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道德绑架”的名言有哪些
“彭宇案”、“许云鹤案”这些因道德、诚信、良心而引发的社会受关注事件仍在人们心中留有余悸的时候，秋风瑟瑟的十月又一起新的“道德”事件引发了社会各届全民讨论，也让这个秋天更添了寒意——广东佛山2岁女童连续两次被车碾压，18位路人无一人上前施救，最终那位救女童阿姨是一位处在社会底层的拾荒者——是什么样的道德标准，让18位路人漠然离去
是什么样的道德标准，让捡垃圾的阿姨热心施救
是什么样的道德标准横在了当今社会
今天作文频道就事论事，就近几年频发的社会道德事件，为同学们搜索了一系列关于“道德”的作文素材、时事素材，从道德的定义、道德观、时事案例等方面全面讨论“道德”，道德缺失作文素材。
【事件回放】2011年10月13日下午5时30分许，一出惨剧发生在佛山南海黄岐广佛五金城：女童遭两车碾压年仅两岁的女童小悦悦走在巷子里，被一辆面包车两次碾压，几分钟后又被一小型货柜车碾过。
而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七分钟内在女童身边经过的十几个路人，对此不闻不问。
最后，一位捡垃圾的阿姨把小悦悦抱到路边并找到她的妈妈。
现在小悦悦在广州军区总医院重症监护室，接近脑死亡，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眼睛看到的未必是真相何况是听到的打一句名言
材料题目：阅读下面的文字，按要文。
（70分）（2012年3月厦门市高中毕业班考试质检优秀作文）有人说听为虚，眼见为实，人要相信自己的眼睛；也有人说，世界上最具欺骗性的东西或许就是眼睛了，人不能轻易相信自己的眼睛。
理解上面的材料，联系实际，写一篇议论文或记叙文，角度自选，立意自定，不少于800字。
一、题意简析材料提供了两种对立的观点：“人要相信自己的眼睛”和“人不能轻易相信自己的眼睛”。
“人要相信自己的眼睛”，针对的是生活中人们习惯于道听途说，没有自己的观察和发现，人云亦云，提出要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用自己的眼睛去发现，不要轻易相信别人的说法。
清朝诗人赵翼在《论诗》（五首之一）中说：“只眼须凭自主张，纷纷艺苑漫雌黄。
矮人看戏何曾见，都是随人说短长。
”这种“矮人看戏”的现象在生活中并不少见，自己并没有看见，却随人说短长，被他人的说法所绑架，结果丧失自我，徒留笑柄。
提倡用自己的眼睛观察和发现并没有错，问题是现实是复杂的，我们的眼睛所看到的有时恰恰背离事情的真相，如果轻易相信自己的眼睛，以为自己看到了就一定是真的，则有可能远离真相，被假象所欺骗，从而影响自己对事物的正确判断。
从这样的意义上说，世界上最具有欺骗性的东西或许就是眼睛了，人确实不能轻易相信自己的眼睛。
两种观点相比较，第二种观点显然是对第一种观点的修正和提升。
人当然要相信自己的眼睛，要自己主动地去观察，去发现，但凡事不问青红皂白，以为只要自己看到了就一定错不了，就切近了事物的本质，那就不对了。
在自己观察和发现的基础之上，还必须用大脑去仔细过滤，用心去思考鉴别，应如鲁迅所说，涵养一双会看夜的眼睛，正面文章不妨从反面看，反面文章不妨从正面看，凡事多问一个为什么，多一点质疑和批判，这样才不会陷入瞒和骗的泥淖。
生活中有很多成语、格言、警句，是某种生活经验和智慧的总结，孤立地看有道理，但如果脱离了具体语境，则又显得荒谬，比如：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不会过去近墨者黑\\\/\\\/近墨者未必黑沉默是金\\\/\\\/沉默不是金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王安石）\\\/\\\/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圣人，畏大人之言。
（孔子）……因此，这一类题的写作，有必要做到两点：第一，要有一定的思辨色彩。
所谓思辨，并不是简单地、程式化地呈现结论，而是在具体问题的辨析中富有逻辑性地将自己的思考和想法展现出来。
应该重视思考的过程，而不仅仅是思考的结论。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百闻不如一见，要亲自观察和发现，要相信自己的眼睛，不能用别人的眼睛看世界，这体现了实证精神，是科学理性态度的反映。
但是生活中却有很多人并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不愿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究其原因，无非是：一，自己像那个矮人似的确实看不到；二，自己可能并不真心想去看；三，自己习惯了用别人的眼睛去看。
如果是第一种原因，自己确实看不到是因为外部环境有意遮蔽和阻挡，那就有必要维护自己看的权益，要去争取，不但不争取，反而跟着别人起哄，则是深重奴性的体现；如果是第二种原因，自己并不真心想去看，却随声附和，人云亦云，信口雌黄，则是别有用心，心地阴暗；如果是第三种原因，放弃自我的权益，用别人的眼睛去看，长久以来便会形成一种惰性和惯性，这是对自我的放弃和消解。
人不能轻易地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眼睛所见的有可能是假象和错觉，容易被假象和错觉所蒙蔽。
为什么纷纭万象，举目所见，并不一定就是事物的真相呢
这有几种原因：一，世界是复杂的，而真相却是唯一，人们不可能百分百地接近真相，只可能通过各种碎片的拼接，尽可能接近和还原真相；二，人们因偏见、成见、私心、虚荣、幻觉等等的影响，会被浮云遮住望眼，选择性地去观察事实，结果无法发现真相，对自我、对他人、对世界都是这样；三，真相被某种看不见的手有意地掩盖和遮蔽，或者被假象粉饰，“你所看到的是我想让你看到的，你所听到的是我想让你听到的”。
因此，眼睛的观察与心灵的思考二者缺一不可，如果轻易地相信了自己的眼睛，没有心灵的参与，则无异于放弃了自己独立思考和判断的权利，是对人的价值的戏弄和辱没。
第二，要有思考生活的广度和深度。
文章要有现实感，要有对生活批判和反思的锋芒和锐气，不能没有观察生活的广度和深度。
所谓广度，就是对生活现象的联想要丰富；所谓深度，就是对生活现象的思考要深入，要有理性。
比如：事先没有对作品进行认真地阅读和研究，就随众人漫无边际地乱说，不负责任地瞎说，文艺批评领域这种不相信自己眼睛的现象并不少见，赞同或者反对，首先都要自己去看，而不能把看的权利交给别人，这其实是缺失了踏实严谨的作风，缺失了起码的责任感和敬重感，这种现象在生活的其他领域也是普遍存在的。
实地观察体验，对于文艺创作或许比读书还更重要。
从前中国文人喜游名山大川，一则增长阅历，一则吸纳自然界瑰奇壮丽之气与幽深玄妙之趣。
其实这种“气”与“趣”不只在自然界中可以见出，在一般人生世相中也可得到。
所以，文艺创作讲究要走向大地，走进生活，要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和发现。
对于官场中的人来看，也是这样的道理。
不被下面的人所蒙蔽，需要转变作风，踏实地走向基层，走向民间，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和发现，才不致于乱发号施令。
眼睛所看到的或许只是假象，要追究事物的本质，有必要对自己所看到的提出问题，加以质疑，不轻易相信也是一种可贵的品格。
物质的极度繁荣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的生活非常幸福，我们的心灵非常自由
经济的飞速发展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的国家已经十分强大，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可以备受尊崇
每年的出版物浩如烟海，文艺作品的产量一年多过一年，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的出版已非常自由，文化已非常繁荣
