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传志的领导观有何特点
一、二鸟的爱国情怀 改放后的第一代企业家普遍热血沸腾的爱国情怀，能够种热情融入到企业管理中去的也不在少数，但能够将其做到近乎完美且至今依然成功的，恐怕只有柳传志一人。
“我们希望自己有机会把自己的生活、生命和整个中科院的事业联系起来，甚至和国家科技改革的方针联系起来。
”——1989年4月给中科院院长周光召的一封信。
“如果我们把自己认为是龙（取‘鲤鱼化龙’之意）的时候，那就确实是我们要对中国计算机事业，对高技术产业，对中国外向型企业的兴办起点历史性的作用。
”——1992年3月在联想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扛起民族产业的大旗。
”——1994年9月给电子工业部领导的汇报讲话。
这三句话掷地有声的话，虽然只是柳传志领导联想近30年来成百上千次讲话中的沧海一粟，但它们一脉相承，既反映了柳传志豪迈的胸襟气魄和厚重的责任意识，也在有意无意中实现了一石二鸟的奇妙效果。
赢得了上级的信任与支持 如果说“给周光召的一封信”中的表白是为了取得公司当时的实际控制人——中国科学院的理解与信任，那1994年向电子工业部领导的汇报，则无疑赢得了有关部门对联想产品的保驾护航。
当时的情境是，Compaq、AST、Super等外国原装机、组装机在中国的市场份额高达70%～80%，国产计算机企业节节败退，国内生产整机的几家大厂从1993年开始基本放弃了原有品牌，并通过与外国企业合作的方式打出了新的品牌。
柳传志在向电子工业部领导的汇报中说，“如果我们也放弃联想品牌的微机，有可能国产微机就完全不存在了。
”我们咬牙坚持也要扛起民族产业的大旗，但同时也“要求政府关注我们，当我们做得好的时候为我们叫好。
… … 希望制定有利于民族工业发展的行业采购政策，在性价比相同的前提下，优先购买国产商品。
” 联想此举的确引起了强烈反响，《人民日报》在头版报道了联想高举民族工业大旗的壮举，此后国家有关方面的政策也的确有力回应了柳传志的表态。
1994年和1995年，联想国内业务的营业额和利润连续两年实现了超100%的高速增长,1996年的净利润增长更是超过了200%，联想台式机在当年国内的市场份额首次超过10%，这是自1994年国内电脑业开始引进“市场份额”的提法之后，国产电脑第一次在中国市场上力拔头筹。
凝聚了员工的身与心 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不光柳传志这样的企业家有满腔的爱国情怀，就连众多大大小小的公司里的普通员工，也都有着很深的国家与民族情结。
只是由于不同企业的管理体制不同、领导人的魅力不同，许多国有（当时称为“国营”）和集体企业职工的积极性没有被充分调动起来而已。
而当一个企业拥有公平公正的管理风气，任人唯贤的用人策略，赏罚分明的奖惩制度，并且有一个高瞻远瞩、敢做敢当、先人后己的有魅力的领导时，“产业报国”、“扛起民族产业的大旗”、“叫板世界名牌”、“抢占国际市场”、“成为国际上的金字招牌”、“为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贡献力量”（均为柳传志语）等一系列饱含爱国主义精神的口号，就能在员工的内心世界产生强烈共鸣，从而巧妙地将“爱国”、“爱公司”与“爱岗敬业”有机结合在了一起。
如果说在创业初期，“办一家年营业额达200万元的大公司”是柳传志为了跟着他下海创业的难兄难弟的饭碗而立下的誓言，那后来的一系列为了国家和民族荣誉而铁肩担道义的至高梦想，则无疑成为了激励柳传志本人及其所领导的联想集团克服艰难险阻的精神动力。
如果有哪家企业在持续追踪市场、不断完善内部管理的基础上，还能有这样一股凝聚起员工钢铁意志的精神动力，那他就没有不成功的道理。
二、进退有章的政治智慧 早期的联想在小小的中关村都是一个非常小的角色，更不要说在全国有什么大的影响力了。
但从后来的发展情况看，那些想当年赫赫有名的大企业，要么是因为徘徊不前而慢慢被市场淘汰了，要么是过于激进而产生了与“观念”、“环境”和“机制”的严重冲突而夭折了。
尽管联想在成长过程中也犯过一些错误（如因为“奖金税”问题被罚款），但聪明的柳传志非常善于从小失误中总结大道理，善于从别人失败的教训中汲取营养，进而在自己领导联想近30年的实践中做到了进退有章。
不做改革的牺牲品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一些曾经在全国都赫赫有名的大企业家稍显激进，因为自己的变化速度超过了改革的速度而锒铛入狱。
于是柳传志迅速调整策略，自己给自己划了一条“红色”的底线——“不做改革的牺牲品”。
这句话的意思是，“你要弄清楚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事情不能做。
”在时机不成熟的时候去强行推进，“那一定会头破血流。
”后来有人提醒说“这句话不好听”，于是柳传志又顺势将其改造成为“不在改革中犯错误”。
其大致意思基本没变，但完全消除了原话中暗含的“刀光剑影”，并揉入了更多积极向上的成份。
凡事需要转大弯 1987年前后，国内企业兴起了股份制改造的热潮，很多企业急于通过“明晰产权”、“管理层收购”等方式将股权“量化”到公司或个人名下。
尽管其中有很多企业成功实施了“改造”，但也有不少人因为急于求成而犯下了错误。
虽然柳传志也有为联想争取利益的想法，但他聪明地采用了“转大弯”的策略，从而使联想按部就班地实现了“安全改造”的战略目的。
一是，先讨论分配方案再争取实质利益。
用柳传志的话来说，就是当对着没有多少数字概念的“空饼”进行分配的时候就不容易产生矛盾，而当真的“饼”放在大家的眼前，而且又是公司价值增长特别快的时候，分配就难了。
二是，先争取“分红权”再争取股权。
在对分配方案进行充分讨论并达成一致意见后，柳传志并没有着手进行实质意义上的股权改造，因为这“一角饼”的诱惑力确实太大了。
于是，他于1993年巧妙地把35%的分红权拿到手，这要比实实在在的股权相对弱化了很多，从而减少了公司内外不必要的争议，同时也为后面的股权改造埋下了伏笔。
三是，先争取股权再争进行 “分红”。
拿到分红权后，柳传志并没有急于把钱分给大家，而是预留在了公司里。
这一方面可以减少“真金白银”地分钱给大家形成的心里冲击，另一方面也为将来“赎回”股权储备了资金。
而当2001年政策允许联想将35%的分红权转为员工股份后，柳传志此时才将这笔分红拿了出来购买了股份。
一个大弯下来，柳传志既为联想争取到了应得的利益，又避免了犯“原则性”的错误，同时也减少了利益分配过急而给公司内外形成的舆论冲击。
有理想但不要理想化 在成长过程中，任何企业都有可能遇到来自“外部环境”的不公正待遇。
如果以理想化的方式来应对，非要一清二楚地讨要说法，即便是赢了官司，而最终的结果其实并不一定对自己有利。
1992年，联想在深圳建立了自己的生产基地，每天从香港拉元器件到深圳组装机器。
这本来是当时很普遍的现象，可联想无辜受到了当地海关的不公正待遇。
于是，“年幼无知”的联想把状告到了海关总署，总署把事情查清楚后批评了深圳的当地海关。
联想的确是赢了官司，但从那以后联想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
