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思想的名言
你好，很高兴回答你的问题，我是一个六年级的小女孩，妈妈让我背过老子的诗句，我找了好久才找出来这几句，抱歉～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
诚可诚，逢场诚。
信可信，逢场信。
夫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
信者吾信之。
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
诚全而归之。
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 ；处其实，不居其华。
《道德经》第一十七章：“信不足有不信，犹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道德经》第二章：“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
”《道德经》第八章：“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
”
关于取舍、舍得的儒学\\\/道家\\\/佛学思想的名言警句有哪些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鱼与熊掌不可得兼；两权相害取其轻；上德不德；上士毫不利己，中士利他利己，下士利己利他；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因缘果报-----
下列思想主张或名言搭配不正确的是 A．以“礼”治国——儒家思想 B．无为而治——道家思想 C．
迄今为止我未在林语堂作品中见到过这句话。
以我个人阅读林语堂的经验来看：不像。
网上关于这句话的说法很多，很多人说是出自一篇叫《一夕话》的文章，还有人说，在大陆出版的《一夕话》里，没有这句话，只在台湾版本里才有。
也有人找到一篇名为《记性灵》，副标题为“（一夕话）”的文章，证明这话不是《一夕话》里的。
而实际上，“一夕话”并不是一篇文章的名字，而是林语堂在《人间世》杂志上开办的一个栏目。
那篇《记性灵》只是其中一篇。
我手边有台湾开明书店1978年出版的《语堂文集》，里头有这一篇《记性灵》，查了查，同样没有类似的话。
要弄清这句话是否出自“一夕话”，应该把全部《人间世》刊物找来，把每期“一夕话”都看一遍才好。
台湾曾有出版社出过一本叫《一夕话》的林语堂著作，似是林语堂的散文选集。
也并不是一篇文章的名字。
林语堂自己并没写过一本叫《一夕话》的著作。
很多在网上流传已久的据说出自《一夕话》的林语堂语录，其实都出自别处，比如那句“没有幽默滋润的国民，其文化必日趋虚伪，生活必日趋欺诈，思想必日趋迂腐，文学必日趋乾枯，而人的心灵必日趋顽固。
”其实是出自当年发表在《论语》杂志上的一篇叫《论幽默》的文章。
也有人说这话是捏造的，林语堂说的原话本来是“中国就是有这么一群人，为了几个卢布，不惜出卖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在报纸上疯狂叫卖自己的汉奸言论，武装保卫苏联，支持外蒙人民自己当家做主，在动物世界里找这样的动物几乎不可能。
”并说这话是“1937年，发表于《申报》”。
可这句“原话”同样可疑：目前为止我还没见到谁说出这话是出自哪篇文章。
我猜林语堂不会只发表一句话在《申报》上，但这文章是什么呢
没见有人明确地说出来过。
所以也是无据可查。
有说是《申报》的“一夕话”专栏的。
应该是胡说。
而什么“国家与民族的利益”、“当家做主”云云，也怎么看怎么不像林语堂的语言。
还在继续查。
道家学说与儒家思想的比较
孔子开创的儒家值观，以人文主基本取向，注重道德善和人格的提升，强调进取，投身社会事业。
老子开创的道家的价值观，以自然主义为基本取向，注重天然的真朴之性和内心的宁静和谐，主张超越世俗，因任自然。
一、 儒道两家的文化差异虽都论道其意义和内容却有根本的差异老子比较偏重于对形而上的问题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思考，由此而建立了他的本体论和宇宙论；孔子则偏重于对人与人的关系的思考，由此而建立了他的伦理学。
冯友兰先生他在评论孔、孟时认为：他们于高明方面，尚未达到最高标准，在评论老、庄时认为其哲学极高明，然于道中庸则不足。
在冯先生看来，孔、孟思想的特点在于道中庸，于伦理道德的领域见长；而老、庄思想的特点和优势则在于极高明之形而上哲学领域。
诸家之道皆为政治、伦理范畴，唯有道家之道具有形而上的哲学意义。
在儒家学说中，仁、义、礼等都是具体的道德原则和规范，而道则具有更高的概括性，泛指儒家的最高追求，或曰儒家的真理、主义。
不论是孔子的杀身成仁还是孟子的舍生取义，都是以身殉道。
道家的道以形而上的哲学意义为主，儒家的道则为伦理、政治的范畴。
价值观念的不同孔子开创的儒家的价值观，以人文主义为基本取向，重道德的完善和人格的提升，强调积极进取，投身社会事业。
老子开创的道家的价值观，以自然主义为基本取向，注重天然的真朴之性和内心的宁静和谐，主张超越世俗，因任自然。
