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外国人会误以为中国军事实力很强大
学语言，特别是想说得好普通话，没有捷径，就是多说多练，有个不是办法的办法，说普通话最标准的是新闻联播，所以每天七点开始，打开电视，跟着新闻联播的播音员说话，他说一句，自己就跟一句，只要持之以恒，坚持几个月，一定会有显著的进步，试试看吧。
为什么外国人名字是名在前，姓在后和中国相反
外国人的姓与名有人曾经这样说：对于一个人来说，世界上的文字和声音，再也没有比他的姓名更重要、更亲切、更悦耳了。
因此，要想搞好人际关系，迅速而准确地叫出周围人的名字，是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这个说法有道理，因为一个人的名字马上被人叫出或者写出来，意味着自己的存在得到承认，个人得到关照自然是很高兴的。
但是，由于文化传统各异，世界各国、各民族姓名的叫法各有规律，如果弄错，误叫或者误写别人的姓名，往往会闹出笑话，甚至引起被称呼者的反感。
比如，我们的近邻缅甸人是有名无姓的。
我们在报纸上常见到缅甸人名前冠以“吴”或“杜”字，这不是姓，而是一种尊称，意为“先生”和“女士”。
假如我们也按照一般惯例，称这些人为吴先生或杜女士，岂不闹出笑话!除了缅甸之外，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人是既有名也有姓的。
在排列顺序上，多数国家名在前，姓在后，只有中国(主要民族)、日本、朝鲜、越南、柬埔寨、蒙古和匈牙利等国的人姓在前名在后。
姓，一般只有一个字或一个词，但也有些民族习惯用复姓。
比如西班牙人，他们的姓由父亲的姓和母亲的姓两部分组成，整个姓名由三节或四节组成，如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
这里，菲德尔是自己的名，卡斯特罗是父姓，鲁斯是母亲的姓。
中国古代人在名之外，还习惯起个字或号，如李白名白字太白；苏拭字子瞻，号东坡居士。
外国人没这个惯。
但西方一些基督教徒，有请神父给孩子起教名的习惯，而且教名要排在自己起的名之前，如Ed—waId·Adam·Smith(爱德华·亚当·史密斯)，其中的Edward是教名，Adam是本人的名，而Smilh则是继承来的姓了。
在西方一些名门世家，还有沿用父名或父辈的名，然后缀一小字(Junior)的习惯，但在翻译时，要把“小”放在前面，如John·Wilson，JMnior，译为小约翰·威尔逊。
至于现今美国当选总统，原得州州长布什，人们也称为小布什是因为人们对他的尊称，以区别当过总统的父亲老布什。
此外还有在名后加罗马数字的，以此表示与父辈的区别，如George·Bmwn皿，译为乔治·布朗第三。
按照世界大多数国家的习俗，子女一般只继承父姓，女子在结婚后要改从夫姓。
如玛丽布朗小姐与约翰·史密斯先生结婚，姓名就要改为玛丽。
史密斯。
另外，在英、美、俄等国家中，人们在口语中还喜欢叫别人名字的爱称。
世界各民族的人在起名时一般选用褒义词，而且男女用词也有区别，女子名字的读音柔和，用词优雅，具有阴柔美；男子的名字读音铿锵，具有阳刚美。
如日本女子名字中的芳子、美智子、优美子；男子名字中的武夫、重雄、义胜，等等。
我国的维吾尔族同胞和世界上的阿拉伯人多信奉伊斯兰教，他们的名字多使用该教圣人的名字或颂扬先知的字眼。
如穆罕默德和阿L杜拉，前者是伊斯兰教创始人之名，后者是“真主安拉的奴仆”之意，这两个名字在伊斯兰教徒中最为普遍。
按国际社交礼仪，一般的交谈中只称人的姓，如史密斯先生、布朗先生，等等。
但在正式的场合要称呼全称，即称名道姓。
而在关系密切的人中，人们又习惯只称名字。
现在美国人喜欢随便，都愿意被人称名字，即使是老师，也希望学生叫自己的名字。
他们认为这样师生关系更亲切些。
这一点，在中国可不行，我们是个“师道尊严”的国家，美国则是“没大没小”的国家了。
中国的科学家为什么难以取得大成就
中国人比外国人笨吗
第一点需要说明，中国流行一百多年的一种说法：“中国古代有很好的科学传统，到明清后中国科学落后于西方”，是误传。
误传含有善意的原因。
鸦片战争后，中国内忧外患，国人希望中国强大，提出我们“古代行，现代不行”以鼓励自己。
这种的说法传给外国人，特别是由英国的李约瑟再用英文说一遍以后“出口转内销”，对我们的心理有很大的安慰作用。
这是在我国普遍自信比较低的时代诞生的一个迷思。