受形势所逼，联想后来将生产基地迁往广东惠阳，直到1998年国务院从海关内部进行彻底整顿以后，联想的境况才有所好转。
血的教训使柳传志明白了“有理想但不要理想化”的道理。
理由很简单，因为外部环境是不受个人控制的，如果理想化就难免要碰壁。
因此柳传志要求，如果大环境改变不了，我们就去改造局部环境；如果局部环境也改变不了，我们就去改造小环境；如果小环境我们也改变不了，那我们就要学会忍耐，“适应在这种环境下生存，然后等待时机，再来做大的。
” 后来，随着我国法制环境的逐步改善，以及联想集团的“名头”越来越大，来自外部环境的不公正待遇基本没有了。
于是，柳传志又将这一名言进一步演化为：联想人心中要有远大的理想，但在具体做事的过程中，要讲究方法和策略，不要把事情想得太简单。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一“演进”看似顺理成章、无须着墨，但它千真万确地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国内大环境和联想小环境的不断改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柳传志管理理念在“老版本”基础上的动态升级。
三、三位一体的领导心得 如果说“扛起民族工业大旗”是一个神来妙笔，那建班子、定战略、带队伍“管理三要素”的提出，则充分表明柳传志的领导思想开始走向成熟，联想集团也相应地从一个国内市场上的“大”企业，开始朝着“追求卓越”意义上的世界级企业挺进。
建班子 根据柳传志的解释，第一把手是一个有战斗力的班子的核心，如果他不能组建一个意志统一的、有战斗力的班子，不能有效防止管理高层内部的宗派斗争，那其它什么都免谈。
因此不论在什么情况下，组建一个好的班子，“永远是企业发展的首要条件”。
定战略 柳传志眼里的定战略，包含了设置中长期目标、制定实现这个目标的战略路线、将目标分解为阶段性目标并逐步予以实现等环节。
这是考验领导者的“硬功夫”，也是柳氏管理三要素中“科技含量”最重的部分。
带队伍 这是柳氏管理三要素中“内容最丰富”、“做起来工作量最大”、听起来也是“有声有色”的部分。
根据柳传志本人的解释，好的企业就像是一支军队，必须要做到进退有章、阵脚不乱。
而要做到这样，就要求“带队伍”能完成许多职能，诸如：建立什么样的结构，以使企业的运转效率最高；树立什么样的文化，以使员工和企业实现共赢；采用什么样的管理模式，以使员工令行禁止；采用什么样的激励方式，以使年轻的知识分子发挥最大的创造力，并培养出出色的领军人物，等等。
回顾刚刚过去的30年，国内成名的企业家有不少，而持续成功的企业却并不多。
虽然他们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发展战略不清晰”、“内部管理混乱”、“缺乏合理的人才梯队”等被学者们说滥了的误区，几乎可以说是他们共同“软肋”。
我们不敢说是柳传志的管理三要素确保了联想的成功，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这三个基本的要素而仅靠柳传志一个人的领袖魅力，联想集团是绝对不可能这么健康地走到今天的。
因为被誉为“知识经济”的21世纪，早已不再是“草莽”企业家单枪匹马就能取胜的江湖时代
“四、平淡有奇”的说教艺术 通过适当说教来阐述思想和表达意图，既可以为企业发展指明方向，又能对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拨乱反正”，因此是现代企业领导必备的能力素质之一。
如果说华为总裁任正非的“任氏说教”是直白的大实话，如“在分配上决不‘羞羞答答’”、“绝不让雷锋吃亏”等，而柳传志经典的“柳氏说教”，则明显带有我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的神韵。
“有5%的希望，就要付出100%的努力。
” “偏执也就是对目标的执著
” “每个人都面临着挫折和失败的可能，这是我们每个人人生经历的一部分。
” “人很大的兴趣就是感觉一步一步地往自己设定的目标方向去努力
” “小公司做事，大公司做人。
” 这些话看似不温不火、平淡无奇，但如果将它们与联想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具体问题结合起来看，你就会发现这些朴素语言背后惊人的价值。
以上面所列出的第一句为例。
在1988年举行的“全国科技进步奖”的评选中，联想汉卡在初评时只获得了二等奖。
柳传志对这个结果很不满意，他认为“联想汉卡在国民经济应用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被严重低估”。
但是，初评结果已经在《人民日报》上公布，几乎不可能再进行变更。
对此，柳传志并没有灰心，他通过多种渠道打听到这样一个消息：如果有10名评审专家联名要求复议，就能召开评委大会；如果有三分之二的专家同意这个复议，初评结果就有可能更改。
得知这一消息的柳传志兴奋不已，但为了避免“走后门”的嫌疑，他没有直接去找专家，而是先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电视台等权威媒体上“连篇累犊”地宣传联想汉卡，以使人们对联想汉卡有更充分的了解。
随后，柳传志再派人去把专家们请来，非常详细地向他们展示联想汉卡的强大功能，论证联想汉卡对推动“微机”（当时国内还没有“信息技术”这一词汇，否则肯定用上了）在我国广泛普及的重要意义。
随着了解的不断深入，专家们改变了原来的看法。
就这样，柳传志以永不言败的毅力和桃李不言的方式，成功推动了针对联想汉卡的复议大会的召开，并一举拿下了当年的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这为联想集团日后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从此以后，联想总部的墙上多了一张新标语:“把5%的希望变成100%的现实
”摘自百度网友，谢谢。
什么叫宪政思想
从胡适的宪政思省宪政主义在中失败一、与政治：乌托邦自由主义与宪政空 胡适自美国留学归国之后，即有所谓“20年不谈政治，20年不干政治”的名言。
[4] 这当然不能简单地解释为胡适对政治不感兴趣或排斥政治，其实，胡适自认是“一个注意政治的人”，并在留美求学期间就已经形成了“关心政治是知识分子的责任”的观念。
[5] 所谓的“不谈政治”，事实上正是那时胡适的政治观的一种表现。
这种政治观的根本特点就是强调政治的“思想文化基础”，并进一步认为中国固有的文明必需得到“系统的严肃批判和改造”。
[6] 用胡适本人的话来说，就是“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
[7] 所以，胡适投入了他称之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的“新文化运动”；并且，与参与“新文化运动”的所有知识分子一样，胡适也强调所谓的“改造国民性”[8]，强调“树人”，强调“教育”[9]。
