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列诗句中，劝导我们树立社会责任意识的是（ ）①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②横眉冷对千夫指，
十年露，万里它乡遇故知。
和尚洞房夜，监生金榜题名时。
所谓“四喜”，即“久旱逢甘露，它乡遇故知。
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一点没错，每一项都是人们渴望企盼的喜事，前两项关乎生命的每一次惊喜与每一次期盼，而后两项可谓人生境遇，是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命的感动。
那是淳朴的百姓对生活的一种向往，千百年来亘古不变。
但是如果拿到近代，随着科技与文明的发展，所谓“人生四喜”也渐渐褪色。
即便久旱无甘露，人们可以想出更多的方法来实施农业灌溉，退一万步，实在收成欠佳，也不至于挨饿受冻，所以人们对于天气的期盼减少了，也就是对“喜”的期盼减少了。
它乡的故知，针对交通不方便的古代，现代走遍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哪里找不到老乡
哪里找不到故知
加上先进的通讯设备、网络以及极便利的交通，天涯若比邻早已不再是古人吟咏的诗句。
于是它乡偶遇的故知，更不能成为三天睡不着的兴奋，更多时候是相见一笑，擦身而过。
洞房花烛，大多数人还是恪守从一而终，但越来越浮燥的空气早已为花烛蒙上了一层阴影，婚姻更多流于一种形式，或者说不得不去承担的责任。
更有甚者仅仅当作一种游戏，游戏爱情，结婚意味着离婚，离婚意味着下一次结婚，“喜”从何来，真不知道古人看到现在的状况做何感想
总之洞房花烛也远离了“人生四喜”，缥缈无期。
最后是“金榜题名”，这在古代恐怕是所有人的最高理想，哪怕十年寒窗，哪怕白了头发，都要挤这个独木桥，争取搏个功名，衣锦还乡，一旦上榜，那真是老天有眼
再来看现代的高考，考个大学是非常容易的，拿个大学文凭也不难，放眼社会，大学生遍地都是，并不稀罕。
相反，金榜题名带给人的更多的不是喜悦，而是忧愁，每年沉重的学费，对一个普通家庭不得不说是沉重的负担，培养一个大学生顺利读完大学，几乎耗尽家里所有的财力。
更多的是交不起学费的大学生们，他们金榜题名了，不是喜悦，而是悲伤。
于是人生四喜早已不再令人亢奋，令人奔走相告，令人痛哭流涕。
有的只是漠然、冷淡、辛酸与无奈，传承几千年的文化瞬间消失，甚至颠倒过来，磨砺人生
加以调侃，便是纪晓岚的哲学：十年久旱逢甘露，万里它乡遇故知。
和尚洞房花烛夜，监生金榜题名时。
人生中的四喜四悲是什么
人生四大喜：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人生四大悲：少年丧父母，中年丧配偶，老年丧独子，少子无良师。
《神童诗·四喜》，作者汪洙，字德温，北宋晚期人。
汪洙九岁时即赋诗，有“神童”之佳称。
汪洙诗才横溢，他先后写了不少言绝句诗，都是一些便于孩童记诵的短诗。
就有当时的塾师门将汪洙所赋的三十多首五言绝句汇编诠补成集，题为《汪神童诗》。
《神童诗》文词通俗易懂，非常适合儿童记诵，它与《三字经》等同誉为“古今奇书”，成为训蒙儿童的主要教材，流传极广，影响至为深远。
在 宋·洪迈《容斋四笔·得意失意诗》中，又将“寡妇携子悲、将军被敌擒、失宠宫女泪、落第举子心”，总结为四悲，每当人们念及此，不仅黯然伤神，说不出的丧气。
能体现深层社会责任感的诗句或名言
位卑未敢忘忧国； 忧国忧民死不休。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古代诗句中有许多美玉珠矶。
启迪我们要树立社会责任意识的诗句是 [ ] ①先天下之忧而忧，
赏析“贬官文化”出自余秋雨先生《文化苦旅》中《洞庭一角》篇章。
该词也许非余先生首创，但作为中国文化历史的一种特有现象，“贬官文化”倒是很值得研究的。
其价值可以用余先生的一句话来概括：中国文化中极其夺目的一个部位。
“贬官文化”首先与当官入仕有关，因为只有做官才可能受贬。
有趣的是，我们看到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大文人都做官，也几乎都遭贬罢诎。
