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忧患意识在杜甫诗歌中的体现
(一)杜甫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
杜甫关心国事，时时不忘国家的兴亡，担忧祖国的前途命运，他的诗歌渗透着爱国热忱。他无比热爱祖国，特别是在“安史之乱”发生后，诗人的喜怒哀乐完全是和祖国的盛衰起伏相呼应的，从中突出了他的爱国热情和对祖国命运的忧虑之情。
安史之乱中长安城沦陷，虽山河依旧，但是人事已非，诗人面对国家的破败不堪，对着三春的花鸟心痛得流泪，通过这常见的动作表达出忧虑国家、感时怀人的极其焦虑的心情。山河沦陷，他鼓励朋友们“济时肯杀身”“临危莫爱身”，他坚信“胡命其能久，皇纲未宜绝”，希望唐肃宗“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在投奔唐肃宗时自己不幸被叛军捉住，第二年当他从叛军手中逃脱时，写下了“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的诗句。这时的杜甫悲痛欲绝，为国破家亡的不幸流下热泪，为君王的蒙难深切伤痛，为世事的无常无比感慨。在兵荒马乱的战争时期，人人自危，他逃命尚且来不及，却仍抱着一颗心系国家的赤子之心去哭去行，这样强烈的哀恸之情又怎能不让世人为之动容。
当他听到唐王朝的军队收复被叛军占领的河南河北的消息时，不禁“涕泪满衣裳”， 这时的杜甫已经52岁，这年正月史朝义兵败自缢，叛军部将也相继投降，至此持续七年之多的安史之乱宣告结束。大乱初定，消息来得这样出人意料，而这消息又是有关整个国家的大喜之事，哪能不惊喜掉泪?“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诗人忽闻收复失地消息之后，无法抑制胜利喜悦与还乡快意，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可以看出，诗人的喜怒哀乐完全是和祖国的盛衰起伏相呼应的。
“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巾”，这诗句真切地表达了诗人对国家安危的忧患意识和对安定统一的强烈愿望。到了大历三年，已经58岁的杜甫登上了仰慕已久的岳阳楼。登楼赏美景，看到祖国江山的壮美，诗人本来应该是充满豪情壮志的，但是，谁能想到既老且病的诗人关注的不是自己的身世之悲，而是北方边关的战事，他心系国家安危，为国家的多灾多难而叹息，发出“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的痛苦呻吟!俗话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可是在杜甫的诗歌中我们总是看到他在流泪，那是因为国破家亡给他带来的是锥心刺骨的痛啊!还有什么能比这更让人痛苦的呢?
(二)杜甫对黎民百姓的担忧
杜甫关心百姓，对底层百姓的疾苦寄予了深切同情：“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他的诗歌非常广泛地反映了百姓的痛苦生活及对民生的忧虑。如他看到统治阶级穷奢极欲，过着荒诞无度的生活，而百姓们却挨冻受饿，甚至惨死街头时，写下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诗句，揭露贫富不均的严重阶级对立及民不聊生的现状;看到百姓被繁重的.苛捐杂税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发出了 “谁能叩君门，下令减征赋”的呼吁;看到战乱死伤的残酷景象，他写下了“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看到人民在战乱中受尽苦难时，写下了“兵戈既未息，儿童尽东征”“丈夫死百役，暮返空村号”等等。这些诗句都是对战乱中人民悲惨生活形象生动、具体真实的极其深刻的刻画。在动乱的年月，杜甫最关心的是民众的安危。杜诗中对悲惨世界的描写之多，确实是空前的，他倾注了毕生的精力来关注这一问题。一部杜诗，让人无法飘逸轻松洒脱，也主要是因为他笔下常常发出的是感天动地的悲吟，画出的是血泪阑干、尸骨纵横的荒凉，是穷困潦倒的独叟、寡妇、老妪的众生相。
虽然杜甫没有能力去解救人民的苦难，但他希望人民生活能够安定幸福，这种美好的愿望在他的诗歌中也时时流露。如“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表达了杜甫希望战争能够尽快结束，让农民能够回到土地上去安居乐业，天下不再有骄横的官吏横征暴敛的愿望;对侵略自己祖国的敌人，杜甫也能报以仁德之心，“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只要能制止游牧民族的侵略，就不要让更多的人失去生命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这诗句所体现出来的推己及人的思想，更是超越了个人生死利益的对民生疾苦的关心和忧虑。这已经超越了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立身准则，他强烈的忧民责任感已超过了一般儒家思想要求。
二、杜诗强烈忧患意识的形成原因
(一)首先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中国古典文学善于扣住伦理道德、政治的层面，怀着对国家民族和社稷民生的关注，承担着历史留下来的各种精神负担，在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中浸润着浓郁的忧患意识。
