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近代现代妇女社会生活地位
在母系氏族社会，妇女酋长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男性处于从属地位。
但随着母系社会瓦解，进入父系社会后，妇女社会地位一落千丈，由原来的社会主宰变为附庸，到最后沦落到无多少社会地位的地步，标志着两性在权力争夺中男性拥有绝对优势，妇女中的佼佼者除偶尔有昙花一现的表演外，大部分时间只是听任男性的摆布，这种情况到宋朝以后更是达到极致。
汉唐时期，妇女虽然处于从属地位，但离了男人自己生活自理完全没有问题，在连年混战导致大量男性人口下降的情况，妇女依然可以耕作、养殖，对恢复社会元气起很大作用。
李渊三女儿平阳公主组建“娘子军”帮助李渊打天下，更为广大妇女争得巨大的荣誉。
汉唐时代妇女虽然受到封建礼教的诸多束缚，但较宋明以后的妇女还是拥有较多的自由。
尽管汉唐时代两性关系比较混乱，被后世诟病为“脏唐”“ 臭汉”，其实人口质量还是比较高的。
强汉盛唐的威风不是靠吹出来的，而是靠千千万万的战士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和汉唐为敌的少数民族如匈奴、突厥、吐蕃最后要么是远循异域，要么是表示臣服，中华民族在这两个时代里是以强者的姿态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宋朝自太祖赵匡胤立国之后，北宋、南宋延续了三百多年，由于宋朝历代皇帝实行“偃武修文”国策，加之燕云十六州一直没有收复，失去燕山屏障，在同北方游牧民族的抗争中始终处于弱势地位，最后积贫积弱终致灭亡，历代史学家在讨论北宋之灭亡时都强调它的首都开封汴梁无险可守，但有一个因素很少提及，就是自五代末期就逐渐兴起，到北宋时全国妇女竞相效仿的缠足问题。
我认为妇女缠足不但使她们自身蒙受巨大痛苦，也彻底使她们失去了独立自主的能力，缠足后妇女行走缓慢，不能干重体力劳动，只能在家中带孩子或围着灶台转，变成了真正的“内人”，成为依附男人生存的附属品，在遭逢乱世之际，因为无法快速逃离，首先成为敌人攻击的目标和奸淫掳掠的对象。
宋朝军队的战斗力较弱，和男性兵将不能取得女性的有力支援也是有关。
返观辽国契丹人，女性不但不拖累男性，反而一些杰出女性（如萧燕燕）还可以成为三军的实际统帅，强弱对比，一目了然。
北宋在同辽、金、西夏对峙过程中屡吃败仗是很好理解的。
南宋以后，程朱理学的兴起，使许多读书人为求取功名，陷入“致知格物”之中，固然推动了儒家文化的发展，但孔孟思想因有些书生们的断章取义而受到歪曲，误导了不少后世人。
朱熹等人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理论，给广大妇女又戴上“性禁锢”的枷锁，寡妇不能再嫁，更加限制了妇女的自由。
南宋君臣苟且偷安，偏安一隅，醉生梦死，不思恢复中原，文官贪污腐败，武将贪生怕死。
在风雨飘摇之中居然延续了一百五十多年，也算一个奇迹，最后海角厓山一战为张弘范所灭。
南宋一朝，国力衰微，根本无力抗衡北方强敌，士人地位虽比较高，但妇女地位较唐朝降低了许多，说它是历史上最屈辱的汉人王朝也不为过。
朱元璋起自寒微，草创大明，他的马皇后是个大脚，传说他曾因马皇后是大脚遭人嘲讽而动杀心，说明他很反感妇女不缠足，他似乎没有禁止妇女缠足的思想，因为自身文化素养低对文化人也比较反感，在科举考试上以“八股文”取士，命题范围不超出朱熹注释的四书，考生也只能按照朱熹的思想进行论述，不能自我发挥，他的这一作法限制了读书人的思想，不利于儒家文化的发展。
他又制定“妇寺不得干政”的祖训限制后妃太监的权利，但终明朝一代，后妃干政并不多见，但寺人乱政却屡见不鲜，以致明亡之后，有一个诗人吟出了“二百余年明社稷，一齐收拾是阉人”的诗句。
整个明朝社会，妇女的地位不见得比宋朝高。
明朝前期，国力还算强盛，也有过“仁宣盛世”的短暂辉煌，但自明武宗以后开始走下坡路，世宗、神宗皇帝的不作为使国家逐渐走向衰亡。
明朝很多皇帝宠信特务机构，对人民实行黑暗统治，对读书人很不尊重使士人的社会地位也很低，明朝走向灭亡的过程中，大批士人变节沦为贰臣同明朝历代最高统治者的刻薄寡恩不无关系。
元朝和清朝是蒙古族和满族建立的政权，这两个朝代的统治者对整个汉民族施行的都是高压政策，他们不要求本民族妇女缠足也就罢了，也不会大发慈悲解除汉族妇女的缠足，所以这两个朝代女性社会地位也不可能太高，这两个王朝鼎盛时代疆域面积或许超过汉唐，但在当时世界上的地位还是无法同历史上强汉盛唐相比。
尤其晚清时候我国几乎为列强瓜分，在许多国人心目中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
民国初期禁止妇女缠足，但这一陋习彻底根除还是花了很长时间。
“五四运动”之后妇女享有接受高度教育的权力，男女青年可以自由恋爱，妇女地位大大提高，民国时期我国在世界上还只是一个弱国，是因为几十年中间各种战争接连不断，国家元气大伤所致。
新中国成立以来，取缔流行了二千多年的娼妓制度，将昔日操皮肉生涯为生的妓女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并于1964年在全国范围内消灭了性病，妇女社会地位大幅度提高。
