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乔致庸是怎样一个人
此后，慈禧太后在西安住了一年\\r，财赋皆由大德恒经管，使大德恒一时俨然成了清王朝的临时财库，不仅原支垫的30万银两如数收回，而且从经管的财赋业务中还赚了一笔。
后来，慈禧回到了北京，准备筹办户部银行时，想起了大德恒票号的贾继英，便下旨召见了他。
慈禧问贾继英想做官，还是想经商。
贾继英说做官自己不是这块料，但经商还可以。
慈禧太后说道：那就给你个既做官又经商的差使吧。
于是慈禧下旨，授他官职，同时筹办户部银行。
光绪三十一年(1905)，户部银行成立，贾继英出任第一任行长。
光绪三十四年(1908)户部银行改组为大清银行，贾继英继任行长。
可见，中国第一任银行行长这样的人才，原是由乔致庸开办的大德恒票号所培养。
\\r严格的号规和家规，是乔家商业兴盛的又一重要原因\\r严格的号规制度，是乔家商业兴盛的又一重要原因。
如其号规定有：号内员工包括掌柜在内，一律不准携带眷属，更不准嫖妓纳妾；所有员工不准赌博、吸食毒品；所有人伙按在号地位和身股大小，层层节制。
如不循规蹈矩，到账期按所犯错误情节，或开除，或抹身股，或减劳金等。
\\r乔致庸治家很严。
其家规有：一不准吸毒，二不准纳妾，\\r三不准虐仆，四不准赌博，五不准冶游，六不准酗酒。
这些家规既杜绝了祸起萧墙的根由，又成为家庭持盈保泰的保证。
乔致庸先后娶过六位妻子，但都是续弦。
乔致庸将《朱子格言》作为其儿孙启蒙必读之书。
他常告诫儿孙戒“骄、贪、懒”三字。
并教育儿孙“唯无私才可大公，唯大公才可大器”；“气忌燥、言忌浮、才忌露、学忌满、知欲圆、行欲方”；“待人要丰，自奉要约”。
若儿孙有过错，则责令跪地背诵《朱子格言》。
如浪费粮食，则命跪诵若干次“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当念物力维艰”，直到承认错误，磕头谢罪。
致庸还把亲拟的对联挂在内宅门上，以教育其儿孙，其对联称：\\r求名求利莫求人，须求己\\r惜衣惜福非惜财，缘惜福\\r为抬高身价，乔致庸也喜好结交官府，这反映了以他为代表的晋商的封建性的一面\\r乔致庸生活在封建时代，在他身上同样有着结交官府，抬高身价之追求。
乔家所结交的官员，上至皇室贵族，下至州府县治。
清光绪以来历任蒙、疆、陕、甘的封疆大吏，本省抚、道、县几乎都和乔家有着交往。
其做法是先由商号经理笼络联系，再渐渐过渡到乔致庸财东。
据说大德通票号经理高钰与赵尔巽、赵尔丰私交甚厚，通过赵氏兄弟又结识了端方、张之洞等封疆大吏。
\\r光绪年间，当左宗棠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时，便与乔家的大德通、大德恒票号结成密切关系，他所需军费，多由乔家票号存取汇兑，有时军费急缺时则向乔家票号借支透支。
当西北安定下来，朝廷调左氏回京任军机大臣时，路上费用均由乔家票号经管。
恰好乔家所在地山西祁县位于川陕往京城官道，所以左宗棠在途经祁县时，便特地拜访乔致庸财东。
乔致庸当然十分欣喜，做了迎接左氏的充分准备。
当左宗棠来到乔宅见到乔致庸时，直称：“亮大哥\\r，久仰了”，乔致庸更是受宠若惊。
在乔宅叙话时，左宗棠一再表示，在西北有所作为，均仰仗亮大哥票号支持，云云。
致庸也趁机请左宗棠为大门前百寿图题一副对联。
左宗棠即兴挥笔，所题对联为：\\r损人欲以复天理\\r蓄道德而能文章\\r当北洋大臣李鸿章组建北洋舰队时，闻晋商富甲天下，便伸手到山西商人中募捐，乔致庸的大德通、大德恒票号便认捐银10万两。
这样，李鸿章对乔家的这两个票号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后经票号掌柜与李鸿章幕僚斡旋，李鸿章为乔家大院题了副对联，\\r传说李鸿章写的这副对联是：\\r子孙贤，族将大\\r兄弟睦，家之肥\\r不难看出，乔致庸结交官府有其商业利益与自身需要的一面，这些都反映了乔致庸所代表的晋商封建性的方面。
