并没有觉得写作课有什么了不起。
但是，她现在想让我知道“它起作用了”，因为当年的创意写作课让她开始用不同的视角看世界。
对此，她心怀感激。
这不仅对我意义重大，同时也证明老师们不是在孤军奋战。
教育是一项薪火相传的事业，每位教师都在传递前辈点燃的火炬，假如没有教师对我的谆谆教导，假如我没有阅读其他教育书籍，也就不会今天的这本书。
（作者山姆?史沃普） 《父母的觉醒》，（美）沙法丽?萨巴瑞著，王臻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榜理由：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博士沙法丽?萨巴瑞，将东方正念思想与西方心理学理论有机地融为一体，开创性地提出了“父母与孩子相爱互助、共同成长”的教育理念，并通过这本书给出了清晰、丰富的阐释。
本书从心理学角度深刻探讨了父母自身问题与孩子成长的关系，指出孩子身上的问题往往是父母自身问题的折射。
作者用智慧、平和、真诚的态度，科学、专业的知识，引领父母回归内心，摆脱成长过程中的精神创伤，发现被遮蔽与压抑的真实自我。
在养育孩子的神圣旅程中，萨巴瑞为读者提供了一张详尽的地图，带领读者穿越情感与精神的复杂地貌。
其深刻的教养之道不仅将孩子身体、思维、心灵的培养融为一体，也让为人父母者得到充分的成长和享受。
作者认为，如果父母勇于摆脱过往的精神创伤，就能发现被遮蔽与压抑的真实自我，并与孩子形成深层次的情感纽带；如果父母能够放弃虚荣心、自负感、控制欲，尊重孩子的天性，接纳孩子的本真，就能与孩子建立起亲密、和谐的关系；如果父母愿意敞开胸怀，在实践中学习，在与孩子的互动中找寻答案，就能与孩子一起获得进步与拓展；如果父母勇于将自己投入一种完整的、充满觉醒意识的亲子关系中，就能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真正给予他们帮助，避免“爱孩子却常常伤害他们”的情况发生。
我们相信，由这样的父母抚养长大的孩子，不仅能获得发自内心的愉悦，还能发现宇宙的丰富多彩，并怀着好奇、兴奋与敬畏之心面对挑战。
甚至当他们成为父母，也会教导自己的孩子如何生活得快乐与满足。
本书不仅为父母提供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养策略，更为读者呈现了一种意义深远的人生哲学：父母唯有安顿好自己的身心，才能帮助孩子成长为一个健全的人。
淮南书店 上榜感言： 能与这本书相遇是我们的幸运，而策划、编辑这本书的过程无异于一场充满启迪与感动的发现之旅。
书中，莎芭瑞以对生命和爱的深刻理解与温暖信念，探索出一条美好的路径，让父母与孩子共同获得滋养与成长。
在我们并不习惯深度探究心灵成长与自身种种关系的文化中，在教育问题深深困扰众多家庭的今天，这样的他山之石或许可以让我们收获颇丰。
在教养孩子的过程中，无论多么富有理智与自省精神的人，都难免会有焦虑无奈的时刻。
我衷心地希望，《父母的觉醒》一书中文版的出版，能够为父母卸下一些包袱、打破一些迷思、带去一些启发，帮助父母与孩子彼此促进，共同成长。
（策划编辑苏元） 《阅读的力量》，（美）斯蒂芬?克拉生著，李玉梅译，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上榜理由： 《阅读的力量》是美国语言学家、阅读教育理论研究者、阅读推广人斯蒂芬?克拉生教授关于阅读教育的专著。
斯蒂芬?克拉生多年来对各个国家教育情况进行研究，为他所提出的“自由自主阅读方式”提供了大量翔实而有力的证据。
他认为，不论阅读的是通俗小说、青少年浪漫文学，还是经典文学著作，阅读行为本身都会在提高人们语言能力中起到关键作用。
此外，作者在书中还引用了阅读研究方面的最新理论和成果，包括他本人的“阅读对第二语言习得影响的研究成果”、“奖励性阅读作用的研究成果”，以及“现今最流行的电子阅读效果的研究成果”。
现在，“自由自主阅读方式”已在学术界、教育界及阅读推广人中得到普遍认可和赞誉，为每一位教育工作者、教育管理者和父母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指明了方向。
作者想告诉读者，自由广泛的、无压力的阅读、为了兴趣而阅读，不需要写读书报告，也不必回答每个章节后的问题，更不用为每个生字查字典，而只有这样的阅读才是真正有效并内化到心灵深处的阅读。
自由阅读不仅仅对学习母语有帮助，也是让外语能力登峰造极的方法。
与传统的语文教学方法相比，“阅读是唯一的办法，唯一能同时使人乐于阅读，培养写作风格，建立足够词汇，增进语法能力，以及正确拼写的方法”。
让孩子学习能力更上一层楼的最好办法，就是阅读。
这是一本优秀的、不艰涩的理论书，书中处处传递着阅读的喜悦，并告诉那些希望孩子阅读的大人们：自由阅读有力量
上榜感言： 这本书是著名阅读推广人王林和红泥巴读书俱乐部创始人阿甲、探长推荐给我的一本书，《阅读的力量》是他们的案头书。
王林说，作者所写的每一句话都能“击中”我，而作者得出的每一个结论都与我对阅读的思考不谋而合。
作为这本书中文版的策划编辑，出版它的过程也让我受益匪浅。
书中一份份实践得来的数据，让我深深地感受到阅读的力量。
同时，我也希望这本书能给中国的教育工作者以启示，让自由快乐的阅读走进每个教室、每个家庭。
（策划编辑许国萍） “回望民国教育系列”，傅国涌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淮南书店 上榜理由： “回望民国教育系列”图书从公民教育、性教育等方面着手，让读者看到了上世纪前半叶教育家和一线教师的思考和实践，进而真正理解民国教育的来龙去脉。
这些从《教育杂志》（1909-1948）发表的大量文章中选出的精华，无疑是珍贵的教育资源，对今天的教育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给教育燃灯》介绍了民国教育家们的教育观念、教育实验及对教育症结的探索——这是国内第一次系统地研读、回望民国教育，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多元而充满人文关怀的教育观。
