绩效考核会议主持词(多篇)
绩效考核会议主持词绩效考核会议主持词同志们：为了客观、准确、全面了解掌握村两委干部XX年整体工作情况，以及每位村干部的思想状况、精神面貌、工作状态、学习情况，发现和解决村干部队伍中存在的问题，对支村委班子及全体干部的“德、能、勤、绩、廉”等方面进行一次全面综合考评。
推动和促进我镇各项工作的开展，为我镇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证，经镇党委政府研究决定，对全镇委派专门人员组成考核工作组对各村（社区）进行绩效考核。
本次考核将对村工作绩效考核、书记管党职责考核、群众工作考核和党风廉政考核四考合一。
会议十分重要，为了保持会场安静，请大家把手机调为关机或静音状态，会议期间，请不要随意走动、喧哗，注意保持会场良好秩序。
首先我代表镇党委、政府向今天参会的各位同志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同时，也希望与会的各位同志抱着对村事业发展、支村两委班子负责的态度，一分为二、客观公正地配合考核组准确、公正评价工作、评价干部，真正使考核工作成为总结成绩、寻找不足、调整思路、推动工作的难得机遇，达到预期的目的。
今天的考核有四项议程。
下面，开始第一项议程，请村支部书记同志进行述职述廉。
下面，开始第二项议程，请村主任同志进行述职述廉。
下面，开始第三项议程，请群众工作站代表述职。
请工作人员发放测评表。
请与会人员填写测评表。
请工作人员收好测评表。
下面，进行考核的最后一个议程，个别谈话。
念到名字的请留下进行个
4年级小主持人稿,关于20首必背古诗
dszv
试述经验观察方法的特征、作用及其他。
在蔚蓝的天空中，一群勇敢的小雏鹰正迎着阳光自由地飞翔。
这群小雏鹰正是我们勒流中心小学三年（2）班的同学。
团结友爱，互帮互助是我们的做人原则；学会学习，学会休闲是我们的班级特色；遇难不退，遇苦不怕，绝不向困难低头是我们的行动口号；“努力学习，超越自我”是我们的班级格言；创建一个具有浓厚学习氛围的和谐集体则是我们的目标。
在过去的一个学期里在各方面都取得了挺好的成绩。
如曾获表扬班级，班级墙报获得好评等。
瞧
生活在我们这个班集体里的同学们来自四面八方，你看我们生活在一起，有多么的快乐
多么的团结友爱
清史稿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清史稿 全书五百六其中本纪二十五卷，百四十二卷，表五十三卷，列传三百一十六卷，以纪传为中心。
所记之事，上起1616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国称汗，下至1911年清朝灭亡，共二百九十六年的历史。
《清史稿》是由民国初年特设的清史馆编修的，以馆长赵尔巽任主编，缪荃孙、柯劭忞等为总纂，另设纂修、协修、提调、校勘等职。
参加编写工作的先后有一百多人。
《清史稿》于1914（民国三年）开始编纂，1920年编成初稿，1926年修订一次，1927年秋大致完稿，前后历时十四年。
对于这样一部有清一代的正史，“本应详审修正，以冀减少疵颣”但“以时事之艰虞，学说之庞杂”，尤其因主编赵尔巽“年齿之迟暮，再多慎重，恐不及待”。
于是就委托袁金铠经办发刊和校刻事宜。
于1928年刊印，1929年发行。
《清史稿》在刻印过程中，出现了版本问题。
袁金铠因忙于他事，转托金梁协助校刻此书。
金梁遂乘时局纷扰之际，利用职权，擅改原稿，并将印成的一千一百部书中的四百部运往东北发行，这就是所谓“关外本”（又称关外一次本）。
当原编纂人员发现金梁私自篡改原稿，便决定将留在北京的原印本更正重印。
如删去《张勋传》（附张彪传），《康有为传》及金梁所写的“校刻记”；改订了“清史馆职名”；删去了“易类”书目六十四种；抽换了《艺文志·序》；修改了个别传记，这就成了所谓“关内本”。
以后，金梁坚持以“关外本”为基础，并根据当时学者对《清史稿》提出的批评和关内本所作的一些重要更正，再作删改、增补，删去了《张彪附传》、《公主表·序》和数学工具书“八线对数表”，增加或压缩了个别传略，较前两个版本均少了七卷，仅有五百二十九卷，这就是所谓“重印本”（又称关外二次本）。
版本的不同造成了混乱，后来，市场上又有所谓“联合书店影印本”和“日本人铅印本”两种流传。
南京国民政府时曾两次组织人力。
要修改《清史稿》，但因种种原因，毫无结果。
《清史稿》的版本比较多，主要有关外本、关内本、金梁重印本、上海联合书店影印本、日本印本等，其中以关外本与关内本最早流传，影响颇大。
冯尔康《清史史料学初稿》列举了以下几种：关外本（或曰“关外一次本”）《清史稿》纂定以后，共计536 卷，于1928年在北京印刷。
当时资助清史馆的黑龙江方面的金梁担任“校对”，他利用负责刊印之便，私下给自己加了“总阅”的名义，附刻了他自己的《清史稿校刻记》，又修改了某些文字，然后将印成的一千一百部中的四百部运往东北。
运到东北的这四百部《清史稿》就被称为“关外本”。
后来这个本子经过修改重印，故又称作“关外一次本”。
关内本1928年印刷的一千一百部《清史稿》留在关内的七百部，被清史馆的一些人发现了金梁的纂改，又将它改回来，并取消了金梁的“校刻记”和《张勋传》、《张彪附传》、《康有为传》，就是所谓的“关内本”。
实际上，关内本与关外本是同一次印刷的，只是关内本在局部上作了一点抽调。
关内本与关外两次本之版本异同，大致如下：关内本删去关外一次本原有的《张勋传附张彪传》中的《张彪传》、《康有为传附康广仁传》中的《康广仁传》以及金梁所撰《校刻记》。
而关外二次本只删去关外一次本的《张彪附传》，并抽掉《公主表?序》和《时宪志》末附的《八线对数表》七卷，增加了陈黉举、朱筠、翁方纲三传。
按关内本此卷原是《劳乃宣传》、《沈曾植传》，无《张勋传》、《康有为传》。
传后有论，其文为“论曰：乃宣、曾植皆学有远识，本其所学，使获竞其所施，其治绩当更有远到者。
乃朝局迁移，挂冠神武，虽皆侨居海滨，而平居故国之思，无时敢或忘者。
卒至憔悴忧伤，赍志以没。
悲夫!”清史馆对张勋、康有为原定暂不立传，是金梁将二传底稿私自付刻。
今关外一次本于《张勋传》后附有《张彪传》。
又关内本抽换了关外一次本的《艺文志?序》，因增入的《序》过长，以致脱夺自《易》类《易经通注》、《日讲易经解义》、《周易折中》、《周易述义》、《易图解》、《周易补注》、《易翼》、《读易大旨》、《周易裨疏》、《考异》、《周易内传》、《发例》、《周易大象解》、《周易外传》、《易学象数论》、《周易象辞》、《寻门馀论》、《图书辨惑》、《读易笔记》、《周易说略》、《易酌》、《易闻》、《田间易学》、《大易则通》、《闰》、《易史》、《周易疏略》、《易学阐》、《读易绪言》、《易经衷论》、《读易日钞》、《周易通论》、《周易观彖大指》、《周易观彖》、《周易浅述》、《周易定本》、《易经识解》、《易经筮贞》、《周易明善录》、《易原就正》、《周易通》、《周易辨正》、《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周易筮述》、《周易应氏集解》、《仲氏易》、《推易始末》、《春秋占筮书》、《易小帖》、《太极图说遗议》、《河图洛书原舛编》、《乔氏易俟》、《大易通解》、《周易本义蕴》、《周易传注》、《周易筮考》、《学易初津》、《易翼宗》、《易翼说》、《周易刳记》、《易经详说》、《易经辨疑》、《周易传义合订》、《易宫》、《读易管窥》、《读易观象惺惺录》、《读易观象图说》、《太极图说》、《周易原始》(李南晖撰)、《天水答问》、《羲皇易象》、《羲皇易象新补》、《孔门易绪》、《易图明辨》、《身易实义》、《先天易贯》、《易互》、《周易玩辞集解》、《易说》(查慎行撰)、《易说》(惠士奇撰)、《周易函书约存》、《约注》、《别集》、《易笺》、《周易观象补义略》、《索易肊说》、《周易孔义集说》、《陆堂易学》、《易经揆》、《易学启蒙补》、《易经诠义》、《易经如话》、《周易本义爻征》、《周易图说正编》、《易翼述信》、《周易原始》(范咸撰)、《周易浅释》、《易学大象要参》等八十八种之多。
