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写“颜体书法作品楷书”的诗句有哪些
唐朝国封建社会盛时代, 也是中国古代书法史上的全盛时代和鼎盛时代。
唐朝在楷书上成就之高, 楷书大家之众, 楷书佳作之富, 流派之多, 影响之深,在古代书法史上都是空前的。
楷书在唐朝登峰造极, 这是历史的必然。
就楷书沿革论之, 汉末为创建期, 魏晋六朝为继承发展期, 隋唐在前人基础上始集大成。
这是楷书本身发展的规律和要求。
楷者, 法也、式也、模也, 是指笔画端方, 波磔势少的书体, 由古隶之方正, 八分之遒美, 章草之简捷脱化来的。
篆书在秦朝开始“ 隶变” , 到西汉夭汉年间分书不断成熟,同时也出现了楷书。
“ 西汉之末, 隶字石刻间杂为正书”（《宣和书谱》）。
三国时的钟慈继承分书的书法特色, 独立成家, 所书《贺捷表》为正书之祖。
到魏晋二王父子又创立本家楷法, 风靡后世。
南北朝以魏碑最胜。
隋朝楷书承上启下, 初唐几位楷书大家便是直接继承智永, 取法六朝。
楷书到唐朝前夕, 已有了较好的基础。
唐以前的书家对楷书进行了探索、创造, 取得了一定成果, 这是唐朝楷书家得以创造提高的前提。
钟繇、二王、智永等人对唐朝楷书的影响是很明显的。
三国时的《谷朗碑》为由隶入楷之先驱, 正楷入碑以此为最早。
北魏《张猛龙碑》兼备当时各碑之美, 开欧阳询、虞世南之先导。
隋碑极品《龙藏寺碑》, 是六朝集成之碑, 欧、虞、褚、薛、陆（柬之）传其遗法。
欧阳询《九成宫》和《化度寺碑》中流露出刚劲之风, 主要是受北书的影响斧而这两碑结体谨严, 法度井然, 则又是吸收隋代书艺特色加以发展所至。
虞世南彻底继承主派书艺, 所书《孔子庙堂碑》, 笔笔主法, 能代表唐朝王派楷书的艺术特色喜猪遂良创造性地发展王书, 独立成派, 可谓别子为祖。
薛稷是学褚成就最大的唐代书家。
初唐四大家欧、虞、褚、薛继魏晋南北朝之后, 完成了楷书的最后样式, 以颜真卿为代表的中唐书家便在楷“ 法” 的必然王国中, 追求意态的自由主国, 开创了新的书风。
有创新精神, 成就卓著的颜真卿、柳公权、李邕等人的作品都不难在魏碑、齐碑、周碑中找到渊源。
颜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二王、梁《座鹤铭》、北齐《文殊般若经碑》的痕迹。
“ 多少代人的努力,为他们开拓了本体的生存空间, 积累了丰厚的经验遗产, 他们只要稍事建设, 便可安居乐业, 坐享其成”（《历史重负与时代抉择》, 见《书法研究》总二十七辑）。
晋书占据高阜要津, 唐楷在险狭地带向前推进,登峰造极。
从楷书厉史上说, 隋唐时期是最幸运的, 也是最关键的时期, 只凭前辈的勃勃进取精神和丰硕果实咨已预示着楷书在唐朝将彻底成熟。
王派楷书发展到隋代, 在艺术特色上已变为法度井然。
唐朝楷书继承了整齐有法的特色, 形成了风格不同而法度整严的各个流派。
晋人尚韵, 唐人尚法, 宋人尚意, 明人尚态, 这是不同时代的规范和风格。
清人梁巘在《评书帖》巾说“ 晋人尽理, 赓人尽法, 宋人多用新意, 自以为过唐人,实不及也” 。
在楷书获得空前发展的同时, 唐朝书法理论研究有了新的突破, 出现了一大批书法理论家, 他们根据前人的经验和楷书美学规律, 在实践中对楷书艺术的创作规律进行了总结。
汉魏以来, 论书者虽多, “ 竟无益于将来” （《书谱》）。