“贬官文化”的产生似乎是“士”与“仕”撞击的必然结果。
而读雨转来余先生此文还有一层意思就是，为朋友们开启一扇窗，引伸介绍“贬官文化”……临窗读雨花园精灵如歌的行板UID 4650精华 39积分 2835帖子 723威望 2835 点现金 718 花币阅读权限 80注册 2005-4-23来自 星星海状态 离线 #3 大 中 小 使用道具 发表于 2007-5-15 09:31 资料 个人空间 短消息 加为好友延伸阅读：浅析中国古代的“贬官文化”古制中国，宦海沉浮，稍不留意，就要受到被贬的惩罚，而这群被皇帝老儿随意拆卸的玩具中，常常有许多饱读诗书之人。
在有着两千多年封建思想的中国古代社会，文人墨客总是脱不了与政治的干系。
所以当政治一旦与文学挂钩，便衍生出带有中国特色的一系列文化现象。
这其中当属“贬官文化”最为奇特最为有趣
一、何谓“贬官文化”那么什么是“贬官文化”呢
余秋雨先生在《文化苦旅·洞庭一角》中首先提到，他说：“中国文化中极其夺目的一个部位可称之为‘贬官文化’。
随之而来，许多文化遗迹也就是贬官行迹。
贬官失了宠，摔了跤，孤零零的，悲剧意识也就爬上了心头，贬到了外头，这里走走，那里看看，只好与山水亲热。
这样一来，文章有了，诗词也有了，而且往往写的不坏。
过了一个时候，或过了一个朝代，事过境迁，连朝廷也觉得此人不错，恢复了名誉。
于是，人品和文品双全，传之史册，诵之后人。
他们亲热过的山水亭阁，也便成了遗迹。
”那么由此我们可以简单地解释：“贬官文化”就是文人被官场放逐，便寄情于山水，写下了千古名篇。
冷清山水变成名胜古迹，酒后小诗酿成千古佳作。
读书人在那个时代，寒窗苦读数十年，呕心沥血破万卷，为得是什么
为得是在科举考试中破茧而出，赢得个半职，效力于朝廷，为国家为百姓做点有用之事，死后留下芳名，后人也不必恨之入骨地掘坟鞭尸就可以了。
实际从这条入世之道可以看出中国文人的特点。
他们信奉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思想，早已根深蒂固，更何况当时整个封建社会
我一直认为中国古代没有一个真正的隐士，只要他们还心系朝廷并且写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诗句。
那么他们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隐士。
也许有人不同意我的观点，会说，只要是文学大家，寄情山水，安贫乐道，归隐山林，那他还是一位隐士。
如果就这样简单的妄加评论的话，给那些酸腐的文人戴上隐士的帽子的话，那么这就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我为何这样理直气壮，因为我有强有力的证据，那就是——“贬官文化”。
从一种文化现象的角度去深层次挖掘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或者直接地说批判他们的缺憾。
二、举例说明，典型陈述从先秦到明清，文人墨客升官再被贬的例子不胜枚举，但属于“贬官文化”范畴的名家们，可就具有相当的典型性了。
柳宗元的典型性就颇能突出“贬官文化”。
公元805年柳宗元被贬至永州任司马，心情极为抑郁，面对永州那荒凉无人赏识的山水时，柳却把自己的痛苦心情融入其中，化做了美妙绝伦的文章，自然山水对于他，不是一种冷漠的存在，而是变成了灵气四溢的知己：“佳目立，美竹露，奇石显。
由其中以望，则山之高，云之浮，溪之流，鸟兽之遨游，举熙熙然回巧献技，以效兹丘之下……”细细品味，柳宗元似乎忘记了被贬，而是以主人的态度审视自然的灵动。
其实不然，我们既可以读到他“独钓寒江雪”的大孤独，旷凄凉，也可以感受到他“欲采萍花不自由”的悲凉含义。
那《永州八记》正是贬官们的灵魂。
跋涉艰难的真实写照。
实际上如果没有他不被贬的经历，那也许我们也看不到他身处逆境的绝世佳作，也许他的后半生就在殿书院里为皇帝效力致死了。
显然这份灾难使他宁静，使得他有足够的时间与自然相晤，与自我对话。
本来，被贬后他可以心满意足，不再顾虑仕途枯荣了，可他偏偏就是个中国人，一个中国文人，是封建时代的中国文人。
“他早已实现了自己的价值，却又迷惘着自己的价值。
永州归还给他一颗比较完整的灵魂，但灵魂的薄壳外还隐伏着无数诱惑……”（余秋雨）十年之后，一纸诏书命他返回长安，虽平时对被贬的事情颇有微词，但他听到消息后还是按奈不住，欣喜万状急忙赶去。