中国人的忧患意识比任何一个民族都要来得强烈。在中国历史上最能深刻体现这种意识的学派首推儒家，我们在读儒家经典时，总能在字里行间发现这种深重的忧虑感。如《诗经》中就有“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的感叹;《尚书?君牙》篇中亦有“心之忧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礼记》中说“虽危起居，竟信其志，犹将不忘百姓之病也。其忧思有如此者”;儒家学派最著名的人物孔子也曾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孟子更提出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命题……儒家的这种忧患意识往往与国家社稷和黎民百姓的强烈责任感融为一体。他们敢于面对礼崩乐坏的现实，敢于承担起救世救民的重大使命。他们虽不是国家的当权者，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以天下国家为己忧，以天下国家为己任。这种精神是儒家思想中最为积极的因素，也是杜甫从儒家思想的文化中汲取的最主要的精神力量。高尔泰说过：“这种沉重的情绪环境，这种忧愁的心理氛围，正是中国诗歌由亡而生的肥沃土壤。”杜甫作为一个封建文人自然也受到儒家正统思想的熏陶影响，他的感时伤国，就是从“忠君”“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正统思想出发的。这种忧患是与国家前途命运的盛衰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具有强烈的爱国热忱。他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够洞察国家、人民的隐患，他强烈地希望能够为国为民排忧解难。“忧世心力弱”“忧国只细倾”“在家常早起，忧国愿年丰”“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巾”……他的这些诗歌无一不充满着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注和对民生的忧心。
(二)杜甫的忧患意识与他所生活的时代环境分不开
杜甫的忧患意识是他根植于个体的情感、生命的体验，由精神、情感体验延伸为时间、历史体验，进而带有明显的实践理性的特点。
“安史之乱”发生前，杜甫在35岁时，来到长安求仕，满以为从此可以“立登要路津”，实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抱负。然而，此时的玄宗皇帝已然不是开明天子，他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信用奸臣，堵塞言路，生活极端腐化。不过，杜甫对玄宗仍然抱有幻想，以为通过忠臣的努力辅佐，国家仍可回到开元盛世的局面。于是，他积极寻求从政的道路，可是在政治上仍旧屡屡受挫，他的经济条件也日益恶化，他苦苦挣扎了十年，希望还是落空了。
正是由于诗人在困守长安的时候，生活潦倒，在这“长安苦寒谁独悲，杜陵野老骨欲折。……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裘何啻联百结”的生活中，使他更加正视现实，认清统治者的罪恶和腐朽，也看到人民的贫困和痛苦，因而在诗中发出了“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感叹。于是对国家和民生的忧患在他的诗歌中开始有了越来越深广的体现，杜甫诗歌中的忧国忧民的主导风格，就是在此期间开始逐渐形成的。在这期间他写下了《兵车行》《丽人行》等名篇，其中以《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为最，标志着他经历十年长安困苦生活后对朝廷政治、社会现实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安史之乱”发生后，杜甫和难民在兵荒马乱中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共同经历了战乱的痛苦。这就使他对人民的苦难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与认识，与人民的感情也更加密切了。于是，他的忧患意识就更加深重了，这种忧患思想，在其后数十年天下瓦解、遍地哀号的残酷现实中一直不断地在滋长。他的诗越来越多地反映人民疾苦，创作了脍炙人口的“三吏”“三别”。
作为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杜甫受到了人民的热爱，也成为研究者关注的对象。杜甫忧国忧民的思想情感，真正体现出了中国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是中国文化中的一种理想人格。
导语：在中国古典诗歌史上，杜甫的诗歌格外明亮、耀眼。千百年来，其以真、善、美的星光闪烁在我们的精神世界中。由于自幼接受儒家正统文化的熏染，杜甫心中常常激荡着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精神。诗人用毕生心血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的仁爱精髓熔铸到诗歌中，融化到血液和骨髓之中。