关内本有《赵尔丰传》的传文长达二千四百字，而关外二次本压缩至九百二十字，不啻减去了一半以上。
关内本《赵尔丰传》作者以赵尔丰为清史馆馆长赵尔巽之亲弟，作此长传，不免有迎合讨好馆长之嫌，故以删削为是。
金梁重印本（关外二次本）。
1934年，金梁在东北刊行，绝大部分依关外本，只是去掉了志卷29-34的《时宪志》六卷，《公主表·序》等部分，增加了朱筠等三传，总卷数为529卷。
上海联合书店影印本。
1942年出版，对关内、关外两本的不同处加以选择，多处采用了关内本。
它同二十四史《新元史》合为“二十六史”，故亦称为“廿六史本”。
日本印本。
据说有两个本子，一为大本两册，一为小本二册，从“关外一次本”翻印而来。
香港文学研究社印本。
1960年出版，依关外一次本付梓。
中华书局本。
中华书局组织史学工作者，依关外二次本为工作本，将《清史稿》作了标点 、分段， 他们审查了关内本、关外一次本、关外二次本三种本子的篇目，内容上的不同，作了附注，录出异文，以尽量反映各种本子的优点，对史文的脱、误、衍、倒和异体、古体字作了校改；清朝的避讳字，尽量改回，对已发现的由于行、段错排造成事理不合的地方，进行了查核校正，对于史实错误及同音异译的人名、地点、官名、部落名称等，一般不予改动，但大也作了一定的统一工作。
于1977年出版，这是此书问世50 年来最好的版本。
（《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上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印本。
1981年印行，两大册。
系据关外二次本刻印而成，计529卷，有金梁的校刊记。
此外，张其昀、萧一山、彭国栋等人在台湾将《清史稿》略加修改和补充，将其列传分类予以调整而成，名曰《清史》，于六十年代出版，计550卷 《清史稿》汇集了比较丰富的清史资料。
由于清朝灭亡时，清廷档案、私家著述和文化典籍保存得比较完整，这就为编写《清史稿》提供了充实的原始资料。
当时的主要史料有：《清实录》，从太祖到宣统凡十二朝，共四千四百卷；《清国史》，纪、传、志、表俱全，清亡前，清朝国史馆已编成七百五十四卷；清诏书，又称《圣训》，共一千六百二十四卷；清典志四千九百三十八卷；清朝人物传记、名人年谱等二千多卷；清纪事史书《东华录》等千卷以上。
此外，官方对某一具体事件的纪略，私人记某一事件的始末，更是数不胜数。
总之，《清史稿》取材“以实录为主，兼采国史旧志及本传，而参以各种记载，与夫征访所得，务求传信。
”《清史稿》集中并系统整理了有清一代的史料，为后人研究清代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素材，这是应该肯定的。
《清史稿》编写的体例大致取法《明史》，但又有所创新。
如部分不仅逐年记载了皇帝的军国大事，而且在前代逊君还健在、无谥可称时，创了“宣统纪”的新格局；各志、表中除记录天文、地理、礼乐、选举、艺文、食货及皇子、公主、外戚、封臣等各方面活动外，新修的交通志、邦交志及表中的军机大臣、理藩院，都是前史所未有的。
列传中创立了畴人、藩部、属国三传，反映了清代社会的新发展。
另外，对于反清斗争的重要人物如张煌言、郑成功、李定国、洪秀全等，《清史稿》也都列了传。
这些都是值得称赞的。
但是，由于参加修史的人多是清朝的“遗臣”，因此书中贯穿着反对民主革命，颂扬清朝正统的思想。
例如诬蔑明末农民起义军为“土贼”，称太平军为“粤匪”，视辛亥革命为“倡乱”。
而对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和清朝统治者的反动行径却多处隐瞒，倾向性错误显而易见。
对此，连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人员都极为不满。
1929年12月14日，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列举了十九条理由，呈请政府下令禁止《清史稿》发行，其中有；反革命、蔑视先烈、称扬诸遗老、鼓励复辟、反对汉族、为满清讳等内容。
所以，思想观点与立场错误实是此书的主要问题。
同时，由于《清史稿》是众人编纂而成，编写时彼此缺少照应，更因时局动荡，仓促成书，未经主编总阅审定便“随修随刻，不复有整理之暇”，过于粗陋。
因此，体例不一，繁简失当，史实之中也有不少错误。
其实，这与赵尔巽的主导思想有关。
因为他把此书看做是“急就之章”，“并非视为成书”，只是想以此作为“大辂椎轮之先导”，对于书中所有疏略纰缪处，“敬乞海内诸君子切实纠正，以匡不逮，用为后来修正之根据。
”显然，按其本意。
《清史稿》只是类似现代的一部征求意见稿。
这样，易培基所指责的“体例不合，人名先后不一致，一人两传，目录与书不合，纪表传志互不相合，有日无月，人名错误，泥古不化，简陋，忽略”等谬误也就成了先天性的问题。
至于遗漏、颠倒、文理不通等现象更属意料中事。
自1914年设立清史馆起，历时十四年修成。
先后参加缩写的有柯劭忞等一百多人。
本书体例一如历代的正史，分为本纪、志、表、列传四个部分，共五百二十九卷。
然而，《清史稿》修纂时，纂修者多为清室遗老，眷恋清朝的心态甚重，故书中很多反对革命、诬蔑先烈、谀扬清朝之词，政治立场有很大问题。
其次，当时清朝的档案尚未清理，修史者只能根据原国史馆中的稿件和有关史籍，不能直接利用原始档案，故价值较逊。
再次，《清史稿》成书时，国民党的北伐军即将入北京，仓猝付印，未能对全书统一修改和认真校勘，故史实、人名、地名、年月日的错误遗漏比比皆是。
赵尔巽在《发刊缀言》中指出，本书是“作为史稿披露”的“急就之章”，“并非视为成书”。
《清史稿》出版后之翌年，即1929年，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呈文国民党行政院，建议禁止《清史稿》的发行，《清史稿》遂成禁书。
易培基在呈文中说：此书“系用亡清遗老主持其事，……彼辈自诩忠于前朝，乃以诽谤民国为能事，并不顾其既食周粟之嫌，遂至乖谬百出，开千百年未有之奇……故其体例文字之错谬百出，尤属指不胜屈。
此书若任其发行，实为民国之奇耻大辱”。
《清史稿》的编纂者明确站在清朝一边，反对辛亥革命，故而对清末革命活动少写或不写，如兴中会、同盟会的成立、民报的出版、辛亥前的起义活动，几乎全都没有记载，看不出清朝是怎样被推翻的。
即使有一点记载，也语含贬抑，如写武昌起义，“八月甲寅，革命党谋乱于武昌，事觉，捕三十二人，诛刘汝夔等三人……丙辰，张彪以兵匪构变，弃营潜逃……嗣是行省各拥兵据地，号独立，举为魁者，皆称都督”，寥寥数十字，修史者反对革命的立场十分鲜明。
对革命中牺牲的烈士，目为“匪党”。
对于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这一重要史事，该书称：“甲戌各省代表十七人开选举临时大总统选举会于上海，举临时大总统，立政府于南京，定号曰中华民国”，故意不写孙中山的名字，使人不明白临时大总统是谁。
孙中山是推翻清朝的革命领袖，《清史稿》中“孙文”的名字仅一见。
光绪三十年“五月丙戌，懿旨特赦戊戌党籍，除康有为、梁启超、孙文外，褫职者复原衔，通缉监禁编管者释免之”（《德宗本纪二》）。
这是慈禧太后下旨赦免戊戌党人时，特别指名康、梁、孙三人大逆不赦，这才提到孙文的名字。
相反，该书编纂者对对抗革命者则大加歌颂表扬。
