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三部曲中的望月讲什么
江南三部曲，是著名作家格非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酝酿构思，沉潜求素，到2011年终于完成定稿的系列长篇巨作。
作者在坚守高贵艺术性的同时，用具有穿透力的思考和叙事呈现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内在精神的衍变轨迹。
江南三部曲分别是指：《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 。
格非三部曲是作者呕心沥血十余年，深入思考并描写一百年来中国社会、历史、知识分子等问题的系列作品的三部曲。
前两部，《人面桃花》写的是民国初年的知识人对精神世界和社会理想的探索；《山河入梦》写的是五六十年代知识分子的梦想和社会实践，而《春尽江南》则对准了当下中国的精神现实。
内容简介《人面桃花》是“江南三部曲”的开卷之作。
小说讲述晚清末年、民国初年江南官宦小姐陆秀米与时代梦想、社会剧变相互纠缠的传奇人生。
因《桃源图》而发疯的父亲突然离家出走;所谓的“表哥”、抱着“大同世界”梦想的革命党人张季元来家寄居……对秀米来说，世界的神秘在猝不及防中突然打开。
随着革命党被剿灭，张季元莫名惨死，他与秀米从未在现实中展开的情缘，却通过他留下的一本日记让秀米荡气回肠，也让秀米隐约领悟了革命党人创立大同世界的动机。
辗转流离之后，秀米以革命党人的面目重新出现在江南普济。
在她的革命蓝图中，混杂了父亲陆侃对桃花源的迷恋、张季元对大同世界的梦想……小说悬念迭生，余韵悠长。
《人面桃花》中格非以他一贯的优雅和从容，将一个女子的命运与近代中国的厚重历史交织在一起，通过简单写出了复杂，通过清晰描述了混乱，通过写实达到了寓言的高度。
《江南三部曲》这本书怎么样和读后感
真正地喜欢上一类事一件物或一个人，应该成为病态。
文学领域，现代作家我最喜欢的是鲁迅与施蛰存，一个洞若观火，一个探幽入微，让我激愤难抑，令我抨然心动，一阳一阴，一正一反，可谓之道。
当代作家，则是格非与王小波。
然而，令我尴尬的是，这两组人物，相互之间却是互不恭维的。
至少我知道，鲁迅骂过施蛰存是“洋场恶少”，大约施也有过令鲁迅愤怒的行径，才招此痛斥的口水。
对此，我不愿接受，凭施在作品里的所作所为，我宁愿相信他有委屈。
作品是无法遮掩人格的。
无论作者多么聪明或奸滑。
正因如此，我对高高在上洋洋自得指点江山的王蒙同志，一直满怀警惕心存芥蒂，一直视他的所有文字为行为艺术，不可信不可近。
尤其是那本《我的人生哲学》，更是圆滑得近乎真诚，不相信它都是一种痛苦。
为什么这样看呢
我的逻辑是，一个从来不用文字来咀嚼痛苦的人，一个一味展示热情而不暴露隐私的家伙，令人怀疑而恐怖。
格非在他的小说《苏醒》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我看过王小波先生的文章，虽说不上喜欢，但也决不反感。
”看到这句话，我如遭暗夜中的一闷棒，被打得晕头转向，非常不服劲。
最早读到格非，是因为他的名字与余非、苏童和北村连在一起，并列为先锋派，在我们那个小县城，有一个与社会格格不入的诗人，在他开的《三味书屋》，我买到了格非小说集《唿哨》，读完一片震惊，像阿里巴巴发现了财富的大门，差点变痴变傻。
一个春节的阅读，我都在恍恍惚惚。
先是在《收获》）读到他的《迷舟》，一阵惊喜，马上记住了他的名字。
然后，在学校图书室的文学杂志大肆搜索，又找到1989年发在《收获》上的《敌人》。