本书再现了民国教育思想的美好，不仅让读者了解了民国教育的整体风貌、澄清可能存在的错误认知，而且有助于读者思考当下教育的症结。
《让性回归常识》从性教育概论、基本原理、各国实施情况、中国现状、儿童及青年期的特征、新学制课程安排等方面，立体而富有建设性地讨论了性教育。
良好的性教育强调作为一个人的整体性，包括对生命和隐私的尊重、对他人的宽容，以及对自身符合人性的尊严、忠诚和责任心的奠基。
因此，性教育课程应当是长期而系统的，正如陈兆蘅所说：“性欲卫生教育为至大之事，则亦当就各方面之论点为长期之讨论，使之深彻了解，方为有效。
” 公民教育一般是指在现代社会里，培育人们有效地参与国家和社会公共生活、培育正常公民的各种教育手段的综合体。
《如何培养好公民》一书包括了国民教育、民族教育、平民教育、全人教育等概念，并围绕公民教育的理论、问题、实践及国外的公民教育等方面，梳理了公民教育在中国的特定含义和目标所在。
这对更新整个社会的教育观念、改进民众的思想意识，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上榜感言： 怀念民国不是怀旧，而是一种寻找。
生活在当今时代，每个人在精神上需要两个证件，一个是中国文化的“身份证”，即人们身上的中国文化元素。
另一个就是国际通行的“文化护照”，即自希腊文明以来整个文明的脉络。
有了这两个“证件”，我们才可以说自己是一个现代人，才可以与这个时代构成对应的关系。
否则，虽然生活在这个时代，但我们与这个时代的距离依旧很遥远。
民国是中国的乱世，但当时的教育人却走出了一条真正融合中西的教育之路，将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本土化。
希望“回望民国教育系列”图书可以帮助读者真正地生活在这块土地上，享受前辈传承下来的优秀文化，也享受来自全球的最优质资源。
这也是民国的教育家们曾经做的。
（策划编辑张立红） 《罗恩老师的奇迹教育》，（美）罗恩?克拉克著，李文英等译，中信出版社 上榜理由： 本书作者罗恩?克拉克28岁就获得“全美最佳教师”的殊荣，并3次受邀做客美国白宫。
就是这样一位“最了不起的人”，以一个客观的姿态，为读者呈现了美国基础教育的疲软无力，为中国千千万万无条件膜拜美式教育的家长敲响了一记警钟。
《罗恩老师的奇迹教育》一书对美国教育面临的诸多问题进行了阐释与解答，而这些问题也同样困扰着中国的教育人。
本书的珍贵之处在于创造性地为这些问题寻找到了另一种答案：我们无力改变教育体制，却能与孩子一起创造奇迹。
在很多中国家长的意识里，美国教育是完美无缺的。
可是，美国真的是教育的一方乐土吗
或许我们无从亲历考证，但罗恩——这样一位普通而卓越的美国教师在书中向我们展示了真实的美国教育。
应试教育不仅仅是中国制造，在美国也屡见不鲜。
罗恩认为，应试教育对于教师来说是一种尴尬。
对于有资质、有能力的教师来说，应试而教、被统一教案束缚手脚是一种悲哀。
教师要为学生的成绩负责。
但罗恩更鼓励教师寻找创造性的方法激发学生对学习的热情。
本书所提倡的全新的、世界性的教育模式是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的，它将东西方两种文化里最好的教育理念与方法相结合，让孩子既具备较强的学习能力，又拥有快乐幸福的童年，并始终保持对学习的热情，主动追求卓越。
上榜感言： 这本书是闪烁于浩瀚星空的启明星，我们就在寻寻觅觅中捕捉到了她的光芒。
罗恩用颠覆性的教育理念，引发了一场全球教育革命。
他告诉我们：“好的教育没有国界，好的教育是要从心出发，关怀学生的需求，激发学习的激情
” 我们常常讨论中美教育孰优孰劣，埋怨不完善的教育制度，却始终找不到解决问题的答案。
或许，这本书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思路：我们无力改变教育制度，何不自己创造奇迹。
这也是我们策划出版这本书的目的——写给教师，也写给父母，让每个人都从罗恩的教育之法中获得启发，帮助孩子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教育奇迹。
（策划编辑马英、张云） 《麦田里的老师》，李崇建著，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淮南书店 上榜理由： 《麦田里的老师》是一本结合了心理咨商与教养的书。
作者李崇建把美国心理与家庭治疗专家维琴尼亚?萨提尔的理论，活学活用于对行为有偏差、情绪有困扰、学习有困难的孩子的辅导工作上。
书中记录的具有不同特质的个案，所呈现出的都是常见且非常令教养者头痛的问题。
作者明确地指出了孩子行为或学习上的问题、引导方法，并且配合理论做批注。
同时，透过书中的故事、模拟呈现的教育现场，让读者对“萨提尔沟通模式”有了更为直观、细腻的理解和感受。
“萨提尔沟通模式”是一个系统的沟通辅导模式，原创者萨提尔视个案问题行为为冰山外显的一角，隐藏在冰山下面的还有许多内在的经验层次。
李崇建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对“萨提尔沟通模式”做了阐述，并依照文化、规则与应对姿态三大前提，建构此书的思考脉络，进而指出，在人际沟通中，除了我们从小到大习得的“指责”、“讨好”、“超理智”、“打岔”等应对姿态外，还应该拥有的第五种应对姿态——一致性。
这是一种在应对上能同时关注自己、他人与情境，在言行上呈现出有活力、有创造力、有生命力、能接纳的、富有爱心、说话带有感受、聆听他人、开放且愿意分享的姿态。
教师在班级管理、父母在和孩子互动时所遇到的问题，并非一夕造成，隐藏在冰山下的往往是那颗受伤、受挫的心。
作者针对案例所提出的建议中肯可行、富于实践性，定能激发读者去面对和处理自身所面对的教养问题。
