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台湾同胞们：
你们好！
我是浙江省岱山县高亭小学的学生，我的心中一直有两岸人民和平共处，祖国早日实现统一这样一个愿望。借着“宝岛台湾在我心中”这次征文活动，才写了这样一封信。我从未去过台湾，但一首民歌：《阿里山的姑娘》向我描述了一个山清水秀，令人神往的台湾，我无数次被其吸引，神游台湾，日月潭、太鲁阁、阳明山……一处处名胜古迹在脑海里缓缓滑过。通过搜集资料，我对台湾的认识越来越多，我知道了，台湾不仅是个美丽的宝岛，而且是个富饶的宝岛。宜人的气候、肥沃的土地，以及丰富的资源，造就了台湾“山海秀结之区，丰衍膏腴之地”。人们为此给予她无限的赞誉。盛产大米、蔗糖、茶叶、水果、食盐，拥有丰富的森林资源，有“米仓”、“东方糖库”、“水果之乡”、“东南盐库”、“森林之海”之称；此外还有“兰花王国”、“蝴蝶王国”、“珊瑚王国”、“鱼仓”等等美誉，不胜枚举。我心中为祖国有这样美丽富饶的宝岛而感到骄傲。
可是台湾的历史也令我心痛，这么多年来，台湾受尽多少屈辱，是我们现代人民所无法想象的， 1662年，郑成功收复台湾。 1683年台湾重新为中央政权的管辖范围。1885年，台湾正式由府升为省。1894年，中日两国甲午海战爆发，清庭****，战败了，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把台湾割让给了日本。在长达五十多年之久的日据时代，日本对台湾人民实行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并强制性瓦解、消灭台湾的汉民族文化。 1945年，在全国人民的期盼中台湾终于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然而，在新中国建立后，台湾与祖国大陆却又处于长期分离状态。悲惨的.历史令人遗憾，而现实却也令人欢喜，不少台湾人民期盼着台湾回归祖国怀抱，我们的祖国也正张开怀抱，欢迎台湾回归，现在中台之间的交流也极为广泛，这也证明离台湾回归已经是迟早的事了！
有多少诗人，以诗抒情，在文字中深深表达自己的情绪，他们也在期盼着，期盼着台湾回归，期盼着祖国统一，台湾诗人李一羽说：“水是故乡甜，月是故乡明，都是中国人，谁无思乡情，归去来兮！” ******元老于右任临终前写下：“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这样的诗句，哪一个字不包含这他们浓浓的期盼？
“归根宜早不宜晚，试问台湾知不知？”多么通俗的诗句，却是如此的深刻，让读过的人，难以忘怀。尽管现如今两岸人民相隔甚远，但我们之间血浓于水的深厚情谊是无法割断的，所以，我相信在不久的以后，我们两岸的同胞一定能够团聚，我们的祖国一定能统一！
乡愁文学是台湾同胞渴望回归故里、落叶归根的强韧观念的反应。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余光中的乡愁。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余光中的代表怀乡作《乡愁》传诸四海，家喻户晓：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1]整首诗歌在时间的渐进推移中，用平静的叙述语调，向读者展示了“我”数十载的生活，从幼时的无知到如今年华老去，一切早已物是人非，然而作者将这些几经情感波折的经历隐在了简洁明白的叙述语言中，没有直抒胸臆时情感的奔放却达到了震撼人心的效果，它对祖国两岸分离的思考以及年华逝去亲人不再的深切感受力植入了读者的思绪。其实在诗人创作初期，他就发表了诗集《舟子的悲歌》，大量描写了自己对祖国故土的相思深情。