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仨》创作背景，及杨绛先生生平故事
这本书是作者对钱钟书、杨绛、钱瑗一家人的亲情回忆，记叙了一个知识精英家庭大半个世纪的家庭故事。
这本书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我们俩老了》，只有两页；第二部分《 我们仨失散了》用意识流写的梦境，冥冥蒙蒙，虚虚实实，亦幻亦真，可能是属于“后现代主义”的文学。
第三部分《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是着墨的篇幅，娓娓道来的是一个家庭最普通最平凡的一个个日子。
在怀念往日的生活，杨先生的笔触总是平缓的，温暖而洋溢着淡然的味道，像秋天的落叶，像冬日的阳光，那样平静而柔和，即使如“文化大革命” 那段岁月，那段扭曲了人的心灵的岁月，在杨绛先生的笔下，只不过对生活变化的一种适应。
据该书编辑董秀玉回忆，该书的最初设想，是一家三口各写一部分，钱瑗写父母，杨女士写父女俩，钱先生写他眼中的母女俩。
到1996 年10 月，患病的钱瑗已经非常衰弱，她请求妈妈，把《我们仨》的题目让给她写，她要把和父母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写下来。
躺在病床上，钱瑗在护士帮助下断续写了5篇，最后都不能进食了，还在写。
杨女士见重病的女儿写得实在艰难，劝她停一停。
这一停，钱瑗就再没有能够重新拿起笔。
1998年，杨绛的丈夫钱钟书逝世。
一生的伴侣、女儿相继离去，杨绛晚年之情景非常人所能体味。
在人生的伴侣离去四年后，92岁高龄的杨绛用心记述了他们这个家庭63年的点点滴滴，结成回忆录《我们仨》。
人物生平：杨绛（1911年7月17日—2016年5月25日），本名杨季康，江苏无锡人，中国著名女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钱锺书夫人。
杨绛通晓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由她翻译的《唐·吉诃德》被公认为最优秀的翻译佳作，到2014年已累计发行70多万册；她早年创作的剧本《称心如意》，被搬上舞台长达六十多年，2014年还在公演；杨绛93岁出版散文随笔《我们仨》，风靡海内外，再版达一百多万册，96岁成出版哲理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102岁出版250万字的《杨绛文集》八卷。
2016年5月25日，据人民日报李舫、发改委周南等多方消息，著名文学家、翻译家杨绛先生于25日凌晨逝世，享年105岁。
1943、1944年，杨绛的剧本《称心如意》、《弄假成真》、《游戏人间》等相继在上海公演。
1953年，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
1956年，作品《吉尔·布拉斯》经大修大改，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第一版。
1965年1月，《堂吉诃德》第一部翻译完毕。
1978年，《堂吉诃德》中译本出版。
1981年发表的《干校六记》，已有三种英语、两种法语和一种日本译本。
1984年，她写的《老王》被选为初中教材。
1985年，她的散文集《隐身衣》出版了英语译本。
1986年，她出版《回忆我的父亲》、《回忆我的姑母》、《记钱锺书与围城》。
1992年2月，法译本《洗澡》及《乌云的金边》在巴黎出版。
1997年，杂志第5期《方五妹和她的“我老头子”》，《十月》发表。
2001月，出版《从丙午到流亡》。
2003年，她出版作品《我们仨》。
2007年，出版《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一书2011年，百岁老人杨绛查出患有心衰，但她依旧乐观豁达，每天读书写作从不间断，晚上一点半睡觉。