《清史稿》卷469，为恩铭、端方、松寿、赵尔丰、陆钟琦等一批被革命者击毙的督抚写传记，或称“不屈遇害”，或称“骂不绝口”，或称“忠孝节义萃于一门”，篇末论曰“或慷慨捐躯，或从容就义，示天下以大节，垂绝纲常。
庶几恃以复振焉”。
这些吹捧之词，反映了修史者拥护清朝、反对革命的遗老心态。
《清史稿》记述李自成、张献忠、南明、白莲教、太平天国等史事时一概称“匪”、“逆”、“寇”、“贼”，立场亦极为鲜明。
《清史稿》记载民国以后的事，不用民国纪年，而用干支纪年。
如民国元年称“壬子年”，民国二年称“癸丑年”，民国三年称“甲寅年”，表示不承认中华民国，不奉民国正朔。
《清史稿》是民国政府出钱聘请撰修的，他们竟然诬蔑辛亥革命，反对民国。
所以易培基在请封禁《清史稿》的呈文中说：修史者“若在前代，其身必受大辟，其书当然焚毁。
现今我政府不罪其人，已属宽仁之至，至其书则决不宜再施行海内，贻笑后人，为吾民国之玷，宜将背叛之《清史稿》一书永远封存，禁其发行”。
众所周知，在晚清时期，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清朝丧权辱国。
《清史稿》却为清朝讳，往往轻描淡写，语焉不详。
如鸦片战争后签订南京条约，《宣宗本纪》中仅书（道光二十三年）“八月戊寅，耆英奏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各海口，与英国定议通商”。
寥寥50字，只提到五口通商，而对于关系重大的割让香港、协定关税、赔偿军费烟费等均未提及。
《清史稿》的编纂者由于知识结构的限制，对外国情况不了解，故而对域外的记述错误也很多。
如说“俄国界近大西洋者，崇天主教”（《邦交志一》），其实俄国近波罗的海，距大西洋甚远，信仰东正教，而非天主教。
又晚清洋务运动中，设工厂，开矿山，建铁路，造轮船，开始启动中国近代化的步伐。
《清史稿》仅立《交通志》以概括当时的工矿交通建设，而对当时规模巨大的上海制造局、福州船政局、汉冶萍企业、开滦煤矿、基隆煤矿、大生纱厂、华盛纱厂等均视而不见。
这些企业标志着中国近代化的艰难起步，《清史稿》全无记载，实为重大的遗漏。
新疆于光绪九年建行省，台湾于光绪十一年建行省，这几乎是众所共知的。
而《清史稿·地理志》却说“穆宗（同治）中兴以后，台湾、新疆改列行省”，把台湾、新疆建省的时间，提前到了同治时。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于咸丰末年，而《清史稿·职官志》称“延及德宗（光绪），外患蹑迹，译署始立”。
按“译署”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之简称，这里又把它成立的时间，推迟到了光绪时。
《河渠志》记载全国河流的情况，却只记了黄河、淮河、运河、永定河四条。
我国最长的河流长江遗漏失载，其他像珠江、黑龙江、松花江、雅鲁藏布江等大江大河全都不见踪影，岂不笑话
《天文志》只记到乾隆末年，乾隆以后一百多年无天文可查。
原因是外国传教士任职钦天监期间，有天文记录，而传教士离开后，天文失载，资料空缺，故只有半部《天文志》。
《时宪志》内编入了三卷八线表，这是中学生数学教科书中的对数表，和清史风马牛不相及。
修史者缺乏自然科学知识，把它塞进了《清史稿》实属不伦不类。
清朝统治期间，存在南明政权，包括弘光、隆武、永历三朝，历时十八年。
又太平天国政权历时十四年。
《清史稿》简单处理，南明政权只设立张煌言、李定国、郑成功三篇传记，而太平天国仅设洪秀全一篇传记。
列传的设置也十分凌乱，一人立二传者共十四人（王照园、乌什哈达、马三俊、安禄、周春、乐善、兰鼎元、胡承诺、苏纳、惠伦、罗璧、阿什坦、谢启昆）。
又有应立传而不立传者，如翁方纲、朱筠（后有人增补）、吕留良、谭钟麟均无传。
严复是晚清著名思想家，译介西方文化到中国，影响甚大，也无专传，仅在林纾之下列有附传。
《清史稿》的列女传，胪列妇女二三百人，大多是丈夫早死、守节不嫁或夫死殉节，纯属宣扬纲常礼教、三从四德的封建糟粕，更无可取之处。
《清史稿》一书记载之史事，有很多失实之处，至于人名、地名、年月日之讹误，更数不胜数。
如《皇子表》载延信“雍正元年袭贝勒，寻以功封郡王。
六年因罪革爵”，误。
延信之最高封爵为贝勒，未封郡王。
雍正三年革爵，非六年。
《公主表》载宣宗（道光）第六女寿恩固伦公主，“道光十年十二月生，咸丰九年四月薨，年三十八”，误。
按其生卒年计算，虚岁仅三十岁而非三十八岁。
《世祖本纪一》称：顺治二年六月，“（李）自成窜九宫山，自缢死”，误。
按：李自成为地主武装所击杀，非自缢。
顺治二年十月“故明唐王朱聿钊据福建”，误。
按：唐王名朱聿键，非聿钊。
《圣祖本纪》康熙五年三月“以胡拜为直隶总督”，误。
按：是年直隶总督为朱昌祚，非胡拜。
康熙十七年七月，“是月，吴三桂僭号于衡州”，误。
按：吴三桂僭号称帝，在康熙十七年三月，非七月。
康熙十九年三月“吴丹复重庆、达州、奉乡，诸州县悉定”，误。
按：四川无奉乡县，应为东乡。
康熙二十九年“荣亲王常宁为安远大将军，简亲王喇布、信郡王鄂札副之”，误，常宁应为安北大将军，非安远大将军，喇布已死于康熙二十年，其弟雅布袭封简亲王，此处应为雅布，非喇布。
又《阮元传》称：“集清代天文、律算诸家作《畴人传》，以彰绝学”，误。
按：阮元所作《畴人传》，为记载我国历代科学家之传记，非仅记有清一代。
《邦交志》载“英有里国太者，嘉应州人也，世仰食外洋”，误。
按：里国太亦译李国泰，曾在中国任第一任总税务司，英国人，并非华裔，与广东嘉应州没有关系。
像这类史实、人名、地名、时间的错误，比比皆是，难以缕述。
汪宗衍先生详细校勘了部分《清史稿》，摘出上千条错误，集成一书，名《读清史稿札记》。
他评论说“翻阅所及，凡年份、官爵、人、地、书名，误倒衍夺之处，不胜条举。
史实抵牾，体例乖谬，亦多有之。
”《清史稿》记事上起努尔哈赤称帝，下至宣统三年清朝灭亡时为止。
其中一些列传还涉及到辛亥革命以后的张勋复辟、溥仪离宫后出走天津、王国维投北京昆明湖自杀等事件。
本书大部分依据《清实录》、《宣统政纪》、《清会典》、《国史列传》和一些档案资料写成，编者对这些史料汇集起来，初步作了整理，使读者能够得到比较详细系统的有关清代历史的素材。
而且有些志和清末人物的列传，并非取材于常见的史料，当另有所本。
因此，本书仍有它的参考价值。
尽管《清史稿》存在许多缺陷，可是，在今天还没有别的清史能替代它时，这部未定稿的正史。
也就成了我们研究清史的一部很有价值的史书。
1914年3月，赵尔巽被袁世凯召为清史馆馆长。
他上任以后，聘清朝遗老、著名学者柯劭忞、缪荃荪等100多人，工作人员200多人，名誉职位300多人，组成篡修班子，开始编修清史。
适值军阀混战，国力衰微，经费极为紧张，特别是1917年后，费用几乎到毫无着落的地步。
赵尔巽对清王朝心怀眷恋之情，认为事关一代国史，“失今不修，后业益难著手”，再困难也“不敢诿卸”。
一方面节约开支，敦促同仁加快进度、多尽义务，一方面以其资望向各军阀募捐，并言：“不能刊《清史》，独不能刊《清史稿》乎
”终于1927年编成《清史稿》，为研究清朝历史提供了权威史料。
当年9月3日赵尔巽在北京病逝，时年83岁。
翌年，《清史稿》正式付印出版。
《清史稿》是谁写的
主要内容是什么
全书五百三十六卷，其中本纪二十五卷，志一百四十二卷，表五十三卷，列传三百一十六卷，以纪传为中心。
所记之事，上起1616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国称汗，下至1911年清朝灭亡，共二百九十六年历史。
《清史稿》是中华民国初年由北洋政府设馆编修的记载清朝历史的正史——《清史》的未定稿。
