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诗词所流露出儒道佛思想
儒家思想虽然不能归教，但经过汉代独尊儒术，成为中国数千年封建的主流哲学思想。
道和佛则是中国两大最主要的宗教。
哲学、宗教都作用于人的思想，成为人认知世界的角度，而文学创作不外是作者对自己身处的世界的认识、体验和表达。
因此儒道佛对于中国文学的影响首先是作用于文学作者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使他们的文学创作有了一个思想上的出发点，例如苏轼是一个正统中国士人，创作了大量表达关心时政的作品，可以看成其儒家思想的表达，同时他又是一位信佛的居士，他的《题西林壁》一诗就是具有佛教观照的表达；其次，儒道佛本身都是独立的文化体系，其丰富的内容为中国文学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和灵感启发，例如著名的《西游记》里的唐僧西行路线就有很多参照玄奘大师的《大唐西域记》；最后，在表现形式上，中国文学也受到了儒道佛文化的影响。
例如《史记》，既是历史著作，也是文学史上的伟大作品，司马迁在写作时就遵循了孔子修《春秋》的“微言大义”的笔法，而僧侣在传播佛教教义时用的“俗讲”（即讲一些印证神佛的故事）方式也对后来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起到了助推的作用。
应该说，儒道佛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主体构成，而文学是以文字的形式去表达思想和文化，所以儒道佛在一定意义上是中国文学的内核。
这种意义不止存在于古代文学，更因文化的延续性同时影响到了中国近代和现代。
先秦时期儒家的代表人物及中心思想
子】杀身成仁。
孔子在春秋时期，诸相之间还是讲求礼义的（就连宋襄公洪水之还是想保持君子风度）孔子希望克己复礼，讲求有等级的爱。
各安其份。
使其“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教育上希望“有教无类”打破学在官府。
【孟子】舍生取义。
孟子已经在战国时期了。
诸侯互相吞并。
孔子的那套仁政，已经有些过时了。
（孔子反对杀生）孟子（则有所让步）提出，“义”（可以替天行道）字。
这点易中天在《帝国的崩溃》就认为是世道社会功利化、“堕落”的表现。
但是，孟子也提出了“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
依然是继承了孔子的衣钵。
【曾子】曾参上承孔子之道，下启思孟学派，他的修齐治平的政治观，省身、慎独的修养观，以孝为本的孝道观影响中国两千多年，至今仍具有及其宝贵的的社会意义和实用价值，著述《大学》、《孝经》等，后世儒家尊他为“宗圣”。
【荀子】提出“人定胜天”。
荀子对儒家思想有所发展，提倡性恶论，常被与孟子的性善论比较。
而荀子更加突出孔子（统治者与统治者之间，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爱”的等级。
并要制定严格的制度进行约定，有了“法家的倾向”。
他的两个弟子李斯、韩非子，都成了法家的代表人物。
儒道两家的相同之处
一、儒道起源上的相似性 儒道两说虽然有鲜明的对立性，可是却尊同一部书《易》为自己学说的经典，个中深意耐人探求。
《易》是商周之际探寻天人关系的一部书。
《论语》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史记·太史公自序》：“孔子晚而喜易。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要》中记载：“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
”老子对《易》的接受记载得更多，“万物负阴而抱阳”中的“阴阳”之说根源于《易》的观点。
《易》中乾坤对立互相依赖的观点给予老子很多启示，如老子《二章》：“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
”孔子和老子均尊《易》，且或多或少地吸收《易》的观点，反映出儒道创始人对古道术的接受。
《庄子·天下》：“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积为不足，澹然独与神明居。
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
关尹、老耽闻其风而悦之。
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谦下为表，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
”《老子》十四章：“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
”所谓“古之道术”、“古始”，当指来源于伏羲、女娲时代的原始宗教。
《庄子·盗跖》：“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
”庄子描绘的是母系氏族社会时期生活方式和道德准则。
《论语》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
”《孟子·尽心》：“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
”可见儒道两家对原始宗教哲学均有或多或少的吸收。
而且儒道两家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相当成熟，并且自成体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吸收以前的原始哲学思想。
因而儒道起源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均是对以往哲学思想的反思与加工，均是解决当时矛盾重重的社会现状的一种方式，只不过是反映思后得出的观点结论背道而驰而已。
二、学说观点上的相通性 儒道两大体系都博大精深，都含有许多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都是中国本土的哲学，都属于东方文化思维的范畴。
两大学说的观点在很多方面有相通之处。
（一）儒道均推崇“天人合一”的天人观 “天人合一”指人与自然的关系融洽，天人相合。
荀子《天论篇》：“列星随旋，日月递炤，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
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
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功。
”自然界与包括人在内的万物是和谐相处的。
《老子》六十四章：“辅万物之自然。
”万物均应顺其自然的发展规律。
《庄子·天地》曰：“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为忘己。
忘己之人，是之谓入于天。
