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企业文化的认识与感受怎么写?
设备完好率计算方法设备完好率=设备完好分值\\\/设备基础分值×100%-较大故障扣分计算说明:1、数据来源:《主要设备维保计划及完成情况明细表》。
其中:单台设备完好分值=该设备基础分值-一般故障次数\\\/月,一般故障每次该设备完好分值为0。
2、在常、备用配置的系统设备中,当常用或备用设备发生故障,三天内未能修复或三天内未做出妥善维修安排(计划)的,第四天起故障时间计入完好率统计。
3、在故障抢修中,因备品、备件采购周期较长等原因一时无法彻底修复,但采取临时应急措施有效缓解业主需求的,过渡时间不扣较大故障分,但影响设备完好分值。
4、有计划安排的检修项目不计入完好率统计,但不能严重影响到业主的正常需求。
根据设备运行情况临时安排的重大检修项目,该设备完好分值为0。
5、较大及以上故障扣分细则在发生下面定义的较大及以上故障时,除该单台设备得分为0外,从该设备所属设备类别的月度设备完好率百分数上扣分。
5.1电梯设备1)发生困人故障,扣5%\\\/次。
2)单台电梯停机故障,4小时以内,扣0.2%;4—8小时内,扣0.5%\\\/次;超过8小时,每2小时多扣0.2%,即8-10小时扣0.7%,10-12小时扣0.9%,以此类推。
3)触及电梯安全管理红线的问题,如下表所示:扣5%\\\/台.项。
5.2供配电系统1)影响业主正常生活或办公,影响范围大于一户的故障断电,抢修时间在0.5—2小时内,扣0.5%\\\/次;大于2小时小于8小时,扣1%\\\/次;大于8小时,每2小时多扣0.5%,即8-10小时扣1.5%,10-12小时扣2%,以此类
邵阳有哪些历史名人
蔡锷 (1882-1916)蔡锷,原名艮寅,字松坡。
1882年12月18日生于湖南宝庆(今邵阳)。
其父名正陵,母王氏,生子三人,艮寅为长。
其家世代务农。
艮寅六岁开始入塾受业,十三岁中秀才。
1893年春,他步行到长沙,考入由梁启超、谭嗣同主办的时务学堂,从此与梁启超结下了既是师生,又是同志的不解之缘。
1898年9月,戊戍变法失败,谭嗣同被杀,梁启超出逃日本。
在此之前艮寅参加了湖南巡抚陈宝箴举办的留学生预备考试,并以第二名入选,结果因变法失败而未能实现。
他又去武昌,投考两湖书院,因是时务学堂旧生而遭拒绝。
1899年,艮寅赴沪,投考南洋公学,得梁启超来信,约他去日本。
他得到既是学友又是老师的唐才常的资助东渡,入日本大同高等学校,研究政治哲学,后又入横滨华商东亚商业学校,不久加入唐才常的自立会。
1900年4月,他随唐才常回国,准备发动自立军起义,事泄,为张之洞屠杀多人,艮寅幸免,遂改名蔡锷,取其锋芒锐利之意,以明投笔从戎之志,重返日本。
此后,入陆军成城学校,1902年毕业,自费考入东京士官学校第三期,1903年毕业。
在日期间,蔡锷先后以博孟、奋翮生、锥击生的笔名在梁启超主办的《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发表文章,其观点,多受梁启超、杨度的影响。
1904年,蔡锷回国,应江西巡抚夏时之聘,任续备左军随营学堂兼监督。
1905年初,应湖南巡抚端方之聘,任湖南教练处督办,兼武备、兵目两学堂教官。
7月,应广西巡抚李经羲之聘,任广西新军总参谋官兼教练官和随学堂总理官。
1906年秋,奉命去河南彰德参观秋操演习,被派为中央评判官。
同年,任新办广西陆军小学监督。
1908年,任新练常备军第一标标统。
1909年,任龙州讲开堂监督。
1910年,任新军混战协协统、学兵营长等职。
在广西期间,蔡锷一方面继续与老师梁启超保持联系,同时又不断接触谭人凤、李燮和黄兴等人,这对他本来偏向改良的观点不能不有所触动。
1911年初,由已经调任云贵总督的李经羲推荐,蔡锷任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
在各地纷纷响应的形势下,蔡锷经过周密部署,于10月30日(农历九月初九)晚八时发动起义,到次日午前,占领省城。
十九镇统制钟麟同当场被杀,军事总参谋靳云鹏化装潜逃,云贵总督李经羲避入法国领事馆。
云南起义成功,蔡锷被推为都督。
此后,蔡锷在各负责部门换上同盟会员或同情革命的人,在财政、交通、教育等方面进行若干整顿,使云南面貌为之一变。
蔡锷本人为官尤其清廉,他主动提出把自己月薪降到六十元,仅相当于营长铁薪金,这在各省都督中是最低的。
由于受中央集权思想影响较深,蔡锷此时对革命派和袁世凯均无深刻认识,因此,曾支持袁出任总统。
在1913年的“二次革命”中,也倾向于袁,并尊袁令入川围剿熊克武,虽未交锋,但此时他的态度还没有倾向革命派。
1913年10月,蔡锷辞掉云南都督职务,来到北京。
