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各个学派代表人物的名言
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见义不为,非勇也。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老子: 道可道，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
上善若水。
庄子： 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合一。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
孟子： 不以规矩，不成方圆。
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
墨家： 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
故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恶得不禁恶而劝爱?故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
法家： 爱臣太亲，必危主身；人臣太贵，必易主位。
欲为其国，必伐其聚；不伐其聚，彼将聚众
急求: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各个学派代表人物的名言
儒家积家必有余庆，积之家必有余殃(做好事的家给后代流下幸贯做恶事的家庭必给后代留下祸殃)德不孤，必有邻(有道德之人不会孤独，定有人与他为伴)为世忧乐者，君子之志也；不为世忧乐者，小人之志也(为国而忧、为国而乐，这是君子的志向；只考虑个人得失，这是小人的志向)道家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法家夫地势，水东流，人必事焉，然后水潦得谷行世俗废衰，而非学者多：人性各有所修短，若鱼之跃，若鹊之驳，此自然者，不可损益墨家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志向不坚定的人智慧就得不到充分的发挥,没有诚信的人做任何事都不可能实现)名不可简而成也，誉不可巧（伪诈）而立也。
君子以身戴（载）行者也。
(名誉不是用假的炒作得来的，而是以身作则，做实事，为人民服务，那样来的名誉才算真正有分量的。
)
老子的道家和道教有什么关系
道教与道家 “道家”与“道教”二词，常被不加区别地使用。
从历史来看，这两个词指称过很多不同的内容，也曾混为一谈；现在也仍然有人主张将二者等同起来。
然而，如果将道家理解为由老子、庄子开创，并在魏晋被重新发明的哲学思想流派，将道教理解为于两汉逐渐形成，后又有若干发展分化的宗教，那么，虽然道教在理论上汲取了道家思想的大量因素，甚至奉老子为教主，但是二者还是不能混为一谈，也不能说道教理论就是道家思想。
道教作为一种宗教，有其神仙崇拜与信仰，有教徒与组织，有一系列的宗教仪式与活动，其主要派别的传承是大致清楚的。
道家作为一个哲学思想流派，其思想流变与代表人物应是它被解说时最重要的内容；魏晋之后道家思想的传承流变，现在看来还是模糊而难以说清的，但它对历代学者文人的影响却仍是依稀可辨的；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说，狭义的“道家”指的就是先秦时代以老子、庄子为主要代表人物的哲学思想流派。
道教神学与道家思想的异同，确实一言难尽。
试举一例：道教所谓长生不老，成仙通神，老、庄并未言及，也不能视为老、庄思想的合理的引申，甚至可以说，与自然之道亦不无悖逆。
道家是中国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中最重要的思想学派之一，道家思想的起源很早，传说中，轩辕黄帝就有天人合一的思想。
一般来说，公认第一个确立道家学说的是春秋时期的老子，老子在他所著的《老子》（《道德经》）中作了详细的阐述。
道家思想其他的代表人物还有战国时期的庄周、列御寇、惠施等人。
道家倡导自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尊黄帝、老子为创始人，并称黄老。
道家思想的核心是“道”，认为“道”是宇宙的本源，也是统治宇宙中一切运动的法则。
老子曾在他的著作中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萧呵
寥呵
独立而不改，可以为天地母。
吾未知其名，强名之曰道”（《老子》第25章） 西汉初年，汉文帝、汉景帝以道家思想治国，使人民从秦朝苛政中得以休养生息。
历史称之为文景之 其后，儒家学者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并被后世帝王采纳。
道家从此成为非主流思想。
