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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二方面军长征出发地——刘家坪\ 红二方面军的长征，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王震同志的正确指挥下，沿着中央红军长征的道路，进行的一次胜利的长途远征。
它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自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出发，一九三六年十月到达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结束，纵横湖南、贵州、云南、西康、四川、甘肃、宁夏、陕西八个省，历时三百六十日，行程两万五千里。
红二方面军长征的胜利，体现了率领红二方面军长征的贺龙同志，对党、对毛主席、对人民坚贞不渝，坚持与错误路线进行不懈斗争，又顾全大局，维护党内团结。
同时还表现出贺龙同志具有无产阶级军事家的超人胆略，不仅有压倒敌人的勇气，而且有驾驭战争的能力，以及红二方面军官兵一致、英勇善战、艰苦奋斗的精神。
\ 策应作战在红二方面军长征前的一九三四年十月，由任弼时同志领导的红六军团和由贺龙同志领导的红二军团在川黔地区会合后，组成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
为了箝制湖南的敌人，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红二、六军团向湘鄂边区的敌人展开了强大攻势。
从十一月初到十二月份，接连攻占了永顺、大庸、桑植三县。
一九三五年初，红二、六军团根据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组成了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湘鄂川黔军委分会，贺龙同志任主席，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王震等同志任委员，彻底纠正了夏曦在湘鄂西推行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使革命武装力量和根据地得到了很大发展。
\ 红二、六军团和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迅速发展，使湖南军阀何键惶恐不安，即电蒋介石告急。
蒋介石集中二十万军队，组成东、西、南、北四路纵队，采用经济封锁，筑堡推进的政策，向我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大举“围剿”。
这时，遵义会议已经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
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央军委为粉碎敌人对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围剿”，于一九三五年二月及时地发来了一份十分重要的电报，指示二、六军团集中红军主力，选择敌人弱点，不失时机地在运动中各个击破敌人；在斗争确实不利时，主力可以突破敌人围攻线，向川黔广大地区活动。
贺龙同志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统率二、六军团，从一九三五年初到八月间的半年期间，连续作战三十多次，取得了陈家河、桃子溪、板栗园以及忠堡等战斗、战役的重大胜利，粉碎了敌人的进攻，打乱了敌军对中央红军围追堵截的部署。
这一时期的战斗打得有声有色，充分体现了贺龙同志善于领会和运用毛主席的军事思想。
\ 红二、六军团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奋战，虽然打了许多胜仗，却仍不能完全粉碎敌人的重兵“围剿”。
为了调动敌人，补充兵员物资，贺龙同志向军委分会提出：应抓住敌人原“围剿”已被粉碎，新“围剿”尚未到来的有利时机，集中主力向敌侧后出击。
八月二十八日先后占领了湘西重镇津市、澧州和石门、临澧，并在澧州以北消灭了敌樊松甫纵队一部，随即在津、澧扩兵、筹款，使兵员、物资得到了补充。
当敌东路纵队李觉等部慌忙东调时，我已向桑植地区撤退。
\ 一九三五年十月，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蒋介石对湘鄂川黔根据地又开始了新的更大规模的“围剿”。