上榜感言： 这是尊师园书坊跟李崇建老师的第五次合作，由此也可见李崇建长久以来在杏坛的奉献和笔耕不辍、乐于分享的精神。
作者用温暖的心拉近与孩子的距离，并慢慢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师生一同见证成长的情谊。
《麦田里的老师》与前4本著作（《没有围墙的学校》、《移动的学校》、《给长耳兔的36封信》和《作文，就是写故事》）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以理论展开叙述并串联全书，以实践印证、落实理论。
教师与父母在面对孩子的问题时，确实要有更多的了解，因为只有了解才能接纳，有接纳才能有陪伴，有陪伴才能协助，有协助才能引导，有引导才能有教育发生。
所以，教育就是真诚地认识自我。
就如作者李崇建说的：“一致性的沟通姿态，目的并不是去改变别人，而是真诚地表达自己，当教育者懂得更真诚表达自我，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就更清晰容易了。
” 谨以此书与希望认识真实的自己，希望与孩子共同成长的师长共勉之。
（策划编辑 侯亮） 《做一个心理健康的教师》，马志国著，教育科学出版社 上榜理由： 教师为何教不好自己的孩子
为什么年轻漂亮、工作出色的教师小田险些走上不归路
为什么年富力强的教师突然病倒
为什么越是关键时刻越是把课讲砸了
为什么成绩显著反而在评比中落选……这些问题背后都有着深刻的心理原因。
在学生心理健康得到普遍关注、心理健康状况有所改善的今天，我们也应该看到，教师的心理健康状况也不容乐观。
但是为了工作，教师应该关注自己的心理健康，否则怎么培养心理健康的学生；为了生活，教师应该关注自己的心理健康，否则怎么找到人生的幸福。
也许每个人期望的幸福不尽相同，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拥有一颗健康的心。
只有拥有健康的心理，才能经受住生活的风风雨雨，才能成为一个大写的、幸福的人。
那么，怎样做一个心理健康的幸福教师
您可以与本书为伴，踏上探寻之路。
作为一名应用心理学者，作者长期工作在心理健康的第一线，在多年的心理咨询工作中，接待了来自全国各地很多教师朋友的心理咨询。
本书汇集了其中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让书中的内容深深根植于教师最真实的生活。
书中有故事、案例和具体问题，可读性强；书中有解析、诊断和探究，讲究科学性；书中有建议、方法和对策，突出实用性。
书中的48个案例涉及教师自我心理、教师职场心理、教师亲子心理和教师异常心理等多个方面，而作者给出的48剂心理处方，也能帮助一线教师做一个心理健康的幸福教师。
上榜感言： 那些真正找到人生幸福的人，不是因为做了大官、发了大财、有了大学问，而是因为他们拥有一颗健康的心。
然而，在教师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的今天，他们的心理健康也应得到足够的关注。
教师的心理健康应该由谁来关注
家人、心理专家、学校领导
最应该关注的还是教师自己。
但愿这本书，能让教师多给自己一份心灵的关注，能帮教师多给自己一个心灵的福音。
（作者马志国）淮南
教师节是什么意思
蔡锷 （1882-1916）蔡锷，原名艮寅，字松坡。
1882年12月18日生于湖南宝庆（今邵阳）。
其父名正陵，母王氏，生子三人，艮寅为长。
其家世代务农。
艮寅六岁开始入塾受业，十三岁中秀才。
1893年春，他步行到长沙，考入由梁启超、谭嗣同主办的时务学堂，从此与梁启超结下了既是师生，又是同志的不解之缘。
1898年9月，戊戍变法失败，谭嗣同被杀，梁启超出逃日本。
在此之前艮寅参加了湖南巡抚陈宝箴举办的留学生预备考试，并以第二名入选，结果因变法失败而未能实现。
他又去武昌，投考两湖书院，因是时务学堂旧生而遭拒绝。
1899年，艮寅赴沪，投考南洋公学，得梁启超来信，约他去日本。
他得到既是学友又是老师的唐才常的资助东渡，入日本大同高等学校，研究政治哲学，后又入横滨华商东亚商业学校，不久加入唐才常的自立会。
1900年4月，他随唐才常回国，准备发动自立军起义，事泄，为张之洞屠杀多人，艮寅幸免，遂改名蔡锷，取其锋芒锐利之意，以明投笔从戎之志，重返日本。
此后，入陆军成城学校，1902年毕业，自费考入东京士官学校第三期，1903年毕业。
在日期间，蔡锷先后以博孟、奋翮生、锥击生的笔名在梁启超主办的《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发表文章，其观点，多受梁启超、杨度的影响。
1904年，蔡锷回国，应江西巡抚夏时之聘，任续备左军随营学堂兼监督。
1905年初，应湖南巡抚端方之聘，任湖南教练处督办，兼武备、兵目两学堂教官。
7月，应广西巡抚李经羲之聘，任广西新军总参谋官兼教练官和随学堂总理官。
1906年秋，奉命去河南彰德参观秋操演习，被派为中央评判官。
同年，任新办广西陆军小学监督。
1908年，任新练常备军第一标标统。
1909年，任龙州讲开堂监督。
1910年，任新军混战协协统、学兵营长等职。
在广西期间，蔡锷一方面继续与老师梁启超保持联系，同时又不断接触谭人凤、李燮和黄兴等人，这对他本来偏向改良的观点不能不有所触动。
1911年初，由已经调任云贵总督的李经羲推荐，蔡锷任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
在各地纷纷响应的形势下，蔡锷经过周密部署，于10月30日（农历九月初九）晚八时发动起义，到次日午前，占领省城。
十九镇统制钟麟同当场被杀，军事总参谋靳云鹏化装潜逃，云贵总督李经羲避入法国领事馆。
云南起义成功，蔡锷被推为都督。
此后，蔡锷在各负责部门换上同盟会员或同情革命的人，在财政、交通、教育等方面进行若干整顿，使云南面貌为之一变。
蔡锷本人为官尤其清廉，他主动提出把自己月薪降到六十元，仅相当于营长铁薪金，这在各省都督中是最低的。
由于受中央集权思想影响较深，蔡锷此时对革命派和袁世凯均无深刻认识，因此，曾支持袁出任总统。
