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蕴含的法制思想有哪些呢?具体体现在哪里呢?下面一起来看看!
《诗经》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诗歌总集，“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诗经》内容丰富，思想深邃，可谓“真金美玉，字字可信”。可《诗经》蕴含的法制思想很少有人谈及。
最先提出“宪法”的思想。宪法是人类社会进入近代历史后才出现的一个重要法律概念，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然而，在我国周代就出现了宪法的雏形，如《周礼》中的《天官冢宰》、《地官司徒》等，对国家的相关权力及其管理部门进行了具体分工，同时还明确了官员的职权和职责，规定了机构的编制人数、司法审判的级别管辖等。《诗经·小雅·桑扈之什·桑扈》曰：“之屏之翰，百辟为宪。”这里“宪”的意思就是法章、法宪。
追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实现人人平等的思想在中国古代《尚书》就有记载：尧“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舜“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说尧帝、舜帝处事公道，执法公平，注重平等，因而人人归服。而在《诗经》里，追求人人平等的思想早有体现。如《诗经·国风·魏风·伐檀》曰：“坎坑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稼不穑，胡瞻尔庭县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在《诗经·国风·魏风·硕鼠》里，同样表达了人们崇尚平等、反对剥削的思想。
追求案件公正审判。《诗经》首先指出了刑罚不公，执法不严，法律废弛的严峻现实。如《诗经·小雅·祈父之什·雨无正》曰：“旻天疾威，弗虑弗图。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无罪，沦胥以铺。”其意思是：官府竟然放纵有罪之人，而追究无罪之人。而《诗经·小雅·小旻之什·小宛》所说的“哀我填寡，宜岸宜狱”及《诗经·大雅·荡之什·瞻罙》所讲的“此宜无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说之”等，均表达了人们对刑罚不公的痛恨。所以，其后《诗经》提出了案件审判要公平公正。如《诗经·大雅·文王之什·皇矣》提出：文王“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类，克长克君”。“无然畔援，无然歆羡，狱先登于岸。”都强调了案件的审判要实现公平公正的重要性。
坚持刚柔相济的思想。法律是一把双刃剑，既不能太刚，也不能太柔。孔子曰：“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因此，从古至今，历代统治者均坚持刚柔相济的法律思想。这一重要法律思想在《诗经》中亦有体现。如《诗经·商颂·长发》曰：“受小球大球，为下国缀旒，何天之休。不竞不球，不刚不柔。敷政优优。百禄是遒。”提倡“不刚不柔”，刚柔相济。
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连续性的思想。国家法律的制定必须依照严格的法定程序并获得通过，一旦颁布生效，就必须严格遵照执行。非经法定程序，任何个人或组织均无权改变或废止已生效的法律。中国现代、近代如此，古代亦如此。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连续性的宝贵思想在《诗经》也有体现。如《诗经·大雅·生民之什·假乐》曰：“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法章。”说周天子应该做到不犯过错，不昏不妄，认真遵循先王制定的法律制度，不得随意改变。
统治者应带头遵守法律。孔子曰：“凡上者，民之表也，表正而何物不正!”法律是统治阶级制定的，因此统治阶级应带头严格遵守法律，做民之表率，起示范作用。《诗经》提倡统治者应切实带头遵守法律。如《诗经·大雅·荡之什·抑》记载的“质尔人民，谨尔侯度，用戒不虞”，及“敬慎威仪，维民之则”、“维民之章”等等，均提倡了这一思想。
提倡婚姻自主。我国周代实行“一夫多妻”的婚姻法律制度，丈夫往往喜新厌旧，妻子多有怨恨。如《诗经·国风·邶风·谷风》曰：“宴尔新婚，不我屑以”、“宴尔新婚，以我御穷”等。然而《诗经》亦提倡男女婚姻自主，反对强迫婚姻、包办婚姻。《诗经·国风·周南·行露》曰：“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虽速我狱，室家不足!”“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虽速我狱，亦不女从!”表示该女子坚决拒婚，决不依从。而姑娘一旦相中小伙，如女方父母、兄弟反对，《诗经》则提倡反对父母之命，主张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甚至不反对男女私奔、远走高飞。如《诗经·国风·鄘风·蝃东》曰：“蝃东炼在东，莫之敢指。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乃如之人也，怀婚姻也。”当然，对于自主婚姻的恩爱夫妻，《诗经》也提出了美好的祝福，如《诗经·国风·邶风·击鼓》所曰：“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实现社会和谐的思想。和谐思想在《诗经》里多次出现，一是司法诉讼方面，追求没有讼争，没有案件，这是和谐思想的最高境界。如《诗经·商颂·烈祖》曰：“艘假无言，时靡有争。”二是人与人的关系方面，提倡和睦相处。如《诗经·小雅·鹿鸣之什·棠棣》提倡夫妻和睦，兄弟亲近，朋友友善。三是自然环境方面，崇尚和谐之美。如《诗经·小雅·彤弓之什·鹤鸣》描述的自然美景。