妇女解放运动蓬勃开展，妇女能顶半边天，各行各业中女性优秀人才层出不穷，广大妇女们恢复了自信，摆脱了附属者的地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
毛主席在一首诗中曾说“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妆爱武装”，是对当时广大妇女的全面肯定。
那时很多的“铁姑娘突击队”、“ 三八红旗手”是广大妇女效法的对象。
当时我国经济虽然不是很发达，但苏美两霸不敢轻易把他们的意志强加给中国人民，当时是中国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时代。
描写民国时期，女生衣着和北洋军阀的句子
刘半农等所著《赛金花本事》：对清末民初曾经风光无限的状元夫人、名妓赛金花是这样描述的——“就说我吧，除去时头上戴一根大簪，三排小簪，每排是四根，全都是翡翠的。
梳着五套头——当时最时兴的样式——颈上挂金链，戴着珐琅银表。
冬天穿狐裘都是按着颜色深浅替换。
我耳朵上戴的那副牛奶珠坠子就值几千两。
“上海《时报》：“妇女现流行一种淫妖之时下衣服，实为不成体统，不堪寓目者。
女衫手臂露出一尺左右，女裤则吊高一尺有余，乃至暑天，内则穿一粉红洋纱背心，而外罩一有眼纱之纱衫，几至肌肉尽露。
此等妖服，始行于妓女，妓女以色事人，本不足责，乃上海之各大家闺秀，均效学妓女之时下流行恶习。
妖服冶容诲淫，女教沦亡，至斯已极。
”张爱玲对服装的描述：“黄的宽袍大袖，嘈切的云朵盘头；黑色绸底上装嵌着桃红的边，青灰长裙，淡黄玳瑁眼镜；如意镶边的宝蓝配着苹果绿色的绣花袄裤”；“有一种橄榄绿的暗色绸，上面掠过大的黑影，满蓄的风雷。
还有一种丝质的日本料子，淡湖色，闪着木纹、水纹；每隔一段路，水上漂着两朵茶碗大的梅花，铁划银钩，像中世纪礼拜堂里的五彩玻璃窗画，红玻璃上嵌着沉重的铁质沿边”。
推荐《更衣记》： 《更衣记》是传奇作家张爱玲女士的一篇美文。
作者用她从容淡然的笔墨在短短的千字文中将辛亥革命前后的百年服饰演变娓娓道来，字里行间巧妙地讲述着她对服饰的独特见解。
如果当初世代相传的衣服没有大批卖给收旧货的，一年一度六月里晒衣裳，该是一件辉煌热闹的事罢。
你在竹竿与竹竿之间走过，两边拦着绫罗绸缎的墙——那是埋在地底下的古代宫室里发掘出的甬道。
你把额角贴在织金的花绣上。
太阳在这边的时候，将金线晒得滚烫，然而现在已经冷了。
从前的人吃力地过了一辈子，所作所为，渐渐蒙上了灰尘；子孙晾衣裳的时候又把灰尘给抖了下来，在黄色的太阳里飞舞着。
回忆这东西若是有气味的话，那就是樟脑的香，甜而稳妥，像记得分明的块乐，甜而怅惘，像忘却了的忧愁。
我们不大能够想象过去的世界，这么迂缓，安静，齐整——在满清三百年的统治下，女人竟没有什么时装可言
一代又一代的人穿着同样的衣服而不觉得厌烦。
开国的时候，因为“男降女不降”，女子的服装还保留着显着的明代遗风。
从十七世纪中叶直到十九世纪末，流行着极度宽大的衫裤，有一种四平八稳的沉着气象。
领圈很低，有等于无。
穿在外面的“大袄”，在并非正式的场合，宽了衣，便露出“中袄”。
“中袄”里面有紧窄合身的“小袄”，上床也不脱去，多半是娇媚的，桃红或水红。
三件袄子之上又加着“云肩背心”，黑缎宽镶，盘着大云头。
削肩，细腰，平胸，薄而小的标准美女在这一层层衣衫的重压下失踪了。
她的本身是不存在的，不过是一个衣架子罢了。
中国人不赞成太触目的女人。
历史上记载的耸人听闻的美德——譬如说，一只胳膊被陌生男子拉了一把，便将它砍掉——虽然博得普通的赞叹，知识阶级对之总隐隐地觉得有点遗憾，因为一个女人不该吸引过度的注意；任是铁铮铮的名字，挂在千万人的嘴唇上，也在呼吸的水蒸气里生了锈。
女人要想出众一点，连这样堂而皇之的途径都有人反对，何况奇装异服，自然那更是伤风败俗了。
出门时裤子上罩的裙子，其规律化更为彻底。
通常都是黑色，逢着喜度年节，太太穿红的，姨太太穿粉红。
寡妇系黑裙，可是丈夫过世多年之后，如有公婆在堂，她可以穿湖色或雪青。
裙上的细褶是女人的仪态最严格的试验。
家教好的姑娘，莲步姗姗，百褶裙虽不至于纹丝不动，也只限于最轻微的摇颤。
不惯穿裙的小家碧玉走起路来便予人以惊风骇浪的印象。
更为苛刻的是新娘的红裙，裙腰垂下一条条半寸来宽的飘带，带端系着铃。
行动时只许有一点隐约的叮当，像远山上宝塔上的风铃。
晚至一九二○年左右，比较潇洒自由的宽褶裙入时了，这一类的裙子方才完全废除。
穿皮子，更是禁不起一些出入，便被目为暴发户。
皮衣有一定的季节，分门别类，至为详尽。
十月里若是冷得出奇，穿三层皮是可以的，至于穿什么皮，那却要顾到季节而不能顾到天气了。
初冬穿“小毛”，如青种羊，紫羔，珠羔；然后穿“中毛”，如银鼠，灰鼠，灰脊，狐腿，甘肩，倭刀；隆冬穿“大毛”，——白狐，青狐，西狐，玄狐，紫貂。
“有功名”的人方能穿貂。
中下等阶级的人以前比现在富裕得多，大都有一件金银嵌或羊皮袍子。
姑娘们的“昭君套”为阴森的冬月添上点色彩。
根据历代的图画，昭君出塞所戴的风兜是爱斯基摩式的，简单大方，好莱坞明星仿制者颇多。
中国十九世纪的“昭君套”却是颠狂冶艳的，——一顶瓜皮帽，帽檐围上一圈皮，帽顶缀着极大的红绒球，脑后垂着两根粉红缎带，带端缀着一对金印，动辄相击作声。
对于细节的过份的注意。
为这一时期的服装的要点。
现代西方的时装，不必要的点缀品未尝不花样多端，但是都有个目的——把眼睛的蓝色发扬光大起来，补助不发达的胸部，使人看上去高些或矮些，集中注意力在腰肢上，消灭臀部过度的曲线……古中国衣衫上的点缀品却是完全无意义的。