”“入于天”就是“天一合一”思想的体现。
严君平《老子指归》卷九：“故人能入道，道亦入人，我道相入，沦而为一。
守静致虚，我为道室，与道俱然，浑沌周密。
”人与道沦为一体，最终达到“与物俱然，混沌周密”的境界。
《庄子·齐物论》：“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
”儒道两家基于各自学说的立场，得出的结论却有相同之处，真是殊途同归。
（二）儒道均主张和睦相处的人际观 中国古代历代均有战乱和纷争，儒道对此均持批判态度，力主“和为贵”和“安其居”。
《论语·学而》有若曰：“礼之用，和为贵。
先王之道斯为美。
”《老子》三十一章：“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
”。
老子称战争为“不祥之器”，认为战争是人类的灾难。
《老子》三十章：“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
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
”战争会给人类带来“荆棘生焉”“必有凶年”的结果，因则老子坚决反对战争。
在反战主和思想的基础上，孟子进一步阐释君臣平等的人际观，《孟子·离娄章句下》：“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为国人；君之视臣为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君臣不再是绝对的命令与服从关系，臣甚至可以杀暴君。
《孟子·梁惠王章句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
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儒道均主张人际关系和睦，反对战争和杀戮平民，无疑是代表了历史的进步。
（三）儒道两家均含朴素的辩证思维观 《老子》三十六章：“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
”“歙”和“张”、“弱”和“强”、“废”和“兴”、“取”和“与”均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
《老子》四十一章：“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若颣，上德若谷，大白若辱。
广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质真若渝。
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大音”近乎“希声”，“大象”近乎“无形”，正如“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中所传递出的辩证观。
大小福祸都是相对而言，自可相互转化，已经具备较强的思辨性。
《论语》子曰：“过犹不及。
”《中庸》引孔子：“执其两端，用其于民。
”朱熹在《中庸章句》注说：“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
庸、平常也。
”“过”和“不及”均不好，只有“时中”才能调整矛盾关系，避免走向极端。
辩证法是哲学体系中一个基本方法，儒道两说均含有辩证法也表明儒道两家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先进性。
辩证法使儒道两家有成为中国文化核心的可能，同时儒道两家学说的完善也为辩证思维提供更多的发展空间。
（四）两说具有相似的美学观 儒道两说的经典作品早已名满天下，其中所含的美学思想同样主要。
诸多观点奠定中国美学的理论基础。
1、崇尚“自然”为美 儒道两家均以淡泊、自然、纯朴为美、反对矫揉、造作和雕琢刻板。
《老子》二十五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庄子·马蹄》：“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
恶乎知君子小人哉
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
素朴而民性得矣。
”《淮南鸿烈·精神训》：“圣人法天顺情，以天为父，以地为母，以阴阳为纲，四时为纪。
……夫万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
”《荀子》：“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
”又说：“不事而自然谓之性。
”顺乎“自然”的哲学观念，对中国传统美学的影响十分深远。
受庄子影响明显的诗仙李白力主“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美学观。
陶渊明的诗也被元好问称为：“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
自然为美本身是一条重要的美学原则，铅华落尽始见真，确可作为艺术追求的目的。
2、“含蓄”为美 中国传统美学提倡“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和“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含蓄美学观，排斥言尽意尽的直白美学观。
《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又说：“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
”《庄子》：“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
”《淮南子》：“视之无形，听之无声，谓之幽冥，幽冥者，所以喻道而非道也。
”“玄”、“惚恍”、“可传而不可受”、“幽冥”等均含有模糊之意，需要经过分析与体会才能理解其中的含义，真可谓是言有尽而意无穷。
《论语》子曰：“关睢，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又曰：“里仁为美。
”又曰：“怨而不怒”、“和而不流”。
“哀而不伤”成为中国传统美学中一个重要的评价准则，所谓“哀而不伤”实际含有“过犹不及”的意思，可以哀但不可以伤，其美学标准是模糊的，也是含蓄。
儒道两大学派均尚含蓄美学观对后世文人创作和他们的美学倾向的影响是很深远的，中国美学尚曲不尚直，尚神不尚形，尚意不尚法。
中国古代文学中有诸多争论不休的悬案，有些就与不直言的表述有直接关系。
三、类似的修身修养观 孟子讲：“穷则独善其身”，庄子讲：“超世绝俗”、“神与物游”。
“独善其身”和道家洁身自好的意思相似。
孔子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孔子说：“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
”孔子提倡粗食淡饭以自得，鄙视不义之富贵。
老子主张行“无为”之事，同样是追求怡然自乐的生活方式。