他有才干,也很有声望,是北洋系以外颇有影响的人物。
到京后,袁世凯先后任命他为陆军部编译总裁,全国经界局督办,统率办事处办事员、政治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等职,并加昭威将军称号。
如此众多的头衔都是只赏高官,不给实权。
这反映出袁世凯对他既怀疑又惧怕而又不得不装出重用的态度。
蔡锷本人,曾对袁世凯存有一些幻想,到京后,发觉了袁氏父子的阴谋与野心,目睹袁氏小朝廷的倒行逆施,逐渐对袁不满。
1915年5月,袁氏政府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
8月,杨度为首的筹安会成立,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暴露于天下。
第二天,蔡锷即到天津梁启超家中秘商对策。
不久,梁启超的著名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发表,这使袁世凯增加了对蔡锷的注意,并于10月暗中派人搜查了他的住宅。
在这种情况下,蔡锷假装意志消沉,经常出入于京城八大胡同妓馆,甚至装作赞成帝制,暗中却把家眷遣送回籍,以防不测。
11月11日,已染喉疾的蔡锷假装治病,到天津与梁启超再商反袁计划,并与云南故旧联系。
11月19日更名易装取道日本经香港,于12月21日抵昆明。
当时,云南军界早已开过秘会,并有少量部队北上入川,李烈钧、方声涛等人也先后到达。
但云南都督唐继荛态度暧昧,因而云南迟迟未动。
蔡锷抵滇后,先后与唐继荛商讨九次,并做了下属人员的大量思想工作,最后决定起义。
1915年12月25日,由蔡锷、唐继荛、任可澄、刘显世、戴戡联名通电,声讨袁世凯,宣告云南独立。
26日,云南正式成立护国军,蔡锷任第一军总司令,北上入川;李烈钧为第二军总司令,出兵湘粤;唐继荛以云南都督兼任第三军司令,坐镇大本营。
其中,蔡锷所率的第一军是主力,其处境也是最困难的。
他们以几千人抵挡万余装备精良的北洋军,力量对比悬殊。
但他们依靠地形气候等有利条件,又深得当地百姓的拥护和支援,因此能不断取胜。
这时,蔡锷已喉疾严重,声音嘶哑,面容憔悴,但他身先士卒,英勇奋战。
在他统率下,经过两个月的艰苦奋战,终于摧垮了四川的北洋军队。
这样,袁世凯迫于全国的压力,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但仍想保住总统的地位。
蔡锷等人坚决要求袁世凯下台,1916年5月8日,滇、黔、桂、粤、浙五省在广东肇庆成立军务院,蔡锷等十五人被推为抚军。
6月6日,袁世凯在举国声讨声中死去。
6月7日,黎元洪依法继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署省长。
蔡锷此时病情已十分严重,他保荐罗佩金、戴戡代理职务,向北京政府辞职出外就医,8月9日离成都,22日到上海,为梁启超《盾鼻集》写序。
9月20日,蔡锷抵达东京,入福冈大学医院治疗,终因病情过重医治无效,于1916年11月8日逝世,终年才三十四岁。
北京政府迫于舆论压力,拨款二万元,举行国葬,追赠他为上将军,定12月25日为云南起义纪念日。
其遗体,安葬在长沙岳麓山上。
蔡锷遗著有《蔡松坡先生遗集》、《松坡军中遗墨》以及《蔡锷集》。
匡互生 匡互生(1891~1933),名济,字人杰,别名日休、务逊。
清光绪十七年(1891)九月三十日,出生于邵阳东乡天台山(今邵东县廉桥镇丰足村)。
7岁启蒙,勤奋好学,学业优异。
16岁开始,读书之余,习学武艺,对社会邪恶势力,好打不平。
宣统二年(1910)入邵阳中学读书。
民国元年(1912),武昌革命爆发,湖南首先响应,匡随石基攻打巡抚衙门,破后,承担小西门防卫。
民国2年,湖南都督汤芗铭,任意戮杀无辜,匡在《时事感言》中,用大量事实揭露汤芗铭在宝庆的种种罪行,汤下令缉捕。
国文教师李洞天尽力掩护,幸免遇难。
在邵阳中学读书期间,常和好友谈论国事,对封建制度痛恨入怀。
民国4年,匡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范大学)预科,次年入数理部本科。
时逢袁世凯窃国称帝,辱国丧权;张勋复辟,战祸连年,时局动荡,外侮日亟之际,匡一面努力攻学专业,一面寻求革命真理,与同学周予同、刘薰宇、周为群等组织“同言社”,后改名“工学会”,组织学生秘密学习进步书刊。
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匡读后连说是“惊醒青年睡梦的晨钟”。
民国8年4月,巴黎和会在英法美日等国的操纵下,拒绝中国政府收回山东半岛权益的要求。
参加会议的中国军阀政府的代表,准备屈辱地在和约上签字。
消息传来,举国愤怒。