这一说法违反基本事实。
中国在古代有没有过科学
有，但很弱，而且特别缺乏抽象、系统、深刻的科学，有的主要是比较简单的、接近实用和实用的，如与天文、农业、医学相关的科学。
以古希腊为重要起源的科学，经欧洲传入阿拉伯，再从阿拉伯传回西方，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很长的历史过程，而中国极少参与。
看过欧几里德《几何原本》的，就系统性、深刻性、准确性而言，会感慨两百年前的中国是否达到西方科学两千多年前的程度
中国传统在科学方面不如西方，但我们并非愚蠢的民族，而是我们的智力主要没用于自然科学。
我们的人文，例如中文的诗歌，可能有些人会认为是比英文的诗歌要美很多，包括结构上的巧妙。
在两千多年前、甚至一千年前，很难看出选择科学、还是人文一定会有很大的不同。
最近几百年，人类才认识到自然科学传统的巨大意义。
我们的文化对真理的追求相当弱，对自然的好奇整体上也是相当差。
不仅以前差，现在恐怕还是不能盲目乐观。
对真理和自然的态度成为文化传统的重要短板，今天可能不仅影响我们的科学技术，而且对我们的社会也有影响。
2中国科学发展的历史很短 我们的科学主要是从国外、特别是西方引进，西学东渐最初很慢。
几百年前一般人包括大多数中国人看不到科学的意义。
西方传教士为了传教而用科学技术来向我们展示西方文化，用科学技术作为例子，而中国人还称之为“奇技淫巧”。
当时只有很少数的中国知识分子在翻译西方科学著作的时候，深刻地体会到西方的科学很强，而且远优于我们，但中国人普遍不了解。
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枪炮打开中国大门以后，中国才有共识：我们的科学技术不如人，而科技对国家整体发展很重要。
此后，我们引进科学的速度加快，同时我们国家小学、中学、大学逐渐普遍采用西方模式，替代了中国原来以文科为主的教育。
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学逐渐建立，西方的理科教育引进中国。
理工科大面积引进西方教学的模式和内容。
迄今绝大部分的中小学和大学的理工科教材，以西方科学的体系和成就为内容，教科书以翻译西方的教科书为主，有少数编译在翻译的基础上加入了自己的说法。
偶尔出现过中国写书西方用的情况。
1940年代，北京大学生物系的李景钧教授，用英文撰写《群体遗传学》一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在50年代初，因为李森科主义在中国流行，李景钧被迫离国出走，通过香港转至美国，在美国重新出版了这本书，且再版几次，成为全世界的群体遗传学教科书。
当然，李景钧在北大写书的内容仍为西方科学成果。
1949年以前中国条件很差、科学研究规模小。
我们经常讲西南联大或北平协和医学院，她们确实在一些学科取得了重要成就，程度相当高，有可能清华大学数学系同时拥有陈省身和华罗庚的时候，是迄今为止我国数学离世界数学高峰最近的时候，当然今天中国的数学做得好的人比那时多，但要超过陈省身和华罗庚这样的组合，恐怕今天尚不敢确定，以后应该会出现。
协和医学院在1920、1930年代的医学科学研究做得非常好。
协和医学院是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出资建立，且非教会学校。
建校原则要求研究、教学和医疗服务，三头并进。
这种方针和政策在当时是很独特的。
1920年代的中国，相当多的人饭都吃不饱，协和医学院居然要研究、教学、医疗并重，且研究做得非常好。
我最近看到有一个例子，有一位鲜为人知的微生物学家——谢和平，他在北平做的研究工作、发表的论文数量和质量，在微生物方面，以后几十年协和医学院其他人全部加起来，可能也不如他当时的工作。
国民政府主要在南京成立了中央研究院，蔡元培任院长。
一方面经费有限，另外一方面，中央研究院和北京的北平研究院在建立以后不久，特别是当其房子建好不久，抗战就开始了，投入后得到的回报有限。
当时做科学的人少、规模小，谈不上蓬勃发展。
《知识分子》的新书《辛酸与荣耀—中国科学的诺奖之路》不仅介绍了屠呦呦的工作，还介绍了1940年代从中药获得抗疟化学分子常山碱的先驱科学家张昌绍。
他从西方留学回国后为我国找抗疟药，他和他同代的留学西方回国的科学家从科学研究到人才培养做的工作，为1950年代屠呦呦等大学生做了必要的铺垫。
可惜张昌绍1967年在文革中含冤去世。