衣着光鲜，风光排场，名车豪宅，极尽奢华，是不是就意味着人生非常成功，自我的价值已经实现
我们的眼睛只看到舞台中心聚光灯下的荣耀与辉煌，然而那荣耀与辉煌的背后是否还有别样的东西值得我们去关注和品味
……二、写作角度这种对立观点式的题目写作时可以先分后合。
所谓先分，就是选择其中某一观点，结合实际去分析其中的道理；所谓后合，就是将两种对立观点综合起来作辩证分析。
或小处切入，或大处着手，或正面落笔，或反面剖析，或分析原因，或阐明结果……不管采用怎样的方式，关键是有生活，有想法，有自己思考的过程。
下面这些角度都可以视为切题：人要相信自己的眼睛眼见为实耳听为虚不能满足于听，还要自己看要维护自己看的权益无论赞成或者反对，先看了再说打破思维的惰性和惯性，自己去看不要人云亦云，要相信自己的眼睛要放出眼光，自己去看走向大地，走进民间，实地观察和体验……人不能轻易相信自己的眼睛运用脑髓与放出眼光，二者缺一不可人为什么会被假象所惑执着追求，冷静理性，发现真相要有一双会看夜的眼睛不要被表面文章所欺骗透过表象，探寻事物本质善于拨开蒙在事物身上的浮云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容易被所看到的欺骗打破妄自尊大的幻觉，平常地看待人我……三、文体选择选择了什么文体，则必须符合该文体的基本特征。
记叙文要通过对具体事件的描述，展现自己的心理和情感，融自己的思考于其中，不能缺少细节描写。
允许适当、合理的虚构，但虚构必须有生活的依据。
议论文说理是其本质特征，要善于根据自己所写的内容提炼观点，能够有条理地议论自己的观点。
在论述中，不止于“例证”，能“论证”，不停留于“怎么样”，能深入阐述“为什么”，辩证地分析、说理。
论证须合理，论证方法应用得当，推理合乎逻辑。
下面的问题应视为议论文的硬伤：1．观点不明或骑墙，没有自己基本的立场。
2．以叙代议，铺排罗列素材，没有基本的逻辑分析。
3．堆砌名人名事，提不出有针对性的现实问题，没有现实感。
4.过多地运用描写、抒情等表达方式，甚至生动的人物对话。
5.在同一个平面上堆砌材料，只有例子，缺乏论证。
优秀作文选其一：莫让一叶障明眸上帝赋予了人类一双明眸，给世界带来了五彩缤纷。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我们通过眼睛了解时事变迁，世间冷暖。
眼睛是我们最信任的朋友，却也是世界上最具欺骗性的东西。
“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被自己最信任的朋友欺骗是可怕的，唯有头脑清醒，明辨是非，才能避免这类悲剧的发生。
被眼睛欺骗祸害无穷。
因为信任，所以缺少防备，缺少“灾难”的天敌，后果可想而知。
楚怀王只看见奸臣的唯唯诺诺，却无视屈原等忠臣的赤胆忠心，只看见天下太平而无视秦人的虎视眈眈，落了个国家灭亡而身陷囹圄的下场。
前苏联领导人只看见兵强马壮，无视轻工业、农业的孱弱不堪，在美国总统里根“星球大战”计划的诱骗下更加穷兵黩武，结果亡党亡国，沦为笑柄。
当人类被眼前景象蒙骗时，头脑不再清醒，行为再不理智，酿出大祸亦在情理之中。
自康乾盛世之后沉浸在中央大国美梦中封关锁国的清王朝，无视奴隶制的剥夺人性和丧失人心的美国南方奴隶主，都难逃失败的厄运。
人类是聪明的，明眸是雪亮的，怎么这么容易被假象所欺骗呢
这是因为假象往往颇具迷惑性，就像外观鲜艳而内心腐烂的苹果，吃了才知道上当受骗。
利比亚人看见所谓“民主”的苹果，在西方国家唆使下不计后果地加入“吃苹果”的行列，把这个曾经的非洲富国拖入战争的深渊。
一年过去了，想象中的民主苹果不但不好吃，还会“拉肚子”，武装割据，国家分裂，社会秩序混乱笼罩着这个国家。
利比亚人傻吗
不是，是因为所谓民主的诱惑性太强，他们头脑一发热就被自己的眼睛骗了。
中国人盲目追求洋文凭洋学历，被它们的优点所吸引，结果“赔了青春又折钱”，连工作都找不到。
所以，为了不让假象遮住了我们明亮的双眼，我们不仅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更要善于总结历史教训，避免被相同的“叶子”遮挡眼睛。
看出前苏联穷兵黩武的巨大弊端，不被强大的军力蒙骗，提出和平发展战略，还主动裁军一百万，不仅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还使我国军队现代化进程大大加快。
唐太宗不被“贞观之治”所迷惑，居安思危，重用谏臣魏徵，给李唐王朝奠定三百年基底。
无数的事实证明，“以史为镜，可以明得失”，反思历史，明辨是非，障明眸的一叶定会自动飘走。
莫让一叶障明眸，头脑清醒辨是非。
不要轻易相信自己的眼睛，而要相信自己理性的判断。
做到了理性分析，汲取了前人的宝贵经验，我们就不必担心有物障目，我们的行为将更加理智，我们的成功指日可待。
优秀作文选其二：慧眼存真拉封丹曾说：“天目，并非与生俱来，只因察世间百态而得。
”有人相信眼睛，生活在自己的理想国之中，盲目的信任让他即使被骗也毫不察觉；有人不信眼睛，满腹的狐疑和猜忌让他变得敏感而多虑。
我们并非“生而知之者”，于是只能从过经验和教训中选择“信”或“不信”。
然而，其实这本不是是否相信眼睛的事情，而是当你在面对事物的表象时，是否有一双“慧眼”，是否能透过现象看本质，是否拥有清晰的判断力的问题。
民国时教育部长陈立夫曾下行政命令，要求西南联大必须按照教育部长规定，开设课程、考核学生。
这在当时，是“天经地义”，并被普遍遵守的规定。
然而哲学家冯友兰代表西南联大师生上书教育部，其言“同人不敏，窃有未喻”，独具慧眼，不苟同教育部之令，而坚持大学应有独立自由的学精神。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冯友兰教授始终坚持着的底线和原则——一方面他没有盲目相信所看到的其他大学在教育部勒令下唯唯诺诺学的情形，而是相信自己的判断——“同人不敏，窃有未喻”；另一方面，他拥有一双慧眼，提出行政不干预教育的原则，为西南联大在抗战时一枝独秀作了铺垫。
人们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又有人说：“世界上最具欺骗性的东西或许就是眼睛了。
”——其实这两句话看似不同，实则都反映了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缺乏真诚与信任，而多了几分猜疑的想法。
人们总是在担心自己被听到的话所欺骗，所以才有“眼见为实”；而又担心自己所看到的并非事实，又有了“不相信眼睛”。
究其根源，便是这物质丰富的社会有些人精于算计，而让公众失去了基本的信任，才会时刻担心被骗。
从掺假的毒奶粉，到“掺假”的学历；从伪造的虎照片，到被宰的游客……无不如此。
我们呼唤像冯友兰教授一样的人们，能在万目皆然时独具一双慧眼，参透现象，秉持正义；我们呼唤社会道德的回归，结束人们彼此之间的猜疑。
不论相不相信眼睛，只要社会拥有正义与道德，我们总能有一双“慧眼”，去辨识，去存真。
拜伦说：“我用双眼感知世界。
”的确，我们应存有一双慧眼，去感知，去改善这个世界，这个我们心灵栖息的世界……优秀作文选其三：执象而求，咫尺千里德国“视觉领袖”展览上，一幅倒置的美人肖像吸引众人眼球，而当它被正放时，观众一片惊呼，因那美人实际长得奇丑，简直是个“四不像”。
如果说这是利用了眼睛的错觉，也有灵性大师奥修看似掌握真理，私下却过着奢侈荒淫的生活，他利用人们对其表象的信赖，建立起与道德背道而驰的“王国”。
单纯的视觉假象使人落入圈套，而精密筹划的骗局更能将人玩弄于掌心。
因此“眼见为实”的训条早已不再适用，你不见用科技手段造假造谣的事屡屡发生吗
眼睛是顾城寻求光明的工具，但在科技对真相的蚕食面前，真正应当被拿起的，是思想。
“执象而求，咫尺千里”，而怀疑的精神与不竭的思想，才能将人解救于盲目的迷信之中。
孱弱的古人只能依眼睛而坚信“地正方圆”，难道二十一世纪的人们经历世代的彻悟之后仍执着于肉眼所“证实”的世界，以之为真相所在吗
肉眼往往将人限定于浅层的表相中，而通过思维的运转，人才会真正接近真相，接近真理。
所以，本雅明说：“笃信不具有创造力，怀疑才具有创造力。
”所以，闭上眼吧，人眼前的假象如何扭捏作态，内心的思考才能予人答案。
心理学家武志红说：“看见的境界，并不是达到的境界。
”而“达到”在哪呢
在于思考。