若说它是纯粹装饰性质的罢，为什么连鞋底上也满布着繁缛的图案呢
鞋的本身就很少在人前露脸的机会，别说鞋底了，高底的边缘也充塞着密密的花纹。
袄子有“三镶三滚”，“五镶五滚”，“七镶七滚”之别，镶滚之外，下摆与大襟上还闪烁着水钻盘的梅花，菊花。
袖上另钉着名唤“阑干”的丝质花边，宽约七寸，挖空镂出福寿字样。
这样聚集了无数小小的有趣之点。
这样不停地另生枝节，放恣，不讲理，在不相干的事物上浪费了精力，正是中国有闲阶级一贯的态度。
惟有世界上最清闲的国家里最闲的人，方才能够领略到这些细节的妙处。
制造一百种相仿而不犯重的图案，固然需要艺术与时间；欣赏它，也同样地烦难。
古中国的时装设计家似乎不知道，一个女人到底不是大观园。
太多的堆砌使兴趣不能集中。
我们的时装的历史，一言以蔽之，就是这些点缀品的逐渐减去。
当然事情不是这么简单。
还有腰身大小的交替盈蚀。
第一个严重的变化发生在光绪三十二三年。
铁路已经不那么稀罕了，火车开始在中国人的生活里占一重要位置。
诸大商港的时新款式迅速地传入内地。
衣裤渐渐缩小，“阑干”与阔滚条过了时，单剩下一条极窄的。
扁的是“韭菜边”，圆的是“灯草边”，又称“线香滚”。
在政治动乱与社会不靖的时期——譬如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时髦的衣服永远是紧匝在身上，轻捷利落，容许剧烈的活动。
在十五世纪的意大利，因为衣裤过于紧小，肘弯膝盖，筋骨接榫处非得开缝不可。
中国衣服在革命酝酿期间差一点就胀裂开来了。
“小皇帝”登基的时候，袄子套在人身上像刀鞘。
中国女人的紧身背心的功用实在奇妙——衣服再紧些，衣服底下的肉体也还不是写实派的作风，看上去不大像个女人而像一缕诗魂。
长袄的直线延至膝盖为止，下面虚飘飘垂下两条窄窄的裤管，似脚非脚的金莲抱歉地轻轻踏在地上。
铅笔一般瘦的裤脚妙在给人一种伶仃无告的感觉。
在中国诗里，“可怜”是“可爱”的代名词。
男人向有保护异性的嗜好，而在青黄不接的过渡时代，颠连困苦的生活情形更激动了这种倾向。
宽袍大袖的，端凝的妇女现在发现太福相了是不行的，做个薄命人反倒于她们有利。
那又是一个各趋极端的时代。
政治与家庭制度的缺点突然被揭穿。
年青的知识阶级仇视着传统的一切，甚至于中国的一切。
保守性的方面也因为惊恐的缘故而增强了压力。
神经质的论争无日不进行着，在家庭里，在报纸上，在娱乐场所。
连涂脂抹粉的文明戏演员，姨太太们的理想恋人，也在戏台上向他们的未婚妻借题发挥讨论时事，声泪俱下。
一向心平气和的古国从来没有如此骚动过。
在那歇斯底里的气氛里，“元宝领”这东西产生了——高得与鼻尖平行的硬领，像缅甸的一层层叠至尺来高的金属顶圈一般，逼迫女人们伸长了脖子。
这吓人的衣领与下面的一捻柳腰完全不相称。
头重脚轻，无均衡的性质正象征了那个时代。
民国初建立，有一时期似乎各方面都有浮面的清明气象。
大家都认真相信卢骚的理想化的人权主义。
学生们热诚拥护投票制度，非孝，自由恋爱。
甚至于纯粹的精神恋爱也有人实验过，但似乎不会成功。
时装上也显出空前的天真，轻快，愉悦。
“喇叭管袖子”飘飘欲仙，露出一大截玉腕。
短袄腰部极为紧小。
上层阶级的女人出门系裙，在家里只穿一条齐膝的短裤，丝袜也只到膝为止，裤与袜的交界处偶然也大胆地暴露了膝盖，存心不良的女人往往从袄底垂下挑拨性的长而宽的淡色丝质裤带，带端飘着排穗。
民国初年的时装，大部份的灵感是得自西方的。
衣领减低了不算，甚至被蠲免了的时候也有。
领口挖成圆形，方形，鸡心形，金刚钻形。
白色丝质围巾四季都能用。
白丝袜脚跟上的黑绣花，像虫的行列，蠕蠕爬到腿肚子上。
交际花与妓女常常有戴平光眼镜以为美的。
舶来品不分皂白地被接受，可见一斑。
军阀来来去去，马蹄后飞沙走石，跟着他们自己的官员，政府，法律，跌跌绊绊赶上去的时装，也同样地千变万化。
短袄的下摆忽而圆，忽而尖，忽而六角形。
女人的衣服往常是和珠宝一般，没有年纪的，随时可以变卖，然而在民国的当铺里不复受欢迎了，因为过了时就一文不值。
时装的日新月异并不一定表现活泼的精神与新颖的思想。
恰巧相反。
它可以代表呆滞；由于其他活动范围内的失败，所有的创造力都流入衣服的区域里去。
在政治混乱期间，人们没有能力改良他们的生活情形。
他们只能够创造他们贴身的环境——那就是衣服。
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
一九二一年，女人穿上了长袍。
发源于满洲的旗装自从旗人入关之后一直是与中土的服装并行着的，各不相犯。
旗下的妇女嫌她们的旗袍缺乏女性美，也想改穿较妩媚的袄裤，然而皇帝下诏，严厉禁止了。
五族共和之后，全国妇女突然一致采用旗袍，倒不是为了效忠于满清，提倡复辟运动，而是因为女子蓄意要模仿男子。
在中国，自古以来女人的代名词是“三绺梳头，两截穿衣。
”一截穿衣与两截穿衣是很细微的区别，似乎没有什么不公平之处，可是一九二○年的女人很容易地就多了心。
她们初受西方文化的薰陶，醉心于男女平权之说，可是四周的实际情形与理想相差太远了，羞愤之下，她们排斥女性化的一切，恨不得将女人的根性斩尽杀绝。
因此初兴的旗袍是严冷方正的，具有清教徒的风格。
政治上，对内对外陆续发生的不幸事件使民众灰了心。
青年人的理想总有支持不了的一天。
时装开始紧缩。
喇叭管袖子收小了。
一九三○年，袖长及肘，衣领又高了起来。
往年的元宝领的优点在它的适宜的角度，斜斜地切过两腮，不是瓜子脸也变了瓜子脸，这一次的高领却是圆筒式的，紧抵着下颔，肌肉尚未松弛的姑娘们也生了双下巴。
