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憨直妙趣横生——论《水浒传》中李逵的性格于光荣（学院 文学湖南 邵阳 422000）摘 要：李逵是《水浒传》中一个性格特征鲜明的人物，他具有粗鲁、勇猛、憨直、蛮横和急躁的主要个性特征。
李逵也是一个具有喜剧色彩的人物，他在书中所造成的喜剧效果是通过一些奇怪的想法、反常的行为、过分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轻信人言的误会而表现出来的。
李逵并不像明末小说评点家叶昼所说的是一尊“活佛”，他的蛮横和急躁的个性所造成的损人害公的现象以及好乱杀人的行为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关键词：李逵；性格；粗猛憨直；喜剧色彩；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219（2005）08-0097-03在 120 回本《水浒传》中，李逵在第38 回中首次出场亮相，而在以后的82 回里面，就有近50 回都写到过他。
由此可见，李逵是《水浒传》中的一个重要的和活跃的人物。
在贯华堂刻本中，金圣叹说李逵是“天真烂漫”、“粗鲁”、“蛮”和“朴诚”[1](P18)。
在容与堂刻本中，叶昼说：“李逵者，梁山泊第一尊活佛也，为善为恶，彼俱无意。
” [2](P26)并且在评点中，多次说李逵是“真人”、“妙人”、“趣人”。
本文试图结合金圣叹和叶昼的评点，对李逵的性格进行一些分析探讨。
*李逵的整体性格特征：粗猛憨直德国的美学家黑格尔认为，艺术作品中的人物个性中所显现出来的种种感动读者的情感力量，“这些力量所含的普遍性必须在具体的个人身上融合为整体和个体。
这种整体就是具有具体的心灵性及其主体性的人，就是人的完整的个性，也就是性格。
”[3](P300)意思也就是说，尽管一个人具有多种行为特点和情感倾向，但是集合起来，也就会形成一个整体特征。
李逵是《水浒传》中经常出现的人物，每一次出现都有不同的行为，但是我们根据他的多种行为特征，可以概括出他的性格的整体特点，也就是粗猛憨直。
1、粗鲁。
第38 回中，李逵一出场，他的粗鲁的性格便跃然纸上。
他一看到宋江，就问戴宗说：“哥哥，这黑汉子是谁
”当戴宗说他说话粗鲁时，他就问戴宗：“我问大哥：怎地是粗鲁
”戴宗解释说：“兄弟，你便请问这位官人是谁便好，你倒却说‘这黑汉子是谁’，这不是粗鲁，却是甚收稿日期：2005－05－18作者简介：于光荣（1958－），湖南武冈人，邵阳学院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和古代文论的教学与研究。
么
”第62 回中，李逵请卢俊义吃酒时，是大叫着说：“我舍着一条命，直往北京请得你来，却不吃我弟兄们宴席，我和你首尾相接，性命相扑
”当时，吴用大笑着说：“不曾见这般请客的，甚是粗鲁。
”一般地说，言语上粗鲁的人，在行为上也相应地粗鲁。
在琵琶亭酒馆吃酒的时候，戴宗要酒保做了三份鱼汤。
李逵吃鱼汤，不用筷子，而是用手去碗里把鱼捞起来，连骨头都嚼着吃了。
因为鱼是腌的，宋江和戴宗不喜欢吃。
李逵把自己碗里的鱼吃了以后，看到戴宗和宋江两个不吃，便说：“两位哥哥都不吃，我替你们吃了。
”便伸手去宋江碗里把鱼捞将过来吃了，又去把戴宗碗里的鱼也捞过来吃了。
李逵捞鱼时，使桌子上点点滴滴，洒满了鱼汤水（38 回）。
李逵的性格粗鲁还体现在脾气的暴躁上。
在琵琶亭酒馆吃酒时，宋江看到李逵吃得猛，便吩咐酒保切二斤牛肉来给李逵吃。
酒保回答说：“小人这里只卖羊肉，没有牛肉。