在思考中，人才能超逾现有的存在与限定，揭示荒谬，寻找真实的存在。
卡夫卡曾说：与现实的直接联系使他不自由。
因此他写《饥饿艺术家》，艺术家拒绝进食，拒绝他人的施予，即使在生命殆尽之前仍不退却，因为“没有适合的食物”。
是的，因为人真正需要的不是那些花俏“美味”的表面答案，人需要的是挣脱眼前的独立思考，在思考中构成个人价值体系，在思考中锻炼出真正的判断力与追求真相的能力，否则人只能像被囚禁于牢笼中的饿狮，等待喂食，失去真正的自主力。
我们需要的，不是等待他们提供表象再被动地用视觉去接受所谓的真象，否则将背离深层的内涵。
雪莱曾说：“浅水是喧哗的，深水是沉默的。
”浅水波浪易被发现，但唯有思想能使人深入水的内部，找到它的本质。
即使真相沉默于水底，我也将在思想之中独立、探索，在探索之后将其捉出水面，去唤醒那些执象而求之人。
以独立之思，对盲目之眼。
优秀作文选其四：以心为眼，汇聚光芒当时代的航船驶进莫测的水道，当聒噪的声音渐渐污染我们的视听，焦虑的空气中浮动着危言耸听，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下，你我是否能坚持着敢于看，敢于听，敢于梦想，敢于思考
也许眼睛所见不一定真切可靠，但心灵的尺度定能助我们摆脱混浊，看清世界。
卡夫卡有言：“在不义面前，唯有受难才使我们与世界建立良好的关联。
”越是污浊不清之时，就越是需要一种独立、理性的思考，眼睛可能欺骗我们，但心灵不会。
辜鸿铭曾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但你们心中的辫子是无形的”，只有扯掉心中无形的辫子，摘去有色眼镜，以真切、实在的心灵感知去认识这个社会，以思考去甄别这个世界，才能摆脱“雾里看花、水中望月”的视觉窘境，觅得清晰透亮的社会真相。
如何坚守良知与理性，站在时代的高地上瞭望旷野与星空
那便是在睁眼观察的同时，以道义为尺，以理性为界。
如马寅初在祖国沉浸在“多子多福”遐思中时“宁鸣而死”地提出了人口药方，或如索尔仁尼琴目睹苏联国家机器那习以为常的黑暗时以思想为“牛犊顶橡树”，他们即便也被那时代的黑布遮蔽双眼混淆视听，却拿起了堂·吉诃德的长枪无畏地刺破黑暗，以理性思考唤醒国人的明天。
有人说，假如黑夜如此沉沦，我们能否自遮双眼，不去听不去想
不然。
虽然我们所见不一定真实可靠，但也决不能因噎废食。
卡尔维诺在《烟云》中说，“只有呼吸着今天早晨这样雾蒙蒙的空气，才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当视野中充满迷蒙时，我们更应扩大视听，多角度、多方位地了解问题，厘清实质。
托马斯曼感慨道：“那时我们还没被生活撞疼，我们还敢于看，敢于想，敢于做梦，敢于思考。
”在现实的迷雾前，尤其不能失去的就是探询真相，解决问题的勇气。
毕飞宇的小说里曾有这样的情节：一把手电筒被失手扔进黑暗河水里，它的光亮就永远在沉沉的河水中坚持着。
从在文革时坚守自我的顾准，到舌战群儒舍命救黄河的黄万里，甚至是“打假斗士”方舟子与“侠女墨客”龙应台，他们都是社会的光束，为时代航船的前行照亮了方向，也为普罗大众们擦亮了心灵的双眼，扫去了睫毛上的灰尘。
眼睛可能欺骗我们，但心灵不会，只有坚持理性独立的思考，勇于担起时代的责任，以心灵眼，才能聚起冲破迷雾的光芒，足以充塞天地，烛照人间。
优秀作文选其五：让理性为眼睛松绑这是一个充满机智巧械的年代，纷繁杂沓的世相令人眼花缭乱，诚然，有人认为要相信眼睛，然而，人们常囿于视觉角度的单一而迷乱了心智，南辕北辙。
因此，在人生中，我们不能在懵懂中轻信眼睛，而应用理性为我们的眼睛抚去尘埃，拓宽人生的视野。
“时间是我垂钓的溪，我喝溪水，却窥见了它清澈的底。
”梭罗的感叹道破天机，若仅是用肉体的眼睛，我们又如何能理性地看待历史
若是凄惶于自己未曾看见，人生就会沦为表面现象的跑马地，看待人生，求索世界，唯有用理性的曙光为我们引路，不仅只是用眼，我们才能建立本心的眼光亟需的坐标系。
莫让浮象绑架我们的眼睛。
用理性的思维而不仅是眼睛，我们才能勘破事物的真相。
柴静深谙此道，在这个迷雾缭绕的社会，她用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的理智，从上海倒楼，到华南虎事件再到学术造假，她并非仅沉溺于事物的表相，而是理性分析事情的本质，扫开虚假的浮相，点评时事，一针见血，剖析热点，理性客观，以理性的目光还冰山一角一个真实面貌。
平心而论，用外在的眼睛来看待世界本无可厚非，但眼睛所及之处毕竟有限，若是纵容理性的缺席，默许心智的沉默，眼睛就会成为迷乱众人的帮凶，正如柏拉图所言：“在短暂的生命中寻找永恒。
”我想，人生的永恒便贮藏在理性中，而非事物的表相。
现代观念市场中，对于社会和个人，眼睛并非主导，理性的君临才是正确之道。
“药家鑫”一案中，作为揭发的先驱，张显如今却因诽谤而被控告。
静言思之，网民们仅相信看到的，而忘却了理性的重要性，竟误信了“富二代”等莫须有的标签。
于是我们可见，只有视觉，没有理性，社会便会沦为情绪信笔涂鸦的画板，重拾理性，社会才会流淌善良的血液，众人之眼才会松绑。
作为具体而微的个体，我们该如何排除眼前表象的干扰
我无法给出一个标准答案，只因人生多样性否定了一个通法的存在。
然而，有个原则是不变的，那便是人们在迷惘之际，应乞灵于自己的理性，而非仅依赖于眼睛，唯有此，人生的生机方可乍现，浮华的外相对眼睛的误导才能被抵制。
让理性为眼睛松绑。
优秀作文选其六：慧眼还须思考相助龙应台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抔泥土，在社会纷繁的手中搓揉成形。
”的确，倘若一时偏听，一阵盲从，只观其表而不顾内里，那么人又与任由摆布的泥土何异
双眼所见固然有其欺骗性，全盘否定是谓不智，不加判别便囊括胸中亦是愚举。
慧眼，是我们必须的，而慧眼之外，我们更应让思考来相助。
惟有此，方能免于如泥土般思想匮乏，任社会表象搓揉的可悲境地。
眼见之虚实，取决于自己如何思考，香港与内地骂战一起，你我纷纷站队加入。
只见“蝗虫论”满天飞舞，便双眼冒火以国骂回敬。
只看到孔庆东贬港人为非人动物，便将其捧为“民族英雄”。
究其根本，骂战双方到底是深思熟虑之后的怒而回击，还是受了眼前所见的蒙骗而随波逐流
无怪乎香港学者梁文道发文呼吁港、陆同胞要冷思考，呼吁有识之士的纠偏。
并非人人皆是火眼金睛，尤其是在此类群体性骂战中。
在现代传媒的推波助澜下，人们极可能只因眼角余光瞟到的一句偏颇之言而丧失思考的能力，转而成为被“所见”蒙蔽的偏激之人。
港、陆骂战亦是如此，见到蝗虫标语，为何不款款对唱《东方之珠》以显宽容
见到双非“孕妇”，为何不加以劝告以显人道，用思考为慧眼添花
深谙思考之人方能做到真正的“以我观物，物皆著我之色彩”。
归真堂在讨伐声中卷土重来，申报上市。
它斥责人们“只看到黑熊偶然的嚎叫”，它告诉人们“无痛取胆让黑熊很舒服”。
归真堂以“利益”观物，所见的自然全是熊胆换回的黄金。
而为黑熊惨状所触动，思绪万千的我们所见的便是归真堂之市侩残暴嘴脸。
故所见皆为实，关键是人们的思考方式。
我们庆幸有识之士目睹黑熊惨况后的奔走相救，也对冷思考助就一双慧眼深信不疑。
王小波曾言：“生活是天籁，需要静神凝听。
”这便是告诉我们，不要只因一时所见丧失理智或轻易相信，生活的百态需要凝神思考再加以回应。
倘若不加思考，人便沦为龙应台口中的“泥土”，更无慧眼可言。
倘若静神凝听，人便不致遭受盲目的欺骗，成为不理智的牺牲者。
慧眼还须思考相助，特别是在这么一个变幻莫测的时代，眼前所见可虚可实，一切只在自己的思考。
优秀作文选其七：真知灼见，需亲眼所见如今是盲目跟风的时代。
手指轻动，微博便转发了。
一个泄怒，万人慨之，一人不幸，万人哀之。
但早在五四运动大潮中胡适便指出：“今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之所非未必真非。
”但仍有许多人流连于他人的见解，反刍同类人的意见。
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丢弃别人带给我们的世界吧，我们需要亲眼所见，我们需要以自己为视角的真知灼见。
盲目的听从，不仅无法真切认识本质，还会带来个体意识的矮化。
梁文道说：“许多人不求深思，只求思考的姿态。
”的确，众人之见，未必是亲眼所见，大多只是以他人之见来享受视觉的快乐。