《春天，遂想起》：“春天，遂想起/江南，唐诗里的江南……江南，小杜的江南/苏小小的江南/”。《登圆通寺》：“这是重阳/可以登高/登圆通寺/汉朝不远/在这钟声与下钟声之间/不饮菊花/不配茱萸/母亲/你不曾给我兄弟/分我的哀恸和记忆/”。与大多数写游子之思的诗人相比，在写尽了“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的漂泊之感的同时，有着更深层次的愁绪在牵引着读者，这种哀愁不只是离开故土不得归去的位置的转化，更多的体现在了时间和空间的交替变换之中。正如余光中所说：“所谓乡愁，原有地理、民族、历史、文化等层次，不必形而下地系与一乡一镇……地理的乡愁要乘以时间的沧桑，才有深度，也才宜于入诗的主题。”
但独写乡愁，千百年来古已有之，游子之情，众生皆备，这不是余光中要做的事情，于是当我们还沉浸在诗歌所营造的这份忧伤怅惘的牵挂中时，诗人抽身而出，大胆发问隔岸的相思深情，情深几许?情感固然重要，但在诗歌创作中，如果一味以情感作为维系一切现实与虚构，政治与利益的纽带，或许在现代诗歌的语境里是行不通的。于是他开始将乡愁的内涵扩展到“人的存在”这样一个哲学高度，开始对迁居台湾的人民的孤独无依的飘零感进行刻画。出生中国大陆的台湾诗人们从小接触的是祖国的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内心深处的情感取向是趋向于故乡大陆的。随着国内两个政党的矛盾的激化，内战的爆发，他们不得不随家人迁居台湾，国外势力的深入与干涉，台湾自身的优势和发展，政治的复杂因素导致宝岛台湾经过漫长的几十年依然在世界上身处尴尬地位。当问起身份，任何一个步出了这片孤立的小岛的人都不知道该怎样回答那善意抑或是挑衅意味的问题。中国人还是“台湾人”这样的一个问题一直纠缠着他们。“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终于到了80年代，台湾政府开放人民赴大陆探亲旅游，开启两岸的民间交流活动。不满于浮萍般生存状态的台湾诗人决定要寻回自己的根。此刻似乎已经注定了余光中的“乡愁”诗歌在一定程度上开始解构。盼了四十多年的心愿、积蓄了四十多年的乡愁，一夕时间“解放”，余光中顿时不知所措。但是当他踏上故土，才发现生活已经在无形中赋予了“乡愁”又一层含义，他这时的诗歌创作更多的不是在抒发“愁”情，而更多地在反思，在质询。几十年的漂泊生活之后，再一次返回故居，猛地发现故乡成异乡，惊讶错愕之时，更加重了诗人的愁绪，这样的悖论让人不停地叩问这多变而深刻的世界，究竟哪一样才是现实，试想故乡本该是聊以抚慰浪子之伤的心灵良方(理性世界的现实)，但如今煎熬数十载之后回到故乡却发现自己找不到回家的路了(感性世界的现实)，这二者的错位形成了强烈的落差，造成了一种现实和梦境，政治和人性，利益和情感之间的巨大张力，给人以无尽的反思，心灵的震撼和久久的回味。夏志清在论及余光中时说：“余光中不单写往日事物，还把回忆的片段，加上书本上读到有关中国的事态，加上新环境中所经历的那些徒使他倍增乡愁的赏心乐事，一一组合起来，交织成为一个复杂多样化的形象。”
余光中的诗里总是透着远古中国的磅礴与典雅，“我的怒中有燧人氏，泪中有大禹。我的耳中有逐鹿的鼓声，传说祖父射落了九只太阳，有一位叔叔的名字能吓退单于。听见没有?来一瓶高粱!”[4]“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樽中月影，或许那才是你的故乡，常得你一生痴痴地仰望?”[5]白话诗的行文间以古典诗歌的文言，音律节奏时而如骈文般整齐押韵，时而如散文般自由抒发内心情感，挥毫落笔间，华章已定。彰显着台湾诗人博大的文学功底和深厚的文学底蕴的同时，更以一种更为直接的形式表达内心的情感归宿。