胡适写道，要救国，“不如打定主意，从根本下手，为祖国造不能亡之因”；而“今日造因之道，首在树人；树人之道，端赖教育”。
[10] 胡适看到：“在名义上的共和下，八年痛苦的失败渐渐地使年轻的中国认识到，民主是不能仅仅通过政治的变革来给与保证的。
”[11] 在（直到晚年的）胡适看来：“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习惯性的行为。
”[12] 他所要努力的，用胡适本人的用语来说，就是在中国实行所谓的“造因”工程，以此为未来民主宪政的实现而打下国民基础。
当然，除了这种积极的态度，“不干政治”之说也反映出他对当时政治状态的消极反抗。
用一位研究者的话来讲，对当时的胡适来说，“参与政治意味着要从事武夫们正在干的那些肮脏的勾当，从政治上解决问题意味着要通过与流氓恶棍打交道而寻求妥协。
”[13] 胡适本人也一再强调自己的“一番愚忱”，想把“新文化运动”“维持成一个纯粹的文化运动和文学改良运动”，几十年后犹自叹息来自政治的“不幸干扰”。
[14] 无疑，对胡适来说，政治确实是不洁的，常常是有碍于他那改造中国国民性的伟大工程的──至少在现实的情况下是如此。
很清楚，这种心态明显具有某种“精英心态”或“救世主心态”，与自由主义、宪政政治的基本原则是格格不入的。
[15] 为什么说它是“精英心态”呢
因为对这样的知识分子说来，一般民众是愚昧落后的，需要由前者对后者实行“改造”和“教育”；而政治人物更是肮脏不堪的，根本不可与其为伍。
似乎唯有他们这样的“知识精英”才能全盘改造中国──事实上，这与共产主义或者其他什么主义的“中国改造论”，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如果说有区别，那也仅仅在于：共产主义是要改造中国人民成为“无产阶级新人”；而胡适这样的自由主义者实行国民改造的目标则有所不同，是要让民众“理性化”。
对一个自由主义者来说，问题是：为什么应该是胡适（或者共产党）来规定这种改造的目标、标准和过程呢
为什么中国人不可以按照他们每个人的心愿来成为他们每个人自己呢
很明显，这后一种概念，才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根本概念，即每个人有他自己的利益与偏好，而这种利益与偏好正是此人之为此人的基本规定，容不得其他任何人──无论是政治权力还是其他什么力量──来“改造”他（或她），除非他（或她）自己要“改造”自己。
所谓“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这恰恰是胡适不断强调的一个思想，对胡适的这种“个人主义”思想笔者后面会加以讨论──本来就是这样的含义。
但是，胡适本人，却由于他的强烈的精英主义倾向，在讨论社会政治问题时根本就忘记了一般平民大众的个人主义。
当然，自由主义也好，宪政主义也好，并不否认人性具有黑暗的一面。
这里的重要问题在于，它们并不试图通过什么“思想文化建设”来改造这种黑暗的人性，而是强调：第一，政治本身必须建立在对于这种人性的现实理解之上；第二，通过政治制度本身，可以制约人性的黑暗一面。
事实上，这里的第二点，可以看作是宪政主义的哲学本质。
[16] 与这种现实主义的人性观念和政治观念相比，以胡适为代表的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象其他大多数当时中国的各种不同的主义的鼓吹者一样，本质上还是乌托邦主义者，或者至少沾染了某种乌托邦主义的色彩。
他们固然看到了人性中黑暗的一面，但他们对此的态度却只有两种：一是试图改造之，这是当他们面对政治权力上的弱者的时候，是他们自以为高高在上的时候；另一种态度则是逃避，这是当他们面对政治上的权势者的时候，是他们感觉自己无力的时候。
当实行前一种态度时，他们“不谈政治”，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在建设更加伟大而基本的“政治的思想文化基础”；而当实行后一种态度时，他们“不干政治”，因为他们觉得政治黑暗肮脏，而自己却冰清玉洁，岂能和那些“流氓恶棍”打交道
其实，即使单单在人性黑暗和政治“肮脏”这个层面上，如果认为胡适的相关论述表明，以他为代表的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对政治家的品质有着现实而深刻的认识，那似乎还是低估了他们的天真和幼稚。
实际上，当胡适后来介入政治问题、直接讨论宪政时，他始终乐观地认为，宪政并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因为宪政所要做的不过是落实两个基本的原则，即“政治必须依据法律，和政府对人民负责”。
[17]既然中国民众那么愚昧、中国政治那么肮脏，为什么这两个原则实行起来却又并不困难呢
胡适并没有给出系统的解释。
他的一个明白表达的理由是：这样的原则太“基本”，几乎不能算是什么崇高的政治理想。
胡适多次明确指出：“民主宪政只是一种幼稚的政治制度”[18]，“民主宪政不是什么高不可及的理想目标”[19]。
这当然也是“精英心态”和“乌托邦主义”的一种表现，总把平实的东西看作是没有难度的东西，觉得那没有什么大了不起。
而政治恰恰是平实的东西。
即使在已经碰壁之后，胡适似乎也从来没有问一句：这么“幼稚”、“基本”、“不太难”的事情，为什么在中国就是做不到呢
当然，他的答案可能很现成：因为民众太愚昧，因为政治人物太肮脏。
于是，这里出现了一个自相矛盾：既然如此，有什么根据说这样的政治并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呢
如果一般民众尚且那样需要教育，为什么从事政治活动的人就那么容易接受法律的制约呢
唯一的解释就是：作为原则，它很简单，而这是胡适所着眼的层面；而要把这原则变成现实，对不起，那时的自由主义者没有兴趣讨论这个“肮脏”的现实。
这样，胡适在面对社会现实的态度与方法问题上陷入了他那著名的“多谈点问题，少谈点主义”之主张的对立面：他所讨论的宪政，仅仅是一种概念（主义），而不是着眼于如何解决中国实行宪政这一基本问题。
因此，积多年之努力，宪政在中国依然是空想，也就并不奇怪了。
在看到中国的研究者们赞许地称道胡适是一个“理想的自由主义者”时[20]，笔者要说，有“理想”而却不知道如何实现，也不去探索如何实现，那倒不如说是“空想”。
因此，胡适其实是一个空想的自由主义者。
胡适的这种“非政治”的思考方向，还为中国后来无数知识分子留下了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巨大怪圈，那就是国民素质与宪政建设之间的关系。
[21] 有学者认为，胡适之所以强调宪政政治很容易，是要苦口婆心地让人们明白：即使中国人素质低，也不是不可以实行宪政；而今天的知识分子则反过来批评胡适，强调国民的文化和政治素质是实行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条件。
[22] 其实，今天的这种批评已经包含在胡适（和“新文化运动”）的总体思路之中，并未跳出20世纪中国所面临的上述基本怪圈。
事实上，胡适有时要比这些批评者高明，能注意到事情的另一面。