看古代晋商是如何从一贫如洗到富甲四方的
看这儿致庸生有六子一个孙子。
在他家务时，得上人丁兴旺，四世同堂了。
在上，“在中堂”的事业突飞猛进，有了很大的发展。
如起先是“复字号”称雄于包头地面，接着有大德通、大德恒两大票号活跃于全国各大商埠及水陆码头。
当时“在中堂”的财势已挤身于全省富户前列，家资千万，商业遍布全国。
他为了光大门庭，又大兴土木，于同治初年开始，先在老院西侧隔小巷购买了不少房基地皮，又修了一座里五外三的楼院。
而且两楼对峙，主楼为悬山顶露明柱结构，通天棂门，有阳台走廊。
登上阳台，可观全院。
阳台前沿，设有扶栏，扶栏上刻有砖雕，砖雕工艺精湛，栩栩如生。
明楼竣工后，又在两楼院隔街相望处，陆续兴建了两个横五竖五的四合斗院。
四座院落正好位于街巷交叉的四角，为后来连成一体奠定了基础。
在他手里建筑的房屋占到现在整个房院的三分之二。
乔致庸的确人如其名。
他待人随和，处世中庸。
由于他善于计谋，在他执掌家业时，资产越滚越多，是“在中堂”殷实家财真正的奠基人。
乔致庸的一生颇有善行，经常救济贫民百姓。
特别是在清光绪三年，天遭大旱，赤地干里，寸草不生。
民谣有：“光绪三年，人死一半“的说法。
当时乔致庸曾开仓赈济。
对此，光绪八年版《祁县志》有记述，并给予褒奖。
在理家上，他经常告诫儿孙：经商处事要以“信”为重，以信誉得人。
其次是“义”，不哄人，不骗人，该得一分得一分，不挣昧心钱。
第三才是利，不能把利摆在首位。
又诫“骄、贪、懒”三个字。
他治家有方，以《朱子治家格言》为准则，把它当作儿孙启蒙的必读课，同时写在屏门上，作为每日的行动规范。
儿孙如若有过，则令跪地背诵，到有针对性处，令读多次。
如犯抛米撒面之错，便把“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反复诵读，直到认错为止。
然后再作一番训教，最后犯者谢赦，慢慢退出。
乔致庸还把他亲拟的对联着人写好刻就，挂在内宅门上：“求名求利莫求人，须求已。
惜农惜食非惜财，缘惜福”。
以此告诫儿孙，注重节俭，不要贪图安逸，坐享祖业。
他对他的儿子进行了排队分析，认为长子不可委以重任，因为长子骄横跋扈；次子个性暴烈；三子过于老实，亦非经济之才；四号朴实迟钝，不善于说话；五子是个书呆子；六子体质瘦弱，难担大业，没有一个是他的理想继承入。
只有长孙乔映霞性地忠诚厚道，聪明伶俐，故对映霞寄予厚望，教诲亦多。
常对其教育说，唯无私才可讼大公，唯大公才可成大器。
“气忌燥，言忌浮，才忌露，学忌满，胆欲大，心欲小，知欲圆，行欲方”。
“为人作事怪人休深，望人休过，待人要丰，自奉要约。
思怕失益后损，威怕先紧后松”。
这些教诲，对乔映霞的立身行事是有很大影响的。
俗话说，人老惜子，乔致庸老年时，对他的六子宠爱至极，偏袒极甚，因而在他的幼子去世后，恸哭不起，染病卧床，二年后离开人间。
乔景俨，字望之，是乔致庸的三儿子。
生于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卒子民国元年（1912年），在乔致庸晚年当家。
开始执掌家务，约在光绪二十年前后。
其人深得其父处世之道的薰陶，有长者风度，办事谨小慎微，以之主持家业绰然有余；让其经商理事，胆识显然不足。
因而一生未涉外埠，而家务则赖其经管。
他一生无大作为，只是为人善良，多行公益，为乔家堡村捐资并主持挖了一条伏溪河水和渠，可浇灌田地千余亩。
在这以前，每年夏季天旱无雨，眼看庄稼就要枯死。
纵然有时可用河水灌溉，但往往你抢我夺，无章无序，浇不成地。
为此农民之间互相械斗，常有人命案件发生。
一年，炮守堡村和乔家堡村农民，因浇地发生斗殴，双方用铁锹劈出人命。
县官坐着轿子去办案，被农民搬起石头砸了轿顶。
在此情况下，乔景俨捐资挖渠灌田，改善了农田的灌溉条件，解除了农民的一大危难。
渠本翘集资开办祁县中学堂及孟步云在太原开办私立光华女子学校时，乔景俨也曾捐资相助。
本人还懂医术，经常为人免费诊治，施舍药物，因而很受乡人敬重。
他所经手诊治的患者大都是穷人。