培训学习总结 篇1
12月8日和9日，我们小组十三人到海口景山分校跟班学习。这两天，我查阅了该校二年级的文本资料和苏冬梅主任办公室的文本资料，听了两节语文课和一节数学课，浏览了该校的校园文化，让我大开眼界，深受启发。
在二年级办公室里，我查看到了如下资料：
1、中层培训资料。其中有周工作项目及操作程序、周历表等。
2、小学部文本资料。其中有教材解读、学习内容等。
3、语文教研。其中有开学培训、语文教研组计划、教研会记录等。
4、早读观摩反馈卡（表格式）。
5、学生成绩记载。
6、行政扩大会议资料。
7、学校各类项目模板资料。其中有学籍管理办法、作业管理、常规工作模板启动审评单、英语晚读等。
8、班级资料。
9、月小结资料
10、咖啡时间。
在苏冬x主任的办公室里，我查看到了如下资料：
1、开学初资料。其中有周工作要点等。
2、学部资料。其中有工作周历表、月小结、考试安排等。
3、综合组资料（即语数英以外的学科资料）。
4、咖啡时间资料。
5、双周口算资料。其中有参赛名单、口算内容、评价结果等。
6、月考试卷分析。
7、不动笔墨不管理。
我看了该校的文本资料，感受到该校的管理确实做到了“精细化”，对每一项工作都有计划、有安排、有落实、有总结，我应该学习苏冬梅主任的经验，努力做到“不动笔墨不管理”。
我听了该校两节语文课，都是古诗教学，其中一节是六年级语文《观书有感》，另一节是三年级语文《每缝佳节倍思亲》。这两节课都体现了“以学生为本”，读的形式多样，逐渐删去某些词（增加难度），最后达到背诵。在理解诗意时，老师也没有多讲，而是采取原诗句和诗句译义反复调换对接的方式，让学生去感悟诗意和意境。整个过程都围绕着预定完成的练习题来教学。老师善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关注学生互动。从这两节课中，可以看出该校的古诗教学已经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模式；采用这种教学模式，教学效果可以即时显现。我打算在我们学校里推广这种古诗教学的模式。
听了五年级的一节数学课《数字编码》，总的感受是这节课充分体现了数学来源于生活，应用于生活。执教者先出示身份证，让学生说说身份证有何用处，接着出示三个省份各两个身份证号码（一男一女），让学生观察、比较、猜测，并说出自己的发现，然后引导学生理解身份证的编码方法规律，教会学生辨别身份证的真假等。在教学过程中，老师给学生播放了许多生动有趣的情境图或动画片，使课堂生活化，让学生在快乐中学会知识。这是一节高效课堂，值得效仿。
培训学习总结 篇2
经过去海淀进修学校进行培训，我受益非浅，虽然时间很短，但是培训的内容给我在教学上的帮助很大。特别是对教学活动的设计，我有了更深刻、更透彻的领会，下面谈谈我的几点体会：
1、目标要具体、明确、合理，体现出教学任务的分层要求，不搞一刀切。活动的设计力图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由易到难，层层深入，形成一定的梯度，逐步激发学生有目的性地去开展活动。
2、活动要以学生的生活经验和兴趣为出发点，内容和方式要尽量真实。
爱因斯坦说过：“兴趣和爱好是最好的教师。”兴趣让人们始终处于一种积极向上，永不满足的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能够激活学生的求知欲望。教师要创设一种情景，让学生产生兴趣，并且不知不觉，不由自主中，进入教师要讲授新内容的“圈套”。初中生的心理特点是以具体的形象思维占主要地位，因此教师在课堂上要通过动作，实物，图片来表达语言意义，甚至要创设真实的有意义的情景，让学生得到直观的感性的认识，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激励和吸引学生参与教学活动教师要注重学生的亲身体验，引导学生在“做中学”，在“用中学”。让学生在活动中不断地体验到成就感，最终形成自主学习的习惯。
3、充分利用小组活动，发展学生语言技能，从而提高实际语言运用能力。
小组教学为学生提高语言运用能力提供了更为开放的空间，教师要充分利用这一模式，提高学生实际语言运用能力。
4、活动应该积极促进英语学科和其他学科间的相互渗透联系，使学生的综合素质得到发展。
知识经济把我们带入了一个多学科兼容的时代，如果把英语教学浓缩和理解为学科知识和技能传授与训练的单向掘进，仅靠输入英语知识和训练基本技能来完成教学任务是无法取得教学突破和创造成果。“要求英语教学扩展学生的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训练学生思维的灵性，熏陶学生的审美情趣，培养学生的合作能力，注重学生的情感体验。
5、活动要能够促使学生获取，处理和使用信息，用英语与他人交流，发展用英语解决问题的能力。
英语教学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在课堂上，通过设计适当的课堂活动，让学生学习如何在人际交往中，采用恰当的交际技能，使用所学的语言知识与他人交流信息，交换意见，沟通感情，建立和维持和谐的人际关系，与他人共同合作完成任务。
6、活动不应该仅限于课堂教学，而要延伸到课堂之外的学习和生活之中。
很多问题在课堂有限的时间内是无法解决的，为了更好地完成课堂教学任务，教师可以把一些相关的活动作为任务留给学生课外完成，比课本上的练习更容易理解。学生在一种自然真实或模拟真实的情景的体会，学习和运用语言，在掌握语言知识的同时对单元话题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总之，在英语教学活动中必须有明确的.目的和可操作性，以学生的生活经验和兴趣为出发点，以提高学生语言知识水平，发展学生实际运用英语解决问题的能力，并发展学生合作，创新等综合素质为目标。设计教学活动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培训学习总结 篇3
