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拿苛刻的眼光挑剔自己，用宽容的胸怀对待他人。
68 、伟大的成绩和辛勤的劳动成正比例，有一分劳动就有一分收获，日积月累，从少到多，奇迹就可以创造出来。
69、造化常为庸人设计。
70、成语和死古典又不同，多是现世相的神髓，随手拈
71、世事大
72、(没有研究，但)常不免被逼去做“非所长”“非所好”的事。然而往往只得做，如在戏台下一般，被挤在中间，退不开去了，不但于己有损，事情也做不好;而别人看见推辞，却以为客气，仍坚执要你去做。这样地玩“杂耍”一两年，就都只剩下油滑学问，失了专长，而也逐渐被社会所弃，变了“药渣”了，虽然也曾煎熬了请人喝过汁。一变药渣，便什么人都来践踏，连先前喝过汁的人也来践踏;不但践踏，还要冷笑。——摘自1926年12月16日《书信•致许广平》
73、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 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 ——摘自1927年9月24日《而已集•小杂感》
74、一个人如果一生没有遇到横祸，大家决不另眼相看，但若坐过牢监，到过战场，则即使他是一个万分平凡的人，人们也总看得特别一点。 ——摘自1932年12月16日《两地书•序言》
75、事实常没有字面这么好看。 …… 倘说，因为古物古得很，有一无二，所以是宝贝，应该赶快搬走的罢。这诚然也说得通的。但我们也没有两个北平，而且那地方也比一切现存的古物还要古。……至于商周时代，这地方却确是已经有了的。为什么倒撇下不管，单搬古物呢?说一句老实话，那就是并非因为古物的“古”，倒是为了它在失掉北平之后，还可以随身带着，随时卖出铜钱来。——摘自1933年1月31日《伪自由书•崇实》 76、……谚语固然好像一时代一国民的意思的结晶，但其实，却不过是一部分的人们的意思。现在就以“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来做例子罢，这乃是被压迫者们的格言，教人要奉公，纳税，输捐，安分，不可怠慢，不可不平，尤其是不要管闲事;而压迫者是不算在内的。——摘自1933年6月13日《南腔北调集•谚语》
77、今之名人就又不同了，他要抹杀旧帐，从新做人，比起常人的方法来，迟速真有邮信和电报之别。不怕迂缓一点的，就出一回洋，造一个寺，生一场病，游几天山;要快，则开一次会，念一卷经，演说一通，宣言一下，或者睡一夜觉，做一首诗也可以;要更快，那就自打两个嘴巴，淌几滴眼泪，也照样能够另变一人，和“以前之我”绝无关系。净坛将军摇身一变，化为鲫鱼，在女妖们的大腿间钻来钻去，作者或者写得出神入化，但从现在看起来，是连新奇气息也没有的。 如果这样变法，还觉得麻烦，那就白一白眼，反问道：“这是我的帐?”如果还嫌麻烦，那就眼也不白，问也不问，而现在所流行的却大抵是后一法。——摘自1933年7月25日《准风月谈•查旧帐》 阿袁按：据著名神
78、便是商家，柜内的“不二价”的金字招牌也时时和屋外“大廉价”的大旗互相辉映，不过他总有一个缘故：不是提倡国货，就是纪念开张。 ——摘自1933年8月4日《准风月谈•豪语的折扣》
79、民国以来，有过许多总统和阔官了，下野之后，都是面团团的，或赋诗，或看戏，或念佛，吃着不尽，真也好像给批评者以证据。 ——摘自1933年10月19日《准风月谈•外国也有》
80、近二年来，一切无耻无良之事，几乎无所不有，“博士”“学者”诸尊称，早已成为恶名，此后则“作家”之名，亦将为稍知自爱者所不乐受。近颇自憾未习他业，不能改图，否则虽驱车贩米，亦较作家干净，因驱车贩米，不过车夫和小商人而已，而在“作家”一名之中，则可包含无数恶行也。 ——摘自1934年4月12日《书信•致姚克》
81、假使有一个人，在路旁吐一口唾沫，自己蹲下去，看着，不久准可以围满一堆人;又假使又有一个人，无端大叫一声，拔步便跑，同时准可以大家都逃散。真不知是“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然而又心怀不满，骂他的莫名其妙的对象曰“妈的”!但是，那吐唾沫和大叫一声的人，归根结蒂还是大人物。当然，沉着切实的人们是有的。不过伟人等等之名之被尊视或
