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战争相关的文章和描写战争的诗句或战争名言
【乐府杂曲·鼓吹曲辞·战城南】 唐·李白 去年战桑干源，今年战葱河道。
洗兵条支海上波，放马天山雪中草。
万里长征战，三军尽衰老。
匈奴以杀戮为耕作，古来唯见白骨黄沙田。
秦家筑城备胡处，汉家还有烽火燃。
烽火燃不息，征战无已时。
野战格斗死，败马号鸣向天悲。
乌鸢啄人肠，衔飞上挂枯树枝。
士卒涂草莽，将军空尔为。
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
【相和歌辞·从军行二首】 唐·李白 百战沙场碎铁衣，城南已合数重围。
突营射杀呼延将，独领残兵千骑归。
【杂曲歌辞·出自蓟北门行】 唐·李白 虏阵横北荒，胡星曜精芒。
羽书速惊电，烽火昼连光。
虎竹救边急，戎车森已行。
明主不安席，按剑心飞扬。
推毂出猛将，连旗登战场。
兵威冲绝漠，杀气凌穹苍。
列卒赤山下，开营紫塞傍。
途冬沙风紧，旌旗飒凋伤。
画角悲海月，征衣卷天霜。
挥刃斩楼兰，弯弓射贤王。
单于一平荡，种落自奔亡。
收功报天子，行歌归咸阳。
【杂曲歌辞·白马篇】 唐·李白 龙马花雪毛，金鞍五陵豪。
秋霜切玉剑，落日明珠袍。
斗鸡事万乘，轩盖一何高。
弓摧宜山虎，手接泰山猱。
酒后竞风彩，三杯弄宝刀。
杀人如翦草，剧孟同游遨。
发愤去函谷，从军向临洮。
叱咤万战场，匈奴尽波涛。
归来使酒气，未肯拜萧曹。
羞入原宪室，荒径隐蓬蒿。
【李陵咏】 唐·王维 汉家李将军，三代将门子。
结发有奇策，少年成壮士。
长驱塞上儿，深入单于垒。
旌旗列相向，箫鼓悲何已。
日暮沙漠陲，战声烟尘里。
将令骄虏灭，岂独名王侍。
既失大军援，遂婴穹庐耻。
少小蒙汉恩，何堪坐思此。
深衷欲有报，投躯未能死。
引领望子卿，非君谁相理。
【老将行】 唐·王维 少年十五二十时，步行夺得胡马骑。
射杀中山白额虎，肯数邺下黄须儿。
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
汉兵奋迅如霹雳，虏骑崩腾畏蒺藜。
卫青不败由天幸，李广无功缘数奇。
自从弃置便衰朽，世事蹉跎成白首。
昔时飞箭无全目，今日垂杨生左肘。
路傍时卖故侯瓜，门前学种先生柳。
苍茫古木连穷巷，寥落寒山对虚牖。
誓令疏勒出飞泉，不似颍川空使酒。
贺兰山下阵如云，羽檄交驰日夕闻。
节使三河募年少，诏书五道出将军。
试拂铁衣如雪色，聊持宝剑动星文。
愿得燕弓射天将，耻令越甲鸣吴军。
莫嫌旧日云中守，犹堪一战取功勋。
【兵车行】 唐·杜甫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
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
牵衣顿足阑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道傍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
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
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
边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
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
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
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
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
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
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
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
生女犹是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
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
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苦战行】 唐·杜甫 苦战身死马将军，自云伏波之子孙。
干戈未定失壮士，使我叹恨伤精魂。
去年江南讨狂贼，临江把臂难再得。
别时孤云今不飞，时独看云泪横臆。
【丹青引，赠曹将军霸】 唐·杜甫 将军魏武之子孙，于今为庶为清门。
英雄割据虽已矣，文彩风流犹尚存。
学书初学卫夫人，但恨无过王右军。
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
开元之中常引见，承恩数上南熏殿。
凌烟功臣少颜色，将军下笔开生面。
良相头上进贤冠，猛将腰间大羽箭。
褒公鄂公毛发动，英姿飒爽来酣战。
先帝天马玉花骢，画工如山貌不同。
是日牵来赤墀下，迥立阊阖生长风。
诏谓将军拂绢素，意匠惨澹经营中。
斯须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
玉花却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
至尊含笑催赐金，圉人太仆皆惆怅。
弟子韩干早入室，亦能画马穷殊相。
干惟画肉不画骨，忍使骅骝气凋丧。
将军画善盖有神，必逢佳士亦写真。
即今飘泊干戈际，屡貌寻常行路人。
途穷反遭俗眼白，世上未有如公贫。
但看古来盛名下，终日坎壈缠其身。
【杂曲歌辞·采桑】 唐 自古多征战，由来尚甲兵。
长驱千里去，一举两蕃平。
按剑从沙漠，歌谣满帝京。
寄言天下将，须立武功名。
【杂曲歌辞·回纥】 唐 曾闻瀚海使难通，幽闺少妇罢裁缝。
缅想边庭征战苦，谁能对镜治愁容。
久戍人将老，须臾变作白头翁。
【沙场夜】 唐·于濆 城上更声发，城下杵声歇。
征人烧断蓬，对泣沙中月。
耕牛朝挽甲，战马夜衔铁。
士卒浣戎衣，交河水为血。
轻裘两都客，洞房愁宿别。
何况远辞家，生死犹未决。
【古征战】 唐·于濆 高峰凌青冥，深穴万丈坑。
皇天自山谷，焉得人心平。
齐鲁足兵甲，燕赵多娉婷。
仍闻丽水中，日日黄金生。
苟非夷齐心，岂得无战争。
<<长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锁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1、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杜甫《春望》） 2、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杜甫《春望》） 3、 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
（《木兰诗》） 4、 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陈毅《梅岭三章》） 5、 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
（李贺《雁门太守行》） 6、 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陆游《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 7、 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范仲淹《渔家傲》） 8、 醉里挑灯看剑，梦会吹角连营。