虽然道家并未被官方采纳，但继续在中国古代思想的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
宋明理学更是揉合了道学的思想发展而成。
道家思想后来被张鲁的五斗米道等宗教吸收，并演变成中国的重要宗教之一——道教。
魏晋风流在清谈玄学时更着重炼丹。
因此，道家与道教常被人混淆。
道教是在中国形成并传播的一种多神宗教，在中国古代影响仅次于佛教。
道教被认为是和儒教和佛教一起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
道教以道作为其追求目标，道教因此而得名。
道教是在中国古代道家思想理论的基础上吸收神仙方术、民间鬼神崇拜观念和巫术活动而形成。
它主张清静无为，长生不老，得道成仙。
渊源 道教虽奉老子为祖师，但其主张与老子、庄子的思想并不完全一致，而更多得益于汉初盛行的以老子之名言修道养寿的黄老道。
道教的另一渊源是始于战国、盛于秦汉的方仙道。
此外，亦可遥追殷商的鬼神崇拜。
道教在其逐渐形成的过程中，与当时正进入中国的佛教的互动（佛教对道教的影响以及道家对佛教中国化的影响），也很值得注意。
发展历程 道教的发展一般分为汉魏两晋的起源时期、唐宋的兴盛、元明期间全真教的出现和清以后衰落四个时期。
道教的形成是一个缓慢的发展过程。
作为道教最终形成的两个标志性事件，一是《太平经》的流传，一是张道陵的五斗米道。
东汉顺帝时（126年-144年），于吉、宫崇所传的《太平清领书》（即后来所谓《太平经》）出世，得到广泛传播。
到东汉灵帝时，张角奉《太平清领书》传教，号为太平道，自称大贤良师，信徒遍布天下九州，已是颇有影响。
后来黄巾起义失败，太平道日趋衰微。
同样是在东汉顺帝时，张陵学道于蜀郡鹄鸣山，招徒传教，信道者出米五斗，故称五斗米道。
其孙张鲁保据汉中多年，后又与最高统治当局合作，使得五斗米道的影响从西南一隅播于海内，遂为道教正宗。
两晋南北朝时期，随着炼丹术的盛行和相关理论的深化，道教获得了很大发展。
同时道教也吸取了当时风行的玄学，丰富了自己的理论。
东晋建武元年，葛洪对战国以来的神仙家理论进行了系统地论述，著作了《抱朴子》，是道教理论的第一次系统化，丰富了道教的思想内容。
南北朝时，寇谦之在北魏太武帝支持下建立了“北天师道”，陆修静建立了“南天师道”。
到了唐宋，唐高祖李渊认老子李耳为祖先，宋真宗、宋徽宗也极其崇信道教，道教因而备受尊崇，成为国教。
此时出现了茅山、阁皂等派别，天师道也重新兴起。
在理论方面，陈抟、张伯端等人阐述的内丹学说极为盛行。
金朝时，在北方出现了王重阳创导的全真道。
后来，王重阳的弟子丘处机为蒙古成吉思汗讲道，颇受信赖，并被元朝统治者授予主管天下道教的权力。
而同时，为应对全真道的迅速崛起，原龙虎山天师道、茅山上清派、阁皂山灵宝派合并为正一道，尊张天师为正一教主，从而正式形成了道教北有全真、南有正一两大派别的格局。
明代时，永乐帝朱棣自诩为真武大帝的化身，而对祭祀真武的张三丰及其武当派大力扶持。
此时，道教依然在中国的各种宗教中占据着主导的地位。
清代开始，满族统治者信奉藏传佛教，并压制主要为汉族人信仰的道教。
道教从此走向了衰落。
道家的人生观是什么，
儒家管理思想有着鲜明的人本主义色彩，建立起了系统的人性管理模式，注重管理的道德性，把“道之以德”作为管理的主要手段，建立了一整套的人才管理理论体系，提出了“和为贵”的社会生态平衡的和“刚柔相济”、“宽严结合”的领导原则指导原则，以“阴阳互补”的方法论为指导，确立了以人为本的“富民”“安民”的管理目标。
所以，在现如今的许多企业中，都运用了儒家的管理思想。
除了儒家的管理思想之外，主要还有法家、道家、墨家、兵家等的管理思想，仍然可为我们现代的企业管理兼容并包，借鉴运用的。
如道家的管理思想是以“道法自然”，“无为而不为”的柔性管理为特征。
所谓“柔性”管理，就是按照事物自身的法则来进行管理，不把人的主观意志强加给事物及其过程，这就是“无为而无不为”；强调“柔弱胜刚强”，认为只柔弱的东西才是有生命力的东西，刚性的事物很快要走向反面。
人们在认识问题时，不要只看到眼前的状况，要看它的发展和将来；管理还要像水一样，水普利万物而不争利，它虽然柔弱，可是其力量却强大无比。
法家的管理思想强调法治，强调他律，强调法律的强制作用，强调集权的权威，强调管理手段的运用，强调尚贤。
法家的管理思想追求效益，充满着强力、竞争、严密控制的倾向。
墨家的管理思想强调“兼爱”、“尚同”、“尚贤”，同时还赞成劳动过程分工的合理性，提出“各从事其所能”的原则。
强调“利”和“力”是墨子管理思想的又一显著特征，墨子强调“交相利”，“义者，利也”，“万民被其大利”；“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民无食，不可为事”。
还强调“非命”，认定人生在世要竞力而争，“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要与命运、自然进行抗争。
人只要能发挥自己的力量，与自然争战就能求得生存。
兵家十分重视管理中谋略的运用，管理的战略和策略的正确运用，是获得管理是否成功的关键，还强调管理的环境，即天时、地利、人和的运用等。