卫生监督所认真学习《江苏省工资条例》等学习用书，采取组织学习与自学相结合，全体干部职工进行了学习。通过组织职工开展学法、普法活动及职工自学、讨论，大大增强了全体干部职工法律意识，提高学法用法水平，同时也增强了职工的工作积极性，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单位内部的一切规章制度。
一、突出重点，加强行政执法学习教育
组织卫生监督所干部职工、乡镇卫生院院长和执法监督人员学习
二、加大开展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
卫生法制宣传教育，促进医疗卫生行业等领域的诚信体系建设与工商、公安等部门配合，进一步加强对医疗卫生、食品卫生、职业病防治等重点工作的法制宣传，强化食品卫生监督，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卫生法律和健康防病意识。
三、认真抓好重点对象的普法学习教育
1．按照区普法办公室的安排，卫生监督所认真学习《江苏省工资条例》等学习用书，采取组织学习与自学相结合，全体干部职工进行了学习。通过组织职工开展学法、普法活动及职工自学、讨论，大大增强了全体干部职工法律意识，提高学法用法水平，同时也增强了职工的工作积极性，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单位内部的一切规章制度，依法行政意识逐步增强，使卫生法律法规宣传和卫生监督执法取得了较好成绩。
2．结合行业工作实际，组织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开展卫生法律法规培训学习。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省、市关于实施食品药品放心工程的通知及卫生部、省卫生厅、市卫生局关于全面实施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制度的通知精神，做好对宾馆、酒店、餐馆、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副食批发等单位负责人及各乡镇卫生院卫生监督员的培训。提高广大食品生产经营者的食品卫生意识和守法的自觉性，加强了广大食品生产经营者的诚信意识，提高了全区的食品卫生监督水平。
3．继续抓好卫生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卫生法律法规的培训学习，提高管理相对人员的法律意识，做到学法、知法、守法。
四、进一步加大卫生法律法规宣传力度和卫生监督
执法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向社会宣传卫生法律法规，丰富宣传内容，提高宣传效果，继续发挥新闻媒体有效的大众传播作用，办好各类卫生法制专栏（板、题），制作各种卫生普法音像、挂图进行宣传。加大对不合格产品和违法企业的曝光力度，营造卫生安全社会监督的良好氛围。利用广播、电视或到乡镇、宣传车沿街巡回播放录音磁带等方式专题宣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食品卫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献血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法律法规。发放宣传材料，展出收缴的各种违法食品，向群众讲授卫生知识，接受群众咨询，共发放宣传材料16万余份。认真贯彻落实《食品卫生法》、《传染病防治法》、《职业病防治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等卫生法律法规，进一步强化卫生监督执法，积极开展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卫生监督专项治理，切实加强食品卫生、学校卫生、公共场所卫生和医疗机构的监管工作，打击非法行医和假冒伪劣产品，保护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柳宗元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散文家和思想家世称“柳河东”、 “河东先生”，因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柳宗元与韩愈并称为“韩柳”，与刘
一、辅时及物 参加革新
柳宗元，字子厚，祖籍蒲州解县(今山西永济县)，于唐代宗大历八年(公元773年)出生于当时的京城长安。
在北朝时，柳氏是著名的门阀士族，柳、
柳宗元出生的时候，“安史之乱”刚刚平定20年。虽然已有20年的短暂和平，但这时的唐王朝早已走过了它的太平盛世，逐渐衰朽。唐王朝的各种社会矛盾急剧发展，中唐以后的各种社会弊端如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相争等等正在形成。柳宗元的幼年在长安度过。对朝廷的腐败无能、社会的危机与动荡有所闻见和感受。他九岁那年，即唐德宗建中二年(781)，爆发了继安史之乱后又一次大规模的割据战争。诱发战争的直接原因是成德镇李宝臣病死，其子李惟岳谋继袭，得到河北其它两镇和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的支持，企图确立藩镇世袭传子制度。新继位的唐德宗不同意，四镇就联合起兵反抗朝廷。建中四年，柳宗元为避战乱来到父亲的任所夏口(今湖北武昌)。但由于夏口是一个军事要冲，这时又成为李希烈叛军与官军激烈争夺的目标。年仅12岁的柳宗元在这时也亲历了藩镇割据的战火。