”李逵听了，便把鱼汤劈脸泼将去，淋了那酒保一身。
李逵的这种粗鲁的行为，简直是在无缘无故地发脾气。
当歌女玉莲走到他们面前，深深地“道了四个万福”，顿开喉音唱歌的时候，李逵觉得她的唱歌打断了他们的说话，便“跳起身来，把两个指头去那女娘额上一点。
那女娘大叫一声，蓦然倒地。
”把玉莲弄得昏倒在地上（38 回）。
此外，诸如在素面店里骂“过卖”，要打吃面的老人的行为（53 回）。
还有在客店中住宿，一拳把店小二打得吐血的举动（61 回）。
这些都是李逵脾气暴躁的表现。
2、勇猛。
李逵猛勇刚强，具有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在江州劫法场拯救宋江，便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当时，梁山泊以晁盖为首是去了17 个头领，可是李逵是在没有和任何人商量的情况下，是在没有任何帮手的情况下，独自一个去劫法场，他确实是完全将生死置之度外。
小说中描写道：“却98见十字路口茶坊楼上一个虎形黑大汉，脱得赤条条的，两只手握两把板斧，大吼一声，却似半天起个霹雳，从半空中跳将下来，手起斧落，早砍翻了两个行刑的刽子，便望监斩官马前砍将来。
众士兵急待把枪去搠时，那里拦当得住。
众人且簇拥蔡九知府逃命去了。
”（40 回）劫了法场以后，众好汉们冲出江州城外，这时，城内是有五七千马军追来。
但是，李逵什么也不怕，抡着板斧，便向追来的官军冲杀过去。
在梁山好汉等人员的配合下，以少胜多，终于击退了追赶的官军（41 回）。
李逵的英勇行为，给读者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李逵勇敢的事迹，在《水浒传》中描写得较多。
譬如第98 回中写道，田虎部下的女将琼英善于飞石打人。
两军对阵时，李逵冲将过去，被琼英一石子打中额头，可是李逵不顾疼痛，仍然冲过去，这时又被琼英一石头打在额上，打得鲜血迸流，但是李逵“兀自火喇喇地挥动双斧，撞入阵中，把北军乱砍。
”如果是怕死的话，那么在第一个石子打在额上的时候，就会畏缩不前了。
3、憨直。
李逵性格憨厚、耿直、坦诚、说话算数，在《水浒传》中也是很出名的。
李逵嗜好喝酒，可是在宋江因为“浔阳楼吟反诗”的案件入狱以后，戴宗由于要到汴京去出差，便要李逵不吃酒，好好照顾宋江的饮食生活。
“李逵真个不吃酒，只在牢里早晚服侍宋江，寸步不离。
”（39 回）这样的憨厚诚恳，在朋友面前也是够有义气的了。
李逵打死了殷天锡，连累柴进蹲了监狱。
后来梁山好汉打破了高唐州，去监狱里面解救柴进。
当时柴进陷落在一个黑洞洞的枯井里面，生死不明，吴用说要一个人下去看看情况。
李逵便自告奋勇地说自己愿意下去救柴进，宋江说：“正好。
当初也是你送了他，今日正宜报本。
”（54 回）宋江说的话，正好说出了李逵的心理活动。
这说明了李逵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情，是敢于承担责任的。
由于性格上的憨直，李逵不免受到宋江的算计。
最后一回写道，高俅等人在御酒中放了毒药，宋江吃了以后，觉得肚内疼痛，明白自己是中了奸计。
但是想到自己死了以后，李逵必然会聚众造反，这就要影响到自己“忠义”的名声。
于是就派人把李逵从润州请到楚州，在酒中放了毒药，请李逵吃了。
然后再把实情告诉李逵，可是李逵不但不埋怨宋江，反而说：“生时服侍哥哥，死了也只是哥哥部下一个小鬼
”在宋江面前，李逵是够憨厚的了。
李逵的粗鲁、勇猛和憨直的性格特点，在具体的表现中，常常是水乳交融地统一在一起的。
例如，李逵初见宋江时的言语和行为就是既粗鲁又憨直的，而在其中又透露出了一种勇气。