动用了一百三十个团的兵力，从四面筑堡推进，企图逼我红二、六军团在龙山、桑植、永顺的狭小地区内，进行有利于他的战役决战。
这时又接到中央两次来电，要二、六军团仍然留在原有苏区附近。
贺龙同志和军委分会其他同志根据中央二月的电报指示及当前的敌我态势，对战略方针进行了多次研究，认为眼前十多倍于我的敌人不断逼近，根据地日益缩小，部队给养也很困难，固守根据地可能。
在敌人包围线外原有苏区的地理条件也不利于我军主力活动。
于是确定了向贵州的石阡、镇远、黄平方向转移的战略方针。
并决定在突破敌人封锁线后，先在湘中之雪峰山东、西两侧作战役展开，尔后的行动视情况而定。
军委分会最后确定根据中央二月电示的精神，向南突围，相机创造新的根据地。
红二方面军的长征实际上从此开始了。
\ 突围贺龙同志选择的突围时间和突围地点，是一个具有卓越的军事思想和远见的战役行动。
突围时间过早了，我军得不到时间进行必要的休整和思想动员与物质准备；过迟了，敌人可能调整部署，使我丧失主动。
突围地点如向西南突围，没有江河阻隔，又是以前的游击区，行军作战条件较好。
但这个地区都是贫瘠的山区，补充人力物力较困难。
同时敌人预料我会从西南突围，在这一带防范甚严。
向东南突围，地方富庶，补充人力物力较为容易。
但敌人李觉、樊松甫两个纵队依据澧水、沅江，虎视眈眈，正等待着我们。
权衡利弊，贺总还是决定向东南突围。
贺总把突围时间选在我进攻津、澧后，敌被我打乱的部署尚未重新调整，而我又在桑植附近作好了突围准备的时候。
由于许多战士是当地群众的子弟，部队要走，老百姓依依难舍，我们又向群众做了许多工作。
同时根据贺总的指示将地方独立团编为五师、十六师，使主力部队增加到一万七千多人，并派出十八师担任掩护主力行动的任务，向西佯动，到敌人力量薄弱的龙山地区积极活动，使敌人看不出我要离开根据地和向东南突围的意图。
\ 十一月十九日主力出发，先以一部突破了大庸城东南的碉堡线，打垮了援敌一个营，摆出一副要打大庸的架式，而主力却从大庸东边强渡澧水。
等敌人发现我军并非进攻大庸，即派飞机轰炸、扫射，派部队堵截，妄图阻挡我前进时，我主力已全部渡过澧水。
我军又以神速行动占领洞庭溪，跨过了沅江。
至此，敌人据为天险的澧、沅二水，都被英雄的二、六军团视若等闲地一跃而过了。
\ 我们立即按预定计划实行战役展开。
六军团迅速渡过资水、占领了雪峰山以东的新化、蓝田和锡矿山。
二军团占领了雪峰山以西的辰溪、溆浦和浦市，控制了湘中广大地区。
这时，贺总命令部队在这些地区广泛宣传党的政策，动员群众打土豪，分财物，参加红军，七天中，六军团就扩兵一千多名，二军团也成立了新兵团。
我军进入湘中，对长沙威胁甚大，弄得敌人心惊胆颤，慌忙将“围剿”改为“追剿”。
湘中的土豪、富户也惶惶不可终日，埋怨对苏区进攻推得太远，以致后方空虚。
事实证明，贺总选择的突围时机和突围地点是完全正确的。
贺总灵活地运用了毛主席的战略思想，按照毛主席在遵义会议上总结的五次反“围剿”的经验，声东击西，使敌人疲于奔命，狼狈不堪。
湘中工农群众在我党我军的宣传下，纷纷参加革命活动，我军人力物力都得到了补充，部队士气大为高涨。
我原想以溆浦为中心建立根据地，但部队稍事休整，跟在我屁股后面之敌李觉、陶广、郭汝栋等追击部队就赶到了。
我即向南转移，并在武冈地区的瓦屋塘和晃县地区的便水两次作战，消灭敌追击部队千余人，并击退了敌堵击部队，进入贵州，占领了石阡。
这时，担任掩护任务的我十八师，经过两个月辗转行军，也按预定计划到达这里与主力会合了。
部队又经余庆、瓮安、修文，渡鸭池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占黔西、大定、毕节三县，消灭了堵截的敌人。
\ 黔、大、毕三县地处云南、贵州、四川三省交界，高山险峻，道路崎岖。
加上“天高皇帝远”，国民党统治也比较薄弱。
一九三五年初，中央红军经过这里，曾播下革命的种子。
因此部队一到这里，就较顺利地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群众工作。
县城四处，贴满了标语。
打土豪，分财物，穷人抬起了头。
宣传队、扩红队、工作队积极活动，建立群众武装，组织群众团体，闹得十分红火。
老百姓兴奋地说：真是闹红了一角天呀!许多同志都想在这里落脚生根，建立新的根据地。
但只有半个多月时间，以顾祝同为总指挥的十几万敌军，妄图协同云南、广西军阀，围歼我军于乌蒙山、金沙江之间。
我们只好恋恋不舍地离开黔、大、毕，继续前进。
由于敌人的围追堵截，我们几次想建立根据地的想法都未能实现，贺总幽默地说：“我们的根据地还是在我们这双脚板上!”\ 我军退出黔、大、毕后，在威宁、水城、宣威之间，用“盘旋打圈子”的战术，扔掉了尾追的敌人，进占了盘县。
从盘县出发的前一天，我去向贺总请示第二天的行军路线，贺总指示我们向兴义走，相机建立新根据地。
我即派便衣侦察队连夜出发了。