编修工作历时十余年，至1927年，主编赵尔巽见全稿已初步成形，担心时局多变及自己时日无多，遂决定以《清史稿》之名将各卷刊印出版，以示其为未定本。
因尚无依中国传统正史体例编写的清朝史书加上《清史稿》本身史料丰富，其价值仍不可忽视。
书籍简介《清史稿》是由中华民国初年特设的清史馆编修的，以馆长赵尔巽任主编，缪荃孙、柯劭忞等为总纂，另设纂修、协修、提调、校勘等职。
参加编写工作的先后有一百多人。
《清史稿》于1914年开始编纂，1920年编成初稿，1926年修订一次，1927年秋大致完稿，前后历时十四年。
对于这样一部有清一代的正史，“本应详审修正，以冀减少疵颣”但“以时事之艰虞，学说之庞杂”，尤其因主编赵尔巽“年齿之迟暮，再多慎重，恐不及待”。
于是就委托袁金铠经办发刊和校刻事宜。
于1928年刊印，1929年发行。
关外本（或曰“关外一次本”）《清史稿》纂定以后，共计536 卷，于1928年在北京印刷。
当时资助清史馆的黑龙江方面的金梁担任“校对”，他利用负责刊印之便，私下给自己加了“总阅”的名义，附刻了他自己的《清史稿校刻记》，又修改了某些文字，然后将印成的一千一百部中的四百部运往东北。
运到东北的这四百部《清史稿》就被称为“关外本”。
后来这个版本经过修改重印，故又称作“关外一次本”。
关内本1928年印刷的一千一百部《清史稿》留在关内的七百部，被清史馆的一些人发现了金梁的篡改，又将它改回来，并取消了金梁的“校刻记”和《张勋传》《张彪附传》《康有为传》，就是所谓的“关内本”。
实际上，关内本与关外本是同一次印刷的，只是关内本在局部上作了一点抽调。
关内本与关外两次本之版本异同，大致如下：关内本删去关外一次本原有的《张勋传附张彪传》中的《张彪传》、《康有为传附康广仁传》中的《康广仁传》以及金梁所撰《校刻记》。
而关外二次本只删去关外一次本的《张彪附传》，并抽掉《公主表·序》和《时宪志》末附的《八线对数表》七卷，增加了陈黉举、朱筠、翁方纲三传。
按关内本此卷原是《劳乃宣传》《沈曾植传》，无《张勋传》《康有为传》。
传后有论，其文为“论曰：乃宣、曾植皆学有远识，本其所学，使获竞其所施，其治绩当更有远到者。
乃朝局迁移，挂冠神武，虽皆侨居海滨，而平居故国之思，无时敢或忘者。
卒至憔悴忧伤，赍志以没。
悲夫!”清史馆对张勋、康有为原定暂不立传，是金梁将二传底稿私自付刻。
今关外一次本于《张勋传》后附有《张彪传》。
编撰人员馆长：赵尔巽总纂：郭曾炘、沈曾植、宝熙、樊增祥、柯劭忞、吴廷燮、缪荃孙纂修兼总纂：李家驹、劳乃宣、于式枚、金兆蕃、吴士鉴、李瑞清、耆龄、陶葆廉、于式棱、王乃征、谢远涵、朱钟琪、温肃、杨钟羲、袁励准、万本端、邓邦述、秦树声、王大均、章钰、王式通、顾瑗协修：宋书升、唐晏、宗舜年、李葆恂、安维峻、张仲炘、俞陛云、姚永朴、罗敦曧、吴广霈、袁金铠、吴怀清、张书云、张采田、张启后、韩朴存、陈敬第、陈毅、袁嘉谷、蓝钰、李岳瑞后来添聘者马其昶、姚永朴 、姚永概、唐恩溥、刘师培、黄翼曾、夏曾佑、王树楠、夏孙桐、吴昌绶、瑞洵、戴锡章、朱师辙、邵瑞彭、檀玑、刘树屏、何震彝、陈曾则、陈田受聘未到或到馆未久者简朝亮、袁克文、朱孔彰、王崇烈、陈能怡、方履中、商衍瀛、秦望澜、史恩浩（培）、唐邦治、陈曾矩、吕钰、余嘉锡、王以慜校勘兼协修：王庆平、齐忠甲、吴璆、叶尔恺、田应璜、李景濂、傅增淯、何葆麟 （骆）、成昌、徐鸿宝、赵世骏、杨晋、金兆丰、胡嗣芬、朱希祖、李哲明、朱方饴提调：陈汉第、李经畲、金还、周肇祥、邵章收掌：谢绪璠、黄葆奇、尹良、王文著、尚希程、容濬、曹文燮、文炳、孟昭墉收掌校对科长：董峻清、周仰公、秦化田、金善、刘景福、赵佰屏、史锡华、曾恕传、诸以仁、惠澄、胡庆松、刘济、伍元芝、锡荫、张玉藻、金梁以上受聘者131人，实际到馆工作者前后共117人，其中撰稿者68人，收掌、提调等30余人。
○2名誉总纂、纂修顾问一百多人，不在此列。
○3前后三期实际撰稿者第一期：1914—1916年体例初定，开馆经费充足，故撰稿人最多，共66人到馆，其中总纂8人，纂修15人，协修43人。
第二期：1917—1926年，因受时局影响，经费支绌，薪水叠减，停薪自去者众多，撰稿人仅剩24人，新增聘协修2人，共有撰稿者26人，其中总纂8人，纂修7人，协修11人。
第三期：1926—1928年，此时馆中仅剩14人坚守撰稿，其中总纂4人，纂修3人，协修7人。
人员信息参加清史稿编纂的人员，按当时标准，这些人“当有学术文章，能通史例为上选，而以有文采兼能潜心撰述者为次”。
但这仅是对撰稿者的起码要求，从所聘撰稿者的实际情况看，还显示出下列几个特点：1.遗臣居多撰稿者中，以清朝正途出身的官宦居多，也有少数旗人因祖辈、父辈居功位显荫及子孙为官者。
柯劭忞 光绪丙戌（1886）科进士，历官翰林院侍讲、日讲起居注官等。
王树楠 光绪丙戌（1886）科进士，历官户部主事、知县、兰州道、新疆布政使，宣统庚戌（1910）罢任还京，民国时遂不复出。
吴廷燮 光绪甲午（1894）顺天乡试举人，历官知府、巡警部郎中，民国时任国务院统计局局长。
夏孙桐光绪壬辰（1892）科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与修《国史会典》，文渊阁校理。
历官知府、护宁绍台道。
辛亥革命后，辞官归里。
缪荃孙 光绪丙子（1876）恩科进士，改庶吉士，次年散馆一等，授职编修。
庚子之变后，张之洞在湖南推行新政，缪积极赞襄，并赴日本考察学务，回国后创办江南图书馆。
秦树声 光绪丙戌（1886）科进士，历官云南府知府、调护迤东（西）道，特旨以道员补用，擢迤南道、迁云南按察使，庚戌（1910）改提法使，辛亥改授广东提学使，革命军起，叹时事不可为，避居沪上，自是不谈世事。
吴士鉴 壬辰（1892）科进士，授职编修，充会典馆汉文总校，并武英殿总纂，提督江西学政，署理湖南提学使。
武昌起义后奏请开缺允准，至沪侍奉父母起居。
奭良（1851-1930）贵州按察使承龄之孙，光绪年间，因旗人故，荫奉天县令后擢东迤道，山西河东道，湖北荆宜道、江苏徐州道等职。
瑞洵大学士琦善之孙，乌鲁木齐都统恭镗之子，光绪丙戌（1886）科进士，荐至内阁学士，出任科布多参赞大臣，不久被人以“赴任骚扰台站”劾官，自具疏抗辩，愈拂上意，遂废置不复用。
撰稿者在清朝为官的经历和背景，首先使他们对前朝存一种特殊的感情，歌颂清朝、宣扬忠君是他们的共同目标，“修故国之史，即以恩故国”。
其次，他们熟悉清朝典制，了解政体运行过程，又多为文职官员，有的还直接任国史馆编史修志之职。
当事者修当朝史，成了修中国古史的特例，提高了修史的速度和史实的可靠性。
为官的背景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具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在世事多变，兵荒马乱的条件下，协调关系，想尽办法，使《清史稿》得以成书。
2.文人为主主要撰稿者中大多功名出身，博学多闻，国学底蕴较深，有的是当世公认的专家学者，他们为《清史稿》纂修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
柯劭忞元史专家，集30余年心力，征外籍、考大典、博采佚存旧闻，撰成《新元史》257卷。
1920年徐世昌出资为之刊刻，并以大总统身份颁令，以《新元史》增入廿四史，而为廿五史。
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因此特赠柯劭忞名誉文学博士。
有自刻诗集《蓼园集》，著有《文选补注》等书。
王树楠 年青时随读莲池书院，深得曾国藩、李鸿章赏识。
殚心著述，至老不少辍，尤以小学特精，常以《尔雅》、《广雅》、《夏小政》诸书订证经文，在晚清学界独树一帜。
其著书共53种，685卷，内容涉及训诂、算数、地舆等方面。