上面之所以从粗鲁、勇猛和憨直三个方面去论述，主要是为了分析方便的缘故。
既妙且趣的喜剧性角色“喜剧是美学的重要范畴之一，它根源于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冲突，是在倒错、乖讹、自相矛盾的形式中显示生活的本质。
可笑性是喜剧的重要特征，喜剧使人在笑中得到美的享受。
”[4](P242)李逵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可以说是《水浒传》中的一个具有喜剧性的人物，他的一些言行表现常常可以使读者发出会心的微笑，或者开怀大笑。
1、以奇怪的想法造成喜剧效果。
李逵的一些想法，常常具有违背常理的特点。
第41 回中，李逵跳起来说：“放着我们许多军马，便造反，怕怎地
晁盖哥哥便做大宋皇帝；宋江哥哥便做小宋皇帝；吴先生做个丞相；公孙道士便做个国师；我们都做将军；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在那里快活，却不好
不强似这个鸟水泊里
”皇帝哪里又有什么大小之分，更不用说什么大宋和小宋皇帝了，所以李逵的说法当时就被戴宗斥责说成是“胡言乱语”。
第 74 回中，李逵走到寿张县，知县吓得逃跑了。
李逵便穿着知县的官服坐在县衙里装模作样地审判案件，他要衙役们派两个人前来告状。
衙役们便要两个小牢子装做厮打的样子前去告状，在判决时，李逵说：“这个打了人的是好汉，先放了他去。
这个不长进的，怎地吃人打了，与我枷号在衙门前示众。
”李逵一直到看了把那个原告人带枷号令在县门前以后，方才穿着县官的服装大踏步地离开了。
李逵的近乎荒唐的举动，尤其是处罚被打的原告和释放打人的被告的判决，更是使在县门前看的百姓，情不自禁地发出笑声。
2、以与众不同的反常行为造成喜剧效果。
第75 回中，朝廷派陈太尉到梁山泊去招安。
宋江集合众头领去听宣读诏书，可是唯独没有发现李逵。
但是在诏书宣读完毕以后，由于诏书写得不符合梁山好汉的心意，大家都表示不满。
这时，找不着的李逵出现了，“只见黑旋风李逵从梁上跳将下来，就萧让手里夺过诏书，扯的粉碎，便来揪住陈太尉，拽拳便打。
”第110 回中，李逵跟着燕青去勾栏中听书，说书人说的是《三国志》中的“关云长刮骨疗毒”，听众们都在认真地听，可是李逵却在人丛中高叫着赞扬关云长说：“这个正是好男子
”他的大叫，使听众都很惊讶，大家都看着他。
燕青怕李逵闯祸，赶忙把他拉走了。
3、以自私的过分的自我保护意识所造成的喜剧效果。
李逵憨厚直爽，可是他的自我保护意识强烈，常常担心别人的戏弄。
李逵下到枯井里去救柴进，因为他是坐在一只被绳子系住的箩筐里而被人放下去的，所以在未下去之前，他就说：“我下去不怕，你们莫割断了绳索。
”为此，吴用取笑他说是“奸猾”（54 回）。
如果说这是奸猾的话，那么也只是老实人的“奸猾”。
第 53 回中，李逵跟着戴宗去蓟州请公孙胜，因为要运用“神行法”，所以戴宗要李逵吃素。
可是李逵不肯吃素，于是便瞒着戴宗在背地里吃荤。
李逵的行为被戴宗发现了，戴宗便想办法惩罚了李逵。
最后，李逵只得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是在背后吃荤，并说“今后并不敢了”。
4、以矛盾误会造成的喜剧效果。
李逵由于性格憨厚，在某些情况下也就显得头脑简单，对所遇到的一些问题，没有去过多地考虑，也就难免造成生活中的一些误会。
他的最著名的误会事例是第73 回中的“双献头”。
李逵和燕青从汴京返回梁山泊的途中，经过刘太公庄上。
刘太公对李逵哭诉99说18 岁的女儿被梁山泊的宋江抢夺了去，其实是被冒充宋江的强盗抢夺了。