杜甫一生坚持“奉儒守官”，形成了积极用世、忠慈仁爱的性格和襟怀。纵观其诗，儒家的仁者情怀与关注民生疾苦的精神高度统一于其身。诗人常常以时代的观察者和记录者身份对民生疾苦赋予深厚的同情，他的诗歌中较多涉及“骨”字，随物赋形，以“骨”述他人与社会之境况，具有博爱精神，这些富含“骨”字的诗作被称为“骨诗”。顾名思义，所谓骨诗，指诗句中带“骨”字的诗。骨是人和脊椎动物体内支持身体、保护内脏的坚硬组织，在这里比喻人的品格、气质、神韵。这些 “骨诗”将作者关爱生命和忧国忧民的情怀融为一体，集中彰显了杜甫悲天悯人的博大胸襟、敢于担当的责任意识、亲情友情的真诚呼唤和疾恶如仇的仁爱情怀。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是杜甫流落蜀中时写的一首著名诗篇，其中“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宁苦身以利人”的精神，千载之后，依然感人。“三吏”、“三别”是杜甫现实主义诗歌中的不朽之作，集中体现了杜甫对安史之乱中人民苦难的认同和深切同情，如《新婚别》中，诗人以新嫁娘的口气诉说了千回百转的心事。《杜诗祥注》说此诗“君”字凡七见，“君妻”，“君床”，聚之短也;“君行”，“君往”，别之速也;“随君”，情之切也;“对君”，意之伤也;“与君永相望”，志之坚且贞也。频频呼君，几乎一声一泪。这样的诗，句句都能打动读者的心弦。
与热爱人民的感情相联系，揭露统治阶级的罪恶，是诗人经常表现的重要主题。他的笔锋永远指向最高统治者。在《丽人行》中，他以非常生动而含蓄的笔墨，讽刺了在唐玄宗的娇宠下，杨氏姐妹所过的奢侈淫乱的生活;在《遣遇》、《甘林》等诗中，揭露出官吏把人民搜刮一空，造成处处卖儿鬻女缴纳租庸的凄惨景象。不仅如此，诗人还对统治集团其他各种腐朽现象加以多方面抨击：在《洗兵马》中，他指斥李林甫等官僚的得势嚣张;在《草堂》中，他谴责成都军阀李忠厚的作威作福和残杀人民;在《潼关吏》、《诸将五首》等诗中，他又嘲笑唐军将领的庸懦无能……可以说杜甫的不少诗都反映了徭役、租税和征战等给普通百姓带来的灾难，批判可谓入木三分。
在儒家文化中，“骨”、“骨气”，“气骨”是刚健中正的表征，诗人仁心广被，泽及天下苍生，以诗抒怀，用仁义培植和浇灌的爱国爱民的伟大品格在诗中得以充分彰显。应该说，这些仁爱情怀是传统儒家仁爱思想在杜甫诗歌中的自然推演。儒家仁的观念中带有浓浓的爱意，这种爱不是一己之爱，而是一种大爱、博爱、泛爱，它对后世文人产生了深远影响。杜甫生在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急速转变时代，一生饱经忧患，境遇十分坎坷，他对民间疾苦有着切身体会，因而往往能一语中的，引起读者深层次的共鸣。
在唐代，给人民带来最深苦难的是由于统治阶级的腐败引起的内乱外患，这种情形在杜甫诗中得到了深刻的反映：“路衢唯见哭，城市不闻歌”(《征夫》)。更为可贵的是，诗人不仅反映了战乱给社会带来的残破景象，而且揭示出了更尖锐的社会矛盾。由于连年战乱，人口锐减，壮丁尤少，于是统治阶级便用残暴手段，把结婚才一天的丈夫，还没有成年的“中男”，甚至年老妇人都一起强征入伍或服役，这一切都反映在著名的`组诗“三吏”、“三别”中，尤其在《石壕吏》这首诗中，表现得最集中、最深刻。
由于杜甫看到人民在战乱中受到的灾难太深、太重了，因此他热切盼望战乱平息，好让人民过上太平的生活。他在诗中不断喊出代表着当时人民愿望的呼声：“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常不用”(《洗兵马》)，“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昼梦》)，直到诗人老年，也一直没有停歇过这样的呼喊。当安禄山率领胡兵蹂躏着祖国的土地，在大敌当前时，诗人一方面看到人民在官吏的横暴下被强征入伍，情形极为悲惨，另一方面他又怀着沉痛的矛盾心情，在《新婚别》等诗中，劝人民去从军，平息这一给国家民族带来极大祸害的叛乱。正因为诗人对人民怀着这样深厚的感情，因此，当他听到有人建议迁都洛阳，取其地势险固，他却表示反对，认为只要减轻对人民的剥削，实行良好的政治，天下就能安宁。所谓“盗贼”，其实是被逼得无路可走的人民。这就是他在《有感五首》中表现出来的光辉思想：“不过行俭德，盗贼本王臣。”
破碎的祖国一旦出现山河复整的气象，悲歌了一生的诗人又写出了欢乐而感人的诗，如著名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这首诗不仅从他的每一个形象里涌出喜悦的感情，而且它的每一个音节都像春天的旋舞曲似地飞转着轻快的旋律。
杜甫的一生是为人民忧虑的一生，是为人民歌唱的一生。直到他病倒在湘江船上，在生命的最后，也没有忘记过多难的祖国、多苦的百姓。他在最后一首诗中慨叹道：“公孙仍恃险，侯景未生擒。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风疾舟中伏枕抒怀》)这就是壮怀一腔忧国忧民之思的杜甫，在他的眼中，广大民众的苦难忧乐始终都是最值得关注和同情的对象，始终都在为社会的不公、时代的不幸而摇旗呐喊。
杜甫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崇高的人格集中体现了中国封建时代知识分子最可贵的品质，从而教育、激励了后世无数诗人和爱国者――陆游、辛弃疾、文天祥、顾炎武等人。杜甫伟大的诗篇和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吸引和启迪后世一代又一代的诗人，从中唐的白居易到晚清的黄遵宪，他们的创作与杜甫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都是一脉相承的。
总之，杜甫的“骨”诗可谓“气骨峥嵘，体势雄浑”，是其仁爱精神的诠释，这种情感恰恰是诗人在生活中的体察，激发了诗人与生俱来的对生命的珍重与责任，并在生命里程中越来越深厚地表露出来，这种“爱”与责任不是简单思想的投射，而是重天下轻己身的利他人格的体现，是封建文人的奉献精神和牺牲精神的显现。这种无时无处由其胸襟发出的对国家、对人民、对朋友、对亲人的关爱，正是人文关怀的良知性善的真切发现。其大量深切关注人民疾苦、仁爱之情的“骨”诗，全面诠释了儒家“为人之仁”的人格追求与真谛。
杜诗主要体现了儒家文化精神，具体是什么呢?