唐朝则大不同了, 如欧阳询《八诀》、《三十六法狱、《传授诀》、《用笔论》, 虞世南《笔髓论》、《书旨述》, 李世民《笔法诀》、《论书》、《指意》, 孙过庭《书谱》, 张怀瓘《书断》、《论用笔十法》、《玉堂禁经》, 蔡希综《法书论》, 徐浩《论书》, 颜真卿《述张旭笔法十二意》, 李华《二字诀》,林蕴《拔橙序》, 释西亚《论书》及张彦远《法书要录》等等, 不胜枚举, 这些论著对楷书技巧, 法度阐述得那样详尽而具体, 使人一目了然, 在楷书创作实珍中有着重要指导意义, 反映了唐朝对楷书美感的要求。
在运行上, 最详尽的是一脉传承的智永“ 永字八法” 即侧、勒、努、趣、策、掠、啄、磔,体现了楷书笔法规律的主要内容。
欧阳询以为此八法尚不能包括一切字的点画, 故增益减少其所有无, 著运行《八诀》, 生动详尽地形容了行笔的姿态。
颜真卿又有《八法颂》和《述张旭笔法十二意》, 对笔法阐述颇有见地。
欧阳询对结构很有研究, 其《传授诀》云“ 每秉笔必在圆正, 气力纵横轻重, 凝神静虑。
当审字势, 四方停匀, 八边具备, 短长合度, 粗细折中, 心眼准程, 疏密敬正。
” 相传由他创制的《三十六法》,是唐代论结体法度最详尽的, 成为楷书准绳。
明李淳《大字结构八十四法》, 清黄自元《间架结构九十二法》, 便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而成。
九宫格字体的结构法是唐朝人创制, 很容易得点画措施的法度。
唐朝人对楷书的结妙有特别的研究, 因专讲结构, 故精于楷书法度的书家特别多。
就连草书大家张旭、怀素、孙过庭等都有扎实的楷书基本功。
孙过庭说“ 若运用尽于精熟, 规矩谙于胸襟,自然容与徘徊, 意先笔后, 潇洒流落, 翰逸神飞” 。
魏晋书法发展到情驰神纵, 淋漓挥洒的极端。
随着初唐儒学传统的恢复, 孙过庭提出建立规矩法度的要求“ 运用之方,虽由己出, 规模所设, 信属目前” 。
欲学业有成, 当按正确法则练习并持之以恒。
入法是手段, 出法是目的。
张旭写《郎官石柱记》,端庄谨严, 规矩至极, 这种楷书功底使他的书法“ 守乎法度者至严, 则出乎法度者至纵” 。
唐朝书家无论擅长何体, 但于楷书无不精研入微, 乃时代所尚也。
“ 真以点画为形质, 使转为性情” 。
楷书妙在性情, 能气形质。
唐人尚法, 在追求书法外在的客观的美的同时, 尤注重书法创作中的客观规律,将楷法总结提高到了完备的程度。
唐朝掀起了文化革新的巨大浪潮, 楷书艺术的革新和提高是大势所趋。
唐朝是繁荣强大的朝代。
社会经济的昌盛必然又反映到文化领域。
书法艺术作为上层建筑, 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
“ 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 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言》）。
魏晋六朝以来从属于门阀制度的贵族文化已不适应唐朝的需要, 诗歌、音乐、雕塑、建筑等领域的代表人物敢于全面突破旧的传统,革故鼎新。
书坛上, 初唐以二王为代表的南派书法占着统治地位。
王羲之是钟书的革新者, 其书以瘦劲、姿媚、雄秀见弧。
由于当时腐朽的门阀制度和士族生活的制约, 南派书法难免有历史局限性。
这种贵族化的优雅柔媚无法适应盛唐蓬勃开阔的气象。
书法艺术面临着变革和提高。
在楷书发展的趋势下, 唐朝统治者提倡书学, 特别推重楷书。
我们知道, 经济基础是文化发展的最终决定条件, 但物质生产或生活并不直接决定艺术生产, 直接影响艺术生产的首先是政治。
唐朝政治对楷书发展的影响直接而深刻, 表现在清明的政治使社会相对稳定, 从初唐唐太宗“ 贞观之治” 到中唐唐玄宗“ 开元盛世” , 社会经济空前兴盛, 文化艺术的发展成为当时世界的高峰。