他认为施舍药物也是一种花钱办好事的办法，花了钱可以消灾免难，比抽了大烟和 贝者博强得多。
晋商主要人物
晋商的代表人物晋商可以追溯到,隋唐之间的武士貜,武则天之父.李渊父子从太原起兵时,木材商人武氏从财力上大力资助,李渊父子的就是凭借但是天下最精华的太原军队和武氏的财力开始夺取全国政权,建国后,武氏并封为国公,地位等同秦琼,程咬金等,可以想象李渊父子当时从武氏那里得到多少财产.而武氏也从他最初聪明的政治投资中得到了巨大的回报.其后还孕育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女皇武则天.范永斗 范永斗，祖籍山西介休。
生活于明末清初的张家口。
早在明朝初年，范氏就在张家口和蒙古地区做生意，历经七代，传至范永斗成为张家口地区对满蒙贸易的汉族大富商，时人称其贾于边城，以信义著。
当时，居于东北的女真族开始军事扩张，由于和明王朝的敌对关系，他们所需要的军事、生活物质，只能通过张家口的贸易市场获得，也就是以张家口为基地运转过去，范永斗和其他七家商人就开始做这方面的生意，与辽左通货财,久著信义。
据道光年间的《万全县志》记载：八家商人者皆山右人，明末时以贸易来张家口。
曰：王登库、靳良玉、范永斗、王大宇、梁家宾、田生兰、翟堂、黄永发，自本朝龙兴辽左，遣人来口市易者，皆此八家主之。
由于八家商人为清王朝的建立作出了贡献，所以清朝定鼎后，顺治帝没忘为入主中原建立过赫赫功业的八大商家，在紫禁城设宴款待，并赐给服饰。
顺治还要给他们封官赏爵，八大商家受宠若惊，竭力推辞。
于是，顺治便将他们封为皇商（籍隶内务府）。
范永斗被命主持贸易事务，并赐产张家口为世业。
其余七家，亦各有封赏。
从此，范永斗等取得了别的商人无法享有的政治经济特权。
他不但为皇家采办货物，还借势，广开财路，漫天做起买卖来。
他除经营河东、长芦盐业外，还垄断了东北乌苏里、绥芬等地人参等贵重药材的市场，由此又被民间称为参商。
转眼，范永斗成了拥有数百万之富的大皇商，为八大家中之佼佼者。
后来，继承并发展范永斗事业的是他的孙子范毓。
在他手里，把范氏家族的商务推到了登峰造极的境地。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准噶尔部再次叛乱。
清政府急派重兵征讨。
当时由于路途遥远，且多经沙漠地带，运送军粮成了一个突出的困难。
范毓得知此情后，根据自己从小随父在塞外经商，熟悉道路的有利条件，认真核计，与弟范毓联名呈请当朝，自愿以低于朝廷运粮1\\\/3的费用运送军粮，康熙闻奏，立即批准。
从此，到乾隆年间，他们多次力任挽输，辗转沙漠万里，不劳官吏，不扰闾阎，所运军粮都是克期必至。
其间或受敌袭，或中途变更运粮计划，几度蒙受重大损失，也都由范氏个人承担下来，节约国费以亿两计，为平定叛乱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个人牺牲和贡献，客观上顺应了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史趋势。
这对于一个商人来说，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雍正七年（1729年），清廷赐范毓职太仆寺卿，用二品服。
从此，范氏为皇商兼获高官，名噪一时。
这在清朝200多年的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范毓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去世，他是进入《清史稿》的惟一商人。
贡献：八大皇商之首晋商旺族八大家 在清代，全国排名前16位的大财团都在山西。
据史料统计，仅仅把山西几个县域中富户的家产相加，数量就超过了一亿两白银。
这个数量甚至比当时国库的存银还要多，切实称得上富可敌国牎在中国近代史上，晋商稳居全国商帮之首，称雄商界500余年。
在晋商这个显赫群体中，都有哪些财神呢