杜甫是我国文学史上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出生于一个奉儒守官的家庭。青少年时期，杜甫生活在以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河洛文化氛围中，接受正统的儒家教育，自小苦读儒家经典，奉行儒家忠孝等伦理道德。所以儒家思想在其头脑中根深蒂固，因而在他的一千四百多首诗歌中，其诗作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强烈地体现了儒家文化精神，而这也是杜甫被称为诗圣的主要原因之一。本文就杜诗中体现的儒家文化精神加以论述。
1.杜诗体现了儒家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
儒家人生态度是积极入世的，作为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在世功方面注意人的努力。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即人要像永恒运动的天体一样，毕生努力向上，不断进取。“得志，泽加于民”，“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都是儒家基本的人生态度，这些思想促使知识分子积极向上，心系天下，建功立业。杜甫一生的理想就是做一个贤臣，并通过辅助明君，来兼济天下。
青少年时期的杜甫，生活在大唐帝国最繁荣昌盛的时期，他“读书破万卷”，广泛阅读，故七岁能做诗，九岁即习字，十四五岁就“出入翰墨场”，那时杜甫对生活充满憧憬。他早年所写的《望岳》，表现了自己的伟大抱负。“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眥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杜甫这时才二十五岁，然而气魄的雄伟，已足够惊人了，特别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两句，不仅写出了泰山的雄伟，也表现了杜甫的壮志和毅力，其不畏艰难勇于攀登俯视一切的雄心洋溢在字里行间。《房兵曹胡马》则云：“所向无空阔，真勘托死生。”这两句写马的气概和品质，简直像一个血性男子，无空阔，不知有空阔，极力形容马之善走。萧涤非《杜甫诗选注》解释：“用一‘真’字，言外大有人不如马之意[1]。”由于杜甫善骑马，也很爱马，对马有真感情，故它的咏马诗也极深刻，往往寄托了自己的精神，这首诗就表现了他跃跃欲试的用世之心。杜甫的《画鹰》这首诗中的“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两句，也表现了诗人跃跃欲试的用世之心。这两句虽然写的是鹰，但其中有着杜甫自己的精神，我们可以感受到他那种奋发有为的热情。为官时期，其诗常常表达不被天子信任的无聊和苦闷，如“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生”?(《曲江二首》其一)王嗣奭云：“名乃名位之名。官居拾遗而不能尽职，特浮名耳!”徐而庵云：“此不是公旷达，是极伤怀处。”[1]确实，他“虽身居谏职，而志不得行，故不免满腹牢愁。看似伤春，实感人事”。杜甫一生的理想就是做一个贤臣，来兼济天下，而此时他身居谏职，却不能发挥作用，济世之心没有实现，所以伤感。这首诗从反面写出了诗人希望济世的伟大抱负。从上面这些诗中我们可以看出杜甫的济世意识，体现了儒家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恪守着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
然而，杜甫的人生观则既继承了儒家又超越了儒家，因为，虽然，《孟子?尽心上》提出了儒家基本的人生态度：“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可是杜甫并没有“穷则独善其身”，他对儒家积极用世精神体现了十足的执著，即使“穷”也不忘他的济世之心。
正因为杜甫对儒家积极入世精神的执著追求，所以就是在安使之乱爆发后，杜甫也并没有“穷则独善其身”。天宝十七载七月，杜甫听说肃宗在灵武即位，立刻就把妻室安顿在羌村，只身一人前往，不幸途中陷贼，被押回长安。至德二载四月，杜甫冒死逃脱后，又投奔凤翔行在，不顾狼狈地“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述怀》)。从中可见杜甫奉行“为官济世之道”的积极入世之精神，即使处在那样的危难之中，他也不会忘记兼济天下的理想。特别是在杜甫的《自京窜至凤翔喜达行在所三首》中，也可看出杜甫并没有“穷则独善其身”。杜甫当时身陷长安，但是由于得不到关于朝廷的消息，所以他冒死从间道逃归凤翔，即“西忆岐阳信，无人遂却回”。而且，“眼穿当落日”一句写出了相望迫切，但是还是未得到消息，所以“心死著寒灰”，写出其失望之情。写间道逃窜之景“雾树行相引，连山望忽开”中一“忽”字，写凤翔在望，含有无限喜悦之情。从他得不到消息时的失望和凤翔在望时的喜悦，可看出他的济世之心。