这种衣领根本不可恕。
可是它象征了十年前那种理智化的淫逸的空气——直挺挺的衣领远远隔开了女神似的头与下面的丰柔肉身。
这儿有讽刺、有绝望后的狂笑。
当时欧美流行着的双排钮扣的军人式的外套正和中国人凄厉的心情一拍即合。
然而恪守中庸之道的中国女人在那雄赳赳的大衣底下穿着拂地的丝绒长袍，袍叉开到大腿上，露出同样质料的长裤子，裤脚上闪着银色花边。
衣服的主人翁也是这样的奇异的配搭，表面上无不激烈地唱高调，骨子里还是唯物主义者。
近年来最重要的变化是衣袖的废除。
（那似乎是极其艰难危险的工作，小心翼翼地，费了二十年的工夫方才完全剪去。
）同时衣领矮了，袍身短了，装饰性质的镶滚也免了，改用盘花钮扣来代替，不久连钮扣也被捐弃了，改用揿钮。
总之，这笔账完全是减法——所有的点缀品，无论有用没用，一概剔去。
剩下的只有一件紧身背心，露出颈项，两臂与小腿。
现在要紧的是人，旗袍的作用不外乎烘云托月忠实地将人体轮廓曲曲勾出。
革命前的装束却反之，人属次要，单只注重诗意的线条，于是女人的体格公式化，不脱衣服不知道她与她有什么不同。
我们的时装不是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实业，不比在巴黎，几个规模宏大的时装公司如Lelong’s，Schiaparelli’s，垄断一切，影响及整个白种人的世界。
我们的裁缝却是没主张的。
公众的幻想往往不谋而合，产生一种不可思议的洪流。
裁缝只有追随的份儿。
因为这缘故，中国的时装更可以作民意的代表。
究竟谁是时装的首创者，很难证明，因为中国人素不尊重版权，而且作者也不甚介意，既然抄袭是最隆重的赞美。
最近入时的半长不短的袖子，又称“四分之三袖”，上海人便说是香港发起的，而香港人又说是由上海传来的，互相推诿，不敢负责。
一双袖子翩翩归来，预兆形式主义的复兴。
最新的发展是向传统的一方面走，细节虽不能恢复，轮廓却可尽量引用，用得活泛，一样能够适应现代环境的需要。
旗袍的大襟采取围裙式，就是个好例子，很有点“三日入厨下”的风情，耐人寻味。
男装的近代史较为平淡。
只有一个极短的时期，民国四年至八九年，男人的衣服也讲究花哨，滚上多道的如意头，而且男女的衣料可以通用，然而生当其时的人都认为是天下大乱的怪现状之一。
目前中国人的西装，固然是谨严而黯淡，遵守西洋绅士的成规，即是中装也长年地在灰色，咖啡色，深青里面打滚，质地与图案也极单调。
男子的生活比女子自由得多，然而单凭这一件不自由，我就不愿意做一个男子。
衣服似乎是不足挂齿的小事。
刘备说过这样的话：“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
”可是如果女人能够做到“丈夫如衣服”的地步，就很不容易。
有个西方作家（是萧伯纳么
）曾经抱怨过，多数女人选择丈夫远不及选择帽子一般的聚精会神，慎重考虑。
再没有心肝的女子说起她“去年那件织锦缎夹袍”的时候，也是一往情深的。
直到十八世纪为止，中外的男子尚有穿红着绿的权利。
男子服色的限制是现代文明的特征。
不论这在心理上有没有不健康的影响，至少这是不必要的压抑。
文明社会的集团生活里，必要的压抑有许多种，似乎小节上应当放纵些，作为补偿。
有这么一种议论，说男性如果对于衣着感到兴趣些，也许他们会安分一点，不至于千方百计争取社会的注意与赞美，为了造就一己的声望，不惜祸国殃民。
若说只消将男人打扮得花红柳绿的，天下就太平了，那当然是笑话。
大红蟒衣里面戴着绣花肚兜的官员，照样会淆乱朝纲。
但是预言家威尔斯的合理化的乌托邦里面的男女公民一律穿着最鲜艳的薄膜质的衣裤，斗篷，这倒也值得做我们参考的资料。
因为习惯上的关系，男子打扮得略略不中程式，的确看着不顺眼，中装上加大衣，就是一个例子，不如另加上一件棉袍或皮袍来得妥当，便臃肿些也不妨。
有一次我在电车上看见一个年青人，也许是学生，也许是店伙，用米色绿方格的兔子呢制了太紧的袍，脚上穿着女式红绿条纹短袜，嘴里衔着别致的描花假象牙烟斗，烟斗里并没有烟。
他吮了一会，拿下来把它一截截拆开了，又装上去，再送到嘴里去吮，面上颇有得色。
乍看觉得可笑，然而为什么不呢，如果他喜欢
…… 秋凉的薄暮，小菜场上收了摊子，满地的鱼腥和青白色的芦粟的皮与渣。
一个小孩骑了自行车冲过来，卖弄本领，大叫一声，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
在这一刹那，满街的人都充满了不可理喻的景仰之心。
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罢
中国传统文化逐渐流失原因
距离我昔年，观读《更衣记》时候已经数年，在这愿意浅谈一下我的感语。
首先要重申:对于张爱玲先生非常敬重与欣赏
她是我的思想奠基人之一。
对于爱玲的散文，我感觉内涵不仅丰富，更能让我们领略到既传统又不失时代前沿风韵。
总像一个捏在手中的拳头那么真实有力，从不像有些作者写些虚套空幻的东西博你眼球。
爱玲深晓民族文化，加上思想受到国外前沿文化的启迪，思想与认知皆不同于寻常女子。
同时她善于在阅读过的西方文学中汲取幽默的论事格调。
使得张爱玲的很多话语被人津津称道。
《更衣记》中首先由晒衣服，逐次引出中国女性的服饰文化。
分别从自满人入关近300年没太多变化的大袄谈起，言道这时女人们基本一代一代人穿着是一沉不变的。
加上清代统治者不赞成女人服饰太招人眼目，流行着的不过就是衫裤，大袄，对此似乎没有太多什么称道的。
无非正室小老婆，还有寡妇着衣的颜色等封建礼数上的差别。