82、 中国人的确相信运命，但这运命是有方法转移的。所谓“没有法子”，有时也就是一种另想道路——转移运命的方法。等到确信这是“运命”，真真“没有法子”的时候，那是在事实上已经十足碰壁，或者恰要灭亡之际了。运命并不是中国人的事前的指导，乃是事后的一种不费心思的解释。——摘自1934年10月23日《且介亭
83、在受难者家族中，无女不如有女之有趣，自杀又不如其落教坊之有趣;但铁
引导语：鲁迅先生的《华盖集》记录的不仅是鲁迅对传统文化时代风潮的独立意见，更是其被误解受攻讦时(所谓运交华盖也)的内心独白。下面是一篇《青年必读书》原文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学习。
青年必读书〔1〕
——应《京报副刊》〔2〕的征求青年必读书
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
附注
但我要珍这机会，略说自己的经验，以供若干读者的参考——
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
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
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
二月十日
【注解】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一日《京报副刊》。一九二五年一月间，《京报副刊》刊出启事，征求“青年爱读书”和“青年必读书”各十部的书目。本文是作者应约对后一项所作的答复。它发表后，曾有人在报上进行攻击。对此问题，后来作者又写了《聊答“……”》、《报(奇哉所谓……〉》等文(收入《集外集拾遗》);可参看。
〔2〕《京报副刊》《京报》的一种副刊，孙伏园编辑，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创刊。《京报》，邵飘萍(振青)创办的具有进步色彩的报纸，一九一八年十月创刊于北京，一九二六年四月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查封。
鲁迅《华盖集》笔记
读鲁迅的杂文，总会有一种复杂的奇妙的体验。有时候真觉得他真好勇斗狠，陈源他们说了几句不中听的“闲话”，他就揪着不放絮絮叨叨好一阵子。有时候却觉得他好情真意切，论时事说青年语多肯綮，偏激处偏有一种可爱之处，让人坐立不安，却又欲罢不能。
期中考试监考时读完了《华盖集》，当然有些散篇早些时候也是读过，却不似这般一气读完的酣畅。这些文字都是鲁迅1925年时的杂篇散稿，一年尽头，集结成书，他自己也称写这些无聊的东西，所获得的“乃是自己的灵魂的荒凉与粗糙”，爱之乃是“因为这是我转辗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瘢痕”(书前言)。可见《华盖集》记录的不仅是鲁迅对传统文化时代风潮的独立意见，更是其被误解受攻讦时(所谓运交华盖也)的内心独白。
新与旧
鲁迅一般被看做革新的斗士，对传统文化颇多指摘。比如在《京报副刊》的“青年必读书”主张“少看中国书乃至不看中国书”，因为中国书是教人沉静的，出世的，僵尸一般，而外国书教人出世做事的，那怕“颓唐和厌世”都是活人般的。在《十四年的“读经”》直接讽刺那些主张读经的人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几个“诚心诚意地来主张读经”的人当然是“糊涂透顶的笨牛”，而大多数人主张“‘读经’不过是这一回耍把戏偶尔用到的工具”。鲁迅反对的不是个人读经(当然他也不推崇)，他反对的是以国家机器来推行所谓“读经救国论”，以读经之名行思想专制之实。就像现在所谓“国学热”，一些古籍经典爱好者自发地读经倒也无碍，如果让教愚部一纸通知取消马列课改上国学课，我想毁掉的不单是马克思，又会加一个孔子。
况且，在鲁迅看来，“古国的灭亡，就因为大部分的`组织被太多的古习惯教养得硬化了，不再能够转移，来适应新环境”，而“惟一的疗救，是在另开药方：酸性剂，或者简直是强酸剂”。(《十四年的“读经”》)也就是说破旧才能立新，传统只有有益于开拓新世界才能保留，而“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借批长城发破旧图新之旨：
“伟大的长城!