评价：“这位可敬可爱的老人，我分明看见她在细心地为她的灵魂清点行囊，为了让这颗灵魂带着全部最宝贵的收获平静地上路”。
（周国平评）“最贤的妻，最才的女”，“赠予杨季康，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钱锺书评）故事：1、不打扰父亲午休，有一次她拿了一本书，坐在父亲房里，大气不出，静静地翻，遇到要上厕所，或拿什么东西，也是如小猫行地，寂然无声。
父亲一觉醒来，看到小天使般的杨绛默默陪侍在侧，心头一个咯噔，瞬间的温暖，岂是俚俗的一件“小棉袄”所能比拟
父亲就说：“其实我喜欢有人陪陪，只是别出声。
”从此午休，都要杨绛陪。
2、杨绛在北京出生，还不到100天，就跟随父母南下，移居上海，四岁，随父母重返北京，起初住在东城，房东是满族，她因此见识了梳“板板头”，穿旗袍，着高底鞋的满族妇女。
她们的高底不是像上海人那样嵌在鞋后根，而是位于鞋底正中，俗称“高底鞋”，或依其形状称“花盆底”鞋、“马蹄底”鞋。
满族女子穿上这种鞋，不仅身高陡增好多，而且走起路来，前倾后仰，婀娜多姿。
父亲有一次问杨绛：“你长大了要不要穿这种高底鞋
”杨绛认真思索了一会，答：“要
” 。
3、钱钟书说：“最贤的妻，最才的女”“钱钟书夫人”是杨绛的终身职务和最响亮的称号。
但杨绛之于钱钟书的重要性，用一位评论家的话说是“不写杨绛，钱钟书的形象就不全面的”。
1994年，在杨绛的力促下，钱钟书编定了自己的《槐聚诗存》，杨绛把全书抄完后，钱钟书拉起妻子的手说：“你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在钱杨的人生结合中，杨绛是一直站在钱钟书身后的。
1949年5月，按清华的旧规，夫妻不能同时在本校任正教授，杨绛只能做兼职教授。
50年代中期，钱钟书参加《选集》翻译不在文学所，他的《宋诗选注》出版后即遭“拔白旗”运动，所领导让代领传达，杨绛每天带着本子去记录众人的批判发言。
“文革”开始后，有人又把钱钟书早已查清楚的“黑材料”贴出了大字报，杨绛贴了一张小字报来说明真相。
红卫兵小将拉她上台批斗，她跺脚说“就是不是事实
”结果被游街批斗。
杨绛说，“文革”中“牛鬼蛇神”敢和革命群众大发脾气的，整个外文所就我一个。
她的学生认为她“无事，决不去惹事；有事，绝不怕事”。
她在“文革”中的检讨得了“披着羊皮的狼”的批语。
《堂吉诃德》是1973年5月出版的。
定稿时，钱钟书的《管锥编》也正好校订，钱钟书希望能和杨绛交换题写书名。
杨绛打趣说：“我的字那么糟，你不怕吃亏吗
”钱钟书道：“留个纪念，好玩
”以后，他们两人出版作品都互相题签。
1946年，抗战胜利后，钱钟书杨绛夫妇和全国人民一样，一下子有了“扬眉吐气的感觉”。
这年4月，钱钟书出版了短篇小说集《人·兽·鬼》，这书能保存出版是因为“此稿本曾由杨绛女士在兵火仓皇中录副，分藏两处”，书出版后钱钟书用英文写下了一句耐人寻味的名言：“赠予杨季康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钱钟书”。
60年后，杨绛对此说道：“我认为三者应该是统一的。
夫妻该是终身的朋友，夫妻间最重要的是朋友关系，即使不是知心朋友，至少也该是能做伴侣的朋友或相互尊重的伴侣。
情人而非朋友的关系是不能持久的。
夫妻而不够朋友，只好分手。
”
当代公认的十大国学大师是谁
NO.1 王国维上榜：词学泰斗，戏曲学先锋，近代学的带头人，在多方面开创性意义对后世具有深远影响，多种著述成为学界必读经典，在海内外享有盛誉。
代表作：《人间词话》、《人间词》、《宋元戏曲史》、《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观堂集林》，多收入《王国维遗书》。
集外旅日所作笔札，收入《王国维学术随笔》一书。
弟子：顾颉刚，赵万里，姜亮夫等NO.2 梁启超上榜理由：近代新史学的开创者，长期活跃政坛，是对近代政治有深远影响的风云人物。
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宗教等领域都广有建树。