王式通 法学家，清末任刑部主事，参稽律例，充修订法律馆纂修，更定新律。
后擢刑部员外郎，提调法律学堂。
学部成立之初，往日本考察学务，奏请调查法典，总办法律馆。
民国时任司法次长代理部务，因反对袁称帝，遂谢病去官。
预修《四库书目》，合撰辑《清儒学案》《清诗钞》等，自著《志盦诗文集》。
朱孔彰 曾国藩督师皖南，延揽人才，诣安庆上书，被曾国藩所器重。
后欲入曾国藩幕，委襄校江南官书局。
著有《说文粹》，辑有《十三经汉注》等。
朱希祖经史学家，晚清藏书家。
学治史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师从章炳麟，创制汉语注音字母。
任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史学系系主任、教授。
倡导语体文，主张治史当兼治政治、经济、法律、社会诸学。
主要著述有《明季史籍题跋》、《汲冢书考》等11种，58卷。
刘师培 主持《警钟日报》，创办《天义报》、《衡报》，曾在四川国学院讲学，后任北京大学教授。
著述凡群经小学、学述及文辞、群书校释、诗文集、读书记等60余种。
劳乃萱 宣统元年任宪政编查馆参议官，兼资政院硕学通儒议员，后擢大学堂总监督，署学部副大臣。
其著作多散佚，现存《遗安录》、《古筹算考释》等14种，43卷。
吴士鉴 古文字学家，翰林院编修，会典馆汉文总校，武英殿总纂，曾往日本考察学务。
对钟鼎文字颇有研究，撰《商周彝器释例》，有著述11种152卷。
吴廷燮 清末任民政部右参议，兼宪政编查馆编辑，法制局参议。
民国时任国务院统计局局长。
对近代掌故研究较多，著述有《明春秋草》、《万历百官表》等9种100余卷。
罗敦曧民国时任总统府秘书，曾为袁克定老师。
后热衷于戏曲创作，曾为程砚秋编《红拂传》、《孔雀东南飞》等戏。
姚永朴 经史学家，专治经于注疏，旁及子史、小学、音韵自成一家，历主广东起凤书院、山东大学、安徽高等学堂、北京大学法政学校、东南大学、安徽大学讲席。
所著书有《尚书谊略》、《蜕私轩易说》等18种约数百余卷。
袁嘉谷翰林院编修，先后任学部编译图书局局长，国史馆协修。
通音韵之学，尤重《广韵》。
著有《滇绎》、《卧雪堂诗集》等7种49卷。
缪荃孙 翰林院一等编修，晚清藏书大家，目录学家。
是江南图书馆和京师图书馆的主创人之一。
历主南菁、钟山、泺源、经心等书院讲席，毕生研究文史，考录金石，校订旧籍，撰《书目答问》，编纂《顺天府志》等共25种，约315卷。
金兆丰 文史学家、书法家，翰林院庶吉士，留学日本。
充大学堂教务提调，先后兼充国史馆协修，编书处协修，实录馆纂修，武英殿校对各职。
著有《校补三国疆域志》、《尔雅郭注补》等。
○16马其昶 学部主事，经学家，师从桐城古文派吴挚甫。
《易》、《书》、《诗》、《礼》，皆有成书，共17种300余卷。
《清史稿》的主要撰稿者以文人为主，他们熟读经史，远崇孔孟，近效万（斯同），大多膺任史（文）职，君死臣辱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虽然《清史稿》的纂修为他们提供了展示自身才华的机会，但陈腐的观念使史稿的思想性和学术水平受到严重影响。
3.关系密切《清史稿》主要撰稿者中的文人和官宦，由赵尔巽主宰而成，文人主要以桐城古文派为主，也有一些旗籍文人。
实际撰稿中桐城派多主文，主写汉传、列传；旗籍文人多主义，主写满传、本纪。
昔日虽然满汉官宦间政治上的防范根深蒂固，学术上的门户之见又由来已久，但两派的学术旨趣在编纂清史时渐趋一致。
总之，两派的成员关系较为密切，诸如同出一门，父子相随，兄弟相从，乡邻同呼，师生相望，功名同科，同学相应，可谓人才济济。
桐城古文派在清代文坛占有主要位置，“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
清史稿主要撰稿者中大多出此门下。
柯劭忞皈依桐城古文派门下，娶桐城大家吴挚甫之女为妻。
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皆为桐城人，三人同乡同里又同为吴挚甫高足，二姚为胞兄弟，桐城大家姚鼐后裔，姚永概又为马其昶妻弟。
夏孙桐之母姚太夫人为姚鼐之裔，自小受教于其下。
夏孙桐与缪荃孙为同乡，其三妹嫁与缪荃孙。
朱孔彰为朱师辙之父，朱家世习桐城古文，朱方饴为朱师辙堂兄，夏孙桐“三女纬磷，适朱方殆”，故朱师辙称夏氏为“夏闰丈”。
秦树声为固始桐城派传人，朱师辙为其门下弟子，且为其婿。
八旗籍文人中，?#93;良为赵尔巽表侄，瑞洵与（骆）成昌为表兄弟。
吴廷燮、金梁为赵尔巽幕府中人。
王树楠、柯劭忞、秦树声、瑞洵为光绪十二年同榜进士。
夏孙桐、吴士鉴为光绪十八年同榜进士。
秦树声、柯劭忞二人入仕后，诗词唱和，直至秦终，张尔田曾师秦树声。
总之，清史馆人中的组成结构和人员的情况虽“远不如修明史人才”，但主要撰稿者中，特别是第三期编纂人员中，清朝遗臣居多，前朝文人为主，且相互间关系密切，显示其独有的特点，为《清史稿》在其军阀混战，经费枯竭的条件下成书创造了条件，“在馆之员，等于半尽义务，皆为赞成清史必成之人”。
《 清史稿》有关外本和关内本的区别。
舒氏的起源和发展是怎样的
姓氏简介舒（Shū）周朝封皋陶的后代于舒（今安徽庐江县西），建立舒国，曾被徐国所灭，后又复国，不久又亡于楚国，其国君族人以舒为姓。
舒姓另有两支，一是出自任姓，相传为黄帝的后代；另一个是出自清代，为满族舒穆鲁氏所改。
舒姓望居巨鹿郡（今河北平乡）。
舒姓最早的来源可以一直追溯到上古时期，据说舒姓是黄帝的直系后代。
在周代，周武王攻灭商朝后，大封诸侯国，他封古帝皋陶的后代于舒（今安徽庐江县西），建立“舒”这个诸侯国，爵位为子爵。
春秋时，舒国被楚国攻灭，舒国的公族后代子孙就以国名“舒”为姓。
由于皋陶姓偃，因此舒姓起源于偃姓。
舒姓后来在河北巨鹿郡发展成望族，世称钜鹿望。
少数民族满族也有后来改姓“舒”的。
我国二十世纪最著名作家舒庆春（老舍）先生就是满族。
舒姓在我国不是一个大姓，人少。
舒姓在大陆与台湾都未进入一百大姓行列，在里排名第123位。
正因为舒姓小，人少，才使舒姓人氏见面彼此都非常亲切、热情，这在我的生活中，体验尤为深刻。
记得85年，年少的我到贵州求学，见花名册中有一位同学也姓舒，我立刻就去找他，并同住一室。
他对我讲述他那里的舒姓家族。
他是贵州黔东南人，侗族，他们那里的一个寨子，全是舒姓。
他们祖上原本并不生活在此，是抗日战争时逃乱于此，并在此安家落户，繁衍后代。
中国人很重视自己的文化传统，很讲究自己的礼仪和姓氏。
我相信，我们舒姓的后人，不仅会把舒姓壮大，而且，我们舒姓后人一定会成为祖国的栋梁，贡献我们的聪明才智，并留下我们的足迹。
姓氏渊源第一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西周初年周武王所封的群舒国之后裔，属于以国名为氏。
春秋时期，在今江淮一带有舒、舒庸、舒蓼、舒鸠、舒龙、舒鲍、舒龚等小国，史称“群舒”。
这些小国都是周武王姬发在灭殷商后，在分封皋陶后裔时所建的封国，皆为子爵小诸侯国。
皋陶是传说中的少昊氏支裔，东夷部族首领之一，主要活动在奄地一带（今山东曲阜）。
虞舜执政时期，皋陶曾担任负责任掌管刑法的士，他以正直著称。
大禹继舜为帝后，皋陶亦继续受到重用。
群舒诸国起先在周惠王姬阆二十年（公元前657年）被嬴姓的徐国所攻取，后又在周襄王姬郑七年（公元前645年），楚国与徐国之间爆发的大规模“娄林之战”中，乘机脱离徐国控制而分别复国。
周定王姬瑜六年（公元前601年），楚庄王芈旅（熊侣）首灭蓼舒国；周简王姬夷十二年（公元前574年），楚庄王再灭舒庸国；周灵王姬夷二十四年（公元前548年），在楚、吴两国交战之际，舒鸠国又被楚康王芈昭（熊居）所灭；其余的群舒诸国在其后也陆续被灭于楚国。