“愁思胡茄夕，凄凉汉苑春”写出他陷贼时的愁苦，虽然杜甫身遭不幸，却没有“独善其身”，仍不忘他的济世之心。“司隶章初睹，南阳气已新。喜心翻倒极，呜咽泪沾襟。”初到凤翔即见唐朝有中兴气象，所以才会喜极而悲。总之，杜甫不管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忘记他的济世之心，他一生的理想就是通过辅助明君来兼济天下，而从长安冒死逃归后，看到这样的景象，他怎能不喜呢?授官左拾遗后，杜甫积极上书，但不久就又被贬。现实的黑暗使杜甫的政治理想难以实现，它虽然会感到愤怒，但始终不忘“至君”、“济世”。又“夙夜听忧主，飞腾即济时”(《别崔因寄薛捃孟云卿》五首其五)、“遭乱世漂泊，济时曾琢磨”(《湖中送敬十君适广陵》)可见越是到了晚年，杜甫的济世之心越切。显然，诗人对其政治理想的执著追求是济世天下儒学精神思想的体现，更主要的是，杜甫并没有“穷则独善其身”，从未忘怀济世之心，所以他的人生观既继承了儒家又超越了儒家。
2.杜诗体现了儒家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
早在洪荒年代，脆弱的人类无力抗衡自然环境的险恶，忧患意识便与生俱来，这是自然忧患。后来，忧世的政治忧患便明显地在早期儒家经典著作中流露出来。《礼记?儒行篇》记载：“虽危，起居竟行其志，犹将不忘百姓之病也，其忧思有如此者。”孟子在《离娄下》中说：“故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我们知道，儒家的人生态是积极入世的，所以“儒家这种积极入世的精神使其忧患意识的内容超越了自然忧患的层面”，[2]所以这种忧患情怀也成了一种儒家传统。一生只在儒家界内的杜甫，其忧国忧民情怀是极深刻的。他的诗歌强烈地表现了诗人的忧患意识，而杜诗的这种儒家文化的忧患意识的主题就是忧国忧民。
2.1对祖国的热爱和对国家命运的担忧
杜甫是一个自我牺牲的爱国主义者。他的诗歌渗透着爱国热忱。他无比热爱祖国，特别是“在安史之乱”发生后，诗人的喜怒哀乐完全是和祖国命运盛衰起伏相呼应的，从中突出了他的爱国热情和对祖国的忧虑之情。
首先，表现为杜甫的喜怒哀乐是和祖国命运的盛衰起伏相呼应的。当国家危难时，他对着国破草深的春城和三春的花鸟会心痛得流泪。如千古传诵的爱国诗篇《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这首诗写于安史之乱之后，写他在投奔肃宗途中被叛军抓获后被押到长安后看到的一切，山河依旧，草木丛生，人事已非，国家残破。诗人面对着国破草深的春城，因感伤所以面对着三春的花鸟会流泪、惊心，通过这常见的动作表达出忧虑国家、感时怀人的极其焦虑心情。然而一旦大乱初定，消息忽传，他又会狂喜得流泪。“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人事远在剑南，消息来得这样出人意外，而这消息又是有关整个国家的大喜事，哪能不惊喜掉泪?连书都无心看了，胡乱地卷起，放声高歌，开怀痛饮，写出其欢喜状。尤其是后两句，人还在梓州，心已飞向家园，想见杜甫那时的喜悦。浦起龙注：“八句诗，其疾如飞，题事只一句，余俱写情。生平第一首快诗也!”[1]整首诗以直抒胸臆的快语和奔涌直泻的激情，抒发了诗人忽闻收复失地消息之后，无法抑制的胜利喜悦与还乡快意，而流下了激动的泪水，表达出诗人强烈的爱国之情。可以看出，诗人的喜怒哀乐完全是和祖国的盛衰起伏相呼应的。
其次，表现为动乱之后，为祖国并未获得和平与统一而担心。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首便是《岁暮》。这首诗是诗人在梓州时所作，当时吐蕃又攻陷蜀郡西北的松、维、保三州，诗人闻讯非常震惊，挥笔写下这首诗：“岁暮远为客，边隅还用兵。烟尘犯雪岭，鼓角动江城。天地日流血，朝廷谁请缨?济时感爱死，寂寞壮心惊。”[3]吐蕃寇边，声势远播，已惊动了江城，天下因战乱而流血，朝廷有谁会投君报国，体现了诗人对国家命运的担忧。特别是最后两句“济时感爱死，寂寞壮心惊”，是说报国岂敢惜生，但诗人又是被朝廷遗弃之身，所以只是徒自忧虑叹息而已。充分呈现了为祖国不幸命运而深沉忧虑的心情。
2.2反映了人民的苦难并予以深切同情
杜甫作为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真实地反映人民疾苦，真挚地同情人民、关心人民，是其诗歌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这类作品，数量很多，它贯穿在诗人的整个创作历程里面，闪烁着现实主义的历史光芒。