白手起家通天下 诚信为本数乔家祁县乔家，是晋商中靠勤劳诚信，白手起家的典型。
乔家始祖乔贵发，祁县乔家堡人。
早年是一个衣不遮体，无依无靠的光棍汉。
乾隆初年与一位秦姓结拜兄弟一起走西口，先做当铺伙计，后开草料铺，兼做豆腐、豆芽及零星杂货些生意。
乾隆二十年（1755年），当地粮食丰收，他们为给自己磨豆腐、生豆芽做准备，趁粮低价时购存了一批黄豆。
不料次年黄豆歉收，价钱高涨，于是把黄豆售出，获利颇丰。
进而扩大经营，开设了客货栈广盛公。
到嘉庆时，广盛公生意十分兴隆，但一次经营买树梢蚀本，几乎倒闭。
亏得乔氏平日与当地相与诚信往来，信誉尚存，得到来往户支持，延缓了欠款归还日期。
经多方筹措，又赖广盛公掌柜悉心经营，扭亏为盈，复兴了乔家基业，遂把广盛公改为复盛公。
乔家子弟恪守祖训，严守家规，家业日益兴旺。
而秦姓子弟疏于经营，坐享其成，逐渐抽走股份，最终复盛公几乎成为乔家独资。
复盛公成为乔姓商号后，买卖兴隆，在包头先后增开复盛全、复盛西等19个门面，有职工四五百人，成为包头城开办最早、实力最雄厚的商号，故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之说。
乔氏依托复字号，又向国内各大中商埠发展。
光绪十年（1884年）又设大德通、大德恒票号。
到清末乔家在全国各地有票号、钱庄、当铺、粮店等字号200多处，有流动资金700多万两，加上土地、房产等不动产，总资产达千万两以上。
乔贵发一心经商，含辛茹苦，直到30多岁，才娶了一个寡妇，共育三子。
长子全德是寡妇程氏带来的，名德星堂，因非乔贵发亲生，这一门没有什么起色。
二门全义，堂名宁守堂，子弟多入仕途。
三门全美，堂名在中堂，其次子乔致庸（1818-1907），是乔家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
他以儒道之尊，修身、正己、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心，诚信为本，执着追求，艰苦奋斗，不断开拓，实现了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理想，为乔家的繁荣立下了大功。
乔致庸活到89岁，生有六子，但在他心中各有不足，最终把乔家大业交给了他的孙子乔映霞。
乔映霞深受家风祖规熏陶，主持乔家以来，事业心强，治家严谨。
他针对兄弟与子弟特点，分别立书斋名，曰不泥古斋知不足斋日新斋自强不息斋一日三省斋等，以资互勉，并明订家规五不准：一不准吸鸦片、二不准纳妾、三不准贝者博、四不准冶游、五不准酗酒等。
在乔映霞努力下，乔家大业蒸蒸日上，达到了鼎盛。
乔映霞思想比较开明，曾率先剪辫子，动员家族妇女解除缠足陋习，又任过区长、禁烟主任，到了事业的顶峰。
清朝末年，乔氏票号业务多被官办银行夺走，生意从此走向衰败。
货通俄蒙领风骚 外贸世家是常家榆次的常家，在晋商中以外贸称著。
据山西外贸志载：在恰克图从事对俄贸易众多的山西商号中，经营最长，历史规模最大者，首推榆次车辋常家。
常氏一门从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七代，沿袭一百五十多年。
尤其在晚清，在恰克图十数个较大商号中，常氏一门独占其四，堪称清代晋商中外贸世家。
常氏家族经商的始祖常威，当年去张家口经商，从家里出发时，身不带分文，一路以为人占卦算命，赚取吃饭住店钱，得以成行。
常威有三个儿子，长子常万圯和三子常万达，都以经商见长。
万圯一支，即后来所说的南常；万达一支是北常。
常万达少年聪慧，长大后随父到张家口经商，十年如一日，生活俭仆，为人处事诚恳守信，为商界同行所器重。
常家从开布铺，经营布匹、白布走俏、获得厚利，又扩大规模，兼营茶叶、杂货，外销蒙古等地，逐步积累商业资本，设立了大德玉商号。
到乾隆年间，恰克图被清政府定为中俄贸易的唯一地点。
中俄贸易的庞大交易都被压缩到了恰克图。
常万达看出了其中蕴藏的巨大商机，他将张家口经营的大德玉字号改为茶庄，倾其资财来到恰克图，实现了由内贸到外贸的转变。