他懂得：“人心是不容易改变的，公德也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
故救济之道不在乎妄想人心大变，道德日高，乃在乎制定种种防弊的制度”；而“制度的训练可以养成无私无弊的新习惯”。
[23] 这为怪圈找到了一线走出去的希望。
既然如此，那就应该进一步探讨：这样的制度如何才能形成
读者在本文中已经看到并将会继续看到，无力回答这样的问题，恰恰是胡适和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想根本缺陷之所在。
二、“好人政府”和“专家政治”：宪政政治与开明专制之间 说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至少是胡适，完全没有提出实施宪政的思路，也许不尽公平。
胡适在“新文化运动”开张后不久，很快就放弃了他的“20年不谈政治”的说法，以1920年8月1日与蒋梦麟等7人共同发表“争自由的宣言”为标志，在次年成立了一个研究政治、讨论社会问题的团体“努力会”，接着创办了《努力周报》，把“谋中国政治的改善与社会的进步”作为宗旨，“代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站到议政、干预政治的前台”。
[24] 在此前后，胡适为中国政治开出了他的一个药方，就是所谓的“好政府主义”。
“好政府主义”无疑表现了胡适政治思想的重要发展。
首先，他开始强调政治的极端重要性，指出“政治不良，什么事都不能做”[25]；其次，他提出了“工具主义的政府观”；第三，也可能是最重要的，在包括胡适在内等16人领衔签名的“我们的政治主张”中，明确提出了“宪政”和“公开”的政府，强调“要有正当的机关可以监督防止一切营私舞弊的不法官吏”，并“充份容纳人的自由”，该“主张”也对当时现实的政治问题，包括南北问题、裁兵、国会、宪法、财政、用人、选举等都提出了一些意见。
[26] 不过，胡适并没有完全改变笔者在上一节分析过的那种基本政治观。
他还是认为：“现在国中最大的病根，并不是军阀与恶官僚，乃是懒惰的心理，浅薄的思想，靠天吃饭的迷信，隔岸观火的态度。
这些东西是我们的真仇敌
他们是政治的祖宗父母。
我们现在因为他们的小孙子──恶政治──太坏了，忍不住先打击他。
”[27] 由此可见，那种精英主义的态度依然十分鲜明，那种文化主导的思路完全没有改变。
其实，就在提出政治改革的具体主张时，这种态度和思路也扮演着关键作用。
对胡适来说，要实行“好政府”，需要“人人都觉悟”；而“政治改革的唯一下手功夫──我们深信，今日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在于好人需要有奋斗的精神”[28]。
这里，对“好人”或“贤能”的依赖，明显具有精英主义色彩，只是从纯粹的文化精英主义扩展到了较大的精英范围；而什么“觉悟”、“精神”、“奋斗”，则仍然囿于人类主观认知的范畴来谈论政治。
至于把“好政府”作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并感觉这是什么“平心降格”的目标，更不脱本文上节所批评的乌托邦色彩，即仍然悬有一个宏伟的目标，而把目前这个事实上已经非常困难、根本还没有找到道路来实现的标的，看成一个实践上轻而易举、理念上折衷妥协的东西。
以这样的思路贯彻始终，于是，“不谈政治”时，胡适是试图在思想上改造那些愚昧的民众，以奠定“政治的基础”；干预政治时，胡适则希望让那些所谓“政治领袖”有所“觉悟”，甚至“无为”，甚至还能把权力让给“好人”来建构一个“好政府”。
比如说，谈到建设，胡适强调：“必须先要政治领袖们彻底觉悟建设是专门学术的事，不是他们随便发一个电报命令十来个省份限几个月完成的。
他们必须明白他们自己是不配谈建设的，他们也应该更清楚地认识到，他们现在所从事的建设并不是真正的和永久的建设，而仅是那种使政治刽子手们中饱私囊的营私舞弊。
他们明白了自己不配建设，然后能安分无为，做一点与民休息的仁政；等到国民少苏国力少复的时候，等到专门人调查研究有结果的时候，方才可以有为。
”[29] 他对“专门研究”的强调，让笔者感觉到，在胡适眼里，国家的治理（也就是政治）与其说是权力关系的建构，不如更象是一个公司的运作，甚至于象一个“努力”寻求自身有所作为的个体（这是胡适常常倡导人们要做的，而其实更多地只是一个知识青年的个体──这一点在后面另行讨论），必须具备了觉悟，有了一番专门的调查研究，有了“学术”的根基，于是一切可以“上轨道”。
他在倡导“好人政府”的同时，也提倡所谓“有计划的政治”，大意不过如此。
反过来，胡适对于政治领袖的赞赏，往往也不过着眼于是否读书。
1919年五月，胡适第一次会见了孙中山。
他后来回忆这次见面的情景时，强调孙中山是真读书的，并发挥说：“中山先生所以能至死保留他的领袖资格，正因为他终身不忘读书，到老不废修养。
其余那许多革命伟人，享有盛名之后便丢了书本子，学识的修养就停止了，领袖的资格也就放弃了。
”于是，他主张，青年学生要想干预政治，应该注重学识的修养。
[30] 显然，胡适虽然明确打出了“宪政”的旗帜，但他所倡导的“好人政府”和“贤能政治”其实根本就丧失了宪政政治本来的含义──即人民参政而对政治权力实行制约的含义。
“好人政府”和“贤能政治”的内涵充其量不过类似于所谓的“开明专制”：领导人有理性，有知识，有专长，有道德，能“防止”不法官吏，也能“容纳”个体自由。
这与胡适在另外一些地方体认到的“政治必须依据法律，政府对人民负责”的“幼稚”的宪政原则，又差了很多。
按理来说，如果政府完全是由“好人”组成的，那么宪政根本就没有什么必要，因为宪政的基本功能在于限制政府的权力──人们为什么要去千方百计地限制“好人”的权力呢
而自由主义的一个基本政治观念就是并不相信什么“好人”不“好人”，而是首先把国家权力（也包括其他权力）看作“恶魔”，首先担忧那些手中掌握了巨大权力尤其是国家权力的人会滥用他们的权力，不论他们的道德修行如何。
在鼓吹“好人政府”和“贤能政治”时，胡适显然忘记了（或者不懂得）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第一课，反而改采道德哲学，也就是以非政治或反政治的态度来推动所谓的“宪政”政治。
这种“努力”把希望寄托在政治领袖（无论新旧，在位或未来的）之向善愿望上，真的是如同胡适自己在别处所说的，“与虎谋皮”，恐怕是永远不可能成功的。
三、利益的缺位与公私的等同：虚弱的个人主义 如果不是依赖人们（无论一般民众还是政治人物）的认识的提高即“觉悟”来推动宪政政治，那么，对自由主义来说，什么东西才有可能催生宪政呢
胡适对这个问题及其答案，似乎并不是完全没有体认。
在胡适担任驻美大使期间为宾夕法尼亚大学建校200周年出版的《政治学与社会学研究》一书所撰写的文章中，他不仅选取了“作为政治概念的工具主义”为主题，把宪政政治看作“政治制度的工具主义观点的最佳表明”，而且大段引述杜威的被胡称之为“关于力的工具主义”的有关阐述，强调这些论述“突出了常被大多数自由主义者和激进分子所忽视的政治制度的一个方面，即制度运作必需的能动力量或力”。
[31] 不过，似乎不可以高估这种认识的深度，因为他在简单地提到所谓的“力”之后，随即就回到了前面所讨论的那样一些他的基本观念上去了。