这工程，虽在地图上也还有它的小像，凡是世界上稍有知识的人们，大概都知道的罢。
其实，从来不过徒然役死许多工人而已，胡人何尝挡得住。现在不过一种古迹了，但一时也不会灭尽，或者还要保存它。
我总觉得周围有长城围绕。这长城的构成材料，是旧有的古砖和补添的新砖。两种东西
联为一气造成了城壁，将人们包围。
何时才不给长城添新砖呢?
这伟大而可诅咒的长城!”(《长城》)
那么这给长城添新砖的主力是谁呢?就是鲁迅所寄予深切希望的青年。
今天我们如何做青年
“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青年必读书》)
“近来很通行说青年;开口青年，闭口也是青年。但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论?有醒着的，有睡着的，有昏着的，有躺着的，有玩着的，此外还多。但是，自然也有要前进的。
“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导师》)
此论深得我心。从幼儿园到大学毕业，中国学生被教导了十几年，这不能做，那不能做，还要听诸多成功人士的指点迷津以期富贵，真是“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
“叔本华先生以厌世名一时，近来中国的绅士们却独独赏识了他的《妇人论》。的确，他的骂女人虽然还合绅士们的脾胃，但别的话却实在很有些和我们不相宜的。即如《读书和书籍》那一篇里，就说，‘们读着的时候，别人却替我们想。我们不过反复了这人的心的过程。……然而本来底地说起来，则读书时，我们的脑已非自己的活动地。这是别人的思想的战场了。”我们的学者文人们却正需要这样的战场——未经老练的青年的脑髓。”(《碎话》)
鲁迅引叔本华的那几句话，就是有名的“盲目读书不过是让自己的头脑变成别人思想的跑马场”之论，要引以警醒。
思想启蒙与行动
“我想，现在的办法，首先还得用那几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经说过的‘思想革命’。还是这一句话，虽然未免可悲，但我以为除此没有别的法。而且还是准备‘思想革命’的战士，和目下的社会无关。待到战士养成了，于是再决胜负。我这种迂远而且渺茫的意见，自己也觉得是可叹的，但我希望于《猛进》的，也终于还是‘思想革命’。”(《通讯一》)
“教书一久，即与一般社会睽离，无论怎样热心，做起事来总要失败。假如一定要做，就得存学者的良心，有市侩的手段，但这类人才，怕教员中间是未必会有的。我想，现在没奈何，也只好从智识阶级——其实中国并没有俄国之所谓智识阶级，此事说起来话太长，姑且从众这样说——一面先行设法，民众俟将来再谈。而且他们也不是区区文字所能改革的，历史通知过我们，清兵入关，禁缠足，要垂辫，前一事只用文告，到现在还是放不掉，后一事用了别的法，到现在还在拖下来。” (《通讯二》)
思想启蒙是长期事业，而且要靠市场，也利用商业的力量，所谓“市侩的手段”也。
“我独不解中国人何以于旧状况那么心平气和，于较新的机运就这么疾首蹙额;于已成之局那么委曲求全，于初兴之事就这么求全责备?