但是，李逵听后却不做认真分析，就信以为真。
回到梁山，宋江见了李逵与燕青回来，便问：“兄弟，你两个哪里来
错了许多路，如今方到。
”可是李逵并不回答，而是睁圆怪眼，拔出大斧，首先砍倒了杏黄旗，把“替天行道”四个字扯做粉碎，然后是拿了双斧，抢上堂来，向宋江冲去。
当然，李逵的鲁莽行动被其他的人员拦阻住了。
当他知道宋江没有抢夺刘太公的女儿后，又和燕青下山，想办法杀死了真正抢夺刘太公女儿的强盗王江和董海。
然后，李逵提着两个人头，返回梁山，向宋江谢罪。
李逵是《水浒传》中一个最具特色的喜剧人物，他在小说中的喜剧特色，笔者认为主要是由于两个方面的影响而造成的。
第一是说唱文学的影响。
《水浒传》小说是属于历代积累型的小说，水浒的故事是首先由说书艺人在瓦舍勾栏中开始说唱而在社会上广泛流传的。
说唱文学中常常会有一些喜剧性的笑料，用以增强故事的艺术魅力，吸引听众。
在《水浒传》成书以后，说唱文学的这一特点也就很自然地被带进了书中。
第二是戏剧的影响。
元明时期杂剧中的水浒剧比较多，而杂剧有时侯则通过一些误会性的戏剧冲突而造成浓郁的喜剧效果。
例如康进之的《李逵负荆》就是一个很出色的喜剧。
“到后世戏曲里，李逵是副净，也就是二花脸，属于性格粗豪、莽撞的人物。
二花脸和三花脸是常以喜剧的角色出现的。
”[5](P193)李逵的这一人物形象，也可以说是带有戏曲中的喜剧痕迹的一个人物。
李逵不是“活佛”明末的小说评点家叶昼在评点《水浒传》时，多次称赞李逵是“活佛”。
但是李逵是不是“活佛”呢
《高级汉语大词典》中对“活佛”的解释是，“活佛”有两个义项：第一是藏传佛教中的采用转世继位制度的上层僧侣，第二是积德行善的僧人。
在这里，我们可以排除第一个义项，那么李逵是不是“积德行善的僧人”呢
这个义项我们也可以排除掉，因为李逵首先不是僧人，其次李逵的“积德行善”的行为在《水浒传》中实在不多见，难以够得上“活佛”的资格。
李逵虽然积德行善的行为不多，但是他的任性的莽撞行为有时却给其他人的利益和集团的利益造成了损害。
像在本文第一部分中，所指出的在琵琶亭酒馆李逵把鱼汤泼到酒保身上的行为，用指头捺倒歌女玉莲的举动，在素面店中骂“过卖”、打老人的事情，等等都可以说是侮辱和损害他人的无理取闹。
而且他的鲁莽有时也给梁山集团的利益带来了损害。
第72 回中，李逵跟着宋江去京城，他便在李师师家中无端闹事，破坏了宋江京城之行的计划。
第94回，在讨伐田虎的战斗中，李逵与田虎部下的军师乔道清对阵。
乔道清会使妖术，唐斌等人劝李逵不要轻敌，可是李逵那里肯听，挥着两把板斧就冲杀过去。
担心李逵出事，鲍旭、李衮等率领500 团牌标枪手也一起滚杀前去，结果是中了乔道清的圈套，李逵等500 余人全部被活捉了，给宋军造成了战场上失利的被动局面。
如果说李逵的莽撞还只是性格上的毛病的话，那么他情绪激动的时候乱杀人的现象也就有些令人难以容忍了。
在第40 回中的劫法场中，李逵抡起板斧，“排头砍去”，很多无辜的百姓也就死在他的斧头底下了。
第50 回中，扈成已经投降了梁山泊，但是李逵仍然杀了扈太公的全家。
第91 回中，攻破陵川后，“众将领兵，一齐进城，黑旋风李逵兀自火喇喇的只顾砍杀，卢俊义连叫：‘兄弟，不要杀害百姓。
’李逵方才住手。
”既然李逵有损人害公和乱杀人的不良特征或者说是恶劣行为，然而为什么叶昼又要说他是“活佛”呢
笔者认为，其原因有四。
第一是在《水浒传》中，李逵属于36 天罡星中的“天杀星”，因此好杀人也就成了他的一个特征。
第二是叶昼觉得佛性应该是具有纯真的赤子之心理，而李逵是“真人”，为人直爽憨厚，所以可以说是活佛。
第三是叶昼有“一肚皮不合时宜，而独《水浒传》足以发抒其愤懑”[6](P25)，所以评点者是借评点《水浒传》来抒发自己对社会的批判情绪。