从永州到长安，经过了汩罗江，这时屈原的灵魂便像是“附身”在了柳大师身上。
大师立马触景伤情，道“南来不做楚臣悲，重入修门自有期。
为报春风汩罗道，莫将波浪枉明时。
”看此诗不知是叹服屈原的悲壮境遇还是对自己回长安的怀疑，柳宗元还是没料到迎接他的不是什么春风而是寒风阵阵。
兴高采烈的柳宗元回到长安后，皇帝一盆冷水泼了过去，并告诉他，诏你回来是为了让你听朕的圣旨，把你贬到比永州更远的柳州
柳宗元当头一棒，凄楚南回，这时与他同路的还有刘禹锡，刘被贬至连州。
两位大文豪有着同样的命运，自然感同身受。
当柳宗元与刘禹锡同路走到衡阳时，二人分道扬镳。
柳含泪题诗赠别刘禹锡：“今朝不同临河别，垂泪千行便濯缨。
”这年他已是四十三岁，正当盛年。
他料到朝廷也许再也不会让他会长安，万里之遥，心想既来之则安之吧。
于是凭着一腔热血和一肚子墨水，利用赏赐下来的官职，为百姓造福办实事，放到现在，他可是一位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动摇的好干部啊。
柳宗元挖了井，办了学，种了树，修了寺庙，还放了许多奴婢。
当然最重要的是在这段时间内创作了许多优秀的诗篇。
真正的好文学是来源于真实的生活。
可能由于过度劳累，年仅四十七岁就客死在了柳州。
因柳建设开拓了柳州这片荒蛮之地，所以日后各等官员均受大师影响，自强不息，继续发扬老革命分子的光荣风格。
而那些被贬的文人官员们在南下的路途中，每次一想到大文豪柳宗元，心情就会舒适一些。
他因为自己独有的人格和文化魅力影响着日后各代官员。
有人在他修建的罗池庙上改造成为“柳侯祠”，供奉千年之久。
正是他被贬，才会有人光临和关注柳州，影响着柳州人民
在《文化苦旅》中余秋雨采访了当时的柳州副市长，说这两年柳州的开放和崛起，还得感谢柳宗元和其他南下的贬官。
他们从根子上使柳州开通。
从他这句话就可以知道“贬官文化”的影响力之大，范围之广，思想之深了。
除了柳宗元，还有一位“贬官文化”的继承者，那就是范仲淹。
1046年范仲淹因倡导变革被贬，恰逢另一位贬在岳阳的朋友，滕子京重修岳阳楼，腾要求范仲淹写一篇楼记，他便借楼写湖，凭湖抒怀，结果写出了千古名篇《岳阳楼记》。
有好多中国人从这篇文章中知道了这座名胜，的确是功不可没。
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可谓妇孺皆知，深入人心。
早已是一般人能随口吐出的熟语，更何况文章本身整体散发出来的独特魅力
不知哪年哪月，岳阳楼因文章而重新构建。
文章开头曾称颂此楼“北通巫峡，南极潇湘”，于是，人们在楼的南北两方各立一个门坊，上刻这两句话。
进得楼内，巨幅木刻显中堂，即刻的是这篇文章。
洞庭湖因它出名，岳阳楼因它荣耀，凡是有些名气的文人墨客，无不对《岳阳楼记》顶礼膜拜，并时不时赋诗一首。
于是渐渐参观的多了，膜拜的人多了，冷清之地也就自然变成了供奉热地。
根据上述我们了解到“贬官文化”的特点，“先是景观被写入了文章，在是文章化作了景观，借之现代汉语，或许可以说成是文化和自然的相互生成罢。
”看柳宗元与范仲淹的事例后，难免会发现是否文人贬官都是因贬而抑郁做些牢骚文章，亲亲山水，悲愤朝廷之余才会有所成就。
但只能说大多数，其中也有些异类分子。
譬如说宋代大文豪—苏轼。
柳宗元如果说被贬经历很惨，那他与苏轼比较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柳被贬两次，最远贬至柳州，而苏轼就像个皮球，被皇帝赦了贬，贬了赦，反反复复可谓是一生坎坷。
但他就被贬之事不是很绝望悲愤，而是“得意时淡然，失意时泰然”真可谓一代文学宗师，“贬官文化”的集大成者。
苏轼第一次被贬就是因为耿直的性格得罪了权臣，写了些与新法有关的诗文，被何正臣等人弹劾为“保藏窝心”，在湖州任上突然逮捕，送交御使台论罪。
在狱中备受诟辱，几置死地。
在被贬至黄州五年时，一面把继续关心国家大事，一面闭门思过寻求出路。
但这几年却是苏轼创作上的丰收时期，雄伟的江山，淳厚的民风，温暖的友情，不能忘却现实的壮心，促使他写出了许多著名的诗文。
初贬黄州，他就写下了“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初到黄州》）的诗句，借此开解自我封闭的境地。
而在黄州，苏轼写下了光耀中国文化史的辞章，将“贬官文化”演绎到大气磅礴。