这是一部长篇，但与我接触过的所有长篇都迥然不同，若干个章节，相互联系又各自独立，几乎可以从任何一个地方切入阅读。
作者叙述的是一个村庄的隐私（我姑且这样看），但又不是线性直达，而是运用貌似漫不经心的散点透视，移步为景，轻勾勒人物重渲染氛围。
又像是一幅幅蒙太奇剪影，在光阴的背景下时凸时凹，亦真亦假。
语言空蒙奇异，古典气息与现代暧昧水乳交融。
作品的主题闪闪烁烁，游移不定，很难概括，但格非用一个“敌人”为题，就把全文零碎的章节贯穿一气了。
就像音乐中的变奏体，一个主题用不同的旋律和织体来反复呈现；又像绘画中的印象派，光线是动态跳跃的，画面是瞬间的暴光，刹那留永恒。
在《敌人》里，一场莫名其妙的大火，在把天空映红照亮的同时，也把人的内心烧成灰烬，每个人都是劫后余生，都被窥视，像一具具木偶，被看不见的手在操纵戏弄，在焦灼和紧张之中苟且偷生，等待命运残酷的摆布和宰割。
我叹服不已，如果换一个标题，这部长篇就行尸走肉了，好的标题，岂止是画龙点睛，甚至能气沉丹田，点死为生。
当时，我算了一下格非的年龄，他1964年出生，写出此作，才25岁，竟苍桑诡谲如斯，不是鬼才就是疯子了。
不承认天才哪行。
后来，又读到《欲望的旗帜》，冲动之余，又有些失望，作品缺乏厚重，雕琢痕迹过重，逊色同时期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
当然，我不会认为格非是江郎才尽，像他这种人，除非心灰意冷，才气是从来不缺的。
我认为，《欲望的旗帜》是他的高级练习曲，是一座分水岭，其后必有出彩之作。
。
这三本刊有格非作品的杂志，我舍不得退还图书室，就干脆赔钱结账了事。
品质出众的艺术，都有象征的意味。
如果说很多的小说，都是一目了然一听即懂的东西，那么，格非的作品，只是在试图摆出接近事实的姿式姿态。
知他者，认同他是在无可奈何，不知他者，以为他是在用心良苦。
这个世界，本来就是破破碎碎，闪闪烁烁的，像一地玻璃，踩上去，总会流血，但不一定会出现昭然若揭的凶器。
有了格非，无论其他作家怎样的做秀，我都无法保持长久的专注了，这一点，直到王小波的出现。
要我在此二人挑选冠军，我是痛苦而不愿意的。
他们的每一部作品，都让我喜欢，尤其是格非，好多让我如醉如痴，而王小波的，则非要有一部长篇《寻找无双》不可，这一部足矣。
人类的最大困惑，也许，就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罢。
幸福的人决不幻想，失意的人才无力追忆，妄图通过幻想来弥补或替换恶浊的现实，用诗意的栽种来荒芜世俗的疯长。
于是，“寻找”成了一个公共的情结。
最典型的，就是堂吉诃德的漫游。
作者的本意，大约是想借此谴责骑士文学，连疯疯癫癫的老绅士都醒悟了，可见骑士文学的毒害之深。
糟糕的是，这种幡然醒悟，也葬送了堂吉诃德的执着，尽管只是一仲虚幻的执着，有，总比没有好。
当然，如果该书只是谴责了骑士文学，那实在不足为道。
文学的任务，固然可以批判，但更要提供一种精神的尺度，越高不可及，越好。
功德圆满的归宿，总也不比上一直“在路上”让人牵肠挂肚。
寻找就是一切。
过程就是本质。
《寻找无双》，写于1993年7月，王小波41岁，距去世之前四年。
在《序》中，他自言，“本书就是一本关于智慧，更确切的说，关于智慧的遭遇的书。
” 我认为，这是一部奇书，与红得发紫的《尘埃落定》相比，它的价值，与现在人们对它的关注远远未成正比。
我深信，在文学的夜空，它的闪烁，指日可待。
主人公王仙客，千里寻情，去长安城寻表妹无双，却总也寻不着，在作者诡谲的叙述中，甚至连寻找本身都被无情地解构消解了，悬浮在历史与时间的雾障之中。
读罢，让人神情恍惚，连五魂六魄也游移开来。
最初知道，无双是王仙客的表妹，但随着叙述的推移，就演变成了模棱两可的符号，一会是两个同名丫环彩萍，一会是名妓鱼玄机，最后不知所终，弥漫满纸的氛围。