第四是叶昼评点小说，大多是出于出版商的要求，而在评点中的一些情绪化的夸张的语言，或许能够激发读者的阅读欲望，从而增加书籍的销售量。
通过以上对李逵性格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李逵的性格有点类似于活泼型和力量型自然组合的性格特征。
具有活泼型和力量型组合性格的人一般来说，感情外露、无拘无束、勇敢无畏，但是也急躁、蛮横和任性[7](P141)，这些恰恰和李逵的性格相似。
在中国小说的发展史上，对于人物形象的刻画，经历了从特征化向个性化的运行阶段。
《三国演义》可以说是描写特征化人物的典范之作，而《水浒传》中的人物形象已经逐步转向个性化，人物的个性特征显得比较丰富，并且也呈现出一定的变化性。
在《水浒传》诸多的人物形象中，而李逵便是一个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的艺术典型。
参考文献：[1][2][6] 水浒传会评本·上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3]〔德〕黑格尔．美学（第一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4] 杨辛，甘霖．美学原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5] 齐裕焜．李逵——《水浒传》里的喜剧角色[A]．水浒争鸣·第四辑[C]．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85．[7]〔美〕弗洛伦斯·妮蒂雅．性格分析学[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6．
近代近代上海小报文人与评弹艺人弹词创作状况是怎样的
近代上海小报视野下的苏州评弹洪煜2013-03-18 10:01:35 来源：《史林》(沪)2010年1期第11～19页三、小报文人与弹词创作 晚清以来，随着近代上海文艺小报的诞生，小报文人与女弹词之间的文字来往以及由于各种原因积极参与弹词的创作。
其实，文人或传统士大夫与民间文化的创作有着渊源的关系。
自唐宋以来民间瓦肆“说话”、“俗讲”等剧本和话本的编写，多出自一些文士们创立的书会的艺术加工。
作为一种消费文化——评弹艺术，它是融娱乐、文学与商业等特征于一体。
从一开始说唱艺人的演唱文本，到书坊主人对于弹词的修改和加工，以及文人自娱娱人的弹词创作，这一过程在不同的发展进程中有着各自的特点。
评弹艺人与文人之间的合作，尤其是晚清以来的小报文人对弹词的加工和创作，一定程度上推动和繁荣了弹词艺术。
小报文人与弹词创作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出于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
对传统弹词的改造渊源有自，明清时期传统士大夫就有诸多如此举动，显示了传统士大夫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如苏州环秀阁坊主竹窗主人对《风筝误》的修改：“《风筝误》坊刻甚夥，其摹绘情节，不惟句语不丽，亦抑粗俗荒谬。
今春有故友来，示余一善本，……余爱之，遂录存其稿，又就正名人，重加润色，窃欲梓行，以公诸同好，……重镌新本，俾天下之弹唱者，亦将弃荒诞而宗雅丽者矣。
”又如废闲主人对《十五贯》的修改：“《十五贯》一书，原系山阳实迹。