在《前赤壁赋》中，我们看到的是“渔樵江渚之上，侣鱼虾友麋鹿”的苏轼，是“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的苏轼。
是“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的苏轼。
在被贬惠州时，如果要是常人早已撕心裂肺，终日郁闷不已。
而苏大学士则不然，他且是“非常得意”，并作诗到“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食荔枝》）而更为吃惊的是苏轼在被贬到中国当时最南端的海南岛后，还是那么豪迈豁达，时年已六十有余阿。
可想苏轼是怎样一个心胸豁达之人。
当时海南岛地处天涯海角，境况极其荒凉，生活艰苦，有诗为证：“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
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与程天俟书》）。
但苏轼不戚于个人忧患，积极为当地土族人民做好事，奖励农业生产，传播文化知识，破除陋习，培养人才，一直工作到赦还。
这时他不但没有被困难压倒，而且表现出一种大家风范，思想旷达，随遇而安。
苏轼越是危难之际越能看到他的魅力所在，“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试问天下，这样的豪迈气概何人之有
苏轼一生都在积极入世，却因封建朝廷的黑暗总是让他与政治无缘，可悲可叹。
但一路被贬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他一个又一个的文学创作高峰。
留给后人的不仅是他豪迈的思想，丰硕的文学果实，还有造福百姓的地方资源。
也就是说文学化作了景观。
比如西湖有著名的苏堤，海南也在他的励精图治下不再荒蛮，而《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文章更是让赤壁之地长久辉煌
后人每到他被贬之处便会被他的故事他的精神所感染鼓舞。
在这里“贬官文化”就代表着一种豁达与宽容了，使之内涵延伸。
三、深层挖掘，浅谈分析“贬官文化”之所以称其为一种文化，必定其中有一定内涵，深层次挖掘必定有其“宝藏”，透过现象看出其中本质是我的论文根本所在。
我就上述事例从各方面浅谈分析一下。
（一）“贬官文化”产生的原因一是外因，即当时的整个社会所造成的。
如果没有封建社会长期的黑暗统治，怎么会把个文弱书生搞得那么狼狈不堪。
中央集权的作用就是要镇压人民，不让人民起来反抗，让其安于现状，不管是从武力还是从思想上镇压，皇帝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是不让任何人有反动思想的，所以要不择手段。
人们也许看到的是一种假象，盛事太平真地可以让百姓衣食无忧吗
正像张养浩《潼关怀古》所说“峰峦如怒，波涛入聚，山河表里通关路。
望西都，意踯躅，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而在这众多的手段里，针对知识分子就要用一定智慧的攻击策略了，书生文人进入官场后往往是政治，军事与权谋斗争的牺牲品。
在封建社会官场的惨无人性的斗争中，充斥着机诈、残忍、嫉妒、仇恨和愚昧，一味正直前行的书生们往往会在这台恶魔般的机器里被碾成粉末。
这里面没有刀光剑影血雨仇杀，但却比这些更加残酷，折磨的都是精神
自秦始皇“焚书坑儒”，到清朝“戊戌变法”的失败，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对官僚文人的迫害始终没有停止过，不管是宦官外戚还是正统的皇权势力，大多对文人是没什么好感的，所以不仅思想上抵触而且还要进行人身迫害。
方法有时露骨残忍有时却设计的“巧妙”，比如风行两千多年的文字狱。
只要你读书人为“朕”服务，就保住了一条性命。
所以中国文人如果其人格与当时的社会格格不入的话，那么只有失意于仕途，一路被贬了。
于是与山水亲近与自然齐舞了，把自己一肚子墨水洒向了它们，流传千古。
正是当时的社会环境所形成的外部原因，促使了“贬官文化”的产生。
二是内因，即千百年来中国文人独有的心态所决定。
中国的文化是被认为“伦理型”的文化，是与西方“科学型”的文化相对应的。