孔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
知者动，仁者静。
知者乐，仁者寿。
”老子说：“上善若水。
”儒道两家均追求洁身自好的修养观，均向往人与自然社会关系和善的修身观，均崇拜品德高尚修养良好的仁人善士，均成为历代文人修身养性的标准。
儒道两家枝蔓芜杂，学说各异，但终究是东方思维文化系统下的学说。
两者之间的对立和差别非常明显，但也有相互纠缠相互借鉴、互为己用的部分，尤其是宋明理学以后，儒道呈现出和流趋势。
华严五祖宗密说：“孔、老、释迦，皆是至圣；随时应物、设教殊途，内外相资，共利君庶”。
《原人论》儒道都持“共利群庶”的观点。
中国古代文人多是两说均信，在朝则信儒家，在野则信道家。
儒家使人积极奋进，勇于进取，道家使人逍遥自在，乐天知命。
儒道两家构建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并使整个传统文化系统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
对儒家思想的认识。
结合现实，谈谈对儒家思想的认识。
一、儒家思化对现实的积极影响 家思想文化的在历史传承中经过磨练淀，成为我们民族的智慧、精神和美德，具有人类共性的永久价值。
1.儒家提出一系列道德范畴、命题、思想丰富了中国传统道德宝库。
儒家文化属人伦文化，它提出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忠、孝、廉、节、耻等，蕴含量十分丰富，每个字都能写一篇大文章。
如果抽象出它们的一般意义，加以选择、加工、发挥，就能成为精华。
如“仁”，是儒家道德规范体系的核心，“仁者仁也”，强调了人的社会属性和本质；“仁者爱人”，反映了利他精神；“克己复礼为仁”，要求人应该有道德自律意识；“杀身成仁”，彰显了坚守信念、不怕牺牲的决心。
又如“忠”，抛开它的忠君和愚忠的具体含义之外，可贵之处在于忠于职守、勇于负责，完全可以把它用在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方面上。
又如“孝”，是任何人、任何社会都应具有的美德，封建社会过分强调子女对父母的“孝”，而忽视父母对子女的“慈”；现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家家体现的是过度的“慈”，很容易丢掉传统的“孝”，所以，当今更需要强调“孝”。
此外，“义”即正直、正义，“礼”即礼貌、礼仪，“信”即诚信、信誉，“温”即和蔼、平易，“恭”即谦虚、敬人，“俭”即勤俭节约，“让”即宽容忍让，“廉”即清正廉洁，“节”即骨气、气节，“耻”即自尊自爱等，它们的一般意义都可以继承并发扬光大，为我们的个人品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建设服务。
2.冲破天命鬼神的理性精神抵抗了宗教对人们思想的侵蚀。
儒家思想对鬼神问题持谨慎态度，“子不语怪、力、乱、神”，“未知生，焉知死”，具有无神论倾向，否定超自然救世主和彼岸世界的存在。
同时，引导人们注重“现世”生活和实际问题的解决。
孔子的学生问什么是智慧，孔子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
”体现出对务实和理性精神的崇尚。
虽然中国有土生的和外来的宗教流传，但都没有形成全民族的宗教狂热，真正推行的是“政德合一”，宗教在中国从来没有占据过主导地位；不像西方搞的是“政教合一”，有时教权比王权还要大。
在中国正是由于信奉儒家思想，抑制了宗教的作用。
直到现在，全世界有60多亿人，信教的有48亿人，不信教的绝大多数在中国，这和受儒家思想文化的长期熏陶有很大关系。
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人解决现实问题倾向于依靠人间力量，形成了一种不轻易求神拜佛的习惯。
在他们看来，与其信鬼神，不如信明君，“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明君能带来太平盛世；明君不多，就去信清官，清官率先垂范，弥补君王过失，杀陈世美，救秦香莲；清官不多，就去信侠客，侠客可以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最大的侠客就是梁山好汉，替天行道。
老百姓实在没办法，才去求神拜佛，而且求的神，也多是希望能给他们解决实际问题的神，这些神和人还有血缘关系，人们缺水了就信龙王爷，缺钱了就信财神爷等，信神是无可奈何，也是权且手段，达到虔诚、迷信程度的人是少数。
3.“民为邦本”的民本主义体现了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
儒家思想历来十分重视老百姓的作用，认为百姓是国家安宁的根本，“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孟子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这里的“贵”就是作用重大，即“民可载舟，亦可覆舟”之义。
重视老百姓的作用，首先要重视老百姓的生计。
所以，儒家思想历来强调君子要有“忧以天下，乐以天下”的情怀，把个人安身立命与百姓福祉联系起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要安民、养民、利民、惠民、富民，同时还要“教民”；要“解民于倒悬”，“厝天下于衽席之上”。
为此，就要修身，要“格物、致知、正心、诚意”，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和做事本领，目的是为了经世致用，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
当然，儒家思想的民本主义前提是英雄史观。
中国共产党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史观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实践科学发展观，贯彻以人为本，这是儒家思想的民本主义所不能比拟的，但注重民生、为民造福的社会责任感是相通的。
4.“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为我们建设生态文明提供了广阔的思想文化基础。
儒佛道三家都在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道家崇尚“道法自然”，复归于朴，是倒退性的返回自然；佛教提出“山川草木，悉皆成佛”，消除“分别心”，强调众生平等。
儒家讲求“仁民爱物”，即人与人、人与万物犹如同胞手足，万物一体而相互仁爱，认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天道即人道；人应由“尽心”而“知性”，由“知性”而“应天”，人的生命活动要融入天地生生不息的大化之中；孟子的“乘势待时”，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王夫子的天人“交相胜，还相用”，体现了和谐生态伦理观和天道人道相融观，为我们坚持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人口协调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供了坚实的文化底蕴和广阔的思维背景。