智识高超而眼光远大的先生们开导我们：生下来的倘不是圣贤，豪杰，天才，就不要生;写出来的倘不是不朽之作，就不要写;改革的事倘不是一下子就变成极乐世界，或者，至少能给我(!)有更多的好处，就万万不要动!……
那么，他是保守派么?据说：并不然的。他正是革命家。
惟独他有公平，正当，稳健，圆满，平和，毫无流弊的改革法;现下正在研究室里研究着哩，——只是还没有研究好。
什么时候研究好呢?答曰：没有准儿。
古来就这样，所谓读书人，对于后起者却反而专用彰明较著的或改头换面的禁锢。近来自然客气些，有谁出来，大抵会遇见学士文人们挡驾：且住，请坐。接着是谈道理了：调查，研究，推敲，修养，……结果是老死在原地方。否则，便得到“捣乱”的称号。我也曾有
如现在的青年一样，向已死和未死的导师们问过应走的路。他们都说：不可向东，或西，或南，或北。但不说应该向东，或西，或南，或北。我终于发见他们心底里的蕴蓄了：不过是一个“不走”而已。
坐着而等待平安，等待前进，倘能，那自然是很好的，但可虑的是老死而所等待的却终于不至;不生育，不流产而等待一个英伟的宁馨儿，那自然也很可喜的，但可虑的是终于什么也没有。
倘以为与其所得的不是出类拔萃的婴儿，不如断种，那就无话可说。但如果我们永远要听见人类的足音，则我以为流产究竟比不生产还有望，因为这已经明明白白地证明着能够生产的了。”(《流产与断种》)
改革要允许试错，因为改革不可能一下子带来极乐世界，但是却为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迈出了重要一步。
“我于是又恨我生得太迟一点。何不早二十年，赶上那大人还准说笑的时候?真是‘我生不辰’，正当可诅咒的时候，活在可诅咒的地方了。
约翰弥耳说：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我们却天下太平，连冷嘲也没有。我想：暴君的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愚民的专制使人们变成死相。大家渐渐死下去，而自己反以为卫道有效，这才渐近于正经的活人。
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
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这才是让人坐立不安的鲁迅啊。
革命与国民性
“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
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忽然想到》三)
“大约国民如此，是决不会有好的政府的;好的政府，或者反而容易倒。也不会有好议员的;现在常有人骂议员，说他们收贿，无特操，趋炎附势，自私自利，但大多数的国民，岂非正是如此的么?这类的议员，其实确是国民的代表。” (《通讯一》)
“先生的信上说：惰性表现的形式不一，而最普通的，第一就是听天任命，第二就是中庸。我以为这两种态度的根柢，怕不可仅以惰性了之，其实乃是卑怯。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粉饰，聊以自慰。所以中国人倘有权力，看见别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数”作他护符的时候，多是凶残横恣，宛然一个暴君，做事并不中庸;待到满口“中庸”时，乃是势力已失，早非“中庸”不可的时候了。一到全败，则又有“命运”来做话柄，纵为奴隶，也处之泰然，但又无往而不合于圣道。这些现象，实在可以使中国人败亡，无论有没有外敌。要救正这些;也只好先行发露各样的劣点，撕下那好看的假面具来。” (《通讯二》
“战士战死了的时候，苍蝇们所首先发见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嘬着，营营地叫着，以为得意，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但是战士已经战死了，不再来挥去他们。于是乎苍蝇们即更其营营地叫，自以为倒是不朽的声音，因为它们的完全，远在战士之上。
的确的，谁也没有发见过苍蝇们的缺点和创伤。
然而，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
去罢，苍蝇们!虽然生着翅子，还能营营，总不会超过战士的。你们这些虫豸们!”(《战士和苍蝇》)
“所以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战具比我们精利的欧美人，战具未必比我们精利的匈奴蒙古满洲人，都如入无人之境。‘土崩瓦解’这四个字，真是形容得有自知之明。
“多有‘不耻最后’的人的民族，无论什么事，怕总不会一下子就‘土崩瓦解’的，我每看运动会时，常常这样想：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虽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
真是可以从一大堆历史与现实的事件中找出太多的印证，不过这些也许不单是国民性，而是整个人类的一种本性。
实言之，鲁迅的很多杂文卑之无甚高论，但是从他笔下流出，总有一种让人猛然惊醒默然寻思的力量。这也许就是鲁迅不死的原因所在。
后来的毁坏，却很有一点恶意了。然而也许倒要怪我自己不肯拿出钞票去，只给银角子。银角子放在制服的口袋里，沉垫垫地，确是易为主人翁所发见的，所以只得暂且放在枕头下。我想，他大概须待公事办毕，这才再来收账罢。
皮鞋声橐橐地自远而近，停在我的房外了，我看时，是一个白人，颇胖，大概便是两位同胞的主人翁了。“查过了?”他笑嘻嘻地问我。
的确是的，主人翁的口吻。但是，一目了然，何必问呢?或者因为看见我的行李特别乱七八糟，在慰安我，或在嘲弄我罢。
他从房外拾起一张《大陆报》〔5〕附送的图画，本来包着什物，由同胞撕下来抛出去的，倚在壁上看了一回，就又慢慢地走过去了。
我想，主人翁已经走过，“查关”该已收场了，于是先将第一只衣箱整理，捆好。
不料还是不行。一个同胞又来了，叫我“打开来”，他要查。接着是这样的问答--“他已经看过了。”我说。
“没有看过。没有打开过。打开来!”