我们一直过的是“晨起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可以每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
是愿意“小国寡民，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
总有些消极的思想。
所以时间长了自然就安于现状，忠君忠国的思想也便牢牢扎根于中国文人的意识中。
真正的读书人永远成不了到家的权谋家，因为在他们内心深处，总有一丝正义和善良不绝如缕，就是这一丝善良和正义，就足以使他们从封建官场上败退下来。
文人本是一个道德形象，传统的社会心理对着这种道德给予了过多地希望和要求，仿佛社会上的一切事情都应该由他们去包揽，一旦有做不到的地方，社会就会不满，文人自己也会有强烈的失落感。
人们把文人当作了为整个社会抱打不平的侠客了，文人的使命如此之大，几千年来被压得喘不过来气，要么感叹，要么退缩，要么改行，所谓真正以“文”为职业的文人，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
其实，“文人的作用仅限于‘吏之师’而已，说得好听一点是‘帝王师’，至于老师说的话学生听不听，无权无钱的老师实在是无能为力。
这一点与侠客相比，实在大有的不如之处。
侠客一怒之下，可以取人首级，如果老师惹怒了学生，不仅没有饭碗，甚恐有性命之虞。
所以文人往往一肚子美政理想，却总是无所施其计……”（《读史有学问》冷成金）即使做了官，也往往不得志，更别说实现理想了，那只有把这些理想抱负寄托在了字里行间。
正因为如此，作为“帝之师”的中国文人，几千年下来，这种独有的心态决定着他们必定要受封建社会的制约，有了这层内因才导致了“贬官文化”的产生。
内外因的结合，致使“贬官文化” 产生并存在。
二者谁也离不开谁，相互影响相互碰撞，产生火花。
（二）“贬官文化”所折射出的问题1.“贬官文化”所暴露出中国文人的缺陷（1）文人的自作聪明。
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写到西湖时似乎看出了贬官们的心态，：“……这种自卫和自慰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机智，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狡黠，不能把志向实现于社会，便躲进一个自然小天地自娱自耗了，他们消除了志向，渐渐对把这种消除当作了志向。
安贫乐道的达观修养，成了中国文化人格结构中一个宽大的地窖，尽管有浓重的霉味，却是要安全而宁静。
于是寒窗十年博览文史，走到了民族文化的高峰前，与社会交不了几个回合，便把一切埋进一座座孤山。
”这话实际上在说中国文人耍的小聪明。
为什么他们总斗不过政客呢
原因就在这。
留下了几篇反动政府的诗篇剧作，又影响了几代人怎么怎么样，到头来还不是因不得宠，被贬了官职，为了面皮上那点虚荣而发点牢骚。
陶渊明不为五斗米而折腰，性烈刚强，像一匹野马蹬了政治一蹄子，撒花一样拥抱大自然了，号称“天人合一”。
隐居起来再也不向往什么狗屁仕途了，开垦两块田自食其力，自产自销。
可怎么就写出了“邢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读山海经》）许多文人睁着眼睛说要与政治划清界线，却要“心系百姓”，用文人特有的笔舌与朝廷拼命。
儒家哲学告诉他们，不要动不动就拿笔杆子反 政 府，我们都是天子的臣民，是有文化有教养的好臣民，所以要忠君爱国。
（2）中国文人独立人格的缺失。
一位学者就其“贬官文化”谈了一下自己的感想“……有天人合一的儒家哲学所开启的对个体人格自足性——人格的完善毋需外求而自足于内，所谓‘反身而诚’是也——他们的遭遇正是这种心态的最终根据，无论外部条件如何，都不影响人格的自我完善，所以一旦在社会历史领域受挫，顺脚一滑便走向自然山水——即个体人格不能与社会、历史统一，那就与非社会、非历史的自然同一，因为那是一种在容易不过的自我实现；何况山水也早已被先贤加以道德人格化：‘仁者乐山，智者乐水。
’这山水岂不是就是一条早已铺好的修身养性的退路。
”这里谈到了文人的人格问题，对于中国文人人格的理解到底是趋向“大义凛然”还是“小家碧玉”，相信一百个人中有不同的答案。