国家空前统一, 中外文化交流广阔, 各民族融合友好。
所有这一切为书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另外, 唐朝统治者提倡书学, 在学校, 科举和考选官吏中对楷书有了具体的要求和措施。
唐朝统治者对书法的偏爱, 使群臣争相仿效。
“ 统治者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洽地位的思想。
这就是说, 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 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52页）。
自高祖、太宗以下, 高宗、中宗、聋宗、玄宗、肃宗、宣宗以及窦后、武后和诸王都是书法爱好者, 且多是当时的书家, 主要又精于楷书, 据朱长文《续书断》, 太宗书入妙品, 高宗书入能品, 善正书, 二玄宗书入能品, 少能八分正书。
唐太宗深爱王书, 锐精临写, 尝从虞世南学“ 戈”法, 后总结出“ 为戈必润” 的经验。
太宗女儿银川公主、晋阳公主善书, 入能品。
盖唐世以书相尚, 至于子女皆习而能, 可谓盛矣。
据《新唐书· 百官》, 贞观元年, 诏官职五品以上子嗜书者24人, 隶馆习书, 出禁中法书以授之。
唐玄宗时, 曾募求能书者为直书及写书御人, 又以书直、画直、拓书有官者为直院, 于门下省置弘文馆, 又增置书、律学。
唐朝的学校有六种：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
书学似为专科学校, 有学生30人, 博士2人, 助教1人。
马端临在《文献通考· 学校考》中云, 书学学生“ 学书二日纸一幅, 间习时务策, 读《国语》、《说文》、《字林》、《三苍》、《尔雅》。
凡书, 学《石经三体》, 限三岁, 《说文》二岁, 《字林》一岁。
” 在这种书法专业学校里, 对学生学识及书写技巧要求甚高。
据《唐六典》, 弘文馆是贵族子弟学习的地方, 里面也招收有学习书法的学生。
出土于新疆的唐景龙（中宗李显年号）四年的手抄本《论语郑氏注》,书体是工整的小楷, 出自十二岁义学生卜天寿的手笔, 确实令人惊讶、钦佩
从小就受到良好教育, 打好基础, 楷书有成。
科举及考选官吏中, 对楷书的要求更加明显和严格。
“ 唐翰林院有侍书学士, 国子监有书学博士, 科举有书科, 吏部以书判定, 书法为进身途径之一, 故唐人攻书者多”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四册第379页）。
当时, 考中进士只是取得做官的资格, 要取得官职还要经过吏部的“ 选试” , 内容是四项：身、言、书、判。
对“ 书” 的要求是“ 楷法遒美”（《新唐书选举志》）, 即要把楷书写得端庄美观, 不失法度。
马宗霍《书林藻鉴》云：” 楷法遒美者为中程, 聂以书取士也” 。
《通典》载“ 其常贡之科有秀才, 有明法, 有书、有算” 。
明书科的考试, 先行口试, 然后笔试《说文》六帖、《字林》四帖, 懂得训话, 兼能杂体书法者为及第。
考明经、进士科的也须善书法, 如进士出身的柳宗元、刘禹锡、自居易的书法都很好, 且入书家之列。
知识分子要耀科登第, 进入官场, 非通楷则不可, 这使楷书有了更广阔的土壤。
唐朝统治者还特别重视书法人才, 重用楷书能手。
唐中央政府设有侍书或翰林侍书一职。
褚遂哀被魏征推荐给太宗, 太宗即日诏以侍书穆宗即位后召见柳公权, 说“ 我于佛寺见卿笔迹, 思之久矣” , 即日拜右拾遗, 充翰林书学士, 迁右拾阂、司封员外郎。