浮躁的网民习惯群起而攻之，但未尝不是有胆识之人的附庸
偶尔兵分两路以成所谓的“思辨”，但未尝不是慢慢演替为立场之争
韩寒说自己“是个没有立场只分对错的人”，但我更希望社会有的韩寒从大众视野中脱离去开拓个体的独立视角，去塑造敢于自见的个体意识，正如康德所言：“有个性才是个人。
”相信自己的眼睛，有赖于善于观察与乐于发现的习惯，也需果敢的质疑。
列夫·托尔斯泰从不相信纸上的社会报道，也果断放弃优渥的生活而去乡下务农，他需要以自己的眼睛去体察民生疾苦，他需要以自己的眼睛为视角去洞察人性深处。
相信自己的眼睛不仅是视觉的乐趣，还会带来独到之见。
陈丹青坦言下乡的日子使他有机会认识生活，从而塑造了今日别具一格的画风；牛顿的质疑也源于他相信己见而非书上之理，万有引力定律即是从眼睛到思维的完美体验。
相信自己的视角，便发现一切。
而对自己所见之肯定与信任，还需独立意识的觉醒。
美国《时代》杂志将年度人物奖颁予全球“示威群众”，他们相信所见之现实的独立意识象征着草根阶层的崛起与官民关系的更新；蔡元培的独立意识使他发现诸多不公后愤然辞去北大校长之职：梁漱溟的独立意识使他在亲自探访了广大乡村后以自己亲眼所见来公然质疑。
独立意识和个体觉醒为个体的视野提供了保障，为个体能脱离大众审美而追求真知灼见保驾护航。
也许有人说，眼睛是易将人欺骗，但我以为，亲眼所见才是自己所处的世界，他见永不比己见更有说服力。
相信自己的眼睛，不因他者带来视觉误差，源于对个人视野的享受与个体意识的觉醒。
每个人眼中都是不一样的世界，相信自己的眼睛，便有了无数不一样的世界，和而不同的看法，与无数卓尔不群的真知灼见。
美国警察经常说的那句,你有权保持沉默什么的,有什么来历
一、“你保持沉默
”——来熟悉美国片的读者，对警察向犯罪嫌疑人说出的第一句话耳熟能详：“。
如果你不保持沉默，那么你所说的一切都能够用来在法庭作为控告你的证据。
你有权在受审时请律师在一旁咨询。
如果你付不起律师费的话，法庭会为你免费提供律师。
你是否完全了解你的上述权利
”这句话就是著名的“”，也称“米 兰达告诫”，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被讯问时，有保持沉默和拒绝回答的权利。
这一告诫的形成，缘于美国的一个案例。
事情是这样的：米兰达是一个青年，他在1963年被亚利桑那凤凰城警方以绑架和强奸一个18 岁弱智少女罪名逮捕。
他在警察局接受了两小时的讯问后，签下一份坦白文件。
但是事后，他又说并不知道“宪法第五修正案”赋予了他沉默的权利。
也就是说，米兰达不知道自己有沉默权，也不知道自己有取得律师帮助的权利，而警察也没有告诉过他。
他的律师在法庭上抗议说，根据宪法，米兰达的坦白不可以作为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的证据。
虽然已经存在了近200年，直到上世纪60年代初，美国司法一直沿用历史上传下来的原则：要是嫌犯“自愿”作出的坦白，就可以递交法庭作为证据。
并不强调警察必须告知嫌犯他有什么样的权利。
“自愿”而不是强迫，是那个时候惟一的标准。
所以，米兰达的坦白还是作为主要证据，在法庭上将他定了罪。
他被判了20年监禁。
他以自己“没有被告知权利”作为理由，一路上诉到联邦，接受的复审。
1966年，沃伦首席大法官主持的作出裁决，指出公民在接受讯问以前有权知道自己的宪法第五修正案权利，警察有义务将它告诉嫌犯，告知权利之后，才能讯问。
因此，米兰达一案被宣布无效，发回重审。
从此以后，如果在抓人的时候忘了这几句关键的话，那么人犯所作的一切供词在审理时都将被判无效，而最终人犯也可能会被法庭放走，因为他的权利在逮捕时受到了侵犯。
自1966年起，美国所有的警察在讯问嫌犯以前，都必须将“”先告诉嫌犯，不管警察那时候是多么忙乱，多么匆忙，心情多么不好，形势是多么紧张。
这就是著名的“米兰达警告”的由来。
说到这里，你一定想知道35年前米兰达一案发回重审的结果吧
最高法院作出米兰达一案裁决以后，米兰达一案重新开庭，重新甄选陪审员，重新递审证据。
米兰达本人原来的坦白当然是不能用了，幸好检方找到了新的证据。
米兰达曾经跟以前的女朋友吹嘘过自己的犯罪经历，警察找到了这个女朋友，她在法庭上作了证。
米兰达再次被判定有罪。
1972年，米兰达获假释出狱。
1976年，34岁的米兰达在酒吧里与人争执斗殴，被刺身亡。
警察逮捕了一个刺杀他的嫌疑犯。
在讯问开始前，警察向嫌犯传达了“米兰达警告”，嫌犯选择保持沉默，但警察还是依法将其起诉。
二、Miranda Warnings(米兰达警告)You have the right to remain silent and refuse to answer questions.Anything you do say may be used against you in a court of law.You have the right to consult an attorney before speaking to the police and to have an attorney present during questioning now or in the future.If you cannot afford an attorney, one will be appointed for you before any questioning if you wish.If you decide to answer questions now without an attorney present you will still have the right to stop answering at any time until you talk to an attorney.Knowing and understanding your rights as I have explained them to you, are you willing to answer my questions without an attorney present?宪法要求我告知你以下权利：1.，你对任何一个警察所说的一切都将可能被作为法庭对你不利的证据。
2.你有权利在接受警察询问之前委托律师，他（她）可以陪伴你受询问的全过程。
3.如果你付不起律师费，只要你愿意，在所有询问之前将免费为你提供一名律师。
4.如果你愿意回答问题，你在任何时间都可以终止谈话。
如果你希望跟你对律师谈话，你可以在任何时间停止回答问题，并且你可以让律师一直伴随你询问的全过程。
三、“9·11”事件之后，受国内反恐形势影响，被告人是否拥有沉默权，再次成为司法界的争论话题。
许多旗帜鲜明的自由派人士，也开始反思过去的观点，甚至提出令公众大跌眼镜的建议。
读过法学院的人，多被问过这么一道哈佛“公正课”式的问题：一颗核弹即将在市中心引爆，一名嫌犯知道核弹的藏匿地点，但抵死不招，政府能否以刑讯手段，逼迫他招认
正方反方，都能搬出许多道理。
有人说，刑讯是小恶，恐怖事件是大恶，政府可以用小恶制止大恶。
也有人说，，今天你以反恐为由施暴，明天就可以公共安全为借口，任意滥用刑讯，所以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捍卫程序正义。
后一种说法，始终有点儿一厢情愿的味道。
事实上，几乎没有任何一国政府，在面对极端恐怖事件时，能够坚守住程序正义的底线。
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在新近出版的自传中就承认，“9·11”事件后，为防止更多的恐怖袭击，他亲自批准过对多名“基地”组织成员动用水刑。
而类似的法律、道德困境，后来也成为诸多影视剧的主题，如著名剧集、电影。
有意思的是，编剧自己也清楚，倡导紧急状况下的刑讯，是一种“政治不正确”，所以尽管观众看得开心、解气，编剧事后总会给主人公安排一些法律上的“麻烦”。
说到美剧，没有什么比“。
你所说的每句话，将成为呈堂证供”这段台词更加深入人心了。
而它的出处，正是联邦最高法院1966年判决的“米兰达诉案”。
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为防止政府屈打成招、制造冤狱，专门设定了“不自证己罪特权”，规定“任何人于任何刑事案件中，不得被强迫成为对自己不利的证人”。