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
沙场秋点兵。
（辛弃疾《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 9、 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
（《左传-曹刿论战》） 10、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
（《诗经-君子于役》） 11、 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戍。
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
（杜甫《石壕吏》） 12、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
（杜牧《赤壁》） 《春望》----杜甫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全民族武装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
由于国共两党对日本的侵略采取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抗战方针，因此，在抗日战争中出现了两个相对独立的战场，一个是国民党的正面战场，一个是敌后的解放区战场。
写中华民族的反侵略抗战史，既要写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抗战，也要记述国民党军队的抗战。
本文是对新桂系的抗战试作初步探索，错误之处，请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一1931 年9 月18 日，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沈阳，由于国民党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使日军轻易占领了我国东北三省。
1935 年5 月，日本又制造了“华北事变，, , 把侵略魔爪伸到华北地区，中华民族的生存受到严重成胁，民族矛盾开始上升为主要矛肩，国内的阶级矛盾逐渐下降为次要矛盾，反对日本侵略中国，已成为我国各民族、各阶层人民的首要任务。
中国共产党首先是主张武装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日军占题东北、华北后，1955 年8 月l 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o ’国民党营垒中，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国人民抗日救亡浪潮的推动和影响下，国民党的一些爱国将士，开始有了抗日的觉悟。
从广西来说，自“九一八事变”至1935 年，李宗仁和白崇禧迭向中央去电，请国民党中央早定大计，决心抗日。
1936 年6 月1 日，广东军阀陈济棠和广西军阀李宗仁和白崇禧，发表通电，号召抗日，藉抗日之名，争夺南京国民党政权。
“两广事变”实质是反映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权夺利斗争，但也含有要求抗日的因素。
同年12 月12 日，国民党东北军爱国将领张学良和西北军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将仍顽固推行反共方针的、不主张抗日的蒋介石及其随身文武官员拘禁起来。
事变发生后，南京政府中的亲日派汪精卫和何应钦，主张派遣军队，进攻西安。
中国共产党从全民族的利益出发，派周总理到西安调停，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西安事变”发生时，李、白再三研究发出通电，主张对张学良、杨虎城的请求，中央应予接受，而张、杨亦应先行释放蒋介石”① ，支持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安事变。
1937 年7 月7 日，日军借口一个士兵失踪，向中国宛平城和芦沟桥武装进攻，当地守军第二十九军官兵，奋起抵抗，全国的抗日战争从此开始。
7 月8 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同胞和国共两党，团结一致，互相配合，筑成坚固的长城，共同抵抗日军的侵略，当时李宗仁支持了这个通电。
7 月17 日，蒋介石在芦山发表谈话，宣称“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② 蒋的这个谈话，确定了国民党准备抗战的方针。
由于形势所逼，蒋桂双方达成妥协，21 日，李宗仁、白崇禧和黄旭初，“联名电国府拥护蒋介石在芦山的谈话”。
③ 8 月4 日，白崇禧奉命调南京任军委会副参谋总长，并同蒋介石会悟；’商谈有羊呻、出兵抗日问题。
8 月13 月，日军大举进攻上海，严重威胁了国民党的统治，蒋介石才下决心抗日，并于8 月15 日向所属部队下总动员令。
李、白在此期间，向广西各界反复进行动员，广西民众在桂系的鼓动下，爱国热情高昂，纷纷从戎投军，在很短的时间内新桂系就征集了将近十万的新兵，加上原桂系第四集团军的第七军、第十五军，以及广西各县所编训的儿万民团，扩编成第二十一集团军和第十一集团军。
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为廖磊，下辖第七、四十八两个军，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为李品仙，下辖三十一、四十六两个军。
四个军中，第七军、第四十八军和三十一军开赴省外抗日前钱作战，四十六军留下防守广西。
8 月下旬，广西抗日大军，浩浩荡荡，分别由梧州、桂林出发，开往前线。
廖磊率领的第二十一集团军打先锋，接着跟上的是李品仙率领的第十一集团军。
9 月间，桂军先头部队到达徐州、海州集结待命。
10 月初桂军奉令调往上海大场至南翔一带防守，15 日桂军开始接受战斗任务，与来犯之敌展开激战。
桂军加入上海会战以来，不怕牺牲，英勇战斗，浴血奋战，故伤亡惨重，“总计上海战役第七军伤亡过半，死亡旅长庞汉祯、夏国璋、秦霖等六七人，团长廖雄、谢鼎新等十多人”，④ 战斗力大为减弱，遂于11 月13 日从上海撤至第五战区，与李品仙率领的第十一集团军，共同防守保卫津浦铁路南段。
1938 年3 月下旬，日军机谷师团，集中了四万多兵力，向台儿庄猛烈进攻。
国民党军队在李宗仁的指挥下，奋起抵抗。
驻津浦南段的桂军，连续阻击由南京北上的日军，牵制了敌人的增援步伐，为台儿庄大捷创造了有利条件。
开战不久，蒋介石派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和军令部次长林蔚组织临时参谋团到徐州，协助李宗仁作战，双方经过惨烈之战斗，歼灭日军两万多人，缴获军用物资一大批，取得了国民党在抗日战场上的第一个胜利。
日军在台儿庄受挫折后，旋即派遣四个师团兵力，向徐州进犯，包围徐州。
国民党军为避免不利形势下的决战，于5 月15 日突围转移。
在这次突围中，广西部队一七三师一O 三三团，由副师长周元率领，奉令调守徐州西南重镇蒙城，掩护突围，与敌崖战数天，全团官兵二千四百余人大部阵亡，副师长周元亦在炮火中壮烈牺牲。
6 月，日本政府决定调十四个师团兵力进攻武汉，廖磊的第二十一集团军和新调来的第四十八军，奉命调往大别山防守。
在此期间，守军不断地向皖西和鄂东袭击，截断敌军交通线，阻击敌军向武汉的增援部队，逼使敌寇进退维谷，一筹莫展。