北京学生决定于5月7日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巴黎和约,以振国威。
匡互生与挚友密定,在游行中准备为国捐躯,并写好遗书,将后事托付友人,同学深为感动。
5月3日晚,工学会召开秘密会议,匡互生主张以暴抗暴,得到不少同学赞同。
会议决定派出代表,连夜与各校联络,提前于次日举行示威游行,并在各卖国贼住处组织监视。
5月4日下午,北京各校学生3000多人在天安门集会,提出“外御强权,内惩国贼”的爱国口号,整队前进,匡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
队伍行至卖国贼曹汝霖住宅处,匡见曹家朱门紧闭,警卫守门,便攀上大门旁的小窗,击碎玻璃,掰开铁栏,挤进院内。
接着,陈荩民,杨晦等数人相继入内。
匡号召守卫警察“争国权、惩治卖国贼,以振国威”,匡的言词慷慨激昂,使警察受到感动,自动取下枪上的刺刀,退出上膛的子弹,让匡等打开大门,游行者昂扬而入。
匡在曹院内寻找曹汝霖,未见人影,即从卧室取出被褥等物,举火焚烧,火焰冲天而起。
半小时后,段祺瑞派军警赶到,有23名学生遭逮捕。
对此,北京学生举行总罢课,并通电全国,以示抗议,随后,天津、上海、长沙、卢州等地学生纷纷举行游行示威,声援北京学生的斗争。
段祺瑞军阀政府迫于压力,释放了被拘捕的学生,罢免了曹汝霖、章宗祥等卖国贼的一切职务,并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同年夏,匡从北京高师毕业回长沙,任教于楚怡小学,时逢北洋军阀张敬尧统治湖南,烧杀掠抢,民情激愤,匡与、何叔衡一道起草驱张宣言。
次年,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教务主任。
在教学上,废灌输式,兴启发式,提倡自由讨论,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首倡男女同校。
并与等组织湖南学生联合会、职工会,开展革命活动。
民国13年,匡任教于浙江上虞春晖中学,提倡改革教育,遭校长拒绝,毅然辞职。
民国14年春,匡在上海虹口老靶子路租民房办学。
夏,在江湾镇筹建校舍,主张以“修养健全人格,实行互助生活,改造社会,促进文化”为宗旨,以孔子“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之义,取校名为“立达”。
匡认为:教育者的责任,是使受教育者在自由发展的环境中,去害虫,灌肥料,滋雨露,自然发育,将学校改名学园。
民国18年,学校增设农村教育科,设养蜂、养鸡和园艺3个专业。
学生通过学园艺,种蔬菜和培植果树等实践,领悟到培育农作物,是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结果,从而增强重农感情。
文化课循教育部的规定外,还增设了世界语、法语、意大利语、社会学、逻辑学、实践道德等课程。
民国21年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立达学园毁于日军战火。
匡与同仁赶紧在废墟上重建校舍,秋季复课。
因积劳成疾,民国1933年4月22日逝世。
刘长佑 刘长佑,字子默,号荫渠,金石镇人。
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生,其父时华,经商发家。
刘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考取拔贡。
同年十月十六日,李沅发攻陷县城,代理知县万鼎恩被戮,长佑与廪生刘坤一即募乡勇万余人,会同清军镇压起义军。
咸丰二年(1852),刘随江忠源率乡勇至广西参与围剿太平军,次年,又随江忠源镇压浏阳夭地会征义堂周国虞等会众起义.此后,江忠源领军出境,在湖北、江西、安徽等省与太平平作战,刘多次赴援。
六年,刘奉巡抚骆秉章命,率肖启江等部5000人入江西,攻克袁州。
七年进屯太平墟,遭太平军沉重打击,全军溃败,江忠义率乡勇救援,才挽回颓势。
咸丰九年(1859),石达开率部从江西南安进入湖南,攻克郴、桂,直迫永州.刘长佑、江忠义率军赴援,解永州围。
石达开军围攻宝庆,刘与李续宜分扼东西两路堵击。
石军久攻不下、于8月撤围南走东安,转战广西。
刘领兵追逐,攻占郴州,次年任广西巡抚,在广西扑灭了两广天地会建立的“大成国”政权。
同治元年(1862),刘长佑升任两广总督,将所部楚军交刘坤一统领,留防广西。
不久,刘长佑调任直隶总督,与鲁西北农民起义军张锡珠、宋景诗部作战。
同治六年,沧州盐民张六起义,数干人攻袭固安、霸州,危及京城,刘长佑因疏于防范而被降级留任。