当马车的时代去后，三轮车的时代也去了，工业的发展和近代商业的兴起，中国，这个古老的以耕作为主的农业国家，开始在时代的召唤中迈开前进的步伐，城市的崛起、科技的发展、商业的繁荣……夜间的霓虹灯绚烂多彩似乎也迷乱了人的心绪，狭隘的商业价值观在无数奋斗着的日日夜夜中渐渐萌生，利益的冲突和欲望充斥了整座城市，这里，是诗人的故乡，而失了原本美好淳朴的故乡，又要去何处寻?“相片里的中国，依然还是中国永远是中国，只是杏花春雨不再，牧童遥指不再，剑门细雨渭城轻尘也都已不再，然则日思夜想的那片土地，究竟在哪里呢?”[6]此时台湾的乡愁诗人们，在经历了骨肉分离、寻根无处的痛苦之后，在时代前进的步伐中，又感受到了生活赋予他们敏感心灵的新的压力，他们不再苦于情感的孤立无助，存在意义的哲学追问，他们感叹自己精神领域的最后一片故土似乎也要在现代文明的车辙下被碾碎被剥夺。这是为文化人所不允的。著名评论家刘若愚也曾说过：“中国诗人似乎永远悲叹流浪及希望还乡。”故土的剥离，漂浮的身世和价值的沦丧，让远在台岛的诗人渐渐意识到了这深深的乡愁情结缠绵不断，似乎注定了是这一代人不得不承受的锤炼。
附：余光中《乡愁》
余光中
小时候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
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
我在这头
新娘在那头
后来呀
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
我在外头
母亲呵在里头
而现在
乡愁是一弯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
大陆在那头
选自《白玉苦瓜》，台湾大地出版社1974年版
乡愁，是中国诗歌一个历史常新的普遍的主题，余光中多年来写了许多以乡愁为主题的诗篇，《乡愁》就是其中情深意长、音调动人的一曲。
正像中国大地上许多江河都是黄河与长江的支流一样，余光中虽然身居海岛，但是，作为一个挚爱祖国及其文化传统的中国诗人，他的乡愁诗从内在感情上继承了我国古典诗歌中的民族感情传统，具有深厚的历史感与民族感，同时，台湾和大陆人为的`长期隔绝、飘流到孤岛上去的千千万万人的思乡情怀，客观上具有以往任何时代的乡愁所不可比拟的特定的广阔内容。余光中作为一个离开大陆三十多年的当代诗人，他的作品也必然会烙上深刻的时代印记。《乡愁》一诗，侧重写个人在大陆的经历，那年少时的一枚邮票，那青年时的一张船票，甚至那未来的一方坟墓，都寄寓了诗人的也是万千海外游子的绵长乡关之思，而这一切在诗的结尾升华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有如百川奔向东海，有如千峰朝向泰山，诗人个人的悲欢与巨大的祖国之爱、民族之恋交融在一起，而诗人个人经历的倾诉，也因为结尾的感情的燃烧而更为撩人愁思了，正如诗人自己所说：“纵的历史感，横的地域感。纵横相交而成十字路口的现实感。”(《白玉苦瓜》序)这样，诗人的《乡愁》是我国民族传统的乡愁诗在新的时代和特殊的地理条件下的变奏，具有以往的乡愁诗所不可比拟的广度和深度。
在意象的撷取和提炼上，这首诗具有单纯而丰富之美。乡愁，本来是大家所普遍体验却难以捕捉的情绪，如果找不到与之对应的独特的美的意象来表现，那将不是流于一般化的平庸，就是堕入抽象化的空泛。《乡愁》从广远的时空中提炼了四个意象：邮票、船票、坟墓、海峡。它们是单纯的，所谓单纯，绝不是简单，而是明朗、集中、强烈，没有旁逸斜出意多文乱的芜蔓之感;它们又是丰富的，所谓丰富，也绝不是堆砌，而是含蓄。有张力，能诱发读者多方面的联想。在意象的组合方面，《乡愁》以时间的发展来综合意象，可称为意象递进。“小时候”、“长大后”、“后来呵”、“而现在”，这种表时间的时序像一条红线贯串全诗，概括了诗人漫长的生活历程和对祖国的绵绵怀念，前面三节诗如同汹涌而进的波涛，到最后轰然而汇成了全诗的九级浪。