当然爱玲的寓意更岂是那么简单的
她把这个时期的女性论述为可怜”是“可爱”的代名词。
鄙视男子对异性的保护嗜好，导致清代时期的女性受其礼教束缚认为做个薄命的人于她们有利，在走极端的时代将政治与家庭制度的缺点直接揭穿披露。
直到清亡民国时期，受到欧美等西方文化的影响，年轻的知识阶级仇视着传统的一切，甚至于中国的一切。
其实是满清所塑造的保守性压制导致人们到了惊恐与压力。
以下是一段爱玲对清亡后的服饰革新进步的生动描写：民国初建立后，有一时期似乎各方面都有浮面的清明气象。
大家都认真相信卢骚的理想化的人权主义。
学生们热诚拥护投票制度，非孝，自由恋爱。
甚至于纯粹的精神恋爱也有人实验过，但似乎不会成功。
时装上也显出空前的天真，轻快，愉悦。
“喇叭管袖子”飘飘欲仙，露出一大截玉腕。
短袄腰部极为紧小。
上层阶级的女人出门系裙，在家里只穿一条齐膝的短裤，丝袜也只到膝为止，裤与袜的交界处偶然也大胆地暴露了膝盖，存心不良的女人往往从袄底垂下挑拨性的长而宽的淡色丝质的裤带，带端飘着排穗。
民国初年的时装，大部分的灵感是得自西方的。
衣领减低了不算，甚至被蠲免了的时候也有。
领口挖成圆形，方形，鸡心形，金刚钻形。
白色丝质围巾四季都能用。
白丝袜脚跟上的黑绣花，象虫的行列，蠕蠕爬到腿肚子上。
交际花与妓女常常有戴平光眼镜以为美的。
舶来品不分皂白地被接受，可见一斑。
军阀来来去去，马蹄后飞沙走石，跟着他们自己的官员，政府，法律，跌跌绊绊赶上去的时装，也同样的千变万化。
短袄的下摆忽而圆，忽而尖，忽而六角形。
女人的衣服往常是和珠宝一般，没有年纪的，随时可以变卖，然而在民国的当铺里不复受欢迎了，因为过了时就一文不值。
由这段描写我们看得出，爱玲对清结束后的服饰革新一下子有了百花齐放的空前勃发。
对于大部分女性意味这不仅是服饰的革新，更是中国女性人权与思想个性的跨越式进步，哪怕是负面的也是多彩而富有生机的。
但笔者（爱玲）思想恰恰是：时装的日新月异并不一定表现活泼的精神与新颖的思想。
恰巧相反。
它可以代表呆滞；由于其他活动范围内的失败，所有的创造力都流入衣服的区域里去。
在当时军阀混战政治动荡的时期，人们没有能力改良他们的生活情形。
她们只能够创造他们贴身的环境——衣服。
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
由此，我们看的出，爱玲不仅仅是深蕴服饰文化变革与精通款式特点的人，更是一个了不起的思想者。
她还喜欢用一些诗句、俗语、谚语去论述服饰和生活之间的联系，令高明的读着不仅感到毫无阻滞。
而且还领略到爱玲具有的独特、敏锐的感性观察力，以及独特、清醒的理性。
要知道一般的女性，多数是难以拥有这般心境的。
而《更衣记》使她的散文潜藏的智慧在文字中凝聚，也许是爱玲对世间人和事看得太透彻，她总能为我们开拓出一片思想的空间。
但这只是爱玲知性与沉思的特质下无意中显露的思想光芒。
《更衣记》令我看到爱玲对服饰的存在形态上有着深邃研究和哲学思考，更被她赋予我们的那已不再是简单情感的震撼，而是理智的启迪与显露出其哲理深度的警醒和启示。
（上述基本就是我对爱玲《更衣记》的全部感触与认识~）
虹桥的地名来源谢了
虹桥座山海相依的千年古镇，一颗秉钟灵毓秀之气而东海明珠。
地处国家级风景区北雁荡山南麓，东濒乐清湾深水良港，南接甬台温高速公路，西南距温州机场60公里。
全镇面积57平方公里，辖6个办事处，59个行政村，8个居民区，总人口98700人。
虹桥镇是“温州模式”的发祥地之一，以“敢为天下先”闻名四方。
改革开放以来，勤劳殷实、能商惠工的虹桥人抓住机遇，开拓进取，率先进行市场取向改革，率先发展家庭工业、专业市场和个体私营经济，率先进行以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为重点的企业制度创新，形成了以民营经济为主体、股份合作制为特色、商品市场为依托的多元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中率先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区域经济发展路子。
几年来，在全镇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国民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得到全面发展，2003年全镇工农业总产值70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630元，财政税收收入2.5亿元，外贸出口总额9.2亿元，国民经济综合实力位居浙江省百强乡镇第36位，温州市30强镇第6位，是省中心镇，温州市现代化示范试点、文明城镇、教育强镇。
虹桥镇现有工业企业2000余家（其中股份制企业431家），工业门类齐全，除拥有电子、塑料、机械、食品、仪表、服装等六大主导工业外，近年来又出现了摩托车整机、节日灯、衡器、汽配等新兴产业，2003年工业总产值69亿元。
电子元件为支柱行业，占工业总产值的50%以上，是全国的“电子元器件生产基地”。
虹桥镇现有城东、城南、西城和仙洋、溪西五个工业园区，占地46万平方米，这五个工业园区已成为设备齐全、服务配套、管理有序的经济增长功能区。
虹桥境内平畴沃野，水网交错，素有“浙南粮仓”之称。