王仙客寻找无双的过程，就像蚂蚁通过迷宫。
昆德拉说，小说有三种表达方式： 讲述一个故事 描写一个故事 思考一个故事 毫无疑问，《寻找无双》属于“思考一个故事”。
其人物，不仅是小说主人公，也是文本之外的一切符号，就是你我他，就是戈多。
伟大的文学文本，就是一个杰出的象征。
〈堂吉诃德〉是，《西游记》也是，《阿Q正传》都是。
就事讲事的线性叙述，其母题几乎都是单一固定的，而具有了象征意味的文本，其母题多是多义歧义的，允许无数种解读与阐释。
在结构上，是一个圆环，终点又吻合了起点，意象是无穷动，N次方。
在这一点上，格非与王小波是异曲同二的。
比如。
格非的《褐色乌群》和《青黄》，在意义的追寻之中，落下的只是徒劳徒劳再徒劳。
如果把这视为先锋文学的技巧，实则低估了先锋的品质追求。
生活的纷繁复杂，不是文学的逻辑所能裁决了断的。
生活不按理出牌，文学只能暧昧。
从王小波的师承可以看出，他喜欢“无中生有”式的创造性文本，叙述像书法中的八面出锋，中宫收紧笔势外逸，放得开又收得紧，又像骑在野马上驰聘。
甚至，在讨伐别人的同时，他不惜肉身袒露，几近自残自虐，在让人惊心动魄的时刻，又有怪诞的感觉。
所以，他喜欢杜拉斯，尤瑟纳尔，不喜欢托尔斯泰，受不了他一本正经的说教。
我以为，格非的师承，是传统古典主义加西方现代主义，他从《红楼梦》《金瓶梅》当中浸染出忧心忡忡的气质，又用博尔赫斯疑虑的目光来甄别处理，还有普鲁斯特和乔伊斯的无尽忧伤追悼。
有意思的是，格非很推崇托尔斯泰，认为他有大象一般的威严和沉稳。
与王小波时隐时现的高雅痞气相比，格非更多的是压抑的书卷气，他无法容忍一切过度的玩笑，而王小波的玩笑则一个接一个，满口“驴***棒、屎撅子”的粗话肮话，他甚至让倾城倾国的一代名妓才女鱼玄机，当众灌肠放屁。
难得的是，这仍然无损我们的会心一笑。
也许,他是太爱表现聪明了,有点油滑,没有藏拙。
无论怎样，热爱做梦的人，都是神经衰弱者。
如果说常人的忧郁是灰色的，那么格非呈现出来的忧郁是蓝色的，而王小波的则是黑色。
所以，王小波患上致命的心脏病，辞别了人世；格非被焦虑的秋霜，染成了满头白发。
突然想起托尔斯泰对莎士比亚的评价来。
托翁讥笑莎翁不会描写对话，所有的戏剧都是诗化的风格，所有人物都用一种文绉绉的贵族腔说话，极尽夸张修饰，完全不符合生活的本质。
托翁的评价，准确到位。
但是，我们仍然不会因此而冷落抛弃莎剧。
就好象，喜欢了一个麻脸的女人，再有人挑唆，也没用。
何况，麻子也会因人而可贵可爱起来。
一切文化最终都沉淀为人格。
我相信格非与王小波的书写。
不知道，栖居天堂的王小波，会不会同意我在尘世的胡言乱语
是这篇文章吗
中国现当代的文学流派有哪些
最好有一些代表人物和代表作
现当代文学流派 “鸳鸯蝴蝶”派所谓“鸳鸯”小说的产生和广受欢迎，同当时上海女学生的形成壮大有着密切的联系。
爱情的题材，总是更容易吸引女性读者。
于是，言情小说在女学生成倍增长的上海应运而生。
当时，许多专登言情小报刊杂志，在上海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啼笑姻缘》被认为是“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压轴之作。
1911年徐枕亚发表《玉梨魂》。
九叶派 1948年在诗坛上最重要事件就是九叶派的正式亮相。
由于曹辛之与臧克家组成星群社在艺术观点上的分歧，他与辛笛、陈敬容、唐祈、唐?等人创办了《中国新诗》月刊，并与已经从昆明的西南联大回到北京、天津的穆旦、杜运燮、郑敏、袁可嘉等人取得联系，形成 了一个新的诗歌派流派中国新诗派（后因1981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九叶派》称为九叶诗派）。