《乡愁》的形式美也令人瞩目。它的形式美一表现为结构美，一表现为音乐美。《乡愁》在结构上呈现出寓变化于传统的美。统一，就是相对地均衡、匀称;段式、句式比较整齐，段与段、句与句之间又比较和谐对称。变化，就是避免统一走向极端，而追逐那种活泼、流动而生机蓬勃之美。《乡愁》共四节。每节四行，节与节之间相当均衡对称，但是，诗人注意了长句与短句的变化调节，从而使诗的外形整齐中有参差之美。《乡愁》的音乐美，主要表现在回旋往复、一唱三叹的美的旋律，其中的“乡愁是——”与“在这头……在那(里)头”的四次重复，加之四段中“小小的”、“窄窄的”、“矮矮的”、“浅浅的”在同一位置上的重叠词运用，使得全诗低回掩抑，如怨如诉。而“一枚”、“一张”、“一方”、“一湾”的数量词的运用，不仅表现了诗人的语言的功力，也加强了全诗的音韵之美。《乡愁》，有如音乐中柔美而略带哀伤的“回忆曲”，是海外游子深情而美的恋歌。
小时候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
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
我在这头
新娘在那头
后来啊
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
我在外头
母亲啊在里头
而现在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
大陆在那头
简析：
余光中的《乡愁》体现了诗歌的意境美及诗人内心的思国爱乡情感。用"邮票”表达了对母亲的思念，用“坟墓”表达了对母亲的怀念，这是浓烈的亲情;用“船票”表达对新婚妻子的想念，这是热烈的爱情;而“海峡’测表达了对祖国的眷恋，这是深沉的爱国之情。这几组形象构成了乡愁的丰富内涵，使‘乡愁”有了更明确的寄托。四个意象
邮票对母亲的思念
坟墓对母亲的怀念
船票对妻子的想念
海峡对祖国的眷恋
诗人余光中的《乡愁》之美
面对一条海峡造成的乡愁，其实两岸的人都在默默等待，都希望有人能帮他们道出心中的哀愁：无数家庭就像左右手一样被分开，但似乎永远无望重新握在一起;两百万背井离乡的大陆人，成了台湾社会中的外省人;同一种语言、文化和传统，因为一条海峡的分隔，被赋予截然不同的含义甚至命运……乡愁就像梦，不厌其烦，要代代找到为它开口说话的人。余光中之前，古有《诗经·小雅·采薇》中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来为乡愁谱写挽歌，有元人马致远的小令《天净沙·秋思》，把乡愁表达成“断肠人在天涯”的哀伤;今有一九六零年的林海音，用小说《城南旧事》强调一个台湾人对北京的思念，更有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七一年的白先勇，他用十四篇《台北人》系列小说，来提示台北外省人精神绝望背后的上海家园，它似乎成了台北“外省人生活”的精神解毒剂。有趣的是，当代作家用小说表达的乡愁，固然已经引起大家的钦佩和注意，但人们依然期待更有文字效率的表达，似乎人们内心积蓄的乡愁，无法被小说耗尽，仍期待被一首诗更浓缩地表达，不然，那会意味着汉语的失败，而不是乡愁的失败，直到一九七二年的余光中写出短诗《乡愁》为止……
七十年代的余光中，正处于个人西化主张的强弩之末，等待在八十年代开口提醒人们，去用新诗唤醒中国古代。五十年代他与覃子豪等创建蓝星诗社时，是他西化主张的开端。重要的是，蓝星诗社自视为“新月”的继承者，他们费尽心力继承的“西化”，实际是西诗格律体与自由体的混合。就是说，他们认为诗歌的声音和形式必须受到某种约束，只有意象或隐喻的使用是自由的，体现出对现代主义的尊崇。我们容易看出，《乡愁》一诗有新月主张的“稳定”形式，明显吸收了闻一多的“音尺”主张。音尺是闻一多用来计算诗句节拍的单位，大致相当西方格律诗中的音步。比如，《乡愁》中每节对应的诗句，音尺的数量完全一致。每节首句“小时候”、“长大后”、“后来呵”、“而现在”，都是音尺数量为二的句子：“小/时候”、“长大/后”、“后来/啊”、“而/现在”。