“安史之乱”发生前，杜甫在困居长安十年期间的一些作品中，就表达了对人民群众的深切同情。其中以《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为最，表达了对人民群众的深切同情和忧虑。“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这几句，揭露了统治者不知厌足的“聚敛”“诛求”，对官府的苛重赋敛极为不满，从中表现出诗人对百姓的同情。“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官墙内外，一荣一枯，一生一死，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揭露了统治阶级的社会罪恶，写出了人民的苦难生活，对于百姓的疾苦，他时时刻刻放在心上。杜甫同情穷苦百姓，其言其行皆感人至深，当他的幼子饿死时，他并没有只沉浸在“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的个人悲痛中，他想到的是那些失业、戍边的人，即“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他想到了自己“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发”，尚且这样，而那些普通百姓，特别是失去产业的人和守卫边境的士兵就更不堪设想了。张溍说：“不自忧，而为天下失业者忧，是何心境?”[1]确实，诗人从自己的忧愁想到别人的忧愁，把人民的忧愁当成自己的忧愁，这忧愁是何等地深重啊!从中体现了诗人对人民强烈的同情。正是由于诗人在困守长安的时候，生活潦倒，在这“长安苦寒谁独悲?杜陵野老骨欲折。……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投简咸华两县诸子》)的生活中，迫使他更加正视现实，认清统治者的罪恶和腐朽，也看到人民的贫困和痛苦。因而在诗中发出了“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感叹。封建社会的诗人文士对人民的疾苦，表示忧愁的不少，但一年到头无时不忧，一忧便忧到肠内热的并不多。而这首诗把诗人对人民的忧虑之情表现得极为深刻。
安史之乱发生后，杜甫和人民在兵荒马乱中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共同经历了战乱的痛苦。这就使他对人民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与人民的感情也更加密切了。于是，他写出了更多反映人民的不朽之作。如“三吏”“三别”这组诗揭露了叛乱战争给人民造成的`重大灾难。“万国尽征戍，烽火被冈峦。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垂老别》)，由于战乱，牺牲的人多，流血染红了川原，可见百姓当时的苦难生活。在《新婚别》中，诗人用新妇的口吻，深刻地书写出生离死别的悲哀：“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结发为妻子，席不暖君床。暮昏晨告别，无乃太匆忙!”在《无家别》中，诗人用一个重被征召去当兵的独身汉的口吻，写出了战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但对狐与狸，竖毛怒我啼!四邻何所有?一二老寡妻。”狐狸竟敢鼓怒向人，则乡村已成鬼窟可知，而且四邻也只剩下一二个年老的寡妇。从中体现了杜甫对人民的深切忧虑之情。在《新安吏》中，诗人目睹征兵的残酷现实，疾呼天地无情：“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在《潼关吏》中，诗人谴责了草菅人命的边将：“艰难奋长戟，万古用一夫。哀哉桃林战，百万化为鱼。”而《石壕吏》中，则揭露了乱抓壮丁给人民带来的痛苦：“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这组诗中描写了“即应河阳役”的老妪，“暮昏晨告别”的新郎，无家可别的征夫，筑城的戍卒，年迈出征的老汉，他们发出了“何以为蒸黎”(《无家别》)极为悲愤地的反诘。全诗贯穿着极为悲愤地忧民之情。
另外，在诗人漂泊西南时期，面对广大人民的种种残状，当诗人“床头屋漏无干处”时，还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强烈呼声!当大雨狂风破坏了自己的茅屋时，他想到的却是天下穷苦百姓，这种置个人生死于度外而“穷年忧黎元”的思想，强烈地体现了诗人对人民沉痛的忧虑之情。
3.杜诗体现了儒家“仁爱”思想
仁字按照古文字的文字结构，是从人从二，意为二个或二个以上的人，引申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当以仁相处。“仁主要是一种内在的人格精神，着重于个人心情的真与善。在孔子所讲的仁的含义中，最本质的含义是‘爱人’。”[4]孔子曾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孟子亦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杜甫对待亲人、朋友、天下的百姓乃至除人以外的动植物都寄予了深情，体现了诗人的人文关怀，从中表现了儒家“仁爱”思想，也是儒家文化精神的体现。
3.1对家人充满仁爱之心
杜甫的仁爱之心完全来源于内心情感的真实流露，毫无任何虚假或浮夸。杜诗中对家人所充满的仁爱之心主要表现在写妻子和兄弟两方面的诗歌上。