“我刚刚捆好的。”
“我不信。打开来!”
“这里不画着查过的符号么?”
“那么，你给了钱了罢?你用贿赂……”
“…………”
“你给了多少钱?”
“你去问你的一伙去。”
他去了。不久，那一个又忙忙走来，从枕头下取了钱，此后便不再看见，--真正天下太平。
我才又慢慢地收拾那行李。只见桌子上聚集着几件东西，是我的一把剪刀，一个开罐头的家伙，还有一把木柄的小刀。大约倘没有那十元小洋，便还要指这为“凶器”，加上“古怪”的香，来恐吓我的罢。但那一枝香却不在桌子上。
船一走动，全船反显得更闲静了，茶房和我闲谈，却将这翻箱倒箧的事，归咎于我自己。
“你生得太瘦了，他疑心你是贩雅片的。”他说。
我实在有些愕然。真是人寿有限，“世故”无穷。我一向以为和人们抢饭碗要碰钉子，不要饭碗是无妨的。去年在厦门，才知道吃饭固难，不吃亦殊为“学者”〔6〕所不悦，得了不守本分的批评。胡须的形状，有国粹和欧式之别，不易处置，我是早经明白的。今年到广州，才又知道虽颜色也难以自由，有人在日报上警告我，叫我的胡子不要变灰色，又不要变红色。〔7〕至于为人不可太瘦，则到香港才省悟，先前是梦里也未曾想到的。
的确，监督着同胞“查关”的一个西洋人，实在吃得很肥胖。
香港虽只一岛，却活画着中国许多地方现在和将来的小照：中央几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颂德的“高等华人”和一伙作伥的奴气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能耐的.死在洋场上，耐不住的逃入深山中，苗瑶〔8〕是我们的前辈。九月二十九之夜。海上。
【注解】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九日《语丝》周刊第一五五期。
〔2〕王独清(1898-1940)陕西西安人，创造社成员，后成为托洛茨基派分子。他这篇通信发表在《创造月刊》第一卷第七期(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题为《去雁》，是他在这年五月写给成仿吾、何畏两人的。信末说他自广州赴上海，经过香港时、一个英国人带着两个中国人上船“查关”，翻箱倒箧，并随意打骂旅客，有一个又向他索贿五块钱等事。《创造月刊》，创造社主办的文艺刊物，郁达夫、成仿吾等编辑，一九二六年三月创刊于上海，一九二九年一月停刊，共出十八期。
〔3〕伏园孙伏园，参看本卷第383页注〔5〕。
〔4〕蒋径三(1899-1936)浙江临海人，当时任中山大学图书馆馆员、历史语言研究所助教。
〔5〕《大陆报》美国人密勒(F.Millard)一九一一年八月二十三日在上海创办的英文日报。一九二六年左右由英国人接办，三十年代初由中国人接办。一九四八年五月停刊。
〔6〕“学者”指顾颉刚等。参看《华盖集续编·海上通信》。
〔7〕关于胡须的形状，参看《坟·说胡须》。下文说的关于胡须颜色的警告，指当时广州《国民新闻》副刊《新时代》发表的尸一《鲁迅先生在茶楼上》一文，其中说：“把他的胡子研究起来，我的结论是，他会由黑而灰，由灰而白。至于有人希望或恐怕它变成‘红胡子’，那就非我所敢知的了。”按尸一，即梁式，广东台山人。当时是广州《国民新闻》副刊《新时代》的编辑，后堕落为汉奸文人。
〔8〕苗瑶我国两个少数民族。他们在古代由长江流域发展至黄河流域，居住于中国中部;后来经过长期的民族斗争，逐渐被迫转移至西南、中南一带山区。