代表作：《新史学》、《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术概论》、《佛学研究十八篇》，多收入《饮冰室全集》。
弟子：徐自摩，蔡锷，胡适，谢国桢等NO.3 章太炎上榜理由：近现代朴学大师，小学大师，经学大师，史学大师，晚年潜心研究佛学，旅日期间曾苦学梵文，更以佛学解注老庄，对后世具有深远影响。
其在小学一面，长于训诂，独步古今，后之学人唯有黄侃一人堪与匹敌。
经学方面，幼毕四书五经，出口能诵;诸子百家，信手拈来。
尤其对唐以前古籍颇为精通，可谓了如指掌，为学界所畏服。
代表作：《新方言》、《春秋左传读》、《訄书》、《检论》、《国故论衡》、《齐物论释》、《菿汉微言》、《国学讲演录》》等。
弟子：马裕藻、沈兼士、钱玄同、黄侃，鲁迅，朱季海等。
NO.4 陈寅恪上榜理由：近代史学大师，尤精于唐史的研究，为史学界公认的泰斗，其父为近代著名学人陈三立，人称陈散原的便是，有《散原精舍诗》传世。
陈寅恪通晓多种语言，除英、法、德、意、拉、西班牙语以外，尤精于梵文、藏语、突厥语、西夏语、契丹语，同时他还精晓小亚细亚等多种业已消失的小语种。
据曹聚仁统计(《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其所晓语言约有18种之多，堪为语言界奇迹，为世人叹服。
代表作：《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金明馆丛稿初编》、《金明馆丛稿二编》、《隋唐政治史述论稿》等。
弟子：蒋天枢，刘节，季羡林等NO.5 黄侃上榜理由：其在经学、文学、哲学等各个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尤其在传统“小学”的音韵、文字、训诂方面更有卓越成就，人称他与章太炎、刘师培并为“国学大师”，称他与章太炎为“乾嘉以来小学的集大成者”“传统语言文字学的承前启后人”。
更令世人惊叹的是其在生前并未出版过任何著作，其曾有一句经典名言：“五十之前不著书”。
这句话在半个世纪后还在武大校园内广为流传，成为其治学严谨的证明。
在其生前，章太炎先生曾多次劝他著书立说，但其终不为所动。
其虽未出版任何著作，却成为海内为公认的国学大师。
代表作：《文心雕龙札记》，《反切解释》，《日知录校记》，《集韵声类表》，《黄侃论学杂著》， 《说文笺识四种》， 《字正初编》，《黄季刚先生遗书》， 《文选黄氏学》(注：为后人整理编订)弟子：徐复，潘重规，潘锦等NO.6 刘师培上榜理由：其为清末民初的风云人物，既在政治舞台上有令人瞩目的表演，从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到清廷幕僚、筹安会“六君子”之一，又在学术舞台上连创佳绩，甚至与章太炎齐名，并称“二叔”(章太炎字枚叔，刘师培字申叔)。
其为横跨政、学两界的声名显赫的人物，其在学术上所做影响最为深远和取得成就最大的事情，是有关“中国文学”、“文学史”课程的讲授与《中国古文学史讲义》的出版上，他使《文选》派在文派之争中获得胜利，并在文学史的教学与研究方面奠定垂之后世的“典范”。
主要著作：《中国民约精义》，《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黄帝纪年论》，《汉宋学术异同论》等。
弟子：黄侃，陈中凡，郝立权等NO.7 王力上榜理由：其一直从事语言科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为发展中国语言科学、培养语言学专门人才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其在1936年发表了《中国文法学初探》一文，对中国语法学界自《马氏文通》以来因袭英语语法研究的状况提出批评，同时对汉语语法的特点和研究方法做了初步探讨。
1937年发表的《中国文法中的系词》，指出系词在古代汉语里不是必要的，汉语的句子也不一定都要有动词,这揭示了汉语不同于印欧语言的一个突出特点。