以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目标的效益农业得到大力发展，蔬菜、水果、花卉等特色农业在农业产值中的比例已经达到40%。
农业现代化示范园区和粮食自给工程列入省建设项目。
科技兴农战略的实施和规模经营的发展，使农业经济效益大大提高。
粮食市场化和农业产业化步伐加快，培育了一批农业龙头企业和农产品生产基地，虹丰粮油集团公司被列入国家农业产业化重点企业之一。
村集体经济不断壮大，东街村被评为浙江省奔小康示范村，上陶村等10个村进入乐清50强村前列。
虹桥镇现拥有18个专业市场，贸易触角遍及全省各地。
近几年注重“名牌”市场的培育和发展，形成了虹桥商贸城、综合市场、木材市场、农贸市场等专业市场，集市贸易成交额22亿元，资金技术市场、邮政通讯、房地产、交通运输、金融保险业进一步发展。
作为温州市城市化试点镇，坚持以改革为动力，以科学规划为龙头，以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基础设施日臻完善，城市框架不断拉大，现全镇已构成一幅三环二纵一国道的立体交通图。
科学、教育、文化、体育、卫生等事业也有了新的发展，体育活动走向社会化，被国家体委授予“全国亿万农民健身活动先进乡镇”称号。
近几年，我镇以文明镇创建作为抓好各项工作的总的载体和抓手，围绕建设现代化小城市总目标，南进北扩、东拓西展，依托港口、工贸并举，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加快发展，实施“五大战略”和“一场二线三环四区”工程，不断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切实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引导到实现产业现代化、城市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上来，真正把虹桥建设成为一个以工业为主导、商贸为特色、港口为依托的现代化小城市。
文物古迹：第一节 文物一.《倪氏宗谱序》 盖闻分族别氏，必有所自始，倪氏之初子姓系宋微子后，华督之难，有出亡东海，倪郡者，改姓为倪。
西汉孝武时，宽公为汉内史，其子升公，授予武威郡守，历官至按察使。
因霍光废立弃官不仕，宦居闽之阙下，数传至励公，徙居莆田五季。
唐应顺（一谱作应德）间，盐铁使大夫名勋者佐吴越王煮海（一谱作大冶）铸钱以赡国用，兼浙江路安抚司马床典义，不同朝列，遂同弟节度使照迁尉焘，罢兵归里会至东瓯郡，乘航遇风不得渡。
夫人陈氏曰：此之南塘。
越八世，左司郎中讳涛公，上疏被谪，同家君上舍生勘于绍兴乙卯，复迁乐之玉环。
安居乐业，脱略形骸，率诸孙辈优游泉石，箕居松阴，骚人墨客，杖履追随，飘飘乎与世无求，殆尘寰中瑶岛矣。
翁一日慨然曰：吾祖自东海宦游阙下诸处，今与尔辈复来兹土，山川秀丽，风土绵密，他日子孙必有门闾者，但源流遐远，迁徙不一，诚恐数传而后有莫知口口耳。
余当纂礤谱系俾后人，知所自出水木本源，愈远愈昭，无如鳌定之年忽焉。
谢世时绍兴甲子八月十五日也，遗命家君以终其志。
是岁冬说罢成，乞序于余，余闻玉环之岛，山海名区。
公之高，于此得所居矣，纂绪。
阐美以光前，贻规以则后，正未可胜道也，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
公乔梓之谓乎
遂书之，以弁其首，时绍兴甲子年黄锺月家眷太学生王十朋龟龄氏拜撰。
二.圣旨 明朝成化十一年（1475），宪宗朱见深发给左军都督府经历司都事陈以性的圣旨。
圣旨书于黄绫，长170厘米，宽40厘米。
右方有“奉天敕命”4字特织篆体字，左方有存根合同玺印，全文用行楷书写。
其文曰： 奉天承运 皇帝敕曰：朝廷推恩下而必及其亲者，所以重本而劝孝也，而何间于存没哉。
左军都督府戏历司都事陈以性父公略庆锺，厥子禄不遗养，揆其所有恤典宜申，兹特赠为宣义郎左军督府经历司都事。
冥灵不昧，服此沐光。
欶曰：朕惟群臣之才者，固本于父训，亦必资母德焉，存有褒恩没氏，善著闺门，训成其子，虽禄养勿逮，而恩所宜加，兹特赠为孺人，尚克歆承，永贲幽壤。
…… 成化十一年九月初八日 赍赠第二节 古迹一.文昌阁 文昌阁位于东干河（文星街20号对面）的河心，嘉庆二十年（1815）为庠生倪晚国，国学生瞿加赐倡建。
台基高与街齐，宽约12米，长约18米，有前坦5米，后坦3米。
阁西面行船，阁东面有拱形小石桥飞架文星街。
文昌阁原是一座宫殿式三间两层飞檐建筑，四面回廊，上层塑有文昌帝君，魁星。
这是虹桥文人活动聚会的地方。
阁前后两坦各种有树花草，中老年人爱在此处垂钓遣兴。
民国时期曾一度在此设虹桥商会，电话局。
解放初曾设消费合作社，文化站，1953年冬兴修水利，文昌阁被拆除。
二.红巾宫 瞿振汉率领红巾军起义的旧址，于东街101号瞿氏祠堂。
现门口青石的横额上刻有周丕振所书“红巾军起义旧址”七个大字，两边对联云：“振汉扬威龙腾虎跃，红巾举义地动山摇”。
是乐清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三.接待寺 据明永乐《乐清县志》载：“宋绍兴年间，承议刘涛，以新市旧驿废自捐已财，建屋五十余间，以舍云水，后废”。
这就是建于虹桥镇镇武后巷的接待寺旧址。
四.六也堂 在镇西隘门桥西端，始建于南宋嘉熙二年（1238），后遭火灾。
明永乐二年（1404），陈廷南再建。