第二天天没亮，李达参谋长叫起我说：“行动方向改变了。
中央指示我们沿一方面军长征的路线，渡金沙江，去甘孜会合四方面军。
”\ 在我进占盘县后，敌人便一窝蜂似的向东扑来。
而我军却掉头向西，进入云南，经宣威、沾益、马龙、寻甸到了普渡河。
在普渡河，遭到云南军阀龙云率全部滇军的堵击，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这时，贺总又指挥部队连夜行军，直逼昆明。
敌人吓得惊慌失措，生怕我军进攻昆明，端了他们的老窝，慌忙把滇军主力调回昆明。
而我军采用“虚晃一枪，回马便走”的战术，转而向西攻占富民，把滇军主力扔在屁股后面了。
我军又继续向西挺进，敌人害怕我军进攻下关、大理，又连忙调兵去防守。
蒋介石也把他的中央大军调来增援，并亲自坐上飞机在空中督战。
龙云也派飞机侦察、轰炸，妄想在金沙江、澜沧江之间把红二、六军团一口吞掉。
贺总用“调虎离山”、“避实就虚”的战法，牵着敌人的鼻子团团乱转，使敌十几万大军疲于奔命，而我军在滇中却如入无人之境。
\ 为了避免敌机轰炸，我分兵两路，夜间行军，白天休息。
不管距离多远，一天攻取一座县城，打得敌人闻风丧胆，草木皆兵。
有的县太爷听说红军快到了，早早就卷起细软财物跑了。
我二军团经禄丰、楚雄、祥云到宾川；六军团经禄劝、牟定、姚安到宾川，之后折而向北，经鹤庆、丽江，四月二十五日，从石鼓、巨甸走铁索桥，乘小船，划木排过了金沙江。
等我全军过江后，敌人的大军才追到对岸。
红军战士隔着金沙江喊：“白军士兵弟兄们，你们辛苦啰!谢谢你们送了我们这么远。
快拣上我们的破草鞋交给你们长官拿去报功吧!”敌人在对岸眼巴巴地看着我们，无可奈何。
\ 过雪山草地过金沙江后第五天，到达了雪山脚下的中甸。
这里聚居着藏、汉同胞。
金碧辉煌的喇嘛寺，十分雄伟。
一到中甸，贺总、任政委就召集干部会。
贺总说，这里是少数民族地区，我们一定要了解少数民族的风俗，尊重他们的风俗。
他命令部队，没有房子住也绝不允许住喇嘛寺。
起先，藏族同胞受国民党反动派宣传影响，对红军的到来疑虑重重。
由于我们派出干部宣传我党民族团结的政策，藏族同胞又看到红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纷纷把粮食卖给红军。
后来连归化寺中的喇嘛也和红军搞好了关系。
贺总还非常高兴地给中甸归化寺写下了“兴盛番族”的题词。
\ 我们在山下做了充分的物质准备。
师以上的侦察部门都请了通晓藏汉语的“通司”(即翻译)，请藏民给部队讲了过雪山要注意的事情。
藏民还卖给部队一批能在雪山上给人引路的牦牛(藏民称为神牛)。
为了御寒，部队还准备了辣椒水。
贺总亲自给部队做了过雪山的动员报告，他说：“现在情况变了，我们面前的敌人是雪山。
我们要发扬团结友爱、互相帮助的精神，象同敌人作斗争一样，向大自然斗争，翻过雪山去!”\ 雪山下，高大的树木成林；到了山腰，就只有低矮的灌木了；到山上，连一点动植物都没有，到处是终年的积雪。
由于日晒，表面的雪化了后又冻成一层冰壳，而下面往往是很深的大雪坑，人一掉下去就再也爬不出来。
雪的反光，又把人映得头昏目眩。
走累了还不能坐，一坐下来就别想再起来了。
国民党的西康省主席李抱冰为了堵击我军，从打箭炉派了一个营翻过雪山，结果死了一半人才到了巴安。
今天，要翻雪山的是英雄的工农红军。
有的同志走累了，别的同志架着他走；有的同志眼睛被雪光映花了，别的同志拉着走；红旗引着路，鼓动的口号此呼彼应。
这样，同志们团结一致，互相帮助，胜利地翻过了雪山。
\ 根据中央电示，从中甸出发，红二、六军团分两路，二军团走左路经过德荣、巴安(即今巴塘)、白玉到甘孜；六军团走右路，经稻城、理塘、新龙到甘孜。
\ 一九三六年七月二日，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胜利会合。
阶级兄弟、革命战友，经过艰苦奋战后会合在一起，显得格外亲切。
这时，接中央电令，二、六军团正式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同志任总指挥，任弼时同志任政委。
在甘孜，我们见到了敬爱的朱德总司令和刘伯承总参谋长，才知道张国焘私立伪中央，妄图分裂红军的阴谋；也才知道在桑植收到的要二、六军团仍然留在原有苏区附近的所谓中央来电，和在盘县收到的要我们沿一方面军长征的路线渡金沙江去甘孜会合四方面军的所谓中央指示，在中甸收到的要二、六军团分两路去甘孜的所谓中央指示，都是张国焘发来的。
张国焘利用职权，把持红军总部，长期隔绝党中央和二、六军团的联系，企图把二、六军团置于他的控制之下。
在甘孜，朱德同志见到贺总时，非常高兴地握着他的手说：“你们来了，我们一起北上，党中央在毛主席那里。
”在甘孜，六军团和二军团都先后收到了不少张国焘派人送去的《西北讲座》、《干部必读》等反党小册子，指名攻击毛主席和周副主席。