同理，“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是音尺数量为五的句子：“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是音尺数量为三的句子：“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诗中四节的音尺数量(按行计算)，分别都是二、五、三、三。通过追求节与节音尺数量的工整、对称，余光中实现了闻一多的“建筑美”“音乐美”要求的整齐化、规律化。不过余光中作为蓝星成员，显然放弃了闻一多在《死水》中的刻板做法：即在同一节中追求诗句音尺数量甚至字数的相同。相反，余光中给予首节完全自由的安排，转而让第二、三、四节受控于首节，令节中各行的音尺数量甚至字数，全部向首节看齐。其实这也是古代《诗经》中不少诗篇的选择，《诗经·郑风》中的某些诗篇，同一节诗句的字数并不完全相同。比如，《郑风·淄衣》中的首节：“淄衣之宜兮，蔽予又改为兮。适子之馆兮，还予授子之粲兮。”各行字数分别为五、六、五、七，《淄衣》中的第二、三节各行字数，保持了与首节的完全一致。
由此可以窥见，这种安排之所以受到《诗经》和蓝星成员的青睐，是因为古体诗在诗经时代以及新诗在当代，都面临骑虎难下的相似局面。作为民歌的诗经，为了易于传诵，必须在散文化与声音的规律化之间作出选择。通读《诗经》可以发现，除了四字诗基本(不是全部)完成了刻板的规律化(追求各句字数相同)，其实无法控制各句字数的挣扎，明显贯穿于不少诗篇中。当新诗用类似的想法来处理诗句，因为白话词汇的字数更不可控，可以看出这种挣扎会更加强烈和痛苦。我们由此触及到余光中与闻一多的差别，甚至蓝星与新月的差别。闻一多和新月成员表现出了实现整齐诗行的急切，他们差不多是用谋杀诗句的方式，来切出整齐划一的诗行，他们由此留下后人病垢的不少弊端。他们切掉的不只是诗行，他们切掉的也是某些思想，因为宽以待词，实质是宽以待思。
余光中作为蓝星成员，似乎有意把诗句的规律化，与思想的弹性、意象的亲和力结合起来，避免诗句受到过度整齐的戕害。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哪怕是所谓的自由体，与讲究的格律体也只有相对的差别。自由体压根就没有真正自由过，它也有属于自己的“形式”，只不过一般人难以直接用眼睛辨认出来。
余光中拒绝闻一多那样的刻板重复，也拒绝自由体的复杂“形式”(要更细心才能发现它的'重复模式)，恰好体现了他作为蓝星主力的追求，即他更多以诗句内在的效果，来考察音效，从而比新月更靠近现代主义。比如，“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他选择的是现代主义“什么是什么”的常见范式。现代主义之前，常见的比喻范式是“什么像什么”，这种范式力图让读者觉察到两个事物相似的特质。
“女人像花”强调的相似特质是美丽，“我拥抱着白桦树，就像拥抱着别人的妻子”(叶赛宁)，暗示的相似特质是熟悉中的新鲜感、陌生感。“什么是什么”则不把注意力只放在暗示相似特质上，它甚至可以异想天开把两个不相干的事物，强行混搭在一起，从而利用我们的联想，产生诸多歧义。兰波的“U，是天体的周期”(《元音》)，是这种混搭范式的开端。U本是声音，被强行与视觉上的“天体的周期”等同，从而令我们对U的声音多了视觉联想，也令我们对“天体的周期”多了声音联想，这就是所谓通感的来源，即在现代诗中，听觉、视觉、触觉等可以相互转化。可以说，没有“什么是什么”的范式，就不可能有通感的产生，毕竟强调相似特质的“什么像什么”，无法同时容纳听觉和视觉等。