以上所述的管理思想，是我们民族的宝贵文化财富，应该是我们深入学习和研究的对象。
只正确认识、深刻理解民族管理文化的精华，并且在实践加以创造性的运用，才能建立起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
正如成君忆先生自己认为的，其实我们对管理学一直都有很深的误解，这种误解对中国人来讲就是否定了自己的历史文化，人为的把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和一个所谓的一百年来的文明对立了起来，这种对立的方式也就是导致了我们只能去批判自己的历史文化而不能正确地去理解认识它。
这样以来中国人理解管理学就只能到西方学习，古代的东西看不到，更多的是指责落后。
所以我们会发现很荒唐的现象就是把一个外国人称为“管理学之父”。
“管理”也许很多人过分注重“管”,信奉不管则乱，实际上管得太多才容易乱。
管理缺乏物质的基础，缺乏人文的基础，所以必定会失败。
没有物质环境基础，超前的管理手段和意识只能是空中楼阁；没有人文意识的共识，超越的管理手段，不可能被时代接受。
中国社会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都是一样的道理,管只能把握一个度,松则散,刚则脆。
人性化的管理才是长远之计，而获得最佳管理方法的途径是沟通，通过沟通了解员工,创造一个员工都肯为它奋斗,为它长期努力的工作环境,那样管理起来也轻松,就是管理者本身也会过得开心,工作得顺心。
成吉思汗戎马一生，他建立的铁骑军团横扫欧亚非。
然而他的“管理模式”只适合建立强有力作战能力的军队，而不适合统治疆域辽阔的国土。
不但因为军团和国家的管理性质有区别，更因为文化，更因为适时的、有针对的管理理论模式的缺乏……。
从治理军队到治理国家，管理的目标变了，管理目标的性质变了，被管理的人也不仅仅是他本民族的人了，被管理人群的人文范畴也广了，管理模式也同样要随之改变。
不“转型”，就得遭受失败。
如果成吉思汗用治理军队的理念来了解国家治理的实际需求来治理打下的江山，审时度势，转型“管理”模式，那或许还可能有成就统治大业机会。
在我国传统的管理理论和方法中，它的精华就是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这些具有普遍性的理论和方法，不仅适合于中国，而且适合于一切管理过程；从我国建立现代企业管理的需要上看，也必须继承和弘扬民族的管理文化。
管理是一种文化，企业文化是现代企业管理创新的最高成就。
只有认真学习，深入理解传统文化的精华，才能在传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管理上的创新。
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中国有极厚重的历史，有各种成败得失的体验。
中国也因而孕育了灿烂的文明，积淀了丰富的智慧。
——这一点无可质疑。
今天的问题是：如何对中国本土的智慧，尤其是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智慧，加以现代化的诠解，并运用到现今的管理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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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坚持认为，中国本土的管理思想主要集中于古代的先秦时期。
的确，先秦各学派对中国社会发展、对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影响，可能是后来任何一个年代都无法比拟的。
在一定意义上，这些思想也正是“中国传统”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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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各学派中，与管理行为关系较密切的主要有：儒家、道家、法家、兵家等。
我们将以极简略的形式，从上述四家中析取最精华、最具现代价值的成分，希望能够对今天的管理者提供一些借鉴。
（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正越来越展示出巨大的发展潜力，无论作为管理者还是作为被管理者、合作者或是竞争对手，了解中国本土的文化背景，肯定是有益的。
这里有一个前提：我们的目的已不仅是你死我活的“求胜”，而更重“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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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儒家。