首先，表现为对妻子感情的真挚。杜甫虽然生活贫困，但对妻子的爱却是真挚的，他对自己的妻子充满仁爱之心，这种关爱之情主要表现在别离时的相思、重逢时的喜悦、困难时的同甘共苦以及对妻子的无限感激和愧疚之情。
在天宝十五年，被叛军拘押长安之时，虽距鄜州不远，但相见之期却不能以杜甫的意志为转移，故诗中别离眷恋之情让人钦佩。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月夜》：“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鬓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只从对面着笔，仅写闺中人如何想念远方的亲人，一‘湿’一‘寒’两字，写尽了妻子的美丽、善良与孤苦，也写尽了诗人的同情与相思之意。”[5“湿”、“寒”二字突出妻子思念的时间长，这种情景的描述表现了思念的深切，反过来也反映了杜甫对妻子的深切思念。这首诗是诗人在沦陷长安独自望月时写下的，形象地描述了一个贤妻的孤苦形象，寄托了诗人无限的相思之情。《羌村三首》之一则表现了重逢时的喜悦：“峥嵘赤云西，日角下平地。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歔欷。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将情理置于大乱的年代里，不仅强烈凸现亲人一家相聚不易，更强烈衬托出人性的高贵与生命相依相连的人性之美。”[6]只因“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所以“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另外有“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王嗣奭说：“久客归来，未能即睡，不无琐事，更换秉烛，自是真景，非相疑而相照。至‘相对如梦寐’，则惊怪意犹未尽忘也。”[6]这一切都只因离别之久，关爱之切。而在逃难中，他们共饥渴，同生死，也表现出杜甫对妻子的真挚感情。天宝十五载夏，安史叛军逼近潼关，在长安供职的杜甫担心家属会遭不测，就返回奉先，带着妻儿向北逃窜，经历了许多艰难险阻，“北走经艰险”(《彭衙行》)，但他们“泥泞相牵攀”，“野果充糇粮，卑枝成屋椽”(《彭衙行》)，一家人相互扶持，终于走出了困境。
杜甫早年雄心勃勃，自比稷契，“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但事总不尽人意，长安十年只得了一管理宿卫、仪仗的小官，安史之乱中，投奔凤翔，被授予左拾遗。为官在外，家中的大小事情都担在妻子一人身上，“窗前两小女，补绽才过膝。海图坼波涛，旧绣移曲折。天吴及紫凤，颠倒在短褐。”(《北征》)儿女穿在身上的补丁连补丁的衣服，都是妻子用破旧的官服一针一针补起的。“世乱怜渠小，家贫仰母慈”(《遣兴》)，由于自己不在家中，儿女的抚育就全靠妻子了，暗含一种对妻子的感激之情。由于对肃宗失望，就辞官而去，从此过上漂泊生活，乱世交情淡薄，全家挨饿是常事，对于这一切，妻子没有抱怨，“老妻睹我颜色同”，安于贫困，怎不叫杜甫心存感激!然而杜甫不仅对妻子存有感激之情，而且还有愧疚之意。杜甫有时称妻子为“老妻”，这本身就表现出他对妻子的爱和愧疚。他第一次称妻子为“老妻”是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这首诗写于天宝十四年，当时妻子杨氏才三十几岁，怎能言老?只看出杜甫内心的愧疚，所以要“庶往共饥渴”。还有“经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结”(《北征》)，妻子衣衫褴褛，内心愧疚;“何日干戈尽，飘飘愧老妻”(《自州领妻子却赴蜀山行三首》其二)，不能给妻子一个安定的家，内心愧疚;“万里须十金，妻孥未相保”(《奉赠射洪李四丈》)，妻儿的性命不能保护，内心愧疚，等等。这些诗句包含着杜甫无以生存，无以安家的感伤和愧疚，体现了诗人对妻子的仁爱之心。
其次，表现为对兄弟的仁爱之心。杜甫对兄弟情的珍惜是与传统文化的熏陶及良好的家庭教育、温馨的家庭氛围是分不开的。他从小熟读儒家经典，其中兄弟的美、家庭和睦也让杜甫有一种向往。杜诗中充满仁爱之心的兄弟情的诗歌从内容上可分为忆弟、送弟、得弟消息后的喜悦等。
杜甫一生漂泊无定所，和弟弟们常常难以相聚，思念之心却常凝结于心头，发而为诗，最为感人。其中《月夜忆舍弟》是其思弟的代表作，作这首诗时，诗人客居秦州，当时，山东、河南正处于史思明引起的战乱中，杜甫的几个弟弟正分散在这一带，战事阻隔，音信不通，引起他强烈的忧患和思念。“戍鼓断人行，边秋一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月夜忆舍弟》)写节侯，写故乡的明月，却写的最是无理，无理之中却蕴含了诗人最深厚的情愫，乡愁中融入了对弟弟的思念。每逢佳节倍思人，符合中国传统的思乡习惯，许多人感受到了，只有杜甫通过自身的经历，用最凝练的语言，传递了人们共同的心声。