如果延续“力”的思路，进一步的问题是：有没有什么方法，来迫使“政治”接受“以法律为依据”的原则、来强制“政府对人民负责”呢
也许，“迫使”和“强制”这样的词汇，对于温文尔雅的胡适来说，对于“理想主义”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尤其是对于主张“自由”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说，未免过于暴力了。
可是，暴力却恰恰是政治的本质，至少是政治组成的本源力所在。
那些讨论“国家”应当如何如何的人们，如果不懂得“国家”的这种暴力属性[32]，他们的讨论怎么能不是如胡适自况：“我们谈政治的人，到此地步，真可谓止了壁了。
”[33] 这当然不是说，自由主义主张武装斗争来改造国家（虽然自由主义也不排除这种选择）；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对“力”的认知，有它更为深刻的层面，那就是对个体自我利益的强调，特别是强调这种个体利益的普遍化。
[34] 利益的力量是最为普遍的政治力，而利益与利益的相互制约，是自由主义最重要的根本政治原则。
可是，在胡适这里，我们完全看不到对于一般人或每个人的个体利益的承认；相反，在不承认（至少是不强调、不突出）普遍的个体利益的前提下，胡适虽然倡导个人主义，但其个人主义的内涵却很薄弱。
从根本上看，胡适所理解的个人主义，是建筑在对于“个人”这一概念实际上的“精英化”或“知识青年化”理解上面的。
胡适批评1919年的民国选举时强调：“我们中华民国的青年应该知道这种政治腐败黑暗别无他种救济的方法，只有一条方法，需要全国青年出来竭力干涉各地的选举，需要全国青年出来作各地选举的监督。
”[35] 这样的个人主义，在政治上产生两种看似不同实际上相互联系的倾向。
一种倾向是囿于单纯个人层面的“自由”和成就。
我们不妨称之为“私性的”个人主义，有些类似“消极自由”的概念所涵盖的内容。
[36] 胡适强调一种所谓“健全的个人主义”，其中包含两个重要思想：第一是充份发展个人的才能，第二是要造成自由独立的人格。
[37] 在个人自由与国家自由的根本关系上，可以说胡适是正确的。
他说：“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 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
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的起来的
”[38] 但是，这里有一个可能的倾向，就是直接将个人与国家相等同──笔者随后会讨论这一点。
从胡适非常欣赏所谓的“易卜生主义”来看，他对个人主义的理解经常是走向这个极端的。
胡适除了专门撰写长文介绍“易卜生主义”以外[39]，并不时引用易卜生的话。
比如，他说：“救国事业须要有各色各样的人才；真正的救国的预备在于把自己造成一个游泳的人才。
易卜生说得好：‘真正的个人主义在于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东西’。
易卜生又说：‘有时候我觉得这个世界就好像大海上翻了船，最要紧的是救出我自己’。
”[40] 这种单纯的“唯我主义”，与主流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有很大的距离；而出现这一距离的根本，就在于政治：自由主义从来不认为个人可以孤立于社会政治而存在，因此它所强调的“自由”不仅仅是脱离了别人所寻求的“私性的”自由，而它所主张的个人主义之“个人”不是某种可以假设生活在社会政治状态之外的个人。
胡适的“健全的个人主义”的第一点，其实仅仅是一种精英主义的个人奋斗哲学。
在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想源流中，本来就存在这样一种把个人主义理解为“个人为真，团体为幻”[41]的极端倾向；个人主义的政治哲学向个人奋斗的人生哲学的演变，进一步凸现了中国自由主义的“反政治”特点。
而其第二点，则开启后辈中国自由主义者中普遍把独立人格理解为“不做官”[42]、“为学术而学术，多儒者，少官僚”[43]的倾向。
在这种倾向中，知识者强调自己的“超然”与“公正”，结果是脱离了政治活动和政治活动中经常出现的党派活动；一谈到“独立性”，他们就以为是要置身于政治权力之外。
狄百瑞所总结的宋明以来的那种追求内在自由的传统[44]，在20世纪竟然并没有重大变化，反而有强化的趋势。
这就不能不损害对于外在的和普遍的自由的建构。
传统士大夫秉承孔孟正统思想，抱持“自尊”、“自得”、“自任”等理念，致力于在“内在人格”层面建构所谓“独立”、“自由”的做法，在胡适这里找到了回应：“情愿不自由，也就自由了。
”[45] 这也就混淆了所谓“自由”知识分子与自由主义者之间的重大区别，使得自由主义有丧失其本来的政治意义之虞，当然也就可能导致自由主义与宪政主义事实上脱钩了。
这种单纯“私性的”个人主义的另一种倾向，本文已经涉及到，就是一旦讨论公共问题（也就是政治问题）的时候，很容易犯一种把“个人”私性领域的逻辑直接扩大到“团体”乃至“国家”领域的错误。
换言之，这种自由主义或个人主义往往将个人与国家、内与外、私与公相混淆、相等同。
个人奋斗可以救个人，于是也可以救国家；每个人奋发有为，就等于政治问题解决了。
胡适倡导所谓“有计划的政治”，根本出发点似乎正在于此。
早在留学时期胡适就感慨：“吾国几十年的政府，全无主意，全无方针，全无政策，大似船在海洋中，无有罗盘，不知方向，但能随风飘博。
这种漂泊（drift），最是大患。
一人犯之，终身无成；一国犯之，终归灭亡。
”[46] 反过来，每个人都有主意、有方针、有罗盘，似乎就等于国家的问题解决了。
在这个意义上，“消极自由”被错误地等同于“积极自由”。
而这种结论，在实践中，往往导向政治上的取消主义，其实际的政治后果恰恰是容忍专制权力的肆虐。
胡适的这种思想路径有其前因后果。
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都提出了“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47]的思想。
直到今天，这种以“公”为“私”之集合的概念仍然被很多中国学者认为是具有自由主义含义的。
[48] “私性”领域和政治领域的区分，作为自由主义的本来理论基石之一，在这里完全消失了。
四、结论 宪政的建立，必定通过某种政治操作。
上述考察表明，以胡适为代表的中国自由主义的宪政观念在本质上却具有“反政治”的特点，从而导致在理念上扭曲宪政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基本观念，在实践中则无力找到根据宪政原则改造现实政治的力量和道路。
归纳起来，这些“反政治”的特点主要表现为：第一，对于人性和政治的理解沾染浓厚的乌托邦色彩，认为宪政政治也好，更加高级的某种什么政治也好，都要建立在对于人性的改造上面，而不是从对于人性的现实理解出发来观察和分析政治。