当然，“什么是什么”的范式，同样可以如“什么像什么”一样，用来暗示相似特质，但不必如后者那样，非得令人一眼看出两个事物的相似(这是“什么像什么”产生比喻的前提)，从而扩大了选择相似特质的事物范围。可以设想，如果把《乡愁》一诗中的“乡愁是……邮票”、“乡愁是……船票”、“乡愁是……坟墓”、“乡愁是……海峡”，改为“乡愁像……邮票”、“乡愁像……船票”、“乡愁像……坟墓”、“乡愁像……海峡”，由于“像”会迫使我们寻找“乡愁”和“邮票”、“船票”、“坟墓”、“海峡”的共同点，会把我们的思绪引向揣摩“乡愁”与“邮票”等的相似，这样就中断了“乡愁是邮票”等带来的异质含义与诗意延伸。
当使用“什么像什么”的范式，读者因无法一眼看出“乡愁”与“邮票”等的相似，会觉得诗句别扭，一时难以认同。由于每节最后两行，“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不是用来描述“乡愁”与“邮票”等的相似，而是对“邮票”、“船票”、“坟墓”、“海峡”的情景描述;“邮票”对应的情景是“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船票”对应的情景是“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坟墓”对应的情景是“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海峡”对应的情景是“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情景描述旨在深化扩展我们对“邮票”、“船票”、“坟墓”、“海峡”的感觉，并不劝说我们去寻找它们与“乡愁”的相似。
这样，当我们读到每节第二句，乡愁是邮票、是船票、是坟墓、是海峡的陈述，陈述本身会先迫使我们接受“乡愁是邮票”等的“事实”，我们内心那种寻求相似的警觉，会先被陈述捻灭。“乡愁是邮票”的陈述，尽管会产生诸多歧义，由于“什么是什么”的范式，没有只为相似服务的义务，我们获得自主联想时，就会先接受陈述，同时期待接踵而来的诗句，通过拓展其含义，来令我们信服、认同。由此我们触及到《乡愁》的秘密，说起来甚至非常简单：作者只需先找到与个人生活相关的几个意象，如“邮票”、“船票”、“坟墓”、“海峡”，再找到意象对应的情景描述(这不难完成)，最后考虑用什么情绪或感情把上述意象勾连起来，以达到相互说明和映衬;因作者是用强力陈述“什么是什么”来勾连，就不必考虑情绪或感情与“邮票”等意象的相似点，比如，我们甚至可以试着用“爱”来替换诗中的“乡愁”，诗歌依然成立。所以，《乡愁》的难点既不在意象的寻找和对应情景的描述，也不在能否找到情绪或感情勾连意象，这样就回到了文章开头提示的乡愁背景。
乡愁背景不是余光中可以自主挑选的，那是历史派给他的一种情绪，这就意味《乡愁》的写作是一次性的，它是两岸的政治拉到满弓时激发的写作(这也是它引发普遍反响的重要原因)，如今已难以复制。或者说，当有一天海峡不再是政治现状的分界线，“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又会在读者心里激起怎样的感受呢?最后一节有无被后人当作个人情绪的危险?最后一节会不会与前三节一样，被后人当作家庭乡愁的体现?或像李煜的亡国诗那样，靠着“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令后人继续赞叹他把家国情绪合二为一的出奇表达?毕竟亡国情绪里含着一笔勾销的惨痛，而当年海峡两岸的对峙，则保存着一份侥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