同治十年再度翻用,厉任广东、广西巡抚、云贵总督。
光绪十三年(1887)病卒原籍,谥武慎,有《刘武慎公遗书》。
严怪愚 严怪愚,(1911—1984),原名正,九龙岭严家桥人。
民国15年:(1926)投身农民运动,“马日事变”后参加中国共产党;后因组织被破坏,失去联系。
民国19年在湖南农校毕业后,考入湖南大学经济系。
严才思敏捷,眼光敏锐,课余从事写作,在校期间出版《百感交集》一书,在湖南新闻界崭露头角。
民国24年毕业后,投身新闻工作。
民国25年9月,严与康德、袁邵华、陈楚等创办长沙《力报》,任副刊主编,兼采访部主任。
经常撰文,揭露社会黑暗,抨击时政。
鲁迅逝世,严于10月22日,在《力报》上撰文,悼念鲁迅。
称“高尔基逝世,是西方落了一个太阳,鲁迅去世,东方殒伤了一个月亮”。
当时省政府机关报《国民日报》主编壶公(罗尔瞻),攻击鲁迅及其著文纪念鲁迅的人。
严连续组织特刊予以抨击。
抗日战争爆发后,严到徐州前线采访,连夜撰写战地通讯,讴歌中华儿女英勇抗战事迹。
民国28年,与康德等主办邵阳《力报》,聘请中共邵阳中心县委书记唐旭之任主笔,严自任采访部主任。
严从重庆国际新闻社负责人范长江处获悉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准备在南京成立汉奸政权,首先在《力报》发表《汪精卫叛国投敌前后》一文,在国内外产生极大影响。
随后,严任《力报》总编辑。
民国29年5月,《力报》被薛岳封闭,严被逮捕,经多方营救,方获出狱。
又相继在衡阳主办《正中日报》,在沅陵创办《力报》,在晃县、辰溪创办《中国晨报》,坚持人民立场,揭露时弊。
抗战胜利后,严任青岛《东南日报》驻沪记者。
民国35年秋,在南京梅园新村受到周恩来嘉勉。
是年冬,中共代表团离开南京时,严孤身冒险在风雪中送行。
民国37年7月,严在长沙创办《实践晚报》,任主编,宣传时事,抨击时政。
7月31日开始,在第三版辟《大家诉》专栏,以社会各界底层人士的名义,写出专文,连续刊载17期。
主要有《看农村百姓的痛苦》,《要求砸烂雇佣制》、《要履历、要登记,却不给工作》、《奴化教育毒害了我》、《物价暴涨风袭击邵阳》、《耒阳粮政漆黑一团》、《退役回乡生活无着》等。
读者阅后,称《大家诉》专栏代表社会底层人士在说话。
民国38年春,严加入中国民主同盟长沙地下组织。
5月,严受中共地下党湖南省工委之托回邵阳,担任魏镇、宋涛起义前的联络工作。
10月9日下午,陪同人民解放军前导车进入邵阳城。
新中国成立初期,严先后担任邵阳《工商晚报》、《大众报》、湖南通俗读物出版社副社长。
1955年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中受到审查,离开新闻界,先后在长沙一中、长沙师专任教。
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
1962年调湖南师范学院任图书资料员。
1979年改正后,当选为第五届省政协委员。
1984年3月病逝。
魏源 魏源,名远达,字默深,号良图,晚年法名承贯,清邵阳县金潭(今隆回县金潭乡人)。
清乾隆五十九年农历三月二十四日(1794年4月23日)出生。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携母亲、妻子迁居江苏宝山父亲魏邦鲁任所。
道光十五年(1835年)在扬州新城抄关门内仓巷购宅基营建家园定居。
道光二年(1822),中顺天乡试举人第二名。
五年,受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之聘,辑《皇朝经世文编》120卷;撰《筹漕篇》、《筹鹾篇》、和《湖广水利论》等,后又助江苏巡抚陶澍办漕运、水利诸事。
道光六年(1826),入京会试,刘逢禄分阅试卷,力荐龚自珍、魏源二卷不售,作《两生行》哀之。
其中称魏源为“无双国士长沙子,孕育汉魏真经神,尤选理砾鲍谢,暗中剑气腾龙鳞”。
对魏源才学非常赏识,预言“且看明日走马填城 ”九年,再次会试,又不中,捐内阁中书舍人 道光二十一年(1841),投入两江总督裕谦幕府,参与浙东抗英战役,并在前线亲审俘虏。
后见清廷和战不定,投降派昏庸误国,愤而辞归,潜心著述。
二十崐年《南京条约》签订时,他完成《圣武记》一书。
后又将林则徐主持翻译的西方史地资料《四洲志》和历代史志等编成《海国图志》50卷,后几经修订、增补,到咸丰二年(1852)成书100卷。
该书对强国御侮、匡正时弊、振兴国脉等经国大事,有深入探索。