弘治九年进士，江西吉安知府，瑶岙朱谏经其地，谓有六胜：高也，明也，博也，厚也，悠也，久也。
故名“六也堂”。
万历四年（1576）重修。
清道光八年（1825）重建。
民国21年（1932）又重建。
1985年扩建重修。
五.忠勇祠 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倭寇又犯境，虹桥镇乡勇倪斐，倪室，倪戌等15人在搞倭中战死。
次年，乐清县署拨款建忠勇祠，知县俞文荣撰碑文曰：“余适下车，辄倭夷之变，时之奋勇御敌者，在官则有秦煌，魏履谦;在士则有邬世显，连应明，皆先后遇害。
当事亲为祭，揭之旌善亭，非滥赏也。
续后蛮寇四出，邑遭其毒乡民倪斐，倪室，倪戌等率族属与战于虹桥之野，死者十有五人，余甚义之。
屈平作离骚，国殇，列入祀典，为遵斯义，建祠于其乡，岁时祭享，以慰幽魂
噫
此虽草野之编氓乎，实则朝庭之义士也。
用旌其善使人有所感发，以克臻于郅隆之世或其庶几焉。
”故址在现新市街虹桥旅馆边。
六.文星桥石碑 嘉庆二十年（1815），监生陈立凤，庠生吴应峨，倪国庆等为首倡捐，建文星桥，并于畔立石碑纪念。
此碑现存东街金孝斌处。
风情民俗： 第一节 时令节候 春节：正月初一过新年，开门放爆竹。
俗称“开门炮”。
吃年糕“年年高”。
夜间放“关门炮”。
正月初二开始访亲友，拜新年，待客以糕，肉，面，俗称“三碗头”。
正月初八开市做生意。
元宵灯会：正月初十出龙，灯会开始。
龙灯过处，摆香案迎接;娶媳妇，头生男，建新房人家要献红包（吉利钱），给龙灯披红。
正月十五元宵，家家挂彩灯，吃汤圆，广胤宫里摆饰“排殿”。
十六夜盘（滚）龙，“打火刀”。
二十日夜，龙游田垟求丰收。
是夜，灯会达到顶峰：扎肉灯，走马灯，兽灯，鱼灯，加上高跷，抬阁，扮戏等纷纷上街，观者人山人海，全镇沸腾，深夜方散。
立春迎春：“烧春柴”鸣喜炮，念祝祠;“燂春燂到镬灶头，燠鱼燠肉煎胶冻”，“燂春燂到猪栏间，奍猪头头大如山”，“燂春燂到眠床边，夫妻和睦子孙贤。
” 清明：清明节，扫墓祭祖先，家家蒸食“清明馅。
” 端午节：吃米粽，纪念屈原。
喝雄黄酒，门口挂“菖蒲剑”，屋角撒石灰，喷雄黄酒，驱邪。
七夕：农历七月初七夜，传说牛郞织女鹊桥相公。
民间吃巧食，盼小孩更灵巧，亲友互赠“巧人”。
七月半：烧纸钱，祭祖先，放河灯，送河神，度“水鬼”。
八月初三：祭灶神，吃糖馒头。
中秋节：赏月。
亲友互赠月饼。
合家吃团圆酒。
老人给小孩讲嫦娥奔月，吴刚伐桂的神话故事。
冬至：给祖坟加土。
在家中“酣先”，吃“冬节圆”。
农历十二月廿四掸尘，家家大扫除。
除夕：农历十二月三十夜，合家团聚吃“分岁酒”，长辈给儿孙分“压岁钱”。
家家户户贴春联。
长夜点灯“照岁”，灶里不熄埋树头“压红”。
第二节 婚事 旧社会，男婚女嫁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约束。
男女的时辰八字有无相冲相克，是否门当户对。
男女双方父母同意后，要经过“小定”，“大定”，然后“送吉日”等程序。
男方得按女方礼单所列“定头银”多寡和门第状况而定。
迎亲花轿有“两人扛”，“四夫轿”，“八角灯轿”等，续弦新娘，只能用“蓝轿兜”迎娶。
婚礼仪式：媒娘扶新娘出轿，新郎长袍马褂礼帽，新娘凤冠霞帔绣花袄。
夫妻先拜天地，再拜双亲，而后夫妻对拜后，进入洞房。
喜筳开始：娘舅坐头位。
筵席标准八盘八碗。
席间新郎，新娘敬酒。
席散后，新人入洞房，“坐床杠”吃汤圆，喝交杯酒，宾客闹洞房，深夜方散。
民国时期，有的实行文明结婚，男穿西装，女着旗袍，婚事较简。
解放后，男婚女嫁，开始不再受父母之命，门第高低的束缚，逐渐向自由恋爱而结婚发展。
双方向政府部门登记，领取结婚证后结婚。
八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一方面提倡婚事从简，新事新办;另一方面，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超前消费抬头，婚事奢办，铺张浪费严重，新娘珠光宝气，新郎西装革履，大办筵席。
未婚先孕也屡见不鲜。
第三节 丧事 病人弥留之时，家人团坐床边守候“送终”。
死后“前三后四”洗澡，而后穿寿衣，上灵床“小殓”;择日落棺“大殓”。
然后择日出殡，给送殡者分“孝帽”，“孝头布”，家中立“孝堂”，请和尚诵经或请道士拜谶放焰口。
七七四十九天“满七”，撤“孝堂”，礼成。
这是旧俗。
解放后，丧事一度从简，只送花圈，给送殡者分白纸花，开追悼会。
八十年代，丧事出现反常现象，花圈越送越大，越多;有的送被单，被面，甚至毛毯，踏花被。
一路烟花炮竹震耳俗聋，中西乐队吹奏。
给送殡者分发白毛巾，香皂，然后大摆筵席，铺张浪费之极。
政府对此来回限制和教育，后期稍有收敛。
坟墓，历来有“稻升坟”和“椅子坟”两种。
随丰工民生活的提高，“稻升坟”已成历史陈迹，“椅子坟”越造越讲究。
1987年10月，政府提倡墓葬改革，倡导火葬或建造公墓。
1988年，七村在杨湾山建成200穴公墓。
各村公墓也在筹建。
第四节 迎龙 明，清时期虹桥就有“迎龙”活动。
民国开始，每年农历正月初十至二十日，举行以“迎龙”为主的元宵灯会。
正月初十出龙于鳌头庙;十四日游龙入仙垟，邵东吕一带;十五，十六日虹桥龙与东垟龙在栏杆桥边盘龙基地上滚龙;十九日迎“周宣灵王”;二十日迎白鹤大帝，是夜龙游田垟，“保五谷丰登”，后火化“龙骨”。
在此期间，挨家挨户“迎龙”。
主事向喜庆人家(指建房，结婚，生男孩)，发“龙贴”，要以酒食相待，并为龙披“红”。