但是，在1966年之前，这项特权并没有得到程序保障。
警察经常在讯问嫌疑人前，不告诉他们其实有保持沉默和聘请律师在场的权利。
为此，最高法院在“米兰达案”判决中明确宣布，警察讯问嫌犯前，必须进行权利告知，否则的话，靠讯问获得的证言或证物，统统无效。
“米兰达案”判决在保障刑事被告人权方面，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却受到保守派民众的批判和攻击，他们认为这样的规定束缚警察手脚，不利于维护“法律和秩序”。
1984年，最高法院不得不在“纽约州诉夸尔斯案”中，创设了“公共安全”例外。
在这起案件中，警察逮捕一名强奸嫌犯时，发现他身携枪套，便问道：“枪呢
”根据嫌犯指认，警察找到一把手枪。
最高法院在判决中认定，警察如果为保护公共安全，可以未经“米兰达告知”，直接讯问嫌犯。
2000年，保守派大法官已在最高法院占据多数席位，他们打算借“迪克森诉美国案”，推翻“米兰达案”。
此案庭审期间，斯蒂芬·布雷耶大法官语重心长地说：“全世界估计有20亿人听过这些话。
在他被讯问之前，他会被告知，他有权保持沉默，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将作为呈堂证供，在律师赶到之前，他可以什么也不说，如果请不起律师，政府可以为他指定一个。
在已经过去的30年中，这些话成为美国司法文明的重要标志，难道不是这样吗
”或许是这番话提醒了部分保守派大法官，他们几经斟酌后，还是决定对“米兰达案”手下留情。
首席大法官伦奎斯特执笔的判决意见坦陈：“‘米兰达案’判决已经融入了警方的日常工作，并成为在这个国家的文化的一部分。
”自此案之后，“米兰达案”判决才正式进入安全领域。
“9·11”事件之后，受国内反恐形势影响，被告人是否拥有沉默权，再次成为司法界的争论话题。
许多旗帜鲜明的自由派人士，也开始反思过去的观点，甚至提出令公众大跌眼镜的建议。
例如，全美最负盛名的刑辩律师、哈佛法学院教授艾伦·德肖维茨负提出，对于某些恐怖分子，可以在经过严格举证和审批之后，对其实施刑讯，刑讯强度应以不威胁其生命为限。
2003年，最高法院作出的“查韦斯诉马丁内斯案”判决，则从侧面说明，部分大法官其实支持这一做法。
“查韦斯案”与恐怖活动完全无关。
本案中，加州公民马丁内斯骑车上班路上，被正在缉查违禁药品的警察截停。
一名警察试图用手铐铐上他，马丁内斯奋起反抗。
警察随即开枪。
马丁内斯身中五弹，被送往医院急救。
在医院抢救期间，警官查韦斯讯问了马丁内斯。
后者承认自己当时抢了警察的枪，并用枪指着一名警察，所以才中枪。
整个讯问过程，都被警方录音。
由于枪伤使马丁内斯终身瘫痪，双目失明，政府未追诉他责任。
但马丁内斯还是以滥用暴力为由，将警方告上法庭。
庭审过程中，警方出示了当时的讯问录音，试图证明开枪的必要性与合法性。
马丁内斯的律师则提出：警察在讯问自己的当事人之前，并未告知他的“米兰达权利”，而且用中断治疗对他进行威胁，所以相关录音不得作为呈堂证供。
地区法院支持了马丁内斯的诉求，宣布将录音排除在证据之外。
上诉法院维持原判，警方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
本案的法律争议是：如果一个人并不会在刑事案件中受到追诉，对他的强制讯问，是否违反宪法第五修正案的“不得自证己罪条款”
2003年5月27日，九位大法官以6票对3票判定：警方对马丁内斯的讯问录音属于有效证据，不得被排除。
保守派大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主笔的判决意见指出：宪法第六修正案的确规定“任何人于任何刑事案件中，不得被强迫成为对自己不利的证人”。
而马丁内斯的证词，也的确对他不利。
但是，本案并非刑事案件，马丁内斯虽然拒捕，却没有受到任何刑事追诉，所以，警察讯问他之前，无须进行“米兰达告知”。
不要小看这个判决的意义，德肖维茨教授为了分析此案，专门写了本书，名叫《我们真有沉默权吗
强制讯问和“9·11”之后的第五修正案》。
他认为，按照大法官们在这起案件中的推理，一个人只要不会受到刑事追诉，或者被豁免刑事责任，就失去了保持沉默的权利。
换言之，警察为探知炸弹的下落、疑犯的踪迹，只要相关证言不会使“证人”本身受到刑事追诉，就可以有恃无恐地对“证人”动用强制措施。
而“证人”们唯一的法律依靠，将只剩下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
如何处理这个道德与法律上的双重困境，是时间老人甩给未来法律人的一道难题。
题目是“人情之上,必有规则”的作文
2012年6月9日上海发生的一件事引发了一场关于规则与人情的争议。
一名参加高考的学生，因为自行车坏了，结果迟到了2分钟。
考场工作人员按照有关规定，拒绝考生进入考场。
考生的妈妈先求情，后下跪，工作人员仍不允许考生进场。
这名考生因为心急，想要翻墙入场，后被工作人员制止，最终未能参加考试。
上面的材料引发了你怎样的思考
请结合自己的体验与感悟，写一篇文章。
要求：（1）自选角度，自拟标题，自选文体。
（2）不少于800字。
（3）不得套作，不得抄袭。
【审题立意】 “规则”，规定出来供大家共同遵守的制度或章程。
“人情”，人的感情；人之常情（通常的心情或情理）。
材料是一个新闻事件，先点出事件引发了一场争论，然后简单叙述事件。
写作要求中没有“全面理解材料”的字样，可以从材料中自选角度立意，即可从工作人员、妈妈、考生中任选一人，也可以综合其中一个、两个或三个人的看法和做法；对人物观点和做法可以赞成，也可以反对，言之有理即可。
但在立意判断时应该研究本则材料的特殊性，本则材料由概括句和事例组成，而且关系紧密。
概括句暗示了（其实也指明了）出题人的意图，本次作文的基本立意范围——规则与人情，事例中也隐含了一个重要信息“考生违规，考场工作人员坚守规则，不为人情所动”。
切题：（依据是既符合范围，又切合材料） 1、规则至上，人情不能动摇规则 2、人情可以完善或改变不合理的规则 3、规则中应该蕴含人情味 4、不违规则，不失人情 5、严守规则，彰显公平是最大的人情 合题：（依据是切合材料内涵即可，可以脱离概括句的范围） 1、为人处事应未雨绸缪或早作准备（考生因自行车坏了只迟到两分钟） 2、遭遇意外应理性处理（考生想翻墙进入考场） 3、做人不能没有自尊（妈妈下跪） 4、母爱是伟大的（妈妈为孩子进考场求情下跪） 5、忠于职守，认真尽责（考场工作人员不准迟到考生进场） 6、固守规则，不知变通（考场工作人员不准迟到考生进场，导致该考生缺考） 【范文】 无规矩不成方圆 上海一高考考生因自行车坏了导致迟到，而被工作人员按照相关规定拒之门外。
这个事件告诉我们：无规矩不成方圆，规则对生活的安定、社会的和谐起着重要的作用。
当规则与人情发生冲突时，应以规则作为第一标准。
三国时诸葛亮为了防止被魏军截断后路而急需大将守住街亭以堵住魏军的袭击路线。
马谡请缨前往。
由于轻敌，街亭失守，马谡也狼狈逃回了汉营。
尽管不舍得，诸葛亮还是含泪斩了马谡。
如若诸葛亮不斩马谡，即会使人们产生一种错觉：原来军令状也是可以开玩笑的，又因为诸葛亮比较喜欢马谡，大将们会进一步认识到：其实人情是大于军法的。
由此以后，大将们想必会纷纷通过违反军纪来获得利益，后汉也离灭亡不远了。
所以，诸葛亮在规则与人情中，只能选择尊重规则、稳定军心，即使“挥泪”也要狠下心肠斩下去。
这亦使我联想起了戚继光的“戚家军”。
“戚家军”多由同一条村的父老兄弟组成。
但戚继光治军却是以“法”为主，规定如若有逃跑，瞒报军功的，其他人必须予以揭发。
戚继光的治军方式把“法”凌驾于“情”之上。
正是如此，“戚家军”才会成长为一支纪律严明，令倭寇闻风丧胆的百战之师。
如若让人情凌驾于规则之上，则会对社会生活造成十分严重的危害。
原足协主席谢亚龙，因为人情的关系，多次收受贿赂，对一些球队作出不公正的判决，打压年轻球员，指使裁判员着重打压某一队。
据谢的好友透露，谢原本是一个比较正派的人，但很多事情他是抹不开面子才去做的，当时中国足坛的乌烟瘴气大家是有目共睹的，各种“假球”“黑裁判”使中国足球的水平严重下滑。
人情凌驾于规则之上，后果严重。
除此之外，“房叔”“房媳”“房爷”等组成的“房家族”，各种因滥用职权，贪污受贿而落马的官员，因贪污而被捕的中石化副总，哪一个不是把人情驾在规则上的
又有哪一个是为社会和谐作出了贡献的