贺总问王震同志你是怎么处理这些小册子的，王震同志说：“这些混账东西，我统统烧掉了。
”贺总赞许地说：“好!烧得好!”\ 张国焘为了达到分裂红军的目的，提出要开干部会，贺总坚决反对，他说：“在这里开会谁主持
提出问题谁做结论
这里开会连房子都没有，不开了吧!现在七月了，还是早点出发过草地，出了草地再开会吧!否则气候条件失去了就走不出草地了。
”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同志同张国焘进行了坚决斗争，二、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也坚决反对他的阴谋。
特别是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都逐渐认识到南下是一条绝路，纷纷要求继续北上抗日。
张国焘才不得不被迫取消伪中央，同意北上。
\ 一九三六年七月七日，红二、四方面军在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的领导下，以四方面军为一梯队，二方面军为二梯队，北上过草地。
这时部队的物质条件就更差了，体力也更弱了。
草地上能吃的野菜只有灰苋菜。
这里本来没有灰苋菜，是藏民放牦牛时，牦牛在别处吃了灰苋菜，菜子没有消化，拉出来后生长的，所以数量也很少。
有时走前卫的部队吃野菜，走后卫的部队就只能挖野菜根吃。
部队带的干粮很少，没病的同志都让给有病的同志吃。
最后把皮腰带都煮着吃了。
一次，四方面军的同志送来一些羊肉，供给部门就按人数分给每人一份。
贺总说：“我那一份不要了，给别人吧。
我自己的伙食自己办。
”说完自己拿了根竿子钓鱼去了。
可他钓来几尾小鱼，还要把周围的同志都叫来尝尝。
过草地时，贺总和师以上干部一样，都很少骑马，而他们的马常常让伤病员骑。
我们红军就是靠了这种官兵一致、同甘共苦的崇高的阶级友爱精神，才战胜了雪山草地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
\ 过雪山草地经过的地方，都是藏族聚居的地方。
有时还能买到一些糌粑、酥油，部队南方人多，很多人吃不惯，贺总却带头吃，而且吃得津津有味。
一次干部会上，贺总风趣地说：“你们这些土包子什么也不懂，糌粑、酥油都是好东西，很有营养。
你们看藏民吃糌粑、酥油身体多健壮。
到了这里就要适应这里的风俗嘛!”以后，很多同志都渐渐吃起糌粑、酥油来了，可惜很难买到。
\ 红二、四方面军继续北上，张国焘仍然贼心不死，继续闹分裂，而且时时想着逃跑。
贺总看穿了张国焘的诡计，命令二方面军分成两路前进，周密部署，防范张国焘逃跑。
同时告诫二方面军的干部：“我们要的是和二、四方面军的同志团结北上，大家要时时刻刻把党中央、毛主席交代我们的‘团结’二字放在心上!”还叮嘱我们的后卫部队：“收容掉队的同志，有吃的先让四方面军的同志吃，有牲口先让四方面军的同志骑，不能丢下四方面军的一个同志。
”胜利会师部队走出草地，经过包座、巴西到达甘肃的哈达铺。
稍事休整后，攻占成县、徽县、两当，转而向北到达静宁、会宁。
这时毛主席、党中央派聂荣臻、左权同志率领部队前来接应。
一九三六年十月，英雄的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了。
旋即在山城堡打了一仗，消灭了敌胡宗南一个师，胜利地完成了史无前例的长征。
当二方面军到达陕甘边境时，党中央、毛主席又派同志等前来慰问，并传达了瓦窑堡会议精神和毛主席《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
这时，贺总兴奋地说：“这下好了!真要到毛主席、周副主席跟前了!跟着毛主席，革命一定会胜利!”\ 《忠诚的战士 光辉的一生》
中国近代史所有事变（要求写出发生的事情）
1.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
1937年7月7日，日本中国驻屯军一部在中国北平附近的宛平县进行军事演习，夜间日军以有士兵失踪为借口(有些日籍说是中方发射实弹至日驻军内)，要求进入宛平县城调查。
遭到中方拒绝后，日军于8日晨向宛平城和卢沟桥发动进攻，中国军队奋起抵抗。
七七事变是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起点。
2.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
1936年12月12日，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的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的西北军领袖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扣押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中正。