他的《中国现代语法》(1943)、《中国语法理论》(1944)以及《中国语法纲要》(1946)等著作，以《红楼梦》为主要研究对象，建立了自己的汉语语法体系。
另外，其在音韵学方面也成就颇高，他的《汉语诗律学》对中国古代诗词的格律和语言特点作了精到的研究，对中国音韵学的研究和发展做出突出的贡献。
主要著作：《古代汉语》，《诗词格律》，《语法和语法教学》，《广州话浅说》，《广东人怎样学习普通话》，《诗词格律概要》，《楚辞韵读》，《诗经韵读》，《广东人怎样学习普通话》，《汉语诗律学》，《汉语音韵》，《龙虫并雕斋诗集》，《汉语诗律学》，《诗词格律十讲》，《中国音韵学》，《王力诗论》，《中国语文讲话》，《中国现代语法》，《中国语法理论》等。
NO.8 季羡林上榜理由：其为当代著名语言学家，散文家，东方文化研究专家，其博古通今，被称为“学界泰斗”。
其学术研究范围涉及印度古代语言，特别是佛教梵文，堪为世界上少数几位能精通佛教梵文的大师，吐火罗文，印度古代文学，印度佛教史，中国佛教史，中亚佛教史，唐史，中印文化交流史，中外文化交流史，中西文化差异和共性，美学和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德国及西方文学，比较文学及民间文学，散文及杂文创作等领域。
并在这些领域取得了卓有建树的成绩。
06年其成为首位获得“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的学者，同时在这一年被评为“感动中国年度人物”。
主要著作：《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论文集)1957，人民教育 ;《<罗摩衍那>初探》(理论)1979，外国文学 ;《天竺心影》(散文集)1980，百花 ;《季羡林选集》(散文集)198O，香港文学研究社 ;《朗润集》(散文集)1981，上海文艺 ;《季羡林散文集》1986，北京大学出版社NO.9 徐复上榜理由：其1929年就读于金陵大学，师从黄侃攻文字、音韵、训诂。
1935年入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后转至章太炎门下求学。
曾任教于国立边疆专科学校、金陵大学、南京师范学院、南京师范大学等校。
历任副教授、教授、南京师范大学古文献整理研究所名誉所长、《辞海》编委、《辞海》语词学科分科主编之一、《汉语大词典》副主编之一、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中国训诂学研究会会长、中国音韵学研究会顾问、江苏省语言学会会长、《传世藏书》主编等。
他在语言文字领域的贡献主要体现在训诂学、校勘学、蒙藏语文研究、词语研究、语源学研究及方言研究方面。
在蒙藏语文与汉语对勘方面，著有《“歹”字源出藏文说》(《东方杂志》、《阏氏读音考》(《东方杂志》、《守温字母与藏文字母之渊源》、《“歹”字形声义及其制作年代》等。
在训诂学方面，他用力最勤，著述颇丰，代表作有《从语言上推测〈孔雀东南飞〉一诗的写定年代》、《韩昌黎诗拾诂》等。
代表作品：《徐复语言文字学论稿》，《广雅诂林》，《说文五百四十部首正解》等。
NO.10 钱钟书上榜理由：自幼天资过人，一目十行，过目不忘。
其在清华读书期间，横扫清华图书馆;留英期间又在牛津大学图书馆泡了几年。
后又随妻子杨绛留法一年，饱览巴黎大学图书馆藏书，读书之多，古今中外罕有能比。
为学渊博精深，冶古今于一炉，融中外为一家。
精通英、法、德、意、拉、西班牙语，中英文造诣之高，无出其右。
著《管锥编》四册，一百三十余万言，以典雅的文言写成，并对《毛诗正义》、《老子王弼注》、《史记会注考证》、《太平广记》等十部典籍，作了详细的考释、批注与阐发，引用了古今中外4000位作家的13000多部著作，涉及经史子集，修辞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种学科。
读书笔记多达90000余页，多种语种，数千万字。