受外界刺激，文人的虚荣心才渐渐浮出水面。
他们自以为了不起，可还是被皇帝一指弹翻在地。
皇帝说给你们个机会从政吧，于是科举制度上市了，它使中国知识分子成了政治和文化之间的骑墙派，两头都有瓜葛，两头都有期许，但两头都有些不牢实，两头都难落地。
这到底是文人还是官吏呢，很难定位，都无所谓政治品格和文化良知。
所以皇帝老儿的招数管用了，一下子就把文人的个性给弄糊涂了，没有了纯粹的独立人格。
余秋雨曾说：“本该健全而响亮的文化人格越来越趋向于群体性的互渗和耗散。
互渗于空间便成了一种社会性的认同，互渗于时间变成一种传承性定势。
个体人格在这两种力量的拉扯中步履维艰，生命的发射多多少少屈从于群体惰性的熏染，刚直的灵魂被华丽的重担渐渐压弯……”从中我们可以得知传统中的文人们的独立人格的缺失，没有独立人格，无论为官还是为文人，都只是“依附在社会政治这张皮上的毛，毛与皮的关系决定了毛必须以皮的需要为需要。
”说到底就是文人得活下去，他们也是人。
而如苟活着，勉强活着，那么必定人格尽失。
所以联系到贬官文化时，想想那些被贬的官僚文人们，大多已被朝廷“折磨”的没有了自己的独立人格。
像苏轼这样的伟大人物也有时难逃此劫。
这等缺失完全是当时的社会造就的。
2、文人与政治的关系为什么贬官中有许多精彩的文章
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他们都与政治有一定关系。
一旦在社会历史领域内的要求得到满足，文人与政治的关系便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
一方面，政治始终在影响着他们的创作、人生、前途，甚至生死。
有学者称中国的文化人大抵可分为以下五种：入仕途而发济者（比如各代状元）、入仕途而困惑着（所谓的隐士们）、入仕途而遭贬者（柳宗元等人）、入仕途而遁入空门者（比如骆宾王）、不入仕途者。
从以上分类可以看出“仕途”是一条主线，没有它中国文人难以划分，想是参照物，文人寸步不离政治的影子。
另一方面，文人在一定程度上还影响着政治，虽然文人们经常也调侃政治，但也不是还曾说过“宁为百夫长，胜做一书生”、“万言不值一杯水”、“百无一用是书生”，看来他们还是想投笔从戎的。
当权者看在眼里，利用他们的聪明才智维护统治。
如汉武帝派司马迁编写《史记》，康熙下令修《明史》，乾隆下令编撰《四库全书》，明朝永乐年间修订的《永乐大典》等等，几乎历代都有一部自己朝代的史记，而这些都得让博览通史的文人巨匠去干。
当权者想通过借鉴之书把自己的统治达到不败之地，而后代子民还得感谢他们留给世上这么多的鸿篇巨制，却忘记了劳心疾苦呕心沥血的编写者们，可怜的文人们结尾总是很惨。
也就是说文人与政治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包括今天也是一样，文人们拿着笔杆子为政治服务，政治又影响着他们的创作。
四、归纳总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就是对“贬官文化”的总体解释。
面对过去的光荣和冤屈，悠然情上，被贬之后对清远山水感叹道：“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综上所述，现总结归纳如下：（一）明白什么是“贬官文化”。
通过余秋雨先生的解释和所归纳的几个要点，我们知道了什么是“贬官文化”。
提出从这种文化现象去研究深层次的内涵，挖掘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或者直接地说批判他们的缺憾。
（二）“贬官文化”的特点。
通过柳宗元、范仲淹和苏轼的典型事例来引出“贬官文化”的特点。
特点即“先是景观被写入了文章，在是文章化作了景观，借之现代汉语，或许可以说成是文化和自然的相互生成罢。
”（三）“贬官文化”的深层含义。
首先分析并交待了“贬官文化”产生的原因，由内外两个因素构成。
当在挖掘内因时，发现了两个问题，一是中国文人的缺陷，二是文人与政治的关系。
以上就是本人对“贬官文化”的愚见，当一步步论述趋向明朗时，我们也许不难发现，“贬官文化”并不是什么有趣的文化现象，而是一种既有深度又沉重的文化。
表面说来道去挺轻松，可揭开盖子往里看才知是一口颇有深度的老井。