最终蒋中正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同抗日”的主张而告和平解决，迫使国民政府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国策，使中国建立了形式上的民族统一抗日战线。
3.九一八事变（又称沈阳事变；日本称满洲事变，因中国东北旧称满洲）指1931年9月18日在中国东北爆发的一次军事冲突和政治事件。
冲突双方是中国东北军和日本关东军。
九一八事件爆发后，日本与中国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而在日本国内，主战的日本军部地位上升，导致日本走上全面侵华的道路。
这次事件爆发后的几年时间内，东北三省全部被日本关东军占领，被中华民国视为国耻日。
4.皖南事变又称为新四军事件，此间的“皖南”即指事变发生地区：安徽南部，而新四军则是指中国共产党辖下；由叶挺、项英分别担任正副军长的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
该事变发生于1941年1月4日－1月14日，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国辖下的国民革命军第三战区部队与新四军之间的一次冲突事件，事件中，共产党新四军所属军部兵力与皖南部队遭到了严重的损失。
5.两广事变，又称六一运动，是指在1936年6月至9月，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和中国国民党内部的地方实力派系：广西的新桂系和广东的陈济棠粤系，以抗日运动之名义，反抗国民政府中央首领蒋介石的政治事件。
该政治事件几乎触发了一场内战，但是最终以双方达成政治妥协而和平结束。
6.富田事变，是中国工农红军红二十军于1930年底在江西富田发动的一次兵变，也是红军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兵变。
7.六一六事变，1922年6月16日发生于广州的一次以陈炯明为首的地方军人，驱赶以孙文为首的广东中华民国政府的武装事件。
8.马日事变发生在1927年5月21日（马日）晚上长沙的一场兵变。
1926年7月北伐军攻克湖南长沙之后，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在湖南实行土地改革，斗争地主；“随即展开阶级斗争和屠杀政策，如长沙工商界巨子金裕华、军界闻人李佑文、以及素有文名久与章太炎齐名的叶德辉，都被共党开会公审，加以莫须有的罪名，予以就地枪决。
9.八一三事变指1937年8月9日，日本帝国海军陆战队西部派遣队中尉大山勇夫和一等兵斋藤要藏驾车直冲军用的中国上海虹桥机场，被中国保安士兵击毙。
侵华日军以此为借口，要求中国国民政府拆除上海的所有防御工事并将中国军队撤出，遭到国民政府拒绝。
10.乙未事变（을미사변）1895年日本杀害朝鲜王朝国王高宗之明成皇后闵兹映的事件。
日本政府的杀害计划明成皇后, 兴宣大院君，兪吉浚等 朝鲜人政治家, 军人协力, 一称 乙未之变, 乙未八月之变。
11.华北事变，是指继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之后，1935年日本侵略军蚕食侵犯华北地区的一系列事件的统称。
1933年长城抗战，《塘沽协定》。
1935年张北事件，《秦土协定》；河北事件，《何梅协定》；香河事件，华北自治运动，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丰台事件，冀察政务委员会。
1935年12月9日，一二九运动。
12.广州张黄事变是指在1927年11月17日凌晨，国民政府和中国国民党内部派系之一的张发奎、黄琪翔等人在广州发动政变，改组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广东省政府的事件。
广州张黄事变的目的是反对当时控制国民政府的新桂系，其目的没有达到。
但是，在前期政治斗争中被迫下野的蒋中正，得以借此事件复出。
13.广州商团事变，指1924年发生在广州的以陈廉伯为首的广州商团与孙中山为首的广州政府之间的流血冲突事件。
14.义和团运动或称庚子事变、庚子国变、庚子拳乱，是19世纪末中国发生的一场以“扶清灭洋”为口号，针对所有在华西方人（也包括传教士及华人基督徒在内）所进行大规模暴力排外事件。
义和团原称义和拳，其参与者被称为“拳民”，贬称则为“拳匪”。
