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和梁实秋这两位作家的英语是如何的?是否都很好呢?写作风格如何?
当年，林语堂和梁实秋都是学贯中西的名角。
两人不同的是：一个幽默风趣，一个雅淡闲适。文字上看，林语堂有点浮躁，特别是他为鲁迅之死写的那篇纪念文章，实在有点和他的声誉不相称，排比过分，力过气虚，成为应酬之作，非大家所为。
他后来想在英文领域突出，这样一脚两江，功力不达，文字必然顾及不周。文化之学，非用心一也不可。本来用多语种写作非是不可，但必须具备同等功力。比如190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德国哲学家鲁道夫.克力斯托弗 欧肯.就能用除了自己的母语外的英语，希腊语，法语，拉丁语等，与不同语种的哲学家的原作进行等同份量的探讨论述，而且对一些词根词源的来历阐述产生惊人的效果，象这样囊括多语而又精深研学，才不至于使文笔流之浅薄轻率。林语堂本来可超越梁实秋，幽默上他已经独占鳌头，在中文里具备如此层次学者罕见，因为他想设及面广而失去突出的优势。晚年就逊于梁实秋很多了。
读林语堂文可以外行读内行取乐;反之，读梁实秋就得内行读内行取舍。这是根本的不同点。明显不如梁实秋的文学素养积垫丰厚，读之余思不多。另外，林语堂散文随笔量也不大(也可能我没有读够)，但这贰人的品格各方面都高过鲁迅若干，自不待言。
总的说来，林语堂文章轻快，浮华，流丽，哲理性(指整体)不够，故少有传世佳作。我想梁实秋会在很长时间以散文留芳，但林语堂现在已日渐凋萎，那是他的性格所以。
幽默大师——林语堂
林语堂与周作人有很多类似之处。其中最明显的便是两人选题都以身边的琐事为主，注重生活的细枝末节，别人不屑顾及的类似“苍蝇之微”都成为他们乐于表达的内容，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平实的事物中，林语堂还往往能生发出比尔想不到的新东西。在对细枝末节的描写中，二人还都特别注重性灵，即对这种种细枝末节独具匠心的微妙感受。比如说，西装是常而又常的题目，难有新意，擅长经国大品者肯定会不以为然，大加责罚。而林语堂却给西装赋予新的现代意识。他在《论西装》中说：“平心而论，西装之所以成为一时风气而为摩登士女所乐从者，惟一的理由是，一般入士震于西洋文物之名而好效颦;在伦理上，美感上，卫生上是决无立足根据的。”西装“令人自由不得”，“间接影响呼吸之自由”。林语堂甚至说：“中西服装之利弊如此显然，不过时俗所趋，大家未曾着想，所以我想人之智愚贤不肖，大概可以从此窥出吧?”这确是“知微见著”，能在常人不以为然的细枝末节处发现新意，并自由的表达出来，极见灵性。
但是，恰恰正是在性灵的表现上，二人又各有各的特色。周作人的灵性在表达时总是伴随着宁静与冷漠，给人不起波澜之感，知者谓之有，不知者谓之无。而林语堂小品文中的性灵却显得充盈、奔放、欢快、充满激情，其相对应的表达方式也是浩浩荡荡，如江水滚滚。他曾写道：“人谓性灵是什么，我曰不知。……大概昨夜睡酣梦甜，无人叫而自醒，晨其啜茗或啜咖啡，阅报无甚逆耳新闻，徐步入书房，明窗净几，惠风和畅——是时也，作文佳，作画佳，作诗佳，题跋佳，写尺牍佳：未执笔，题已至，既得题，句已至。”可见，与周作人一样，写文章也是为了自己内心情感的需要，不需故意雕琢或为表达某一主题而特意冥思苦想来作文。而不同之处在于，林语堂当性灵来，就文思泉涌，有笔墨不逮之感，在小品文的闲适笔调中又负有气势跌宕、韵律铿锵、节奏性强的特点。除此之外，林语堂小品文中除了长句和闲谈文句，还有短促激昂的句子，使文意表达得思想跌宕，才情奔涌。林语堂这种在小品文中外显的.性灵与情趣气质，是周作人所没有的。
林语堂的小品文也不像周作人般“苦”、“冷”，而是欢悦的，用着抒情的笔调写这个世界上的人和事，表达自己的一腔柔情。例如同样是写人生，周作人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对人生的彻悟，在彻悟中，不禁又流露出人生空虚、悲凉之感。而林语堂就不同，他在《诗样的人生》中，用诗化的笔调写人的成长，虽然对世界人生也有本质的悲剧体验，但他却不沉溺不悲观，而是热爱人生，无论外在世界如何变化，他都能够用和乐的心态将其审美化、诗化。