他提出:“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和“师夷长技以制夷”等论点,主张学习西方技术,制造战舰、火器,以及选兵、练兵、养兵的方法,改革中同军队,还提出“以甲兵止甲兵”的主张;他告诫人们在“英吉利蚕食东南之时, 忘鄂(俄)罗斯并吞西北“之野心;提倡创办民工业,允许私人设立厂局,自行创造与销售轮船、器械等,使国家富强;主张革新,要求“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痈、去营窟”,并在《默觚》中抒发“变古愈尽,便民愈甚”和“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的思想。
对清王朝长期固步自封的闭关政策和媚外求和的投降路线予以犀利的批判。
咸丰四年(1854),魏源与全家避兵侨居兴化(因旧居 园先年二月毁于炮火)。
自归不与人事,惟手订生平著述。
七年农历三月初一(1857年3月26日),卒于杭州东园僧舍,享年63岁,葬于杭州南屏方家峪。
去逝后,兴化人民将他与北宋名官范仲淹同祀,香火不绝。
魏源著述甚丰,除《圣武记》、《海国图志》、《默觚》、《元史新编》外、还有《净四土经》、《古微堂诗文集》、《书古微》、《诗古微》、《公羊古微》、《曾子发微》、《子思子发微》、《高子学谱》、《孝经集传》、《孔子年表》、《孟子年表》、《小学古经》、《大学发微》、《两汉古文家法考》《论学文选》、《明代兵食二政录》、《春秋繁露注》、《老子》、《默子》、《孙子》、《吴子》等若干卷,并协助贺长龄编辑《皇朝经世文编》。
在规范权力运行方面存在哪些问题
运行是指权力主体为实现特的而运用和行使权力的。
腐败质是公共权力的滥用、权力行为的失范;规范权力的核心是防止权力的腐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党内的腐败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彻底的根治。
如何更加有效地预防腐败仍是摆在全党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本文试就如何从规范权力运行入手来更加有效地防腐这一问题上谈几点粗浅的认识。
一、现行权力运行的主要弊端 从近年来爆发出来的一些腐败案件情况看,我国现行的权力运行机制中还存在一些弊端。
一是行权绩效低下。
现行的党政部门职权设置重叠交叉现象比较普遍,损耗了大量的行政资源和政府的效能,形成消极腐败。
目前,各部门“三定”规定(即定职能、定机构和定编制)不够科学,受利益驱动等因素的影响,造成条块分割,有的又存在职能交叉,造成行政效率低下,并且浪费巨大。
比如,食品安全问题,按照职能分工,涉及农办、农业局、经贸局、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工商局、技术监督局等八、九个部门,有利益的大家争着管,没利益的不愿管,相互扯皮。
二是权力过大滥用。
表现在,有的部门的人权、事权、财权都过于集中,这种权力运行模式,容易打乱机关正常的运转程序,造成滥用权力、决策失误、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不良现象。
有的违背集体领导的原则,大权独揽,搞“唯我独尊”,把自己凌驾于组织之上,置党的组织原则和决策程序规定于脑后,听不得不同意见,对敢于提反对意见的人打击报复,以至走向反面,陷入腐败的泥坑。
三是权力幅度过宽。
表现在,同样的行为,可能遭遇不同的处理结果,有的甚至在处理之后还可以讨价还价。
比如,文化与出版部门,对违反《音像制品出版条例》中有关非法出版物相关规定的,罚款是1-5万元。
在具体的执行中伸缩性很大,自由裁量权过大。
诸如此类,举不胜举。
四是行权程序无章。
体现在,权力运行缺乏清晰、严密、具体的规范程序。
目前各级组织行使决策、执行、监督权过程中,普遍缺乏可操作性的程序规定,习惯于以部门文件形式来约束和监督权力运行,刚性规定少,容易出现随意性,而造成错误决策、执行腐败等。
五是行权失职渎职。
有的党员干部不正确履行职权,对直接管辖范围内发生的明令禁止的事,甚至违法违纪行为不制止、不查处,造成管辖范围发生恶性、重大案件。
如一些地方没有抓好国家安全生产方面的法律、法规的检查落实,工作不负责任,对生产、经营中的安全隐患没有及时检查消除,以致发生安全事故,给国家、集体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
权力运行不规范,导致公众社会信念的淡薄和社会道德的下降,对政策法规公正性和权威性构成直接挑战,使行使公共权力的主体失信于民,使正义、诚信、平等等社会秩序被打破,进而危及社会稳定。
二、产生权力运行弊端的主要根源 探究权力运行弊端,既要从历史脉络,又要从现实社会环境;既要从内因,又要从外因等方面进行深入剖析。