5.注重理想信念的鼓舞和凝聚作用，成为中国以德治国的一大特点和政治优势。
儒家思想强调做人应有理想信念。
其理想人格是智、仁、勇，认为是“天下之达德也”，孔子说：“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
人有了理想信念，就能专心致志、刻苦学习，耐得住寂寞和贫困，做到“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即使穷困潦倒，“饭疏食，饮水，曲弘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不义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耳”。
人有理想信念，就有了自己的独立意志和人格，孟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
”就能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理想信念一旦确立，就能鼓舞人们矢志不渝、终身坚守，“朝闻道，夕死可也”，面对恶势力，不惜杀身以成仁，舍生以取义。
毛主席说，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儒家重视理想信念作用，在我们今天仍没有过时。
特别是在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求实务实、自主自信的同时，会出现轻视理论思维、淡化理想信念的倾向，现实中“有奶便是娘”的实惠思想，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跟着感觉走”的认知方式，甚至损人利己的个人主义，都是其负面效应。
因此，我们不论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还是做思想政治工作，都要积极开展理想信念教育。
通过理想信念教育，凝聚人心，鼓舞斗志，使人们立身处世要有志气、正气、骨气。
儒家思想中的理想社会就是“大同”。
这个社会“天下为公”，“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都“讲信修睦”，“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疾废者皆有所养”。
“大同”理想是人们对原始共产主义的回忆，是对当时阶级剥削、压迫的反抗，也是对未来美好社会的向往，鼓舞了世世代代中国人。
历代农民起义领袖的“均贫富”口号就是以“大同”理想作为旗帜招揽人心的，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的“天下为公”等深受“大同”理想的启发和影响。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特别是新中国建国初，许多中国人，包括不少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是用传统的“大同”思想来理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提出的“小康”一词，也是从传统的“大同”社会的描述中来的。
现在我们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本世纪中叶，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这一目标实实在在地承载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对海内外中华儿女具有巨大鼓舞、凝聚作用，这已成为我们国家的一大政治优势。
6.“过犹不及”的辩证思维体现了高超的处世方法和领导艺术。
“中庸”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认为它是最高美德素养，也是准则和方法。
“中庸”里有辩证法，即关于“度”的思想，既不要过头，也不要“不及”，反对走极端，要求人们待人接物要把握分寸，注意火候。
孔子说，有人问他问题，他就“扣其两端而竭焉”，即摸清事物矛盾着的两个方面，然后综合起来给予回答；又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即只抓住矛盾的一个方面而忘记另一方面，必然造成危害。
儒家是为当官者着想的，认为当一个领导者，要做到“威而不猛”、“泰而不骄”、“和而不流”、“矜而不争”、“欲而不贪”、“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劳而不怨”、“惠而不费”等。
从气质修养上，“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又说“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认为这两种人都有偏激性，应取其“中”，既积极又稳当。
对这些要求，我们现在的领导干部如真能做到，也称得上是有修养、有能力的好干部。
7.儒家丰富的教育思想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教育传统的主要内容，对现代素质教育仍有启迪意义。
孔子首先是一位教育家，儒家继承孔子的办学传统，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教育主要是由儒家承担的。
孔子的“有教无类”，“温故而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等，都是可贵的教育经验总结。
之后，孟子提出“教亦多术”，荀子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和“锲而不舍”，韩愈的“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等，都成为后世学子的格言，即使现在，对我们的素质教育仍有启发价值。
针对我们目前应试教育状况，我们的教育既需要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也需要继承儒家教育思想中的优良传统。
8.儒家思想中的许多优秀成分溶入中华民族精神，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和灵魂。
在中华民族精神中，处处闪烁着儒家思想的光辉。
如爱国主义，儒家思想强调集体主义精神，要求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克己”是为了“复礼”；强调家国合一，国是家的放大，忠是孝的放大；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现在，爱国主义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动力。