代表作：《围城》、《人兽鬼》、《钱钟书散文》、《宋诗选注》、《谈艺录》、《管锥编》、《宋诗记事补遗》、《容安馆笔札》等。
弟子：栾贵明等国学大师评判标准大师所谓大师者，系指人们对在学问或艺术上有很深的造诣者的尊称。
凡称得上大师者，其学问理应在同行、同专业中当属于出类拔萃者。
另外，大师之所以为大师，还不能光看学问，光看作品，还要看道德即人品、文品，看文品与人品是否统一，即是否属于融人品与文品于一体的道德文章者流。
正如汤一介教授所说:学问不错，人格又高尚，才可称为大师。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而学高为师，身正为范。
因此，大师理应是学问和品德方面之典范。
假如学富五车，学问做得很大，文章写得呱呱叫，但人品却很差，尤其是文品与人品脱节，言行不一，口是心非;在讲堂上、著作中说的、写的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士可杀而不可辱，可一到外敌入侵，就卖国投敌，充当汉奸，富贵淫其心，贫贱移其志，威武屈其节;或面对强权则一味卑躬屈膝，附炎趋势，学风随着政治风标转，充当不管什么时候都吃香的吹鼓手;或满口仁义道德，而行动上则男盗女娼;或口里老是叨念淡泊名利，而实则争名于朝、夺利于市，沽名钓誉、治学不严、投机取巧、差错百出，却又师心自用，听不得批评意见，甚至拒绝一切批评等等。
那么，像这样缺乏中华学人之良心、良知的缺德学人，也是断断不配当大师的!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大师之所以堪称大师者，不仅仅在于其学问之渊博和建树之卓著，更在于其虚怀若谷的胸襟，虚一恬静的心怀，尤其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
有道是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逍遥游》)。
真正的大师，从来对此称谓默然视之，更不师心自用。
张岱年先生2003初在回答《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时，坦诚地说:有人说我是'国学大师'，实际上我只是研究国学的一部分，主要是哲学思想，而文学、史学我研究得并不多，中国古代的科学就研究得更少，就昭示出这样的大师风范。
还有著名的书斋型学者蒋孔阳先生，也是当今融高尚人品与文品为一体的道德文章之典范。
他为人一向淡泊恬静，宽容大度，但在学问上却一直不懈追求，却又恪守为学不争一家胜，著述但求百家鸣的治学态度。
他说:知识分子应以专业为社会服务。
学者应当以学术为社会服务，不是用讲话，也不是用赚钱，而是用思想用知识和学问。
当有人问他:你拼死拼活地干，又能有什么好处?时，他淡然回答:做学问，本来是出于爱好，出于对真理的追求，出于想对社会有一点贡献，而不在于自己有什么好处。
如果要讲好处，自然用不着走学问这一条道路了。
他一生在美学研究等方面，成就斐然，却虚怀若谷，坦言:人生在发展，事物在变化，学问也应当不断地发展和变化。
我们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到了'顶点'，灵珠在握，天下都得听我的了。
浮士德与魔鬼订约，要永远不满足，一旦满足了，他的灵魂就得归魔鬼所有。
我想，我们做学问，也应当有永不满足的精神。
一旦我们了不起了，满足了，我们的灵魂也将为魔鬼所攫去。
(玉圣:《蒋孔阳:没在创造中》，《中华读书报》1998年11月4日)张岱年和蒋孔阳先生，至少作为中国哲学和美学方面的大师，是当之无愧的!还有季羡林先生，在《病榻杂记》(新世界出版社2006年版)中，第一次廓清了他对于世人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顶桂冠的看法，特昭告天下，请予摘掉。
并称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