贞元元年(785)，柳镇到江西做官。在这以后一段时间，柳宗元随父亲宦游，到过南至长沙、北至九江的广大地区。这段经历使柳宗元直接接触到社会，增长了见识。从这以后，他已经开始参与社交，结纳友朋，并作为一个有才华的少年受到人们的重视。不久，他回到了长安。
柳宗元的家庭是一个具有浓厚的文化气氛的家庭。他四岁那年，父亲去了南方，母亲卢氏带领他住在京西庄园里，卢氏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聪明贤淑，很有见识，并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她教年幼的柳宗元背诵古赋十四首。正是母亲的启蒙教育，使柳宗元对知识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卢氏勤俭持家，训育子女，在早年避乱到南方时，宁肯自己挨饿，也要供养亲族。后来柳宗元得罪贬官，母亲以垂暮之年，跟随儿子到南荒，没有丝毫怨言。她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在她身上体现了很多中国古代妇女的美德。母亲的良好品格，从小熏陶了柳宗元。
除了母亲外，父亲柳镇的品格、学识和文章对柳宗元更有直接的影响。柳镇深明经术，“得《诗》之群，《书》之政，《易》之直、方、大，《春秋》之惩劝，以植于内而文于外，垂声当时。”可知他信奉的是传统的儒学，但他并不是一个迂腐刻板、不达世务的儒生。他长期任职于府、县，对现实社会情况有所了解，并养成了积极用世的态度和刚直不阿的品德。他还能诗善文，曾与当时有名的诗人李益唱和，李益对他很推崇。父亲和母亲给予柳宗元儒学和佛学的双重影响，这为他后来“统合儒佛”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良好的家庭教育，使柳宗元很小就显露出卓越的才华。贞元五年(789)，他17岁的时候，就参加了进士科考试，但名落孙山。此后他又连续两次投考，都没有及第。在唐代，进士有“白衣公卿”之称，由进士出身入仕，是读书人的理想出路和梦寐以求的目标。但中唐以后，科场往往被权贵把持，请托、干谒之风盛行，考试等第往往先定。读书人空有文才，没有得到权贵的援引、推荐，要想及第是相当艰难的。柳宗元在求举过程中，也曾请托援引。贞元八年(792)，权德舆征拜博士，改左补阙，柳宗元曾向他投献过诗文。但柳宗元及第并不单单依靠了权贵的
按规定，唐时进士及第的人，一般要经过吏部制科考试，才能做官。恰在这一年的五月，父亲柳镇在长安病逝。柳宗元由于眼父丧，在三年之内无法参加制科考试，也不能去谋其他出路做官。于是，柳宗元到分阝州去看望在分阝宁节度使府中任职的叔父柳缜，从而有机会考察唐代的西北边防。
贞元十二年，柳宗元眼父丧期满，与少年时订婚的杨氏成了亲。同年，他参加了吏部的博学宏词科考试，但未被录取。
柳宗元曾自述说：“始仆之志学也，甚自尊大，颇慕古之大有为者”他早就立志要干一番大事业。他在制举落第时，曾给大理卿崔做写信，表示自己不是“探奥义、穷章句、”为腐烂之儒”。他又写道：“有爱锥刀者，以举是科为悦者也;有争寻常者，以登乎朝廷为悦者也;有慕权贵之位者，以将相为悦者也;有乐行乎其政者，以理天下为悦者也。然则举甲乙、历科第，因为末而已矣。得之不加荣，丧之不加忧，苟成其名，于远大者何补焉!”在柳宗元看来，登科第、做高官并不是自己的目的，他也不做寻章摘句、皓首穷经的“腐烂之儒”，而希望“行乎其政”以“理天下”。他所谓的“政”，即孔孟以来儒家提倡的“仁政”，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政治实践，“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到贞元十四年，柳宗元26岁，通过了博学宏词科的考试，被任命为集贤殿书院正宇。从此，他正式踏入了仕途，可以在政治舞台上大展宏图了。
集贤殿书院正字是一个“从九品上”的小官，其职务是校理经籍图书。书院中大量的藏书，为柳宗元读书业文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由于他才华横溢、学识渊博、年青有为，很快就成为文坛上有影响的人物，获得了很高的声誉。韩愈说他在任此职期间“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
三年后，柳宗元调补京兆府蓝田县尉。由于他的文名颇高，被京兆尹韦夏卿留在府庭做文书工作。贞元十九年(803)闰十月，柳宗元自蓝田尉被提升为监察御史里行。这时，朝廷内部改革派与保守派斗争日趋激烈。柳宗元的提升，与王叔文一派势力扩张有关。柳宗元与王叔文集团的其他成员怀着改革朝政的强烈愿望，成了志同道合的同志。贞元末年，一方面是权奸李实、宦官孙荣义以及保守派官僚郑为瑜等依靠德宗李适把持朝政;另一方面，王叔文则以太子李诵为靠山，“密结翰林学士韦执谊及当时朝士有名而求速进者陆淳、吕温、李景俭、韩晔、韩泰、陈谏、柳宗元、刘
礼部员外郎是中书省礼部的属官，正六品，掌管礼仪、享祭、贡举之政。柳宗元就任此职属于超资提升。从入仕到现在，柳宗元的仕途可谓一帆风顺。少年得高位，使他更加热情昂扬地投身于政治斗争的洪流，以求施展自己“辅时及物”、“利安元元”的抱负。
柳宗元生活的时代，唐代社会各种矛盾交织，唐帝国面临着严重的危机。经济上，唐德宗接受宰相杨炎的建议，实行“两税法”以来，一方面由于藩镇州县“多违法聚敛”，另一方面由于两税法规定一律收现钱，钱重货轻，“物价愈下，所纳愈多”，“虽赋不增旧，而民愈困矣”，农民的负担越来越重，整个社会“贫者愈困饿死亡而莫之省，富者愈恣横侈泰而无所忌。”政治上，朝政日益黑暗腐败。一方面藩镇割据，“户版不籍于天府，税赋不入于朝廷”，危害帝国政治、经济的统一，损害了中央集权制度;另一方面，宦官专权日益严重。“自贞元之后，威权日炽，兰