在儒家看来，个人的价值必须置于社会群体中才可以实现，人生只有投身社会事业才有意义，他们主张以天下为己任，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为之奋斗的目标，主张个人应尽可能多地为国家和社会做贡献。
在老子看来，人性的真朴永远应该是人生进取的出发点，社会发展和人生进取都不应以丧失自然和谐和真朴之性为代价。
首先，从总体上看，儒家倡导进取型的人生，道家则比较超然通达，故而给人以儒家入世、道家出世的印象，其实并不尽然。
事实上，儒家的孔、孟和道家的老、庄都同时具有积极用世和超然通达两种心态，只不过孔、孟更为用世些而老、庄更为超然些罢了。
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是要通过无为的方式达到无不为的结果。
老子的为无为，事无事，是以无为的态度去为，以无事的方式去事。
老子曰：治大国，若烹小鲜就需要采取清静无为的方式来达到目的。
老子主张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这里的生、为、功成显然都是一种积极的态度。
老子为而不争的名言，是要人顺任自然，不勉强从事，这样反而能不争而善胜，达到最佳的效果。
可见，老子道家学说就其实质来看是主张积极有为的，只不过采取的方式与众不同而已。
同那种直截了当的直线思维相比，老子的逆向思维方式颇具启发性，具有不可忽视的实用价值和理论意义。
同时 儒家式的忧患意识更多的是关注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而道家式的忧患意识则是对整个人类的前途命运的终极关怀。
老、庄思想的最深刻之处，在于他们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就敏锐地看到了文明发展的负面作用，并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提出了对策，那就是用自然主义来矫正和补救人类行为的偏差和失误。
老、庄这种基于自然主义价值观的忧患意识是站在全人类乃至整个宇宙的高度上来思考问题，因而便具有了不同于儒家的眼光，他们所提出和思考的问题对于人类来说，往往更为具有普遍性。
二、儒道互补的历史演进从《史记》的记载来看，孔子问礼于老聃，儒道两家的第一次对话，就已经预示了中国文化未来发展的内容与方向。
还在儒道两家的初创时期，道家思想就以其独特的学术宗旨、文化理念和哲学思辨，显示了向儒家思想的顽强渗透。
儒道两家思想的第一次大规模、深层次互相影响和互相补充，发生在战国中后期百家争鸣的学术环境中。
早期儒家作为一种系统的学说，其主要缺遗表现在自然观、宇宙论、认识论、辩证法等哲学思维方面，长于伦理而疏于哲理，难以从思辨的高度和深度上给人以理性的满足。
而在先秦时期，百家之学同儒学一样，多为政治伦理学说，唯独道家既重政治伦理，又长于哲学思维，以其深邃的哲理、缜密的思辨、新奇的道论、卓异的境界说、高超的辩证法倾倒了诸子百家。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这样说，是道家教会了人们如何进行哲学思维，道家学说在当时起到了哲学启蒙的作用。
儒道互补的第二个高潮，发生在宋明时期。
这一时期，儒学对道家思想的进一步引进和吸取，对于重建儒学新体系具有更为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宋代以后，儒学复兴，与此同时，道家思想在更深的层面上融入了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学中，成为儒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道家思想融入理学，对于儒家学说有重要的意义，使儒学在哲学思维方面得到了进一步的充实，并由此建立起完备、深邃而庞大的新儒学体系。
宋儒使用的一些重要概念，如无极、极、无、有、道、器、动、静、虚、实、常、变、天、理、气、性、命、心、情、欲等，大都来自于道家的传统或吸收了道家的理念。
这些重要概念，不仅是构成新儒学伦理道德学说的理论基础和理论构架之主体，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使儒家接受了道家所确立的思维方式。
早期的儒家和道家主要是在互相批评中取彼之长补己之短，互补的味道较浓。
汉代以后，由于儒家思想上升为官方的意识形态，成为社会文化的主流和主导，道家思想则主要在民间和在野的士人中开辟发展的空间，在这样的文化大背景下，后期的儒道互补可以说主要是以道补儒，道家思想主要发挥着对儒家思想的补充、调节的作用。
若以儒观之，即以儒家为思考的本位，则道家之长正可补儒家之短；若反过来以道观之，则儒家之长亦可补道家之短。
三、 儒道互补与士人文化心态在儒道两家思想的共同塑造下，古代的知识分子们不单是熟读儒家圣贤之书以作为晋身的阶梯，许多人也都十分欣赏道家思想。
老庄的智慧为他们提供了适应社会、涵泳人生的另一类有效指导，帮助他们更好地应付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使他们在险恶的政治斗争中保持头脑的清醒和调节心理的平衡，增强了他们对仕途之坎坷的心理承受能力和实际应付能力。