每阅坊本舛谬固多，予戊寅春游于吴门，偶得真本并熊家族谱，细查原版古本，竟不符矣。
己卯夏，重为删改，另换关目，再加修饰。
”(41) 晚清以来小报报人以市民身份从事各种文化活动，利用评弹艺术的社会教化作用积极地对评弹书目进行改造，以表达他们的社会意识。
这些报人有着传统士大夫的身份和价值观，尽管属于“稗官野史”一流，但同样自视负有教化芸芸众生的重任，他们更关注在社会日常生活中发挥风俗教化的功能。
因此，他们一方面迎合大众的消闲趣味，另一方面又进行“意存惩劝”，“潜移默化于消闲之余”寄寓“规人之必要”的“感化之功”。
在弹词创作过程中，报人从中也表达了他们的政治态度，如李伯元《庚子国变弹词》对庚子之变中清政府对外政策的观点以及对中国民众在这场社会变动中所受苦难的同情。
(42)其他如《醒世缘弹词》等也是如此性质。
2.兴趣所致。
传统士大夫的闲情逸致，也是他们创作弹词的动力之一。
废闲主人马永清在《落金扇》中：“予自束发以来，即好南词，凡见闻有心得者，无不笔之于书，……忆自少而及壮，随家君历游楚、蜀、豫、粤任所，未遂所怀。
年来家运坎坷，近更无聊，斋门抱瑟，以致胸中抑郁，未得稍伸。
”(43) 晚清以来，小报文人群体的形成和发展，他们对评弹的欣赏和追求，也是他们创作弹词的动力所在。
晚清以来近代上海报人几乎都是票友，与艺人交往甚密。
书场剧院是他们打发夜生活的好去处。
小报名人孙玉声，白天闲暇，往拜王韬、袁祖志等沪上著名文人，诗词唱和；晚上，与一班知己好友相约，“涉足于剧院歌场，极逸兴遄飞之趣”。
(44)报人改编和创作弹词在近代上海所在皆是。
如李涵秋所作《战地莺花录》曾刊载于《新闻报》快活林上，后为评弹艺人陆凤翔、陆小翔父子所演唱。
陆澹庵改编《啼笑因缘》而名噪一时，后为朱耀祥、赵稼秋演唱，受人激赏。
当时刊载报纸而出版，一时之间，“洛阳纸贵，几家弦户诵”。
又有《金刚钻》主编之一张恂子以听书成癖，亦擅编弹词。
曾经为赵鹤荪编《碎琴楼》弹词。
而心史夫子，则擅编别出心裁之对白开篇，文人珠玉，女儿歌喉，一经试唱，座客莫不击节。
(45)反映了小报文人创作弹词的风气盛行一时。
3.弹词创作的发展也是由于时代的发展、听客欣赏内容的变化等因素促成的。
评弹艺人进入都市上海以后，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市民阶层的扩大，商业经济的发展，娱乐业繁荣，其他曲艺的竞争，评弹艺术趋向商业化、庸俗化，一部分评弹艺人迎合一般市民的审美趣味，低级趣味的噱头以及穿插庸俗、淫秽的内容比比皆是。
尤其是女弹词进入十里洋场的上海以后，受商业化的影响以及竞争的激烈，女弹词开始转变为“书寓”女弹词，且与妓女合流。
为了生存发展竞争的需要，评弹艺人不得不满足听客欣赏品位的要求，不断改变书目内容及弹唱风格。
随着时代变迁，上海听客对于评弹内容也有了新的要求，传统评弹书目在新形势下有的不合时宜，尤其是一些传统落伍的内容需要加以改变，弹词或开篇的改造也是新形势下发展的必然结果。
对于传统色情内容以及淫秽的唱词都有改革的必要。
如一些票友所言：我们爱好说书的人，不妨以业余的方式，对他们的书目内容加以探讨，辅助他们的进展，将流行的开篇，择其意识深长，配合时代的佳构，加以宣扬，这是我们需要的作品，以改善过去色情篇的观念。
(46)正是如此。
晚清民国时期，随着市民阶层的扩大，江南弹词创作有了很大的发展。
借助于近代报刊这一传播媒介，弹词小说成为这一时期报刊的一个重要内容之一。
这一时期弹词小说深受市民大众欢迎，它既是市井的产物，也是一部分失意旧式文人宣泄情感的出口。
小报文人群体一方面出版游戏类小报自娱娱人，一方面也创作了大量的弹词小说迎合市民大众休闲文化的消费需要。