驻守湖北黄梅、广济桂军第八十四军的一八九师和一八八师，与进犯武汉之敌展开阵地争夺战，战况惨烈，双方伤亡人数达数千人以上，广西部队为抗日救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新桂系除了派军队到前线抗日外，还在省内动员，组织学生军上前线协助部队抗战，1937 年11 月，广西第二届学生军成立，分别在西大、桂林、柳州、南宁和梧州等地招生，广西地下党也组织动员了一批党员和爱国青年，从戎投军，总共三百多人，在桂林李家村集训一个月后，12 月15 日即从桂林出发，途经湖南、湖北、河南，然后转入安徽，随同广西军队，辗转在抗日前线，深入城镇乡村，开展抗日救国宣传。
1938 年冬，随着日军的侵略向南推移，广西时局顿形紧张，桂系当局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的影响下，组织成立第三届广西学生军，各地青年学生，爱国热情颇高，踊跃报名参加，中共广西地下党组织亦发出号召，动员各大中学校中的党员带头报名。
原拟定只收一千二百人，组织一个学生军团，后报名之人数激增至一万九千多人，经过筛选仍有四千多之众，于是扩编为三个团，1939 年1 月集中桂林训结；, 2 月初集训结束，即从桂林出发，分另，月干乐、桂平、犷定阳等地，深入乡镇，在街头小巷出墙报，张贴抗口标语，或边过报告会、座谈会、文艺演唱和办文化学佼等形式，宣传抗日救亡运动。
广西学生军，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鼓动下，走遍了桂尔、桂南、桂西广大地区，) ' ‘西境内1 沟十二个行政区，到过的就达十一个，全广西的九十九个县中，有五十五个县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他们在前线或敌后，大力开展抗日立传活动，后桂南会战发生，还上前线参加作战，牺牲了十几个学生，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永远铭刻在人们的心中。
1938 年10 月，日军浸占武汉后，接着便向华南地区挺进，根据形势的变化，11 月28 日，国民党政府在南岳召开军事会议，决定设夭水、桂林两个行营，程潜、白崇禧分别为天水、桂林两个行营主任，统一指挥南北战场。
12 月2 ．日“李宗仁、白学祛两司令为侵粤日军图犯桂省事，发表了‘告民众书’, 要求全省人民沉着应战，对日军侵略作最后之抵抗”，⑤ 力求阻止日军南侵。
1939 年11 月15 日，日本政府为了切断广西与越南的国际交通线，达到威胁英、法，封锁重庆的目的，派造第五师团和台湾旅团等部队共三万多人，在海空军的掩护下，从北部湾企沙、龙门强行登陆，当时国民党桂系在桂南的守军只有四个师和两个独立团，守防企沙的十九师五十六团第一营和守防龙门的十九师五十六团第二营，分别与敌激战一个多小时，官兵伤亡惨重，沿海阵地大部为敌炮摧毁，被迫向后撤退，企沙、龙门失陷。
16 日敌攻占防城，17 日占钦州，接着日军在飞机的配合下，冲破十九师在小董的防线，沿琶钦公路向南宁进犯。
23 日下午，敌一部窜至良庆，守军一七O 师补充团与之展开阻击战。
24 日上午，敌向蒲庙进犯，与守军一七0 师主力发生激战。
与此同时，日军第五师团主力军，用飞机和大炮，向南宁城区猛烈袭击，守军一三五师伤亡较大，又无其它增援，被迫沿岂武公路撤退至高峰，南宁陷落。
11 月25 日，国民党军队第五军第二百师第六百团在南宁城郊二塘，与敌相遇，激战两天，予敌重伤，团长邵一之和团附呆其升中弹牺牲，副团长文模负伤，士兵伤亡过半，遂撤网宾阳思陇整编。
26 日，占南宁之日军进犯高峰，双方经过激烈的战斗，’高峰阵地，在敌讥轮番轰炸下，大部被摧毁，守军一三五师和一七0 师，退至武鸣县北马安圩、陆榆圩一线，12月1 日，高峰陷落，4 日，日军以第五师团为主力进占昆仑关。
日军在钦州湾登陆时，正在重床出席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的白崇禧，于11 月19 日飞返桂林，商讨应付战局。
次日，“白崇禧特电广西省政府，召集全省村街民大会，动员民众，配合军事力量，破坏公路，实行空室清野，痛击进犯桂南之日军”。
⑥ 当时，广西部队较单薄，驻地分散，“难于防守。
日军占领南宁、昆仑关后，切断了中国通往越南的国际交通路线，‘严重地威胁了重庆的国民党统治，因此，国民党政府决定组织反攻，从湖北、湖南、四川等省抽调约十五万兵力到桂南，抵御日军北上。
白崇禧一面将指挥部搬设迁江前线，一面抽调汽车将杜幸吸第五军及其它部队急速向宾阳俞线阵地输老。
12 月15 日，各部队调整基本完毕，白祟禧发布反攻命令。
18 日，国民党部队约十五万人，依照白崇禧部署开始反攻，南宁东非面险要的昆仑关，’是双方必争的战略要地J 当时占领关隘的是日军自称‘钢军万的第五师团，反攻昆仑关正面主攻部队是蒋介石嫡系杜幸明第五军，桂系的部队主要布置在誉钦、琶龙、琶武三条路线上，随击与牵制日军的增援部队。
开战后，昆仑关之战斗最为激烈，双方经过残酷的枪炮战，反复的争夺，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持续进行了将近半个月，国民党军队终于在12 月31 日克复了昆仑关，击毙日军四千余人，生俘一百O 三人，缴获军用物资一大批，取得了昆仑关的胜利，戮穿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增强了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
1944 年4 月，日本为了打通北京到广州和南宁的大陆交通线，防止美国利用在桂林、柳州的空军基地袭击日本，拯救入侵南洋的日军，发动了像、湘、桂战役。
同年8 月衡阳陷落后，日军第十一军以四个师团的兵力沿湘桂铁路向桂林进犯，另外，日本由广东抽调第二十三军二个师团沿西江由梧州入侵，对桂林、’柳州构成夹攻的态势。
当时国民党蒋介石命冷柳州第四战区司令张发奎进行防守，白崇禧亦以军委会副总参谋长的身份到桂林指挥这次会战，将桂系的第十六集团军主力调往桂林防守，并组织成立桂林防守司令部，由第十六集团军副总司令韦云松任防守司令。
同时将粤军第六十二军和第三十五集团军一部调到柳州防守。
9 月初，日军前锋抵达湘桂边境黄沙河，守全州的中央军第九十三师，一触即馈。
在大敌当前，蒋介石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把他的摘系军安置于贵州省内，不愿调进广西参加会战。
白崇禧为了保存桂系实力，避免自己的部队受到过大的削弱，亦在临战前将桂系一个主力师和一个团的兵力调离桂林，使守城兵力更为单薄，仅有一万多人。
10 月9 日，敌军向桂林发起进攻，月底敌推进至桂林外围。
11 月初，敌对桂林城区发起全线攻击，国民党桂系守军与之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城防司令韦云松带领部下弃城突围，留守部队一三一师师长阔维雍在此生死关键时刻，写下遗书，誓与桂林共存亡，率领将士，与敌进行了激烈的赓战，官兵大部壮烈牺牲，粮绝弹尽，外援无望，迫敌军已逼近北门东镇路师指挥所时，阔愤慨自杀殉国。
城防司令部中将参谋长陈济桓、三十一军参谋长吕旋蒙、三九二团团长吴村均在战斗中壮烈捐躯。
10 日，守军一部突出重围，桂林陷落。
11 日，日军未经什么战斗就占了柳州。
日军占柳州后，继续向南推进，24 日，南宁陷落。
日本侵略者从9 月初踏入广西边境后，国民党新桂系作了一些布防应战工作，将桂系主力调集桂林，准备与之决战。
驻守桂林的广大官兵大都是爱国的，他们在敌我悬殊’的情况下，临危不惧，顽强抵抗敌人的入侵，不少将士为国捐躯，这是值得人们缅怀和赞扬的。