被后人称为“永贞革新”的这次改革主要包括这些内容：(1)强化中央集权，收回利权;(2)打击宦官势力，停罢宫市;(3)抑制强藩;(4)进用贤能;(5)减免赋税，革新弊政;等等。这些措施都是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进行的改革，得到了人民的欢迎。如反对派韩愈的记录他们的一些措施的效果时，就用了“人情大悦”、“百姓相聚欢呼大喜”等字样。
但是，在王叔文集团执政的时间，按顺宗李诵在位的时间算，仅及半年。他们从一开始就受到宦官和保守派官僚的夹攻。贞元二十一年八月，顺宗被逼退位，改革派人物纷纷遭贬。王叔文被贬为渝州司户，王亻丕被贬为开州司马，其他主要成员均被出为远州刺史，柳宗元得韶州。但后来朝议认为处之太轻，又加贬为远州司马，柳宗元得柳州。这就是“八司马事件”。由少数理想主义者发动的这场短暂的改革运动，被扼杀了。
二、流贬南荒 心系生民
柳宗元短暂得志之后，迎来了他后半生的流贬和失意，遭受到他人生历程中最大的打击。永贞元年九月，柳宗元带着年近七旬的母亲，前往遥远的南方，开始了他十年的贬逐生活。同行的还有母亲卢氏的侄子、他的表弟卢遵和堂弟柳宗直。他们经过洞庭湖，上溯湘江艰难前行，情状十分凄凉。时近初终，白天阴风呼啸，密云压顶，傍晚又下起了绵绵细雨。睹景生情，柳宗元心中充满了怨愤悲枪。溯湘江上行不远，就到了汇入湘江的泪罗江口。在这里，柳宗元停舟怀古，凭吊战国时楚国伟大的诗人屈原，写下了一篇情辞并茂的骚体文《吊屈原文》。这时的柳宗元政治上受到沉重打击，理想受到严重挫折，忠诚而被贬逐，与屈原极为相似。他通过缅怀屈原自沉
这年年底，柳宗元一行经过艰难跋涉，终于到了永州。唐代的永州还是比较荒僻的地方，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柳宗元的职衔是“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这是一个“闲员”，即无官舍，又无具体职务。因此，柳宗元初到永州，寄住于一座古寺——龙兴寺中。寺中有一个和尚重
王叔文集团的主要成员虽然被贬逐，但宦官集团和保守派官僚对他们的迫害并未停止。元和元年，王叔文终于被处死，王亻丕也于贬所病死。朝廷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先后发布四次诏命，规定“八司马”不在宽赦之例，这就使柳宗元早日北归的希望化为泡影。
元和三年，柳宗元模仿屈赋写了一篇《惩咎赋》，对自己平生做了一番反思。虽然名为“惩咎”，但其实是对自己从事的事业进行辩护，抒发自己的不平之气。他历叙自己立志“处卑污以阂世”，“求大中之所宜”，勇于用世，以救世济时，但由于“谗妒构而不戒”，“逢天地之否隔”，遭到贬逐，流放南荒，老母病逝，身为孤囚，过着拘挛坎坷的生活。文中表现出对黑暗政治的强烈愤慨。但他最后表示：“配大中以为偶兮，谅天命之谓何!”自己要坚守“大中之道”，不相信天命，即使抱道而殁，也无悔无怨，表现出一个坚持理想、关心民
这一时期，是柳宗元的哲学思想全面成熟与文艺创作最丰富的时期。柳宗元在永州广泛接触到下层人民生活，大量诗文都反映了他们的痛苦，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儒家思想中人民性的`一面在柳宗元身上的体现。柳宗元的诗文如《田家》三首、《捕蛇者说》等等，正是因为深刻的人民性和精湛的艺术手段巧妙结合，才成为千古传诵的名篇，从而确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动摇的地位。当他对下层人民生活了解越深，就越觉得“上惭王官，下愧农夫”。他为自己作为“官”，不能为解除人民的疾苦而做更多的事而感到内疚。由于对下层人民深深的同情，促使他始终自强不息，在逆境之中，“辅时及物”之志更加坚定。在永州期间，他的“以生人为主”的思想更加发展了。他继承儒家“兼济天下”的思想，提出“贤者之作，思利乎人”，“仕虽未达，无忘生人之患”，等一系列闪耀着人本主义精神的光辉主张。
贬官永州，是柳宗元创作道路上的一大转折。他被迫离开了政治舞台，远离政争，身处穷裔，更加集中精力于文学创作与理论著述。因而，他在古文写作上也取得了更大的成就，他与韩愈等人一道成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干城。他还诱掖后学，广泛宣传总结“古文”的写作经验，写成《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等著名论文。由于他的提倡，“古文”在南方得以迅速普及，“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继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柳宗元对于推动“古文”的普及，拓展“古文”的领域，提高“古文”的艺术水平，都做了巨大而独特的贡献。他与韩愈的文学见解非常相似，同样主张“文以明道”。他在《答韦中立论师道论》中说：
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火良)(火良)，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凡我所陈，皆自谓近道。
他把“学古道，为古辞”统一起来，主张“言道讲古穷文章”，把阐扬儒家圣人之道，解决现实社会政治问题作为文章的内容和创作的目的。
柳宗元在永州的最后几年，全国政局发生一系列变化。元和九年十二月，韦贯之自尚书右丞拜相。韦贯之当年曾被王叔文一派所汲引，对柳宗元、刘
身在贬所十年不归的柳宗元得到征召的消息，悲喜交集，恍如梦中。他在一首诗中这样描述他的心情：
投荒重一纪，新诏下荆扉。
疑比庄周梦，情如苏轼归。
柳宗元迅速打点行装，踏上归途。他还是沿着来时的路线行进，但此番的心境已大不相同了。一路上他豪兴大发，写下了许多抒发喜悦心情的诗篇。路过泪罗江口时，正遇上逆风，但他丝毫没有十年前那种悲
南来不作楚臣悲，重入修门自有期。
为报春风