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则更昭示了其不同凡响的大师之德!国学大师名称国学大师，更是一个很有分量的称誉，是一顶很耀眼的桂冠，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佩戴的。
如今人们所称道的诸多国学大师，实际上顶多只是史学家、哲学史家等而已。
这是仅仅就其学问而言。
至于就师德而言，不少人距国学大师就更远了。
到底该怎么界定国学大师呢?凡称得上国学大师者，其学问自然理应在国学研究之范围内，属于出类拔萃者。
而我们的国学，则是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等等在内的，蕴含极为丰富的称谓，所以，凡称得上国学大师者的著作，也理应体现丰富的内容，即使按照西方学科的划分而言，也应是多面手，百科全书型的学者，既有卓有建树的学术著作，也有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等等。
国学即便作为中国学术文化的简称，其蕴含极其丰富，单是在先秦，就有百家之说。
在对于先秦百家的理解上，虽然历来众说纷纭，但至少包括阴阳、道、儒、法、墨、名、杂、小说，诗赋、纵横、兵、农、医、算、天文、地理、水利、堪舆、数术、纺织、建筑、制陶、冶炼和交通等等诸家学说。
而在秦汉以后，经过国学所固有的贯通古今，融汇内外，综合创新基本规律的作用，又涌现出许多新的学派和学说，那么，作为国学大师，理应是对国学所蕴含的各家各派的学说都比较精通，并富有很深的造诣者;即使打个折扣，也理应是对其中多半以上的学说富有很深的造诣者。
从前面引述的张岱年先生有人说我是'国学大师'，中国古代的科学就研究得更少之简要回答中，可以窥知他对国学大师的见解:即至少要涉及哲学、文学、史学和古代科学等几个领域，并有突出的建树。
中国古代的科学成就是举世公认的，张岱年先生虽然在这里没有具体谈及其具体内涵，但像天文、历算、农学、医学和养生学等等，至少包括在其中，可这些几乎都被长期排斥在国学家们的视野之外。
张岱年先生实际上提示了国学大师的最起码的标准，即单从学问方面而言的标准，可是，看看某些著名学府所开列的那一串串的国学大师名单，看看网上列出的一大堆国学大师名单，有几人合乎这个最起码的国学大师标准呢?况且，国学大师还必须具备高尚的人格和品德。
从学问和品德即文品与人品相融合为一的标准看，国学大师更不是一般人所能堪配的!
杨绛的经典事例
1966年，杨绛、钱钟书先后被打成“牛鬼蛇神”双双接受“改造”。
如果说是坚强构成了杨绛生命的支撑点的话，那么豁达则让她面对厄运不会选择逃遁。
老人身上表现出来的坚强和豁达，是对苦难的漠视和超越。
因为先生学识渊博，阅历深厚，慧眼窥透人生，就是在那些苦难的日子里也保持着一份少有的幽默。
比如被迫剃了“阴阳头”，她会说：“小时候老羡慕弟弟剃光头……果不其然，羡慕的事早晚会实现。
”她在磨难中直面人生，其豁达乐观的精神足以让人仰视。
1997年3月4日，杨绛的独生女儿钱缓不幸病逝。
老年丧子是人生一大痛，杨绛甚是难过。
更不幸的是，1998年12月19日，钱钟书仙逝。
连续丧失亲人的痛苦压向杨绛先生，而她选择的寄托哀思的办法是：将读书治学作为人生最终的追求。
她对生、老、病、死领悟透彻，希望自己能够“死者如生，生者无愧”(钱钟书语)。
半年之后，她化悲痛为力量，翻译柏拉图对话语录之一《斐多》，“试图做一件力不能及的事，投入全部心神而忘掉自己”。
而柏拉图这篇描述苏格拉底就义当日在雅典监狱里与朋友们的谈话文稿，谈的正是“生与死”的问题。
2002年冬，杨绛定下心来写了《我们仨》，那是一本怀念亲人、回忆亲情的书，她几乎是伴着眼泪写完的。
只有微妙的受苦,才能微妙的享受作文素材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题记从小生活在农村，自然就受苦多一些，所以对受苦也有不一样的理解----受苦是一种挫折，挫折是一种财富。