《申报》“自由谈”创始不久就有了天虚我生长篇《自由花》弹词，其他报刊如《游戏杂志》、《小说新报》、《家庭杂志》等都有弹词小说的刊载。
这些创作弹词小说的作者，大多是旧派小说名家，也是小报文人群体的主要代表。
如程瞻庐、范烟桥等。
其时弹词小说十分流行，改编小说为弹词成为一时风尚，以致范烟桥等对此竟然感到不可思议。
他说：“中国的群众心理，真难测验，在这个年头，还有弹词的立足之地，不是可以惊异的一回事么
无线电里播送陈年宿古的弹词不算，新编成的有陆瞻庵的《啼笑因缘弹词》，程瞻庐的《欢喜冤家弹词》，说不定以后还会有生意经。
这是什么现象
我总以为还是有闲阶级在那里作祟，这和长篇小说的风行，是同一理由的。
”(47) 这些旧派小说家其中有很多是小报创办者，他们在所出版的报刊上辟有专栏，介绍评弹艺人的生平和演出风格，更对弹词女弹词色艺进行多方面的宣传，以吸引读者，这些说明了弹词小说以及民众对于评弹的欢迎程度。
4.小报文人弹词创作也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
近代上海商业化程度日高，尤其是稿费制度的确立，上海报刊业的发展为各地知识分子提供生存空间，为了生存需要，小报文人一方面借助报刊媒介提高自己的知名度，一方面也需要通过改编或撰写小说或弹词赚取稿酬，还可以通过评弹艺人说唱为自己的作品宣传。
这样，小报文人所编写的弹词小说屡屡见诸报端。
小报馆为了发行的需要，也随报附送他们所创作的弹词小说。
如《笑林报》附送有《繁华梦初集》、《九仙枕新词初集》等。
民国时期的上海小报，也大多以刊登弹词小说相号召。
小报文人给评弹艺人撰写开篇或新编书目，他们的小说亦成为评弹艺人说书的材料。
不肖生著作的《江湖奇侠传》，成了说书先生的材料，张恨水著作的《啼笑因缘》，在当时引起轰动，不仅说唱的人多，更吸引住不少的听客，在当时引起强烈的反响。
其时，在上海的弹词很受欢迎，尤其是新创弹词，那些老书目如《珍珠塔》、《三笑》、《落金扇》、《白蛇传》、《玉蜻蜓》、《双珠凤》之类已不合时代要求，听众都听腻了。
于是陆澹安最先为朱耀祥、赵稼秋改编《啼笑因缘》，大受欢迎，与朱、赵齐名的沈俭安、薛筱卿不甘示弱，也请戚饭牛编《啼笑因缘》，一时形成了弹词《啼笑因缘》的双包案。
其他如天虚我生写过弹词《自由花》、《泪珠缘》、《黄金祟》等，也编辑过《游戏杂志》、《礼拜六》、《鼓吹文明报》等，著名的小报《晶报》台柱张丹斧曾给潘心伊写评弹开篇。
(48) 小报文人与弹词创作一方面固然是兴趣使然，一方面亦是经济利益的驱使。
著名小报文人张恨水在《世界晚报》发表长篇小说《春明外史》引起轰动，使《世界晚报》成为市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读物。
张恨水自己回忆说自己从事创作既有“为发表欲而动笔”的因素，更有“为的是图利”而写作，坦言“没有什么利可图的话，就鼓不起我的写作兴趣”。
(49) 评弹艺人也请文人为其编写新书。
抗战期间，话剧《秋海棠》风行以后，弹词界也想把它改编为弹词。
当红女弹词演唱家范雪君，那时她在谢葆生办的仙乐书场，也想说《秋海棠》，于是托陈存仁转请陆澹安为她编写《秋海棠》弹词，并约请陆吃饭见面，商量此事。
陆一口答应说：“你要全部弹词，须等许多时日，不如我写一段你说一段，稿费不收，不过，有一个条件，你白天在仙乐唱，晚上要到我兄弟办的一个大华书场来弹唱一场。
”(50)他们之间的交易是近代上海社会商品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小报文人与评弹艺人之间满足彼此的需求。