常万达向俄商出口茶叶，兼营绸缎，由俄方引进皮毛、银锭，有出有进，获利甚丰。
常万达满而不盈，视有若无，不断倍厚资本，为常家外贸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随着事业的发展和资本的增加，常氏先后增设大升玉、大泉玉、大美玉、独慎玉商号，形成了常氏玉字连号，遍布苏州、上海、汉口等地，独慎玉还在莫斯科设立了分店。
庚子事变，常氏商业受到一些损失，转而创办近代家庭工业，开办了敦义和蚕桑局、敦睦和织布工厂，获利颇丰。
常氏在山西还向近代工业火柴局、保晋矿务公司、晋华纺织公司投过资。
常氏十四世常旭春还担任了保晋公司第四任总经理。
常氏由商业起家，家境富裕后，便转而让子弟读书子儒。
常氏八世常吉为县贡生，是家族中入贡第一人。
此后学业有成者延绵不断。
到1921年，常氏有4人赴日留学学成回国，有10人从省内外大学毕业，素称世兼儒贾为业是晋商中少有的书香门第。
常氏商业清末、民国初年逐渐衰落，主要是俄商拖欠巨款，加之俄政府巨额征税，遭受浩劫。
据记载，仅在莫斯科所赔累折银140余万两。
辛亥革命后，内外货款不结，玉字号随之倒闭。
太谷巨富三多堂 商铺规模数曹家太谷曹家，是明、清之际声势显赫的晋商巨富。
曹氏家族发迹，始于明末清初人曹三喜。
当年，曹三喜因生计所迫，随人到东北三座塔（今辽宁辽阳县）经商。
他先是租地种菜、种豆，后与人合伙磨豆腐，用豆腐渣养猪。
待生意兴盛后，因曹三喜是外乡人，合伙者想多占利润，只好各自经营。
曹三喜认为，自己的名字有三字，自己在三座塔干一定能成功。
他勤劳踏实，以诚待人，生意越做越好，增添了酿酒业、杂货业、典当业。
之后，又在沈阳、四平、锦州等地设立商号，逐步成为省外大商。
清兵入关后，曹家的商号又向关内发展，规模越来越大。
到道光、咸丰时期，曹家的商号已遍及半个中国，国外发展到莫斯科。
经营项目有银钱业、绸缎、布匹、呢绒、颜料、药材、皮毛、杂货、洋货、酿酒、粮店等等，雇员达37000余人，总资本达1000余万两。
曹家创造出总号辖分号、大小分号连锁管理办法，据说，全国各地究竟有多少曹家的商号，连管家的也说不清楚。
有钻营者，未通过曹家同意，擅自打着曹家旗号，借贷资金开设商号，只要在其钱庄、银号管辖之下，外贷不足2万两以下，曹家亦不问所以，可见曹家的财势之大。
曹三喜致富后，把资产分成七分，给每个儿子各一分。
然后，每家出资10万两，组成管理处，合资经营，称为曹七合。
道光以后，各门逐渐衰落，惟独三多堂兴旺发达。
三多堂为多福多寿多男子之意。
在太谷城西北洗村，有三座并排高耸的四层旧式楼，是三多堂的标志。
这三座楼，墙厚1．5米，高达15米多，三个穿堂大院，布局是寿字形，内套15个大院，房屋280间，共计6000多平方米，也是著名的晋商大院。
曹氏商业在清末逐渐衰落，辛亥革命后，曹氏在东北各大城市的票号，被奉系军阀张作霖发行的奉票挤兑。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曹氏在东北的票号归伪满政府所有。
蔚字五联竞潇洒 票号世家是侯家介休侯氏人称侯百万，史料记载有资产七八百万两白银。
侯氏发迹于清康熙年间，十世侯万瞻，专跑苏、杭州贩卖绸缎、家业发展很快，到他的孙子侯兴域时，已成为赫赫有名的大财主了。
侯兴域是侯家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他继承祖业，用心经营，积累百万。
他的三儿子侯庆来更是精明练达，颇有才干，一手掌家，野心勃勃，首先把在平遥开设的经营绸缎、茶叶、钱币的蔚盛长、协泰蔚、厚长来、新泰永都改为蔚字号，后来又把蔚字号改为票号。
但侯庆来只活了36岁，他的儿子侯荫昌接管了家业，在与平遥日升昌票号的竞争中，又把其它蔚字号也都改为票号，成为山西赫赫有名的蔚宇五联号。
经过道光、咸丰到同治，大约三十年间，蔚字号声势日增，分号遍布全国30多个城市大有后来居上气势。
蔚字号的财东侯家，历次分红都获得了巨款利润，有钱有势，骄奢淫逸。