人生的路很漫长，不可能一路平坦，但人总是有一个惯性，当经历过绊脚石时，总是很抱怨，但却不知自己得到的是经验，却不知绊脚石为自己省下了多少麻烦。
谁都不希望受苦；谁都不希望倒霉；谁都不希望失败；当然，谁都希望享福；谁都希望幸运；谁都希望成功。
我们总是期待着，抱着侥幸心理去看待事与物。
可是一帆风顺，总是幸运都很好吗
那么我们的这一生也太没有意义了，并且你也不觉得那很快乐，因为你没有受过苦。
美国著名的科学家爱迪生，为了找出可以做电灯灯丝的材料，试验了1600多种矿物和6000多种植物，最后才使电灯发出耀眼的光华。
爱迪生一生的发明，有记载的就有1328种。
南朝的祖冲之，在当时极其简陋的条件下，靠一片片小竹片进行大量复杂的计算，一遍又一遍，历经无数次失败，终于在世界上第一个把圆周率精确到小数点后第七位。
我们眼中的爱迪生和祖冲之是耀眼的，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是伟大的。
其实，他们也很平凡，他们成功是因为聪明的脑子再加上受过太多的苦总结太多的经验而应该得来的所以，做人，就不能怕吃苦，反之，也要学会寻找苦吃，以求吸取更多的经验来更理智的面对下一个挫折。
如果你很贫穷，你应该庆幸，上帝馈赠给你的礼物---受苦，上帝想让你受苦后的人生更丰富多彩，想让你的人生更有意义。
如果你很富裕，你也一样要庆幸，上帝想考验你能不能经受住诱惑，想让你不被世间的富贵荣华而玷污，想让你更强
受苦，是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的，不要惧怕。
暴风雨过后就是彩虹。
既然受苦是一种财富，那为何不去拥有呢
“钱钟书与杨绛”的故事
1932年，22岁的杨绛华园偶然碰见了钱钟书。
，杨绛说，“他穿一件青褂，一双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大眼镜，一点也不翩翩。
”（杨绛 《记钱钟书与<围城>》） 杨绛本来是东吴大学的学生，因东吴大停课，学生借读北平高校，杨绛才来得到清华。
这般的阴差阳错，只能说他俩有姻缘在。
更有意思的是，这种偶遇实在是偶的巧极，杨绛的父亲杨荫杭和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都是无锡的名士，张謇曾把两人称为“江南才子”，江南才子们风流会友自然是往来不绝的，杨绛和钱钟书偶然一遇，再偶然一谈，方才知道，世交不说，原来早在十多年前，8岁的杨绛就曾经跟随父亲拜访过钱家，那时的钱钟书在庭院里跑闹打跳的时候未必注意过这么一个来造访本家的女孩子。
可当下一想，却觉得真是冥冥中自有定数。
后来杨荫杭曾打趣杨绛说，“阿季的脚下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
”这巧缘，再加上两人文采的惺惺相吸，钱钟书和杨绛的恋爱，自然也不胫而走，流传于整个清华园了。
当时清华女少男多，而女生多住在“古月堂”，因此男生们有事没事都往那里跑去，情侣们也“每于夕阳西下，俪影双双徘徊于西园道上。
”为钱作传的汤晏笔调诙谐的说钱杨二人恐怕也是其中一对。
夏志清说钱锺书“才气高，幽默，很会讽刺人。
他什么人都看不起，当时联大的教授恨他的也不少。
他虽然一方面仍是谦虚，但是恃才傲物。
”这样的钱钟书，他的恋爱如果乏善可陈，与众雷同，那不免于泯灭可惜。
但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看看《围城》就知道了，什么事放到他手上，就消腾不了。
钱在清华的朋友许振德曾经说说，“钟书兄每将其恋爱经过逐一相告，并朗诵其情书佳作。
”（许振德《水木清华四十年》）这种得意于自己情书文采，倒是不稀奇，可隐私的情书也能当众宣读倒是钱钟书过人之处。
假使有人以此打趣杨绛，不晓得杨绛会不会诧异。
这一时期的钱钟书“好义山、仲则风华绮丽之体，为才子诗，全恃才华为之”，因此“写了很多有李义山风味的爱情诗。
”（汤晏《一代才子钱钟书》）他有一组《壬申年秋杪杂诗并序》就存留了写给杨绛的情诗，大抵可以窥见些风貌。