钟绍京在武后时“ 以工书直凤阁” 。
其时珍重楷书人才如此。
在《新唐书· 百官》中, 我们可以看到唐朝中央各部门里安置了许多楷书能手, 如崇文馆10人, 司经局25人, 秘书省10人, 史馆50人, 著作局5人,官教2人。
楷书写得好, 就有可能得到统治者的器重, 从而达官显贵, 潜心楷书者自然就多。
书法艺术与社会道德伦理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
楷书的发达是为了适应实用的需要。
在唐代, 用楷书来写碑记、墓志铭、颂赞、告救、官阁铭和种种题额等等, 蔚然成风。
随着佛教的兴盛, 源于六朝的写经, 到唐朝盛行起来。
从朝廷到民间, 写经高手如云。
方介堪先生有诗句“ 贤者耽内典, 遗墨宝皇唐, 庄严现妙相, 笔底有金刚, 花两三千界, 片纸留芬芳。
” 唐贤写经遗墨, 雄深雅重, 法度备至, 反映了大唐风貌。
包世臣说颜书“ 如耕牛, 稳实而利民用。
” 颜书来自民间, 最后又为民间所喜爱而被广泛使用。
当时, 公、卿、大臣家碑版, 铭刊之文, 得不到柳公权的字, 人以为不孝, 就连外夷入贡, 皆别具货贝以购求柳书。
法度森严的颜体和柳体产生于唐朝现实生活, 符合唐朝人的审美标准, 最后又能满足唐朝社会生活需要。
可见, 在统治者提倡下, 楷书在唐朝社会文化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随着使用范围空前扩大和人们在艺术上无止境追求, 艺术和实用的统一, 理论和实践的统一, 不期然而然。
指出：“ 为艺术的艺术, 超阶级的艺术, 和政治并行或相互独立的艺术, 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 唐代楷书, 百花竞艳, 流派纷呈, 成就辉煌, 这是狂会客观因素和书法家们主观努力的统一结晶。
在主观方面, 唐朝楷书家不仅重视继承传统经验, 更重要的是他们在长期艰苦的临池和实践中, 积极开拓, 突破传统, 推陈出新。
初唐欧、虞、褚、薛、陆, 并害叠轨,皆尚爽健, 学王而掺有己意, 继承王书又有所发展和创新, 各具面目。
中唐和盛唐时期的李北海、颜鲁公、苏灵之等皆宗肥厚, 创新成就高于初唐。
中唐后期的柳公权、沈传师专主瘦挺, 力图矫正盛唐肥厚之失, 也体现了一定的创新精神。
在这个伟大的时代里, 楷书大家辈出, 成为后世之大宗。
楷书佳作纷呈, 门类众多, 法度森严, 短长肥瘦各臻妙境。
清人杨守敬在光绪年间辑成《楷法溯源》, 将历代楷书精英荟萃一书, 其所采帖目, 自魏至隋45种, 仅唐朝采35种, 五代1种；所采碑目, 自汉至隋共292种, 唐朝则达346种之多, 五代十国是8种。
唐朝近三百年间, 出现了初唐的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陆柬之、薛稷、薛曜, 盛唐李邕、颜真卿、徐浩, 晚唐柳公权、沈传师等楷书大家。
其中又以欧、虞、褚、颜、柳最有成就, 欧、颜、柳和元代赵孟颊为我国四大楷书家。
欧阳询自幼敏悟绝人, 贯博经世, 书法在隋代已颇有名气, 尺续所传, 人以为法,名播海外。
学书极勤。
尝与世南同行, 见索靖所书碑,观之, 去数里复返, 三日乃得去。
赏玩右军《指旧图》经月, 喜而不寐。
在熔铸汉隶和晋魏楷书特点的同时, 参合六朝碑刻, 吸取诸家之长, 融会贯通, 创造了本家面貌, 世称“ 欧体” 。
观其代表作《九成宫》、《化度寺》、《虞恭公》、《皇甫诞》诸碑, 用笔刻厉劲险, 法度森严, 于平正中见份绝、有执法面折庭净之风, 可谓“ 出类拨萃, 固非随波逐流者也” （明项穆语）。