15.伊宁事变，又称为三区革命，是1944年在中国西北部新疆伊宁等地发生的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分离运动，分离运动得到了苏联的资助。
1943年，中央军开进新疆。
1944年，盛世才被迫离开新疆，赴重庆任农林部长。
10月8日，苏联塔塔尔族法哈提在巩哈县策动哈萨克牧民千馀人进行武装暴动，占据县城。
同时苏联驻伊宁领事馆亦散布谣言。
11月7日（即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清晨，伊宁事变爆发，哈萨克民族军在苏联暗中资助下，攻占市内各重要据点，成立了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首都伊宁，主席为苏联籍乌孜别克族艾力汗·吐烈，副主席有包尔汉。
中国政府守军连同避难的3000汉族平民退至机场，激战87天后失守。
1945年初，民族军控制了伊犁、塔城、阿勒泰3区。
在「三区革命」中被杀的汉族平民，一般估计在二万至七万之间。
建国以后对于以前的土匪怎么处理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命令全体指战员，坚决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和主席的一切命令，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同时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镇压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
1950年春，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部署，各地党委的统一领导及广大群众、民兵的积极配合下，人民解放军对国民党潜留在全国各地的政治土匪及与之勾结的惯匪进行了清剿斗争，掀起了一场席卷全中国的剿匪运动。
解放初期，东北解放区的匪患主要是日伪残余、地主武装、国民党势力。
在华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解放区的匪患主要是潜伏的国民党残余武装、地主恶霸和职业惯匪与地方封建势力相勾结，企图以所谓“大陆游击”同人民解放军进行长期斗争的反动势力。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于剿匪斗争坚决贯彻军事打击、政治争取、发动群众三者紧密结合的方针和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结合民主改革、减租减息、镇反除霸、宣传抗美援朝等中心工作，对国民党军残余、特务、土匪及其它反动武装展开清剿斗争。
遵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示，人民解放军先后抽调了约150万人的兵力,分军事进剿、分兵驻剿、结合农村土地改革彻底清剿等三个剿匪阶段，采取了进剿股匪、清剿散匪，捕捉匪首，平息土匪和反动会道门暴乱，聚歼潜入的武装匪特等剿匪斗争形式，在全国范国内执行剿匪肃特等任务。
东北解放区的剿匪斗争，是在我党没有取得绝对政权的情况下，在一个特殊区域进行的。
东北的北满和西满地区，是历史上有名的土匪区。
日本投降后，东北民主联军、359旅等进入东北的初期，由于国民党利用合法接收机关到处加委伪满洲军及惯匪，因此东北土匪得到普遍发展。
我党进入东北后，就依照党中央、东北局1946年发出《关于剿匪与发动群众的指示》，依靠老部队和一部分新部队进行了剿匪斗争。
东北各地紧密结合反奸清洗、扩兵建军、土改支前等工作，卓有成效地开展剿匪工作，他们处决“滚地雷”匪首王成堂、“占海”匪队匪首张万选, 破获了多起叛匪妄图攻打县委的阴谋暴动案件，将东北境内的大股土匪歼灭。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军民携手擒凶顽。
从1946年到1948年，历时3年的东北地区剿匪斗争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加强了新生的县民主政权。
保卫了解放战争的胜利成果，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
华北解放区，国民党有组织、有计划地潜伏了所谓“地下军”、“敌后游击军”等大批匪特，解放之初在华北已发现的匪特达3万人，其中以绥远地区为最多，尤其骑匪危害极大。
大股土匪主要在绥远、察哈尔、平原等省一些解放较晚的地区活动；小股土匪活动在天津、北京、太原附近，平原省的新乡和安阳地区也较多。