林语堂的这种不沉溺不悲观，相反却欢悦的风格又是通过他一生都在倡导的幽默来实现的。在幽默之中也蕴藏着宽容、大度，蕴藏着对人生的热爱。我们知道，幽默一词还是林语堂引进的呢，这也堪称是他对中国文学的一大贡献了。林语堂着重强调幽默与人生的关系，他曾反复讲：“幽默本是人生之一部分”，“幽默到底是一种人生观，一种对人生的批评”，“人生是永远充满幽默的，犹如人生是永远充满悲惨、性欲，与想象的。”可见，他认为社会人生中充满着幽默，而且它是人类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他主张“凡写此种幽默小品的人，于清淡之笔调之外，必先有独特之见解及人生之观察。”
然而现代作家中却有很多人误解或是错用了幽默，而林语堂对幽默是有明确的解释的：“新文学作品中的幽默，不是流为极端的滑稽，便是变成了冷嘲……幽默既不像滑稽那样使人傻笑，也不是像冷嘲那样使人在笑后而觉着辛辣。它是极适中的，使人在理知上，以后在情感上，感到会心的，甜蜜的，微笑的一种东西。”他认为，“幽默”的精髓在于宽容与诚恳，也就是如他所言的“谑而不虐”。这是说“幽默”之所以异于滑稽荒唐是在于同情所谑之对象。别人有弱点，可以戏谑，自己有弱点，亦应解嘲，但在这“戏谑”与“解嘲”的背后，却是一种博大的胸襟，一种对世间万物的终极关怀与仁爱。理解了这些，才是真正懂得幽默的意义。如果只是一味的尖酸刻薄，或哗众取宠，已是违背了幽默的真义了。
林语堂一生的创作，都是在努力实践自己对于幽默的解释的。比如，在《论西装》中，林语堂反对盲目模仿乱穿西装，但由于成功地运用了幽默，所以作品很是富有喜剧意味。作品写道：“在一般青年，穿西装是可以原谅的，尤其是在追逐异性之时期，因为穿西装虽有种种不便，却能处处受女子之青睐，风俗所趋，佳人所好，才子自然也未能免俗。”幽默给作品笼上轻松自如，欢乐痛快的情调。他并没有对爱穿西装的青年给与讽刺，相反，却以一个长者的态度，将青年们看成是自己的晚辈，以平和的心态解释为什么青年们爱模仿着穿西装，给人的感觉就像是那些青年们似乎是一些善于模仿、喜爱新奇事物的孩子，而毫不令人生厌。而现代文学中的许多其他作家，已将幽默作为了战斗的武器，用来对反动势力进行辛辣的讽刺，这里面也包括周作人的部分文章。当然，我们不能说将幽默用作武器就不行，就违背了幽默的本真，这只是作家个人的喜好与风格而已，不存在着优劣之分。将幽默作为“谑而不虐”的手段，只是林语堂一己的偏爱与见解。事实上，林语堂将“humor”译为“幽默”，已经突出其“幽隐”的一面，倾向于某种达观的人生姿态，并努力以超脱的态度来看待人生和艺术。所以，与周作人的苦、冷、涩不同，林语堂更强调雅、健、达、醇、美，从而增强了小品文的通脱和开朗。
雅舍艺术——梁实秋
20世纪30年代后期，周作人和林语堂都逐渐由“叛徒”走向了“隐士”，由原先的批评社会，批评文明逐渐归于冷寂，从谈时事到少谈时事直至不谈时事而热衷“闲适”，几乎把全部注意力都转移到写草木虫鱼、风花雪月和趣闻轶事，“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后来，由于论语派分化，林语堂被迫辞去《论语》主编，之后全家寓居美国。同时鲁迅又对小品文进行严厉批判，于是，以“言志”、“闲适”为特色的小品热潮就日趋冷落了。
而梁实秋不同，他认为文学家并不含有固定的阶级观念，伟大的文学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他捍卫的是文学的纯洁性和永恒性。所以，在他的小品散文中，虽然与周作人、林语堂一样，不谈政治，回避了社会的重大矛盾，但是没有小知识分子的迷惘情绪。而是在对日常人生、社会世相的描绘中，去探求人生的真谛。
四十年代初，梁实秋在历经坎坷，蛰居“雅舍”时，潜心小品散文的创作，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雅舍小品”现象，这也许是周作人、林语堂“言志”、“闲适”、“幽默”小品文日趋衰落时的一次颇为斑斓的回光返照。梁实秋以后的散文创作，也一直保留着“言志派”散文的流韵遗风。