1949年以前，除了国家内忧外患、经济情况不能支持大规模的科学技术研究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中国人并不很喜欢自然科学，中国人真正愿意学自然科学的很少。
北京大学生物系在创办的前几年，一共只有三个学生，其中之一是现在中国科学院物理学家郝柏林的父亲郝景盛。
其他学科比生物可能好一些，但好不了很多，学科学的学生人数相当少。
从1949年到也许是2000年左右的50年间，因为不敢做官发财，中国人愿意做自然科学的较多，也许是中国历史上不仅空前、还绝后的对科学兴趣最高的年代。
但是，中国的经济情况并不允许支持大规模的科学研究。
中国科学院多个研究所在19世纪50年代建立，与民国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有承接关系，带动中国科学。
曾定位科学院做研究，高校做教育，出现争议。
热情最高的年代经费局限，两弹一星以及相关的学科得到支持。
在非军事目的的科学方面，投入有限。
生物学方面，1950后期到1960年代中期，胰岛素的工作做得很漂亮。
袁隆平作为个人，在农业研究方面获得突出成就。
袁隆平于1930年出生于协和医院，他的出生证现在还存有，有他的小脚丫，更有趣的是负责的医生是林巧稚，所以袁隆平远非一般人误认为有农民背景，而是民国政府的官二代，他报考重庆的大学也是因为那时重庆是“国统区”。
袁隆平一个人开始做研究，后来才得到支持。
他做科研从1956年开始、研究水稻从1960年开始、杂交水稻是1964年开始。
杂交水稻成功是1974年。
2015年获诺贝尔奖的屠呦呦参加的523计划，早期由当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参加，以后主要直接主持的是军事医学科学院和卫生部为行政主管，协调全国多个单位。
文革期间，以前的留学生很难参与科学研究工作，张昌绍等含冤去世、有一些人被打进牛棚、另一些人靠边站。
屠呦呦这一辈人的老师主要是西方留学生。
屠呦呦和她的课题组在青蒿素方面做得很漂亮，她获诺贝尔奖是当之无愧的。
需要仔细知道可以看我们写的书：《辛酸与荣耀：中国科学的诺奖之路》，是比较客观的有关青蒿素历史的书。
《辛酸和荣耀》介绍了两代科学家的工作，从自杀的科学家，到得诺奖的科学家，这个历程非常令人感怀。
抗疟的523任务并非1970年代唯一的大项目。
比如参与过屠呦呦课题组工作、在屠呦呦以前注意到青蒿的余亚纲，他很快被调离抗疟研究是因为安排他参加支气管炎研究，其目的是为的疾患找到治疗办法。
70年代受文革影响很严重，还有很多人不从事科研工作、上班看报纸，大量才华被浪费。
去世之后，对中国发展有很大的推动。
他支持中国高等教育和科学技术，1970年代中晚期很多年轻人投身科学技术与那时风气分不开。
不过很快大家意识到中国科学技术与西方有很大差别，很多人出国留学。
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虽然中国人对科学感兴趣，但出国造成了中国国内自然科学人才的缺乏，虽然有少部分人回国、还有更少部分人在中国也做了重要工作，但留学对中国国内科学技术在短时间造成的直接问题是负面为主，长期也许还是带来了更多正面。
中国投入自然科学的经费直到90年代都非常有限。
经费的增加主要是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的时候，联合清华大学向国家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也就是所谓“985”计划，而同期中国科学院向国家提出“知识创新计划”，两个计划为高校和科学院带来了新的资源。
但1998年高校和科学院都不清楚支持能持续多久，当时主要目的是救穷救急。
985和知识创新计划到2003年得以延续第二期，大家也看到中国经济的发展会持续，所以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普遍能够真正、而非口头上考虑如何发展科学。
在之前都是某个特殊计划按某个当时的情况投入，而2003年以后大家共同认识到中国可以稳定地发展科学，真正能摆脱当时的问题，用心思来想发展，如果说主要是这十几年，也有一定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