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是“仁”。
“仁”的字面意思是对人际关系及身心和谐的关注，用现代语言说，儒家管理是基于人性的管理。
相应地，管理手段是“为政以德”，即使在施行法律的时候也不忘道德教化的结合使用，始终强调人性关怀、伦理亲情的感化、劝谕功能，强调“诚”、“信”、“忠”、“恕”等品质的培养、塑造。
儒家管理的推行途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认为管理者必须以身作则，从自我管理开始，再到家庭管理、国家管理和社会管理，这几个过程的关系既体现为逐层演进又表现在彼此的相互渗透印证中。
总起来说，儒家管理是强调自我责任、注重和谐、注重整体利益的管理。
近几十年，日本是运用儒家智慧最成功的例子。
被称为 “日本近代企业之父”的涩泽荣一，著有《论语讲义》，解释儒家管理思想，并亲自向企业员工讲授，以此构成企业文化的核心。
在日本，非常多的企业家自觉学习儒家经典，并力求化为己用。
实际上，儒家思想始终是中国人思想、行为、性情的主线，无论其优劣，他总是在以各种形式或隐或显地塑造、影响着中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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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道家。
道家非常注重对管理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提出“道法自然”，即管理必须遵循客观规律，一切要顺应自然才能取得良好的管理效果。
在管理方式上，道家认为最高境界是“无为而治”，管理者行使管理职责时，不应勉强作为，不可越权行事，而须因势利导，营造一个放权下属的宽松氛围。
表面看来，管理者似乎什么也没有做、什么也不必做，但自己的组织却被整饬得井井有条。
道家同时也创建了一整套管理艺术，如静观待变、守弱用柔、知盈处虚、居上谦下、不争之争、见微知著、欲取先予、以曲求全、藏而不露、知足常乐等。
道家的“无为而治”与现代西方管理学理论中的倡导的“自动化管理”、“成本最小－收益最大化管理”有着微妙的相通之处，同样致力于避免干预、提倡自由、鼓励下属发挥创造性与积极性。
从道家的管理模式或管理风格中，可以看出对科学管理的崇尚、对个人创造能力的尊重及对管理绩效的追求。
道家管理艺术中，如“见微知著”、“欲取先予”等，更是经常被企业界人士所津津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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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法家。
法家管理以“法”即管理制度为核心，注重“法”、“势”、“术”即管理制度、管理权威与管理技巧的完美结合。
法家明确赞同“法治”而反对“人治”，主张时时事事都必须严格遵循既定的法令、规则，而绝对不能只依赖管理者的主观判断或个人好恶。
法家相信，如果坚守法制，哪怕是平庸普通的人也能成功地进行管理；但若抛开法制，才能超卓的人也必然会面临失败。
法家还看到，“徒法不足以自行”，仅有管理制度，没有强力、灵活的推行措施，也不行。
所以，管理权威和管理技巧也是必须的。
法家将管理权威分为“自然之势”和“人为之势”，前者指管理者在既成条件下（如受委任）所获得的权威，后者指管理者利用各种资源自行创造的权威。
法家尤其注重充分利用和强化“自然之势”，主动创设“人为之势”，并以此为后盾，保证管理制度的实施。
法家通常较少理会人的道德修养和社会伦理准则，往往有“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之嫌，但其管理技巧却比其他各家都要丰富。
在组织机构的建立、职位的设置、人员的选拔、授权、监督、考查等方面，法家提供了中国古代管理从理论走向实践的极佳范例。
（历史上，法家代表人物大多有丰富的执政和管理经验。
虽然这些人物所获毁誉各异，但法家理论却从未被遗忘过。
）即便在今天，我们也仍能从中不断寻求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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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兵家。
兵家管理的领域主要在于军事，但其中蕴涵的管理战略、策略、方略，对其他领域无疑也有借鉴价值。
在管理战略方面，兵家讲究运筹谋划，强调管理者审时度势，对外界环境和组织内部有清醒正确的认识，并据此作出判断和决定。