这些都是正统的儒家思想所难以提供的。
儒家可以说是有见于伸，无见于屈，蔽于刚而不知柔。
道家则提供了另外一种人生见解，提倡顺其自然、柔弱、无为、知足、谦下，崇尚不争之德。
道家对人生的这种见解，可以说是对人生进行了持久的观察，并对儒家式的人生观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之后得出的。
道家提供了从反面入手的竞争方式，往往可获得奇效，守柔曰强、不争而善胜、后其身而身先、无为而无不为。
道家哲学中诸如自然、柔弱、无为、知足、知止、淡泊、居下、处顺、静观、谦让、取后、不争等观念都体现了高度的人生智慧，在社会实践中常用常新，自古及今永远不失其新鲜感。
儒家看待各种人际关系，皆贯穿着以对方、他人为重的原则，似乎每个人皆为了他人而存在，推而广之，即为了社会而存在，社会实即他人之广称。
儒家式的人生，其精神生活虽然丰富，但却没有留下多少真正属于个人的空间，其精神世界淹没在群体性之中了。
道家较为注重人的个体性，倡导自然、自在、自性、自尔、自爱、自适、自得、自乐、自美、自事其心。
他们善于站在大道的立场上，以超越的态度观察人生与社会，主张人不应被世俗的价值和规则所拘锁，应该保持自己独立自主的意志和自由思想的能力，始终保持内心的超脱、自在与宁静，并提出不落俗套的见解。
道家在传统和世俗面前保持了独立的意志和清醒的头脑，其社会批判精神便表现了对个体独立性的张扬。
道家对个体生命的处境予以了更多、更深切的关注，其追求个体精神的自由自在、自适自得的卓异主张给人一种清新的感受。
总之，儒道两家的互补，是人文主义和自然主义的互补，各有特色，和而不同。
自古及今，中国人基本上都是在这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中选择着自己的人生道路，具体到每一个问题上，中国人都习惯于或是以儒家的方式来处理，或是以道家的方式来处理，可谓逃儒则归道，逃道则归儒，出老庄则入孔孟，出孔孟则入老庄。
儒道两家思想的这种互动互补的内在机制，使得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呈现出丰富、生动并趋于完善的面貌。
离开了儒道互补，就难以把握和理解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深层结构和特质。
儒家、道家、法家。
思想有什么区别和联系
儒家管理思想有着鲜明的人本主义色彩，建立起了系统的人性管理模式，注重管理的道德性，把“道之以德”作为管理的主要手段，建立了一整套的人才管理理论体系，提出了“和为贵”的社会生态平衡的和“刚柔相济”、“宽严结合”的领导原则指导原则，以“阴阳互补”的方法论为指导，确立了以人为本的“富民”“安民”的管理目标。
所以，在现如今的许多企业中，都运用了儒家的管理思想。
除了儒家的管理思想之外，主要还有法家、道家、墨家、兵家等的管理思想，仍然可为我们现代的企业管理兼容并包，借鉴运用的。
如道家的管理思想是以“道法自然”，“无为而不为”的柔性管理为特征。
所谓“柔性”管理，就是按照事物自身的法则来进行管理，不把人的主观意志强加给事物及其过程，这就是“无为而无不为”；强调“柔弱胜刚强”，认为只柔弱的东西才是有生命力的东西，刚性的事物很快要走向反面。
人们在认识问题时，不要只看到眼前的状况，要看它的发展和将来；管理还要像水一样，水普利万物而不争利，它虽然柔弱，可是其力量却强大无比。
法家的管理思想强调法治，强调他律，强调法律的强制作用，强调集权的权威，强调管理手段的运用，强调尚贤。
法家的管理思想追求效益，充满着强力、竞争、严密控制的倾向。
墨家的管理思想强调“兼爱”、“尚同”、“尚贤”，同时还赞成劳动过程分工的合理性，提出“各从事其所能”的原则。
强调“利”和“力”是墨子管理思想的又一显著特征，墨子强调“交相利”，“义者，利也”，“万民被其大利”；“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民无食，不可为事”。
还强调“非命”，认定人生在世要竞力而争，“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要与命运、自然进行抗争。
人只要能发挥自己的力量，与自然争战就能求得生存。
兵家十分重视管理中谋略的运用，管理的战略和策略的正确运用，是获得管理是否成功的关键，还强调管理的环境，即天时、地利、人和的运用等。
以上所述的管理思想，是我们民族的宝贵文化财富，应该是我们深入学习和研究的对象。
只正确认识、深刻理解民族管理文化的精华，并且在实践加以创造性的运用，才能建立起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
正如成君忆先生自己认为的，其实我们对管理学一直都有很深的误解，这种误解对中国人来讲就是否定了自己的历史文化，人为的把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和一个所谓的一百年来的文明对立了起来，这种对立的方式也就是导致了我们只能去批判自己的历史文化而不能正确地去理解认识它。
这样以来中国人理解管理学就只能到西方学习，古代的东西看不到，更多的是指责落后。
所以我们会发现很荒唐的现象就是把一个外国人称为“管理学之父”。