1、从历史脉络和现实的社会环境探究,根源在于封建社会遗毒的渗透和转轨期市场经济的不成熟机制 其一,封建社会积淀的遗毒还不同程度渗透着人们的思想。
我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历史时期,几千年积淀下来的种种封建思想遗毒还难以从人们的思想深处彻底予以消除。
比如,“官本位”等级观念在人们的思想深处就扎下了深刻的烙印。
表现在现实政治社会生活中,人们习惯于强调以上下等级为基础的社会秩序,习惯于上级对下级指令式的领导方式。
这种封建特权思想的存在,在主观意识上为“权力滥用”提供了很大的“自由空间”,易于诱发权力主体对正常的监督也存在抵触情绪,导致权力运行出现“空监”和“失控”现象。
其二,转轨期市场经济的不成熟导致管理、制度和体制上的漏洞。
权力运行不规范与市场经济体制制度的不成熟、不稳定紧密相联,新的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制约腐败的机制尚未完全形成。
特别是政府职能的转变滞后于改革的进程,受利益驱使行政权力便容易向市场领域渗透,进而产生“权力滥用”、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
此外,转型和放权过程中不可避免出现的各种失控、失范和无序,使某些权力主体可以利用转轨中的管理、制度和体制漏洞进行“权力滥用”活动。
例如当前在经济领域查处的一些大案要案,多数是由于生产要素市场的不完善,造成在批地、批贷、批工程、批项目等权力运行方面存在体制机制上的空档和漏洞而为“权力滥用”提供了可能。
2、从制约和监督体系的角度上探究,根源在于制度(含相关的政策法规)建设缺乏刚性以及监督的缺失 其一,现有制度还没有形成覆盖到位的监督体系。
从目前情况看,尚未完成形成一套从权力运行、权力制约到权力保障的制度体系,已有的制度大多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缺乏系统性、权威性、可操作性和严谨性。
突出表现为“三多三少”,即原则性的多,可操作性的少;“管事”的多,程序性的少;惩戒性的多,预警性的少。
由于制度体系本身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存在“局部缺失”,这就为权力运作提供了“滥用”空间。
其二,制度执行存在“截留”和走样的现象。
一是由于对执行主体缺少相关的保障措施,执行主体对制度的执行存在后顾之忧,如害怕打击报复,导致“虚功实做,流于形式”,造成制度无法落到实处。
二是由于制度缺乏刚性,社会环境仍存在人情关系网、权力关系网、家庭关系网和金钱关系网等,对权力的规范运行造成了干扰,使得“关系”、“人情”大于“法”的现象成为公开的秘密。
三是从执行主体主观思想上看,有些同志认为监督的制度不少,但是“权力滥用”、以权谋私现象还是层出不穷,因此消极地存在“制度无用论”的思想,导致没有真正凭制度去管人、管事。
其三,“无法”、“难以”、“无力”监督的现象不同程度存在。
“权力需要监督,但监督更需要权力”。
监督的实质和目的是对权力运行进行制约,但实际情况是,对于权力主体而言,往往上级“无法”做到及时监督,同级“难以”实施有效监督,下级根本“无力”进行监督。
一是在监督思路上,过多地强调自律自控,对他律互控重视不够。
相信权力主体在权力运行中能够自我约束,自查自纠,从而忽视他律互控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形成了权力运行的“真空地带”。
二是从监督主、客体看,由于权力主体在本系统行业中所处的“特殊地位”,监督又缺乏明确、具体、有力的保障,监督功能难以正常发挥,使权力的运行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制约。
一些权力主体权力意识很强,总认为监督“碍事”,存在以言代制、以权压制、有规不依、有章不循现象。
3、从行政行为的透明性探究,根源在于制约权力运行的一些要素“阳光操作”不够 其一,权力行使中的“权力”界定模糊不清。
在规范权力运行过程中,“阳光运作”正在逐步推行,但更多的是针对“事”,而对“权力”的行使更多的只是作些原则性的规定,并没有量化的界定,对行政权力的运行时间、运行条件、运行信息反馈、操作规程缺乏刚性约束。
这就为以权谋私提供了可乘之机,使一些违规行为隐藏在“合法”外衣下,结果是“程序走了,不正之风也搞了”,造成“程序空转”。
其二,权力行使中的信息公开存在公式化和形式化现象。
在实践中对公开不全面、不及时、不真实,避实就虚等情况还没有作出相应规定,没有明确责任追究的具体事项和操作办法。
一些看起来似乎是“阳光交易”的信息,实际上是无效信息,使得透明公开成为一种公式化和形式化的东西,难以从根本上遏制“暗箱操作”和权力滥用。