鲁迅1927年在香港的讲演：无声的中国
现在，浙江、陕西，都在打仗，那里的人民哭着呢还是笑着呢，我们不知道。香港似乎很太平，住在这里的中国人，舒服呢还是不舒服呢，别人也不知道。
发表自己的思想，感情给大家知道的是要用文章的，然而拿文章来达意，现在一般的中国人还做不到。这也怪不得我们;因为那文字，先就是我们的祖先留传给我们的可怕的遗产。人民费了多年的工夫，还是难于运用。因为难，许多人便不理它了，甚至于连自己的姓也写不清是张还是章，或者简直不会写，或者说道：Zhang。虽然能说话，而只有几个人听到，远处的人们便不知道，结果也等于无声。又因为难，有些人便当作宝贝，像玩把戏似的，之乎者也，只有几个人懂———其实是不知道可真懂，而大多数的人们却不懂得，结果也等于无声。文明人和野蛮人的分别，其一，是文明人有文字，能够把他们的思想、感情，借此传给大众，传给将来。中国虽然有文字，现在却已经和大家不相干，用的是难懂的古文，讲的是陈旧的古意思，所有的声音，都是过去的，都就是只等于零的。所以，大家不能互相了解，正像一大盘散沙。
将文章当作古董，以不能使人认识，使人懂得为好，也许是有趣的事罢。但是，结果怎样呢? 是我们已经不能将我们想说的话说出来，我们受了损害，受了侮辱，总是不能说出些应说的话。
拿最近的事情来说，如中日战争，拳匪事件，民主革命这些大事件，一直到现在，我们可有一部像样的著作?民国以来，也还是谁也不作声。反而在外国，倒常有说起中国的，但那都不是中国人自己的声音，是别人的声音。
这不能说话的毛病，在明朝是还没有这样厉害的;他们还比较地能够说些要说的话。待到满洲人以异族侵入中国，讲历史的，尤其是讲宋末的事情的人被杀害了，讲时事的自然也被杀害了。所以，到乾隆年间，人民大众便更不敢用文章来说话了。所谓读书人，便只好躲起来读经，校刊古书，做些古时的文章，和当时毫无关系的文章。有些新意，也还是不行的;不是学韩，便是学苏。韩愈苏轼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文章来说当时要说的话，那当然可以的。我们却并非唐宋时人，怎么做和我们毫无关系的时候的文章呢。即使做得像，也是唐宋时代的声音，韩愈苏轼的声音，而不是我们现代的声音，然而直到现在，中国人却还要耍着这样的旧戏法。人是有的，没有声音，寂寞得很。——人会没有声音的么?没有，可以说：是死了。倘要说得客气一点，那就是：已经哑了。
要恢复这多年无声的中国，是不容易的，正如命令一个死掉的人道：“你活过来!”我虽然并不懂得宗教，但我以为正如想出现一个宗教上之所谓“奇迹”一样。
首先来尝试这工作的是“五四运动”前一样，胡适之先生所提倡的“学革命”。“革命”这两个字，在这里不知道可害怕，有些地方是一听到就害怕的。但这和文学两字连起来的“革命”，却没有法国革命的“革命”那么可怕，不过是革新，改换一个字，就很平和了，我们就称为“文学革新”罢，中国文字上，这样的花样是很多的。那大意也并不可怕，不过说：我们不必再去费尽心机，学说古代的死人的话，要说现代的活人的话;不要将文章看作古董，要做容易懂得的白话文章。然而，单是文学革新是不够的，因为腐败思想，能用古文做，也能用白话做。所以后来就有人提倡思想革新。思想革新的结果，是发生社会革新运动。这运动一发生，自然一面就发生反动，于是便酿成战斗……