梁实秋的《雅舍》更是“雅舍小品”的经典：一般房子的基本用途主要是遮风避雨，防止入侵，而雅舍却“蓖墙不固，门窗不严”，“风来则洞若凉亭”，“雨来则渗如滴漏”。一位学术界的著名人士置身于这种陋室，正是帝国主义给我们民族造成深重灾难的一幅缩影，但梁实秋并没有像大多数的作家那样，奋起高呼救亡图存，对侵略者给以抨击斥责。却独出心裁地选取了一个表现角度——从苦难中寻觅诗意。比如像“雅舍”地点荒凉，却足见朋友之情谊，“雅舍”聚鼠成群，聚蚊成雷，作者却安然处之。更有甚者，作者竟在大雨滂沱之际，由屋顶崩裂联想到奇葩初绽。尽管有人可能会说梁实秋不关心民族危亡，还在那么恶劣的环境里怡然自得。但我从中看到的，是超越了世俗利害和民族狭隘而关乎整个人类的东西，就使人在逆境中所应采取的处世态度。也就是一种“游心于物外，不为世俗所累”的自我陶醉的处世哲学和超功利的审美心态。此后的不少散文，都是这种“雅舍”精神的延续。
与周作人和林语堂一样，梁实秋也善于在生活中提取自己感兴趣的小题目，内容包罗世态万象：男人、女人、孩子、中年、老年;猪、狗、鸟;衣裳、汽车、手杖、书、酱菜;送行、散步、听戏、洗澡、排队、放风筝……然后，再从人性和文化层面切入来描写。
同时，梁实秋在具体的写人状物时都对对象描写得特别细致，他写女人时就写了女人的所有共性：女人的说谎，女人的善变，女人的善哭，女人的善谈，女人的胆小，女人的聪明写衣裳就通写唐装、洋装、男装、女装、长袍、马褂;讲骂人就罗列十大艺术;论讲价就归纳四大秘诀。总之，梁实秋的散文能综观人物、事件的各种特性，极尽细致的进行描述，使人犹若站在造物主的高度，俯瞰众生，洞察世相百态，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气势。
梁实秋的散文虽然涉及面很广，但他在篇幅上力求浓缩，绝不容忍多余的文字，他曾说：“散文的美妙多端，然而最高的理想也不过是‘简单’二字而已”，而这恰恰与周作人和林语堂的写作标准相吻合，周作人曾在《本色》中说过：“写文章没有别的诀窍，只有一个字曰‘简单’”。林语堂也同样谈到过这个问题：“论文字，最要知味。平淡最醇最可爱，而最难。何以故?平淡与肤浅无味只有毫厘之差……好作家如杨贵妃之妹妹，虽不涂脂抹粉，亦可与皇帝见面，宫中其他美人要见皇帝非涂脂抹粉不可。作家敢以简朴之文字者这么少，原因在此。”可见，三位作家都深黯“割爱”的艺术原则，力求为文“简单”。他们的散文作品虽然看似都属“闲谈”，漫不经心，东拉西扯，但文中却无一句是闲话，字字句句都是经过细心推敲的，只不过这表现得十分自然，于不经意间见真功罢了。
在中国文学史上，林语堂被成为幽默大师，梁实秋也追慕林语堂的幽默，但梁实秋的幽默，不同于林语堂的智者的关怀的幽默，也不同于周作人“湛然和蔼，出诸反语”的幽默。梁实秋的幽默，是通过将信手拈来的一个又一个的例子贯穿于文章的始终来展现。而这些例子又都极富典型性，都机智闪烁，谐趣迭生。因此，在梁实秋的散文中，往往通篇都闪烁着智者的幽默，这更像是一种“闲谈”式的幽默。
比如在说男人脏时，他写道：“有些男人，西装裤尽管挺直，他的耳后脖根，土壤肥沃，常常宜于种麦;袜子手绢不知随时洗涤，常常日积月累，到处塞藏，等到无可使用时，再从那一堆污垢存货当中拣选比较干净的去应急。有些男人的手绢，拿出来硬像是灰面制的百果糕，黑糊糊粘成一团，而且内容丰富。男人的一双脚，多半好像是天然的具有泡菜霉干菜再加糖蒜的味道……”这段简短的文字就连举了男人的“西裤”、“袜子”、“手绢”、“脚”四样来些男人的“脏”，而且，在写到袜子和手绢时，还又细分了几种类型，可见举例之丰富。而这些例子都来源于生活，却又十分典型，关键在于，梁实秋善于发现生活中的这些典型，并用风趣的语言把它们表现出来。这种近乎是“堆砌”的材料的距离方式，目的就是让读者从中看到众生相，也看到自己和处在自己周围的人们的一种生活常态和心理感受，从而反省自己的日常行为，在达到幽默效果的同时，还能使读者进行反思，纠正自己习以为常的错误。此外，可以看出，梁实秋在列举这种日常生活的例子当中，还适当的增添了一点夸张，这就更加强了文章的幽默性，从上面的例子中就可看出。别处也不乏这样的例子，比如说女人体力不济，身子骨弱：“两只脚放在被里一夜也暖不过来，双手捧热水袋，从八月捧起，捧到明年五月，还不忍释手。”说下棋慢性的人：“见对方走当头炮，便左思右想，不知是跳左边的马好，还是跳右边的马好，想了半个钟头而迟迟不决，急得对方拱手认输。”说医院旅馆化：“最像旅馆的一点，便是人声嘈杂，四号病人快要咽气，这并不妨碍五号病房客人的高谈阔论，六号病人刚吞下安*药，这也不能阻止七号病房里扯着嗓子喊黄嫂。”虽然这些距离也极富夸张，但我们不认为它们荒诞，相反，这是为了艺术效果的需要。梁实秋正是使用这种富有夸张又合情合理的具有生活化的代表性的例子来展示幽默。这种幽默在文章中的分量以及表现手法都是周作人与林语堂所不及的。