一首说，“缠绵悱恻好文章，粉恋香凄足断肠。
答报情痴无别物，心酸一把泪千行。
”钱才子诗意虽浅白，一番真情却是谁也不能怀疑得了。
又一首说，“困人节气奈何天，泥煞衾函梦不圆。
苦两泼寒宵似水，百虫声里怯孤眠。
”这是情诗的老调，因天而感人。
当然，钱钟书最让人诧异的就是写情诗用宋明理学入词，真是绝想妙想，当然也古怪的可以。
他自己对这一创举也很是自负，说“用理学家语作情诗，自来无第二人。
”（吴忠匡《记钱钟书先生》）这样的句子，我在别人写的传记里面找到几条，比如“除蛇深草钩难看，御寇颓垣守不坚。
”据说，这是以蛇比做相思，取捉摸不定，难以自持的意思。
做法倒是新奇，可总觉得不像情诗。
当年的杨绛看到这样子的情诗，赞叹之余恐怕要有点苦笑。
汤晏说《围城》实际上很间接的说了钱杨的恋爱。
除了书的写作年代基本契合以外，还透露了一个小故事。
有人曾当面问过钱钟书，说《围城》里的人都被他讽刺过，唯独“唐小姐例外”，最后也只是“fadeout”，这是什么原因。
钱钟书听完狡黠的反问，“难道你的意思说，唐晓芙是我的dream-girl
”钱钟书和杨绛的书信不是很勤快，如《围城》里描写的方鸿渐和唐晓芙一样，不过是“见了七八次，写给她了十几封信，唐小姐也回了五六封。
”放到现实中，假使杨绛回了五六封信，那么有一封肯定落到了钱老爷子钱基博手上，老先生三下五除二坦坦然的拆封一阅，见杨绛信中说，她和钱的事，自己同意没用，需要双方父母兄弟欢喜才好。
老先生看这女孩子通情达理，心里一高兴竟绕过钱钟书直接给杨绛去信一封，把杨绛夸奖了一番。
这种事情，说起来都让人忍俊不禁，这一家子可真是出奇人。
至于杨绛的父亲更是有意思的紧，和女婿钱钟书爱好到了一块，本来有个读书的女婿是差强人意，等知晓了这个女婿和自己一样喜欢读字典，一下子就大为赏识。
有一次偷偷问杨绛，“钟书常那么高兴吗
”一副欢喜关心的样子。
钱杨在双方家长满意后遂举行了婚礼。
杨绛后来回忆说，他们结婚前还有“订婚”一说，很是滑稽“明明是我们自己认识的，明明是我把默存介绍给我爸爸。
……可我们还颠颠倒倒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杨绛《车过古战场—追忆与钱穆先生同行赴京》）婚后，两人即赴英国。
在英国期间杨绛怀孕，钱钟书说，“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
”（杨绛《我们仨》）风雨半个世纪后，1999年，八十八岁的钱钟书从此永远的离开了杨绛。
四年后，杨绛写出了一本散文集《我们仨》，来追忆他和钱钟书的故事，风传一时，人人争相阅读，在书的开头杨绛说她做了一个梦，她梦见“我和锺书一同散步，说说笑笑，走到了不知什么地方。
太阳已经下山，黄昏薄幕，苍苍茫茫中，忽然锺书不见了。
我四顾寻找，不见他的影踪。
我喊他，没人应。
”后来她把梦告诉钱钟书，埋怨钱钟书不等她让她惶急和孤凄，钱钟书说，“那是老人的梦，他也常做。
”（杨绛《我们仨》）这是老人的梦，被杨绛冒冒失的说了出来，而钱钟书则长久的埋在心底。
因为钱钟书知道有一天当他们在古驿道上走散时，这便成了一个真的“长达万里的梦”，他要比杨绛更加勇敢的面对。
当年在和杨绛热恋时，钱钟书曾经写下一首诗，良宵苦被睡相谩，猎猎西风测测寒。
如此星辰如此月，与谁指点与谁看。
我长时间的念着最后的两句，于是久久地不能停下。
杨绛的淡泊名利的故事
在《我们仨》中，杨绛先生描述过，钱钟书先生在‘五人组’翻译毛选时，住宿地即为办公地，只一间屋子，太挤，就要求安排住处，江青(因江青当时负责此事)传话说安排钱钟书先生住到钟南海，杨绛先生可以同去照顾钱先生。
杨绛先生说，自己不会照顾人，反而需要阿姨照顾哩，江青又传话说杨绛同志可以带着阿姨一同去住，杨先生与钱先生默然，最后当然如愿没有住去中南海。
您觉得这件事能反映杨绛先生安贫乐道，淡泊名利的真学者风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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