在1913年的“二次革命”中，也倾向于袁，并尊袁令入川围剿熊克武，虽未交锋，但此时他的态度还没有倾向革命派。
1913年10月，蔡锷辞掉云南都督职务，来到北京。
他有才干，也很有声望，是北洋系以外颇有影响的人物。
到京后，袁世凯先后任命他为陆军部编译总裁，全国经界局督办，统率办事处办事员、政治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等职，并加昭威将军称号。
如此众多的头衔都是只赏高官，不给实权。
这反映出袁世凯对他既怀疑又惧怕而又不得不装出重用的态度。
蔡锷本人，曾对袁世凯存有一些幻想，到京后，发觉了袁氏父子的阴谋与野心，目睹袁氏小朝廷的倒行逆施，逐渐对袁不满。
1915年5月，袁氏政府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
8月，杨度为首的筹安会成立，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暴露于天下。
第二天，蔡锷即到天津梁启超家中秘商对策。
不久，梁启超的著名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发表，这使袁世凯增加了对蔡锷的注意，并于10月暗中派人搜查了他的住宅。
在这种情况下，蔡锷假装意志消沉，经常出入于京城八大胡同妓馆，甚至装作赞成帝制，暗中却把家眷遣送回籍，以防不测。
11月11日，已染喉疾的蔡锷假装治病，到天津与梁启超再商反袁计划，并与云南故旧联系。
11月19日更名易装取道日本经香港，于12月21日抵昆明。
当时，云南军界早已开过秘会，并有少量部队北上入川，李烈钧、方声涛等人也先后到达。
但云南都督唐继荛态度暧昧，因而云南迟迟未动。
蔡锷抵滇后，先后与唐继荛商讨九次，并做了下属人员的大量思想工作，最后决定起义。
1915年12月25日，由蔡锷、唐继荛、任可澄、刘显世、戴戡联名通电，声讨袁世凯，宣告云南独立。
26日，云南正式成立护国军，蔡锷任第一军总司令，北上入川;李烈钧为第二军总司令，出兵湘粤;唐继荛以云南都督兼任第三军司令，坐镇大本营。
其中，蔡锷所率的第一军是主力，其处境也是最困难的。
他们以几千人抵挡万余装备精良的北洋军，力量对比悬殊。
但他们依靠地形气候等有利条件，又深得当地百姓的拥护和支援，因此能不断取胜。
这时，蔡锷已喉疾严重，声音嘶哑，面容憔悴，但他身先士卒，英勇奋战。
在他统率下，经过两个月的艰苦奋战，终于摧垮了四川的北洋军队。
这样，袁世凯迫于全国的压力，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但仍想保住总统的地位。
蔡锷等人坚决要求袁世凯下台，1916年5月8日，滇、黔、桂、粤、浙五省在广东肇庆成立军务院，蔡锷等十五人被推为抚军。
6月6日，袁世凯在举国声讨声中死去。
6月7日，黎元洪依法继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署省长。
蔡锷此时病情已十分严重，他保荐罗佩金、戴戡代理职务，向北京政府辞职出外就医，8月9日离成都，22日到上海，为梁启超《盾鼻集》写序。
9月20日，蔡锷抵达东京，入福冈大学医院治疗，终因病情过重医治无效，于1916年11月8日逝世，终年才三十四岁。
北京政府迫于舆论压力，拨款二万元，举行国葬，追赠他为上将军，定12月25日为云南起义纪念日。
其遗体，安葬在长沙岳麓山上。
蔡锷遗著有《蔡松坡先生遗集》、《松坡军中遗墨》以及《蔡锷集》。
匡互生 匡互生(1891～1933)，名济，字人杰，别名日休、务逊。
清光绪十七年(1891)九月三十日，出生于邵阳东乡天台山(今邵东县廉桥镇丰足村)。
7岁启蒙，勤奋好学，学业优异。
16岁开始，读书之余，习学武艺，对社会邪恶势力，好打不平。
宣统二年(1910)入邵阳中学读书。
民国元年(1912)，武昌革命爆发，湖南首先响应，匡随石基攻打巡抚衙门，破后，承担小西门防卫。
民国2年，湖南都督汤芗铭，任意戮杀无辜，匡在《时事感言》中，用大量事实揭露汤芗铭在宝庆的种种罪行，汤下令缉捕。
国文教师李洞天尽力掩护，幸免遇难。
在邵阳中学读书期间，常和好友谈论国事，对封建制度痛恨入怀。
民国4年，匡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范大学)预科，次年入数理部本科。
时逢袁世凯窃国称帝，辱国丧权;张勋复辟，战祸连年，时局动荡，外侮日亟之际，匡一面努力攻学专业，一面寻求革命真理，与同学周予同、刘薰宇、周为群等组织“同言社”，后改名“工学会”，组织学生秘密学习进步书刊。
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匡读后连说是“惊醒青年睡梦的晨钟”。
民国8年4月，巴黎和会在英法美日等国的操纵下，拒绝中国政府收回山东半岛权益的要求。
参加会议的中国军阀政府的代表，准备屈辱地在和约上签字。
消息传来，举国愤怒。
北京学生决定于5月7日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巴黎和约，以振国威。
匡互生与挚友密定，在游行中准备为国捐躯，并写好遗书，将后事托付友人，同学深为感动。
5月3日晚，工学会召开秘密会议，匡互生主张以暴抗暴，得到不少同学赞同。
会议决定派出代表，连夜与各校联络，提前于次日举行示威游行，并在各卖国贼住处组织监视。
5月4日下午，北京各校学生3000多人在天安门集会，提出“外御强权，内惩国贼”的爱国口号，整队前进，匡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
队伍行至卖国贼曹汝霖住宅处，匡见曹家朱门紧闭，警卫守门，便攀上大门旁的小窗，击碎玻璃，掰开铁栏，挤进院内。
接着，陈荩民，杨晦等数人相继入内。
匡号召守卫警察“争国权、惩治卖国贼，以振国威”，匡的言词慷慨激昂，使警察受到感动，自动取下枪上的刺刀，退出上膛的子弹，让匡等打开大门，游行者昂扬而入。