7月份我开始看北大数院的招生简章，上面赫然写着“每年有数十位学子赴麻省理工学院，普林斯顿大学深造”。这是一句改变我一生的话，它让我知道美国除了哈佛和耶鲁之外还有两所学校，也让我知道“出国深造”是可以写在招生简章里的体面事情，它让我在高考之后稀里糊涂地找到了下一个人生目标。一个月后哈尔滨一家报纸采访我，问我四年之后的打算。“去麻省理工学院深造”，我装作一副了然于胸的样子脱口而出了那个我刚刚听说一个月的名字。就这样我的北大生活开始了，带着出国深造的梦想。
来到数院之后我很快清楚了出国留学的要素和步骤，并且建立了一套简单的逻辑学好数学分析等于拥有好的成绩等于去好学校。所以我大学前两年的学术生活就是踏踏实实的学分析。后来深感院里竞争激烈，光学好分析是不够的。于是我又剑走偏锋，开始学看起来跟分析很相近而其他同学很少关注的概率论方向。对出国的憧憬让我有了高三复习时的动力，一直埋头困干，现在回想起来这段有些愚蠢的经历除了可笑之外，毕竟帮助我打下了扎实的数学功底。
但是光学分析和概率是不足以打发时间的，于是我决定睁眼看看这个世界。就这样未名湖成了一片海洋，让我在其中任意遨游。每周听四到五场讲座听于丹讲段子，听陈丹青骂人，听贾樟柯谈电影，听饶毅抒发智识理想；学各种各样课程研究六方会谈背后的东亚博弈，思考休谟、康德、福柯的哲学思想；每周都去听数学报告，印象最深的有夏志宏、严加安、堵丁柱、Smale、王诗宬、陈木法、孔良等人的报告，他们告诉我数学里除了我每天专注的分析和概率外还有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在图书馆乱翻书最重要的罗素和弗洛姆的书，我的世界观中最核心的一部分来自他们；听胡涛老师的经济学原理和刘旭峰老师的数理经济，他们让我开始尊重一个学科；听朱青生老师的艺术史，他向我们讲解蒙娜丽莎的微笑和王羲之书法的精妙之处，并借助一部艺术史来阐释世界史；听马伯强老师的理论物理导论，物理学的精彩让我兴奋，这份兴奋最终决定了我未来五到十年的研究方向。剩下的时间我在未名湖畔胡思乱想。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随性的探索是值得的，自己最深刻的变化就在这个过程中酝酿，而北大给了一个随性探索的人以最好的资源。
数院的讨论班文化也深刻的影响着我。大二时候参加柳智宇师兄的讨论班，柳智宇博大的胸怀和对世界对他人的热忱深深感染了我，他让我知道自己是个多么自私狭隘的人。大三我和余越、张龑、沈才力三位同学组成了一个数学讨论班，多才多艺，见多识广而又特别贪玩的余越、在考GRE前一天还在研究《诸葛亮集》最后GRE660分的张龑（没办法，他貌似懂希腊语和拉丁语，它们是英语的祖先）、拿过两块IMO但讨论班上经常不听你讲话而是笑嘻嘻看着你的沈才力，他们向我呈现了大学之前从未见到，难以想象的发展方式和生活模式，他们让我知道自己是个多么庸俗和功利的人。
在这些探索和交流过程中一些思想被建立，另一些被颠覆。可以说四年的生活颠覆了我入学以前的所有赖以生活的观念。其中一件重要的事情是游泳。我大三开始学习蛙泳，由于自己的笨拙、懦弱和不虚心，我是班上唯一一个没有学会的同学。老师说我很“笨”，这个字深深地刺痛了我，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学会。终于又经过一个学期的学习，在28次课之后学会了蛙泳。后来我又找泳协的同学学自由泳，我在三次之后就游得有模有样了，教练夸我“你水性真好，这么大年纪还学这么快。”我顿时不知如何回答，我承认我水性很好，因为我现在确有如鱼得水的感觉，但我又仿佛听到了蛙泳老师的笑声。我意识到多年来一直相信的“天赋”概念是虚假的，一个人一开始由于某种原因被一个东西吸引，在那里浸淫长了自然就有了“天赋”。游泳是我四年里最重要的一项成就，除了让我历经艰辛做成了一件事外，它让我从一种状态中解脱出来从小到大，和身边的每一个同龄人在一起时我都会不自觉地问自己“他的天赋是不是比我好。”而在旁落无人的时候，我也时常问自己“我有没有做这个事的天赋。”原来自己一直执念于一个虚假的概念！