在管理策略方面，兵家提出要“因变制胜”，强调“变”的因素，要求管理者对各种变化及时作出反应，并能积极创新求变，时时处处占据主动，不受制于人。
在管理方略方面，兵家提出分级管理的原则：要想管理很多人像管理很少人一样轻松，就须依靠组织和编制的作用；要想形成富有效率的组织，就须以严格的纪律、法令进行层层控制，辅以思想教育，对下属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并形成特定的层级制度，以做到首尾一致，令行禁止。
兵家因擅于计算、预测，强调变数而备受经济界和企业界的关注。
有人认为，在今天的市场经济（尤其是市场尚未完全规范化）环境中，兵家思想将大有用武之地。
一些涉足中国市场的外国公司在关注中国文化背景时，也确实将兵家学说放在了重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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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关于上面四家思想的论述，仅是我个人所理解和感兴趣的部分，绝非其全貌。
并且，在历经千年的治国、管理实践中，儒、道、法、兵四家的理论也绝不是截然分开、孤立存在的，他们往往彼此充实、互相吸纳地被结合起来运用。
我们今天所要考察、研究的，也不应止于对各家学说的分判，而要力求将这些先哲智慧的结晶，融汇起来，转化为有利于现实的管理理念、管理方法。
求采纳，共两篇
苏轼是否具有儒家、道家和佛教思想
可以这样说的~~~ 以儒治世,以佛治心,以道治身 不过“儒、道、释”的说法似乎更多些~~ 苏轼与古代士人儒道互补的人格精神 苏轼是中国古代才能最为全面的文化巨匠。
然而，才能既为他带来了荣耀，也带来了炒难。
终其一生，他在仁途上两起两落，虽曾官至礼部尚书，但先后不容于改革派和守旧派，几次因诗文获罪，“乌台诗案”甚至使使他差点丢了性命。
苏轼在一生中所经历的大喜大悲，绝非一般士人所能想象。
在沉浮不定、变幻无常的苦乐人生面前，苏轼表现出极强的适应能力。
在其诗文中，责任感、使命感与归隐山林之念相交织，反映了他豁达的人生态度。
从思想根源上说，受宋代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学术思想大势的影响，苏轼的“蜀学”也将儒家入世哲学与佛老出世精神相融合，呈现出鲜明的儒道互补的特点。
构成苏轼人格精神主流的，是传统儒家思想。
在仁途顺利时，其锐意进取、济世报国的入世精神始终十分强劲。
苏轼在其中年政论文章中就曾一再阐发《易经》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思想，希望“天子一日赫然奋其刚健之威”，能动于改革，为变法摇旗呐喊 。
对于王安石变法，苏轼虽因过于夸大变法的流弊而持守旧观点，但在守旧派废除新法时，他却不惜丢掉高官厚禄，与司马光当面顶撞，力言保存免役法之必要。
在苏轼的豪放风格的词作中，这种入世精神表露无遗。
1074年，入仕不久的苏轼在自杭州通判调密州知州的赴任途中，第一次以豪放词风写下了自己的宏大抱负： 当时共客长客，似二陆初来俱少年。
致君尧舜，此事何难
用舍其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看
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
（《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 词中抒发了自己欲辅当今皇帝为圣君的大志，充满着对自己治国平天下之才的极度自信，并表达出一种对自主选择进退的自豪感。
一个才华横溢、英气勃发的苏轼跃然纸上。
苏轼在密州任知州时，一方面从儒家的高度责任感出发，对人民的疾苦表现出深切的关怀和歉疚：“秋禾不满眼，宿麦种亦稀。
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肤肌。
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
(《和孔郎中荆林马上见寄》)。
另一方面他又以古代豪杰自比，表达出强烈的报效国家民族于疆场的愿望：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
锦帽貂裘，千骑卷平风。
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
鬓微霜，又何妨
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
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江城子·密州出猎》） 即使在政治上连遭打击之时，苏轼的进取精神仍未完全磨灭。
谪居海南期间，他写下了这样的词句：“君命重，臣节在。