4、从惩治的手段探究,根源在于惩处的综合效应不够明显 其一,惩处手段的威慑力还未够到让人不敢不想腐败之效果。
惩处是手段,目的是教育、挽救、防范,旨在让权力主体不敢腐败、不想腐败。
但是,能够达到此种效应的惩处机制还很不完善。
比如“矿难”,有很多政策、制度和严格的管理措施,但是矿难仍然发生,“官煤勾结”、腐败现象仍然存在。
这就从一个侧面说明惩处手段还没有威慑到使人“不敢腐败”、“不想腐败”之功效。
其二,通过惩处查找源头防腐的措施办法不多。
查办案件,不仅仅是惩处腐败、挽回经济损失,发挥威慑警示作用,更重要的是通过查处,找出从源头上加以防范的措施和办法。
但在惩处违纪违法案件中,往往就案办案、单纯办案,没有充分发挥惩处在预防“权力滥用”中的作用,没有做到把查办案件与教育补课、专项补纠、管理补漏结合起来,使得“权力滥用”现象周而复始、屡禁不止。
三、规范权力运行的几点对策思考 权力运行的规范,要按照“公共权力取得有据、配置科学、行使依法、运行公开、监督到位”的步骤和要求扎实推进,才能有效保证权力在规范的健康轨道上运行。
1、强化权力观教育,树牢正确的用权理念。
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是保证权力正确行使的基本前提,也是预防腐败的思想基础。
一要把权力观教育作为培训党员干部的必修课。
培训要有针对性,讲究实效性,要结合实际,因材施教。
比如,龙岩市结合苏区这个优势,充分挖掘闽西红土地廉政勤政文化资源,深化领导干部对权力本质的认识,破除“官本位”和“特权”意识,增强权力的责任意识,依法用权的意识。
二要做好预警提醒教育。
要把廉政教育和提醒贯穿到从进入公务员队伍到选拔任用、交流转岗、在任履职等各个环节。
比如在提醒预警方面,龙岩市开展任前廉政谈话,对新任市直单位和县(市、区)各套班子的主要领导干部,由市委主要领导进行任前集体廉政谈话,并颁发《党风廉政建设责任状》。
今年初,由市委主要领导对35名市直机关新任“一把手”进行了集体廉政谈话;开展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情况巡查工作,了解掌握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情况,进一步增强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意识,教育和保护干部,促进领导干部健康成长;开展领导干部谈心,对轻微违纪现象进行提醒,做到常“拉袖子”、常“吹廉风”。
三要开展示范和警示教育。
利用身边先进典型,开展示范教育;利用区域内外典型案例,开展警示教育,用反面教材帮助党员干部做到警钟常鸣,增强权力行使的自律意识,提高抵御腐蚀的能力。
2、改革行政管理体制,科学设置权力。
要打破因权力过分集中而导致的权力扩张和滥用,必须从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入手,科学配置权力,从源头上规范权力运行,铲除权力腐败的土壤和条件。
一要转变政府职能。
全面落实《行政许可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完善网上审批,实现电子监察系统的网络对接和互联互通,提高网上审批和电子监察的整体水平。
二要实行权力分解。
抓住“清权确权、职权分解、流程再造”等环节,进行事权分解,合理划分部门之间、各部门内设机构之间的职责权限,实行决策、执行、监督适度分离,保证权力链上每一个环节的廉洁高效。
三要引入竞争机制。
进一步完善招标、采购等制度,降低政府行政运作成本,并逐步加大运用市场机制提供社会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比重,减少因权力介入而产生的腐败问题。
四要规范行政自由裁量权。
建立了统一的行政自由裁量基准,明确行政裁量权行使的具体标准,压缩权力自由裁量空间,防止“滥用权力”和以权谋私。
3、建立健全相关法规制度,促进权力规范运行。
公共权力的行使,既要符合法规和制度关于实施机关、条件、幅度、方式等实体性规定,又要符合关于步骤、形式、时间和顺序等程序性规定。
要做到法律制度没有授予的权力,一概无权行使;法律制度规定的职责,必须积极履行。
一要加快法规制度建设步伐,力求有法可依。
通过法规制度明确界定权力主体的权力和职责,规定每个干部在所分管工作范围内有什么样的权力,做到权力行使过程中的有章可循。
二要抓紧法规制度的“立、改、废”工作,堵塞漏洞。
对那些不切实际难以执行的,过于笼统抽象给执法人员留下过多自由裁量空间的,要及时予以废除或修订;加快对有关廉政制度的立法工作,着重加快公职人员个人收入申报、财产申报、收入馈赠登记、公务消费的立法工作。