又如团结统一，儒家的“大一统”思想很浓，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西汉董仲舒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儒家的“内圣外王”强调君子修身、“齐家”的目的就是为了“治国、平天下”，这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政治观念和思维方式。
在中国历史上，分裂不得人心，统一人心所向，这已成为我们反对民族分裂的广泛深厚的社会心理基础。
又如爱好和平，儒家讲“礼之用，和为贵”，讲“和而不同”，讲“厚德载物”，讲“忠恕”，要求人们在处理君臣、父子、夫妻、邻里、朋友等“五伦”关系时，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这里，最可贵的就是要设身处地地站到对方想一想，以增进理解，营造宽容，多达共识，形成合力。
现在，在国内提出和谐社会建设，在国际提出和谐世界理念，坚持友邻、睦邻、富邻政策，为我国实现全面小康和现代化目标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儒家“和”的思想能发挥更大作用。
又如自强不息，儒家和道家、佛教最大的不同就是强调积极有为的人生态度，要求人们“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孔子就是一个十分勤奋的人，干起事来，“不知老之将至”，他认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
儒家认为，人生在世应有“三立”，即“立德、立功、立言”，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这种精神，毛主席作过发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就是中国人自强不息精神的概括。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使之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继承、弘扬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自然也继承、弘扬了儒家思想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同时，结合时代要求，增加了新的内容，如“三大作风”，两个“务必”，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等，丰富了中华民族精神，丰富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二、儒家思想文化对现实的消极影响 儒家思想文化毕竟代表的是中国农业社会、封建社会的精神文明。
随着世界工业化的兴起、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儒家思想中的消极因素暴露得越来越明显，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化。
中国近代的落后、被动、挨打，表面看是因为西方“船坚炮利”，中国武器不行，进而是因为封建制度的腐朽造成的，实际上最深层的东西，是文化上、指导思想上出了问题，这和儒家思想的消极因素不能说没有关系，甚至有人认为儒家思想是罪魁祸首。
儒家思想的消极因素及其影响至今也存在，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等级观念压抑了人的个性和创造性。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仁”的外化就是“礼”，“礼”是儒家思想的一个特色。
“礼”就是指人们在相互交往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举止言行符合了自己的位置要求，就说明懂礼。
中国历来被称为“礼义之邦”，中国人也不乏儒雅君子，但问题就出在过分上。
儒家讲君臣、父子、夫妻为“三纲”，讲“贵贱有等，长幼有差”，如果有人违反了礼，就被视为犯上作乱。
鲁国的一个陪臣搞了“八佾舞于庭”，即在家庙举办了64人规模的乐舞，这本来只有天子才使用的；这个人还祭了泰山，这本也是天子的事。
对此，孔子很气愤，说，“是可忍，孰不可忍也”。
“礼”太多，就是繁文缛节、形式主义，最大的弊端就是压抑个性，妨碍真理发现和科学发明。
由于讲“礼”，领导、长辈说的话，即使错话，也不能越，不能顶，不能改，因而拒绝一针见血的争辩，否则为狂妄、骄傲、“大不敬”。
在西方，学生提问不用举手示意，随时插话，打断老师讲课，属于正常；在中国就不行，孔子讲“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要人们平时要“居处恭”，“貌思恭”、“事思敬”。
如按这些“礼”来教育，即使天真烂漫、活泼可爱的青少年，也全被教育成循规蹈矩、蹑手蹑脚、千人一面的谦谦君子；再加上孔子讲“君子讷于言，敏于行”、“巧言令色，鲜于仁”，更限制了人们对雄辩和沟通才能的发挥。
这和我们改革开放时代提出的开拓性、创造性人才要求背道而驰。
2.过分注重人际关系，轻视对自然界的探索和改造。
儒家文化是人伦文化，儒家学说，就是讲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
“学以四教：文、行、忠、信”。
又有记载，孔子以六艺授徒，六艺就是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的数有自然科学味道，但是被排在最后的；其他都属于社会人伦学问，“六艺”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礼，“不学礼，无以立”。
作为君子，就是要“立于礼”，而“成于乐”。
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国文化就形成了重人际、轻科技的价值倾向。
正如鲁迅先生所讲，中国人发明了火药，是放鞭炮的，而外国人拿去是造枪炮的；中国人发明了罗盘，是看风水的（用来协调人、鬼、神关系的），而外国人拿去是用来航海的（用来开拓疆土、掠夺殖民地的）。
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伟大的技术发明，但不是用在直接生产力上，而是用在制造礼器、神器、酒器上，这从古墓挖掘中就可看出。
古代的人才，就是会打仗，会打官司，会搞政治，会对对联，科技被称为“奇技淫巧”，科学家被称为“工匠”，不在人才之列，毫无社会地位，蔡伦、张衡、毕升很难与孔、孟、程、朱比肩。
而在西方，牛顿、达尔文可以和任何伟人齐名，牛顿下世英国举行了国葬。
新中国成立后，鄙薄科技的“遗风”依然存在，“文革”中批判知识分子为“臭老九”，现在许多专业技术人才想走仕途，成千上万大学生报考公务员等，都是“轻科技”传统的不同表现。