其次则是严重的精英主义，尤其是文化精英主义，从而完全忽略一般民众对于政治改造或建构宪政政治的作用；而这种文化精英主义一旦扩展到政治领域，则不免向宪政政治的对立面比如“贤能政治”甚至“开明专制”转化，因为它的目光是聚焦在政治领袖方面，而不是对于政治领袖的制约。
第三，也是最为关键的，是其文化中心主义的思路，强调的是道德、觉悟、知识和素养，忽略了政治的关键因素：利益和力量。
这种“反政治”的特点，恰恰是与以个体利益的普遍化为基本出发点的自由主义的宪政主义思路相抵触的。
当然，胡适的思想不一定代表中国自由主义对于宪政观念最为深刻的理解。
但诚如某些学者所指出的，胡适的自由主义具有“重行动而不重纯粹理论”的学术特色；“相对于严复和梁启超在鼓吹自由主义基本概念上所作的努力，胡适在实现自由人格方面的兴趣显然远超过输入学理，对他来说，自由主义之所以可贵，并不在于它是一种完美的形上学架构，而在于它是一种普通的、人人可以享受到的生活习惯。
”[49] 换句话说，胡适在自由主义者中是一个比较具有实践色彩的人物，他对于实际的政治也确实倾注了很大的注意力。
即使如此，他的自由主义宪政思想尚且如此明显地具有“反政治”特点，则中国自由主义在政治上的贫弱可见是多么严重。
胡适思想无疑是中国自由主义对于宪政政治的最有影响力的理解。
这种影响力，既表现在当时，也表现在后世[50]；既体现在思想文化领域，也渗透到政治领域。
因此，胡适宪政思想的任何特点，都严重地影响着后世自由主义的宪政理念和宪政努力。
更加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胡适误读自由主义之后半个多世纪，人们还在不断误读胡适。
比如说，有中国学者认为，“胡适对美国的经验确有深入的了解和把握，然而，也正是这一点决定了胡适的自由主义无法与中国的实际──时代背景和人文传统──相锲合。
他对宪政民主及其价值确有深刻的理解，对宪政民主所需要条件也有真实的把握，然而，他对中国社会所出现的各种问题却不能做出恰当的反应。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自由主义不能“拯救”中国。
[51] 其实，本文的分析表明，胡适对于宪政民主并不具备“深刻的理解”和“真实的把握”。
那种认为自由主义不能解决中国宪政问题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
不错，自由主义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未能导向宪政政治的成功。
但这既不表明自由主义的无能，也不证实宪政政治的无用，而只是表明了：“反政治”的自由主义不能完成作为政治操作的宪政政治之建立这一政治任务。
在承认自由主义是宪政思想和宪政运动的主要推动力的同时，我们反而尤其不能忽略中国自由主义在宪政主义上的重大误区，应当反省其失败的教训和意义。
在这方面，本文仅仅是一个肤浅的尝试，更多的努力尚有待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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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放平心态 树立信心 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相信自己第二 如果实在没有头绪可以报个辅导班 给自己一些心理安慰 也可以看看别人什么情况的第三 礼仪一定注意 从等待区 到场外等候 敲门进门 鞠躬 坐 答题 与考官 等等都需要注意礼仪 买本辅导书 里面就有教 你要在家里自己一遍遍的模拟礼仪 让你家里人或者朋友给你当考官 看看你有什么小毛病 小动作第四 考题了解 对你们当地公务员今年真题进行了解 看看都靠什么方面的东西 有什么规律可循第五 练习答题 每天都要把各个题型的题目都练习上几道 看着时间答题 最好每天做一次真是演练 注意语气语调 可以拿mp3录下来 听听自己哪里有缺陷第六 知识的积累 多看一些名人名言 官方表述 充实自己的大脑 到时候穿插在回答中第七 考前买件正装 这个很重要哦 基本就这些吧 不要害怕 面试重在“面 ”，通过“试”来看你的“面”看你的整体素质 反应能力自信满满的 积极向上的回答 就没问题了 就当是自己的一次能力展现有问题可以再问 我是今年5月份面试的成绩是我们那场的第一名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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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为什么创业到该怎么创业
为什么要创业 首先从为什么要创业入手，这个问题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
YC 创业课总结了三个最常见的创业原因，并一一提供了基于现实情况的反驳。
比如： 1)很多人想自己做老板，觉得现在老板做的事和方法看不过去。
但事实是，创业后，每个人都是你老板。
你要讨好你员工，初创企业是难以承受核心员工离开的；你要讨好你顾客，你的身家性命和未来可能都在他们手里；你要讨好你合伙人，要小心翼翼处理各种矛盾和分歧；你要讨好你投资人，当然最近说资本市场泡沫的文章比较火，如果你真的靠谱，也可能是投资人要来讨好你。
2)很多人希望工作有灵活性，可以有很大自主支配权。
但事实是，创业的灵活指的是：你可以灵活地把生命中所有时间和精力放在你项目上。
相信我，一个真正的创业者是 24 小时都在工作，就连做梦都会想该如何做好这份事业。
再加上你要随时待命，要做所有员工的榜样，所以创业其实不只是监督手下人干活，或去参加会议发表演说那么简单。
3)赚更多钱，有更大影响力。
当然，这是个比较实际的理由。
但在企业内部，或至少初创公司内一样可以实现这些事情，而不只是需要自己去成立一家公司。
而且我自身的创业经历也让我知道，靠创业赚钱是不靠谱的，因为创业就是要把所有赚来的钱都再投回去，除非你能把企业做到万人皆知，不然你自己的工资肯定还不如去大公司当个领导来得多。
所以，到底什么才是创业的最好的最理想的理由呢
“The best reason is you can‘t not do it”——最好的理由就是，你不能忍受自己不去做这件事。
Sam 补充说： Feel compelled by a particular problem， and starting a company is the best way to solve it，迫切需要解决一个问题，而创立公司是最好办法，其实是一样的含义，而几乎一样的理由，我在豌豆荚创始人 Junyu 的一次访谈中就听到过。
你意识到一个问题，并觉得自己必须去解决它，只有这样，你才会有归属感、才有激情去面对前途困难，才能坚持 5 年、10 年，15 年熬出一个伟大企业。
比如我自己一路走来深知教育中现存的问题，我觉得教育中很多问题，比如让学生们更有自主思想、更有选择意识、对自己人生更有规划等，都是我希望有人能尽快解决的，如果不解决，就会有更多孩子迷茫、后悔或受苦，也就影响整个社会。
所以我也一直关注教育领域的创业比较多。
(自己的一次创业相关尝试，也是在职业教育方面)。