匡在曹院内寻找曹汝霖，未见人影，即从卧室取出被褥等物，举火焚烧，火焰冲天而起。
半小时后，段祺瑞派军警赶到，有23名学生遭逮捕。
对此，北京学生举行总罢课，并通电全国，以示抗议，随后，天津、上海、长沙、卢州等地学生纷纷举行游行示威，声援北京学生的斗争。
段祺瑞军阀政府迫于压力，释放了被拘捕的学生，罢免了曹汝霖、章宗祥等卖国贼的一切职务，并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同年夏，匡从北京高师毕业回长沙，任教于楚怡小学，时逢北洋军阀张敬尧统治湖南，烧杀掠抢，民情激愤，匡与、何叔衡一道起草驱张宣言。
次年，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教务主任。
在教学上，废灌输式，兴启发式，提倡自由讨论，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首倡男女同校。
并与等组织湖南学生联合会、职工会，开展革命活动。
民国13年，匡任教于浙江上虞春晖中学，提倡改革教育，遭校长拒绝，毅然辞职。
民国14年春，匡在上海虹口老靶子路租民房办学。
夏，在江湾镇筹建校舍，主张以“修养健全人格，实行互助生活，改造社会，促进文化”为宗旨，以孔子“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之义，取校名为“立达”。
匡认为：教育者的责任，是使受教育者在自由发展的环境中，去害虫，灌肥料，滋雨露，自然发育，将学校改名学园。
民国18年，学校增设农村教育科，设养蜂、养鸡和园艺3个专业。
学生通过学园艺，种蔬菜和培植果树等实践，领悟到培育农作物，是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结果，从而增强重农感情。
文化课循教育部的规定外，还增设了世界语、法语、意大利语、社会学、逻辑学、实践道德等课程。
民国21年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立达学园毁于日军战火。
匡与同仁赶紧在废墟上重建校舍，秋季复课。
因积劳成疾，民国1933年4月22日逝世。
刘长佑 刘长佑，字子默，号荫渠，金石镇人。
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生，其父时华，经商发家。
刘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考取拔贡。
同年十月十六日，李沅发攻陷县城，代理知县万鼎恩被戮，长佑与廪生刘坤一即募乡勇万余人，会同清军镇压起义军。
咸丰二年（1852），刘随江忠源率乡勇至广西参与围剿太平军，次年，又随江忠源镇压浏阳夭地会征义堂周国虞等会众起义．此后，江忠源领军出境，在湖北、江西、安徽等省与太平平作战，刘多次赴援。
六年，刘奉巡抚骆秉章命，率肖启江等部5000人入江西，攻克袁州。
七年进屯太平墟，遭太平军沉重打击，全军溃败，江忠义率乡勇救援，才挽回颓势。
咸丰九年(1859)，石达开率部从江西南安进入湖南，攻克郴、桂，直迫永州．刘长佑、江忠义率军赴援，解永州围。
石达开军围攻宝庆，刘与李续宜分扼东西两路堵击。
石军久攻不下、于8月撤围南走东安，转战广西。
刘领兵追逐，攻占郴州，次年任广西巡抚，在广西扑灭了两广天地会建立的“大成国”政权。
同治元年(1862)，刘长佑升任两广总督，将所部楚军交刘坤一统领，留防广西。
不久，刘长佑调任直隶总督，与鲁西北农民起义军张锡珠、宋景诗部作战。
同治六年，沧州盐民张六起义，数干人攻袭固安、霸州，危及京城，刘长佑因疏于防范而被降级留任。
同治十年再度翻用，厉任广东、广西巡抚、云贵总督。
光绪十三年（1887）病卒原籍，谥武慎，有《刘武慎公遗书》。
严怪愚 严怪愚，(1911—1984)，原名正，九龙岭严家桥人。
民国15年：(1926)投身农民运动，“马日事变”后参加中国共产党;后因组织被破坏，失去联系。
民国19年在湖南农校毕业后，考入湖南大学经济系。
严才思敏捷，眼光敏锐，课余从事写作，在校期间出版《百感交集》一书，在湖南新闻界崭露头角。
民国24年毕业后，投身新闻工作。
民国25年9月，严与康德、袁邵华、陈楚等创办长沙《力报》，任副刊主编，兼采访部主任。
经常撰文，揭露社会黑暗，抨击时政。
鲁迅逝世，严于10月22日，在《力报》上撰文，悼念鲁迅。
称“高尔基逝世，是西方落了一个太阳，鲁迅去世，东方殒伤了一个月亮”。
当时省政府机关报《国民日报》主编壶公(罗尔瞻)，攻击鲁迅及其著文纪念鲁迅的人。
严连续组织特刊予以抨击。
抗日战争爆发后，严到徐州前线采访，连夜撰写战地通讯，讴歌中华儿女英勇抗战事迹。
民国28年，与康德等主办邵阳《力报》，聘请中共邵阳中心县委书记唐旭之任主笔，严自任采访部主任。
严从重庆国际新闻社负责人范长江处获悉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准备在南京成立汉奸政权，首先在《力报》发表《汪精卫叛国投敌前后》一文，在国内外产生极大影响。
随后，严任《力报》总编辑。
民国29年5月，《力报》被薛岳封闭，严被逮捕，经多方营救，方获出狱。
又相继在衡阳主办《正中日报》，在沅陵创办《力报》，在晃县、辰溪创办《中国晨报》，坚持人民立场，揭露时弊。
抗战胜利后，严任青岛《东南日报》驻沪记者。
民国35年秋，在南京梅园新村受到周恩来嘉勉。
是年冬，中共代表团离开南京时，严孤身冒险在风雪中送行。
民国37年7月，严在长沙创办《实践晚报》，任主编，宣传时事，抨击时政。
7月31日开始，在第三版辟《大家诉》专栏，以社会各界底层人士的名义，写出专文，连续刊载17期。
主要有《看农村百姓的痛苦》，《要求砸烂雇佣制》、《要履历、要登记，却不给工作》、《奴化教育毒害了我》、《物价暴涨风袭击邵阳》、《耒阳粮政漆黑一团》、《退役回乡生活无着》等。
读者阅后，称《大家诉》专栏代表社会底层人士在说话。
民国38年春，严加入中国民主同盟长沙地下组织。