最后用一首词来结束本论文，希望本人的愚见能够起到警世之用。
“美人自刎乌江岸，烽火曾烧赤壁山，将军空老玉门关，伤心秦汉，生灵涂炭，读书人一声长叹”（《卖花声怀古》张可久）。
杜甫的遭遇如何不幸
杜甫（712—770），字子美，盛唐大诗人。
原籍湖北襄阳，生于河南巩县。
初唐诗人杜审言之孙。
唐肃宗时，官左拾遗。
后入蜀，友人严武推荐他做剑南节度府参谋，加检校工部员外郎。
故后世又称他杜拾遗、杜工部。
杜甫和李白齐名，世称“李杜”。
他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
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
他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
他嫉恶如仇，对朝廷的腐败、社会生活中的黑暗现象都给予批评和揭露。
他同情人民，甚至幻想着为解救人民的苦难甘愿做自我牺牲。
杜甫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一生写诗一千四百多首。
其经历和诗歌创作可以分为四期。
一，读书和漫游时期（三十五岁以前） 这一时期曾先后游历吴、越（今江浙一带）和齐、赵（今山东北部、河北南部），其间曾赴洛阳应举，不第。
以后在洛阳遇李白，二人结下深厚友谊，继而又遇高适，三人同游梁、宋（今开封、商丘）。
后来李杜又到齐州，分手后又遇于东鲁，再次分别，就没有机会再见面了。
二、困居长安时期（三十五至四十四岁） 这一时期，杜甫先在长安应试，落第。
后来向皇帝献赋，向贵人投赠，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生活，最后才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小官。
这期间他写了《兵车行》、《丽人行》等批评时政、讽刺权贵的诗篇。
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尤为著名，标志着他经历十年长安困苦生活后对朝廷政治、社会现实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三、陷贼和为官时期（四十五至四十八岁）。
安史之乱爆发，潼关失守，杜甫把家安置在鄜州，独自去投肃宗，中途为安史叛军俘获，押到长安。
他面对混乱的长安，听到官军一再败退的消息，写成《月夜》、《春望》、《哀江头》、《悲陈陶》等诗。
后来他潜逃到凤翔行在，做左拾遗。
由于忠言直谏，上疏为宰相房琯事被贬华州司功参军。
其后，他用诗的形式把他的见闻真实地记录下来，成为他不朽的作品，即“三吏”、“三别”。
四、西南飘泊时期（四十八至五十八岁）。
随着九节度官军在相州大败和关辅饥荒，杜甫弃官，携家随人民逃难，经秦州、同谷等地，到了成都，过了一段比较安定的生活。
严武入朝，蜀中军阀作乱，他漂流到梓州、阆州。
后返成都。
严武死，他再度飘泊，在夔州住两年，继又漂流到湖北、湖南一带，病死在湘江上。
这时期，其作品有《水槛遣心》、《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病橘》、《登楼》、《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又呈吴郎》、《登高》、《秋兴》、《三绝句》、《岁晏行》等大量名作。
是时有梦李白二首，天末怀李白，寄李白二十韵。
又有寄高适﹑岑参﹑贾至﹑严武﹑郑虔﹑毕曜﹑薛据及张彪诗。
时赞公亦谪居秦州，尝为公盛言西枝村之胜，因作计卜居。
置草堂，未成，会同谷宰来书言同谷可居，遂以十月，赴同谷。
途经赤谷﹑铁堂峡﹑盐井﹑寒峡﹑法镜寺﹑青阳峡﹑龙门镇﹑石龛﹑积草岭﹑泥功山﹑凤凰台，皆有诗。
至同谷，居栗亭。
贫益甚，拾橡栗，掘黄独以自给。
居不逾月，又赴成都。
以十二月一日就道，经木皮岭﹑白沙渡﹑飞仙阁﹑石柜阁﹑桔柏渡﹑剑门﹑鹿头山。
岁终至成都，寓居浣花溪寺。
时高适方刺彭州，公甫到成都，适即寄诗问讯。
760庚子肃宗上元一（干元三年）闰四月改元，杜甫四十九岁。
在成都。
春，卜居西郭之浣花里。
表弟王十五司马遗赀营造，徐卿（疑即知道）﹑萧实﹑何雍﹑韦班（应物侄）三明府供果木栽，开岁始事，季春落成。
时韦偃寓居蜀中，尝为公画壁。