虞世南幼年学书于沙门智永, 性沉静寡欲, 笃志勤学。
少与兄世基受业于顾野王，经十余年, 精患不倦。
学书甚勤, 夜卧则画腹作书,故晚年尤妙。
性刚烈, 议论正直。
唐太宗重其才, 常于机务之暇共论经史, 每及古帝王之得失, 必规讽太宗。
太宗称其有五绝：德行、忠直、博学、文辞、书翰。
编有《北堂书钞》。
代表作《孔子庙堂碑》等, 法度严谨, 外柔内刚, 潇散洒落, 温润圆浑, 后世奉为楷模。
在唐朝楷书发展中, 初期阶段以欧、虞两家为代表, 基本是承袭总结隋代书法。
欧、虞都是陈、隋人, 入唐时年纪已过六十,书法早已成家, 在隋朝算是最高水平了。
进入唐朝后, 便发挥所长, 不断总结提高, 开唐楷规模。
他们的楷书, 结构上完全成熟,所形成的楷书规范, 后世终未超出其蕃篱。
以褚书为代表的唐楷擅变阶段, 乃是欧、虞与颜、柳之间的桥梁。
褚遂良继承和发扬了隋代书法的最高成就, 又是唐楷创新的发端者。
褚遂良出身颇有影响的名门, 家庭条件优越, 年青时便博涉文史, 工隶、楷、学史（陵）、欧、虞, 后取法二王, 融合汉隶, 自成一家。
虞世南死后, 魏征知褚忠直, 推荐给唐太宗, 、说“ 褚遂良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体。
” 太宗即日诏以侍书。
辨御府二王书迹真伪, 备论所出, 一无蚌误。
前后谏凑及陈便宜书数十上, 多见采纳。
代表作《雁塔圣教序》反映了褚书的艺术成就。
清人刘熙载说褚书为唐之“ 广大教化主” ,沈尹默先生称褚能推陈出新, 树立唐代新规范, 传到颜真卿便为书法史上开辟了一条崭新的大道。
颜真卿是唐朝最伟大的书法家, 为琅琊颜氏后裔, 其家世学渊博。
幼贫, 缺乏纸笔,就黄土扫墙以习书。
博学工词章。
正色立朝, 刚而有礼。
为人笃实、慈直, 有正义感, 以义烈闻名于时。
直言谏挣, 不畏权势。
忠君, 爱国, 积极维护国家统一。
后人辑有《颜鲁公文集》。
传世书迹较多, 如《多宝塔》、《勤札碑》、《麻姑》、《颜家庙碑》及《告身》墨迹等。
颜真卿善于学习古人, 对二王、虞、褚、张旭、李（邕）等书, 无不博习, 又从当时（民）间书法中吸取了某些营养, 精神上又得到民间书手敢于创新的影响, 以其创作实践对群众性的创作成果作了总结和提高。
和杜甫、韩愈在不同领域里革新了晋、宋、齐、梁以来从属于门阀制度的贵族文化, 达到了博大精深的程度。
颜书对于东晋以下在书坛上占统治地位的、以二王为代表的南派书法来说, 在笔法、结构、布局和墨法各方面都有巨大的突破和创新, 彻底变革了瘦硬雄秀的书风而开创肥厚雄阔的一代新书风。
魏晋书法有较高的成就, 但已不尽合唐人尺度, 不适合唐朝开阔的气象和时代精神。
“ 逮鲁公出, 纳古法于新意之中, 生新法于古意之外, 陶铸前象,隐括众长。
……于是始为唐代之书” （马宗霍《书林藻鉴》）。
苏东坡诗云：颜公变法出新意, 细筋入骨如秋鹰。
能将当时民间革新成果集中提高的颜真卿, 不愧是我国古代书法史上最有成就的变法大家。
书如其人。
颜公变法的胆略和变法后形成端庄而不可犯的风貌是一致的。
高古森严的颜休同颜公的人格一样, 正直、忠烈、朴实、倔强、刚胜于柔, 内美外溢, 有特点, 有个性, 又有唐朝盛世的气象。
中唐后期的柳公权, 学颜而加以遒劲丰润, 自成一家。
初学王书, 遍阅近代笔法。
穆宗尝问用笔之法, 他说“ 用笔在心, 心正则省正。
” 耽志勤学, 不治生产, 所书《玄秘塔碑》和《神策军碑》, 于严谨中见开拓, 圆厚中见锋利, 为后世宗法。
我们常说颜筋柳骨, 这是颜、柳不同的书法特点。