2009年4月，抱着进则一篇
然而就在我和李准备撰写论文的时候刘党政博士发现我们的结果已在04年被人得到而且就是用和我相近的群论方法。但与此同时刘又发现计数代数几何中的一个结果可以帮助完全理解这个计数问题，从而得到我们一直想要计算的一个概率密度的`表达式。于是我们没有气馁，继续沿着这条路，刘展现了强大的计算功力，几乎算出了这个表达式，后来他远走智利，这个任务落到我的头上。
11年元旦那天我带着好奇心搜索与问题相关的关键词，结果一幅令我震惊的壮丽图景展示了出来。原来那个计数问题以及郑骋师兄的拓扑想法70年代已被物理学家在研究量子引力时发现，弦论诞生之后这个问题又成了弦论和量子引力之间的一条通道，而弦论和计数代数几何息息相关，Witten（90年Fields）沿着这个思路提出这个领域著名的Witten猜想，被Kontsevich（98年Fields）发展其中的技巧解决，后来沿着这条路Okounkov（06年Fields）解决了BDJ猜想，而这一切又与自然界中许多生长现象以及数论中鹤立鸡群的黎曼假设联系在一起。数学的统一性和自然界精致的和谐彻底震撼了一个青年的心灵。原来对科学的探索就是在朦胧的水汽中游向那片神秘的美丽境界。蒙娜丽莎神秘的微笑，王羲之通神的书法不也是使人通向这般境界吗？科学像太阳一样辐射她的能量，照到农田里就长出庄稼，即使照到岩石上也反射出光芒。我想这就是科学对于为她耕耘的人们，对于整个世界的意义。
这个科研对于我的意义还不止于让我从卧薪尝胆于分析和概率的学习中、从殚精竭虑于成绩中解脱出来从而看到科学真正的美妙之处，它更从根本上改变了我的人生观。从小到大我一直认为只有科学研究是崇高的事业，当不上科学家就是人生的失败。而这次经历让我明白好的生活不是当科学家或不当科学家就能实现的，好的生活应该这般度过一个人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投入到他心灵所选择的那个事业中，不断地自我实现和自我超越，永远没有终点。这是我在科研中体会到的真切感觉，它最值得一个人去追求。而这种感觉必然在人类活动中普遍存在，奋勇拼搏的运动员，有胆有识的商人，日理万机的政治家都能以自己的方式达到这个状态。而这一事业也未必是做科学研究，它可以是哺育一个婴儿，烹饪一桌菜肴，攀登一座山峰。我想正因为这种超越和实现的感觉是相通的，所以一个奥运冠军可以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一个技艺精湛的魔术师可以成为一个统计学家，一个出色的几何学家可以成为一个顶尖的基金经理。这正是罗素和弗洛姆人本主义思想的核心。
最后一件不得不提的事是申请出国的过程中师长的帮助。为了能成功出国，我想尽办法寻求师长们的帮助，他们包括北大的王正栋老师、陈大岳老师、王保祥老师，西北大学的徐佩教授、布朗大学的郭岩教授和舒其望教授、密歇根大学的邬似珏教授和Smoller教授、科朗所的Chatterjee教授、斯坦福大学的Dembo教授、麻省理工学院的Borodin教授和Strook教授、哈佛大学的姚鸿泽教授等。每次面谈都恨不得打一百遍腹稿，每封邮件都恨不得打20遍草稿，而每一次的交流都证明我在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和他们的交流如沐春风，他们教我如何做一名真正的学者，他们让我明白是困窘滋长了邪恶的念头，一个人在从容淡定的状态下总是坦然地帮助他人。国门对于我来说像是一堵要努力翻越的高墙，而高墙之后到底是桃花源还是万丈深渊，我一无所知。正是这些师长们的指引结合我自己在未名湖这片海洋里的折腾，逐渐把这堵高墙变成了透明的玻璃墙，透过这层玻璃我看到了墙的另一面的真实图景。“出国”不再是那个最能吸引我的光纤字眼，而变成了为“深造”而不得不承受之重。
回想四年的大学生活，脑海里唯一的画面是一个人在未名湖里游泳，在水中成长、实现和超越。如今他要游出未名湖，经由北极穿过大西洋，进入波士顿的查尔斯河，那片新的水域等着他去探索。他多么希望自己多年之后能按原路返回未名湖，因为那里是他精神的故乡。