三要狠抓法规制度的落实。
加大对法规制度执行情况的执法监察、效能监察力度,及时发现和解决落实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绝不能搞“情有可原”、“下不为例”,维护法规制度的执行力。
4、实行阳光操作,公开权力运行。
权力运行公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权力“暗箱操作”与市场经济的宗旨背道而驰,必须根治。
一要落实办事公开相关制度。
深化政务公开,贯彻落实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推行电子政务,加快政务公开进程,凡是不涉及党和国家机密的用权行为,都要公开,让权力的运行过程处于众目睽睽之下,推进权力的公开透明运行。
二要扩大公开的范围。
公开的内容要翔实、具体,从产生到结果,每个程序和关键环节都要公开,重点是政务公开,市、县、乡、村的公开面要达到100%,防止“阳光运作”下的“暗箱操作”和正常程序下的“权力腐败”。
三要创新公开的形式。
除以公开栏和职工代表大会、村民代表大会为主要载体外,要重点创新听证会、数字厂务、数字院务等公开载体,督促落实建立政务信息阅览室,完善政务公开信息网站。
四要提升公开效果。
通过点题公开、依申请公开和“回音壁”等形式,扩大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增强权力运行的透明度,防止“暗箱操作”,形成遏制权力腐败的公众力量。
5、加强权力监督,形成严密的权力运行监控机制。
加强权力监督,就要“以权力制约权力”,才能有效地防止权力滥用。
一要对权力运行进行全程监督。
加强事前监督,重点对制度设计进行监督,把好制度的“出口”关。
加强事中监督,及时纠正行政决策、行政执行过程中出现的偏差,防范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以及以权谋私、滥用权力等问题的出现。
加强事后监督,重点对违反制度行为的查处。
通过查处违纪违法行为,督促有关部门纠偏查错、完善制度、堵塞漏洞。
二要强化对权力主体的监督。
落实《党内监督条例》、《党员权力保障条例》,做到权力行使到哪里、监督就延伸到哪里,既防范于未然,又及时发现、纠正和惩处违纪违法行为。
三要强化专门监督机关的监督。
要在现行体制下,积极探索监督的有效性。
比如,龙岩市为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和行政监察工作,开展了处级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情况巡查工作,促进了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廉洁、勤政、务实、高效。
四要强化监督的惩戒功能。
对无视法纪,屡屡滥用权力的权力主体,必须加大惩处力度,提高不规范用权的政治成本和经济成本,使不规范用权成为高风险、高代价的行为。
余华写的《活着》具体内容是什么啊
但是如果在想监视以,你可以利用一些装饰品安置监实行远程控制,在为可以让他乖乖听话的东西时你可以发给他,或者在同事他的上司煤体`````之间传播。
但是这个事情一定不能和你有关系要利用别人,还有你如果这样做了你就可能涉及到他的隐私有可能人家会告你,最好的办法就是提出你认为可行的方法讲给他听,或者通过其他的方法不让他知道不是你提的因为他是小气的人的话或者是你说的那种人他会报复。
你也可以自己做那样有可能你会升职。
这样的情况有两种一是你说的那种我就不多说了。
二就是他没有管理能力疑心大不放心你们,他这样做的目的是想你们好好工作````````你首先要了解他是什么样的人然后看情况制定计划,如果他是第二种你自己可以制定好制度交给他一定要让他感觉是他想出来的那样他就可以很乐意接受了,在制定制度的时候你要问你的同事不然他接受了没有起到作用一样不行。
你也可以掌握好证据交给比他还职务高的人证据一定要铁。
有可能你会没这个工作了,有可能你会升职得到重用反正你自己看。
可以不麻烦走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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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者 的感言: 哥们谢谢你,真的很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