5月，严受中共地下党湖南省工委之托回邵阳，担任魏镇、宋涛起义前的联络工作。
10月9日下午，陪同人民解放军前导车进入邵阳城。
新中国成立初期，严先后担任邵阳《工商晚报》、《大众报》、湖南通俗读物出版社副社长。
1955年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中受到审查，离开新闻界，先后在长沙一中、长沙师专任教。
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
1962年调湖南师范学院任图书资料员。
1979年改正后，当选为第五届省政协委员。
1984年3月病逝。
魏源 魏源，名远达，字默深，号良图，晚年法名承贯，清邵阳县金潭（今隆回县金潭乡人）。
清乾隆五十九年农历三月二十四日（1794年4月23日）出生。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携母亲、妻子迁居江苏宝山父亲魏邦鲁任所。
道光十五年（1835年）在扬州新城抄关门内仓巷购宅基营建家园定居。
道光二年（1822），中顺天乡试举人第二名。
五年，受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之聘，辑《皇朝经世文编》120卷;撰《筹漕篇》、《筹鹾篇》、和《湖广水利论》等，后又助江苏巡抚陶澍办漕运、水利诸事。
道光六年（1826），入京会试，刘逢禄分阅试卷，力荐龚自珍、魏源二卷不售，作《两生行》哀之。
其中称魏源为“无双国士长沙子，孕育汉魏真经神，尤选理砾鲍谢，暗中剑气腾龙鳞”。
对魏源才学非常赏识，预言“且看明日走马填城 ”九年，再次会试，又不中，捐内阁中书舍人 道光二十一年（1841），投入两江总督裕谦幕府，参与浙东抗英战役，并在前线亲审俘虏。
后见清廷和战不定，投降派昏庸误国，愤而辞归，潜心著述。
二十崐年《南京条约》签订时，他完成《圣武记》一书。
后又将林则徐主持翻译的西方史地资料《四洲志》和历代史志等编成《海国图志》50卷，后几经修订、增补，到咸丰二年（1852）成书100卷。
该书对强国御侮、匡正时弊、振兴国脉等经国大事，有深入探索。
他提出：“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和“师夷长技以制夷”等论点，主张学习西方技术，制造战舰、火器，以及选兵、练兵、养兵的方法，改革中同军队，还提出“以甲兵止甲兵”的主张;他告诫人们在“英吉利蚕食东南之时, 忘鄂（俄）罗斯并吞西北“之野心;提倡创办民工业，允许私人设立厂局，自行创造与销售轮船、器械等，使国家富强;主张革新，要求“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痈、去营窟”,并在《默觚》中抒发“变古愈尽，便民愈甚”和“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的思想。
对清王朝长期固步自封的闭关政策和媚外求和的投降路线予以犀利的批判。
咸丰四年（1854），魏源与全家避兵侨居兴化（因旧居 园先年二月毁于炮火）。
自归不与人事，惟手订生平著述。
七年农历三月初一（1857年3月26日），卒于杭州东园僧舍，享年63岁，葬于杭州南屏方家峪。
去逝后，兴化人民将他与北宋名官范仲淹同祀，香火不绝。
魏源著述甚丰，除《圣武记》、《海国图志》、《默觚》、《元史新编》外、还有《净四土经》、《古微堂诗文集》、《书古微》、《诗古微》、《公羊古微》、《曾子发微》、《子思子发微》、《高子学谱》、《孝经集传》、《孔子年表》、《孟子年表》、《小学古经》、《大学发微》、《两汉古文家法考》《论学文选》、《明代兵食二政录》、《春秋繁露注》、《老子》、《默子》、《孙子》、《吴子》等若干卷，并协助贺长龄编辑《皇朝经世文编》。
建国大业电影感想
回顾台湾光复后佛教倡办的第一所僧伽教育学院 －－“佛教讲习会” 秉持尊重文化、尊重历史的理念，晴虚长老应允回顾台湾佛教僧教育历史的轨迹，叙述自身求学的经历，并从这历史性映像当中，让后辈得以窥见早期台湾佛教兴办培育僧才教育的概况。
民国三十八年，太虚大师的弟子大醒随政府撤退来台湾，并将大师慧命的海潮音月刊版权搬来，继续发行；不久又向政府申请成立培育僧才的佛学机构，核准的就是称 为“台湾佛教讲习会”。
晴虚长老表示：讲习会的学制是三年，应当是属于“佛学院”的体制，但是当时的台湾政府当局，不允许佛教界创办佛学院，碍于政府的掣肘，因此大醒以短期讲习会的名义，著手创办培育僧才的教学机构。
当时的青年学僧包括有星云、了中、印海等数十位青年，且大都是从大陆过来的。
当时的讲习会开办半年后，由于大醒法师猝然受到某位学生的刺激，在讲台上晕倒，不久往生。
灵隐寺主无上法师热心于佛僧教育，乃积极与台湾省佛教会接洽，得到省佛会宋修振理事长的支持，遂由台湾省佛教会承接主办，于民国四十年春发函各县市佛教会招收学僧。
所以重新开办讲习会时，就读的学僧大体上是以台湾的青年学僧为主。
本来依台湾省佛教会的立场言，要招生的对象是男女并收，但是因为由香港特别礼聘来台主持教务的演培法师，坚持主张男、女二众一定要分部。
因此尼部就被分置于中坜的圆光寺；而设在新竹青草湖灵隐寺的男众部，就由无上法师、演培法师分别担任院长及教务主任，尼众部的院长则分别由默如法师、莲航法师担任。
晴虚长老回忆，当时他才二十一岁，也是经由台湾省佛教会发函招生的第一届学僧，同学还有圣印、圣法、修和、修源、晃心、圣学、圣隆、真定等十几位学僧。
而女众部则有三十多位，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的台湾佛教界已是尼众居多的现象。
由台湾省佛教会主办的第一届佛教讲习会，开办了一年，因经济拮据，无法再继续承担学僧的开销，因此圆光寺中的尼部只好停办；过了两年，道安法师从香港来台湾后，应达心法师的邀请，到汐止净修院开办佛学研究班，那时圆光寺中尼部的学生，才又有机会继续研读。
但是佛学研究班开办不到三年，也因经济问题而宣告结束。