又其次，梁先生最痛恨的是无产文学理论家以文艺为斗争的武器，就是当作宣传品。他“不反对任何人利用文学来达到另外的目的”，但“不能承认宣传式的文字便是文学”。〔35〕我以为这是自扰之谈。据我所看过的那些理论，都不过说凡文艺必有所宣传，并没有谁主张只要宣传式的文字便是文学。诚然，前年以来，中国确曾有许多
最后，梁先生要看货色。这不错的，是最切实的`办法;但抄两首译诗算是在示众，是不对的。《新月》上就曾有《论翻译之难》〔38〕，何况所译的文是诗。就我所见的而论，卢那卡尔斯基的《被解放的堂·吉诃德》，法兑耶夫的《溃灭》〔39〕，格拉特珂夫的《水门汀》〔40〕，在中国这十一年中，就并无可以和这些相比的作品。这是指“新月社”一流的蒙资产文明的余荫，而且衷心在拥护它的作家而言。于号称无产作家的作品中，我也举不出相当的成绩。但钱杏邨先生也曾辩护，说新兴阶级，于文学的本领当然幼稚而单纯，向他们立刻要求好作品，是“布尔乔亚”的恶意〔41〕。这话为农工而说，是极不错的。这样的无理要求，恰如使他们冻饿了好久，倒怪他们为什么没有富翁那么肥胖一样。但中国的作者，现在却实在并无刚刚放下锄斧柄子的人，大多数都是进过学校的智识者，有些还是早已有名的文人，莫非克服了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意识之后，就连先前的文学本领也随着消失了么?不会的。俄国的老作家亚历舍·托尔斯泰和威垒赛耶夫，普理希文，〔42〕至今都还有好作品。中国的有口号而无随同的实证者，我想，那病根并不在“以文艺为阶级斗争的武器”，而在“借阶级斗争为文艺的武器”，在“无产者文学”这旗帜之下，聚集了不少的忽翻筋斗的人，试看去年的新书广告，几乎没有一本不是革命文学，批评家又但将辩护当作“清算”，就是，请文学坐在“阶级斗争”的掩护之下，于是文学自己倒不必着力，因而于文学和斗争两方面都少关系了。
但中国目前的一时现象，当然毫不足作无产文学之新兴的反证的。梁先生也知道，所以他临末让步说，“假如无产阶级革命家一定要把他的宣传文学唤做无产文学，那总算是一种新兴文学，总算是文学国土里的新收获，用不着高呼打倒资产的文学来争夺文学的领域，因为文学的领域太大了，新的东西总有它的位置的。”〔43〕但这好像“中日亲善，同存共荣”之说，从羽毛未丰的无产者看来，是一种欺骗。愿意这样的“无产文学者”，现在恐怕实在也有的罢，不过这是梁先生所谓“有出息”的要爬上资产阶级去的“无产者”一流，他的作品是穷秀才未中状元时候的牢骚，从开手到爬上以及以后，都决不是无产文学。无产者文学是为了以自己们之力，来解放本阶级并及一切阶级而斗争的一翼，所要的是全般，不是一角的地位。就拿文艺批评界来比方罢，假如在“人性”的“艺术之宫”〔44〕(这须从成仿吾先生处租来暂用)里，向南面摆两把虎皮交椅，请梁实秋钱杏邨两位先生并排坐下，一个右执“新月”，一个左执“太阳”〔45〕，那情形可真是“劳资”媲美了。
到这里，又可以谈到我的“硬译”去了。
推想起来，这是很应该跟着发生的问题：无产文学既然重在宣传，宣传必须多数能懂，那么，你这些“硬译”而难懂的理论“天书”，究竟为什么而译的呢?不是等于不译么?
我的回答，是：为了我自己，和几个以无产文学批评家自居的人，和一部分不图“爽快”，不怕艰难，多少要明白一些这理论的读者。
从前年以来，对于我个人的攻击是多极了，每一种刊物上，大抵总要看见“鲁迅”的名字，而作者的口吻，则粗粗一看，大抵好像革命文学家。但我看了几篇，竟逐渐觉得废话太多了。解剖刀既不中腠理，子弹所击之处，也不是致命伤。例如我所属的阶级罢，就至今还未判定，忽说小资产阶级，忽说“布尔乔亚”，有时还升为“封建余孽”，而且又等于猩猩〔46〕(见《创造月刊》上的“东京通信”);有一回则骂到牙齿的颜色。在这样的社会里，有封建余孽出风头，是十分可能的，但封建余孽就是猩猩，却在任何“唯物史观”上都没有说明，也找不出牙齿色黄，即有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论据。我于是想，可供参考的这样的理论，是太少了，所以大家有些胡涂。对于敌人，解剖，咬嚼，现在是在所不免的，不过有一本解剖学，有一本烹饪法，依法办理，则构造味道，总还可以较为清楚，有味。人往往以神话中的Prometheus〔47〕比革命者，以为窃火给人，虽遭天帝之虐待不悔，其博大坚忍正相同。