儒家文化过分注重人际，势必影响人们业务能力和办事效率的提高，因为它引导人们，做事首先关心的是人际关系，而不是事情本身，关系不顺，很难办成哪怕是自以为非常正确的事。
甚至引导人们把精力投放到与工作没有任何关系的人际关系上来。
不少人甚至抛开事业，专门搞纯粹的人际关系，特别是搞好和上级的关系，还能得到专门干事业的人所得不到的好处。
直到现在，外国人来中国，就认为，在中国办事，人际成本很高。
3.轻视生产劳动，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儒家宣扬“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鼓励人们当“劳心者”去“治人”。
儒家也倡导人们要努力学习，而学的不是自然科技，是人伦方面的书，“学而优则优”，学好是为了当官、管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孔子的学生樊迟请教“学稼”、“学圃”，孔子说，他不如种田、种菜的，樊迟走后，孔子说：“小人哉，樊须也
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
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如果天下百姓都按照孔子说的去做，大家只能喝西北风了。
从历史上看，儒家门下培养出来的多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中了举的，如《儒林外史》中的范进；未中举的，如鲁迅笔下的孔乙已，其导向结果，是鄙视生产劳动、鄙视劳动群众，严重影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4.过分注重道德的作用，缺乏法治精神。
儒家文化是道德文化，治理国家，特别强调人们的素质、觉悟和良心，因而把道德看得比法律更根本、更重要。
孔子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意思是行政和法律，使人不敢干坏事，但不知羞耻；道德和礼义能使人有羞耻之心，能够自我约束，不想干坏事。
儒家排斥法律，甚至把“无讼”作为一种社会理想。
但仅仅靠道德来治国，是软弱无力的，它可以治好人，但治不了坏人；它仅仅有应然义，没有必然义；启发觉悟、良心，加强自律是必要的，但没有他律是不可靠的。
过分的以德治国，会带来“人治”。
中国历史上有法制，但没有法治，而且仅仅是刑法，是用来治民的，不是用来治官治权的，往往成为袒护达官贵人的工具。
就是这点法制往往比不上“真龙天子”随便说的一句话顶用。
社会上流行着很浓的“包公情结”和清官热，正说明人们对社会公正的期盼与法治缺乏的现实之间有巨大反差。
儒家思想源于农耕文化，农耕文化是血缘文化、亲情文化、养生文化。
上坟、建祠堂、续家谱等活动强化了宗法观念和人情因素，维持秩序主要靠乡规民约、传统道德和风俗习惯。
反映这种文化氛围的儒家思想就缺乏西方那种以古希腊文化为源头的、以工商业为基础的契约和法治精神。
父亲偷东西，儿子应不应该告发，告发违反了孝，不告发违反了法。
孔子认为，孝重要，儿子应该包庇父亲，这就是“子为父隐，父为子隐”，进而提倡“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完会违背了法治精神。
由于过分注重道德和忽视法律作用，使得中国历代统治者调控社会的手段较为单调。
往往先是道德教育，给人们灌输孔夫子主义；如不见效就用圣旨文件；再不见效，就派军队清剿、镇压，这就是我们常讲的宽猛相济、恩威并举、软硬兼施。
结果，导致国家调控社会机制缺乏根本性、稳定性、普遍性、长期性，自我消解致乱因素的功能很低，往往是小事化大，大事化得翻了天，官僚机器与致乱集团之间，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社会缺乏一种长治久安的动态稳定机制，表现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周期性的改朝换代和治乱循改。
直到现在，中国法治建设虽取得很大进步，但仍缺少法治精神。
百姓中的“臣民”观念、领导干部中的“为民做主”观念、“父母官”观念，仍十分浓厚；《雍正王朝》、《康熙大帝》等电视剧仍有很大市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屡见不鲜。
实施依法治国方略任重道远。
5.把“中庸”上升为方法论，不利于培养人们的敢闯敢冒、改革创新精神。
“中庸”有辩证法，追求一种恰到好处的“适中”，但又缺乏可操作性。
孔子只说，“叩其两端而竭焉”，如何取其中，没有一定的法则，需要当事人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灵活运用。
于是，人们用起“中庸”来，碰到什么问题，都采取不偏不倚、不阴不阳、不明不暗、不前不后的立场、态度和方法，表现为折中主义，特别是在大是大非面前，未能旗帜鲜明，缺乏原则性和斗争性，使人变得骑墙、滑头和见风使舵。
孔子感叹道：“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
民鲜久矣。
”真正的“中庸”在大众中能贯彻的很少了。
对用歪“中庸”的人，孔子、孟子十分痛恶，骂他们是“乡愿”，是“德之贼也”。
实际上，他们正是从孔子、孟子的“中庸”之道那儿学来的。
“中庸”和敢闯敢冒、改革创新相矛盾。
鲁迅说，中国人的中庸，使得变革很难进行；你若要提议在一间黑屋子上开个窗户，大家不同意，你故意说要掀掉屋顶，大家肯定反对，最后，经过折中，大家就同意开窗户了。
这个例子说明，为了打破“中庸”思维方式对变革的阻碍，使得革命和改革有时不得不采用矫枉过正的手段，结果是非常的不“中庸”，最容易走向偏激和极端。
6.“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不利于理论创新。
孔子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说他不搞新的创作，只是编辑文献典籍，阐述先贤微言大义，发自内心地喜好古代。
特别是对尧、舜、禹，回忆眷恋，赞叹不已，“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郁郁乎文哉”。
孔子做学问的形象是“编春秋，删诗书，序易传”。
这种学风影响到后人，更难标新立异，严重阻碍理论创新。
确实，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领域，孔子的后人很难有所创新，即使有自己的新观点，都要掺和在对前人著作的注释中；有的人自己写了文章，也要冠以古人的名字得以流传。
中国古代经史子集汗牛充栋，梁启超说，其中的“史”就占百分之七、八十。
读书人做的事就是写诗、作画、刻石头，为圣贤经书作注，这样既没有政治风险，同时又高雅，显得有才气。
近代康有为想推动变法，打上孔子的旗号，写《孔子改制考》，把孔子说成是改革家。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这种学风，还带来了尊崇祖训和崇拜圣贤的思维惯性。
这种惯性成为滋生个人崇拜、教条主义、保守主义的温床，使得解放思想成为一次次社会变革、改革先导的任务十分繁重。