他觉得自己境况终究比屈原胜过许多，得以遭逢“明时”，重入朝廷，去施展自己的抱负。
这样，经过十年的流离贬逐，饱受了政治迫害和生活磨难之后，柳宗元终于在早春二月回到了长安。但是，迎接柳宗元等人归来的并非美酒与鲜花。朝廷中围绕王叔文余党的归宿问题，斗争非常激烈，反对他们的势力仍然相当强大，很多人竭力阻止他们入朝。他与韩泰、韩晔、陈谏、刘
柳宗元被任命为柳州刺史，刘
柳州比永州更加荒僻、遥远。柳宗元这次去柳州，还是沿着一个月前进京时的旧路而行，也就是11年前被贬南下时的路线。但他这次的心情异常黯淡。这一年他已43岁，他深感前途的渺茫。他与刘
十年憔悴到泰京，谁料
伏波故道风烟在，翁仲遗
直以
今朝不用临河别，垂泪千行便
他深感自己性不谐俗，徒有文名，不为世用。经过十年的艰难困苦，盼来的却是投身岭外，心中的痛苦无法平息，只能对友垂泪。此后他又写了两首赠别刘
元和十年六月二十七日，柳宗元怀着凄楚悲伤的心情，拖着衰病之身，经过三个月的长途跋涉，到达了柳州。
柳宗元到柳州虽然是遭受打击，但此时他作为一州之长，与永州时的境况大不相同了。他毕竟可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百姓做点实事，实现自己“利安元元”的愿望，做一个好的地方官。他采取措施，解放奴婢，鼓励发展生产。韩愈后来表扬他在柳州的政绩时说：“凡令之期，民劝趋之，无有后先，必以其时。于是民业有经，公无负租，流
在政事之余，柳宗元还耐心接受青年学子的拜访，对他们循循善诱。此外，他还与僧、道、隐士交结，思想上进一步发挥了“三教调和”的理论。
在柳州，柳宗元还是密切关注着国家的政局。他一贯反对藩镇跋扈。元和十二年十月，裴度荡平叛乱30年之久的第一强藩淮西镇，柳宗元获此消息，非常激动，为了歌颂这次胜利，他写了有名的《平淮夷雅》两篇，一为《皇武》，赞颂裴度，一为《方城》，赞颂李囗，实际上是歌颂唐室“中兴”。《平淮夷雅》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四言诗中的精品。
但是，凄苦与失意始终与柳宗元相伴。他来到柳州时，已须发斑白，而此时他才43岁。在永州时留下的疾病也日渐沉重。他料到自己已不会久于人世了。此时他似乎已不再有什么遗憾，只是向往着能在有生之年回到生他养他的故乡。在公务之余，他放情于山水，以排遣心中的寂寞。一山一峰，常常勾起他对故乡、对友人的思念。
当年柳宗元37岁时，曾写信给萧亻免说：“人生少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长来觉日月益促，’岁岁更甚，大都不过数十寒暑，则无此身矣。”他的设想已够凄凉的了，但是事实上他的生命比他预期的要短促得多。写这些话后仅过十年，柳宗元就过早地离开了人世。根据刘
柳宗元临死时，曾写信给好友刘
三、出入百家 归于孔子
儒学发展到了唐代中后期，面临着一系列问题。首先是传统儒学方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一些儒家学者开始摆脱两汉以来的章句训诂解经模式，寻找对儒家经典的新的解释方法，并重新思考儒学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探索儒学发展的新途径。早期古文运动关于文与道的关系的讨论，以及啖助、赵匡、陆淳等人的《春秋》学研究，都反映了儒学革新的时代要求。从思想史角度说，早期古文运动至少为儒学创新做了两方面的贡献：一个是提出了“文以明道”的主张，要求文学应以儒学为根本，为宣传儒学服务。一个是离开章句训诂之学，直接理解儒学的基本精神。而以啖、赵、陆为代表的《春秋》学派，否定《春秋》三传的权威性，以经驳传，按自己的理解重新解释儒家经典，直接从孔子对春秋时代的认识中获得对现实的启迪，为现实服务。
柳宗元自幼博览群书，不重章句，思想上坚信儒家学说，在理论与行动的基本方面，以实践圣人之“道”自任，“惟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其道自尧、舜、
在《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中，他又指出：
近世之言道理者众矣，率由大中而出者咸无焉。其言本儒术，则迂回茫洋而不知其适;其或切于事，则苛峭刻核，不能从容，卒泥乎大道。甚者好怪而妄言，推在引神，以为灵奇，恍惚若化而终不可逐，故道不明于天下，而学者之至少也。
他批评言儒术者迷失了儒学的精神实质，使“道不明于天下”，儒学失去了人心。他要为恢复儒学的本来面目而呐喊。
柳宗元早年形成的积极用世的政治态度和不重章句的学术思想，使他接受了啖助、赵匡、陆淳的《春秋》学。在长安时，他从友人韩泰处得到了《春秋微旨》，又从吕温处得到《春秋集传
柳宗元还接受了陆淳学派的怀疑精神，对自己认为不正确的传统观念和说法大胆怀疑，敢于否定，即使是经典之言，也往往以非圣人本意为由而加以批驳。他对于自《诗》《书》直到孔、孟、董(仲舒)，扬(雄)等人的著作或言论都进行过批判。他还专门写了一部批判被称为“《春秋》外传”的《国语》的专著《非国语》。后来有人批评柳宗元“是非多谬于圣人”、“悖理害道”，主要就是因为他对圣贤的权威多有冒犯，引起一些卫道士的不满。
陆淳学派重“会通”的治学方法，也对柳宗元产生过重要影响。他反对“党枯竹，护朽骨”，不墨守成说，解释儒经时除了不主一家外，进而兼取诸子百家。赵匡曾经主张“既通经学，兼有诸子之学，取其所长，舍其偏滞”，“学兼经史，达于政体”，在学术上兼收并蓄，开阔视野。柳宗元受他们的启发，认为“儒墨名法”各家都具有“有益于世”的内容。他又说：“杨、墨、申、商、刑名、纵横之说……皆有以
四、批判天人感应 恢复儒学原旨