但从整个战役看，除桂林守军作一些抵抗外，其它战线都不曾经过什么战斗，一触即演，节节败退，致使日军从侵入全州到占领南宁，前后仅用二个多月的时间，广西将近八十个市县的广大地区就陷敌手，基本完成打通了南北大陆交通线，这是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结果。
二在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基本上是推行一面抗战，一面反共的两面政笨。
“七七事变”以前，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对日本的侵略，采取了不抵抗主义的政策。
新桂系在此阶段则不然，' “九一八事变”后，1933 年李宗仁写了一篇论文，“名之曰‘焦土抗战’ ，⑦ 表明了要抗战到底的决心，认为“抗战则存，屈服则亡，除坚决抗战外，更不容有徘徊余地”，⑧ “如果中央不起来对日抗战，我们广西民众，也要起来首先发动民族革命斗争，广西政府，是与民众共存亡的，我们就要动员了，希望大众一心，誓死抗日，以图国家民众之生存”。
⑨ 在国家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新桂系大声呼唤抗日，说明他们开始转变，有了抗日的要求，反映他们具有爱国主义的思想和行动，他们的言论，对唤起民众和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
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新桂系的“抗日”亦含有与蒋争权夺利的因素，反映了李、白同蒋介石之间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斗争。
“七七事变”到1938 年10 月武汉失守，“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 ⑩ 从新桂系来说，自抗战全面爆发后，李、白即在全省进行动员，抽调了“抗日军二十万开赴前方” 作战，是全国各省派出军队最多的省份之一。
这支军队，先后参加了淞沪会战、台儿庄战役和武汉大会战等战役，与敌人在战场上浴血奋战，打得相当顽强，给日军以巨大的杀伤和消耗，其‘本身亦牺牲一大半，为保家卫国和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这些应给予充分肯定。
1938 年武汉、广州失陷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本政府重新调整了对华侵略政策，对国民党采取了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把主要兵力指向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减轻了对国民党战场的正面进攻。
这个方针的改变，促使国民党政府亦将其政策逐渐转移到反共反人民方面，国民党营垒中的亲日派汪精卫还于12 月底公开发表通电，主张中止抗战，对日求和。
新桂系在此期间，亦随着形势的变化而趋向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但由于中国共产党在广西的统一战线工作的推动和影响，使桂系没有完全和共产党破裂，还能坚持抗战。
汪精卫叛国投敌后，1939 年1 月5 日，李宗仁、白崇禧立刻通电全国，“拥护开除汪精卫，要求国民政府将汪通缉归案”。
＠到桂南会战时，桂系当局除了派军队参加会战外，还在全省进行动员，组织人力物力，保证前线军需供应，为杜幸明第五军正面攻关，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但是，新桂系是代表官僚、地主阶级利益的，阶级本质决定了他们的抗战不可能完全是从全民族的利益出发，也包含有巩固本集团统治的利益，因此，他们要抗日，也要反共。
李宗仁在1932 年7 月11 日西南执行部联合纪念周会上说：“我们数月来，所希望努力的两大工作，就是剿共和抗日。
… … 我盼望除剿共外，抗日的工作还要加紧进行”。
⑧ 可见桂系的抗日和反共都是相提并论的。
1939 年至1943 年间，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为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先后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
新桂系同蒋介石一唱一和，连续制造了桂林的“七九”、玉林的“一一三”和南宁的“一一五”反革命事件，大量逮捕和屠杀我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给广西的党组织遭受到严重的破坏。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签订了《 双十协定》 ，后蒋介石片面编毁《 协定》 ，发动内战，新桂系的主要头目白崇禧旋于1946 年3 月，“给蒋介石写了万言书，主要内容是拥蒋反共，并建议开发新疆及西北各省，建立长期反共根据地”。
⑧ 表明了其与人民为敌到底，投靠蒋介石，招致最后和蒋介石一起覆灭。
当年辛亥革命爆发，广西因此发生了什么变化
广西人与辛亥革命 蒙天祥 九十二年前十月十日，武昌起义爆发，辛亥革命成功，建立了中华民国。
广西人 在这场历史壮举中，很光荣地作出了贡献。
以下特举几位赫赫有名、献身辛亥革 命广西先贤，让今天的八桂弟子引以为荣： 一、刘古香 清同治七年（一八六九年），马平县人，是清末举人，一九○七年 春在香港加入同盟会，深得孙中山先生和黄克强先生信任，派回广西从事国民革 命活动，其妻马电也参加了革命工作。
一九一一年永耀青史的「三二九」广州黄 花岗起义，刘古香是十二名统率者之一，他和同盟会员李德山、柯汉资等率领广 西同志组成敢死队，身先士卒，攻进两广总督衙门。
在黄花岗十二烈士中，就有 七名是广西人。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爆发，辛亥革命传来捷报，全国各省相继响应，胡 汉民宣布成立广东都督府，由胡任都督，刘古香被任命为都督府秘书长，参与政 事，推动革命工作。
二、曾 镛 一八九一年生，柳州人，少年投身国民革命，加入同盟会，并在于 右手下从事革命宣传工作、于右任在上海办「民立报」，曾镛在报社任职。
一九 一一年辛亥革命成功，上海同盟会组织发动光复上海的战斗，曾镛在家中自制炸 弹，与革命党人英勇奋战，随后又追随陈英士从事革命工作。
一九一三年孙中山 先生二次革命失败东渡日本，曾镛追随在侧。
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年）陈炯明 在广州叛变，曾镛受孙中山之命回到广西，奔走於南宁、梧州等地，说服李宗仁 、白崇禧出兵援粤。
其后为了革命军军饷问题，曾镛不负 国父厚望，完成多项 任务，受到 国父特别嘉许。
民国十七年病逝，于右任曾为之撰碑，赞扬曾镛的 胆识和对国民革命的贡献。
三、王植槐 柳州人，生於一八八○年。
早期与徐锡麟、秋瑾加入同盟会，一同 在浙江绍兴和安徽安庆一带展开革命活动。
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王植槐立即与 柳州的同盟会同志奋起响应，使清廷势力瓦解，排除建立民国的阻力，这是对革 命最大的贡献。
嗣被推为右江国民军总机关的司令官，直接听命於孙中先生领导 的广东革命政府，一意为全国革命事业而奋斗。
四、陈炳焜 生於一八六八年，自幼聪颖，读过私塾，粗通文墨。
曾在提督苏元 春手下充当卫士，后在龙州陆军讲武堂，做蔡锷的学员、再兼副手。
一九一一年 十月十日武昌起义，陈炳焜通电拥戴陆荣廷「桂人治桂」，对扫除满清势力，有 其功劳。
五、柯汉资 一八八六年生，二十岁赴广州、香港结识革命志士，不久就加入同 盟会。