侯荫昌的姬孙侯奎，是介休有名的挥金如土的阔少年。
当时介休有一句谚语，说介休县有三不管，侯奎灵哥二大王，这三个人整日声色犬马，竞相斗富，极尽挥霍之事。
光绪末年，大清银行成立后，侯氏票号由盛而衰，渐渐走上了下坡路。
声名卓著长裕川 祁县大户是渠家祁县商人云集，号称祁帮，是清代商界的一支劲旅。
而渠家是祁帮中的大户。
渠家的茶庄长裕川声名卓著，票号三晋源汇通天下。
渠家发迹，始自元末明初渠敬信、渠于信、渠忠信三兄弟，从贩运小本生意做起，起先把潞麻和梨贩到祁县，再把祁县的粗布和枣运到上党，年长日久，不辞辛劳，渐渐积累了资金。
到清乾隆、嘉庆年间，渠家的生意已涉足对俄、蒙的茶叶贸易。
从渠氏十七代源字辈开始，进入了生意兴隆的黄金时代，成为当时晋中八大富户之一。
源字辈渠源桢先后与他人合资开设了百川通票号、存义公票号、长盛川票号，并独资开设了三晋源票号、汇源通票号，在开设票号的同时，渠家在各省设有茶庄、盐店、钱店、当铺、绸缎庄、药材庄等，实现了票号资本与商业资本的相互转化，这是渠家商业经营的特色，并获得了成功，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渠家百川通每股分红达两万多两白银。
渠源桢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
渠源桢希望长子渠本翘从事商业，但渠本翘天资聪颖，小时候就有神童之誉，更热心考取功名。
渠源桢对其极为不满，据说，渠本翘考取举人归乡省亲，渠源桢竞跪在门外迎接，弄得很难堪。
渠本翘中进士后，曾被清政府派驻日本横滨领事。
父子两人矛盾的缓和是在山西保矿运动。
1898年，清政府从极低廉的价格，将山西的煤矿、铁矿；开采权，出让给英国商人。
消息传开，山西全省哗然，商民各界奔走呼号，展开长达数年的争回矿权、路权的斗争，渠本翘刚刚卸任山西大学堂监督，就投入保矿运动。
在晋商保矿运动中，渠家父子配合默契，渠源桢主持渠家大票号协力相助。
不但出巨资入股保晋公司，还帮助公司发行、募集股票。
渠本翘在保晋公司担任了一年多总经理，就再次入京为官。
渠本翘入京后，渠源桢将大半资财铸成银锭埋在自家院里，据说总量达三百万两之多。
1919年渠本翘病逝于天津，此后渠家的后代再没有涉入商界，大多数成为学者、教师和作家。
明清两代聚千两 山西首富数亢家山西平阳府（今临汾市）的亢家，在明清时期聚财数千万两，堪称山西首富。
亢氏之后，才是资产在七八百万两的曹、乔、渠、常等诸姓人家。
亢氏起家，传说源自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在山海关与清军作战失败，退出北京撤往西安途中，曾将携带的金银财宝寄存于亢家。
后来，李自成牺牲，农民军寄存的金银财宝遂为亢氏所有。
但这只是传说，其实，亢氏致富也是经商之道。
亢氏首先是大盐商，清代实行盐专卖制，由政府特许盐商凭盐引到指定地点运销。
亢氏正是凭这种贩运特权，获取丰利，成为巨富。
亢氏在盐商聚集的扬州修建了著名的亢园，显赫一时。
其次，亢氏是大粮商。
当时在北京，由于是京畿要地，四方辐辏，买米糊口之人倍繁于他省，而北京资本最大，规模最大的粮店就是亢家在正阳门外开设的粮店。
在原籍平阳府，亢家仓廪多至数千，藏有米粮万石。
再次；亢家是一个资本雄厚的典当商。
传说当年，亢家为了挤垮当地另一家当铺，连续三个月拿出90尊金罗汉到这家当铺去典当，每尊典银1000两。
这家当铺人慌了，问典当人，何以有这么多金罗汉，来人说：我家主人有金罗汉500尊，现在还410尊等着典当呢
这家当铺只好让亢家将90尊金罗汉赎回，自己关闭当铺远走他乡去了。
此外，当时，亢氏在原籍平阳还拥有大量田宅和储粮，号称宅第连云，宛如世家，上有老苍天，下有亢百万，三年不下雨，陈粮有万石。
甲第联辉名当世 世袭皇商是范家介休范氏经商始祖叫范永斗，明末时在张家口经商，经常出入辽东，是当时有名的八大商人之一。
由于当时商人经常出入关内外，为满清提供军需物资和情报，满清入关称帝后，顺治皇帝为答谢八大商人，在紫禁城设宴，亲自召见，尝赐朝服，编入御用皇商行列。