传统儒学紧扣社会、人生的现实问题，以仁义礼乐为价值体系，干预社会政治生活，努力于社会风俗的改善，重人道、轻天道，所以孔子“罕言性与天道”，“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孟子把天和人的心性联合在一起，提出“尽心”、“知性”以“知天”，以此达到天人相通的目的。但孟子所说的“天”还不是有目的、有意志的人格神。荀子更强调“唯圣人为不求知天”，提出“明于天人之分”，“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荀子·天论》)的光辉思想。因此，先秦儒学始终洋溢着理性的精神。但到了秦汉以后，特别是经过董仲舒的改造，先秦儒学的理性主义精神被泯没不彰。天被描绘为一个有意志的人格神，在冥冥之中主宰着人间的祸福与国家的治乱兴衰。这种“天人感应”思想虽经王充等唯物论者的批判，但一直在汉唐意识形态领域居于统治地位，儒学被披上了神学的外衣。连韩愈也信守这种天命论，将人的贫富贵贱归之于天命。认为“贤不肖存乎己，贵与贱、祝与福存乎天”。在柳宗元时代，“务言天而不言人”，推天引神的风气泛滥，柳宗元继承荀子以来的人本主义传统，力图通过自己的努力，剥落笼罩在儒学头上的神学外衣，还“圣人之道”以本来面目，恢复儒学的“人学”特征。
柳宗元在他的著作中，阐明传统儒学的根本精神，对天人感应、鬼神迷信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发扬了葡派儒学的理性精神。在宇宙论问题上，柳宗元认为，关于悠远而渺茫的宇宙起源问题，虽然有过许多荒诞的传说，但都不足以信。事实上，昼夜交替、万物生成，都是“元气”运动的结果，并没有什么外在力量使其如此。他以《天对》为题，对屈原《天问》中提出的一些问题作了系统的解答：“本始之茫，诞者传焉。……囗黑晰砂，往来屯屯。囗昧革华，惟元气存，而何为焉?”所以，“天”“地”都是元气的不同表现形式：“彼上而玄者，世谓之天;下而黄者，世谓之地;浑然而中处者，世谓之元气。”(《天说》)
解决了宇宙观的问题，天人关系、自然与社会的关系也就迎刃而解了。神学目的论认为人类社会的命运是由上天掌管，人的自由被神剥夺了。柳宗元的宇宙论中已经排除了一切造物主的地位。他说：“天地，大果囗也;元气，大
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利于人，备于事，如斯而己矣。(《时令论》上)
本着上述认识，柳宗元对两汉以来所谓的“受命之符”的神学说教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明确批出：“且古之所以言天者，盖以愚蚩蚩者耳，非为聪明睿智者设也。”(《断刑论》下)他认为“天”“神”都是用于“神道设教”，真正的“聪明睿智者”是不应该相信它的。他说：“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故孔子不语怪与神。君子之谏其君也，以道不以诬，务明其君，非务愚其君也;诬以愚其君，则不臣。”臣子如果向君主鼓吹神、怪，就不配为臣。他批评董仲舒、司马相如、扬雄、班彪：班团等人“推古瑞物以配命”的天人感应说“不足以知圣人立极之本，显至德、扬大功，甚失
五、倡大中之道 重生人之意
“中”本来是儒家思想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哲学、政治
柳宗元在评价陆淳的主要贡献时说：“明章大中，发露公器”。陆淳学派讲“中道”，继承了葡子的观点，而柳宗元所主张的“大中之道”，近承陆淳、远继荀子，其中心内容也是以儒家的礼、义为指导思想，以达到改造现实、“辅时及物”的政治目的。
在柳宗元的思想中，“大中之道”就是“当”，也就是“经”与“权”的统一。作到了“经”“权”统一的“当”，也就实现了“大中之道”。他在《断刑论》中指出：
果以为仁必知经，智必知权，是又未尽于经权之道也。何也?经也者，常也;权也者，达经者也。皆仁智之事也。离之，滋惑矣。经非权则泥，权非经则悖。是二者，强名也，日当，斯尽之矣。当也者，大中之道也。离而为名者，大中之器用也。知经而不知权，不知经者也;知权而不知经，不知权者也。
这里，他把“经”“权”关系表述得极为明白深刻，从而使这一对范畴具有普遍性的方法论意义。“经”是原则，“权”是实现原则的途径，“经”者常也，“权”者变也，死抱教条而不知变革，与离开原则的变革，都是柳宗元所反对的。正因为有方法论作指导，柳宗元在政治实践中主张变革，在学术思想上提倡怀疑，兼收并蓄。
柳宗元又把“大中之道”称为“圣人之道”，把“立大中”与“去大惑”相对。他认为以怪力乱神来治民是“大惑”，必须予以抛弃，而应代之以“中道”。柳宗元否定了“天人感应论”不合圣人之道后，力图按儒学的原始精神重建“人学”。他说：“圣人之心，必有道而已矣，非于神也，盖于人也。”他认为，“圣人之道”应该“利于人，备于中”，直接解决现实社会政治问题。他说：
圣人为数，立中道以示于后，曰仁、曰义、曰礼、曰智、曰信，谓之五常，言以为常行者也。(《时令论》下)
“中道”的具体内容是五常，是现实生活中实实在在的、与人伦日用相联系的规范，而不是什么“天道”，不存在“天人交感”。五常之中，“仁义”是根本和核心。因此他说：
圣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义。仁主恩，义主断，恩者亲之，断者宜之，而理道毕矣。(《四维论》)
而道、礼、诚、信则是“皆由其所之而异名”，是“仁义”原则的不同表现。这些原则具有永恒性与普遍性，自尧舜直到孔子都是如此。
“中道”具体见诸行事，则应该“凡其(民)所欲，不竭而获;凡其(民)所恶，不祈而息”(《贞符》)，应该照顾到百姓的愿望，适当满足他们的要求，也就是要“以百姓之心为心”，实行宽松的仁政，“克宽克仁，彰信于民”，以取得百姓的信任。特别是作为政府的官吏，应该以商代的贤相伊尹为榜样，“心乎生民”，时刻把百姓的疾苦放在心上，实行“讼者平，赋者均，老弱无怀诈暴憎”的爱民之政。做到“自天子至于庶民，成守其经分，而无有失道者”，这就是“和之至”，也就是“道达于天下矣”(《守道论》)。
“以生民为主，以尧舜为的”本是陆淳思想的重要内容，柳宗元对此情加推崇。他对民生的重视，贯穿在《断刑论》、《六逆论》等一系列论著中。在《断刑论》中，柳宗元批评了封建法治的残酷性：“使犯死者自春而穷其辞，欲死不可得，贯三木，加连锁，而致之狱吏。大暑者数月，痒不得搔，痹不得摇，痛不得