一九一一年「三二九」广州黄花岗起义，柯汉资与刘古香、李德山等人率 领广西籍敢死队攻打总督衙门，失败后潜赴香港、再回广州。
辛亥年十月十日武 昌起义，柯汉资同王植槐、宋洪、郭干臣、刘震寰等组织敢死队向清政府各衙门 进攻，夺取官印，驱逐官吏，为国民革命打出轰烈的胜仗。
六、刘震寰 一八九○年生，毕业於桂林广西 优级师范学校。
早年受革命思潮影响。
加入同盟会，在柳州从事革命活动。
一九 一一年辛亥革命，刘震寰在柳州和志士们起而响应，发动起义。
民国二年（一九 年）孙中山先生发「二次革命」，刘震积极响应，并成立讨袁军总司令。
对推翻 满清，支持孙中山革命，曾作出贡献。
笔者在资料中，看到部份广西籍的同盟会会员，还有：邓宝书、钱权、陈晓峰、 李德山、张铁臣、卢焘、黄岱、宋洪、李子廷、梁润生、郭干臣、刘震寰、王干 廷、杨秀芝、杨瑞池、莫显丞、韦伯荣、吕士宾、熊少丞、吴挺生等位。
其实， 尚有更多的桂籍志士，对辛亥革命卓有贡献的，本文用十页篇幅也无法备载。
仅 略述以上几位，就够证明我们广西人无愧於国家民族了。
蒋介石日记有多少可以相信
蒋介石的日记可信吗
——不看，会有很大损失；看了什么都信，也会上当日记记录本人当日亲历亲见之事或个人所为所思，不仅比较准确，而且私密度很高，历来为史家所重视，但是，蒋介石长期被视为“坏人”、“恶人”，他的日记可靠吗
我在研究蒋介石的过程中，常常碰到这样的问题。
日记有两种。
一种主要为写给别人看的，这种日记往往装腔作势，把真实的自我包裹起来。
例如阎锡山的《感想日记》，满篇都是《论语》式的格言，一望而知是教人如何成圣成贤的，没有多大价值；一种主要为写给自己看的，此类日记，目的在于自用，而不在于示人传世，其记事抒情，或为备忘，或为安排工作与生活，或为道德修养，或为总结人世经验，或为自我宣泄，往往具有比较高的真实性，蒋的日记大体属于此类。
蒋虽然很早就投身革命，但是，辛亥前后生活一直比较荒唐，我曾称之为上海洋场的浮浪子弟。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蒋介石亡命日本东京，受孙中山之命，加入中华革命党，同时尽力读书，在这一年读完曾国藩全集，受到影响，1916年，他的引路人陈其美被袁世凯派人暗杀，这件事给了蒋介石以极大刺激。
“自矢立品立学，以继续英士革命事业自任。
”他决心从此改邪向善，立志修身，每日静坐、反思，按儒学要求克己复礼，此后的一段日记应该比较真实。
其后，蒋介石在国民党中的位置日益重要。
他继续用儒学，特别是宋明道学的要求来约束自己，存天理，去人欲，日记成为他个人修身的记录与工具。
他修身的愿望是真诚的，日记自然也是真实的。
此后，他的日记逐渐增添新的内容，即每日生活、工作、思想的记录，治兵、治国和处理人际关系的经验总结等。
蒋每日、每周、每月、每年常有反思，他的日记也就相应成为反思的工具和记录。
这一段时期，蒋介石还不会想到他将来会成为国民党和中华民国的要人，他的日记会长期流传，成为历史学的研究资料，因此，没有必要在日记中矫饰作假。
等到他地位日隆、权势日重之后，他自然明白其日记的重要，但是，由于他继续通过日记记录每日工作、思想、心得，安排工作日程、计划，提醒应注意事项，并继续用以治心修身，是为自用，而非用以示人，因此，一般会如实记录，而不会有意作假，自己骗自己。
例如，他抗战期间的日记一般分几个部分：1.提要。
记当日主要事件或主要心得；2.预定。
记一二日内应做之事；3.注意。
记对国内外形势的思考；4.记事。
记一日所做主要之事；5.上星期反省录；6.本星期预定工作纲目；7.本月反省录；8.本月大事表，等等。
假如蒋在这些项目中造假，等于是给自己造成混乱。
说蒋记日记一般会“如实记录”，并不等于说蒋在日记中什么重要的事情都记。
有些事，他是“讳莫如深”的。
例如，1927年的四一二政变，显系蒋和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精密谋划之举，但日记对此却几乎全无记载。
蒋自己就说过，有些事情是不能记的。
可见，蒋记日记有选择性。
同时，他的日记只反映他个人的观点和立场，自然，世界常常被他扭曲。
有些事和人，常常被他扭曲得完全走形，不成样子。
因此，只能说蒋的日记有相当的真实性，但是，真实不等于正确，也不等于全面。
蒋的日记主要为自用，而非为示人，为公布。
这一点，可以从以下三点得到证明：一、蒋身前从未公布过自己的日记，也从未利用日记进行自我吹嘘、美化。
当然，他会想到身后立传，使自己的事迹流传的需要，这一功能主要由《事略稿本》一类著作完成。
蒋一般会选择自己的同乡或亲信进行编辑，这些人自然会本着“为尊者讳”的原则，删削或修改部分内容，而蒋本人也会逐本校阅，严格把关。
二、蒋喜欢骂人。
在日记中，蒋骂过许多人，好友如戴季陶、黄郛，亲属如宋子文、孔祥熙，同僚如胡汉民、孙科、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下属如周至柔等，几乎没有人不被他骂，而且骂得非常狠。
蒋如果考虑到要示人、要公布，就不会在日记中那样无所顾忌地骂人。
三、在日记中，蒋写了自己的许多隐私，例如早年搞“三陪”，在“天理”和“人欲”之间的艰难挣扎，甚至为解决生理需求而进行“自慰”等。
此类事蒋在日记中都如实记录，显然记这些也不是为了示人，更不是为了树立自己的高大与神圣形象。
2005年我在胡佛研究所阅读蒋介石日记时，新华社记者要求我简明扼要地对蒋介石“定性”，我曾说过三句话：一、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蒋介石是个很重要的人物；二、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蒋介石是个很复杂的人物；三、有功有过，既有大功，又有大过。
我至今仍坚持这样的看法。
由于如此，蒋的日记对于我们认识蒋的本相，研究中国近现代的历史有很大意义。
不看，会是很大的损失，但是看了，什么都相信，也会上当。
“九一八”事变，张学良坦承自己下令“不抵抗”，称“与蒋介石无关”“九一八”之夜，张学良在未向南京国民政府请示的状况下，向东北军下达了“不抵抗”命令，在此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张学良也仍然坚持“不抵抗主义”。
对此，张学良在许多场合都如实叙述经过，坦承个人责任。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东北父老对张学良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使张很感动。
次年1月3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早晨躺在床上没起来，胡思乱想，想到东北的人们对于我个人的问题，这不单是感情的问题了，真叫我惭愧无地，难过的了不得。
说起抗战阶段，我是毫无贡献。
当年在东北时，以前是承老人的余润，后来我不过执政三年，不但对地方没有造福，因为我一意的拥护中央，依赖中央，才有了中东路问题，对俄盲目的战事。
九一八的事变，判断的错误，应付的错误，致成“不抵抗”，而使东北同胞水深火热十四年，今天他们反而对我如此的热诚，这可真叫我太难过了
张学良的这一段日记承认自己“判断的错误，应付的错误，致成不抵抗”，并没有将责任推给别人。
1990年，张学良接受唐德刚访谈时曾“郑重声明”，“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
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
”他说：我现在就给你讲这个不抵抗的事情。
当时，因为奉天与日本的关系很紧张，发生了中村事件等好几个事情。
那时我就有了关于日本方面的情报，说日本要来挑衅，想借着挑衅来扩大双方的矛盾。
明白吗
我已经有了这样的情报。
所以，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