初秋，暂游新津，晤裴迪。
秋晚至蜀州，晤高适。
冬，复在成都。
761辛丑肃宗上元二，史朝义杀史思明。
杜甫五十岁。
居草堂。
开岁，又往新津。
二月，归成都。
秋，至青城。
旋又归成都。
是时多病，生计艰窘。
始有迁地吴楚之念。
冬，高适至成都，尝同王抡过草堂会饮。
762壬寅肃宗宝应一四月改元，帝及玄宗崩，太子豫及位。
诗人李白死（701-762）。
杜甫五十一岁。
自春至夏，居草堂。
与严武唱和甚密。
武时有馈赠。
七月，送严武还朝，以舟至绵州，抵奉济驿，登陆，遂分手而还。
会徐知道反，道阻，乃入梓州。
秋末，回成都迎家至梓，然颇有东游之意。
十一月，往射洪县，到金华山玉京观，寻陈子昂读书堂遗迹。
又访县北东武山子昂故宅。
旋复南之通泉县，访郭元振故居，于庆善寺观薛稷书画壁。
又于县署壁后观稷所画鹤。
763癸卯代宗广德一（宝应二）七月改元闰正月，李怀仙杀史朝义。
杜甫五十二岁。
正月，在梓州，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便欲还都，俄而复思东下吴楚。
间尝至阆州（四川阆中），因游牛头﹑兜率﹑惠义诸寺。
既归梓，又因送辛员外，至绵州。
自绵归梓。
又往汉州。
夏，返梓州。
初秋，复别梓赴阆。
九月，祭房管。
秋尽，得家书，知女病，因急归梓。
十一月，将出峡为吴楚之游，于是命弟占归成都检校草堂。
764甲辰代宗广德二，杜甫五十三岁。
春首，自梓州絜家东荍出峡，先至阆州。
会朝廷召补京兆功曹参军，以行程既定，不赴召。
二月，离阆东去，闻严武将再镇蜀，大喜，遂改计却赴成都。
三月，归成都。
六月，严武表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赐绯鱼袋。
秋，居幕中，颇不乐，因上诗严武述胸臆。
遂得乞假暂归草堂。
是时，曹霸在成都，公作丹青引赠之。
弟颖往齐州。
岁晚，因事寄诗贾至。
是年与严武唱和最密。
765乙巳代宗永泰一闰十月，杜甫五十四岁。
正月三日，辞幕府，归浣花溪。
自春徂夏，居草堂。
五月，携家离草堂南下。
至嘉州（四川乐山）。
六月，至戎州（四川宜宾）。
自戎州至渝州（重庆）。
候严六侍御，不到，先下峡。
入秋，至忠州（四川忠县），居龙兴寺院。
九月，至云安县（四穿白帝城）。
因病，遂留居云安，馆于严明府之水阁。
766丙午代宗大历一（永泰二年）十一月改元，杜甫五十五岁。
春，在云安。
时岑参方为嘉州刺史，寄诗赠之。
春晚，移居夔州。
初寓山中客堂。
秋日，移寓西阁。
秋后，柏茂琳为夔州都督，公颇蒙资助。
是年多追忆旧游之作。
767丁未代宗大历二，杜甫五十六岁。
在夔州。
春，自西阁移居赤甲。
三月，迁居瀼西草屋。
附宅有果园四十亩，蔬圃数亩，又有稻田若干顷，在江北之东屯。
弟观自京师来。
秋，因获稻暂住东屯。
适吴司法自忠州来，音以瀼西草堂借吴居之。
是时，始复动东游荆湘之意。
十月十九日，于夔州别驾元持宅观李十二娘舞「剑器」。
本年冬，仍复多病。
秋，左耳始聋。
768戊申代宗大历三闰六月，杜甫五十七岁。
正月中旬，去夔出峡。
临去，以瀼西果园赠南卿兄。
三月，至江陵。
夏日，暂如外邑。
留江陵数月，颇不得意。
秋末，移居公安县。
遇顾诫奢﹑李晋肃（贺父）及僧太易，留憩公安数月。
岁晏，至岳州。
769己酉代宗大历四,杜甫五十八岁。
正月，自岳州至南岳，游道林二寺，观宋之问题壁。
宿青草湖，又宿白沙驿。
过湘阴，谒’湘夫人祠。
更泝流而上，以二月初抵凿石浦，宿之。
又过津口，次空灵岸。
宿花石戌，次晚洲（在湘潭）。
三月，抵潭州（湖南长沙）。
发潭州，次白马潭，入乔口。
至铜官渚，阻风。
发铜官，宿新康江口。
次双枫浦，遂抵衡州（湖南衡阳）。
夏，畏热，复回潭州。
时苏涣居江侧，忽一日，访公于舟中，公请涣诵诗，大赏异之，遂订交焉。
终岁在潭州。
770庚戌代宗大历五，杜甫卒（712-770）。
杜甫五十九岁。
春，在潭州。
正月二十一日，检故帙，得高适上元二年人日见寄诗，因追酬一首，寄示汉中王瑀及敬超先。
暮春，逢李龟年。
四月，避乱入衡州。
欲往郴州依舅氏崔伟，因至耒阳，时属江涨，泊方田绎，半旬不得食。
聂令驰书为致牛炙白酒。
盛夏回棹，秋至潭州，小憩，遂遍别亲友，泝湘而下，将出沔鄂，由襄阳转洛阳迻逦归长安。
冬，竟以寓卒于潭岳间，旅殡岳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