“无规则不成方圆”只有尊重规则，让规则大于人情，才能构成良好的“方圆”，建设美好的社会。
卡斯特罗如何统治古巴的最新相关信息
古巴在1959年初推翻巴蒂斯塔（Fulgenico Batista）独裁统治後，卡斯特罗（Fidel Castro）领导的“七．二六”运动掌握了武装，采取了一条激进的社会改革路线，导致在推翻旧政权中建立起来的联合战线瓦解，民主派和自由派纷纷离开政府或出走他国。
在武装斗争时期，卡斯特罗一再宣称他的革命是民族民主革命，决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
然而他掌权不到两年，古巴就成为一个由“七．二六”运动独揽大权的高度计划经济的国家。
同时，古巴又向拉美各国输出革命，派遣游击队，训练各国激进份子，展开游击战。
古巴的这种内外政策，使它在国内和国际都付出沉重代价。
在国内，古巴自1961起就面临严重的经济萎缩和商品短缺，虽然美国的封锁有一定作用，但美国拒绝供应的能源和拒绝购买的蔗糖都由苏联东欧集团包了下来。
导致古巴经济困难的根本原因是高度集权的领导集团毫无基本的经济知识和经验，实行了严格的计划经济，同时把“XX主义觉悟”作为生产的基本动力，否认个人的物质利益。
自1962年起，古巴的食品和其他生活物资实行了配给制。
在国际上，古巴输出革命的政策使得美国对它的制裁受到拉美绝大多数国家的支持，古巴陷於空前的孤立，只有墨西哥一个国家和它保持外交关系。
到了60年代下半期，古巴甚至和它的盟国苏联集团的关系也变得紧张起来，其原因是苏联当时在国内实行了有限的经济改革，承认物质利益和价值规律，国际上有“和平共处”的主张，反对盲目输出革命，这些都和卡斯特罗和格瓦拉（Ernesto Che Guevara）的极左路线发生冲突。
1967年底，是古巴革命胜利以来最困难的时刻：国内长期的经济短缺日益严重；国际上自1967年10月格瓦拉在玻利维亚被杀後，卡斯特罗的拉美“大陆革命”计划破产，苏联集团和欧美XX党对格瓦拉的牺牲不但不同情，反而冷嘲热讽，卡斯特罗一怒之下宣布不出席苏联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的庆典，苏联则以撤走部分专家和减少燃料供应作为报复。
在国内外空前孤立和困难的时候，卡斯特罗不但不检讨其极左政策，反而准备用更大规模的运动来强化其路线。
粉碎“反党集团”1967年底、1968年初，古巴国内的气氛十分紧张，社会上流传著各种各样的谣言。
一切迹象都显示将要有一场大变动。
1968年1月28日晚，古巴全国人民都集中在电视机和收音机面前收听卡斯特罗的重要讲话，他宣布在党内揪出了一个以中央委员埃斯卡兰特（Anibal Escalante）为首的高级干部反党集团。
埃斯卡兰特是原古共领导人之一，他奉苏联之命在卡斯特罗领导的“七．二六”运动从事武装斗争时实行议会斗争，反对暴力革命。
卡斯特罗上台後，苏联要古共和卡斯特罗结合，卡斯特罗也看在苏联的面子上，在1965年底成立新古共时将一部分前古共领导人结合进中央委员会。
埃斯卡兰特一夥的罪名是主张物质刺激，反对卡斯特罗所主张的“道德动力”；污蔑格瓦拉是托洛茨基份子和冒险家，说他要为古巴的经济困难负责；攻击卡斯特罗盲目自大，好像古巴成了“地球的肚脐”（意为世界的中心）；以及预言古巴来年的一千万吨糖的计划会破产，等等。
结果，这个小集团的多数人被判处了徒刑。
从这些材料来看，埃斯卡兰特等人大致上反映了古巴在内外交困时一些头脑比较清醒的干部的认识，也间接反映了苏联的态度，而这都是卡斯特罗所不能容忍的。
藉著这场党内斗争，他不但压制了不同意见，同时也向苏联显示自己在困难局面下仍然牢牢地控制著党和国家。
向小贩开战卡斯特罗发起的这场党内斗争不过是为一场1959年以来最大的运动扫清道路，预先消除反对的声音。
1968年3月13日，卡斯特罗在哈瓦那大学发表了向全国实况转播的讲话，宣布革命的下一个目标是向小贩宣战。
他先公布了大哈瓦那市政管理局的一个关於街头小贩的调查报告，结论是绝大多数的小贩都是反社会、反道德的，他们要为古巴的经济困难和多数人生活物资的匮乏负责。
小贩们的罪恶是：不参加革命组织，不参加义务劳动，利用摊贩非法赢利、剥削人民，目无物资配给制，从黑市进货等等，而且在小贩中提出移民美国的人最多。
卡斯特罗宣布革命不是为了做生意的权利，古巴必须消灭所有私人商业的形式。
他的这次演讲一直持续到午夜。
当演讲还在进行，古巴的“保卫革命委员会”（一个以街坊为基本单位的负责动员基层群众、贯彻政府各项号令和监视敌对份子的组织）和民兵就紧急行动起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向私人小店和街头摊贩，没收他们的财产。
同时，私人酒吧也被占领。
这些酒吧出售用甘蔗酿造的兰姆酒，提供一些桌椅给客人，和中国的茶馆差不多，是古巴当时唯一没有被组织化的场所。
这些私人业主都被集中起来，统一分配到各个劳动地点。
很多人被抄家，抄出来的东西在电视和报纸上公之於众，作为这些小贩生活奢侈的证明。
一夜之间，小贩和私人业主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除了抄家和没收财产，很多店铺被砸，业主被打。
在这场打击和取缔私人商业的运动中，一共有57，000多个私人产业（绝大多数是小摊贩和小店）被没收。
它不仅有应付当时的政治经济困难的用途，而且有更深刻的历史背景，反映了国际共运历史上一直存在的一种乌托邦幻想：消灭商业和小生产，建立一个完全由国家统一调拨所有物资的经济。
古巴党报周刊《格拉玛》（Granma WeeklyReview）4月初发表的社论引用了列宁的“小生产是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量的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名言（这句话也是70年代中国农村“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主要“理论根据”），用它来说明这场斗争的性质，宣布“我们必须彻底拔除商业制度的经济和意识形态的根源”。
古巴的特色是在消灭了私人商业之後，并不是像苏联和中国那样由国家商业机构出面组织和安排生活物资的调配，而是成立了一个由政府和“保卫革命委员会”共同负责的“人民管理者委员会”的半官方群众组织，其职能从调配生活物资到管理店铺和监察生活服务部门，无所不包。
卡斯特罗是想以此来开创一个用群众运动的方式管理社会流通领域的先例。
全国总动员和劳动军事化古巴社会自从60年代初就被逐步地组织化了，除了党、团、工、青、妇和少先队这些从苏联照搬过来的以外，上文提到的“保卫革命委员会”是古巴的独创，它在形式上像中国的居民委员会，但职能却大得多，从监视异己份子、贯彻政府号令到监督地方学校和注射预防针，几乎无所不包，几成半个地方政府。
此外还有许多职能匪夷所思的组织，例如一个叫“教育的战斗母亲”，其职能是统一监督小学生的课外作业和活动，在学校教师参加义务劳动时代替他们去教学。
可以说，古巴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在组织的管理和监督之下。
正是依靠这些组织，卡斯特罗得以动员整个国家投入“革命攻势”。
“革命攻势”的主要战线是最大规模地动员城和居民下乡劳动或者从事建设工程。
1967年卡斯特罗提出一个“环哈瓦那绿带工程”计划，要把哈瓦那周围全部种上咖啡和柑桔，这个工程就靠哈瓦那居民的“志愿”劳动，从1968年开始实行。
卡斯特罗的理论是：城市是靠农村养活的，革命後城市人必须自己养活自己。
他提出的一个口号就是：“如果你要喝咖啡，就必须自己去种。
”在数十万哈瓦那人下乡後，他宣布“哈瓦那省现在不是国家的负担了”。
劳动军事化是“革命攻势”的又一条主要战线。
1968年，古共XX局和书记处的成员都作为特派员分头到各省去指导，省一级的书记和副手就是当地的司令和参谋长，各级地方党组织和政府以及工厂和农场都照此办理。
每个地方和单位领导都分作两部分：前线指挥部（设在甘蔗地或工地上，由“司令”挂帅）和後勤部（设在原来的机关，由“参谋长”坐镇），人马也相应分作两拨。
卡斯特罗的家乡奥连特省可以作为全省劳动军事化的典型。
卡斯特罗的弟弟和继承人劳尔（Raul Castro）亲自坐镇，授予各级干部象徵性军衔。