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它，躲开它。
当唐德刚谈到“我们听了五十多年了，都是这个说法呢，都说是蒋公给你的指令呢”,至此，张学良连连表示：“不是，不是，不是的。
”“这事不该政府的事，也不该蒋公的事。
”1991年5月28日，张学良在纽约接受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等人访谈时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
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
‘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是我下的指令，与蒋介石无关。
”其他的资料还有很多，无需再引了。
可见，从1946年1月3日的日记，到1991年的答问，张学良始终完全承担“不抵抗”的责任，从未涉及别人。
在皖南事变中，导致叶挺被俘的最直接原因是什么
为何他不能突围出去
事变背景根据国共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协定，新四军在编制上属于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领导。
但是新四军事实上听命于延安的共产党。
曾经就指示新四军所在的中共东南局[1： 因此，我们均能够发展，均应该发展。
这种发展的方针，中央曾多次给你们指出来了。
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
例如在江苏境内，应不顾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反共分子的批评、限制和压迫，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政权，设立财政机关，征收抗日捐税，设立经济机关，发展农工商业，开办各种学校，大批培养干部。
中央前要你们在今年一年内，在江浙两省敌后地区扩大抗日武装至十万人枪和迅速建立政权等项，不知你们具体布置如何
过去已经失去了时机，若再失去今年的时机，将来就会更困难了。
邓子恢在《新四军的发展壮大与两条路线的斗争》（《星火燎原》第六卷第三九四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出版。
）中记载： 少奇同志在分析这些情况之后，认为要开辟苏北，要建立以苏北、皖北为中心的华中抗日根据地，单靠新四军现在江北的四、五支队力量是不够的。
因此少奇同志在淮南反摩擦以后便向中央提出建议：如果我们要向东发展，解决苏北问题，最大障碍是顽军韩德勤。
韩是国民党中央委员，江苏省主席，是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所属部队号称十万，声势不小，要扫除这个绊脚石，全面解决苏北问题，单靠现有江北部队显然力量不足，因此建议中央从华北调八路军一就师南下，并令江南陈、粟部队北上，归中原局统一指挥。
这个电报发出不久，中央便同意少奇同志的建议，即要陈毅、粟裕两同志率苏南部队渡江北上，调八路军第五纵队三个旅南下，进入苏北，归中原局统一指挥。
一九四○年十月黄桥一战，陈、粟部队歼顽韩主力，我五纵队也已进入苏北盐城。
所以新四军在扩充势力的过程中，不时与同一战区的国民党军队发生武装冲突。
1940年10月初，江苏省省主席韩德勤和陈泰运所组成的国民革命军部队与共产党部队新四军发生严重冲突。
陈毅率领的“新四军第一支队”，以不到万人的兵力，于交战过程中，击败总兵员达三万以上的桂系陈泰运部队，占领江苏北部的黄桥，并于不久攻下泰州姜堰。
而称为“黄桥事件”或“黄桥事变”的该军事冲突，不但造成国民革命军万余人伤亡，且让本来仅驻安徽的共产党新四军，控制了江苏部分省境。
同月19日，因为担心类似两党军队冲突的黄桥事件再度发生，以致影响中日战争战况，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最高领袖委员长蒋中正命令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长的名义，向八路军正副司令朱德、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发出“皓电” 因此，又证明兄等来电所谓编制方面，因任务与组织之连带关系，因而超过原来编制，现在有五十万人之说者，果指此而言乎
夫统帅部对于各军任务分配，均视其军队之素质与敌寇之情况，而规定作战地区与作战任务；第十八集团军原在晋北作战，新四军原在江南作战，其性质装备，皆与规定地区悉相配合，乃兄等均不遵照命令，擅自放弃规定任务，而肆意越境略地，夺枪勾兵，自由扩编，故十八集团军遵令改编之始，原仅四万五千人，而至今竟称为五十万人，今姑不问其人员武器有无虚实，亦不计裹胁成军能否作战；而事前既未照章核准，事后又不许中央过问，仅要求中央照数发饷；现在全国集团军总司令总计不下数十人，从未有未经奉准，而自由扩编者；敌后游击队，且不下百余万，亦未有不经点验编组，而自由领饷者。
兹兄等所称人数，若为未奉核准，而擅作毫无限度之扩编，恐再阅几时，势必号称百万；中央安有如许财力，地方安有如许民力，供给此核定数目以外，无限制之兵员
若本无此数，而漫为虚报，则法定编制尚应剔除缺旷，更无不经点验而滥发之理。
苟有其一皆悖抗战建国，统一军政之原则。
…… 然而中央为顾全抗战之大局，统帅为爱护抗战之实力，对于兄等部队种种违令干纪之行动，不惟迄今大度包容，不加罪谴，而且始终顾全，期以精诚相感，始则改划作战地区，屡将被兄等攻击之国军，设法他调，以避免摩擦；最后，且不惜将抗战有功之冀察战区总司令鹿钟麟与该战区抗战有功之国军各部，均予调开，而如提示案中所示，准予玉阶兄指挥冀察区内军事指挥之大权，俾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全数集中该区域内，得有广大之作战地域，尽量发展抗战之功用，并免与友军杂处，根本消除所谓摩擦之因素，藉使全国各军，同仇敌忾，无所牵制，得以各对当面之敌，专心作战。
中央之所以维护兄等所部，委曲求全，盖已无微不至矣。
切望兄等迅即遵令将黄河以南之部队，悉数调赴河北，厚集兵力，扫荡冀察残敌，完成抗战使命，全国军民同胞，所蕲求于兄部者，惟此而已矣
命令新四军接电报后迅即将全部撤到旧黄河以北。
11月19日，以上述受令者“朱彭叶项”四人名义答复：“同意将安徽南部的新四军部队调到长江以北。
”蒋介石则发手令宽限新四军的北移期限： 前令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各部，展期开到黄河以北作战。
兹再分别地区，宽展时期。
凡在长江以南之新四军，全部限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开到长江以北地区，明年一月三十日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作战。
现在黄河以南之第十八集团军所有部队，限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开到黄河以北地区。
希即遵照参谋总长十月皓电所示之作战地境内，共同作战，克尽职守，毋得再误，此令。
移防覆电后，共产党新四军并未如皓电及共产党中央所言随即移防。
另一方面，因迟迟未见移防，同年12月3日，蒋介石致电叶挺：“新四军应在繁昌、铜陵渡过长江，在江苏无为附近集中，然后按规定路线北上。
”此电且仍受共产党党中央认同。
不过此军令一出，前往换防的国民党军队（40师）与共产党军队纷争再起；华中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猛攻曹甸，国军损失惨重。