“七月”派 “七月”派诗人曾卓、牛汉、绿原等人这一时期的创作，则强化了生命意识，在其名诗《悬崖边的树》、《半棵树》、《重读圣经》等作品中，他们超越了自己40年代的作品中 的强烈的社会功利意识，而思考在重压之下的生命、死亡与背叛等主题。
曾卓的《悬崖边的树》与牛汉的《半棵树》显示出处于逆境中 的生命的不屈的意志。
白洋淀诗派 “白洋淀诗派”自觉地探索了现代主义诗歌的写作，他们与北京等地的地下文学沙龙的成员，形成了当时潜在写作中较有规模的现代主义诗歌运动。
其主要成员有姜世伟（笔名芒克）、岳重（笔名根子）、栗世征（笔名多多）等人，他们的诗歌相对来说具有更纯粹的现代主义特征，直接预示和影响了“文革”后诗歌领域的现代主义探索。
伤痕文学 经历了十年浩劫，人们的身体和心灵大多备受创痛，《班主任》拉开了回顾历史伤痕的序幕，并使作家刘心武一举成名。
至于这种对文革苦难的揭露真正成为一种潮流，则是以1978年8月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发表在《文汇报》上为标志的。
当这种愤懑大量地以文学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时候，便形成了新时期第一个文学思潮：伤痕文学思潮。
伤痕文学代表作的作品，虽然并无拓荒价值，但艺术上却显然更为成熟，如张洁的《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宗璞的《弦上的梦》、陈世旭的《小镇上的将军》、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郑义的《枫》等。
伤痕文学思潮的创作最初大多是短篇小说，因为表现同一题材，长篇一般需要有较多的时间准备。
一般认为，最早问世并产生了较大影响的长篇小说是莫应丰出版于1979年的《将军吟》。
另外周克芹描写农村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发表于1979年）、古华描写小镇岁月的《芙蓉镇》（1981年发表）、叶辛展现知青命运的三部曲《我们这一代年轻人》、《风凛冽》、《蹉跎岁月》也都是此类主题的代表作。
这些作品都先后被搬上银幕或改编成电视剧，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反响。
寻根小说流派 “寻根小说”的实验，对中国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革新与推进，具有不寻常的实践意义。
这一点，或早或迟都会得到印证。
“寻根小说”的创作实验，并不仅仅局限于那几位写过类似“寻根宣言”的作家一一譬如写过《文学的“根”》的韩少功，写过《文化制约人类》的阿城，写过《理一理我们的“根”》与《文化的尴尬》的李杭育，写过《我的根》的郑万隆等等。
当然，这些作家在小说主张方面的鲜明态度，足以使他们成为“寻根小说”思潮的代表人物（或一家之言），但在与“寻根”、与文化意识相牵连的小说创作的现象方面，譬如说，一些并没有公开主张“寻根”的作家，如王蒙、陆文夫、林斤澜、冯骥才、张贤亮、高晓声等，他们分别以自己的新作品显示了审美思索与社会文化意识及批判精神的联系。
王蒙的《活动变人形》、《高原的风》，陆文夫的《井》，林斤澜的《矮凳桥传奇》，冯骥才的《三寸金莲》，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高晓声的《觅》……这些作品都以新的角度与新的姿态同“寻根小说”的艺术主张产生着某种呼应的效果。