至于灵隐寺的男众部学院，则在第二学年就因经济困难，迁移到台北善导寺，在善导寺护法会李子宽居士等人的极力支持下，安顿了半年。
从那时起学部教师也加强了，演培、续明法师分别教授佛学课程，仁俊法师教国文，灵根法师任监学，还有一位主编宪政中英文译稿书刊的居士教佛学英文，李子宽老居士则教三民主义，而由曾留学日本的关凯图老先生包办历史、地理、物理及化学。
晴虚长老称叹地说：那时的善导寺宗教气氛非常浓厚，没有后来那样的殡仪活动，护法会居士们在学僧的带动之下，都能按时参加每星期的共修，充满法喜
唯一缺憾的是，当时市政府的交通大队、兵役课、户籍课等办事处都设于善导寺内，占去两侧殿舍，只剩下佛殿可供学僧使用。
由于市政府行政单位－尤其是数百辆摩托车的交通队，白天非常吵杂，以致于学僧们都无法安静地研读，无奈之 下，半年后讲习会只得又重返新竹灵隐寺。
虽然灵隐寺那时的寮房、讲堂等设备并不是完善，但是为了求宁静和安定，加上学部的经费无上法师愿意发心分担，因此男众部第一届的讲习会，再重返灵隐寺后一直持续到第三年毕业时，并没有再异动。
晴虚长老表示：演培法师是一位佛学渊博，教学认真、严谨的好法师，所有最深的课程都自己承担讲授，上课时也都用亲笔书写的手稿授课，包括：印度佛教史、中国佛教史、具舍论颂等，唯有佛法概论、异部宗轮论、解深密经，是使用在香港出版的原书。
演师要求学僧对佛学课必须熟读或背诵，作为考试时20﹪的成绩。
但很不幸，到了第二学年的下学期，佛法概论被佛教会向政府当局检举说内容有共产思想，演培法师接受李子宽的建议，课堂上不再使用该书，直到印顺导师被国防部约谈并确认没有问题之后，经过稍作修改的佛法概论，才又重新列入作教材。
晴虚长老指出：佛法概论中被检举的北俱卢洲（第九章）那一段，亦是根据《阿含经》所撰写的讲义。
《阿含经》是佛教圣典，在佛典中具有根本性、权威性。
如果根据经典撰述的佛法概论有问题，那是代表《阿含经》本身就有问题了；这样说的过去吗
晴虚长老慨叹的陈述史实，并正气凛然的指出，佛教界实在不应该自己害自己人。
第二届易名为灵隐佛学院 第一届男众佛教讲习会结业后，因为经济困绌的问题，当中悬搁了三年，民国四十六年间才再招生第二届，而女众开办的时间要比男众早半年。
男众部由灵隐寺主办，改名为灵隐佛学院，由续明法师担任教务主任；女众部则由新竹一同寺主办，教务主任由妙峰法师担任。
教授佛学课程的老师，都是礼请福严精舍的学僧支援，而社会学科如国文、英文、史地等课程才由在家居士讲授。
晴虚长老回忆：从佛教讲习会毕业的那一年他才二十四岁，二十五岁时帮忙自己出家的祖庭－灵泉寺，举办传授三坛大戒法会，那是为纪念开山祖善慧大师圆寂十周年；之后，自己因罹肺部咯血病疗治了一年多才愈。
二十七岁正月正式进入福严精舍，二十八岁才到灵隐佛学院教书，当时一齐传授课业的续明法师以外尚有：演培、印海、通妙等法师。
第二届的男众学僧人数和第一届一样大约二十位左右，现在中坜圆光寺主办佛学院颇有绩效的如悟法师，就是其中的一位；而报考一，但只录取三十位。
当时两个学院的教师阵容，可说是最坚强形势。
因为有演培、续明诸大法师，还有妙峰、幻生、印海、常觉、通妙和我（修严），分别担任两院佛学课程；印顺导师还就近特为一同佛学院讲授《入中论》和初编的《成佛之道》偈颂。
可以概见当时两院的佛学课颇为充实（两个学院的课程，各详见其毕业纪念刊）。
而印公导师的课，我们精舍法师都一起参予听讲。
（其后，于民国五十五年间，印海法师在慧日讲堂创办太虚佛学院，发布招生讯息时，男众前往报名者只有十位；而女众预定录取三十位，前往报名者则有八十多位，可见台湾当时出家的女众人数一直总比男众多，因此尼部就学时竞争就显的比较激烈。
） 第二届佛学院结业之后，也碍于经济的因素，灵隐寺及一同寺都无法再续办
续明法师于是将灵隐佛学院学生都安置到福严精舍，并将精舍改称为福严学舍，以为区隔前期的学僧和学程性质有差别。
福严学舍的学制采三年制，学生也仅是将近二十位而已。
当时台北市的慧日讲堂业已落成，印顺导师移住慧日讲堂；续明接任福严精舍住持，印海受任为慧日讲堂当家，妙峰、常觉、也随往慧日讲堂，仁俊法师和晴虚（修严）法师原安排继续留在福严学舍讲课，后以另有因缘离去；演培法师则前往南洋－越南、星洲等地弘法，其后就逗留在星加坡了。
福严学舍也只办了一届，由于续明法师前往斯里兰卡参加世界佛教联谊会，到了印度朝礼佛陀圣迹时，遇到热浪，突发急性肝炎，而猝然往生。
晴虚长老沉痛地表示：他曾因续明法师的往生而三度流泪，感慨佛教英才殒落
这对佛教界而言，确实是一大损失。
第三届灵隐佛学院如昙花一现 续明法师主持的福严学舍于结业后，灵隐寺无上法师曾到福严向续明法师再度表示有意续办佛学院，但续明法师基于灵隐寺尚未改善教学环境的原由，当时没有应允。
后来因为续明法师往生，值演培法师从越南回国，无上法师本于为教育才的衷诚，再度恳请，演公遂为介绍广化法师到灵隐寺主持教务，继续开办第三届灵隐佛学院。
这届的学僧依然只有十几位。
由于开办一年多之后，内部发生问题，无上法师和广化法师之间无法协调，于是宣告停办。
其后迁到台中县南普陀去。
因得国强法师的成就，而继续开办。
晴虚长老与福严精舍的因缘 晴虚长老表示：第一届台湾佛教讲习会移至台北市善导寺时，是民国四十一年春。
不久，欣逢印顺导师从香港入境台湾，驻于善导寺，准备前往日本参加世界佛教联谊会大会。
因此我们全体同学欣幸礼见印顺导师，结下法缘。
当印顺导师从日本再返回台湾时，因受演培法师、李子宽居士等的极力劝请，被挽留下来，而开建福严精舍，前后不到二年，福严精舍即告竣工。
此时正值台湾佛教学院“讲习会”首届毕业，主持教务的演培法师和主持海潮音编务的续明法师，就移住入福严精舍；还有仁俊法师、印海（任监院）、常觉，以及前时亦在讲习会听演公法师讲俱舍论颂的妙峰、幻生；后来还有通妙、正中等法师，也住进精舍；晴虚和真华亦于民国四十六年初同时进入福严精舍，大众都为亲近受教于印顺导师座下。
当时的福严精舍，可谓学风鼎盛时期，受到教界称叹
而从第一届台湾佛教讲习会毕业的学僧中，唯有晴虚（修严）得到印顺导师的特许进入福严精舍常住修学的学僧。
换句话说，晴虚是唯一从学院毕业后入住精舍，长期听过印顺导师讲课的台湾学僧。