“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感情抒发了凄楚、哀伤，思亲与国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杜甫每与弟弟分别，都显得难舍难分，悲伤不已。《送舍弟颖赴齐州三首》其一云：“岷岭南蛮北，徐关东海西。此行何日到，送汝万行啼。绝域惟高枕，清风独杖藜。时危暂相见，衰白意都迷。”[7]诗人在成都，弟颖要去济南，两地相距万里，此时杜甫已年老。诗人一落笔就拉开了两地的距离，道阻且长，路途漫漫。“此行何日到，送汝万行啼。”上句从行者写来，但反映的是送行者的担忧之情。“万行啼”就是啼万行，为何啼?其一，对远行者深深的担忧之情使然。其二，“绝域惟高枕，清风独杖藜”是自己现实生活的显照。自伤自叹如此，又如何能不泪垂?其三，弟弟又要远行，今日的分别是否会是兄弟间的永诀呢?诸种感情融为一体，令诗人泪啼万行，表现出杜甫对弟弟的关心和担忧。
战争使普通人家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亲人之间难通消息，难卜生死。杜甫流离之际，与弟弟常常失去联系，后得弟消息，诗人惊喜之情难以自抑，发而为诗。真有“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感觉。如诗云：“近有平阴信，遥怜舍弟存。侧身千里道，寄食一家村。烽举新酣战，啼垂旧血痕。不知临老日，招得几时魂?”[7](《得舍弟消息二首》)其中，“遥怜舍弟存”一句，传递了诗人无限复杂的感情。“遥怜”二字，表明诗人对弟弟的爱怜之情，杜甫作为长兄，遵循着我国古老的“长兄如父”的传统，对弟弟也是“遥怜”，与“遥怜小儿女”意同，关爱之情充溢诗间。“舍弟存”表明诗人的惊喜、悲伤之情。从以上可以看出杜甫这位伟大诗人对兄弟手足的珍惜、眷恋之情，表现了诗人对兄弟所充满的仁爱之心。
3.2对朋友的真挚感情
儒家重友情。《论语》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生的快乐就在于朋友遍天下，达到人我合一之境，杜甫与朋友之间同样是情深意厚的，很多诗中都体现着杜甫对朋友的仁爱之心。
在壮游时期，杜甫曾与李白、高适同游，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杜甫后来写的回忆这段生活、追忆这段友情的诗尤其感人。“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两公壮藻思，得我色敷腴。气酣登吹台，怀古视平芜。”(《遣怀》)回忆他与李白、高适壮游时的情景，他们一起登台，一起饮酒，表达了诗人对友人的怀念之情。这类诗歌还有如“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故人入我梦，明我常相忆”(《梦李白二首》其一)。死别绝望，生别则不能忘情，所以生别比死别还要痛苦，“故人入我梦”正表明诗人对朋友的相思之深。“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梦李白二首》之二)表现了杜甫对李白生死不渝的兄弟般的友谊。杜甫对朋友的态度是“由来意气合，直取性情真”，“同心不减亲骨肉”。他对朋友同对家人一样充满了关怀，在送别朋友时，竟“觉君衣裳单”(《别董》)。对于遭贬的友人，杜甫非常同情。如《所思》中的“可怜怀抱向人尽，欲问平安无使来。故凭锦水将双泪，好过瞿塘滟澦堆”，杜甫希望自己的友谊，能给朋友以温暖，故嘱咐双泪，好生渡过滟澦堆，这种友谊，真是再深刻再纯洁没有!包含着诗人对朋友的同情和关爱之心。在杜甫看来，天下性情真的人，都是他的好朋友。
然而，杜甫的这种“仁爱”情感并非止于亲情友情，而是推及天下百姓，甚至宇宙间的所有生命。如《又呈吴郎》：“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杜甫此时已将草堂让给了吴姓的亲戚，但他还是对那位诉苦的邻妇表现出如此的关怀。《三吏》、《三别》等都表现了杜甫对处在社会底层的弱者的同情。此外，杜甫对世间其他生命也充满了仁爱之心。如：“白鱼困密网，黄鸟喧佳音。物微限通塞，恻隐仁者心。”(《过津口》)“‘恻隐仁者心’本是孟子对人类善良本性的阐述，但是其原意只是把人类当作恻隐的对象。”[8]而杜甫却将这种善良的本性施及一切生命，这是对儒家思想的补充和扩大。在杜甫诗中诸如“帘户每宜通乳燕，儿童莫信打慈鸦”(《题桃树》)，“家中厌鸡食虫蚁，不知鸡卖还遭烹”(《 綀鸡行》)等诗句，都表现出对弱小生命的关爱，杜甫把儒家的这种仁爱之心施及于天地间的万物，充分体现了诗人的仁爱之心。
总之，杜甫诗歌体现了儒家文化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他的理想就是做一个贤臣，并希望通过辅助明君，来实现兼济天下的理想，正是由于儒家这种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使得杜甫对整个国家、人民充满了忧患，体现了儒家的忧患意识，而且杜甫不仅对家人、朋友充满了仁爱之心，甚至对宇宙间的其他生命也充满了仁爱之心，以上这些也正是杜甫诗歌中儒家文化精神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