柳字抛弃了颜字竖画的肥壮, 把横竖画都写得均匀瘦劲又吸收北碑中的方笔长处, 写得爽利森挺还吸取欧、虞的紧密、颜的纵势, 写出了独树一帜的柳体。
其师古不泥,极力变右军法, 用笔古淡, 自出新意。
柳公权和沈传师等唐朝后期的书家从瘦挺这一狭隘地段努力进取, 开辟了别于鲁公的新道路, 其创新胆识及精神尤为可嘉。
颜体和柳体集中反映了唐朝的楷书成就, 也是唐朝楷书成熟的最后完成阶段。
颜、柳一出, 几成后世不变之法。
唐朝以胖为美是为什么
首先，唐代繁荣昌盛、丰衣足食，正如杜甫诗句所记“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人们有条件吃饱穿暖保持健康丰满的体格。
其次，唐代开放兼容并包。
国力强盛与文明发达，使唐人充满自信，成为一个高度开放的国家。
据不完全统计，当时与唐交往的国家有130多个。
不同文化的影响、交融，使唐人不拘于传统，眼界开阔，热烈放姿。
第三，统治者的血统也决定了唐人对健硕的体魄更易亲近。
唐代开国皇帝李渊的外祖父是鲜卑大贵族独孤如愿，也就是说李唐皇室的血统中至少有一半是鲜卑血统，而鲜卑族的游牧生活造就和需要的是剽悍、健硕的体魄。
因此，唐朝几代国君均宠爱丰肥的女性也就不难理解了。
当时崇尚的“丰肥浓丽、热烈放姿”绝不单纯是女性体态上的肥瘦，穿着上的遮露。
可以说，这种审美取向是一种全方位的审美理念，所体现的是一种力量型的、开放兼容的文化视野。
唐人喜爱牡丹，而牡丹的花型正是高贵丰满。
唐人塑造的骏马形象都是骠满臀圆。
而唐代影响最大的颜体书法更是肥硕、庄严而浑厚。
书法中的“颜筋柳骨”是什么意思
在中国民间说起学习书法，往往称道“颜筋柳骨”，当作学书者的楷模。
“颜筋柳骨”，是分别指书法家颜真卿（709一785）和柳公权（778—865）的 艺术特色。
先谈“颜筋”。
颜真卿的书法，雄强浑厚，韧若筋带，世称“颜体”。
俗话说：“书如其人。
”欲识颜书，得先知其人品。
那是天宝末年，叛将安禄山在渔阳敲响了鼙鼓，铁骑南犯，河北郡县望风披靡。
唐玄宗闻乱叹道：“河北二十四郡，难道无一忠臣吗
”不久，即闻平原太守首举义师，屡挫贼锋，河北十七郡起而响应，共推其为盟主，聚兵二十万临敌，致使安禄山叛军首尾不能相应，既不敢南向江淮，又不敢急攻潼关。
这时，唐玄宗遂又惊喜道：“朕不知平原太守何许人也，竟能若是
”这位堪称中流砥柱的平原太守，就是书法家颜真卿，时年四十六岁。
正是这一年，颜真卿在平原（今山东属县）写下了《东方朔画像赞碑》。
碑书笔笔凝重，字字磐石，筋强骨硬，严正峻峭。
书法家将其誓死御敌的浩然正气倾注到笔端，化作其艺术的风格了。
二十八年后，颜真卿已是七十四岁的老人了。
他又奉旨去劝谕叛迹已昭然的藩镇李希烈部。
这是他的政敌为他设下的陷陕。
他明知是险途，但却凛然就道。
既至，李希烈养子千人，拔刀横目，汹汹欲试。
颜真卿精神矍铄，举止自若，色不少变。
叛军未敢贸然动手。
李希烈欲称帝号，胁迫颜真卿为其宰相。
颜真卿守节不从，斥贼为逆，正气浩然。
叛将为之失色。
李希烈遂拘禁颜真卿，并挖下方丈大坑，传言说：“若不从，即坑之。
”颜真卿视死如归，岿然曰：“死生有分，不用罗嗦
”李希烈亦束手无策。
后来，王师势振，李希烈虑有不测，又命架薪浇油，点起大火，告之曰：“若再不从，立遭火焚。
”颜真卿愤然举身投火，又被救止。
早在这之前，颜真卿度贼势难久，而自身亦难免，遂给朝廷写下遗表，又自己撰就墓志、祭文，并指寝室西壁下说：“此吾葬身之处也
”果然，最后叛军情势危急，遂将颜真卿勒死，时年七十六岁。
颜真卿一生，刚正不阿，忠贞不渝，临死不屈。
他为人的品格同其书法的风格一样，浑厚坚韧，正大方严。