“管理”也许很多人过分注重“管”,信奉不管则乱，实际上管得太多才容易乱。
管理缺乏物质的基础，缺乏人文的基础，所以必定会失败。
没有物质环境基础，超前的管理手段和意识只能是空中楼阁；没有人文意识的共识，超越的管理手段，不可能被时代接受。
中国社会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都是一样的道理,管只能把握一个度,松则散,刚则脆。
人性化的管理才是长远之计，而获得最佳管理方法的途径是沟通，通过沟通了解员工,创造一个员工都肯为它奋斗,为它长期努力的工作环境,那样管理起来也轻松,就是管理者本身也会过得开心,工作得顺心。
成吉思汗戎马一生，他建立的铁骑军团横扫欧亚非。
然而他的“管理模式”只适合建立强有力作战能力的军队，而不适合统治疆域辽阔的国土。
不但因为军团和国家的管理性质有区别，更因为文化，更因为适时的、有针对的管理理论模式的缺乏……。
从治理军队到治理国家，管理的目标变了，管理目标的性质变了，被管理的人也不仅仅是他本民族的人了，被管理人群的人文范畴也广了，管理模式也同样要随之改变。
不“转型”，就得遭受失败。
如果成吉思汗用治理军队的理念来了解国家治理的实际需求来治理打下的江山，审时度势，转型“管理”模式，那或许还可能有成就统治大业机会。
在我国传统的管理理论和方法中，它的精华就是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这些具有普遍性的理论和方法，不仅适合于中国，而且适合于一切管理过程；从我国建立现代企业管理的需要上看，也必须继承和弘扬民族的管理文化。
管理是一种文化，企业文化是现代企业管理创新的最高成就。
只有认真学习，深入理解传统文化的精华，才能在传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管理上的创新。
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中国有极厚重的历史，有各种成败得失的体验。
中国也因而孕育了灿烂的文明，积淀了丰富的智慧。
——这一点无可质疑。
今天的问题是：如何对中国本土的智慧，尤其是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智慧，加以现代化的诠解，并运用到现今的管理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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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坚持认为，中国本土的管理思想主要集中于古代的先秦时期。
的确，先秦各学派对中国社会发展、对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影响，可能是后来任何一个年代都无法比拟的。
在一定意义上，这些思想也正是“中国传统”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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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各学派中，与管理行为关系较密切的主要有：儒家、道家、法家、兵家等。
我们将以极简略的形式，从上述四家中析取最精华、最具现代价值的成分，希望能够对今天的管理者提供一些借鉴。
（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正越来越展示出巨大的发展潜力，无论作为管理者还是作为被管理者、合作者或是竞争对手，了解中国本土的文化背景，肯定是有益的。
这里有一个前提：我们的目的已不仅是你死我活的“求胜”，而更重“双赢”。
）<\\\/P>
一、 儒家。
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是“仁”。
“仁”的字面意思是对人际关系及身心和谐的关注，用现代语言说，儒家管理是基于人性的管理。
相应地，管理手段是“为政以德”，即使在施行法律的时候也不忘道德教化的结合使用，始终强调人性关怀、伦理亲情的感化、劝谕功能，强调“诚”、“信”、“忠”、“恕”等品质的培养、塑造。
儒家管理的推行途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认为管理者必须以身作则，从自我管理开始，再到家庭管理、国家管理和社会管理，这几个过程的关系既体现为逐层演进又表现在彼此的相互渗透印证中。
总起来说，儒家管理是强调自我责任、注重和谐、注重整体利益的管理。
近几十年，日本是运用儒家智慧最成功的例子。
被称为 “日本近代企业之父”的涩泽荣一，著有《论语讲义》，解释儒家管理思想，并亲自向企业员工讲授，以此构成企业文化的核心。
在日本，非常多的企业家自觉学习儒家经典，并力求化为己用。