五四运动批判的“以孔子是非为是非”，延安整风运动批判的王明教条主义，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批判的个人崇拜和“两个凡是”，改革开放以来克服的“唯书、唯上”，都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这一惯性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而克服这一惯性的法宝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就是“一个中心、三个着眼”，即以我国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
7.“重道轻器”的体验性笼统思维，不符合现代科技的发展要求。
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其思维方式是辨证的，但它是笼统的，显得整体而混纯，经验而直观。
儒家的许多文章谈修养、谈人伦、谈社会，不是理性思维，而是道德体验，如孟子讲“吾养我浩然之气，充塞于天地之间”，《中庸》讲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对事物的探究，不喜欢精确梳理，不喜欢科学实验，不喜欢逻辑概括，不喜欢事必亲躬，喜欢大而化之，向上提升，对关乎天地人的“道”滔滔不绝，对具体的、细微的实在的“器”不屑一顾，这种思维不符合现代科技发展的要求。
中国历史上有伟大的科技发明，如四大发明，但由于“重道轻器”，却不成体系，师傅传授技艺给徒弟，讲的是诀窍、悟性、灵气，而且只传给儿子，不传给女婿，因女婿是外人。
如遇师徒早逝，很容易失传，留给后人的是结果，无过程与工艺。
多少年来，曹冲称象，仅仅作为一个聪明故事在流传，不像西方人，从洗澡体验水的浮力中概括出阿基米德定律。
现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资源、劳动力是我们的，产品的设计、品牌、专利是外国的，我们挣的是血汗钱，给中国留下的是资源过度消耗和环境污染。
关键原因是中国缺乏科技创新，高、精、尖核心技术装备是外国的，外国一架波音飞机可抵得上一亿件中国衬衫。
2008年，中国专利授权量居世界第4，可只有0.03%的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发明专利授权量为9万多件，其中50%以上来自外国公司。
现在提出要建设创新型国家，提高我国的原创能力、集成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能力，不仅要加大科技投入，改革科技体制，更要克服“重道轻器”的思维方式，确立现代科技思维方式，从体制机制上推进中国科技创新，早日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迈进。
作为中国人，特别是领导干部，不但要对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思想文化有一个深刻认识，更重要的是在推进实现全面小康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充分挖掘、发挥儒家思想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和凝聚力；同时，要从观念、思维、制度、政策、行为、环境等方面，自觉克服、改造儒家思想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做到兴利除弊，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文化底蕴、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哪些成语能体现儒道家的思想
罢黜百家 罢黜弃不用。
原指诸子杂说，专门推行学说。
也比喻只要一种，不要其他形式。
出处：《汉书·武帝纪赞》：“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
” 存心养性 保存赤子之心，修养善良之性。
旧时儒家宣扬的修养方法。
出处：《孟子·尽心上》：“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
” 甘贫乐道 甘贫：情愿受贫困；乐道：乐于守道。
甘于受贫，乐于守道。
是儒家所倡导的处世态度。
出处：《后汉书·韦彪传》：“安贫乐道，恬于进趣，三辅诸儒不仰慕之。
” 毁不灭性 儒家丧制。
指居丧哀毁，但不应因此丧生。
毁不危身 儒家丧制。
指居丧哀毁，但不应因此丧生。
同“毁不灭性”。
经史百子 经：经学，经书，儒家经典著作；史：史学，史书；百子：诸子百家之学。
旧指各个方面的很需要学问。
出处：唐·韩愈《柳子厚墓志铭》：“子厚少精敏，无不通达……议论证据古今，出入经史百子。
” 克己复礼 克：克制。
儒家指约束自己，使每件事都归于“礼”。
出处：《论语·颜渊》：“颜渊问仁。
子曰：‘克己复礼为仁。
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 孔孟之道 孔：孔子；孟：孟子。
指儒家学说。
出处：明·罗贯中《三国演义》第六十回：“松闻曹丞相文不明孔孟之道，武不达孙吴之机，专务强霸而居大位，安能有所教诲，以开发明公耶
” 老师宿儒 宿儒：原指长期钻研儒家经典的人，泛指长期从事某种学问研究，并具有一定成就的人。
指年辈最尊的老师和知识渊博的学者。
亦作“老手宿儒”。
离经辨志 离：指断句；经：指儒家经书；辨：明察；志：志向。
读断经书文句，明察圣贤志向。
出处：《礼记·学记》：“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
” 离经畔道 ①指思想、言行背离儒家经典和规范。
②指背离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和行为规范。
儒家 出处：元·费唐臣《贬黄州》第一折：“且本官志大言浮，离经畔道，见新法之行，往往行诸吟咏。
”清·李百川《绿野仙踪》第七回：“子真不待教而诛之人也
吾房中师弟授受，绍闻知之统，继精一之传，岂可以容离经畔道之人哉
” 求志达道 指隐居以保全自己的意志，行义以贯彻自己的主张。
是儒家一种理想的人生观。
出处：语本《论语·季氏》：“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
” 洒扫应对 洒水扫地，酬答宾客。
封建时代儒家教育、学习的基本内容之一。
出处：宋·朱熹《〈大学章句〉序》：“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
” 杀身成仁 成：成全；仁：仁爱，儒家道德的最高标准。
指为正义而牺牲生命。
后泛指为了维护正义事业而舍弃自己的生命。
出处：《论语·卫灵公》：“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 诗礼传家 指以儒家经典及其道德规范世代相传。
诗云子曰 《诗经》所说和孔子所言。
二者均为历代儒者遵奉的信条。
因用以泛指儒家言论或经典著作。