灭国后，群舒诸国的公族后代就以原国名为姓氏，称舒氏，世代相传至今，史称舒氏正宗。
舒氏族人大多尊奉皋陶为得姓始祖。
第二个渊源源于己姓，出自春秋战国时期的莒国寿舒，属于以居邑名称为氏。
寿舒，地在今山东省日照市莒县店子集镇黄草坡一带，是春秋时期莒国之地，为战略要冲，历史上多次发生战争。
例如在史籍中记载：“明日将复战，期于寿舒。
寿舒，莒地。
”也就是记载了周简王姬夷二十二年（公元前550年）齐国与莒国之间著名的“蒲侯之战”：齐灵公姜环与莒子相约于明日在寿舒再战。
商王朝时期，莒地属青州姑幕国，在清朝雍正年间撰著的中记载：“莒地唐虞以前无考，商属姑幕国。
此侯国也，殷爵列三等，而姑幕实侯此土，仅见之汉史中。
” 莒国，是伯益的后裔的后裔，周武王封兹舆为莒国君，子爵。
在史籍中谓其为“嬴姓，少昊之后也，周武王封兹舆其于莒，今密州莒县是也。
”而据史籍的记载，莒国自纪公以下为己姓，故而在中，莒女称戴己、声己。
实际上，周武王所封莒国在计地（今山东胶南），直到春秋初期，莒国才迁至莒地。
其后，莒国国势逐渐强盛，不断与齐、鲁、晋等大国会盟，还对周围小国不断发动战争。
到春秋中后期，莒国内部混乱，政治腐败，国势日弱，疆域屡遭蚕食。
司马迁在中记载：“简王元年，北伐灭莒”，时当周考王十年（公元前431年）。
在史籍中称：“莒传三十世为楚所灭。
”当时楚国势力扩张到淮上，灭蔡国后，进而灭莒国，但莒国离楚国本土过远，难以长期占有，因此放弃，莒国之全境最终被齐国趁火打劫兼并。
至周赧王三十一年（公元前284年），燕国大将乐毅曾率军攻破齐国，连下七十余城，就是莒城攻不下来。
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莒子之国，秦始皇县之”，于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前221年）始将原莒国之地改称莒县，属琅琊郡。
县境北邻诸（今山东诸城），西至蒙（今山东蒙阴），南邻阳（今山东沂南），东靠海。
汉朝时期，汉高祖刘邦在其地置莒县，又为城阳国。
莒国灭亡并被宿敌齐国吞并后，居于寿舒及其周边一带的国民有以居邑名称为姓氏者，称寿舒氏、蒲侯等，后省文简化为单姓舒氏、寿氏、蒲氏、侯氏等，世代相传至今。
第三个渊源源于蒙古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据史籍《清朝通志·氏族略·蒙古八旗姓》记载：⑴。
蒙古族舒穆尔氏，世居克什克腾（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
后有锡伯族、满族引为姓氏者，满语为Sumur Hala。
清朝中叶以后多冠汉姓为舒氏、徐氏、苏氏。
⑵。
蒙古族舒穆禄氏，后有满族引为姓氏者，满语为Sumuru Hala。
清朝中叶以后多冠汉姓为舒氏。
第四个渊源源于满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据史籍《清朝通志·氏族略·满洲八旗姓》、记载：⑴。
满族秋舒哩氏，满语为Ciosuri Hala，世居扎库木（今辽宁新县伊勒登河西岸下营子），清朝中叶以后多冠汉姓为舒氏、秋氏。
⑵。
满族书玛哩氏，亦称石马拉氏，满语为Sumari Hala，汉义“小口袋”，世居虎尔哈（今黑龙江黑河对岸俄罗斯地区）、海兰（今吉林和龙海兰河流域）等地，清朝中叶以后多冠汉姓为舒氏、石氏。
⑶。
满族舒佳氏，满语为Sugiya Hala，祖先原为汉族，东汉末期被辽东鲜卑乌桓部虏携后融入鲜卑族，后逐渐演化为辽东女真，世居法喀堡子（今辽宁新民法哈牛镇）。
后有赫哲族引为姓氏者。
清朝中叶以后多冠汉姓为舒氏。
⑷。
满族舒禄氏，源出辽国时期回鹘民族的述律部，满语为Sulu Hala，汉义“白马”，世居长白山地区，是满族最古老的姓氏之一。
清朝中叶以后多冠汉姓为舒氏、苏氏、徐氏等。
⑸。
满族舒尔都氏，源出金国时期女真梭罕部，以姓为氏，满语为Surdu Hala，世居叶赫（今吉林梨树），是满族最古老的姓氏之一。
清朝中叶以后多冠汉姓为舒氏。
第五个渊源源于其他少数民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今土家族、彝族、傣族、侗族等少数民族中，均有舒氏族人分布，其来源大多是在唐、宋、元、明、清时期中央政府推行的羁糜政策及改土归流运动中，流改为汉姓□氏，世代相传至今。
详实情况，待本书笔者进一步考证之后，再予以补充刊载。
迁徙分布据史料记载，公元前六五七年徐国灭舒，公元前五五二年，复国后的舒国再次被楚国灭亡。
此后之舒姓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均以安徽庐江为其繁衍的中心，后逐渐昌盛为舒姓历史上的第一大郡望——庐江。
并有舒姓子孙逐渐播迁于当时楚国的腹地——今湖南、湖北一带。
始皇统一六国，不久又为高祖刘邦所灭，秦汉均为统一的国家，时长安（今陕西西安）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故有舒姓子孙迁居该地，并逐渐兴旺昌盛起来，因该地长期属京兆郡，故后世舒姓子孙有以京兆为其郡望堂号的。
以后北方各地的舒姓大多源自京兆郡，后来舒姓成了北方的著姓之一。
东汉时，舒姓才有人散见于史册，其中的东汉义士舒邵兄弟为陈留（今河南开封）人。
三国时，陈留人舒燮播迁江南。
两晋南北朝时，由于社会动荡，避居江南之舒姓渐多，并与原居于南方的舒姓相融合，使舒姓又开始成为南方大姓之一。
此际，北方舒姓的巨鹿郡望也已形成。
隋唐之际，见诸史册之舒姓渐多。
唐代的安史之乱和黄巢起义更促进了北方舒姓的南迁，两宋之际见诸史册之舒姓日盛，从这些历史名人的籍贯来分析，可以知晓舒姓已播迁繁衍于今浙江之东阳、慈溪、余姚、奉化、宁海，安徽之旌德、沈丘，江西之吉安、靖安等地。
元时，今福建、云南、贵州、广东、广西、四川等南方各地都有了舒姓人活动的身影。
明初，山西舒姓作为明朝洪洞大槐树迁民姓氏之一，被分迁于湖北、江苏、安徽、河南、山东等地。
之后到清中叶，舒姓分布之地更广，并有渡海赴台，远播海外者。
如今，舒姓在全国分布较广，尤以四川、湖南、江西、湖北为多，上述四省之舒姓约占全国汉族舒姓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三。
舒姓是当今中国姓氏排行第一百四十七位的姓氏，人口较多，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百分之零点零七六。
郡望堂号郡望庐江郡：秦代的九江郡，治所在舒城，在楚汉之际分出一部分为庐江郡，在今天安徽省长江以北庐江西南一带。
巨鹿郡：秦始皇时置郡，治所在巨鹿，相当于现在河北省平乡至晋县一带。
京兆郡：治所在长安，即首都长安直辖区。
相当于现在陕西省西安市西北至华县一带。
堂号阆风堂：宋朝时，舒岳祥任承直郎。
宋朝灭亡后，避居奉化，不做元朝的官，读书于阆风台，著有200余卷。
堂号：“京兆堂”、“紫阳堂”、“兰藻堂”、“厚德堂”等。
舒姓始祖皋陶：传说中的少氏支裔，东夷部族首领之一。
活动据点在奄（今山东曲阜）。
虞舜时，曾任掌管刑法的士（狱官之长），以正直著称。
禹继舜位后，继续受重用。
西周初年，周武王大肆分封诸侯，并将皋陶的后代封于舒，建立舒国，为子爵，世称舒子。
舒子平时，被徐国所灭，后又复国，最后又被楚国灭亡。
失国后的舒国子孙为了不忘故国，遂以国名为氏，称舒姓。
他们尊皋陶为其得姓始祖。
各支始祖舒元兴、舒继宗、舒惟贞舒元兴为一世祖（唐），第十二世孙继宗，任赤需太守，其子惟贞迁居永南白雁村。
是为永川舒氏始祖。
舒绰、舒琅、舒世嗣舒绰，隋时自北方迁至东阳之斯孝乡，第十九世孙琅，自东阳号迁永康之永实；三十三世孙世嗣，明中叶由永康迁东阳之双岩，是为双岩之始迁祖。