但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以为倘能味道较好，庶几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我也不枉费了身躯：出发点全是个人主义，并且还夹杂着小市民性的奢华，以及慢慢地摸出解剖刀来，反而刺进解剖者的心脏里去的“报复”。梁先生说“他们要报复!”其实岂只“他们”，这样的人在“封建余孽”中也很有的。然而，我也愿意于社会上有些用处，看客所见的结果仍是火和光。这样，首先开手的就是《文艺政策》〔48〕，因为其中含有各派的议论。郑伯奇先生现在是开书铺，〔49〕印Hauptmann和Gre-gory夫人〔50〕的
但我自信并无故意的曲译，打着我所不佩服的批评家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一笑，打着我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忍疼，却决不肯有所增减，这也是始终“硬译”的一个原因。自然，世间总会有较好的翻译者，能够译成既不曲，也不“硬”或“死”的文章的，那时我的译本当然就被淘汰，我就只要来填这从“无有”到“较好”的空间罢了。
然而世间纸张还多，每一文社的人数却少，志大力薄，写不完所有的纸张，于是一社中的职司克敌助友，扫荡异类的批评家，看见别人来涂写纸张了，便喟然兴叹，不胜其摇头顿足之苦。上海的《申报》上，至于称社会科学的翻译者为“阿狗阿猫”〔55〕，其愤愤有如此。在“中国新兴文学的地位，早为读者所共知”的蒋光Z先生，曾往日本东京养病，看见藏原惟人〔56〕，谈到日本有许多翻译太坏，简直比原文还难读……他就笑了起来，说：“……那中国的翻译界更要莫名其妙了，近来中国有许多书籍都是译自日文的，如果日本人将欧洲人那一国的作品带点错误和删改，从日文译到中国去，试问这作品岂不是要变了一半相貌么?……”〔57〕(见《拓荒者》也就是深不满于翻译，尤其是重译的表示。不过梁先生还举出书名和坏处，蒋先生却只嫣然一笑，扫荡无余，真是普遍得远了。藏原惟人是从俄文直接译过许多文艺理论和小说的，于我个人就极有裨益。我希望中国也有一两个这样的诚实的俄文翻译者，陆续译出好书来，不仅自骂一声“混蛋”就算尽了革命文学家的责任。
然而现在呢，这些东西，梁实秋先生是不译的，称人为“阿狗阿猫”的伟人也不译，学过俄文的蒋先生原是最为适宜的了，可惜养病之后，只出了一本《一周间》〔58〕，而日本则早已有了两种的译本。中国曾经大谈达尔文，大谈尼采，到欧战时候，则大骂了他们一通，但达尔文的著作的译本，至今只有一种，〔59〕尼采的则只有半部，〔60〕学英德文的学者及文豪都不暇顾及，或不屑顾及，拉倒了。所以暂时之间，恐怕还只好任人笑骂，仍从日文来重译，或者取一本原文，比照了日译本来直译罢。我还想这样做，并且希望更多有这样做的人，来填一填彻底的高谈中的空虚，因为我们不能像蒋先生那样的“好笑起来”，也不该如梁先生的“等着，等着，等着”了。
我在开头曾有“以硬自居了，而实则其软如棉，正是新月社的一种特色”这些话，到这里还应该简短地补充几句，就作为本篇的收场。
《新月》一出世，就主张“严正态度”〔61〕，但于骂人者则骂之，讥人者则讥之。这并不错，正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虽然也是一种“报复”，而非为了自己。到二卷六七号合本的广告上，还说“我们都保持‘容忍’的态度(除了‘不容忍’的态度是我们所不能容忍以外)，我们都喜欢稳健的合乎理性的学说”。上两句也不错，“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和开初仍然一贯。然而从这条大路走下去，一定要遇到“以暴力抗暴力”，这和新月社诸君所喜欢的“稳健”也不能相容了。
这一回，新月社的“自由言论”遭了压迫，照老办法，是必须对于压迫者，也加以压迫的，但《新月》上所显现的反应，却是一篇《告压迫言论自由者》〔62〕，先引对方的党义，次引外国的法律，终引东西史例，以见凡压迫自由者，往往臻于灭亡：是一番替对方设想的警告。
所以，新月社的“严正态度”，“以眼还眼”法，归根结蒂，是专施之力量相类，或力量较小的人的，倘给有力者打肿了眼，就要破例，只举手掩住自己的脸，叫一声“小心你自己的眼睛!”