他们袭击小部队及地方党、政机关，拦路抢劫，破坏交通运输及各种建设，危害社会治安。
面对这严峻的形势1949年5月华北军区召开了全区剿匪工作会议，要求广泛发动群众，全面开展了剿匪斗争。
华北解放军采取军事清剿与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方针，组织武装工作队与各级人民武装密切结合，采取运动作战方式，城乡统一行动，对河北、察哈尔、山西、平原等省的大小股匪展开进剿。
至1951年9月，土匪、特务基本被肃清，共歼匪特5.3万余人，缴获火炮10余门、各种枪8800余支。
西北解放区，匪患主要是国民党军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残部骨干分子，纠集散兵游勇、惯匪等，组织成一支势力强大的土匪武装。
甘肃境内有土匪67股，主要分布于临夏、河西走廊、陇东、平凉等地；青海境内有马步芳、马鸿逵残部近万人，活动于西宁西北、贵德东北等地；陕西境内有土匪40余股，主要分布在武功、安康和川陕边等地；宁夏之敌在该地解放前自行溃散，马绍武等股匪藏匿在贺兰山、同心、西吉、海原、固原等偏僻山区，给宁夏剿匪带来相当大的难度。
继马绍武之后对新生人民政权威胁最大的惯匪是张海禄。
他懂军事，会指挥，充分利用地形熟，匪源足的条件，欺骗群众，收买人心，与解放军进行周旋。
新疆有乌斯满、尧乐博斯等股匪，主要活动于伊宁、库尔勒和青新边等地区。
这些土匪到处袭击城镇，组织暴乱，破坏民族团结。
为根除匪患，1949年11月至1953年7月，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先后投入2个兵团、11个军、38个师另1个旅3个团的兵力进行在陕、甘、宁、青、新地区进行的剿匪作战。
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先后歼灭了陕西王凌云、甘肃马英贵、青海马成贤、宁夏马绍武、新疆乌斯满等股匪，歼灭土匪数千人，沉重打击匪徒的嚣张气焰。
此后，西北军区针对主力部队转入生产后，被击溃的土匪又重新拉起队伍，并利用宗教、民族问题煽动暴乱等新情况，西北军区发出剿匪指示，各剿匪部队实行分片包干，协同作战，要求彻底肃清西北地区残匪。
1953年上半年，西北军区调集126个连1.9万多人，围剿甘青川交界地区的马良、马元祥匪部，全歼马匪1600多人。
到1953年7月，西北地区大规模剿匪作战结束，股匪和残余散匪基本肃清。
在三年多的剿匪作战中，西北军区剿匪部队共歼灭土匪9.09万人，缴获各种炮80余门、各种枪3.5万余支。
华东解放区，据1949年7月统计全区陆上有土匪700余股、11.3万多人，沿海岛屿的海匪也有万余人。
匪情又有所发展尤以浙江、福建最为严重。
为消除匪患，1949年至1953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和第三野战军所属部队及地方武装在华东地区进行的剿匪作战。
1949年8月华东军区和第三野战军颁布剿匪作战命令，决定在进军福建和解放浙江沿海岛屿的同时，抽调主力部队结合地方武装，发动以浙、皖为重点的华东大陆地区秋季剿匪作战。
从8月下旬起，各剿匪部队采用集中优势兵力、迂回包围的战术，灵活运用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相结合的方针，一举歼灭了活动于闽北地区的“中华民族自救军闽北总指挥部”。
浙江的“国防部第三纵队”、苏南、皖北的“苏皖军区第三纵队”等重要股匪。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华东地区土匪活动再度沉渣泛起。
针对土匪活动的新动向，华东军区决定集中力量匪患严重的福建、浙江进行剿匪作战。
各剿匪部队灵活运用奔袭、合围、伏击、搜捕等战术，先富饶地区及交通线附近地区的土匪，然后再消灭边远地区的土匪。
11月，中央军委主席宣布驻闽部队推迟攻打金门，全力以赴进行剿匪命令后，福建境内的剿匪部队更是如虎添翼。
他们先后歼灭了“福建人民反共救国军第八纵队”、“闽浙赣边区民众自卫总队”等30多股土匪。
到1951年6月，华东地区进剿任务基本完成，共歼灭土匪11.45万多人。
从1951年6月起，经过一年多的斗争，终于肃清了陆上残匪，平息了匪患。
在清剿陆上土匪的同时，华东军区沿海边防部队、海军部队在地方武装和公安部门的配合下，还展开了清剿海匪的斗争。
1951年华东军区海军舰艇部队单独进行剿匪海战56次，歼灭海匪数百人，击沉、击伤、俘获艇船52艘。
与此同时，华东军区陆、海军部队先后进剿嵊泗列岛、崎岖群岛以及洞头、南田等岛屿，解放被海匪盘据的岛屿50多个。
至1953年底，华东地区剿匪作战取得全面胜利，共歼灭土匪24.6万余人，其中海匪7800人，缴获各种炮400余门、各种枪11.2万余支(挺)。