舒茂先、舒时轴宋时由信州迁南昌，始迁祖时轴，茂先十九世孙，明万历间自南昌迁湘潭。
是为湘张潭壹舒氏始祖。
舒恒、舒怒四唐贞元间自婺州迁歙之舒恒为一世祖。
第十五世怒四，宋绍兴中自歙西迁绩溪华阳。
是为华阳舒氏始祖。
舒德兴唐僖宗时因战乱迁居黟东屏山长宁里。
是为贵州舒氏始祖。
宗祠字辈陕西安康舒氏字辈：“盛世光祖德基业兆永昌少幼成家主方又吉四梁”。
江苏灌南舒氏字辈：“国庭德生强林善兆姚征恩浦瑞风洪门”。
江西于都舒氏字辈：“志大思兰乾所以宏自守钦翼应明君诗礼家传世文章定耀邦”。
江西抚州、赣州舒氏字辈：“志大思兰乾所以宏自守钦翼应明君诗礼能传世文章定耀邦”。
安徽黟县舒氏字辈：“立朝尊尧君法天广其仁秉志常公道梦纯乡学成允升用守令知子民同年若与选克家存忠心”。
安徽肥西舒氏字辈：“益有良善玉持志为岳仁富贵双全兆”。
四川仁寿舒氏字辈：“永朝由善德靖现载忠成全美道继绩作良仁盛世奇才会忻逢景荣昌赛洪昭达度孝友焕洪彰”。
四川雅安舒氏字辈：“明学文成登开大齐于永兴国太昌光宗思显朝金泽万代”。
四川大竹舒氏字辈：“大应万仕尚宗继景奇芳忠启仁良国高洪永太昌”。
湖南芷江舒氏字辈：“乾坤符易象孝友振纲常”。
湖南致和后裔字辈：“夏致光宗保惟孟继凤心一庚郝天有正大单世应”。
湖南邵东舒氏字辈：“孝忠宜显达正大是光明”。
湖南溆浦舒氏字辈：“国三成仕宗文时智有登（通）”。
湖北广水舒氏字辈：“忠秀钱仁远发祥庆泽长文明逢盛世继业爽平阳”。
湖北来凤舒氏字辈：“培钧清采煜坊锡泽相耀坤鉴澄东辉里铭淞林照”。
舒氏谱别正大光明 承兴士行文武忠国 佳道永昌泰运启开 祥瑞基登佐祖安邦 志在朝政睦帝亲善 仁德礼信舒氏名人舒庆春老舍（1899～1966），现、当代作家。
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另有笔名絮青，鸿来、非我等。
满族，北京人。
出生于一个贫民家庭。
1918年北京师范学校毕业后任小学校长和中学教员。
1924年赴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汉语讲师，阅读了大量英文作品，并从事小说创作，1926年加入文学研究会。
1930年回国后任济南齐鲁大学、青岛山东大学教授。
抗日战争爆发后南下赴汉口和重庆。
1938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他被选为理事兼总务部主任，主持文协日常工作。
在创作上，以抗战救国为主题，写了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
1946年应邀赴美国讲学1年，期满后旅居美国从事创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应召回国，曾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等职。
参加政治、社会、文化和对外友好交流等活动，注意对青年文学工作者的培养和辅导，曾因创作优秀话剧《龙须沟》而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
“文化大革命”初期因被迫害而弃世。
老舍一生写了约计800 万字的作品。
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文博士》、《骆驼祥子》、《火葬》、《四世同堂》，《鼓书艺人》、《正红旗下》（未完），中篇小说《月牙儿》，《我这一辈子》，短篇小说集《赶集》、《樱海集》，《蛤藻集》、《火车集》、《贫血集》，剧本《龙须沟》、《茶馆》，另有《老舍剧作全集》，《老舍散文集》、《老舍诗选》、《老舍文艺评论集》和《老舍文集》等。
老舍以长篇小说和剧作著称于世。
他的作品大都取材于市民生活，为中国现代文学开拓了重要的题材领域。
他所描写的自然风光、世态人情、习俗时尚，运用的群众口语，都呈现出浓郁的“京味”。
优秀长篇小说《骆驼样子》、《四世同堂》便是描写北京市民生活的代表作。
他的短篇小说构思精致，取材较为宽广，其中的《柳家大院》、《上任》、《断魂枪》等篇各具特色，耐人咀嚼。
他的作品已被译成20余种文字出版，以具有独特的幽默风格和浓郁的民族色彩，以及从内容到形式的雅俗共赏而赢得了广大的读者。
舒行（1913-2001），中国人民解放军舒姓开国将军，江西省吉安县人。
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1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3军团特务连排长、教导营连政治指导员，红1军团4师10团总支书记，参加了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和长征。
1937年入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抗日战争时期，任抗大7大队3队队长，第二分校2大队大队长，冀中军区游击第五总队总队长，冀东军区13团团长。
在冀东西部、长城南北及热河地区，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创建了山区和平原根据地。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14军分区司令员，率领所属13团、北进支队约2000多人，向承德、围场方向进发。
后任热河军区参谋长、冀热察军区参谋长，东北野战军第11纵参谋长，第四野战军第50军参谋长。
参加了辽沈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作战，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参谋长。
回国后，任吉林省军区副司令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荣获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二级自由独立勋章。
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2001年1月3日因病在江西省吉安市逝世，终年88岁。
舒元舆唐代御史中丞、诗人，婺州（浙江金华）东阳人。
元和中，登进士第，调鄠尉。
裴度表掌兴元书记，拜监察御史，再迁刑部员外郎，改著作郎，分司东都。
李训与元舆善，训用事，再迁左司郎中。
御史大夫李固言表知杂事，固言辅政，权知御史中丞。
不三月，即真，兼刑部侍郎，专附郑注。
月中，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甘露之变，为仇士良所害。
诗六首，编为一卷。
舒瞵宋代时称“第一教授”，奉化（今属浙江）人，南宋官吏、学者。
乾道八年（一一七二）进士，为徽州教授，时称“第一教官”。
官终宜州通判。
谥文靖，有《舒文靖集》。
舒邦佐，南宋官吏、学者，隆兴府靖安（今属江西）人，淳熙八年（一一八二年）进士，历任蒲圻主簿、善化主簿、衡州录事参军。
治事廉明，去官之日，百姓痛哭流涕。
有《双峰猥稿》。
舒清明代廉吏，江西德兴人，成化进士，授工部主事，历营缮郎中，后擢河南参议，再迁四川布政使。
曾创立递减法，大大减轻百姓负担。
又抗疏切谏朝廷对地方古琴等古物的索取，深受百姓爱戴，是当时有名的廉吏。
舒字地域名舒兰市在举世闻名的长白山向松嫩平原过渡地带，在碧波荡漾的松花江畔, 镶嵌着一颗璀璨的明珠，这就是有“鱼米之乡、园林城市”美誉的吉林省舒兰市。