这在近代上海市民社会逐渐形成发展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显著。
我们知道，在20世纪30年代，上海市民社会日益形成，现代社会使人们不仅有追求私利的自由，更有追求私利的可能。
张仲礼主编的《近代上海城市研究》说：“19世纪上海社会的消费主体是买办商人、本地的地产出售人、携资来沪的寓公、纨绔子弟、妓女。
到20世纪30年代后，中小商人和一般市民阶层壮大，构成城市大众群体，商场游乐场、戏院影院乃至各类艺术形式都为之一变。
”(51)小报文人和评弹艺人作为市民阶层的一份子，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
正如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所说：“在市民社会中，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
但是，如果他不同别人发生关系，他就不能达到他的全部目的，因此，其他人便成为特殊的人达到目的的手段。
但是特殊目的通过同他人的关系就取得了普遍的形成，并且在满足他人福利的同时，满足自己。
”(52)近代上海小报与苏州评弹在上海城市化过程中两者纠缠一起，互为利用，共同促进了上海城市文化的繁荣发展。
我们对于近代上海小报这一文献资料话语的分析，以重构20世纪苏州评弹艺人在上海的社会生活史。
在小报这一文本中，有评弹艺人的历史记录，有他们的身影闪现，有评弹艺术的评说及民众对于评弹艺术的痴迷，评弹艺术和近代小报一样营造了市民大众文化空间。
苏州评弹与近代上海小报之间是传统与现代的组合，传统的评弹艺术在近代报刊的传播之下开始向近代转型，小报这一近代媒体宣传和光大江南传统艺术，共同为近代江南城市文化的传统与现代的杂糅，提供了一个别具风景的视野。
注释：(41)转自盛志梅：《清代评弹研究》，齐鲁书社2008年版，第187-188页。
(42)魏绍昌主编《李伯元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84-286页。
(43)盛志梅：《清代评弹研究》，第189页。
(44)孙玉声：《报海前尘录·公余逸趣》，《晨报》1935年（复旦大学图书馆藏复印件）。
(45)横云阁主：《听书偶语》，《奋报》1939年11月19日。
(46)朱衣：《刀会开篇再检讨》，《奋报》1939年12月9日。
(47)说话人：《说话》，范烟桥编《珊瑚》13期－25期。
收芮和师、范伯群编《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上），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5页。
(48)潘心伊：《书坛与电台》（七），《珊瑚》第2卷第10号，1933年总第22号。
(49)张恨水：《写作生涯回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8页。
(50)陈存仁：《抗战时代生活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67页。
(51)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152页。
(52)［德］黑格尔著《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9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