范永斗被任命为主持贸易事务，并赐产张家口为世业，取得了别的商人无法享有的经济特权。
范毓宾是范永斗的孙子，他具有聪颖卓越的经济头脑，继承祖业后不负众望，使范家商务达到登峰造极的境地。
他主政时，担当了承办、采运军粮的大官差。
清朝初年，康熙皇帝亲征准噶尔部，由于运送军粮花费过大，输米馈军付出了惨重代价。
作为皇商接受这项官差后，认为虽然返贩军粮艰苦，但依仗自己多年经商的经验，认为不仅有利可图，又可报效国家。
他请求以每石米低于官价三分二的价格自费办售军粮，康熙闻奏大喜，遂即准请。
范毓宾感受皇恩浩大，表现出令人感慨的忠诚。
他凑足144万两白银，补运军粮计为百万余石，为清政府节省费用600余万两。
《清史稿·列传》中说，范毓宾辗转沙漠万里，不劳官吏，不扰闾邻，克期必至，省国费亿万计，忠诚换来了丰富的回报。
范氏家族中有许多人被授予官爵，甲第联辉，显赫一时。
朝廷还慷慨地把西北游牧民族的贸易权交给了范家，获得了巨大的商机。
范氏由皇商兼获高官，在清朝二百多年历史上实属罕见，范家并不满足于既得利益，继续寻求发展机会。
康熙时，国内铜斤（造铜钱用的原料）严重短缺，政府允许商人赴日本购买铜斤。
范氏把握时机，奏请内务府，承担了贩运洋铜的大部分业务，获得巨大利益。
范家因官商而兴，因官商而衰。
随着清末满清政府的衰败，范氏商务日趋衰落。
到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清廷以范氏铜业亏折日深，以至上年误运误课，拖欠官项累累、亏损至一百五六十万两之多为由，革除范氏内务府、户部等衙门官职，着令严加审讯范清济兄弟，并查封家产，昔日堂堂皇皇的世袭皇商变成了阶下之囚。
大名鼎鼎财神爷 最后风光是孔家在晋商中，有一位大名鼎鼎的财神爷，就是太谷的孔祥熙，他是民国时期四大家族之一。
孔祥熙的父祖孔繁慈，年轻时，抽过大烟，把家产抽光了，这也是幼年的孔祥熙曾拣过煤渣的原因。
后来孔繁慈在太谷城乡许多地方当过私塾教师，供孔祥熙在基督教会所办的新式学塾学习。
1901年秋，孔祥熙赴美，考入耶鲁大学，主修理化，后来又修社会学。
1905年进入本院研究院，获理化硕士学位，他的抱负是提倡教育，振兴家业。
1907年孔祥熙回到北京；那时正值清政府重用留学生。
但他婉辞了邮政部、北洋大学等的聘请，决心回太谷办学，在太谷南街基督教公理会明道院附设小学的基础上，增扩课程，创办了太谷第一所中学铭贤学堂。
孔祥熙一方面提倡培养新式人才，但对振兴家业发财致富并未忘怀。
1912年，他从生活中看到煤油已成为民间点灯照明的必需品的商机，便同五叔孔繁杏设立的祥记公司，向英商亚细亚火油公司交付了一部保证金，从而取得了在山西经销火油（煤油）的总代理权，独家经营、获利丰厚。
孔祥熙也因此成为山西第一位买办商人。
二次革命失败后，孔祥熙东渡日本，在横滨结识了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宋霭龄。
宋赞孔为人谦和，赚钱赚得很得法似乎天生有一种理财的本领，而对孔在在服佩。
由于双方情投意合，1914年春，孔祥熙与宋霭龄结为伉俪。
婚后，宋霭龄向孙中山辞去秘书职务，推荐她的妹妹宋庆龄接替。
1915年孔祥熙回国，利用欧战国外需要军工原料的商机，把阳泉的铁砂运往天津出口，在天津创办了祥记和裕华公司。
1926年，国内政界发生剧烈变动，孔祥熙认为做大官的时会机遇来临，他从美国回到广州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广东分会委员和广东省财政厅长兼后方财政事务。
由于在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姻上，孔祥熙和宋霭龄说服了父母，孔氏家族则通过蒋介石政权获得了极高的政治地位，为家族财富增殖取得了可靠保证。
1927年，孔祥熙做了南京政府工商部长，继又选为国府委员，从此，官运、财运十分亨通。