除此，中共东南局书记兼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却仍驻地云岭，以“处于第三战区包围之中，对国军可能的突然袭击缺乏准备”为由，并不按中共中央与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指示的路线北渡移防前进。
12月9日，不耐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下令反击。
12月中旬之后，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再次发电，严令皖南新四军于12月底以前过江。
受此压力，12月23日，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皖南部队全部以战备姿态绕道茂林、三溪、宁国、朗溪到溧阳，然后待机北渡。
26日，中共中央又电项英，对他们一再拖延、迟迟不愿北移提出了批评。
12月28日项英召开会议，决定遵守中共中央指定的北移路线：向南绕道茂林、三溪、旌德、宁国，迂回天目山到溧阳。
事变经过1941年1月4日夜晚，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9000余人由泾县云岭地区出发，准备分左、中、右三路纵队，经江苏南部向长江以北转移。
5日，部队行至茂林地区时，遭到顾祝同以新四军“违抗中央移防命令，偷袭围攻国军第40师”为理由，无预警地将新四军军队包围和袭击。
（中华民国官方文献则指出新四军首先攻击国军40师，顾祝同率军随之拯救）6日，顾祝同与上官云相率第三战区之第32集团军8万多人，在蒋中正命令下，向新四军发起总攻，并强令“彻底加以肃清”。
项英曾数次发电报给中国共产党中枢延安，要党领导向国民党交涉停火，但毛并无相关回应。
9日，刘少奇电毛谈起项英的情况，毛回电说他什么情况也不知道。
10日，新四军总部报告毛：“支持四日夜之自卫战斗，今已濒绝境，干部全部均已准备牺牲。
”“请以党中央及恩来名义，速向蒋、顾交涉，以不惜全面破裂威胁，要顾撤围，或可挽救。
”12日，毛要求周恩来“向国民党提出严重交涉，即日撤围”。
周恩来在13日向国民党提出抗议。
两党交涉期间，双方火线冲突进行了七天七夜，新四军因兵力薄弱陷于绝境。
为保全部队，叶挺根据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的意见，致书上官云相，指责其“背信弃义”，表示愿往上官总部协商。
14日叶挺一到上官处即被扣押，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于突围时阵亡。
同日，新四军茂林阵地完全被占领。
全军约9000人，除约2000人在黄火星、傅秋涛率领下突围外，大部被俘、失散或阵亡。
后续新四军副军长项英与副参谋长周子昆在蒋介石下令停火后突围逃出，3月12日两人于泾县濂坑石牛坞赤坑山遭随从副官开枪打死。
1月17日，蒋中正发布命令，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将叶挺交军事法庭审判。
中国共产党进行回击，指示八路军、新四军在军事上自卫，在政治上反攻。
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
此事变主要将领叶挺虽遭逮捕，但受苏俄、英国等国关切下，仅予以监禁。
1943年，国民革命军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以“抗日战争”、“制裁解散新四军”及“肃清江南共军”有功，被中华民国政府颁发中国军人最高荣誉之青天白日勋章。
蒋介石对皖南事变的讲词： “这两周以来，敌人假借我们新四军事件，造出许多离奇怪诞的谣言，姿意挑拨中伤，不仅企图动摇我们抗战的精神，而且妄冀迷惑国际间对我国抗战的视听，求逞其侵略中国的迷梦………。
即就我们此次处置新四军事件来说，无论中外人士，大家都知道，这完全是我们整饬军纪的问题，性质很明白，问题很简单，事情也很普通。
凡违令乱纪的军人，在所必惩，至于称兵作叛，袭击友军，侵占防地，妨害抗战的军队，更必然的须解散。
这是抗战治军的天经地义，除非像无法无纪的敌国少壮军人，才会把这件事看做一种特殊而不寻常的事件，故意来作夸大的恶意宣传………。
“尤其我们自抗战迄今，处罚违抗命令，触犯军纪的案件，如韩复矩、李服膺、石友三等案之类（注一五），已不止一次，这次新四军因为违抗命令，袭击友军，甚至称兵作乱，因而受到军法制裁，这纯然是为了整饬军纪。
除此以外，并无其它丝毫政治或任何党派的性质夹杂其中，这是大家都能明白的第一点。
“其次，我们当时对于韩复矩、李服膺、石友三等案件，只是将他们三个负责主管长官正法，而对于这次新四军事件，为什幺要将他番号取消，部队解散
关于这一点，我亦要向各位说明，因为当时韩复矩、李服膺、石友三，只是其主管本人不服从命令而已，而并没有称兵叛乱，攻击友军的行动。
各位都已知道，当时中央命令韩复矩坚守山东，他却不守山东，而偏要擅自退往陕西汉中。
想保存他个人的实力。
中央命令李服膺在前线抗战，不许退却，他却不遵令前进，反要擅自后退，甘冒革命军的连坐法。
至于去年石友三之伏法，亦是如此，当时统帅部命令他移驻豫西，他偏抗命不动，盘踞豫东，骚扰地方，勒索人民。
但这三个人虽然是违抗命令，而其部队并没有反抗叛变的行动，所以只要将他三人执行纪律，其部队官兵不仅无处分之必要，而且因其官兵皆深明大义，遵令整编，所以政府依旧爱护保全。
但这一次新四军一案，就与此不同了，统帅部自去年十一月以来，迭次命令要他北上，移驻指定地区抗战，他偏按兵不动，到了最后限期已过，他还要自由向南移动，作一种有计划的军事行动，明目张胆，来袭击第四十师及上官云相的总司令部，实行叛变，所以我们要执行军纪，将他全部解散。
由此可知这次解散新四军一案，不过是我们在抗战期中整饬军纪普通的一例而已。
… ………但自去年以来，新四军违抗命令，违反纪律的案件，层出不穷，中央虽一再宽大为怀，剀切告诫，促其觉悟，无如他怙恶不悛，竟至称兵叛变，袭击友军。
中央在此情形之下，就再不得有所姑息，再不能不严加处置，但在我个人对此事件，只有悲痛与惭愧，因为部属的罪恶，就是我作长官的责任，也就是我的耻辱。
因此各位须知这不是一件什幺可安慰的事，这是万不得已的一页痛史。
现在新四军事件虽然已经处理，而我国民革命军在光荣抗战中间，毕竟留下了一个污点，我身为统帅，我的伤心实在任何人之上，这是大家必须明白认识的第二点。
“复次，我们为什幺要如此严格整饬军纪，因为军纪是军队命脉之所在，亦即国家民族生命之所寄。
我们抗战之成败，就看我们的军队能否执行纪律，而这次新四军之公然称兵抗命，破坏军纪，我们政府能否澈底执行纪律，就是我们国家能否生存的最大一个关键。
因此我这次乃抱定决心，要严肃军纪，以挽救全军的危亡，保障抗战的胜利，维护国家的生存。
反之，如果我们这次不能整饬军纪，任令部队军人违反命令，破坏纪律，那末，军队失败，国家就要灭亡。
并且国家付托我以统帅大权，如我统帅个人希图苟安一时，不惜姑息养奸，致陷全军于危殆，那不仅有负职责，而且对不起我们全军官兵，和一般已经为抗战牺牲的将士同胞。
并且严格言之，这就无异我统帅纵容部属军队违法乱纪，陷他们于灭亡自杀之途，那这就是我统帅莫大的罪过。
因此，我宁愿不顾一切牺牲，必须彻底执行纪律。
凡属国民革命军的将士，必须明白军纪重于一切，军纪一律平等，决不能稍有偏袒不公之处，亦不能因为姑息一二少数人而置军纪于度外，以致抗战失败，陷国家于灭亡，这是大家必须明白认识的第三点。
…………。
“总之，这次处置新四军事件，完全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主要的意义完全为加强抗战。
语其要点，就是：（一）打击敌人妄冀我军纪败坏，内部分裂，以减弱抗战力量的妄想。
（二）申明军队的纪律，使全军得所观感而振奋自爱，为国效命，因而加强我们团结抗战的精神。
………”。