所以说到底，怎么样才算是对的创业
我之前看过一句话，后来就一直是我的微博签名，那句话是说：“Choose a problem to solve， not an idea to build.”(选择一个问题去解决，而不是选择一个点子去发展)。
这也就自然联系到了后面要讲到的创业四大要素。
创业四大要素 Sam 认为要塑造一个伟大公司要在以下四方面做文章：Idea(创业点子)、Product(产品)、Team(团队)和 Execution(执行)。
也就是说，一个杰出点子，被一个杰出团队，很完美执行，就会变成一个伟大产品，并塑造成一个伟大公司。
很多 VC 投资时，其实看的也是这些，比如是否是个足够大的好市场(点子是否够好)，是否是个适合的很好团队(执行力如何等)。
第一点，Idea 最近流行的一种说法是：Idea doesn‘t matter，而且自从《精益创业》这本书火了后，有个词也跟着火起来，那就是 Pivot.这词意思是不断变换方向，找到适合市场等，但 Pivot 这个词被用得太烂了。
现在基本上，任何“不成功”都可以被说成是一次“Pivot”，很多人也鼓励大家先开始再说，遇到困难不怕，就 Pivot 就好了嘛。
但事实上，据 Sam 在 YC 观察，绝大多数成功公司，都是一开始就有很好立足点和 Idea 的。
虽然说任何有创业经验的人都会知道，整个团队一开始做的东西，和最后成型的东西，一定非常不一样，但大方向，其实是可以把握住的。
比如做美甲 O2O 的河狸家，比如做女性社区的美柚和大姨吗，比如做娱乐社交平台的唱吧，这些都是从一开始听上去就有很大概率会火的东西，哪怕产品的内核和细节可能会完全不一样，但面对的人群和解决的问题都是不变的。
另外，在想 Idea 时不能只想产品，还要考虑很多别的因素，比如市场大小和成长空间，公司发展战略、未来成长壁垒等。
做 VC 以来，我一个比较大的感受是，如果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好的人才，有一个好的 Team，那就请一定要选择一个足够大的市场来发挥，不然就是对资源的浪费。
在一个大的市场内，如果你能占有 5% 左右市场容量，可能你已经很成功，并且未来还充满可能性，但在一个小市场内，哪怕你已经占有 80% 市场容量，也不太会有人看好你的发展。
马云和他 18 将如果最开始时选择的不是电商，而是举例说是，某种特定疾病人群服务，那么哪怕他们做得再成功，也不会有现在的声势。
当然，国内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公司会很快进入赚钱市场，并把小鱼都吃掉。
而且，如果你也有想过创业这件事，你可能发现，任何一个很明显可行的点子，都早就被不知道多少人做过了。
所以 Sam 给我们的建议是，要选择一个垂直的小市场。
但这不是和刚开始说的矛盾吗
其实不是，Sam 是说：要选择一个有前景的、可快速复制并扩张的小市场。
对一个发展很快的小市场(公司和市场一起发展，就像电商领域的阿里巴巴)，和一个发展很慢的大市场来说，前者最适合创业，也是最受 YC 青睐的。
小市场特点是，很多好点子一开始听上去都很可笑或无聊，比如给所有网民做一个搜索引擎，让大家搜索网上的所有资料
比如做一个只针对学生的社区，让大家向网上放自己照片和动态
哪怕谷歌和 Facebook 已经这么成功，我们回头去想他们最原始的样子还是会觉得有些难以置信。
所以，想创业 Idea 时要有长远视角，要有 Vision，要能看到市场在之后几年的变化。
另外，还有一些要考虑的问题，比如说 Why now
为什么这个东西没有在一两年前就被做出来
为什么一两年年后再做这个东西就晚了
等等。
最后，一个好点子最好是个全新的东西，而不是对已有东西的改进，比如很多人说我要做宠物领域的 Airbnb，我要做白领领域的 Airbnb，我要做高端商务领域的 Airbnb 等等，根据 Sam 经验，这样的东西大多时候会失败。
总结一下，最好的点子是从自身出发的，最好是起始于一个非常简单的小众需求，并且是可以被非常简单地形容、理解和复制扩张的产品。
那么，如果你在想创业，那有两件事是你现在就要开始做的：1)想好的点子；2)找合伙人(不断地出门去和人聊天吧少年
合伙人和人生伴侣几乎一样难找。
) 第二点，产品 Sam 把专利、售后服务等任何和产品和顾客体验相关的东西都归为“产品”这个定义内。
因为对顾客来说，产品本就是一个 Package，是整个交易行为。
他认为，产品应该做成是被少数人特别热爱和死忠，而不是做成被大多数人感觉有些喜欢，因为前者做好了，更容易扩张到全部人群；而后者则比较容易不温不火。
而要死不死的状态，其实是创业者们最害怕的。
他还告诉我们：要和顾客不断交流，他们会告诉你怎么做一个他们愿意使用、愿推荐给别人、或愿意付费的产品，要根据他们建议，不断修改产品，形成一整个流程闭环。
另外，很少有创业公司是死于同行竞争的，一般的死法，都是没做出最解决顾客需求的产品。
我个人曾有个想法，就是如果你做的是个自己愿意推荐给最好朋友和亲人购买的东西，如果你恨不得自己花钱买自己产品或服务给好朋友和亲人用，那这个产品，一定在某种程度和意义上是个非常好的产品，是个解决真实需求的产品。
相反，如果这个产品你在推荐给父母和好朋友使用时会有一丝犹豫和顾虑，那你就要好好想想自己产品是否真正拿得出手了。
另外 Sam 也分享了一些衡量公司成长的指标，比如：总注册数；活跃用户数；活跃级别用户留存率；收入；Net Promoter Score. 其中 Net Promoter Score(NPS)是个比较新鲜的定义，翻译成中文是“净推荐值”。
如果所有人都劝大家不要使用这个产品，那么这个指数就是 -100，如果所有人都在自发推荐这个产品，那么这个指数就是 +100. 第三点：Team(团队) 1)Co-founder (合伙人) 我们先从 Team 的 Co-founders 也就是联合创始人说起。
因为联合创始人，是整个创业过程中最重要一环，我们上讲课也提到说很少有创业公司是因为竞争对手而死掉，那么创业公司最常见的死亡方式是什么呢
就是联合创始人的散伙(个人观察，另一个最常见原因是现金流断裂)。
找合伙人确实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以至于很多人，尤其是学生，最终会很随意地选择一个之前不认识的人作为合伙人，这其实是个很讽刺的事，因为招员工大家都知道要面试个两三轮，而联合创始人却会有所谓的“一拍即合”，这肯定是不那么现实和长久的。
据 Sam 观察，这样的公司最终解散的概率非常高。
所以与其有个不好的合伙人，甚至还不如不要合伙人(哪怕 YC 投资的最成功的前二十个项目，都是有两个以上合伙人)。
找合伙人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要了解你的合伙人。
所以寻找合伙人的最好方式是找老同学，或老同事。
如果你所在学校不那么好，那就尽量去一个好的公司。
你去到百度、腾讯、阿里，总是能找到同样想创业的优秀的人才。
2)Try not to hire (尽量少招人) 尽量不要招人，或者说尽量用最少人完成最多事。