中南解放区，国民党正规军被逐出中南六省后，其残余武装分散退入山区，流窜为匪。
国民党当局有计划地留置大批潜藏特务，收编各地惯匪、地主流氓武装，纠合封建会道门势力，建立形形色色的“反共救国军”，散布在豫西、鄂西、鄂豫皖边、赣东北、赣南、湘西、湘南、粤北、粤西、珠江三角洲、桂东南、桂西等广大地区和边缘地带。
广西解放前夕，白祟禧所指挥的国民党残余部队10余万人退广西老巢，企图死守广西。
广西解放后，他们在蒋介石集团的策划和指挥下，以“反北佬”、“反征粮”为口号，逼民为匪。
据不完全统计，成股的匪特武装多达l00多万人。
这些反动武装同新建立的人民政府对抗，不断制造暴乱，破坏交通、纵火投毒，行凶抢劫，严重威胁政权的巩固和社会安宁，广大群众深受其害。
为清除匪患，安定民生，1949年4月至1953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所属野战部队和地方武装，先后调集野战部队46个师，地方武装7个师、3个旅、82个独立团，运用集中兵力，重点进剿，分片包干，限期完成的战略，在豫、鄂、赣、湘、桂、粤、桂六省区对国民党残余及国民党组织的匪特武装进行清剿作战。
湖南军区对湘西、常德太浮山区、邵阳龙山等几个重点区内的股匪展开进剿，广东军区对盘踞于北江、珠江三角洲、南路及沿海岛屿上的股匪实施围剿，广西军区对桂南地区的匪特进驻围剿，共歼敌1l万人。
7月，中南军区根据朝鲜战争爆发后的新形势，加强海边防力量，加快剿匪进程，在湘西与鄂、川、黔、桂相邻的边界地区联手围歼残匪；在广东着力扫除北江、粤西地区残存股匪，堵塞其内窜外逃通道。
至次年5月中南地区公开活动的股匪被消灭。
西南解放区，匪患最为活跃。
土匪们凭借险山恶水，野岭荒坡，拦劫军车，抢夺钱财，杀人越货，危害四方。
国民党反动统治者妄图把该地区作为反攻复国的游击根据地，因此不但大批参加国民党在溃败前夕开办的“游击干部训练班”的特务分子、封建恶霸、流氓和游勇散兵的反动特务分子聚集在这里，而且他们在这里所作的反革命部署也就较其他地区更为周密。
据材料统计，反革命武装川东区约有3万余人，川南区约有2万人，在川北、川西、西康、贵州的活动也异常频繁。
西南才刚刚解放，人民只过上几天安生的日子，现在又出现如此的混乱局面，这些都严重影响共产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威信。
剿匪已成为西南全面的中心任务，不剿灭土匪，一切无从着手。
针对四川等地剿匪斗争初期不利，党内部分同志对匪患发生的原因、政治性质及剿匪的长期性、艰巨性的情况，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区的主要领导及时对干部战士的思想进行了调整。
西南军区政委号召全体指战员将剿匪斗争作为“第二次淮海战役”来打。
云南是中国大陆解放最晚的省份之一，又是和平解放，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基本未予触动，土匪武装、地霸武装及土司武装、国民党特务、反革命分子、散兵游勇等拥有大量制式武器，因此匪情也特别严重。
1950年3月15日，为彻底歼灭聚集在边远地区的大股土匪和清除各地隐藏潜伏的特务匪首，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区共同下达了《关于组织一元化剿匪斗争的指示》，要求各军区、军分区至县、区、乡、保都应成立剿匪委员会，作为一元化剿匪领导的组织形式，并以此进一步发动与组织群众，开展地方工作。
组织一元化的剿匪斗争后，西南的剿匪斗争才由初期的被动状态逐步转入主动。
各地的剿匪委员会按照上级部暑，分集中围剿、分区驻剿、会剿清剿三个阶段，最大限度地发动和组织群众参加到剿匪斗争中；部队实行包干制，对一定的地区负责包剿，形成了党政军民轰轰烈烈的剿匪局面。
由于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形成众人合围土匪的局面，土匪就无处藏身。
涪陵、南川、巴县运用铁壁合围战术，基本达到了剿一块化一块的目的。
美国出兵朝鲜并占据我国领土台湾后，麇集各边界地区的股匪人数也骤然增加，匪徒趁机向外窜扰，进行抢劫破坏。
西南军区经中央军委批准，与湖北恩施军区、湖南湘西军区、广西宜山、百色军分区及陕西陕南军区部队取得联系，共同开展边界大会剿，会剿部队密切配合，互相支援，彻底歼灭了流窜在各边界地区的股匪。
西南地区的剿匪斗争历时两年半，至1952年秋，已歼匪116万名，10人以上的股匪已全部消灭。
经过1950年至1953年三年的剿匪斗争，人民解放军歼灭匪特武装240余万人，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平息了匪患。