“战斗”就是假定某一天外敌入侵，警报响起，全体男女老少各就各位，青壮年男子前往“战场”（即甘蔗地），妇女在後方接替男人留下的岗位。
奥连特省还根据这个军事化的安排举行了若干演习。
如4月1日全省在凄厉的空袭警报下动员起来，93，000名男子登上卡车下了甘蔗地。
在城市，为了制造真实的战争效果，很多工厂甚至拉掉了电源，把工人先赶到防空洞，然后再解除警报，让他们重返车间，有的还故意在照明不足的情况下生产，意在让这种紧张的战时气氛刺激工人的生产积极性。
劳动军事化使得旷工、迟到早退以及磨洋工等等都成了由“战场纪律”处置的问题。
大量的劳动营被组建起来，收容那些受“军法”制裁的工人，强制他们干艰苦的工作。
劳动军事化的另一个表现是大量的军队成建制地派到劳动前线，有的地方军官直接代替了行政长官在指挥。
总之，古巴全国在这种劳动军事化下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军营。
“革命攻势”的主要战役“革命攻势”的主要战役，是卡斯特罗提出的一千万吨糖的奋斗目标。
蔗糖是古巴唯一能换取外汇、维持国内经济的大宗出口产品，自1965年卡斯特罗第一次为蔗糖生产制订指标以来，没有一次产量达标，长期徘徊在六七百万吨左右。
1969年是古巴革命十周年，卡斯特罗两年前就提出要在这一年内达到一千万吨产量。
1968年3月，他甚至说这个产量已经不是一个经济指标，而是革命的荣誉了。
他把这一年命名为“决定性奋进的一年”（古巴革命後每年都有特别的年号，如农业改革年、组织年、团结年、英勇的越南人民年、英勇的游击队员年等等），把整个古巴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动员到了极限，统统投入到甘蔗地里。
1969年1月2日，近百万古巴人从半夜就开始排队进入哈瓦那的革命广场，收听卡斯特罗将在早上十点开始的讲话。
卡斯特罗在这次讲话中宣布为了让更多的食糖出口，糖要实行配给。
此外，他还宣布将1969年和1970年的头七个月并在一起算作一年，这是为了一千万吨糖而战斗，而且取消1969年所有假日，把年底的圣诞和新年假日延至翌年的7月份，和一千万吨糖的胜利一起庆祝。
这样，卡斯特罗把日历也改变了。
1月底，他说一千万吨糖“将使古巴变成巨人”，这种“岛国巨人”的心态就是他发起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的潜意识。
6月14日，卡斯特罗来到奥连特省参加砍甘蔗开工仪式，并宣布一千万吨糖的战斗正式打响。
创造“新人”古巴革命的一个特点是始终把塑造“新人”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格瓦拉首先提出革命要创造的是“二十一世纪的人”，这样的人是革命车轮上的“幸福的、有觉悟的、有自己特点的齿轮”。
格瓦拉死後，卡斯特罗在发动“革命攻势”之前曾把格瓦拉树为全体古巴人，尤其是古巴青年的榜样。
在为格瓦拉举行的追悼大会上，卡斯特罗提出让古巴青年全都成为格瓦拉那样的人。
古巴当时还树立了很多“新人”的集体典型，最突出的是松树岛青年公社。
松树岛在古巴南面加勒比海上，革命前是监狱，卡斯特罗等人曾在那里坐过牢。
1965年，这个岛被交给古巴共青团，先後有五万左右青年人移居岛上，在那里开荒。
卡斯特罗的目标是把这个岛变成古巴出口柑桔的基地，产量要超过整个美国和当时另一个大量出口柑桔的国家以色列的总和。
岛上实行XX主义的分配制度，报酬完全平均主义化，唯一的区别是每个家庭人口的多少。
卡斯特罗曾经多次说过要取消金钱在分配中的作用，这个目的在青年岛上基本实现了。
青年岛成了社会主义古巴的XX主义飞地。
在“革命攻势”开始後，大量的古巴人被组织成“纵队”来到这里，一边参加劳动一边取经，准备回去推广。
这个岛也是外国客人来访的必到之处，卡斯特罗常常亲自陪同外国人前来，向他们介绍这里的“新人”实验。
教育革命在“革命攻势”和塑造“新人”的社会工程中，教育是一条重要战线。
卡斯特罗本人对教育、特别是早期教育有特别的热情。
还在马埃特腊山打游击时，卡斯特罗就对一个来访的法国记者畅谈了他心目中未来的农村公社：把儿童和他们的父母、家庭分开，一出生就过集体生活，自幼年就参加劳动……这些都是农村公社道德教育的基本措施。
从60年代早期开始，卡斯特罗就根据这个原则大力改造旧教育，创造新教育。
古巴斥巨资在农村建立了许多新学校，把城市少年儿童送到乡村，让他们在和家庭、父母、城市环境相隔绝的情况下接受军事化的教育，把学习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
1960年古巴就建立了一个培养小学教师的学校系统，学校全部设在山村和边远地区，挑选13岁以上的少年男女住在那里接受长达四五年的训练。
实践儿童与家庭隔绝、受到无区别对待的寄宿制学校也受到大力提倡。
60年代下半期，略早於“革命攻势”，卡斯特罗又提出了“学校办到农村去”的计划，古巴全国的中学，每年要有一两个月把全体学生和教师送到农村去，在那□边劳动边学习。
此外，学校办工厂、农场，和农场、工厂办学校，当时也是教育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革命攻势”中，这些已经实行的措施得到进一步强化，同时高等教育成为了主要目标。
卡斯特罗对高等教育的基本态度是轻视课堂教学和高级研究，对高级知识份子尤其蔑视。
他本人是学生革命家出身，一直主张学生造老师的反。
在革命刚胜利的1959年4月，他就在哈瓦那大学对学生说要让他们来修改教科书，让他们教老师甚麽是对和错。
他还把旧大学贬得一文不值，说那里充斥著骗子和不学无术的人，是一个“腐烂的、对欺诈比对教学更感兴趣的地方”。
1969年3月，“革命攻势”期间，他又来到哈瓦那大学发表有关系统的大学改革的讲话。
他说古巴需要的是技术人才，高等教育要改变过去那种把脑力和体力劳动分开的做法。
大学要大大缩减，变成技术学院，每个专业都要在实践中完成学业，学农的下乡，学工的下厂，学畜牧的进养殖场，学制也要缩短。
他还提出要大大缩减乃至取消人文学科。
总之，他说古巴要成为一个“技师的民族”。
对高级知识份子，卡斯特罗有一个嘲笑的说法，叫做“人行道上的农学家”，用来指那些在他看来不学无术或是只有一些迂腐学问的知识份子，他们在城市的人行道上连一行庄稼都没有种出来。
革命攻势的“升温”古巴的“革命攻势”是在和苏联集团发生理论和政策分歧的情况下展开的，然而苏联1968年8月对捷克“布拉格之春”的镇压却为古苏和好创造了条件，使得“革命攻势”更加升温。
苏联入侵捷克後遭到举世谴责，然而和苏联关系冷淡的古巴却出乎意料地表示支持。
卡斯特罗在8月23日晚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他完全同意苏联对捷克局势的分析。
他认为在西方国家的经济援助和政治渗透下，捷克正在放弃XX主义制度，倒向西方阵营。
虽然他承认，从国际法的角度来说，华约国家的军事行动是对捷克主权的破坏，但XX主义者只能从政治的必要性去接受这个“令人痛苦的”事实。
卡斯特罗之所以支持苏联的行动，是为了达到一个更重要的目的：对苏联和东欧国家前一阶段的改革思潮算总帐，让苏联人知道捷克的演变正是他们曾经鼓励的改革政策的恶果。
卡斯特罗说，存在於捷克的很多现象也存在於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特别是对物质刺激的提倡和对个人利益的纵容。
他引用塔斯社的声明，其中说：不幸的是，在捷克，经济改革的讨论发展到了危害XX主义原则的地步。
卡斯特罗问道：我们很想知道这是否意味著苏联打算在经济领域限制那种日益导向商业关系和自发倾向的现象，是否打算限制那种日益为市场的用途和市场在决定价格的过程中的作用而辩护的做法
苏联是否意识到了必须制止这种倾向
他还大力批判了苏联东欧国家和帝国主义“和平共处”的幻想。
在批判XX主义阵营自由化的问题上，他把根子一直挖到了南斯拉夫和铁托（Josip B. Tito）身上，反对苏联在1956年和南斯拉夫恢复友好关系，这样卡斯特罗就把问题一直追到了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的非斯大林化。
卡斯特罗的这次讲话是国际共运史上反改革势力的宣言书。
藉捷克事件，卡斯特罗宣布了苏联东欧改革路线和和平共处政策的破产。