柳宗元在《伊尹五就禁赞》中说：“圣人出于天下，不夏商其心，心乎生民而已。”也就是说，圣贤进退出处，应视民心所向，看谁得到人民的支持与信任，以此作为自己辅
六、统合儒佛 兼容并包
魏晋以降，随着佛、道二教的兴盛，思想界形成了三教鼎足的格局。特别是到了唐代，佛教的发展势头有凌驾儒学之势，并带来了一系列社会、经济与政治问题。早在佛教传入中土之初，一些人或从中华本位文化角度出发，或从道、佛争先后的角度出发，对佛教进行了批判。柳宗元时代，韩愈是排佛派的中坚人物。柳宗元与韩愈虽是好朋友，在文学见解上有许多共同之点，但二人在对待佛教这个问题上，观点却完全不同。
在《送粪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一文中，柳宗元说：“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他的母亲卢氏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他少年时随父亲到江西洪州，南宗慧能的隔世法嗣，与青原行思并称为“禅宗双璧”的马祖道一正在那里传法，称“洪州禅”，受到江西观察使李兼(柳宗元夫人杨氏的外祖父)礼重。柳宗元父亲的知交权德舆也游于他的门下。柳宗元的岳父杨凭也信佛教。因此，柳宗元自幼生活在佛教气氛很浓的环境中。在长安应举和做官期间，他曾与文畅、灵沏等出入官场的僧侣结交，并很欣赏晋、宋以来谢安石、王
柳宗元信佛，着重于佛教义理。他把作为外壳的宗教迷信与内在实质的教理区别对待。他“自幼好佛”而“有得焉”，正是对佛教义理有深切的领会，因此，他不同意韩愈“人其人，火其书”做法，他说：
儒者韩退之与余善，尝病余嗜浮图，
在这篇文章中，柳宗元比较全面地阐述了他对佛教的态度。针对韩愈的指责，他认为，佛教义理往往与儒家的基本精神相合，不能因为它是“夷”法而加以
1.“不爱官，不争能”，合乎儒家的生活态度。柳宗元在《送僧浩初序》中说：“且几为其道者，不受官，不争能，乐山水而嗜闲安者为多。吾病世之遂遂然唯印组为务以相轧也，则舍是其焉从?”在他看来，佛教大师的恬退闲安，与当时官场中争肆奔竞、贪恋禄位的风气形成鲜明的对比。传统儒家倡导“安贫乐道”，佛学与之相通。
2.“合所谓生而静者”，即与儒家的性善说相符合。《礼记·乐记》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动，物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柳宗元认为儒家的这种“主静”说经过异端的
3.“本于孝敬，积以众德”，合乎儒家伦理。“孝道”是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佛教原本不主孝道，规定不礼国王，不拜父母。但佛教传入中土以后，经过改造，逐渐适应了传统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要求，也提倡“孝道”，如《大报恩》十篇，“咸言由孝而极其业”。他在《送氵睿上人归淮南觐省序》中说：“金仙氏(按：金仙为佛教之异名)之道，盖本于孝敬，然后积以众德，归于空元。其敷演教戒于中国者，离为异门，曰禅、曰法、曰律，以诱掖迷浊”。柳宗元认为在提倡孝道这点上，佛教“且与儒合”。
4.佛教的戒律与儒学的礼义相通。唐德宗时，怀海禅师居于江西百丈山，创禅院制度，为禅师立下了行为戒律。其中首先讲报恩、尊祖，用儒家的忠、孝观念补充了佛教戒律的内容。柳宗元把儒学的礼义与佛教的戒律等同起来，认为二者同样起着“持世”的作用。在《南岳大明寺律和尚碑》中，他认为：儒以礼立仁义，无之则坏;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则丧，是故离礼于仁义者不可与言儒，异律于定慧者不可与言佛。因此，佛教戒律与儒家礼义在效用上相通。
5.佛理合于中道。“中道”或“大中之道”，是柳宗元“圣人之道”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佛教也讲中道，佛教的许多思想，尤其是天台宗的中观思想中，也体现了“中道”原则，因此，柳宗元极力称道。章士到曾指出：“大中者，为子厚说教之关国语，儒释相通，斯为奥秘。”在《岳州圣定寺无性和尚碑》中柳宗元说：“佛道愈远，异端竟起，唯天台大师为得其说。和尚绍承本统，以顺中道，凡受教者不失其宗。生物流动，趋向混乱，惟极乐正路为得其归。”在《南岳云峰和尚碑》中也说：“师之道，尊严有耀，恭天了之治，维大中以告，后学是效。”“大中”思想本为儒家所固有，而释教能冥契此说，故柳宗元大加赞扬。
6.“真乘法印，与儒典并用。”柳宗元一系列文章中，反复强调佛教“不与孔子异道”，“往往与《易》《论语》合”，佛教义理中包含着与“圣人之道”相通的、有益于世的内容，是不应当简单加以否定的。柳宗元按照自己对佛、儒二教的领会，“统合儒释，宣涤疑滞”，目的是通过有选择地容纳佛学思想，借助佛学理论来“推离还源，丰
七、韩柳兴儒 异曲同工
唐代中后期，儒学发展面临着重大的转折。一方面，两汉以来的传统儒学已发展到尽头，一些学者在努力寻找新方法，力图使儒学走出章句训诂的死胡同;另一方面，思想界围绕着三教关系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的前沿学者在掀起文学革新运动高潮的同时，打着“文以明道”的旗帜，进行着复兴儒学的尝试。韩、柳二人虽然目标一致，但却选择了不同的方向。
1.在复兴儒学方面，韩、柳二人都主张扫除章句，直契原旨，但韩愈沿着思、孟一系的路子，但道统，明心性，开启宋代性理学之先河;柳宗元则致力于对荀派儒学的继承与发展，从批判两汉以来“天人感应”说入手去复兴儒学，对理学开山祖张载影响颇大。
2.韩柳二人都对三教问题发表过意见，但在如何对待异质文化上，二人观点截然相反。韩愈严厉排斥佛，以维护儒学的纯洁性和独尊地位，柳宗元却主张取其“韫玉”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