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的通告： “据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删（十五）亥电称：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违抗命令，不遵调遣，自上月以来，在江南地区，集中全军，蓄意扰乱战局，破坏抗日阵线，阴谋不轨，已非一日，本月初，自泾县潜向南移，竟于四日，胆敢明白进攻我前方抗日军队阵地，危害民族，为敌作伥，丧心病狂，莫此为甚
我前方被袭各部队，对此不测之叛变，若不忍痛反击，不仅前线各军之将士，无以自卫，而且整个抗战之国策，亦必被其破坏无余，瞻念前途，痛愤无已
职为应付危急，伸张纲纪，不得不为紧急处置，关于该军叛变全部阴谋，业于十三日将拿获该军参谋处长之供词，电陈钧察。
兹已将该新编第四军全部解散，编遣完毕，该军军长叶挺于当日就地擒获，该军副军长项英潜逃不获，正在饬部严缉归案。
所有处置新四军叛变经过，理合先行呈报，敬候钧核示遵。
等语，据此，该新编第四军抗命叛变，逆迹昭彰，若不严行惩处，何以完成国民革命军抗战之使命，着将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番号撤销，该军军长叶挺着即革职，交军法审判，依法惩治，副军长项英着即通令各军严缉归案讯办，藉伸军纪，而利抗战。
特此通令。
” “此次事件完全为整饬军纪问题。
新编第四军之遭受处分，为其违反军纪，不遵调遣，且袭击前方抗战各部队，实行叛变之结果。
缘中央为调整军事部署起见，曾于二十九年十二月九日下令，限新四军全部，于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开到长江以北地区，三十年一月三十一日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作战，并指定繁昌、铜陵一带，为其北移路线，讵该军并不遵照命令行动，又复借端要索，希图延宕。
顾长官为维持军令尊严，督令该军，遵由原地北渡，该军悍然不顾，仍擅自行动，非特不向北渡江，而且由泾县向太平地区南窜，企图袭击上官总司令部。
适第四十师由苏南换防，调至后方整训，新四军早已详悉其行军道路，及知该师于本月一日到达三溪，遂于四日晚，全部潜赴茂林（泾县南约八十里），分兵左中右三路，向该师袭击，该师仓卒被袭，不得不加以抵抗，藉资自卫，第三战区顾司令长官，为整饬纪纲，乃下令制裁。
至十二日止，该军已被全部解散，所有拿获该军长叶挺等，现已交军法审讯，该军番号业经明令撤销，此该军违反军令卒被制裁之经过也。
“此次新四军违令叛变，非出偶然，而实本于该军一贯之阴谋，据顾长官元亥电，转报拿获该新四军参谋处处长赵凌波之供词，即可明了其真相，该项供词如下（见上节，从略）。
该军叛变阴谋昭然若揭。
第四十军仓卒应战，出于自卫，顾长官对该军相机处置，全部编遣，实为维持军纪上必要之措施。
当此全国抗战，一致团结之际，竟发生此种叛变之事，殊可痛心，中央以军令必须贯彻，纲纪必须维持，而后方能争取抗战之最后胜利，故断然将该军番号取消，并将叛军长官分别交军法审判，严缉治罪。
此次事变，幸赖前方将士戮力用命，当地民众明辨忠奸，协助戡乱，而新四军官兵中大多皆深识大义，不甘附逆，纷纷投诚，用能于数日之中，平定变乱，此未始非顾长官应变若定所致云。
”[编辑] 评价虽然皖南事变是抗战时期国共冲突中，国民党难得的大胜利，但事实上并未完全消灭总兵力达90000、3.5万支步枪、460挺机关枪之新四军，甚至连伤其十分之一都不到，在实质上远不如之前包括“黄桥事件”等冲突中国民党军的损失。
反而因为皖南事变的发生，造成苏俄等国对国民党的指责。
加上周恩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亲笔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让共产党抗日民族主义的主张和形象反而更受舆论支持。
另外有一说法：项英和新四军原本是的眼中钉，借机除掉项英，更使周恩来失去赖以支援的军队，使新四军重回的掌握，并由原来的6个支队扩编为7个正规师，在江北的根据地却也日渐发展稳固，至1945年发展为30万人。
不过另一方面，中华民国官方文献与部分报导却称，总兵力达1.03万的新四军调防是1938年至1940年间国共双方部队多起武装冲突和的后续处理。
文献亦指：蒋中正虽与周恩来多次会谈寻求解决之道，却在双方缺乏诚意情况下，让蒋中正于国民党部队多人伤亡的“黄桥事件”及新四军攻击40师情况后，下令将新四军“消灭”。
另外，该处置与1939年9月，声称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中共强硬立场有关。
除此，国民党军队之后宣称：新四军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于逃亡被部下所杀，并“歼灭”共军约7000余人。
而面对舆论对此事变的质疑，蒋中正于接见苏俄大使潘友新时及对外公开会议两度强调：“新四军事件完全为整顿军纪，绝无其他问题，更无损于抗战力量。
”当时民营的《大公报》对此事件的评论： “这种自乱阵线袭击友军的行动，依军纪。
本应予以制裁，而统帅部初未采取断然处置，只限令该军调防黄河以北，以避免冲突。
这种处置，在中央可谓已宽大忍恕，若在一般军队，必不能邀此宽典。
统帅部之所以如此，据我们猜想，当然是为了顾念团结之局，不愿以小不忍而乱大谋。
新四军北移之命，曾经展延一个月，迄最近展延之期亦已逾过，在中央指定的路线上，曾有该军的辎重及政治工作人员渡江北移，而该军大队则不北而南，更于途中袭击四十师，因此乃有解散编遣的紧急处置。
“以上所述，是此次新四军事件的综合经过。
这事实，至为不幸；而就军纪军令以言，统帅部的处置是无可置移的。
我们只能就此事件一述纯国民的感想。
“我们熟察现代国家的建国原则，并深思我们中国的苦痛经验，而确切认定建立国军的重要。
国家的建军原则，必须是单一的。
组织是一个，军令是一个，而意旨更必须是一个。
一个军队不容有纷歧的组织，不容有多系的军令，更绝不容有两个意旨；否则，那军队就绝对不能作战，尤其不能对外作战。
这原则是天经地义的，我们在以往不能作到，乃是我们国军的最大苦痛。
我们自民元建国以来，国家常处在分裂的状态，政治对立，军队纷歧，内战不休。
国家在那种状态之下，所谓民族自卫权根本就不能成立。
建国以来，遭受了多少外侮，我们为什幺不能发动自卫权
就因我们没有统一的国军，没有中心的武力。
这状态，一直到黄埔建军，国家才有了中心武力的萌芽，更经蒋委员长领导国民革命军北上，国家才有了统一的雏形，而经十七年全国统一之役，国家的统帅权实质仍未建立，国家仍陷于内战深渊。
那时中国共产党在江西自称苏维埃共和国，在福建更有一个所谓人民政府。
国家有四分五裂之势，怎么还能抵抗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的侵略
我们遭逢那样严重的外患，而国家仍在演着四分五裂的内战，真是危险万分。
国家之幸，是蒋委员长所领导的这一脉中心武力，经过艰辛的洗炼，到二十五年冬西安事变以后，共产党取消了建制，共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军令统一了，最高统帅权确定了，国家的统一规模才算告成。
我们必须切记，国家这点统一规模，是经过三十几年的内战，流了无量的血，付了无数的牺牲，才产生出来的。
我们更须切记，假使我们国家没有这点统一规模，我们根本就没有发动这次民族自卫战争的资格。
这样艰难得来的国家统帅权，我们全体国民必不让它分裂
拥护统一，反对分裂，是全体国民的良心，是我们抗战建国的必不可缺的条件
尤其在这大敌当前，强敌日削，胜利接近之时，我们全体国民必然吐弃一切蔽于党见而贻害国家的行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