我记得 37signal 创始人曾说过，他们就十几个人完成了所有生意，因为他们做的东西是可复制的，另外像 Whatsapp，我记得被 Facebook 以 160 亿美元收购时也才 50 名员工而已，当时那可是一个月活 4 亿的 App.所以创始人们不要以为人多就一定是公司繁荣的象征。
当然，并不是每个公司都适合一直走少人路线，但至少在早期，目标应该是尽量少招人。
Airbnb 招第一个人，花了五个月时间面试，而且第一年，也只招了两个人而已。
(他们其中一道变态面试题是：如果你被医生诊断说你只有一年时间可活，还是否会来 Airbnb 工作
后来，他们觉得这实在太疯狂了，就把这道问题中的一年时间，改为了十年……) 在创业初期，要少招人的最大一点原因是，早期招人如果招错，成本非常之高。
比如早期招聘出让的股份，早期员工如果离职给团队造成的伤害等。
另外，很多人说塑造企业文化的重要性，但实际上什么是企业文化
我觉得最早期员工的风格就直接塑造了企业文化，所以我记得有听过一句话是，早期团队不要过于追求多样化或差异化，技能可以互补，但做事风格一定要统一。
3)Get the best people (招到最好的人) 有些 CEO 说，我的职责就是找人和找钱，这从本质上来说其实是没错的。
我个人一直觉得找到最好的人(或者说是最适合的人)是一个创业公司最重要的事。
Sam 建议创业者应该把 25% 精力花费在招聘上，而我个人判断一个创业者或一家公司是否真的靠谱，总会问创业者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每个拿到 Offer 的人你都有参与面试
是不是公司内的每个人你都认识
”。
这里我又要拿豌豆荚的 Junyu 举例，我听过他在访谈中说，哪怕豌豆荚达到几百人规模，他还会抽出时间在发 Offer 前面试每个人。
我觉得只有真正懂得人的重要，并尊重求职者的人，才能真的做好一个企业。
所以创业者们，请认真对待每个应聘者，他们也许不能成为你的雇员，但还可能是你客户，或至少是你的口碑。
另外，Sam 还有个比较激进的观点，他说创业公司招聘的前五个人中，哪怕有一个不是最好而只是中庸的人，这个创业公司也很可能死亡。
当然我也听说过，其实把最好的人都放一起，可能会在管理上有很大难度。
但不管怎么说，找到最好人的方式一般都是靠熟人介绍。
而创业公司选择人的标准更主要的是态度，而不是经验。
Sam 在招聘时会看的只有三点：a)他是否聪明
b)他是否能完成任务
c)我是否愿花很多时间和他在一起
这些问题有时可以在面试中看出来，有时可能需要在正式聘用前先一起做一个一两天的小项目来看看感觉。
尤其是很多创始人，其实不一定是好的面试者，而很多应聘者，也不一定有好的口才。
另外，马克扎克伯格招聘时考察的两点是：a)我是否愿意花费很多时间和他在一起
b)如果角色互换，我是否愿意向他汇报，他是否能做一个好的上级
这里的第二点，深想起来还是很有意思的。
4)Equity(股份) 股权分配中一个大致原则是，招聘来的前十名员工大概应该得到公司股份的 10%，且一般都是以四年期权形式发放，即做满第一年获得 2.5%，第二年获得 2.5%，以此类推。
另外，我个人再说一下关于联合创始人和中后期员工招聘的股权分配情况。
对联合创始人来说，我觉得股权分配有三个原则：一是让所有人都开心，每个人分多少不重要，只要你们都开心，都觉得公平就是最好的分法(要一开始就说清楚，这件事情拖得越久只会越难)； 二是一定要有一方占多数，有决定权，因为争吵必不可免，最后一定要有一方是能够拿主意做决定的。
三是联合创始人的股权也要以期权方式发放，一般也是四年期。
因为谁都可能中途离开，意外总是可能发生。
你不希望你的 Co-founder 在拿到股份的第二天就带着整个公司一半股份离开对不对
对中后期员工来说，不需要过多强调股份百分比，而是可以直接把股份按公司估值换算。
比如你的公司在天使投资后已经价值 1000 万，那么你不需要告诉应聘者说我给你 1% 股份，那对应聘者来说也没有意义，你要告诉他说，我的公司现在价值 1000 万，你能得到其中 10 万，并在明年融资后，可能可以成长为 100 万。
5)Fire Fast(尽快解雇错的人) 要不留情面的解雇创造办公室政治的人，态度不对的人，而且要以最快速度解雇他们。
不然整个团队都会被迅速带坏。
一个消极的人，会让大家都变消极。
四)Execution(执行) 创业公司和大公司相比最大优势就是执行速度，执行可以包括落地，也可以包括转弯，所以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Sam 分享了创业公司 CEO 的五项职责，分别是：Set the vision(制定远景和目标)；Raise money(募资)；Evangelize(宣传)；Hire and manage(招聘和管理)；Make sure the entire company executes(确保整个公司的执行和运作) 其中，Execution 可以被分为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一是你能不能想清楚该做什么，二是你能不能知道该怎么做。
我们假设一个合格创始人都知道该有什么事情要做，而把重点放在第二个问题上。
对一个创业者来说，有太多重要的事要做，而很重要一点，就是要专注，因为每天时间有限，所以要专注在最重要的那两三件事上。
而要专注，就要知道该如何选择和划定优先级，也就是说要有确定目标。
目标有短期的，也要有长期的，并且要把目标和所有团队成员反复沟通强调清楚，因为一开始创始人的关注点和目标，也就是这家公司发展的重点和目标。
另外，要把维持增长作为一个主要关注点。
因为不管别的事情怎么变，只有维持增长能让企业成长，才能聚拢人心。
当企业在增长时，所有问题都不是问题，当企业停滞时，一切不是问题的问题都会出现。
(当然也不能在模式验证之前盲目的快速扩张。
) 一个成功的创业公司应该是每几天都有改动，都有新功能上线。
比如我去年刚回国时，曾和“哪上班”的创始人聊天，我提到说，现在很多美国公司都缺码农，其实可以做中国码农和美国公司之间的桥梁，等再下次见面的时候，他就展示给我看新上线的这个功能了，从产品设计到运营到资源对接速度极快。
另外，我也记得 Lynn 曾经说过，最靠谱的创业者一般也都是回邮件最快的，不管白天黑夜。
这应该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视角。
最后，Sam 给到创业者和创业公司的一句建议是：“Always Keep Momentum”，也就是说永远都要在变化和成长，不要停滞。
一句名言是：“The competitor to be feared is one who never bothers about you at all， but goes on making his own business better at all time.—— Henry Ford.”“你应该害怕的是那些从不理会你，只专注在自身进步的竞争者们。
——亨利 福特” 结合我最近的阅读，包括当时 Sam 观点，几本推荐读物是：《The hard thing about hard things》、《Venture Deals》、《Zero to One》、《The Facebook Effe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