出处：明·刘璋《凤凰池》第一回：“见那诗云子曰、者也之乎的人，他就摇首闭目，只与云锷颖臭味相投。
” 授受不亲 授：给予；受：接受。
旧指男女不能互相亲手递受物品。
指儒家束缚男女的礼教。
出处：《孟子·离娄上》：“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神情民
’孟子曰：‘礼也。
’” 四书五经 四书：亦称四子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诗》、《书》、《礼》、《易》、《春秋》。
指儒家经典。
出处：汉·班固《白虎通·五经》：“五经何谓
谓《易》、《尚书》、《诗》、《礼》、《春秋》也。
”宋·朱熹著有《四书集注》。
下愚不移 移：改变。
下等的愚人，决不可能有所改变。
旧时儒家轻视劳动人民的观点。
也指不求上进，不想学好。
出处：《论语·阳货》：“唯上知与下愚不移。
” 小受大走 轻打就忍受，重打就逃跑。
儒家认为这是孝子受父母责罚时应抱的态度。
出处：《孔子家语·六本》：“小棰则待过，大杖则逃走。
” 一致百虑 一致：趋向相同；百虑：各种考虑。
趋向虽然相同，却有各种考虑。
儒家指虑虽种种，理归于一。
出处：《周易·系辞下》：“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
” 以文乱法 文：指儒家的经典。
引用儒家的经典，非议国家法令。
出处：《韩非子·五蠹》：“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
” 正始之音 ①指魏晋玄谈风气。
出现于三国魏正始年间。
当时以何晏、王弼为首，以老庄思想糅合儒家经义，谈玄析理，放达不羁；名土风流，盛于洛下。
②指纯正的乐声。
出处：《晋书·卫玠传》：“昔王辅嗣吐金声于中朝，此子复玉振于江表，微言之绪，绝而复续。
不意永嘉之末，复闻正始之音。
” 正心诚意 原是儒家提倡的一种修养方法，现也泛指心地端正诚恳。
出处：《礼记·大学》：“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
” 周游列国 周游：全都走到，游遍。
原指孔丘带着他的学生周游当时的许多国家，希望得到重用，以便推行儒家的政治主张。
后指走遍各地。
出处：曹余章《上下五千年·孔子周游列国》：“孔子的学生说：‘鲁君不办正事，咱们走吧
’打那以后，孔子离开鲁国，带着一批学生周游列国，希望找个机会实行他的政治主张。
” 子曰诗云 子：指孔子；诗：指《诗经》；曰、云：说。
泛指儒家言论。
出处：元·宫大用《范张鸡黍》第一折：“我堪恨那伙老乔民，用这等小猢狲，但学得些妆点皮肤，子曰诗云。
” 邦以民为本 古代儒家民本思想的一种反映，认为万民百姓是国家的根本。
治国应以安民、得民作为根本。
出处：《尚书·五子之歌》：“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 温良恭俭让 原意为温和、善良、恭敬、节俭、忍让这五种美德。
这原是儒家提倡待人接物的准则。
现也形容态度温和而缺乏斗争性。
出处：《论语·学而》：“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
” 半部论语治天下 旧时用来强调学习儒家经典的重要。
出处：典出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七：宋初宰相赵普，人言所读仅只《论语》而已。
太宗赵匡义因此问他。
他说：“臣平生所知，诚不出此，昔以其半辅太祖（赵匡胤）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
” 不塞下流，不止不行 指对佛教、道教如不阻塞，儒家学说就不能推行。
现比喻不破除旧的、坏的东西，新的、好的东西就建立不起来。
出处：唐·韩愈《原道》：“然则如之何而可也
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 道教 白日飞升 犹白日升天。
道教谓人修炼得道后，白昼飞升天界成仙。
后喻指一朝显贵。
出处：《全元散曲·喜春来》：“黄金转世人何在，白日飞升谁见来。
” 白日上升 犹言白日升天。
道教谓人修炼得道后，白昼飞升天界成仙。
出处：唐·贾岛《赠丘先生》诗：“常言吃药全胜饭，华岳松边采茯神。
不遣髭须一茎白，拟为白日上升人。
” 白日升天 原是道教指白昼升天成为神仙。
后比喻一下子富贵起来。
出处：汉·应劭《风俗通·正失》：“俗说淮南王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鸿宝苑秘》枕中之书，铸成黄白，白日升天。
” 长生不老 长生：永生。
原为道教的话，后也用作对年长者的祝愿语。
出处：《太上纯阳真经·了三得一经》：“天一生水，人同自然，肾为北极之枢，精食万化，滋养百骸，赖以永年而长生不老。
” 换骨脱胎 原为道教用语。
指修道者得道以后，就转凡胎为圣胎，换凡骨为仙骨。
现比喻通过教育，思想得到彻底改造。
出处：金·侯善渊《杨柳枝·丱岁飘蓬住远山》词：“换骨脱胎归旧路，返童颜。
” 交梨火枣 道教经书中所说的“仙果”。
出处：《真诰·运象二》：“玉醴金浆，交梨火枣，此则腾飞之药，不比于金丹也。
” 金浆玉液 道教说是一种用金和玉溶于朱草而成的仙药。
也指美酒。
出处：唐·陈子昂《送中岳二三真人序》：“真朋羽会，金浆玉液。
” 清净寂灭 指道教的清净无为与佛家的涅盘寂灭之说。
脱胎换骨 原为道教用语。
指修道者得道以后，就转凡胎为圣胎，换凡骨为仙骨。
现比喻通过教育，思想得到彻底改造。
出处：宋·释惠洪《冷斋夜话》卷一：“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窥入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
” 详星拜斗 祭拜星斗。
道教仪式之一。
以此驱妖疗疾。
出处：清·曹雪芹《红楼梦》第一零二回：“过了些时，果然贾珍患病。
竟不请医调治，轻则到园化纸许愿，重则详星拜斗。
” 膺箓受图 ①指帝王得受图箓，应运而兴。
图，河图；箓，符命。
②道教指经过修炼，受天地道箓而名列仙籍。
膺图受箓 道教指经过修炼，受天地道箓而名列仙籍。
也指帝王得受图箓，应运而兴。
图，河图；箓，符命。
同“膺箓受图”。
指树为姓 道教传说，老子生于李树下，因以李为姓。
出处：见晋·葛洪《神仙传·老子》。
不吃烟火食 烟火食：熟食。
道教以为仙人可以不吃熟食。
旧时用来称赞诗文立意高超，言词清丽，不同一般。
出处：宋·阮阅《诗话总龟前集》卷九引《直方诗话》：“文潜先与李公择辈来予家作长句。
后再同东坡来，坡读其诗，叹息云：‘此不是吃烟火食人道底言语。
’”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八仙：道教传说中的八位神仙。
比喻做事各有各的一套办法。
也比喻各自拿出本领互相比赛。
出处：明·吴承恩《西游记》第八十一回：“正是八仙同过海，独自显神通。
” 不塞下流，不止不行 指对佛教、道教如不阻塞，儒家学说就不能推行。
现比喻不破除旧的、坏的东西，新的、好的东西就建立不起来。
出处：唐·韩愈《原道》：“然则如之何而可也
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