新恩犹可觊，旧学终难改”（《千秋岁·次韵少游》），表达了他不忘自己的使命，虽历经磨难仍不改报效国家的政治抱负。
苏轼一生有两次大的失意，先后谪居黄州、惠州、儋州共达十余年。
在这些时日里，他更多地把佛老思想作为自己的人生指南。
谪居黄州时，苏轼曾写下这样的诗句：“吾生本无待，俯仰了此世。
念念自成劫，尘尘各有际。
下观生物息，相吹等蚊蚋”（《迁居》）这表明道家的逍遥游世的人生态度这时已对他发生了重要影响。
此时，一种退隐之念油然而生：“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临江仙·夜归临皋》）。
有时，他也不免有一丝失意状态下的伤感，吟唱出“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多情却被无情恼”等名句。
在其失意之时，佛道出世界频频出于笔端。
倾心佛老，并不表明苏轼已隐于消沉而不能自拔。
在给友人的信中，他说：“学佛老者，本期于静而达。
静似懒，达似放。
学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为无害。
”这表明，他信佛老，意在完善人格修养。
在惠州时，他写下了“胜固欣然，败亦可喜。
优哉游哉，聊复尔耳”（《观棋》）的名句，表现了一种超然于纷争之处的淡泊心境。
道家的清静无为、超然尘世的思想，在苏轼那里已成为一种人生态度的旷达：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情。
（《定风波》） 这是一种宠辱不惊、履险如夷、临危若素的大彻大悟的人生哲学。
有了这种人生境界，即使长期身居天涯海角，他也达观地看待身边的一切： 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
便丐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
春幡春胜，一阵春风吹酒醒。
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
（《减字木兰花》） 这是一种随遇而安的自适的心态。
在生机勃勃的大自然面前，个人的进退成败已变得微不足道。
胸中的荣辱得失之念已成为眼云烟。
苏轼以儒道交替为主调的人生观，反映了封建专制时代知识分子在极为有限的自由时空中寻求生命价值实现途径的独特心态。
随着宋代以后封建君主个人独裁的加剧，文人士大夫们的人格被进一步压缩，其个人的理想往往被至高无上的皇权所粉碎。
他们不得不通过恬淡生活的追求以自娱，退隐山林，保持品节，超然于物外。
然而，对于不少有志之士来说，一旦有了机会，他们就表现出急切的建功立业之心，为维护封建统治失序而殚思竭虑。
这是一种“儒道互补”的人格模式。
“儒道互补”人格模式与传统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主张是一致的。
苏轼与陶渊明都是这一人格模式的典型代表。
苏轼晚年几乎把陶渊明诗全部和了一遍。
这不仅使苏诗在艺术上攀升到了更新的高度，而且使苏轼与陶渊明一起，成为中国古代两个“儒道互补”人格模式的典范。
以苏轻绝妙的诗词、文赋为载体，以共独特的人格魅力为榜样，“儒道互补”对封建时代后期的知识分子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成为他们所普遍奉行的人格模式。
佛家道家的经典语录
《安心法门》 ------------------达摩祖师迷时人逐法，解时法逐人。
解时识摄色，迷时色摄识。
但有心分别计较自心现量者，悉皆是梦；若识心寂灭，无一切念处，是名正觉。
问：云何自心现量
答：见一切法有，有不自有，自心计作有；见一切法无，无不自无，自心计作无；乃至一切法亦如是，并是自心计作有，自心计作无。
又若人造一切罪，自见己之法王，即得解脱。
若从事上得解者气力壮，从事中见法者，即处处不失念；从文字解者气力弱，即事即法者深。
从汝种种运为跳踉颠蹶，悉不出法界；若以法界入法界，即是痴人；凡有施为，皆不出法界心，何以故
心体是法界故。
问：世间人种种学问，云何不得道
答：由见己故，所以不得道；己者，我也。
至人逢苦不忧，遇乐不喜，由不见己故，所以不知苦乐，由亡己故，得至虚无；己尚自亡，更有何物而不亡也
问：说法既空，阿谁修道
答：有阿谁须修道
若无阿谁，即不须修道。
阿谁者亦我也。
若无我者，逢物不生是非，是者我自是，而物非是也；非者我自非，而物非非也；即心无心，是为通达佛道；即物不起见，是名达道。
逢物直达，知其本源，此人慧眼开。
智者任物不任己，即无取舍违顺；愚人任己不任物，即有取舍违顺。
不见一物，名为见道；不行一物，名为行道。
一切处无心，即作处无作处。
无作法，即见佛。
若见相时，即一切处见鬼；取相故，堕地狱；观法故，得解脱；若见忆想分别，即受镬汤炉炭等事，现见生死相。
若见法界性，即涅盘性。
无忆相分别，即是法界性。
心非色，故非有。
用而不废，故非无。
用而常空，故非有。
空而常用，故非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