舒兰，满语“果实”之意，因其乃盛产硕果饶实之地而得名。
改革开放以来，勤劳智慧的舒兰人民发扬“和谐、务实、热情、奋进”的舒兰精神，努力开拓，锐意进取，创造了亘古未有的奇迹。
舒兰由过去鲜为人知的小城变成一座开放的新兴城市。
舒兰依山傍水，幅员广袤。
东部山高林密，西部沿江沃土。
这里人杰地灵，物华天宝，自然资源十分丰富，早在清朝被皇帝封为“皇贡区”。
如今，这里已是吉林省著名的产粮大市(县)，农作物达上百种，尤为盛产水稻、大豆、玉米，其中水稻产量居全省第二。
野生经济植物124科549种、有元蘑、木耳、猴头、人参、贝母、天麻等山珍和药用植物。
森林覆盖率为41%，有驰名中外的红松、白松、 黄玻璃、柞、椴等几百种树种。
矿产资源以煤为主，储量大、煤质好、易于开采。
专利技术褐煤造气被国家批准为国家级科技成果重点推广项目。
舒兰的高岭粘土 ，红、白花岗岩和泥炭在全国占有重要位置。
白色花岗岩质量最佳，曾被选作北京人民大会堂建筑基石。
泥炭储量达2亿立方米、粘土储量1236万吨，开发前景十分可观。
农业生产已迈入产业化轨道。
在抓好粮食生产的同时，香菇、白鹅、烤烟、林蛙、草编织、黄牛、生猪等主导产业齐头并进，生产基地遍地开花。
绿色水稻种植遍及8个乡镇，年产量5万余吨。
由其加工而成的“丰珠牌”舒兰贡米获得国际食品博览会“国际名牌食品奖”，享誉海内外。
1997年，又被国家批准为绿色食品水稻生产基地。
工业生产同样成就显著。
全市拥有各类工业企业4743家，是吉林省煤炭、合成药、汽车零部件生产基地之一。
医药、机械、化工、建材等企业集团不断发展壮大，吉舒牌镰刀、无水咖啡因等名牌产品打入国内外市场。
随着经济的发展，舒兰市投资环境在不断改善。
以生态园林城建设为突破口的城市建设突飞猛进，市容市貌焕然一新，城市品位不断提高。
1996年创建省级卫生城，当年提出，当年实现。
目前，舒兰的城市总体风貌已呈现出绿树、白墙、碧水、蓝天、华灯、砖巷的特点。
舒兰市交通方便，四通八达。
拉滨、龙舒两条铁路贯穿全市南北，经由9个乡镇，连接全国各地。
有国、省、市级7条干线公路通往长春、吉林、哈尔滨等大城市，并有286条乡、村级公路纵横贯通全市。
邮电通讯事业发展迅速，全市实现了城乡电话程控化，已与国际国内联网，并开通了移动电话系统。
市内建设有一次变电所和二次变电所各一座，年供电能力3．1亿千瓦时，直接与东北输变电网相接。
为加快舒兰经济和改革开放步伐，舒兰市在扩大对外开放、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方面采取了超常规的措施，加大招商引资项目的储备，为投资者提供了极为宽松的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吸引了一大批客商来舒一展才华。
“发扬进取精神，推进创新实践”，正在进行的新一轮解放思想教育活动、更是使全市上下形成了营造经济发展软环境的合力。
“一代业绩载清史，更盼风流谱新篇”。
美丽的北方明珠正以崭新的形象向世人展示着日益成长的现代文明。
舒城舒城位于皖中，地处大别山东麓，全县总人口98万，面积2092平方公里。
舒城古称舒国，是公学始祖文翁、三国名将周瑜、“宋画第一”李公麟的故里，也是著名作家艾煊、著名画家夏冰流的桑梓。
1958年9月16日，主席视察舒城县舒茶人民公社，发出了“以后山坡上要多多开辟茶园”的伟大号召。
境内万佛山、万佛湖、万佛温泉等自然风光吸引着八方游客。
舒城综合实力较强，社会稳定进步。
拥有全国体育先进县、全国创建文明城镇活动示范县、省创建文明县城第一名、省“两基”教育先进县、省卫生先进县、省“双拥”模范县等近10个荣誉称号。
1998年9月，舒城作为内陆县， 在全国首次成功承办了亚洲铁人三项赛暨全国铁人三项锦标赛。
舒城区位优越，交通便捷。
距省城合肥54公里。
合九铁路、206国道、沪蓉高速公路横穿境内，长江、巢湖等水运航道方便快捷，可直达华东、华中各大中城市。
宗祠文化宗祠四言通用联四言通用联望出京兆；源出春秋。
——佚名撰舒姓宗祠通用联全联典出舒姓的源流和郡望。
京兆世泽；恩信家声。
——佚名撰舒姓宗祠通用联全联典指明·舒泰，官武冈州同知，抚以恩信，民皆悦服。
明经教授；忠孝状元。
——佚名撰舒姓宗祠通用联上联典指南宋奉化人舒璘，字元质，一字元宾，与张拭、陆九渊、朱熹等理学家都有交往。
乾道年间进士，任徽州教授，当时被称为第一教官。
后历官平阳知县、宜州通判，死后谥文靖，有《舒文请集》。
下联典指明代进贤人舒芬，字国裳，十二岁时能作赋，正德年间状元，官修撰。
当时，武宗在佞人江彬的怂恿下，数次微行出宫，纵情游乐，他都上书谏阻；武宗要南巡时，他又与翰林院同僚联名上疏，被罚跪五天，又廷杖三十，贬为福建市舶副提举。
世宗时复官，又因“大礼”案而下狱受廷杖，不久因母亲去世回乡，哀痛致死。
世称“忠孝状元”。
他学贯诸经，兼通天文、律历，尤其精于《周礼》，学者称他为梓溪先生，著有《易问笺》、《周礼定本》等。
德兴廉吏；元质教官。
——佚名撰舒姓宗祠通用联上联典指明代工部主事舒清，字本直，德兴人。
成代进士，授工部主事，历营缮郎中，后擢河南参议，再迁四川布政使。
曾创立“递减法”，大大减轻百姓负担。
又抗疏切谏朝廷对地方古琴等古物的索取，深受百姓爱戴，是当时有名的“廉吏”。
下联典指宋代宜州通判舒瞵，字元质，奉化人。
乾道进士，为徽州教授，时称“第一教官”。
官终宜州通判。
淳佑中追谥文靖，有《舒文靖集》。
工牡丹赋；成钓台诗。
——佚名撰舒姓宗祠通用联上联典指唐·舒元舆，尝作《牡丹赋》，时称其工。
下联典指唐·舒杲为国子监，有题钓台诗。
策筹文武；学受紫阳。
——佚名撰舒姓宗祠通用联上联典指宋·舒卞豪隽有文武才，建炎间御金人有功，参岳飞军幕，多所赞画。
下联典批宋·舒璘，从张拭、陆九渊、朱熹（紫阳），吕祖谦游，著有《舒文靖集》。
宗祠五言通用联牡丹音容在；棠棣义气深。
——佚名撰舒姓宗祠通用联上联典指现代戏剧、电影表演艺术家舒绣文（女）（1915-1969），安徽人。
历任第三届全国妇联执委、中国剧协常务理事、中国影协常务理事等。
1931年到上海任天一影片公司配音演员，参加中国第一部蜡盘录音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配音工作，参加故事片《一江春水向东流》等的拍摄。
下联典指东汉名士舒邵，陈留人。
与兄长伯膺俱为东汉末年名士。
他曾为伯膺复仇杀人，事发后，兄弟兄争死，被誉为义士。
卷帘引瑶玉；灭烛临霜墀。
——舒元舆撰舒姓宗祠通用联此联为唐代御史中丞、诗人舒元舆《八月五日中部官舍读唐历天宝已来追怆故事》诗句联。
元舆，东阳人。
元和进士。
尝为牡丹赋，时称其工。
后文宗观牡丹，凭栏诵赋，为之泣下。
宗祠七言通用联明安抗英称果毅；伯雄平准号文襄。
——佚名撰舒姓宗祠通用联上联典指清代正白旗汉军副都统舒明安，满洲正白旗人。
咸丰间，英军犯天津，随僧格林沁在大沽堵勦，有功。
后谥果毅。
下联典指清代武英殿大学士舒赫德，字伯雄，满州正白旗人。
平定准回二部，劂功甚伟，卒谥文襄。
报国文章尊李杜；攘夷大义著春秋。
——舒庆春撰舒姓宗祠通用联此联为现代小说家、戏剧家、杰出语言大师老舍（舒庆春）（1899-1960）自题联。
付出九牛二虎力；不作七拚八凑文。
——舒庆春撰舒姓宗祠通用联此联为现代小说家、戏剧家、杰出语言大师老舍（舒庆春）自题联。
宗祠七言以上通用联吟杏苑春风，名荣先代；作牡丹佳赋，才冠唐朝。
——佚名撰舒姓宗祠通用联上联典指明代状元舒芬的事典。
舒芬，字国裳，进贤人。
正德进士第一，授编修。
下联典指唐代诗人舒元舆的事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