不言而喻，那些“寻根”意识比较鲜明的作家，也在他们的具体主张提出之后或之前，创造了一批很有代表意义的作品，如韩少功的《爸爸爸》与他的小说集《诱惑》，阿城的《棋王》、《树王》，李杭育的小说集《最后一个渔佬儿》，郑万隆的《异乡异闻录》系列……当然，还有相当数量的中青年作家也写出了一大批富有明显的“寻根”意识或涉及到传统文化中的人的过程的作品，如莫言的《红高粱家族》、《红蝗》、《筑路》、《枯河》、《秋千架》，李锐的《厚土》、《吕梁山风情》，王安亿的《小鲍庄》，铁凝的《麦秸垛》，贾平凹的《浮躁》，张伟的《古船》，朱晓平的《桑树坪纪事》，乌热尔图的《七叉犄角的公鹿》，艾克拜尔?米吉提的《瘸腿野马》，江浩的《盐柱》，等等。
先锋派 当代的“先锋派”虽然不是一个有组织的流派，但最低限度的意义是指马原以后出现的那些具有明确创新意识，并且初步形成自己的叙事风格的年轻作者。
他们主要有：马原、洪峰、残雪、扎西达娃、苏童、余华、格非、叶兆言、孙甘露、北村、叶曙明等人，此外还有一些正在崭露头角且颇有潜力的新秀。
朦胧诗派 一九八○年开始，诗坛出现了一个新的诗派，被称为“朦胧派”。
以舒婷、顾城、北岛等为先驱者的一群青年诗人，从一九七九年起，先后大量发表了一种新风格的诗。
这种诗，有三四十年没有出现在中国的文学报刊上了。
最初，他们的诗还仿佛是在继承现代派或后现代派的传统，但很快地他们开拓了新的疆域，走得更远，自成一个王国。
朦胧派诗人无疑是一群对光明世界有着强烈渴求的使者，他们善于通过一系列琐碎的意象来含蓄地表达出对社会阴暗面的不满与鄙弃，开拓了现代意象诗的新天地，新空间。
“文革”后朦胧诗派的代表人物如北岛、舒婷、顾城、杨炼等人。
90年代的乡村小说流派 在90年代“躲避崇高、消解神圣、拆解深度”的后现代景观中，乡村小说以其对世俗文化的疏离和80年代文学精神的高扬而独树一帜。
从描写对象上来说，它们至少可以分为两个类型，一以关注现实为主，如刘醒龙的《分享艰难》，谭文峰的《走过乡村》，何申的《年前年后》，关仁山的《九月还乡》等一批被称为“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作家作品，这类作品往往能深入到农民生活的深处，真实而艺术地反映出变革时代，尤其90年代中国农村社会的矛盾冲突和发展走向，以及各式各样的农民在商品经济浪潮冲击下的困惑、不适和痛苦的转变。
另外，还有刘玉堂、赵德发、孙宇以及许多并不纯粹写乡土的作家，如阎连科、迟子建、李贯通、铁凝，他们也写90年代乡村的变化，但更多地是将目光投向许多仍处于封闭状态下的农村，它们一般地处偏远，现代文明之风还没能影响到他们的生活状态，传统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仍牢固地主宰着人们的生活，另一类则以回顾和反思历史为主，如陈忠实的《白鹿原》、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张炜的《九月寓言》、莫言的《丰乳肥臂》、余华的《活着》以及阎连科的一系列中短篇小说，大多是轰动一时的佳作。
它们以中国乡村和农民的“过去”为描写对象，对我们民族，尤其农民在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变迁史、心灵史，进行了深入的描绘与反思。
关于格非〈山河入梦〉
普罗众生不可承受之重太多了,新一年的梦,希望从《山河入梦》(作家出版社)开始。
作家格非人面桃花三部曲第二部《山河入梦》,继承了第一部寻找一个桃花源的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