当时的福严精舍虽然采取比较保守的态度，用讲学来度众，但是在印顺导师住锡的五、六年间，佛教界公认和称叹那时的福严精舍是‘最高的佛教学府’。
晴虚长老回忆说：印顺导师在精舍时期，每天都为住舍学僧授课，或以专题的方式讲解《法华经》、《华严经》等大部经典要旨。
此外，尚且以新科判讲授《楞伽经》，直到全部讲完。
可是，我们大家都为灵隐、一同的两个学院授课，及为阅藏课程的学业而忙著，没有能纪录成书。
尚幸于前几年，印海法师将《楞伽经》笔记整理出来，并印行流通。
从参加台湾省佛教会主办的“台湾佛教讲习会”受佛学教育，到印顺导师主持的福严精舍高阶程佛学研究的长期修学生涯。
回顾往昔，晴虚长老感慨地说：昔日学僧的生活无疑的可以用“简朴”、“克难”这两句来形容，例如：灵隐寺的学院教室是只有二十坪见方，两面无光的墙壁，旁连饭间和卧房；而餐桌不但用来吃饭，也是晚上自修的场所－晚上自修就分坐在数个圆饭桌边，在没有电灯照明的环境下，只好点著油灯夜读；足以感到欣慰的是，虽然当时的环境和设备、物资都非常简陋、缺乏，生活困难。
但是却能得到演公法师等一流教师的教导，而深以为幸
晴虚长老指出：参加第一届台湾佛教讲习会的学生，流动性很大，前后有十多位无法继续研读，主要的障碍是由于语言不通的缘故，再加上佛学基础薄弱，因此对于艰深的课程无法领受。
在讲习会求学时，学僧的起居作息与寺院同步，虽然不用轮厨寮，但每天均例行诵早晚课、出坡，上课时依然要举行期中和期末的考试，监院（灵根法师）则会依日常的行为打操行成绩。
由于环境及硬体设备都很克难，所以主持教务的演培法师，对于行门方面只教导基本的学佛行仪、梵呗（由唯慈法师教授）等必修的课程，并要求学僧诵早晚课，但是并没有安排禅坐，虽然在第二学年的课程即有《解深密经》，其中有讲授止观法门，但却无法付之于实际上的行持。
要待后来到了福严学舍时，由于续明法师非常重视戒律，所以开始每半月举行一次布萨诵戒。
通常在布萨时诵《佛遗教经》，后来诵《瑜伽师地论菩萨地戒品》。
当时的住众，印公导师之外，有演培、续明、仁俊诸师长，还有印海、妙峰、幻生、常觉、真华、通妙、正中，还有忝居末席的我（修严），大家都是以前经过佛学院毕业。
而来住福严精舍的，都是为亲近导师，潜修佛法的。
却在一年后，皆分担起灵隐、一同的两处佛学院的教学任务。
此外，还有几位新出家的－圆慈、传谛、厚基等的年少学友。
晴虚长老很开朗的说：上印顺导师的课既不用交报告也不需要考试，只要如期阅读导师所开出来的－每学年度阅读的经、律、论及其他精著的书目－包括导师的《摄大乘论讲记》、《中观论讲记》、《大乘起信论讲记》等书单，并且认真作笔记，或撰写心得文章，表现有成绩即可。
虽然演培法师严格要求背念和印顺导师开放自主的教学方式截然不同，但是经过他们的导教之后，学僧们都受益良深。
晴虚长老从民国四十一年进入台湾佛教讲习会正式接受学院式的佛学教育，至今已经跨越了半个世纪。
他精神戄砾地表示：佛教界应当尊重历史、尊重文化。
如果没有历史性文化可陈述，就无法了解以往佛教教育的轨迹，与佛教文化的特色。
那么毫无疑问的，我们访谈而回顾晴虚长老以前的求学过程，给我们对早期国运艰难、民生困苦时代的台湾佛教教育概况，作了一番巡礼；并且对当时佛教教育文化的特色留下回响，提供后学参考。
兴办佛教僧伽教育有两大问题的感言 据晴虚长老对佛教兴办僧教育的感言说：佛教主办的僧伽教育，是属宗教性的教育机构，无论用什么名称，－如称为OO佛学院、OO禅学院、OO大学、OO佛研所、OO佛教研究院，或是其他任何名称，都同样的不能获得我国政府教育当局的承认。
主要原因，大体来说： 我国政府教育部门，一向排除所有宗教性的教育文化，一律不采纳宗教性的教育学科与学资的资历。
所以也就没有制定宗教性的教育学制之条例。
－没有宗教的学科、学分、学历的法制准则可为学资依据，也就无法核准给予宗教界设定宗教性的教育机构之认证。
台湾的宗教界又是各自为政，没有统合以制定符合教育法规的学制－学科、学分、学历等的教育制度。
尤其是台湾本土的宗教，似乎从没有考虑到现时代性的法制化理念之特性与形势。
只知一昧的顺应“自由”的风潮和环境，而各自为己，各自行动，全没有时代性国际大势的法制理念，尤其于宗教性的教育为然
大家如能认识到宗教性质的教育之重要性，又能认识到时代性的法制化形势，而从速谋致建立佛学教育学制，甚至“学以致用”的一贯制度，则于适应未来时代的开展，当可预见曙光。
我尝任教台北市太虚佛学院、屏东的东山佛学院，都属高级佛学院，却是一样的都寄托在寺院环境内，没有能独立兴办，而且不久都停办了。
后来，我以人事因缘回到自己祖庭灵泉寺来，本于为佛教育才和为成就佛门青年的理念，前后曾创办过三届佛学院，也都是寄生在寺基里，无论是设备、师生、教材等的经费，一概要端赖常住的供给。
虽然有著独立的理念和会计预算，却少有外来的资助；虽有学制化的学科、学分与学历的理念与制定、甚至有奖学金和学以致用的理念（详见中华佛研所主编的《佛学教育年鉴》“华文佛教学院”的学制概况），却一样不能办好，而且学生的流动性很大。
主要原因，就是始终不能得到政府教育当局的核准立案。
－就如多年来的中华佛研所，以及佛光山的所设丛林大学和佛学院，虽颇有基模和热心于佛教教育，却都同样不能获得教育部的立案。
因此，只能成为形同“私塾”的教学状态；同时也就难以引生社会界的重视，难以引起青年们的向学热诚，而难以延续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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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敏法师、恒清法师和周文广教授等一行，于经历两小时的访谈之后，并参观灵泉禅寺新建的社教馆和文化会馆、觉皇宝殿，又到内苑参观文物纪念馆内的历史性佛教文物，古版日本昭和修修训点大藏经，怀恩堂中奉祀的开山禅祖善慧大师纪念铜像等。
大家充满欢愉的浏览之后，与晴虚长老告别下山。
留下珍贵、无尽的历史性回忆
（口述：晴虚长老；整理：黄美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