但是，在中国，刚刚提起文学革新，就有反动了。不过白话文却渐渐风行起来，不大受阻碍。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就因为当时又有钱玄同先生提倡废止汉字，用罗马字母来替代。这本也不过是一种文字革新，很平常的，但被不喜欢改革的中国人听见，就大不得了了，于是便放过了比较的平和的文学革命，而竭力来骂钱玄同。白话乘了这一个机会，居然减去了许多敌人，反而没有阻碍，能够流行了。
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那时白话文之得以通行，就因为有废掉中国字而用罗马字母的议论的缘故。
其实，文言和白话的优劣的讨论，本该早已过去了，但中国是总不肯早早解决的，到现在还有许多无谓的议论。例如，有的说：古文各省人都能懂，白话就各处不同，反而不能互相了解了。殊不知这只要教育普及和交通发达就好，那时就人人都能懂较为易解的白话文;至于古文，何尝各省人都能懂，便是一省里，也没有许多人懂得的。有的说：如果都用白话文，人们便不能看古书，中国的文化就灭亡了，其实呢，现在的人们大可以不必看古书，即使古书里真有好东西，也可以用白话来译出的，用不着那么心惊胆战。他们又有人说，外国尚且译中国书，足见其好，我们自己倒不看么?殊不知埃及的古书，外国人也译，非洲黑人的神话，外国人也译，他们别有用意，即使译出，也算不了怎样光荣的事的。
近来还有一种说法，是思想革新紧要，文学改革倒在其次，所以不如用浅显的文言来作新思想的文章，可以少招一重反对。这话似乎也有理。然而我们知道，连他长指甲都不肯剪去的人，是决不肯剪去他的辫子的。
因为我们说着古代的话，说着人家不明白，不听见的话，已经弄得像一盘散沙，痛痒不相关了。我们要活过来，首先就须由青年们不再说孔子孟子和韩愈柳宗元们的话。时代不同，情形也两样，孔子时代的香港不这样，孔子口调的“香港论”是无从做起的，“吁嗟阔哉香港也”，不过是笑话。
我们要说现代的、自己的话;用活着的白话，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说出来。但是，这也要受前辈先生非笑的。他们说白话文卑鄙，没有价值;他们说年轻人作品幼稚，贻笑大方。我们中国能做文言的有多少呢，其余的都只能说白话，难道这许多中国人，就都卑鄙，没有价值的么? 至于幼稚，尤其没有什么可羞，正如孩子对于老人，毫没有什么可羞一样。幼稚是会生长，会成熟的，只不要衰老、腐败，就好。倘说待到纯熟了才可以动手，那是虽是村妇也不至于这样蠢。好的孩子学走路，即使跌倒了，她绝不至于叫孩子从此躺在床上，待到学会了走法再下地面来的。
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真，自然是不容易的。譬如态度，就不容易真，讲演时候就不是我的真态度，因为我对朋友、孩子说话时候的态度是不这样的。———但总可以说些较真的话，发些较真的声音。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我们试想现在没有声音的民族是哪几种民族。我们可听到埃及人的声音? 可听到安南、朝鲜的声音?印度除了泰戈尔，别的声音可还有?
我们此后实在只有两条路：一是抱着古文而死掉，一是舍掉古文而生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