实际上，儒家思想始终是中国人思想、行为、性情的主线，无论其优劣，他总是在以各种形式或隐或显地塑造、影响着中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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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道家。
道家非常注重对管理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提出“道法自然”，即管理必须遵循客观规律，一切要顺应自然才能取得良好的管理效果。
在管理方式上，道家认为最高境界是“无为而治”，管理者行使管理职责时，不应勉强作为，不可越权行事，而须因势利导，营造一个放权下属的宽松氛围。
表面看来，管理者似乎什么也没有做、什么也不必做，但自己的组织却被整饬得井井有条。
道家同时也创建了一整套管理艺术，如静观待变、守弱用柔、知盈处虚、居上谦下、不争之争、见微知著、欲取先予、以曲求全、藏而不露、知足常乐等。
道家的“无为而治”与现代西方管理学理论中的倡导的“自动化管理”、“成本最小－收益最大化管理”有着微妙的相通之处，同样致力于避免干预、提倡自由、鼓励下属发挥创造性与积极性。
从道家的管理模式或管理风格中，可以看出对科学管理的崇尚、对个人创造能力的尊重及对管理绩效的追求。
道家管理艺术中，如“见微知著”、“欲取先予”等，更是经常被企业界人士所津津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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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法家。
法家管理以“法”即管理制度为核心，注重“法”、“势”、“术”即管理制度、管理权威与管理技巧的完美结合。
法家明确赞同“法治”而反对“人治”，主张时时事事都必须严格遵循既定的法令、规则，而绝对不能只依赖管理者的主观判断或个人好恶。
法家相信，如果坚守法制，哪怕是平庸普通的人也能成功地进行管理；但若抛开法制，才能超卓的人也必然会面临失败。
法家还看到，“徒法不足以自行”，仅有管理制度，没有强力、灵活的推行措施，也不行。
所以，管理权威和管理技巧也是必须的。
法家将管理权威分为“自然之势”和“人为之势”，前者指管理者在既成条件下（如受委任）所获得的权威，后者指管理者利用各种资源自行创造的权威。
法家尤其注重充分利用和强化“自然之势”，主动创设“人为之势”，并以此为后盾，保证管理制度的实施。
法家通常较少理会人的道德修养和社会伦理准则，往往有“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之嫌，但其管理技巧却比其他各家都要丰富。
在组织机构的建立、职位的设置、人员的选拔、授权、监督、考查等方面，法家提供了中国古代管理从理论走向实践的极佳范例。
（历史上，法家代表人物大多有丰富的执政和管理经验。
虽然这些人物所获毁誉各异，但法家理论却从未被遗忘过。
）即便在今天，我们也仍能从中不断寻求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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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兵家。
兵家管理的领域主要在于军事，但其中蕴涵的管理战略、策略、方略，对其他领域无疑也有借鉴价值。
在管理战略方面，兵家讲究运筹谋划，强调管理者审时度势，对外界环境和组织内部有清醒正确的认识，并据此作出判断和决定。
在管理策略方面，兵家提出要“因变制胜”，强调“变”的因素，要求管理者对各种变化及时作出反应，并能积极创新求变，时时处处占据主动，不受制于人。
在管理方略方面，兵家提出分级管理的原则：要想管理很多人像管理很少人一样轻松，就须依靠组织和编制的作用；要想形成富有效率的组织，就须以严格的纪律、法令进行层层控制，辅以思想教育，对下属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并形成特定的层级制度，以做到首尾一致，令行禁止。
兵家因擅于计算、预测，强调变数而备受经济界和企业界的关注。
有人认为，在今天的市场经济（尤其是市场尚未完全规范化）环境中，兵家思想将大有用武之地。
一些涉足中国市场的外国公司在关注中国文化背景时，也确实将兵家学说放在了重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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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关于上面四家思想的论述，仅是我个人所理解和感兴趣的部分，绝非其全貌。
并且，在历经千年的治国、管理实践中，儒、道、法、兵四家的理论也绝不是截然分开、孤立存在的，他们往往彼此充实、互相吸纳地被结合起来运用。
我们今天所要考察、研究的，也不应止于对各家学说的分判，而要力求将这些先哲智慧的结晶，融汇起来，转化为有利于现实的管理理念、管理方法。
求采纳，共两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