迎龙队伍表演滚龙，配以锣鼓，并有一人领唱吉祥颂词，谓之“参龙”。
参龙内容：一唱香案上的摆设;二唱神灵保佑;二唱摆香案家的实人实事。
贺词带有迷信色彩,随机应变多和典故及千家诗诗句。
虹桥镇有两处龙灯：一叫虹桥龙，由姜，邵，陆，瞿，倪五姓轮流主持，以跑龙游龙为主。
一叫东垟，以滚龙，盘龙为主。
两条都是布龙。
迎龙壮士穿对襟衫，着灯笼裤，头包结，腰束带。
龙架木骨篾身。
共十八节，龙头大如细面箩，装饰华丽而威武，龙角高耸，龙鼻翘天，龙嘴含珠，龙眼鼓突，龙须飘拂。
两肋及颈部都用刻纸花纹镂空，里外三层，有花鸟虫鱼，有人物屋宇，造型独特，集工艺美术于一身。
龙头连颈部长约2.5米，龙身每节长1.5米，直径50厘米。
中空点灯，节距约2灶许，节下有长柄把。
自龙头至龙尾，绘有龙鳞的长布联起。
游龙时，以龙珠为前导，还有两人手持竹竿高举一对灯笼领先。
跑龙时，龙队跑得笔直;滚龙时，龙头忽上饭下，饭左饭右，龙身龙尾，随着上下，忽徐忽疾，忽高忽低，千姿百态。
1955年，虹桥镇举办物资交流大会时，仍有丰富多采的迎龙，盘龙活动，简化了烦琐形式，去掉迷信色彩，发扬了传统文化。
第五节 迎灯 每年农历正月十五上灯，二十落灯。
这六天中，家家户户，张灯结彩，迎亲会友。
灯会的花灯由各商店制扎，各户也有准备。
灯的种类繁多，有鱼灯，虾灯，蟹灯，蚌灯，兔灯，猴灯，水果灯，百花灯，走马灯，齐天大圣耍棍灯等，每次迎灯队伍有三，四百人。
迎灯队中常有戏出队，抬阁队等参加： 一，戏出队。
队前有1人舞火球，接着是开路神，以下是：“十二花神”，由棉花店的12个儿童扮演;“五鬼”，由香烛店扮演;“招财爷”，由南货店扮演;“四金魁”由布店扮演;“元帅”，由肉店扮演;“彩女”10余人由裁缝店扮演;“皂隶”10余人，由饭店扮演:“抬火炮”，由镬炉业扮演;“两仙童”，由颜料店扮演;“卖油郎”，由油坊扮演:“偷私赶船”，由鸬鹚户扮演;“警察”，由造纸蓬业扮演，还有“老鼠嫁囡”等戏出组成。
扮戏出人物，穿各类服装，画各类脸谱。
他们边游行，边演边唱，逗起观众的阵阵笑声与喝采声。
二，扎肉灯队。
由所谓向神许愿的“罪犯”（因求神病愈）扮演，20-40人组成。
成演者穿戴武士服饰，左右两手内关上方各“挂”灯一盏，灯架下垂50厘米，系锡盆，盆中点灯，灯架上有钩，扎入皮肉内，故称扎肉灯。
两手用木架支撑，左右平伸，稳步前行。
三，高跷队。
15至30人。
表演者化装成戏中角色，两腿捆绑在三尺以上的高跷上，边走边表演，同时伴有鼓乐演奏。
四，抬阁队。
由四五个“抬阁”组成。
阁呈方形，似大台桌，中间竖一铁柱。
绑有横档，铁环，选胆大身健儿童扮成戏中角色。
每一“抬阁”一出戏，如“八仙过海”，“大闹天宫”，“天女散花”“观音送子”等由8人抬着穿街游行。
锣鼓喧天，煤汽灯，火把照耀如同白昼。
此为迎灯队中的精彩节目，所到之处，人头攒动，欢声阵阵。
1985年正月十五至二直一日，虹桥镇政府主办了规模盛大的元宵灯会和体育活动，历时7天，白天举行篮球赛，象棋赛，气枪射击等，晚上举办灯会。
镇上有80多个单位参加迎灯，有老虎灯，巨龙灯，孙悟空舞金箍棒灯， 麒麟灯，走马灯，莲花灯，鲤鱼灯，百鸟灯，还有大型的卫星和火箭彩灯， 节目形式多样，有龙舟，狮子滚球，巨龙迎春等，还有新疆舞，春天在哪里，花果山，要蘑菇，仙女散花，七品芝麻官，断桥，梁祝，关公送嫂，八仙部，竞技等20多出戏与舞蹈。
迎灯队伍有五千多人，彩灯1500多盏，大型彩车5辆，彩船5艘。
正月十九日灯会达到了高潮，面筒礼花装点夜空;虹河两岸，灯火辉煌，人山人海。
这次闹元宵观众达四十万人次。
第六节 其他习俗 建房：旧时建房要请阴阳先生择基定向，选日破土动工，木工师傅和泥水师傅在动工，切木，上梁，砌灶，造仓，安装大门时均须送“利市钱”，或设酒席款待。
分家：儿子成家立业，分家自立门户，娘舅是分家的仲裁者。
只分给男的，长子又有优先权。
新灶升火，须从老灶引火种，称“暖灶”。
分家时厨房，餐室用具如菜柜，桌凳等一般由媳妇娘家赠送。
迁居：搬入新居，给新邻居分送汤圆，以示“结缘”并置酒席招待亲友，以示庆喜。
做寿：老人年满六十，七十……，逢诞生之日，晚辈送寿面，寿桃，寿糕，祝老人长寿。
老人招待吃寿面，寿酒。
过生日：八十年代新兴的礼仪，小孩或青年人在每年生日，邀请好友，摆上生日蛋糕，点燃生日蜡烛，共同庆贺。
求雨：久睛无雨，河水枯竭，禾苗萎黄，农民心急如焚，无力胜天，只得向“龙王”求雨。
兴师动众，祈求甘霖。
1970年，淡溪水库蓄水，抗旱能力提高到80多天，求龙王降雨的旧俗，已成历史陈迹。
屈原真的是同性恋吗
可能是，以下事例验证：1944年，专家孙在《中央日报》发章《屈原是文学弄臣的发疑》，指出“屈原为同性恋者”，这引起一片哗然，并且遭到了很多人的质疑。
当时，朱自清就很认同孙次舟的观点，并请著名的楚辞专家闻一多参与讨论，第二年，闻一多先生发表了《屈原问题》，肯定了孙次舟先生的研究是重大发现，闻一多说：“孙次舟以屈原为弄臣，是完全正确地指出了一桩历史事实”。
闻一多先生进一步阐明了”短袖“说的文化意义，在科举尚未施行的战国时代，文学家没有独立的社会地位和生存条件，他们只有依附于当时的国君与贵族才能生存，即成为“文学弄臣”。
他们还分析出，从屈原写的《离骚》《九歌》《远游》《卜居》《渔父》等诗歌中都能够感觉到他与楚怀王的爱情由亲忠到疏远的过程。
这就是到目前为止屈原同性恋者身份最大的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