1933年孔祥熙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并仍兼中，央银行总裁。
孔家在借公营私、亦官亦商、因利乘便的情况下，成为中国豪门首富。
孔家利用所掌握的权力，谋取私利，大发国难财，究竟聚敛了多少钱财，据说抗战初期宋霭龄在套取外汇的投机中，就捞了800万英镑。
1939年时，宋霭龄在美存款居重庆政府所有要人在美国银行中存款的第一位，被美国记者茜利文称为中国人民的钱袋。
1944年的朋分美金公债案，一时间在山城重庆舆论沸扬，孔祥熙被迫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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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十大商人
1、陶朱：春秋末期人，即助越践一战灭吴的大智者范蠡，历史上弃政从商的鼻祖和个人致富记录的典范。
《史记》中载“累十九年三致金，财聚巨万”。
2、子贡：孔子高徒，经商致富的能人。
《史记。
货值列传》有传。
曾自费乘高车大马奔走于列国，说齐、存鲁、霸越、亡吴。
儒家学说后来得以发扬光大、流传百世，其功甚伟。
3、白圭：春秋末期人，最早的经商理论大师。
范蠡曾向他求教过致富秘诀。
“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即是他首创的经商名言。
曾有经商哲学理论著作问世，可惜失传。
4、卓氏：战国时期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钢铁大王”。
为寻优矿，夫妻迁居四川巩徕，凭炼铁业累致巨富，西汉时著名文人司马相如的岳父卓王孙即其后人。
5、吕不韦：战国时期大商人，一生最得意的一笔大生意就是：结识秦流亡公子赢异人并资助其回国即位，从而成功实现个人由商从政的历史性转变，据说连秦始皇都是其“掉包”的私生子，应该说，凭此传奇业绩挤身“十大“次席当之无愧
6、寡妇清：秦朝初期人，其祖辈凭开“丹穴”致巨富，守成有术，曾受到过秦始皇的嘉奖接见。
作为难得的女富豪代表，提上一笔。
7、邓通：西汉文帝宠臣，凭借与汉文帝的特殊关系，垄断当时铸钱业，广开铜矿，富甲天下。
景帝即位，旋失宠，被收。
限于名气之大，想不入选都难。
8、董贤：西汉哀帝宠臣，成帝时即为太子舍人，真正的靠“陪太子读书”一举挤进“富人圈”的典范，贵至“与帝同车”、权倾天下，后遭王莽诛杀。
只作提名。
9、石崇：西晋著名富翁，其财富来源系任荆州刺史时拦劫沿途客商而得。
最经典的故事是与晋武帝的舅舅王恺斗富大获全胜，可谓“富可敌国”毫不夸张。
盖因不懂“外不露富”的古训，终为一才妓绿珠破财，最后连命也搭上。
10、王元琛：北魏时河间人，也要学石崇的样子。
他特地邀请贵族、大臣到他家宴会，宴席上用的食器，有水晶杯，玛瑙碗，都精巧华丽得出奇。
元琛还请大家参观他的堆满金银绸缎的仓库。
后来大家到他家的马厩一看，发现喂马的食槽也是用银子打的。
王元琛一面领着大家看，一面对章武王元融说：“大家都说晋朝的石崇富。
我不恨自己见不到石崇，只可惜石崇没有见到我。
” 11、沈万三：名富，元末明初江南巨富。
曾助朱元璋修南京城，个人承包三分之一工程费用。
其财富来源一说为海上贸易所得，可能算是历史上最早得国际贸易商人。
入选。
12、伍秉鉴：商名伍浩官。
清代广东十三行怡和行之行主。
凭与英国东印度公司走私鸦片迅成巨富。
1834年已宣称有资产2600万元（一说为2600万两），西方学者称其为世界上最大的商业资财，天下第一大富翁。
1843年清政府令行商偿还《南京条约》规定的300万元外商债务，他独自承担100万。
同年在广州病逝。
建议入选。
13、胡雪岩：清末红顶商人，因与左宗棠私交，包办军需物资业务致巨富。
作一提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