无疑，这次事件更坚定了卡斯特罗的信念。
半年後，1969年初他就发起了一千万吨糖的战斗，把“革命攻势”推向高潮。
“革命攻势”的失败革命攻势”的主要战役是一千万吨糖，这个指标是整个运动胜败的象征。
政府取消了星期天的休息，和平时一样劳动十二个小时。
为加强对工人劳动的监督，政府发布了第1125号法令，规定为每个工人建立劳动档案，上面载有个人历史、劳动技能、教育程度、出勤率和“革命觉悟”的程度，它是确定工资、退休待遇以及分配住房等等的凭证。
然而，全国总动员加上严刑峻法都於事无补。
到了1970年5月，所有人心里都清楚：一千万吨糖是个无法完成的指标，但谁都不知道如何替卡斯特罗找到一个承认失败的场合和台阶。
就在这时，流亡美国的古巴反革命在公海上绑架了几个古巴渔民，提出用他们来交换古巴的政治犯，卡斯特罗利用这个事件掀起了一场新的反美运动。
数十万群众包围了瑞士驻古巴大使馆（瑞士大使馆的房子是前美国使馆的所在地，瑞士大使馆又是美古断交後两国之间打交道的中间人，因此是全古巴最能令人想起“美国”这两个邪恶字眼的地方），威胁要冲进去。
这件事引起了一场外交危机，後来美国联邦调查局迫使古巴流亡份子释放被绑架的渔民回古巴。
卡斯特罗亲自去欢迎这些人，并把他们带到围困瑞士大使馆的现场，作为一场反美斗争取得胜利的象徵。
就在这次大会上，他第一次宣布没有达到一千万吨糖的指标。
7月24日是甘蔗收获期的结束，政府宣布产量是850万吨。
7月26日，在纪念“七．二六”（即1953年7月26日卡斯特罗带领人马袭击蒙卡塔兵营，这是卡斯特罗武装斗争的开始）的讲话中，卡斯特罗承认一千万吨糖的战斗失败。
他说失败的主要原因是领导人对“客观因素”判断失误，并说要为这个重大失误追究责任。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自己提出“辞职”，但在群众的反对声中收回了这个要求（在群众大会上宣布重要决定并由群众的呼喊来“批准”，是卡斯特罗“直接民主”的主要表现），然後他撤换了糖业部长和教育部长。
和一千万吨糖差不多同时展开的“环哈瓦那绿带工程计划”这时也面临失败。
无数工人、干部、学生和家庭主妇辛苦了一年多，开荒种地，撒下了十亿颗咖啡种子，长出来的咖啡树却不结果，原因是哈瓦那地区不适於种植咖啡。
由于整个国家的经济和其他工作在一年半以来都围绕著一千万吨糖而运转，这场战斗的失败使得古巴的经济陷於瘫痪状态，其严重性到了无法掩饰的程度，连卡斯特罗自己也不得不在“七．二六”的讲话中承认，领导人已经让古巴人民付出了太大的代价。
8月份他对古巴妇联大会发表讲话的题目就是“自我批评”；9月份他在另一次讲话中说：“让我们再也不要像过去习惯的那样……把一个来自於我们头脑里的主意直接在实际中实施，这样的方案常常在现实世界中碰壁。
” 以一千万吨糖为中心的“革命攻势”的失败，在古巴革命後的历史发展中影响深远。
在一段时间内，卡斯特罗汲取了这次失败的教训。
自1970年开始，古巴党和政府逐步放弃了直接依靠群众运动来完成经济计划的做法，对最高领导人在制订经济指标时的随心所欲和直接干预也有了一定的限制；同时，一些过去受到忽视的机构和制度开始建立和健全，向苏联模式看齐。
西方研究古巴的人士将这种种举措称为革命的“制度化”，意为革命有了一定的制度束缚，不再一味地激进化和用非常规的手段来达到经济和社会目的。
转：深度|卡斯特罗如何统治古巴
中国的大跃进和文ge是两个分别开展的运动，前者以经济指标为主，背後的动机是直接向XX主义过渡；後者则基本上是一场没有经济指标的纯政治运动。
而古巴的“革命攻势”可以说是古巴模式的大跃进和文ge的结合，兼具政治和经济双重目的。
在现象层面上，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和古巴的这些运动之间存在著许多相同点，例如：用揪出党内反对派作为运动的开始；在社会上确定一个阶层作为公敌，然後发动群众进行批斗甚至抄家；全国总动员，使用远远超出常规的手段去达到一个并不现实的经济指标，甚至正常的工作全部停顿下来，一切围绕著中心任务运转；在人民群众中用个人和集体的典型强行推广普通人难以做到的道德标准，存公废私；在教育方面要彻底废除重视基础教育和高级研究、以全面发展人的个性、心智和道德为目的的教育制度，发展起一种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的、在知识上只强调实用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教育，目的是培养一种政治上完全定型的、技术上能适应普通工农业生产需要的中低级人才。
值得一提的是，在国际背景上，中国的大跃进、特别是文ge和古巴的“革命攻势”，都是对苏联模式的否定和挑战。
所谓苏联模式，这里指强调物质基础、技术水平，现实地制订经济发展指标，依靠官僚阶层和技术人员的管理水平而非用群众运动的方式完成经济计划，以及有限的经济改革，承认个人物质利益和价值规律的作用，等等。
在60年代上半期，尤其是围绕“利普曼主义”的讨论中，这些都是苏联东欧阵营的热门话题。
而中国和古巴这两国之所以反对这个意义上的苏联模式（而非高度集权或计划经济意义上的苏联模式），除了意识形态的原因外，经济上是因为它们没有苏联那样已经具有相当规模的物质和技术水平，只能诉诸他们所独有的或者说唯一的资源：群众运动和政治觉悟。
在更深一层的意义上，古巴的“革命攻势”和中国的大跃进和文ge一样，都是一种寻求向XX主义直接过渡的形式。
或者在保守一点的意义上来说，是希望通过和平年代的继续革命，确保已经达到的觉悟水平不至下降，为向共产主义的过渡作好准备。
1968年，古巴总统多铁戈斯（OsvaldoDorticos）对外国客人说：古巴正在用最快的速度进入XX主义，其主要方法就是一部分一部分地转变古巴社会。
针对马克思主义对物质基础的强调，他说：“马克思设定了最终目标，解释了未来社会的性质，剩下的问题就仅仅是找到正确的方法去到达这个目的。
手段越合适，达到目的的速度就越快。
”在这个意义上，他用苏联作为反面教材：“自从1962年以来，……俄国人共产主义讲得越来越少，利润和恢复市场机制讲得越来越多。
”他甚至对XX主义是一个独立的发展阶段这个当时国际共运公认的原则提出质疑：“一些东方国家（指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家试图用他们的改革把XX主义阶段永久化”，而不是把这个阶段看作从资本主义通往XX主义道路上的一个短暂的休息站。
令人深思的是，尽管古巴的“革命攻势”和中国的大跃进、文ge之间存在著现象和本质上的相似，但基本上卡斯特罗在发起这场运动时并没有受到中国的影响或启发。
古巴和中国之间的关系以1965年为界，之前双方维持友好关系，卡斯特罗在中国和苏联之间维持平衡。
但随著古巴经济日益依靠苏联，以及中国1964年开始削减对古巴的大米输出，中古关系恶化了。
卡斯特罗在1965年1月的新年讲话中挑起了中古论战，但这场论战只持续了几个月就沉寂了。
此後古巴对中国的态度是不骂也不提，例如从1966年2月到1970年左右，《格拉玛》基本没有单独的介绍或报导中国的情况，只有在1966年6月的一次报导中介绍了北京大学的人事变动，这是对中国文ge和整个中国情况唯一的一次报导。
相比之下，越南和朝鲜倒是经常出现在报纸的头版。
根据一些在这个时期访问古巴并和卡斯特罗等高级领导人有过密切接触的西方左派人士的记载，卡斯特罗对中国以文ge为高潮的极左路线很有好感，但具体了解得很少。
例如，波兰XX主义者卡洛尔（K. S. Karol ）（此人因对苏联模式不满而长期住在巴黎）60年代访问过中国，并在1967年出版了一本题为《中国：另一个共产主义》（China： The Other Communism）的书。
次年当他访问古巴时，发现古巴政府把他书中的部分章节编成小册子在内部发行。
他所遇见的一些读过这本小册子的干部都对中古之间的论战表示不解，因为双方的内外政策特别是平均主义和反对物质刺激实在太相近了。
卡斯特罗这样对他说： 中国人也许正在做令人感兴趣的实验，但我们比他们走得更远。
在他们的社会计划中，钱还是核心，虽然是从平等的角度，而俄国人则处心积虑地鼓励收入的不平等。
我们则想摆脱金钱的神话，而不是去迁就它。
我们要把钱彻底废除。
（来源：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