颜体书风没有初唐书风（以欧阳询、虞世南等为代表）的清丽秀媚，却有着盛唐雍容伟壮的风姿。
人们谈起颜书，多指出它最明显的待色是“蚕头燕尾”、“横轻竖重”。
何谓“蚕头燕尾”
颜体横、竖笔的起端，下笔时均运用藏锋，而后顿转，故起端形若“蚕头”。
它的每一捺笔末端，临终则着力顿挫，再起笔轻轻挑出捺锋，其状若“燕尾”。
何谓“横轻竖重”
即书写横笔时，用力较轻，笔划也略细，而书写竖笔时，贯注全力，笔划也较重。
前者给人以力透纸背的感觉，造成了笔力千钧的艺术效果。
后者字字都给人以厚度感，具有浮雕美的艺术特色。
颜书碑帖流传至今的有七十多种，近年还有新的发现。
颜体楷书的代表作有《千福寺多宝塔碑》、《东方朔画像赞碑》、《麻姑仙坛记》、《颜帷贞家庙碑》等等。
行书名作有《祭侄季明文稿》、《争座位帖》、《刘中使帖》等等。
这些都是千余年来学书者争相临摹的范本。
谈及颜书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清人王文治有诗曰：“曾闻碧海掣鲸鱼，神力苍茫运太虚，间气古今三鼎足，杜诗韩笔与颜书。
”作者认为，古往今来，其作品犹如大海搏鲸，神力冲天的，只有三家：杜诗、韩文、颜书。
在 中国书法史上，自王羲之创新以来，王体统治书坛达数百年。
唐初书法名家辈出，但皆袭晋人笔意，无所建树。
至颜真卿出，始创新书体，体现了盛唐的时代风格，唐代方可言有书法。
尔后，宋初书家学颜体，犹如唐初争学王体一样。
故宋人有“学书当学颜”的诗句。
次谈“柳骨”。
柳公权，字诚悬，是唐代与颜真卿齐名的大书法家。
故世人如同称“李杜”、“韩柳”一样，并称其为“颜柳”。
柳公权书法，初学王羲之，继学颜真卿，并兼采历代书家之长，熔为一炉，自成一体，即“柳体”。
柳体间架严谨，风骨挺拔，故有“柳骨”之谓。
柳书的代表作有《玄秘塔碑》和《神策军碑》。
柳公权二十九岁才中进士，初做地方小吏，世不知名。
四十几岁时，唐穆宗李恒在寺庙中偶然见到柳公权笔迹，甚为赞赏，思慕其人，柳公权方拜为京官，成为皇帝身边的人。
柳公权活了八十八岁，历仕七个皇帝，为官五十余年，官至太子太极,太极,少师。
史载，柳公权的为人品格，颇似其书风，字字严正，笔笔铮骨。
相传，唐穆宗在位，荒唐放纵，臣下少有敢谏者。
有一次，穆宗问书法运笔如何才能恰到好处，柳公权借机回答说：“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
”穆宗听出了弦外之音，气得脸色都变了。
这就是世传的“柳学士笔谏”的佳话。
唐敬宗李湛，目光短浅，禀性猜疑，无甚作为，却喜颂扬。
有次，他在便殿召对六位学士，当谈到西汉文帝崇尚节俭时，就举起袖子说：“朕这件衣服已浆洗过三次了
”学士们纷纷称颂他节俭美德，唯独柳公权一言不发。
敬宗遂问他为何不说话，柳公权说：“主宰天下的君主，应该进用贤良，斥退不肖，赏罚分明，能听得进各种不同意见。
陛下穿件洗过的衣服，同治国安邦的大功大德相比，这只不过是件区区小事啊
”在场的大臣听了都吓得发抖，柳公权犯颜直陈，却毫不畏惧。
柳公权刚正不阿的品格与其风骨峻峭的书法相表里，均为时人所推崇。
公卿王侯们常常以重金聘他书碑。
谁家为先人立碑如得不到柳公权的手书，就会被人讥为不孝。
外国人来中国贡纳、贸易，也往往另备一份重金，叫做“购柳书”钱。
柳公权因此家富巨万。
他把大宗金银财宝都交给家奴去管，经常被窃去，也不在意。
有一次一笥金银酒器又被家奴盗用。
柳公权知道了，也只笑笑说：“银杯化羽逸去了。
”不予追问。
然而，柳公权的笔墨纸砚，图册书籍，都亲自保藏，家人也不得与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