【注解】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三月上海《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三期。
〔2〕《新月》月刊团体指新月社。参看本卷第8页注〔7〕。
〔3〕争“言论自由”的文字指《新月》月刊第二卷第六、七号合刊(一九二九年九月)上刊载的胡适的《新文化运动与国民政府政府》、罗隆基的《告压迫言论自由者》和编者的《敬告读者》等。后者以同人的名义说：“我们都信仰‘思想自由’，我们都主张‘言论出版自由’，我们都保持‘容忍’的态度(除了‘不容忍’的态度是我们所不能容忍以外)，我们都喜欢稳健的合乎理性的学说。”当时新月派虽然高喊“争‘言论自由’”，但实际上却反对人民有真正的言论自由。
〔4〕梁实秋参看本卷第92页注〔3〕。他在《新月》第二卷第六、七号合刊发表的《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中写道：“曲译诚然要不得，因为对于原文太不忠实，把精华译成了糟粕，但是一部书断断不会从头至尾的完全曲译，一页上就是发现几处曲译的地方，究竟还有没有曲译的地方;并且部分的曲译即使是错误，究竟也还给你一个错误，这个错误也许真是害人无穷的，而你读的时候究竟还落个爽快。死译就不同了：死译一定是从头至尾的死译，读了等于不读，枉费时间精力。况且犯曲译的毛病的同时决不会犯死译的毛病，而死译者却有时正不妨同时是曲译。所以我以为，曲译固是我们深恶痛绝的，然而死译之风也断不可长。”
〔5〕《文艺与批评》鲁迅翻译的苏联文艺批评家卢那察尔斯基的论文集。一九二九年十月上海水沫书店出版。
〔6〕仂句语法术语，指一个大句子中的小句子，现多称作“主谓词组”。
〔7〕新月社的声明指《新月》创刊号(一九二八年三月)所载《新月的态度》。其中说：“我们这几个朋友，没有什么组织除了这月刊本身，没有什么结合除了在文艺和学术上的努力，没有什么一致除了几个共同的理想。”
〔8〕Proletary英语：无产者。下文的“普罗列塔利亚”是英语Proletariat的音译，即无产阶级。
〔9〕《韦白斯特大字典》美国诺·韦白斯特(1758—1843)编辑的一部大型英语辞典，一八二八年初版。下面英文的意思是：无产者是最低阶级的公民，他们不是以财产而只是以生孩子为国家服务。
〔10〕“舍密学”即化学。舍密是德语Chemie的音译，来源于希腊语Chemeia，意为“炼金术”。
〔11〕沈从文湖南凤凰人，作家。凌叔华，广东番禺人，小说家。他们当时经常在《新月》上发表小说。后面提到的《搬家》，是凌叔华写的短篇小说。
〔12〕闲话指陈西滢在《现代评论》“闲话”专栏上发表的文章，他后来结集为《西滢闲话》，一九二八年三月新月书店出版。
〔13〕潘光旦(1899—1967)江苏宝山(今属上海)人，新月社成员。他曾根据一些地主家族的家谱来解释遗传，宣扬优生学。著有《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等书。优生学是英国遗传学家哥尔登在一八八三年提出的“改良人种”的学说。它认为人或人种在生理和智力上的差别是由遗传决定的，只有发展“优等人”，淘汰“劣等人”，社会问题才能解决。
〔14)白璧德参看本卷第92页注〔4〕。梁实秋在《新月》上经常介绍白璧德的人文主义理论，并将吴苾等人译的白璧德的论文编成《白璧德与人文主义》一书，于一九二九年一月由新月书店出版。
〔15〕两首译诗指
〔16〕《史》指《史记》，西汉司马迁著。《汉》，指《汉书》，东汉班固著。《书经》，即《尚书》，是我国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的著作的汇编。
〔17〕唐译佛经，元译上谕我国自东汉时起，即开始了佛经的翻译工作，到唐代有了新的发展，其中最著名的是玄奘主持译出的佛经七十五部，一三三五卷。元朝统治者曾强制规定诏令、奏章和官府文书都必须使用蒙文，而附以汉文的译文。唐代和元代这类翻译多为直译，保存了原文的一些语法结构，有的词还用汉语音译，对当时及后来的汉语词汇和语法，都产生过不小的影响。
〔18〕“于我如浮云”语见《论语·述而》。含有轻视、无关的意思。
〔19〕厨川白村(1880—1923)日本文艺评论家。著有文艺论文集《出了象牙之塔》和《苦闷的象征》等。
〔20〕《古文观止》清代康熙年间吴楚材、吴调侯编选的古文读本，收入先秦到明代的
〔21〕梁实秋这段话的原文如下：“无产阶级文学理论方面的书翻成中文的我已经看见约十种了，专门宣传这种东西的杂志，我也看了两三种。我是想尽我的力量去懂他们的意思，但是不幸的很，没有一本这类的书能被我看得懂。内容深奥，也许是;那么便是我的学力不够。但是这一类宣传的书，如什么卢那卡尔斯基、蒲力汗诺夫、婆格达诺夫之类，最使我感得困难的是文字。其文法之艰涩，句法之繁复，简直读起来比读天书还难。宣传无产文学理论的书而竟这样的令人难懂，恐怕连宣传品的资格都还欠缺，现在还没有一个中国人，用中国人所能看得懂的文字，写一篇文章告诉我们无产文学的理论究竟是怎样一回事。我现在批评所谓无产文学理论，也只能根据我所能了解的一点点的材料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